奧斯曼帝國六百年 · 第二十七章

從此之後，奧斯曼帝國在與歐洲的關係中主要憑藉的就不再是武力，而是外交手段了。曾幾何時，憑藉著宗教上的衝動和戰場上的勇氣，新月還可以夢想徹底擊垮十字架；而隨著最後一名聖戰士達馬德·阿里在彼得羅瓦拉丁被熟稔現代世俗戰爭技巧和科學的歐根親王擊敗，那樣令人驕傲的日子便一去不返了。從此以後，奧斯曼人意識到，他們在歐洲事務中實際上只能處於守勢，而且要依賴盟友的幫助。所以，在奧斯曼帝國政府中也就建立起了與歐洲國家類似的常設的外交系統。 在簽署《卡爾洛維茨和約》之前，作為一個從亞洲闖入基督教歐洲的伊斯蘭政權，奧斯曼土耳其人在外交領域上一直採取單邊政策，不知雙邊溝通為何物。他們全然不顧國家之間的任何行為準則，認為自己是「大地上唯一的國家」，自己就是法律。他們會接待其他國家派來的外交使節，但從來不會向對方派駐使節，因為他們十分輕蔑地視基督教國家為低人一等的存在。在土耳其人不斷侵蝕歐洲、吞併擴張的幾個世紀裡，他們的這種做法並無不妥之處。不過，在歐洲的一個個邦國逐漸演化成民族國家的關鍵時期，土耳其人的做法卻讓他們與歐洲的國家體系相隔絕。現在，隨著與歐洲國家的聯繫逐漸變得不可或缺，他們的傳統做法更是讓他們處於不利的孤立狀態之中。《卡爾洛維茨和約》與《帕薩羅維茨和約》都是基於國際法原則和歐洲的外交準則簽署的。這兩項和約，尤其是《帕薩羅維茨和約》，確認了奧斯曼帝國在與西方國家打交道時的角色轉變——它不再是一個擴張中的國家，而成了一個收縮中的國家。從那以後，奧斯曼帝國政府被迫在談判中居於弱勢，而不再扮演強勢的一方。在那之後的一段時期里，奧斯曼帝國繼續按照單邊原則從事外交活動，而且在境外依然沒有常駐的使節。實際上，就連在國內，也沒有處理外交事務的常設機制。 直接受害於這種做法的是外國派來的使節。為了完成使命，他們可謂煞費苦心。他們代表本國政府向奧斯曼帝國施壓，要求它採取一些政策——其中一些政策實際上也符合奧斯曼人的利益。但外國使節的生活卻充滿了挫敗感。他們與母國之間的溝通有著無時不在的時滯，通信還常有中斷的危險；不僅如此，這些同在佩拉的外國人區域居住的使節還發現，自己與奧斯曼帝國政府之間也難以溝通。他們只在極偶爾的情況下可以獲准到金角灣對面的伊斯坦堡老城區的權力中心活動，還經常受阻於奧斯曼帝國微不足道而死板的禮儀規定；在這裡，陰謀一個接著一個，大維齊爾不停地更迭，導致政府權力不斷更替；在談判過程中，拖延、偏差和逃避更是家常便飯。 最重要的是，外國使節還必須面對語言問題。外國使節都不懂土耳其語；而自從奧斯曼帝國的國家大權從叛教的前基督徒群體落入出身穆斯林家庭的群體手中之後，也很少有土耳其人懂得歐洲語言。這樣一來，外國使節就只能依靠譯員——這些人通常是希臘人，或是有拉丁血統的黎凡特人，他們既充當翻譯又充當情報人員。作為外國使節和奧斯曼帝國政府官員之間的中介，這些譯員可以有選擇地翻譯，或是曲解雙方的話語，從而按照自己的意願去影響雙方的溝通。他們還可以為了自己的利益故意把情報泄露給其他譯員或同謀者。 不過，1669年，譯員體系得到了優化改進。這一年，奧斯曼帝國政府設立了帝國政府譯員主管一職。出任這一職務的可以是希臘人，也可以是亞美尼亞人，但必須是基督徒。職務人選通常從「芬內爾人」，即伊斯坦堡城中希臘人聚居的商業社區的居民中選出。