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曼帝國六百年 · 第二十六章

現在，愛好和平的艾哈邁德三世終於可以在他統治的最後12年中享受和平了。在這一時期，奧斯曼帝國開始出現了西化和改革的苗頭。艾哈邁德三世是其父最寵愛的妃子所出，生在戰場之上，而非大薩拉基里奧宮中。因此，他沒有受過「牢籠」監禁之苦。儘管他也喜好女色，但他從年輕時起就相對遠離權力和後宮的陰謀。他是一名十分寬容的統治者，溫文爾雅，深諳世故，傾心文化，對東方和西方的文化都十分了解。他熱衷音樂、文學和藝術，在身邊聚集了一批各具特色的宮廷詩人，還在他的大薩拉基里奧宮內開設了一座新的圖書館，裡面填滿了珍貴的手稿。 艾哈邁德個人的天賦主要集中在美學方面，設計、創造了數不清的建築。他不喜歡城市，醉心於鳥語花香、樹影水波的自然之美。於是，他擺脫了大薩拉基里奧宮的束縛，為他的廷臣和帕夏們開創了一種新的消夏方式——在附近形色各異的海岸線上修建富麗堂皇的別苑，供避暑之用。其中的一座別苑位於金角灣深處的歐羅巴甘泉（Sweet Waters of Europe）旁。他在那裡引了兩條小溪，溪水匯進大理石鑲面的運河、人工湖、瀑布和噴泉，為大片花園提供了水源。 在這座別苑中心，他為自己興建了一座薩德阿巴德（Sa』adabad）夏宮，其式樣仿照17世紀法國的馬爾利宮（Château of Marly），由他的大使從巴黎為他帶回了圖紙。在夏宮的周圍，又興建了數以百計的宮殿和亭台樓閣。它們不像以前的建築那樣由石料和精雕細刻的大理石製成，而是使用了更經濟的木材和澆築石膏。這樣一來，這些建築就可以仿效法國的裝潢時尚，創造出新奇的風格，而這種風格後來又在巴黎風靡一時，人稱「土耳其風」（turquerie）。不久，類似的「享樂之城」也裝點了亞細亞甘泉（Sweet Waters of Asia）和博斯普魯斯海峽亞洲一側的部分海岸。在法國大使路易·索弗爾·德維倫紐夫（Louis Sauveur de Villeneuve）看來，這些由歐亞兩洲形形色色的建築師建造的傑作，展現了多種多樣的建築風格，有的如同凡爾賽宮，有的仿佛伊斯法罕（Isfahan）[1]。它們如同一座座臨時舞台，持續不斷地上演著鋪張奢靡、優美如畫的劇目。一直追求消遣和變化的奧斯曼宮廷，仿佛永遠在張羅著新的遠行： 有時，奧斯曼宮廷在裝飾有絲綢帳篷的窄舟上，仿佛漂浮於博斯普魯斯海峽或金角灣的波濤間；有時，奧斯曼宮廷組成長長的馬隊，縱馬馳騁到特別的消遣場所……俊美的馬匹和奢華的馬具讓整個隊列產生了一種特殊的吸引力；一匹匹駿馬套著或金質或銀質的挽具奔馳向前，額頭上插著羽毛，身上還裝飾著璀璨的寶石。 艾哈邁德三世蘇丹的女婿達馬德·易卜拉欣帕夏負責舉辦精彩絕倫的慶典和演出，為蘇丹華麗的宮廷生活提供娛樂活動。與艾哈邁德蘇丹一樣，達馬德·易卜拉欣帕夏也十分崇尚藝術。他在這位蘇丹統治的最後12年中一直擔任大維齊爾；而在之前的15年里，這位蘇丹一共有過多達13位大維齊爾。易卜拉欣本人也很喜歡奢侈品和表演。為了讓精彩的表演能夠一直持續到深夜，他請來專家，為伊斯坦堡發明出新的節慶照明手段。新上任的法國大使在夜裡從佩拉的高處向對岸望去，看到對面城市裡的房屋、花園乃至水體都閃耀著火光。