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曼帝國六百年 · 第十九章

就這樣，奧斯曼帝國很快進入了漫長的衰落期。這種衰落直接體現在蘇丹權威的下降和政府機構的弱化上。蘇丹個人權威的下降要歸咎於他個人對國事缺乏關注；而政府機構的弱化，則緣於對政府責任的忽視和分解，以及對制度原則的漠視。長期以來，奧斯曼帝國的運轉一直依靠君主對個人絕對權威的有力使用。他通過掌控精明強幹的「奴隸之家」的成員，有效地控制著帝國的政府機構。而現在，蘇丹權威的下降和政府機構的弱化很快引發了崩解、混亂和大範圍的無序狀態。從奧斯曼帝國崛起之初，在歐洲進行領土擴張就一直是這個國家運轉的主要動力。而現在，奧斯曼帝國已經既沒有足夠的土地資源，也沒有足夠的生產能力去支撐進一步的領土征服了，而這也是導致其衰落的部分原因。多少個世紀以來，戰爭都為奧斯曼人提供了一個共同的目標，並且給他們帶來了財富——不僅是戰利品，還有可以用來移民的土地。而現在，他們缺乏塑造共同目標的機遇，也缺少獲得新的財富的機會。既然沒有了可供劫掠的敵人，那麼他們就只好相互傾軋；既然沒有了新的土地，他們就只好蜂擁擠進城市裡面，或是在鄉間散播混亂。 蘇萊曼推行的土地改革中的瑕疵現在變得越發明顯。以前，分配封地的權力分散在各個行省的政府手中，而蘇萊曼將這種權力集中到了首都的中央政府手中。這項改革的動機是好的，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其產生的效果並不好。很快，一個人是否有正當的權利訴求就不再是決定他能否獲得封地的關鍵，更重要的因素變成了宮廷內部的暗箱交易和個人關係。結果就出現了與蘇萊曼的動機背道而馳的現象：占有大量土地的莊園越來越多，土地世襲也逐漸變成了通行的原則。這種現象的發生與奧斯曼土耳其對外擴張的逐漸停歇是同步的。以往，國家的對外擴張可以給土地持有人帶來好處。而現在，他們只能加緊對農民的壓榨，並且想方設法把更多的土地劃到自己的名下。 不僅如此，在此之前一直是奧斯曼帝國軍隊中流砥柱的西帕希騎兵也不再具有軍事價值了。這些持有封地的西帕希騎兵依靠封地上的收入和封地所屬的農民的勞作取得生活來源。他們習慣於以往的奧斯曼傳統，只能適應短期作戰，而不適應現代戰爭的需求。現代戰爭需要更多受過火器使用訓練的步兵和在其他方面有一技之長的專業化部隊。在歐洲戰場上，西帕希騎兵被證明無法抵擋火力更猛的德意志燧發槍兵。因此，作為一個階層，西帕希騎兵正在衰落，至少是在發生變化——實際上，他們變得越來越容易違抗命令，並產生破壞性的作用。現在，面對充滿艱難和危險但又不像以往那樣有物質獎勵的戰鬥任務，西帕希騎兵往往拒絕參戰。即便到了戰場上，他們也會挑選對自己有利的時機逃離戰場，就像他們在1596年於匈牙利的邁澤凱賴斯泰什（Mezo-Keresztes）戰役中所做的那樣。在這場戰役之後，有3萬名西帕希騎兵被剝奪了封地。這清晰地表明，這套體系已經不適應時代的需要了。 如果他們不能履行自己的義務，那麼除非他們可以出錢來替代服役，否則他們的封地就會被褫奪。這樣一來，由於失去土地而心懷不滿的人就越來越多。他們的土地會落到其他人的手中，而轉移土地所有權的過程有時候會按照法定程序進行，有時候負責裁決的法官則會把土地轉交給行賄者。就這樣，一個新的地主階層崛起了。他們中有很多人是宮廷里的官員、侍從和僕人，也有不少人來自宮廷之外，但他們往往居住在城市裡，而不居住在他們的封地上。如果有的西帕希騎兵能保住自己的封地，他們現在也會想方設法地把自己的封地傳給自己的兒子，實現土地的世襲。他們的子孫不服兵役，而且通常會放棄艱苦的馬上生活，轉而像那些購買封地的人一樣選擇悠閒的城市生活。就這樣，帝國內部形成了外居地主世襲的土地制度，這些外居地主往往不負任何責任，承擔所有重擔的都是農民。無論在原則上還是在實踐上，這一體系都與歷任前代蘇丹精心設計的國家制度背道而馳，並且在農民和城市人口之間造成了日漸擴大的生活方式和利益上的鴻溝。 