這一職位的職責實際上相當於外交大臣。他周圍的一些職位從此之後也都交給了基督徒，通常是信仰希臘東正教的基督徒。與對西方語言一無所知的土耳其穆斯林精英不同，經商的希臘人很熟悉西方的語言，而且樂於將他們的子弟送到諸如帕多瓦大學[1]這樣的西方學校里接受教育。他們經常會出任使節，或是在基督徒自治的行省里擔任總督。就這樣，在蘇丹的「奴隸之家」逐漸喪失作用之後，奧斯曼帝國得以通過這種方式繼續發揮其基督徒臣民的才能，而且這一次不需要將他們徵召入伍或強迫他們改宗。隨著與歐洲國家關係的發展，帝國政府譯員主管的工作變得越發艱巨。他需要與外國使節保持日常溝通，探討他們的要求，還要在外國使節朝見蘇丹或與大維齊爾商談時擔任翻譯；他和他的屬員們要把奧斯曼帝國政府寫給外國政府的信件從土耳其語翻譯成外語，還要仔細研讀外國的報紙或者其他類似的信息來源，以幫助奧斯曼帝國政府了解歐洲事務。 不過，不知是故意使然還是有其他因素，外國使節們依然在外交事務上屢屢碰壁。18世紀早期的法國大使德維倫紐夫侯爵（即上文提到過的路易·索弗爾·德維倫紐夫）對此深有感觸。他奉路易十五的命令而來，希望提高法國在奧斯曼帝國政府的地位，因為法國的影響力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裡嚴重下滑，讓英格蘭占了上風。在由弗朗索瓦一世開啟的法土傳統友誼的基礎上，他希望憑藉自己良好的人脈關係，為法國爭取到更為有利的外交政策——特別是考慮到弱勢的土耳其人和強勢的莫斯科之間的力量不均將會威脅到歐洲的力量均衡。 陪同維倫紐夫一同抵達金角灣的，是一支有意要展示法國海軍力量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護衛隊。然而，此時的博斯普魯斯海峽兩岸正沉浸在節日的歡樂氣氛之中。人們對政治事務興味索然，為他遞交國書的程序也一拖再拖。終於，他獲得了正式覲見蘇丹十分鐘的機會。幾天之後，大維齊爾歡迎了他，與他寒暄良久。儘管他本人並不吸菸，但還是被迫與大維齊爾一起吸了一根「長達20英尺（約6米）」的菸斗。最後，大使終於找到機會提起有關讓步條約的兩個事項，以及保護基督徒少數族群的問題。聽到他的問題之後，大維齊爾無動於衷地回問他，凡爾賽宮的花園是不是還像往常一樣美麗動人，得到了精心打理。接著，他又開始談起他在歐羅巴甘泉旁修建的花園，就這一話題說個沒完。幾天之後，帝國政府譯員主管跑到法國大使館來，代表他的主子要求他們從法國送一些花草和球莖來。煩躁不已的維倫紐夫又不耐煩地等待了8個月，才有機會再次面見大維齊爾。 對於採取守勢的奧斯曼帝國政府來說，他們此時更願意接待奧地利帝國的來賓，而不是法國大使。在貝爾格勒遭遇羞辱性的慘敗之後，土耳其人想方設法地用各種妥協退讓來安撫奧地利皇帝，以避免與他發生更多衝突。奧地利皇帝在《帕薩羅維茨和約》中獲得了貿易特權，並且批准成立了皇家奧斯坦德公司（Imperial Ostend Company）[2]來拓展貿易。這樣一來，奧地利皇帝就可能會成為黎凡特地區貿易的強有力競爭者。除此之外，當地一些天主教教派也對法國不滿，希望可以獲得皇帝的庇護。不過，1730年，隨著艾哈邁德三世遭到廢黜、他的大維齊爾遭處決，情況發生了突變。