「城中清真寺的圓頂周圍環繞著數不清的光的皇冠；不知他們用了什麼看不見的裝置，在一座座宣禮塔之間，用火焰寫就的《古蘭經》箴言出現在半空之中。」在特殊的場合，伊斯坦堡會接連三天三夜燈火通明。有一次，為了慶祝蘇丹三個女兒和兩個侄女的婚禮以及蘇丹四個兒子的割禮，大維齊爾命令整個帝國舉行慶典活動。他從各個行省請來了多達2 000名樂師，滑稽戲演員、摔跤手、變戲法者和雜技演員共1 500名，以及數量相當的廚子。蘇丹命令皇家廚房的巡查員負責慶典籌備工作，讓他為皇子們準備四棵巨大的象徵著豐產的棕櫚樹，為其他人則準備略小一點的棕櫚樹；廚師們準備了夢幻般的糖果糕點，包括一座完全用糖做成的大約5碼（約4.6米）長、4碼（約3.7米）寬的花園，象徵婚姻的甜蜜。 到了冬天，大薩拉基里奧宮裡會舉辦「哈爾瓦招待會」（helva fetes）。在這樣的聚會上，人們會探討哲學，朗誦詩歌，跳舞，欣賞中國皮影戲，或一起祈禱，同時分享甜食或哈爾瓦酥糖。到冬天結束時，又會舉辦春季慶典供蘇丹消遣，這一慶典後來演變成了鬱金香節。艾哈邁德十分喜歡花——玫瑰、康乃馨（據說他鬍子的形狀就是模仿康乃馨）、丁香和茉莉。但他最喜愛的莫過於鬱金香。鬱金香在土耳其語裡叫作「lale」，聽起來很像「安拉」，因此獲得了神聖的地位。後世將艾哈邁德三世統治的時期稱作「Lale Devri」，意為「鬱金香時期」。 鬱金香本是亞洲草原上的一種野花，裝點著土耳其人幾個世紀來向西遷徙的道路。第一個把鬱金香介紹到西方的，是在16世紀擔任奧地利皇帝大使的巴斯拜克。作為一名熱心的植物學家，他在返鄉途中將鬱金香球莖帶回了佛蘭德斯。鬱金香的歐洲名字來自土耳其人給它取的暱稱「tulbend」，即波斯語的「頭巾」。不久之後，歐洲商人就開始進口鬱金香。在荷蘭，鬱金香得到大規模種植，並且出現了超過1 200個品種。因此，到了17世紀，在奧斯曼帝國精英階層之中出現了鬱金香熱潮，有人靠珍稀的鬱金香球莖發財，也有人因此而破產。鬱金香開始被人們稱作「歐洲的黃金」。 率先將鬱金香重新引入土耳其的，是艾哈邁德的父親穆罕默德四世。他在大薩拉基里奧宮的花園裡興建了一個鬱金香花圃，裡面種植了多個品種的鬱金香。而第一個大規模進口鬱金香的則是艾哈邁德本人，他不僅從荷蘭進口鬱金香，還從波斯進口。他花園裡的鬱金香被打理得井井有條，每個花壇里只種植一種鬱金香。 艾哈邁德三世在大薩拉基里奧宮裡舉行的春季慶典——鬱金香慶典——一度在重要性上超過了傳統的伊斯蘭宗教節慶。鬱金香慶典總是在4月舉行，持續兩個晚上，最好是在滿月的夜晚。蘇丹會把花園裡種植鬱金香的那部分花圃遮蓋起來，像一座溫室一樣。一排排的架子上擺放著數不清的花瓶，按照瓶中花的顏色和形狀細心地安排了每瓶花的位置，使它們看起來十分協調。四周裝點著用彩色玻璃製成的小燈和裝滿了各色液體的玻璃燈罩，小燈發出的光彩閃爍迷人。在樹枝上有類似暖房的鳥籠，裡面住著金絲雀和珍稀的鳴禽。蘇丹坐在皇家大帳中央的寶座上，接受人們的朝賀。第二天晚上，他會單獨為後宮裡的女眷們提供娛樂活動，讓他的奴隸們演奏音樂，朗誦詩歌，唱歌跳舞。背上馱著蠟燭的烏龜在花園裡漫步，為鬱金香照明。有時，他們會進行尋寶活動——就像歐洲人尋找復活節彩蛋一樣。他們把五顏六色的糖果和小飾品藏在花叢中，然後讓蘇丹的姬妾們四處尋找，「小心翼翼地在鬱金香花朵間穿行」。易卜拉欣帕夏最喜歡一種名叫「藍珍珠」的鬱金香，能成功培植這種鬱金香的人會得到他的重賞。