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曼帝國六百年 · 第二十一章

自從奧斯曼帝國最後一位偉大的蘇丹蘇萊曼去世，時間已經過去了將近一個世紀。在本土，這是動盪不安的一個世紀；在歐洲，奧斯曼帝國也停下了征服的腳步，但帝國同時也並沒受到敵人反攻的威脅。先是反宗教改革運動，接著又是三十年戰爭，歐洲在宗教和政治層面都處於分裂狀態。忙於內部鬥爭的歐洲還試圖向土耳其人尋求海上或陸上的軍事援助，但土耳其人既沒有意願也沒有能力去提供這種援助。對奧斯曼帝國而言，這是一個調整與基督教國家關係的時期。1606年，出現了標誌著這一趨勢的第一個信號：奧斯曼帝國和哈布斯堡王朝在匈牙利邊境上的中立地帶簽署了《吉托瓦托洛克和約》（Treaty of Zsitvatörök）。 以往，作為覬覦世界霸權的「超級大國」的君主，蘇丹在簽署（如果不說是「強加」給對方的話）此類和約時，往往都會限定一個有效期。而且，在表面上，蘇丹從來都不會主動提出議和，總要擺出勉強恩准敵人的苦苦哀求的姿態，讓敵方派出使團到伊斯坦堡來協商和約。在以往與基督教皇帝的和約中，總會出現這樣的字樣：「蒙常勝之蘇丹恩准，與常敗之異教維也納國王和議。」以前，蘇丹總是帶有挑釁意味地將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貶低為「西班牙國王（要麼就是維也納國王）」；但這一次蘇丹屈尊遵從了歐洲通常的外交規則，平等地稱呼對方為「皇帝」。奧地利不再是奧斯曼帝國的附庸，以往支付給蘇丹的歲貢也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筆一次性的貢金，後來又改為每三年一次通過雙方大使交換自選品類的禮物，禮物的價值也由雙方提前約定。 與以往持續時間短暫的停戰協議不同，這一和約的有效期限經雙方協商定為20年，而實際上則一直延續了50年。從領土方面來看，土耳其人在這一和約中吃了一點點虧，但他們保住了邊境地區的諸座城堡——埃爾勞、格蘭和考尼紹（Kanischa）。奧斯曼帝國治下的匈牙利領土也得以保留，並且組建了兩個新的行省；但土耳其人並沒有能夠得到以往向奧斯曼帝國納貢的那部分匈牙利領土。此外，統治特蘭西瓦尼亞的大公也參與了這次和談，他的領地獲得了高度的自治權。這一和約開啟了東方與西方之間嶄新的外交關係，這讓奧斯曼帝國軍隊備感屈辱。這份和約讓土耳其人屈服於國際法規定的一般原則和禮節，同時相當於承認了奧斯曼帝國的征服能力是有限度的，而且又公開認可了哈布斯堡王朝的權勢。 在此之前，奧斯曼帝國與基督教歐洲總是處於戰爭的邊緣。奧斯曼帝國一直維持著孤立的外交政策，只有哈布斯堡王朝的死敵法國是一個長期的例外。但現在，隨著一段相對和平的時期的到來，奧斯曼帝國打破了它的孤立狀態，開始變得樂於接受西方國家的示好，以便從中獲得貿易和其他方面的好處。這也給傳統的「米利特」體系帶來了變化。原本蘇丹的子民們隸屬於基於種族或宗教信仰形成的社群，這些社群對國家承擔一定的義務，以此換取半自治的地位。而現在，外國臣民，尤其是商人，也可以組成「米利特」。根據協議或讓步條約中的規定，在本國大使或公使的管轄之下，外國人可以享有治外法權。湯因比教授這樣寫道：「奧斯曼人看待西方人的貿易殖民地的方式，就如同他們在草原上生活的遊牧民祖先看待綠洲里生活的異族人的方式一樣——他們從對方那裡購買自己需要卻無法生產的必需品或奢侈品。」在17世紀及以後的時間裡，這些西方人的貿易殖民地將極大地改變奧斯曼帝國從事外交活動的方式和特徵。 