前任蘇丹消失不見，新的統治得以確立；而維倫紐夫也終於可以樂觀地向國內匯報說，奧斯曼帝國有可能會採取支持法國的政策。 在新任海軍總司令的幫助下，維倫紐夫幾個月後為法國商人爭取到了免除關稅的優惠待遇。接著，親法的新任大維齊爾托帕爾·奧斯曼（Topal Osman）又恢復了法國在宗教事務上的特權。在前任大維齊爾在任時，傳教士的行動自由大受約束，已經淪為駐紮在領事館的牧師；而現在，他們又可以自由地在所有基督徒生活的省份里活動了。奧斯曼帝國政府公開確認了一些聖地的地方神父享有的豁免權，並且不再插手他們的教會內的事務；奧斯曼帝國政府允許基督徒重建那些被穆斯林焚毀的教堂（他們焚毀教堂的理由是，教堂的鐘聲在夜裡會吵醒清真寺里的天使），還准許他們建設新的教堂。就這樣，「法國的皇帝」又開始被視作基督教信仰的全能保護者。 維倫紐夫大使開始像早年的法國大使一樣，視自己為奧斯曼帝國政府在外交事務上的顧問。他那位好鬥的大維齊爾朋友被他說服，公開宣稱奧斯曼帝國應當在合適的時候採取行動，一邊對抗奧地利皇帝，另一邊對抗女皇安娜（Tsarina Anna，她剛剛繼承了彼得大帝的帝位）[3]。 不過，在這位大維齊爾下台之後，他的繼承者們並不像他那麼親法。於是，這個「合適的時候」也一直沒有來臨。在此期間，1733年，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和俄羅斯女皇結成了聯盟，參與到波蘭王位繼承戰爭中，共同對抗法國支持的一位王位繼承人。奧地利和俄羅斯要求奧斯曼帝國保持中立，土耳其人欣然接受；法國要求奧斯曼帝國出手干預，從克里米亞出兵，經過烏克蘭進入波蘭，從南線對俄羅斯發動進攻。面對法國人的要求，土耳其人開出了一個沒有任何商量餘地的價碼：兩國結成攻守同盟，且這一盟約要由蘇丹和法國國王本人親自簽署。從弗朗索瓦一世的時代開始至今，主宰法土兩國關係的都是一個心照不宣的友好互惠協議，而土耳其人的這個要求則相當於讓這個基督教國家公開與異教徒結盟。在凡爾賽宮，路易十五背後的掌權人物弗勒里樞機主教（Cardinal Fleury）激烈而固執地反對這個提議，因為這個提議很容易引發爭端，並且有可能破壞法國與歐洲的其他基督教國家，特別是英格蘭和荷蘭的關係。在這一提議遭到斷然拒絕之後，奧斯曼帝國政府和凡爾賽宮之間又進行了長達18個月的冗長磋商。像過去在戰場上一樣，土耳其人此時在外交領域也變得十分堅忍不拔。 1734年，確信奧斯曼帝國將保持中立的俄羅斯人從烏克蘭調遣了一支大軍北上，前去攻取了他們的主要目標但澤（Danzig）[4]。憑藉他們在華沙扶植的「衛星」君主，俄羅斯人控制了波蘭的大片地區。這樣一來，他們就可以重新把注意力從波羅的海移回黑海，報彼得大帝在普魯特河被土耳其人擊敗的一箭之仇。 蘇丹的附庸——韃靼可汗的軍隊侵犯了俄羅斯的領土，為俄羅斯人提供了藉口。一支俄軍未經宣戰就直抵亞速，並且奪取了該城。與此同時，俄軍主力穿過彼列科普地峽入侵了克里米亞。在瓦解了韃靼人頑強的抵抗之後，俄軍奪取了敵人在克里米亞的防線和要塞。接著，他們一路在克里米亞半島大肆破壞、屠殺，深入彼得大帝和以前的俄軍從未抵達過的地區。不過，他們卻被這裡荒涼而缺水的草原打敗了。面對疲乏、飢餓和疾病，俄軍不得不在冬天到來前撤退。