他會用白色的面紗把藍珍珠罩起來，以免花朵在炎熱的時節被太陽曬傷。 鬱金香的圖案還成了地磚和奧斯曼人其他裝飾藝術的最重要主題。每到人們瘋狂推崇鬱金香的春天，奧斯曼詩人們還會把它當作詩作的主題，因為他們正在設法擺脫波斯文化的影響，找到屬於他們自己的靈感的源泉。艾哈邁德三世時期最著名的詩人當屬「密友」納迪姆（Nedim）。在一片愉悅、奢華、盡情享受的氛圍中，快樂的詩人納迪姆抱著這樣一種無憂無慮的哲學觀點：「讓我們盡情歡笑遊玩，享受人間的愉悅。」 一直到20世紀的土耳其共和國時期，鬱金香依然是土耳其詩歌中的重要意象之一。土耳其現代詩人葉海亞·凱末爾（Yahya Kemal）曾寫道：「勝利是令人驚愕的美人，她有著玫瑰的臉龐和鬱金香的香吻。」 鬱金香的流行並非一個轉瞬即逝的風潮。從本質上說，它標誌著奧斯曼帝國一個嶄新時代的開端。它是一個新的世俗時代和啟蒙時代的黎明，展現了理性探究和自由改革的精神。西方在新時代的科學進步、經濟富足和軍事強盛讓奧斯曼人深受啟迪，為他們提供了制衡東方伊斯蘭世界傳統的宗教觀念的世俗化力量。儘管這種觀念可能還僅僅存在於奧斯曼帝國精英階層的一小部分人中，但他們的確越來越將西方文明中的社會和文化變革視作大勢所趨。鬱金香成了一種象徵，它象徵著在西方文明影響下方興未艾的土耳其文藝復興。 1720年，奧斯曼帝國政府派了一位名叫切萊比·穆罕默德的特使到路易十五的宮廷中去。他的官方任務是尋求與法國結盟，但是未能成功。不過，大維齊爾還要求他「訪問要塞、工廠和法蘭西文明的各種產物，回來告訴我哪些是可以為我們所用的」。於是，他寫成了一部法國之行的筆記，這部筆記成了奧斯曼帝國未來變革的指南。 帶著兒子賽義德（Said）一同出訪的穆罕默德是最早學習法語的土耳其人之一。在記述巴黎的見聞時，他仿佛一個發現了新世界的人，處處感到新奇——技術和醫學、動物園和植物園、歌劇和戲劇，特別是錯綜複雜的社交習慣。他看到一些女性「享有比男性更崇高的地位，可以依照自己的意願想去哪兒就去哪兒」，對此表示十分驚訝和讚賞。他對巴黎天文台和15世紀撒馬爾罕的貴族天文學家烏魯奇·貝伊（Uluj Bey）製作的星座表特別感興趣。他還遇到了聖西蒙（Saint-Simon）[2]。聖西蒙記述了穆罕默德的雄偉風度、不凡品位和對女性的強烈吸引力，而且特別讚賞他要在伊斯坦堡創辦印刷廠的想法。 這項創新的主要推動者是穆罕默德的兒子賽義德，他在法國期間對印刷術及其文化價值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雖然印刷技術長期遭到反動力量的反對，但它對奧斯曼帝國的未來而言意義非凡。1727年，賽義德創辦了伊斯蘭世界的第一座印刷廠。賽義德的合作夥伴名叫易卜拉欣·穆特菲利卡（Ibrahim Müteferrika），是一位歸順的匈牙利貴族。夾在東西方兩種文化之間的穆特菲利卡認為，印刷廠可以將西方值得學習的嶄新理念和方法傳授給奧斯曼土耳其人。 他向易卜拉欣帕夏呈上一份備忘錄，送給蘇丹過目。這份備忘錄後來得到了印刷出版。在這份備忘錄里，他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曾經遠比伊斯蘭國家弱小的基督教國家在當代卻支配了那麼多的土地，甚至還擊敗了曾經戰無不勝的奧斯曼大軍？」