從1535年開始，與蘇萊曼簽署了條約的法國人就一直享受著讓步條約帶來的好處。與那些蘇丹可以隨意廢止的單邊協議不同，法國人與奧斯曼帝國簽署的是雙邊協議，對雙方均有約束效力。因此，法國人在接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裡都對奧斯曼帝國政府有著他國無可匹敵的外交影響力。 在穆拉德三世在位時的1579年，法國國王亨利三世認為應當加強兩國間的關係，於是派了一位比以往派出的特使地位更高的大使來到了伊斯坦堡。這位熱爾米尼男爵（Baron de Germigny）贏得了迪萬的信任，確保了土法聯盟的延續。土法聯盟確認了商貿方面的讓步條約，讓法國大使在外國使節中獲得優先的地位，還確認了法國對耶路撒冷和西奈等聖地以及奧斯曼帝國境內基督徒的保護權。受法國保護的基督徒不包括威尼斯人，但明確說明了包括「熱那亞人、英格蘭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加泰羅尼亞人、西西里人和拉古薩人，以及從古至今曾生活在法國的名號和旗幟下的人」。 不過，熱爾米尼男爵也清楚地意識到，「從偉大的閣下和他的帕夏們處理問題的方式可以看出，他們想要無差別地接受所有可能的友誼和盟友關係」。外國使節在政治層面之外還有其他的意義。在這個腐敗成風的時代，不論是維齊爾、皇宮和軍隊里的官員，還是蘇丹在後宮和其他地方的寵妃寵臣，都把前來示好的外國使節視作重要的收入來源。在續簽了對法國的讓步條約後不到兩年，蘇丹就定下了這樣的原則：「奧斯曼帝國政府的大門向所有前來尋求庇護的人敞開。」 蘇丹之所以定下這條原則，是因為英格蘭女王伊麗莎白希望她的子民可以獲得在帝國境內航行和通商的自由，且英格蘭的船隻可以掛著本國旗幟出航，而不用像以前那樣必須掛著法國國旗。英格蘭商人在地中海發展貿易的進展十分遲緩。在16世紀早期，憑藉威尼斯人的幫助，英格蘭商人進入了地中海東部海域。但是，土耳其人海上力量的崛起和奧斯曼私掠艦隊的猖獗行徑讓英格蘭商人失去了在這一地區進行商業冒險的興趣，英格蘭與黎凡特地區之間的貿易活動也逐漸停歇。另一方面，隨著葡萄牙人開闢出好望角商路，英格蘭商人轉而開始與尼德蘭合作。尼德蘭的安特衛普（Antwerp）港逐漸取代了威尼斯，成了東方商品的貨倉。但是，這條路線在16世紀後半葉因尼德蘭叛亂而切斷了。與此同時，伊麗莎白女王的頭號死敵——西班牙的腓力二世又征服了葡萄牙，葡萄牙人寶貴的東方航線很可能就要落入西班牙人的手中。 除此之外，從政治層面上看，隨著英格蘭對西班牙的敵意日漸加深，與土耳其人聯手抑制西班牙在地中海上的霸權就越發成為一個顯而易見的選擇。與從前的法國國王弗朗索瓦一世不同，伊麗莎白女王並不是一位心甘情願與異教徒結盟的君主。但是，即將與異教徒結盟的伊麗莎白女王卻將穆拉德三世蘇丹說成是「在妄稱基督之名的偶像崇拜者，尤其是他們的頭子西班牙國王面前，捍衛正信的、不可征服而強悍有力的守護者」。因此，伊麗莎白女王之所以同意把大使派到伊斯坦堡與土耳其人談判，不僅出於貿易因素，也出於政治考量。 邁出第一步的是倫敦的兩位貿易大亨——愛德華·奧斯本爵士（Sir Edward Osborne）和他的同僚理察·斯泰普（Richard Staper）。這兩位見多識廣的商人意識到了恢復與黎凡特地區的貿易將帶來怎樣的收益。1575年，他們派了兩位中間人到伊斯坦堡去，其中一人在伊斯坦堡待了18個月，從蘇丹那裡為奧斯本的代理人威廉·哈本（William Harborne）取得了在蘇丹的國境內自由通行的許可證。