他們在戰爭初期的勝利就這樣被一場失敗抵消了，給了土耳其人一種虛假的安全感。 不過，奧斯曼帝國政府還是做了戰爭準備，動員了一支軍隊到多瑙河的河口去。實際上，土耳其人對俄羅斯人的抵抗將十分關鍵，不然俄羅斯人在奪取亞速之後，將會繼續侵入黑海地區，圍攻守衛河流入海口的另外三座要塞。俄羅斯女皇要求她的戰艦和商船可以在黑海自由通航。這樣一來，黑海就會被俄羅斯人控制，並且為他們打開通往伊斯坦堡乃至穿過海峽進入東地中海的道路。果真如此，俄羅斯人還將從西方國家手中奪取利潤頗豐的黎凡特貿易。此時，查理六世皇帝也想分一杯羹。為了跟俄羅斯一起出兵干預，奧地利與俄羅斯還達成了一項秘密協約。 不過，土耳其人依然固執地避免與敵人正面交鋒，他們更希望能由某一個基督教國家出面調停。英格蘭和荷蘭駐奧斯曼帝國的代表都想扮演調停人的角色。1736年，大維齊爾（又是一位新的大維齊爾，維倫紐夫此時還沒能和他說上話）準備率軍出征，前往靠近多瑙河河口的比薩拉比亞（Bessarabia）[5]的賓傑里駐紮。不過，他來到這裡並不是準備作戰的，而是打算前來議和。此時，經過波蘭王位繼承戰爭之後，皇帝的軍隊也師老兵疲，組織混亂，因此也沒有做好與土耳其人打一場新的戰爭的準備。於是，為了爭取時間，皇帝提出與俄羅斯一起向奧斯曼帝國政府議和。 1737年夏天，一場會談在波蘭占有的烏克蘭地區的涅米羅夫（Nemirov）召開。此時，奧地利和俄羅斯都已經做好了出兵準備，因此，甚至懶得在這裡掩飾它們對奧斯曼帝國的真正企圖。手裡握著劍來談判的俄羅斯人不僅要求獲得在黑海的自由通航權，還要求允許他們的艦隊通過博斯普魯斯海峽進入地中海；他們還要求把俄羅斯的邊界拓展到德涅斯特河河畔，讓奧斯曼帝國將庫班河（Kuban）和黑海以北屬於韃靼人的其他土地都割讓給俄羅斯；奧斯曼帝國還要承認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是獨立國家，且以俄羅斯為宗主國。奧地利人則要求奧斯曼帝國割讓整個波士尼亞和塞爾維亞。與此同時，俄奧兩國的軍隊已經進入了它們索取的領土，奧地利人在塞爾維亞奪回了尼什要塞。他們提出的要求實際上無異於下達給戰敗國的最後通牒。到了這個時候，土耳其人已經別無選擇。他們拒絕了對方提出的條款，結束了會談，拿起武器準備保衛奧斯曼帝國。 法國是奧斯曼帝國獲得解救的唯一希望。一開始，路易十五的政府對如何解決這一危機猶豫不決，這讓維倫紐夫焦急萬分。法國還希望奧斯曼帝國政府同意割讓亞速。如果俄國人能夠滿足於此，那麼法國認為做出這一讓步比捲入戰爭要好。但是，在意識到俄羅斯想要通過黑海染指地中海之後，凡爾賽宮終於醒悟過來，明白必須重新考慮自己的政策。面對奧斯曼帝國可能會被俄羅斯和奧地利肢解的前景，弗勒里樞機主教認識到，目前的當務之急是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保持奧斯曼帝國的完整。除了黎凡特地區對於法國的重要商業價值之外，奧斯曼帝國本身的存在（儘管它已經式微）對維護歐洲的力量均衡也至關重要。於是，凡爾賽宮籌劃了一個新的外交攻勢，試圖通過法國在維也納的代理人來拆散俄奧聯盟；法國人還在會談現場活動，鼓舞土耳其人的鬥志，並且讓他們相信，與其接受恥辱的和平條款，還不如拚死一戰。 