而在首都內部，政府官員的任命機制也發生了類似的急劇轉變。在此之前，負責管理國家的蘇丹的「奴隸之家」的成員全都是身為奴隸的前基督徒。他們基本上都來自農民家庭，從小在鄉村長大，因此都保留著對農民的親近感，也熟悉農村的事務。但是，在蘇萊曼統治的末期，這套體系出現了鬆動。到了16世紀末，身為自由人、成長於城鎮之中的穆斯林子民也可以進入蘇丹的「奴隸之家」了。他們進入「奴隸之家」，憑藉的往往是家族的影響力，或者靠出錢買官。他們現在還可以將官職傳給自己的兒子。於是，在政府機構里也建立起了普遍的世襲體系，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任人唯親的現象。從此以後，兼具野心、背景、資財、好勝心和敏銳的政治直覺的年輕穆斯林，就可以從一個權錢雙收的職務爬到另一個權錢雙收的職務，扶搖直上，盡收私利。不過，要想爬到權力的頂端，依然像以前一樣需要過人的精力和智慧。但是，奧斯曼帝國政府內曾經全都是訓練有素、憑藉個人品行和能力獲得君主青睞的精英，這樣的盛景已然不再。 奧斯曼帝國種種衰落表象的背後，是社會和經濟基礎的紊亂。首先，奧斯曼帝國的人口增長速度超過了耕地增長的速度。其次，在大量的金銀從新世界的西屬美洲注入之後，帝國內部出現了物價暴漲。大量的金銀注入導致奧斯曼帝國的銀幣貶值，引發了嚴重的通貨膨脹。這種現象在當時的歐洲地中海沿岸地區也十分常見。 面對由此引發的經濟危機，奧斯曼帝國政府不得不在1584年效法波斯，操控幣值。金幣貶值了50%，而通常用於支付軍餉的標準銀幣阿斯皮爾則被融掉，再摻進更多的銅鑄成更薄的錢幣。用一位當時的土耳其史家的話說，這種錢幣「像杏樹葉一樣輕薄，像露珠一樣毫無價值」。貨幣貶值一直在持續，西班牙駐威尼斯大使甚至這樣對腓力二世匯報道：「奧斯曼帝國十分貧窮，資源也已經耗竭，唯一還在流通的貨幣是完全用鐵製成的阿斯皮爾。」在16和17世紀之交，奧斯曼帝國遭遇了接連不斷的經濟危機，經濟實力十分衰弱。奧斯曼帝國即便還沒有到破產的境地，但至少也到了經常發不出軍餉的地步。國內的不滿情緒越發高漲，中央政府的權威則日益衰減，已經無法控制國內的示威活動、叛亂和騷亂。 16世紀，帝國的人口總數翻了一倍。在人口壓力之下，帝國發動了對歐洲的征服活動，但是收效甚微。因此，帝國已經沒有足夠的土地來安置過剩的人口了。由於人多地少，村莊裡的年輕人不得不離開家鄉，到其他地方去尋求生計。除了從土地上獲得資源，奧斯曼帝國政府和它中世紀式的傳統行會體系也沒有辦法開發出新的經濟資源。只有對賽普勒斯的征服帶來了一些移民定居的機會，而在其他地方都已經沒有了類似的機遇。尤其是在安納托利亞，到處都是沒有土地、四處漂泊的農民，他們滿心希望能找到作為非正規軍為國效命的機會，或是從政府那裡得到別的什麼就業機會。如果找不到工作機會，他們往往就會掀起騷亂，時常還會從事打家劫舍的勾當。貨幣的貶值還導致了一系列的問題，諸如物價翻倍，假幣泛濫，投機活動猖獗，利率高企，高利貸橫行，這一切都加劇了失業人群的生活困境。 面對財政赤字，帝國政府不得不通過增稅來開源，而這一切負擔歸根結底還是落在了農民身上。從官方的角度看，農民的負擔來自中央政府和行省政府增加的稅收；但實際上，他們的負擔更多地來自權力的濫用和一些非法的行徑。通貨膨脹對於依靠固定收入的階層而言衝擊尤為明顯，他們收入的實際價值相當於減少了一半。因此，不論是負責軍事、民政還是司法的官員，都切身感受到了通貨膨脹的影響，這迫使他們貪污納賄、日漸腐敗，使用各種非法的方式敲詐、騷擾農民。在16世紀末，這些非法行為大行其道。1609年，蘇丹艾哈邁德一世在頒布給行省官員的詔書中這樣寫道： 你們在巡視省務時並未恪盡職守，反而四處非法斂財……在所謂的「巡視」中……你們犯下了如下惡行：倘若有人從樹上摔下來，你們偏要把這說成是一起謀殺，然後到村莊裡住下來尋找所謂的兇手，給村民戴上鐐銬，騷擾百姓。