於是，1578年夏天，日後將成為英格蘭駐奧斯曼帝國第一位大使的哈本啟程前往伊斯坦堡。他先通過海路到達漢堡，再經過波蘭從陸路抵達伊斯坦堡。 事實證明，哈本頗有一些外交技巧和手腕。儘管受到了法國人的阻撓，哈本還是很快從奧斯曼帝國政府那裡取得了承諾，允許英格蘭商人在帝國境內自由經商。這一承諾經由穆拉德三世和伊麗莎白女王的幾次通信獲得了確認，並在1580年正式寫入兩國之間的協議。通過這份協議，英格蘭獲得了法國人在讓步條約中取得的同等權益。穆拉德三世在一開始寫給英格蘭君主的信中，用諂媚的口吻稱呼她為「最著名的伊麗莎白、最聖潔的女王、耶穌最偉大的崇拜者的宗主……永享喜悅和光榮的偉大的英格蘭女主人和傳人」。他告訴她，自己已經頒布諭旨，確保「自英格蘭經海路而來……合法進入帝國疆域者，必可平安歸國，不受任何人騷擾侵害」。英格蘭人可以與「我們的常客和盟友法國人、威尼斯人、波蘭人、德意志國王及其他鄰邦人民一樣」，享受同等的自由，「並可與其他基督徒一樣，不受阻撓地從事各類商品貿易」。 在最終協議中還特別規定，如果有英格蘭人被捕入獄，應當立即釋放；除「法定過路費和關稅之外」，英格蘭人也不需要交納任何人頭稅；英格蘭人可以委任領事，由領事裁決其本國人的內部糾紛；只要按購買價贖人，被擄為奴隸的英格蘭人就可以獲得自由；遭遇風暴或海難時，奧斯曼帝國的水手有責任搭救英格蘭船隻；英格蘭船員購買食品補給時不得受到妨礙。如果奧斯曼帝國的政府機關能夠認可並嚴格執行這些具體的要求，那麼這些可謂是慷慨的優惠。但這一點還有待日後觀察。哈本回到英格蘭，向女王的大臣和雇用他的商人匯報了進展。 與英格蘭人達成的協議立即惹惱了法國人，因為這違背了奧斯曼帝國與法國達成的准壟斷性的協議——所有獲准在奧斯曼帝國水域經商的船隻，包括英格蘭的船隻，都必須懸掛法國國旗。在哈本啟程回國之後，法國大使熱爾米尼男爵費盡心機地遊說蘇丹穆拉德三世和他的大臣們，希望可以廢除奧斯曼帝國許諾給哈本的讓步條款，但他努力的結果只是暫時延緩了協議的生效。由於與波斯的戰爭造成了武器和軍需品的短缺，此時的土耳其人急需從西方獲得這些物資。但對於這種需求，熱爾米尼男爵卻給出了否定的回應，因為內戰[1]讓法國也陷入了類似的物資短缺之中。而英格蘭相反卻可以向土耳其人供應鐵、鋼、錫、黃銅等生產武器的原材料。其中有些原材料甚至來自毀壞的天主教偶像，而這也很討反對偶像崇拜的穆斯林的歡心。除此之外，蘇丹還將伊麗莎白女王視作共同對抗西班牙的潛在盟友。 回到英格蘭之後，哈本的事業得到了伊麗莎白女王手下的重臣伯利勳爵（Lord Burghley）和他的外交事務代表弗朗西斯·沃爾辛厄姆爵士（Sir Francis Walsingham）的大力支持。弗朗西斯·沃爾辛厄姆爵士預見到法國和威尼斯可能會通過外交乃至軍事手段加以阻撓，但他認為與土耳其人的貿易將推動英格蘭商船隊的發展，並造福于海軍。最終，在哈本取得的成果之上，奧斯本一干人等獲得了英格蘭官方的認可，特許他們向土耳其人申請成立一家公司，並給予這家公司壟斷英格蘭在奧斯曼帝國境內所有貿易活動的權利。儘管法國人動用了種種陰謀詭計，奧斯曼帝國政府還是在1581年9月批准了這一申請，有效期七年，並且可以續約。就這樣，「土耳其商人公司」——黎凡特公司成立了。 先前，土耳其人對正式批准與哈本草簽的協議一事有所猶豫，部分原因在於哈本本人沒有正式官職。現在，經過女王和黎凡特公司之間的協商，這一問題得到了解決。伊麗莎白女王本人已經支付了哈本第一次前往伊斯坦堡的費用，現在則願意任命他作為自己在蘇丹那裡的大使。