大維齊爾意識到自己徹底被奧地利和俄羅斯欺騙了，他立刻回應了法國的示好，並且寫信給凡爾賽宮，正式要求法國國王出面調停。他的請求獲得了原則上的同意。與此同時，土耳其人也振作起精神，開始了一場兩線作戰的戰爭。一位新任的大維齊爾率軍向西進發，前往奧土邊境。這一行動的時機可謂恰到好處，因為就在一年之前，薩伏伊的歐根親王去世了，而在之前的戰爭中實力受損、士氣受挫的神聖羅馬帝國軍隊此時只能由一些不稱職的將領統率。不僅如此，奧地利人與他們遙遠的「盟友」俄羅斯人的關係也並不和睦，雙方並沒有任何協同作戰的計劃。在西線波士尼亞的群山中，奧地利人遭遇了當地好戰首領統率的封地軍隊的強烈抵抗——這些斯拉夫人曾經信奉基督教，但現在都已經成了穆斯林；在東線，奧斯曼軍隊奪回了尼什，從而打開了經由摩拉瓦河河谷前往貝爾格勒的道路。俄羅斯人的戰績要比他們的奧地利盟友好一些，他們奪取了位於布格河河口的奧恰科夫（Ochakov）和金伯恩（Kinburn）。但是，在草原炎熱天氣的炙烤下，他們未能如願抵達多瑙河流域。 奧斯曼軍隊的勝利要歸功于歸順的法國僱傭軍人博納瓦爾伯爵（Comte de Bonneval）。他曾經為奧地利皇帝效命，但現在為蘇丹服務。他為蘇丹組建了一支擲彈兵部隊，按照歐洲的線列戰術訓練；他還系統性地重組了奧斯曼帝國其他的武裝力量，改進他們的訓練方法，讓他們更加現代化。 土耳其人的勝利讓歐洲人深感震驚，凡爾賽宮因此也可以讓奧斯曼帝國在調停中居於比較有利的位置上。不過，重新燃起了征討異教徒熱忱的奧斯曼軍隊堅決要求趁著季節適宜再發動一次戰役。這一次，奧地利人甘於在貝爾格勒採取守勢，而土耳其人則奪取了貝爾格勒面前的兩座要塞——位於多瑙河河畔的塞曼德里亞和奧爾紹瓦。繼續在黑海腹地地區行動的俄羅斯人則在德涅斯特河上被擊退。由於疾病肆虐，補給困難，俄羅斯人不得不放棄剛到手的奧恰科夫和金伯恩。 維倫紐夫認為，調停的時機到了。為了樹立法國的威信，他在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大群隨從的陪伴下，帶著國書和一封法國國王路易十五寫給「摯愛而完美的朋友奧斯曼帝國皇帝」的信，頗有排場地前往大薩拉基里奧宮覲見蘇丹。蘇丹十分禮貌而莊嚴地接待了他。他十分欣喜地意識到，奧斯曼帝國政府正在前所未有地對法國公開示好。大批的禮物送進了法國大使館，蘇丹的樂隊則在大使館的前院不停地演奏著；不論大使到哪兒去，都有一支近衛軍儀仗隊如影隨形。 不久，維倫紐夫就離開了伊斯坦堡，帶著規模龐大的官方衛隊前往阿德里安堡去與大維齊爾會合。到阿德里安堡之後，他才知道大維齊爾已經率軍向尼什進發了。等到他抵達尼什，大維齊爾又已經在前往貝爾格勒的路上了。大維齊爾叮囑他留在尼什。與此同時，維倫紐夫聽說在貝爾格勒下游的格羅茨卡（Krotzka）發生了一場戰鬥。在那裡，試圖奪回奧爾紹瓦的奧地利人嚴重低估了對面奧斯曼軍隊的實力。他們在一處山谷的入口執行一次笨拙的戰術調動，結果被奧斯曼軍隊逮了個正著。奧地利人遭受了慘重的損失，被迫向貝爾格勒方向退卻。這場勝利讓土耳其人大為振奮，但也讓維倫紐夫感到十分擔憂。他很清楚，自從歐根親王奪取了貝爾格勒之後，那裡的要塞就已經被德意志工程師做了大量的現代化改造，其堅固程度已經在歐洲城市中名列前茅。