他給出了他的答案，呼籲穆斯林們從漫不經心的沉睡中醒來。「他們必須要了解對手，必須要深謀遠慮，熟悉歐洲人新的行事方法、組織架構、戰略戰術和軍事事務。」他呼籲穆斯林學習地理知識，以拓寬他們的軍事和政治視野；研究航海圖，以了解基督徒藉以發現新世界、征服穆斯林土地的航海知識。穆斯林尤其應當學習他們的鄰居俄羅斯人，因為他們的沙皇「從異邦請來了精通各種科學知識的專家，在他們的建議、推薦和幫助下改造了他的軍隊」。 他總結說，土耳其人向來以嚴格遵守法律和秩序著稱，在這方面遠超其他民族。如果他們能夠學習新的軍事科學和技術，「這個國家將無人能擋」。他向謝赫伊斯蘭申請印刷書籍的許可，獲得了准許。謝赫伊斯蘭禁止他印刷《古蘭經》和其他神聖的典籍，但是允許他印刷世俗書籍，比如字典和科學書籍。 然而，艾哈邁德三世蘇丹的和平統治此時步入了尾聲。像往常一樣，在經過較長的相對和平的時期之後，近衛軍又一次由於無所事事而變得躁動不安。他們厭惡宮中奢靡而輕浮的「法蘭克作風」，對政府忽視他們的利益感到十分憤恨。1730年秋天，有消息傳來，說波斯有了一位充滿侵略性的新統治者納第爾可汗（Nadir Khan）掌權，他穿過波斯的邊境入侵了奧斯曼帝國。藉此契機，一名出身阿爾巴尼亞的近衛軍士兵掀起了一場兵變，並且得到了許多平民的支持，結果兵變演變成了叛亂。叛亂的矛頭指向了大維齊爾易卜拉欣，但易卜拉欣起初低估了這場叛亂的威力。而在叛亂爆發的那一天，海軍總司令還在博斯普魯斯海峽亞洲一側海岸的私人花園裡恬靜地移栽著鬱金香。 蘇丹失去了勇氣，答應了近衛軍的要求。他把大維齊爾、海軍總司令和另一名高級官員交了出去，任由他們被勒死。接著，他同意退位，以保全自己和孩子的性命。儘管他本人沒有住過「牢籠」，但把他的侄子囚禁在「牢籠」中。現在，他把自己的侄子從「牢籠」中接出來，並向他——馬哈茂德一世（Mahmud I）稱臣。馬哈茂德一世登基成為蘇丹，而艾哈邁德三世則住進了「牢籠」，在那裡度過了生命的最後幾年。 無論如何，艾哈邁德三世的統治還是開啟了奧斯曼帝國改革的新浪潮，這一浪潮將在日後越發澎湃。易卜拉欣·穆特菲利卡關於軍事改革的備忘錄被印刷了出來，呈給了新任蘇丹馬哈茂德一世。事後證明，這位「牢籠」里的囚徒不是一個有作為的統治者。但是，在馬哈茂德一世統治期間，易卜拉欣·穆特菲利卡和他的印刷廠卻得以公開傳播新的思想和歐洲的科學新發現。在一個由25名翻譯組成的委員會的幫助下，他出版了一系列書籍，向他的新同胞們揭示了各種學科的奧秘：他本人最擅長的地理學和製圖學；物理學和天文學，包括一本首次介紹望遠鏡和顯微鏡的亞里士多德著作的譯本，還有探討磁力和羅盤以及伽利略的理論的書籍；各個分支的數學，有些書探討了笛卡爾的思想；最後還有醫學。在易卜拉欣·穆特菲利卡於1745年去世後，他的印刷廠也停止了運轉，一些譯著還停留在手稿階段。由於大環境使然，印刷出版事業直到1783年才在奧斯曼帝國恢復。鬱金香時期的種種進步曾經帶來些許「土耳其文藝復興」的意味，卻隨著印刷事業的中斷而中止了。 [1] 波斯歷史上的重要城市，在17世紀時是波斯薩非王朝的首都。 [2] 此處指第二代聖西蒙公爵（1675—1755），法國外交家和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