不過，此時的英格蘭政府沒有足夠的財力在奧斯曼帝國政府長期派駐外交使團——包括負責管理當地的英格蘭商人社群的大使館和若干位領事，以及一位享有足夠大權力和威望的大使，能夠確保奧斯曼帝國政府當局切實保護英格蘭商人和他們的貨物。因此，有人主張使團的開銷應當由黎凡特公司承擔，這項主張最終獲得了通過。就這樣，1582年11月，威廉·哈本被任命為英格蘭駐蘇丹宮廷的首位大使。他身兼兩重職務：一方面作為王家代表，要承擔外交職責；另一方面作為商業代表，要為資助他的黎凡特公司負責。 於是，哈本又回到了伊斯坦堡。這次他走的是海路，搭乘的是「一艘名叫『倫敦的蘇珊』的高大船隻」，船隻抵達後由槳帆船領入海港。當大使登陸時，岸上禮炮齊放，鼓號齊鳴，一片喜悅的景象，還有一隊騎兵來迎接他。這一天恰好是聖周五，城中的基督徒正在舉行神聖的儀式，「吟唱著適合紀念耶穌受難的歌曲」。敵對的威尼斯大使匯報說，「就連對他毫無敬意的土耳其人也稱他為路德的信徒」，而且哈本還拒絕參加威尼斯大使當晚設下的「豐盛的肉食宴」。哈本先是給各位帕夏分發了適當的禮物，接著又帶著禮物和伊麗莎白女王的一封信在槳帆船上獲得了烏魯奇·阿里的接見。不過，他並沒有能夠從這位老海盜那裡得到太多的支持。後來的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也是如此，他帶去了「許多罈子白銀」，但是沒有得到什麼回報。 接著，哈本一行人在蘇丹的宮殿里享用了150道菜的盛宴，還有「加了糖和香料的玫瑰色的水」可供飲用。最後，哈本帶著一名捧著禮物的隨從，走過鋪著金線織物的地面，受到了身穿銀線織物的穆拉德三世蘇丹的公開接見。他獻上的禮物包括「三條披著紅色外衣的良種獒犬、三條西班牙獵犬、兩條尋血獵犬、一條普通獵犬、兩條灰獵犬和兩條穿著絲綢外衣的小狗」。最珍貴的禮物當屬價值「500英鎊」、裝飾華麗、鑲嵌寶石、頂上還有一座城堡的銀質鐘錶。 熱爾米尼男爵瞧不起哈本，稱他「不過是個從商人那兒拿薪水的傢伙」。男爵在此次官方歡迎儀式上激烈地表示了抗議，還威脅說，如果英格蘭船隻獲准掛著本國的旗幟航行，那麼法土聯盟就會破裂。威尼斯大使莫羅西尼（Morosini）[2]則向大維齊爾行賄，並且試圖讓他相信，如果英格蘭商人獲准到奧斯曼帝國境內經商，帝國海關的收入就會減少。哈本在報告中寫道：「法國人和威尼斯人竭盡全力地阻撓，但他們的陰謀未能得逞。」大維齊爾不容置疑地告訴熱爾米尼男爵，「你的吵鬧毫無理由」，並且再次強調說，奧斯曼帝國政府歡迎所有尋求和平的人。 哈本出色地應對了他的職務帶來的挑戰。他有一種冷靜、頑強的個性，與熱爾米尼男爵易於衝動的性格形成了鮮明對比。很快，他不僅重新啟動了被擱置的讓步協議，還在海關稅率上取得了更加有利的條件，他的對手則因此吃了虧。他深愛著自己的祖國，總是樂於宣揚祖國的偉大之處。他的對手在大維齊爾面前詆毀他，說他不過是個商人。大維齊爾則說，「他是一名偉大的貴族，比這裡的任何人都更偉大」，無論如何，「他們都不應當對他的個人身份說三道四，只需要知道他的女主人——女王有多偉大就夠了」。 實際上，英格蘭比法國取得了更大的優勢，因為英格蘭的讓步協議里只規定了它所享有的貿易特權，而法國人卻還要負責保護所有的基督徒和教堂。有一次，在大穆夫提的慫恿下，蘇丹穆拉德三世湧起了一陣宗教熱忱，打算對付基督徒，還威脅說要把伊斯坦堡所有的教堂都變成清真寺。熱爾米尼男爵的抗議和信奉東正教的希臘人的慷慨獻金打消了蘇丹的這一念頭，但還是有三座位於加拉塔的教堂被關閉了，直到基督徒們四處打點之後才獲准重新開放。