他擔心土耳其人被成功沖昏了頭腦，在他試圖調停之前就貿然猛攻貝爾格勒。如果這樣做，他們有可能會遭遇一場慘敗。等到他終於被傳到大維齊爾的帳中時，土耳其人的確已經開始了對貝爾格勒的圍攻，沒有經過妥善的準備就開始炮擊城市。 幸運的是，奧地利人此時士氣低落，而維倫紐夫很快就利用了這一點。奧地利皇帝將一位密使從維也納派到貝爾格勒，授予他單獨與奧斯曼帝國媾和的權力，不需要理睬俄羅斯的態度。這位馮·奈伯格將軍（General von Neipperg）來到了奧斯曼人的大營談判。隨著談判的進行，人們發現他已經做好了以皇帝之名割讓領土的準備。但是，當談到貝爾格勒城本身的事宜時，他表示如果奧地利人要交出貝爾格勒，那麼城市的防禦工事必須首先拆毀。大維齊爾傲慢地拒絕了他提出的條件。他堅稱，如果不能在貝爾格勒城完好無損的情況下把城門鑰匙交到他手中，那就沒什麼好談的了。不過，雖說他覺得有必要讓好鬥的士兵們感到心滿意足，他真正想要的還是和平。 維倫紐夫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而且意識到奧地利人也想儘快達成協議。於是，他果斷利用了這一點，提出了一個雙方都可以接受的解決方案來挽救這次會談。他提出，奧地利人可以拆毀他們自己興建的防禦工事，但必須保留土耳其人以前建設的城牆。於是，雙方達成了協議，同意恢復和平。奧地利皇帝本來有一些猶豫，但考慮到法國正式出面調停，只好批准了這項協議。奧斯曼帝國則收回了在《帕薩羅維茨和約》中丟掉的在塞爾維亞、波士尼亞和瓦拉幾亞的一切利益。多瑙河、薩瓦河和山脈起伏的蒂米什瓦拉行省又一次成了兩個帝國之間的邊界。 對土耳其人的另一個敵人來說，奧地利人的單方面投降可謂來得太不是時候。因為就在此時，俄羅斯人剛剛對土耳其人取得了一場大勝。如果不是奧地利人議和，這場勝利原本有可能改寫整場戰爭的走向。在此之前，俄軍統帥蒙尼西元帥（Marshal Münnich）放棄了穿越黑海沿岸草原的機會，從一條新的路線侵入了奧斯曼帝國的版圖。他向北穿過波蘭領土，接著渡過德涅斯特河和普魯特河進入摩爾達維亞。在這裡，他攻克了重要的要塞霍京。他扶植了一個傀儡大公，讓他以反抗穆斯林壓迫之解放者的名義招募基督徒士兵。雅西城（Jassy）[6]開門投降，俄軍的前鋒部隊很快出現在了多瑙河的北岸。接著，蒙尼西元帥又率軍進入比薩拉比亞，把賓傑里變成了他向南方進軍的基地，準備直插奧斯曼帝國歐洲領土的心臟地帶，打通前往伊斯坦堡的道路。不過，由於奧地利人屈膝認輸，20多萬乘勝而來的土耳其士兵已經準備好移師多瑙河戰線來對付俄國人。蒙尼西元帥語帶挖苦地評論道：「土耳其人真應該好好謝謝穆罕默德、維倫紐夫和奈伯格！」 俄羅斯人別無選擇，只好在貝爾格勒與奧斯曼帝國簽署和約。這是法國調停的第二次勝利。土耳其人放棄了亞速，條件是其要塞必須被夷為平地，且其周邊土地必須變成兩個帝國之間的一塊中立的沙漠地帶。 奧斯曼帝國保留了在頓河更下游地區修建要塞的權力，從而可以切斷俄羅斯人順河入海的通道。不論是戰艦還是商船，俄羅斯船隻都不許進入黑海；在黑海沿岸，俄羅斯人只在布格河和第聶伯河之間保留了一小塊狹長的土地，且不准在黑海沿岸再保留任何造船廠。俄羅斯在克里米亞、摩爾達維亞和比薩拉比亞征服的土地都必須交還給土耳其人。不過，俄羅斯在烏克蘭地區的領土擴大了些許。根據《普魯特和約》，俄羅斯不得干預波蘭的內政。但是在法國人的建議下，奧斯曼帝國沒有堅持要求俄羅斯遵守這一條款。 《貝爾格勒和約》為這場短暫的戰爭畫上了句號。對於哈布斯堡王朝來說，這個和約是一個恥辱；對於俄羅斯人來說，這個和約讓他們十分懊喪；而對於土耳其人來說，這個和約讓他們鬆了一口氣。面對俄羅斯這個最可怕的新敵人，衰落中的奧斯曼帝國一心只想著保持守勢，維持和平，現在終於為自己贏得了一代人的喘息之機。而面對宿敵奧地利，土耳其人終於贏回了尊嚴，並且修復了自上次恥辱性的失敗後就一直千瘡百孔的安全體系。儘管土耳其人在戰場上的勝利主要要歸因於奧地利指揮層面的失誤，且奧斯曼帝國軍隊可能在新的軍事技能方面還顯欠缺，但奧斯曼帝國的軍人證明了他們依然擁有昔日的戰鬥精神。在兩線作戰的過程中，奧斯曼軍隊的指揮官們也施展出了精明的戰略。 不過，不論是戰場上的勝利還是和平的成果，最主要的因素都是外交層面的，特別要歸功於法國的高超技巧、智慧和遠見。在危急時刻，是法國人促使猶豫不決的土耳其人投入戰鬥；在勝利時刻，是法國人敦促土耳其人趕快議和；在談判的過程中，也是法國人讓俄奧雙方手足無措，相互算計。奧斯曼帝國嶄新的外交策略有效地發揮了作用。曾經夢想成為基督教歐洲主人的土耳其人，在這個時代已經無法完全掌控自己版圖上的所有臣民，因此也就更不能像以往那樣在外交領域獨斷專行了。要想在強敵面前生存下來，奧斯曼帝國就必須依賴自己在基督教歐洲的盟友。 因為調停有功，法國超過了其他歐洲國家，在奧斯曼帝國政府里取得了不可撼動的巨大影響力和尊貴地位。1740年，兩國簽訂了包括24項條款的正式友好通商條約。通過這個條約，法國獲得了比以往的讓步條約更優惠、有效期更持久的有利條款，徹底確立了法國在東地中海貿易中的優勢地位。與此同時，在法國的唆使下，奧斯曼帝國又與瑞典聯合，以增強自己應對俄羅斯威脅的能力。奧斯曼帝國先與瑞典簽署了一個類似的友好通商條約，接著又簽訂了一個莊嚴的攻守同盟條約（就像它之前試圖與法國簽訂的一樣）——這是奧斯曼帝國第一次與一個基督教國家簽訂此類條約。最後，奧斯曼帝國還詳細規定了法國對天主教徒的保護權，這相當於確認了法國在奧斯曼帝國很大一部分領土上的巨大影響力。在這個由西方國家和西方文明主宰的不斷變化的世界裡，奧斯曼土耳其人決定向18世紀鼎盛狀態下的法國尋求啟迪和幫助。 [1] 帕多瓦大學是義大利歷史第二悠久的大學。 [2] 這家公司的創辦者是奧屬尼德蘭治下的奧斯坦德市的商人和船主。奧屬尼德蘭指尼德蘭南部地區，包括今天的比利時西部和盧森堡的大部分地區，於1714—1797年期間屬於哈布斯堡王朝君主。 [3] 彼得大帝於1725年駕崩。在安娜於1730年繼位之前，還有過兩位沙皇短暫地統治過俄羅斯，分別是彼得一世的妻子葉卡捷琳娜一世和孫子彼得二世。彼得二世死後，由於羅曼諾夫家族男嗣斷絕，於是由彼得一世的侄女安娜繼位。 [4] 今稱格但斯克，屬於波蘭。 [5] 指德涅斯特河、普魯特河—多瑙河和黑海形成的三角地帶。 [6] 位於今羅馬尼亞東北部，曾經是摩爾達維亞公國的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