等到薩瓦里·德蘭可思慕（Savary de Lancosme）接替了熱爾米尼男爵的職務，這位新來的大使又在主教堂惹出了一場爭端——他擅自占用了留給欽差的重要座位。於是，大維齊爾下令再度關閉了這座教堂，「除非蘭可思慕先生不再做蠢事」，否則就不再開放。法國人就這樣一點點丟掉了在奧斯曼帝國的影響力，而被英格蘭人奪了過去。當哈本得知蘭可思慕在搞一些針對英格蘭人的陰謀詭計時，他冷靜而自信地說道：「我認為他根本沒有足夠的能力把我怎樣。」 不過，對於英法這兩個歐洲國家來說，它們在奧斯曼帝國身上得到的利益更多的只是經濟層面的，而非政治層面的。它們很快就清楚地看到，以奧斯曼帝國殘存的海軍力量，它根本就不願意參與到任何戰事之中，無論這些戰事是否事關法國或英格蘭的政治利益。腓力國王一度在大西洋的諸港口大肆造艦，顯然是在準備派一支強大的西班牙艦隊去入侵英格蘭。哈本向奧斯曼帝國政府請求海上支援，哪怕只是襲擾西班牙的地中海沿岸地區，牽制一下西班牙的注意力也好，但奧斯曼帝國政府卻禮貌而堅決地無視了他的請求。在西班牙無敵艦隊啟程前不久，哈本結束了他的任期，動身離開伊斯坦堡返回英格蘭。出於穩妥考慮，他避開了直布羅陀海峽，改為經陸路旅行。而就在西班牙無敵艦隊出動之後，奧斯曼帝國政府內部也普遍認為英格蘭必將敗北。結果，1588年，土耳其人得到了西班牙人戰敗的消息。起初，他們還不敢相信。不久之後，土耳其人確認了這個消息，因為堪與巴巴利海盜相匹敵的英格蘭武裝私掠船出現了。它們打著經商的旗號，不加區分地劫掠地中海沿岸國家的商船隊。英格蘭大使無力約束它們的行為，只好央求倫敦出面干預。 法國也來向土耳其人尋求支持，希望他們幫助即位成為法國國王的胡格諾派教徒納瓦拉的亨利（Henry of Navarre，即亨利四世）。與亨利四世為敵的是以吉斯家族（Guises）為代表的法國天主教徒，這一派獲得了西班牙國王腓力的支持。蘇丹穆拉德三世寫信給伊麗莎白女王和亨利四世國王，告訴他們土耳其人將與他們聯手對付西班牙人。 於是，人們開始希望奧斯曼艦隊可以與英格蘭和法國聯手，共同對付「偶像崇拜的」西班牙人的威脅。哈本的繼任者愛德華·巴頓（Edward Barton）將這個方案匯報給了女王的大臣們。但是，不知是出於蘇丹的慳吝還是他的國庫真的沒錢，土耳其人並未真的組建一支遠征艦隊。 1595年，穆罕默德三世蘇丹即位。伊麗莎白女王依舊希望可以得到奧斯曼帝國的支持，共同對付她的天主教敵人。於是，她為新蘇丹準備了一船的禮物，其中包括一些羊毛製品和成捆的其他織物。這讓威尼斯人大感不安，生怕英格蘭人的貨物會擠占他們的市場。他們惡毒地宣稱英格蘭人送來的織品都在路上發霉了。不過，最為重要的禮物是一架獨具匠心、結構複雜的自鳴琴。設計製造這架自鳴琴的托馬斯·達勒姆（Thomas Dallam）以技藝精湛著稱，他親自將琴運到了伊斯坦堡。自鳴琴的演奏和琴上旋轉的一群人造的烏鶇和畫眉鳥讓蘇丹讚嘆不已，特別是那群鳥兒還會在音樂結束時一邊拍翅膀一邊歌唱。 尤為讓穆罕默德三世驚嘆的是武裝精良的英格蘭海軍軍艦「赫克托耳號」，正是這艘軍艦將達勒姆和他的琴運來的。蘇丹身邊的隨從評論道，他們「從未見過哪位基督教王公的軍事力量曾讓他這麼高興」。停靠在金角灣的「赫克托耳號」允許人群自由參觀，讓人們好奇不已。威尼斯大使擔心這一展示會「讓土耳其人大開眼界，從而對基督教世界構成損害」。但其實並沒有必要擔憂，因為土耳其人什麼也沒有學到。正如托馬斯·羅爵士後來所說的那樣，奧斯曼帝國政府「已然在槳帆船中衰朽」。到烏魯奇·阿里死後的16世紀末期，奧斯曼海軍既沒有能力威脅敵人，也沒有能力幫助盟友。奧斯曼人並沒有善加利用勒班陀海戰後復甦的海軍，其武器裝備也漸漸變得不堪使用。奧斯曼帝國的海上力量曾經雄霸一時，但正如人們所說：「與西班牙的戰爭並沒有摧毀它，與西班牙的和平卻摧毀了它。」 亨利四世召回了親天主教的蘭可思慕，用更難對付的薩瓦里·德布勒維（Savary de Brèves）取代了他。在此之後，在奧斯曼帝國朝廷上的英法關係進一步惡化了。德布勒維擴大了法國在商業和政治等層面上對奧斯曼帝國的影響力，而不惜損害法國國王的盟友英格蘭人的利益。巴頓的繼任者亨利·萊洛（Henry Lello）曾這樣抱怨道：「法國大使到處行賄，還收著教皇的錢，到處不遺餘力地破壞我的計劃。」英法兩國的使團之間仇恨已極。一年冬天，威尼斯大使曾這樣匯報道：「昨天晚上，因為一場雪球大戰，法國和英格蘭的使團之間爆發了暴力衝突，有好幾個人受了重傷。要不是夜幕降臨，局勢還會進一步惡化，因為就連雙方大使本人也參與了進去。」 英法兩國先是在穆罕默德三世繼續在匈牙利開戰一事上起了衝突（此時尚未簽署《吉托瓦托洛克和約》）。德布勒維在此事中起了煽風點火的作用。他的主子亨利四世一直有成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野心，他曾說：「天主教聯盟讓我成了國王，沒準兒土耳其人會讓我變成皇帝呢。」由於此時的奧地利十分軟弱，如果土耳其人能夠擊敗匈牙利，那麼就可以為亨利四世的野心鋪平道路。而伊麗莎白女王認為這場陸上戰爭毫無意義，因此試圖讓雙方講和。經濟領域是英法之間最主要的爭奪點，而德布勒維一直試圖阻止奧斯曼帝國與英格蘭續簽讓步條約。 結果，此事又把荷蘭人——此時已經從西班牙的統治下獨立出來的低地聯省共和國——卷了進來。荷蘭商人也加入了在奧斯曼帝國海域的貿易，開始與英格蘭和法國商人競爭。英格蘭曾經支持荷蘭人的獨立鬥爭，因此與荷蘭人聯繫緊密，希望荷蘭商人能夠在英格蘭的保護下經商。法國人則認為荷蘭人依然是西班牙的臣民，認為他們應當在法國國旗的保護下經商。1601年，大維齊爾在做出許多新的讓步之後續簽了與英格蘭的讓步條約，並且要求荷蘭商人航行時必須懸掛伊麗莎白女王的旗幟。 1612年，聯省共和國也與奧斯曼帝國簽署了讓步條約，條約內容與英格蘭和法國的近似，但僅限於貿易領域。他們利用這一條約將菸草引入了奧斯曼帝國，全然不顧穆夫提激烈而徒勞的反對。土耳其人十分喜歡菸草，在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裡，菸斗就幾乎成了土耳其的國家象徵。算上在蘇萊曼統治時期引進的咖啡，再加上鴉片和酒，此時的土耳其人已經可以享用到這四樣東西——詩人將它們形容為「歡愉之沙發上的四個靠枕」和「享樂世界的四大元素」。但是，在嚴格的伊斯蘭法學家看來，它們是「放蕩之帳的四個基座」和「惡魔的四名僕人」。 就這樣，在蘇萊曼的時代結束之後，奧斯曼帝國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它既深深受到英格蘭的影響，同時也會被英法之間的敵意所左右。 [1] 指16世紀法國發生的八次宗教戰爭，也稱作胡格諾戰爭。 [2] 指詹弗朗切斯科·莫羅西尼（Gianfrancesco Morosini），他於1582—1585年期間出任威尼斯駐伊斯坦堡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