除了榨取成百上千的金幣銀幣（所謂「血稅」）之外，你們還從村民處搜刮馬匹、騾子、奴隸、大麥、稻草、木材、草料、綿羊、羔羊、小雞、黃油、蜂蜜和其他食品，美其名曰「徵用」。你們還把自己的收入拿去放高利貸，由帶著大量騎手的催債人到處討債。他們才不會按照法律規定的數額去討債，而是想要弄多少錢，就去弄多少錢。 法官也像其他官員一樣腐敗。他們本應負責聽取民怨，搞清楚糾紛的緣由，但他們反而用對自己有利的方式去解讀蘇丹的法令，從被起訴的人身上榨取錢財。負責稅務登記的法官往往誇大應繳稅金的數額，中飽私囊。法官有權在自己的轄區內任命代理人，於是他們就挑選出價最高的人。在種種壓榨之下，為了償付稅金和債務，村民不得不去借高利貸，利率往往高達50%。他們為放貸者勞作而一無所得，實際上成了他們的奴隸。 為了頂替日漸衰微的依託封建制度的西帕希騎兵，政府不得不增加常備軍的力量。常備軍既包括近衛軍，也包括其他由蘇丹支付軍餉的部隊，比如隸屬於帝國政府的常備西帕希騎兵這樣的「蘇丹的戰士」。增加常備軍意味著需要新的兵源。以往，常備軍的兵源是戰爭中被俘或是出錢購買的基督徒家庭出身的奴隸，但現在這種來源已經不足以補充常備軍的兵力。像在行政領域一樣，穆斯林以前是不能被編入常備軍的。但現在，大量的穆斯林臣民也史無前例地被編入了帝國的武裝部隊之中，他們既可以加入近衛軍，也可以加入其他的常備軍（卡皮庫魯，kapi-kulus）[1]。這樣一來，這些部隊的成色就被沖淡了，新成分的兵源改變了部隊內部的單一性。這不僅明顯影響到這些部隊的紀律性，也影響到了他們內部的團結，動搖了他們的集體精神。 近衛軍越來越經常地待在兵營里無所事事，因此獲得了從事手工業工作的許可，以便通過出售手工製品來貼補開銷。隨著他們第一次接觸商業，他們逐漸與伊斯坦堡和其他駐紮城市的平民手工匠人融為了一體，實際上變成了當地的居民，喪失了紀律性和對戰爭的熱情。除此之外，在蘇萊曼統治期間，近衛軍還獲得了結婚的許可。這樣一來，就像行政官員和有地階層一樣，近衛軍也不可避免地越來越世襲化。很快，近衛軍的兒子就可以獲准進入近衛軍。起初，只能通過走法律規避程序來做到這一點，畢竟近衛軍是一支奴隸部隊，而把生來就是穆斯林的人化為奴隸是不合法的。而塞利姆二世在位時，正式為近衛軍的兒子進入近衛軍設置了一定的名額。最終，在穆拉德四世統治時期[2]，無論是近衛軍還是蘇丹的「奴隸之家」的其他崗位，只接納基督徒奴隸的傳統做法被徹底廢除，從而在法律上確認了已經通行的既定做法。 隨著他們的蘇丹主人日漸軟弱，近衛軍從16世紀的最後十年開始，變得越發躁動不安、貪得無厭。1589年，為了抗議蘇丹發放給他們劣質錢幣，他們給穆拉德三世帶來了大麻煩。有史以來第一次，他們一路攻進了大薩拉基里奧宮。當時，迪萬正在召開會議，近衛軍就要求得到那些該為鑄造劣質錢幣負責的政府官員的項上人頭。 蘇丹不敢親自面對叛亂的部隊，只好向他們的武力屈服，批准了他們要求的兩個死刑。在接下來的三年中，意識到了自身優勢的近衛軍又接連迫使兩任大維齊爾下台。1593年，又輪到蘇丹的常備西帕希騎兵造反了。這一次當權者巧妙地利用了近衛軍和常備西帕希騎兵之間的矛盾（後來又不止一次這樣做），讓近衛軍出面對付他們，恢復了秩序。蘇丹部隊的類似叛亂影響了帝國的多個省份。在帝國的附庸國摩爾達維亞，近衛軍甚至膽大妄為到收受賄賂、自立總督的地步。結果，由於沒能交納貢金，這位總督後來又在伊斯坦堡被近衛軍劫殺。 從1596年開始，安納托利亞出現了更為嚴重的問題。非正規軍掀起了「傑拉里（Jelalis）叛亂」，導致安納托利亞陷入了徹底的無政府狀態。在安納托利亞，此時已經有大量隸屬於蘇丹的正規軍駐紮。與他們相對的是規模日漸龐大的「塞克班」（sekhans），即配發火槍的非正規步兵和騎兵。他們受行省總督的指揮，是行省內的主要部隊。在和平時期，得不到軍餉又對享有種種特權的蘇丹正規軍充滿了妒忌的塞克班就成了不穩定因素，這群沒有土地、四處漂泊的農民時常在鄉間遊蕩，淪為土匪和強盜。 這些失業的塞克班就構成了傑拉里叛亂的主力，土庫曼人、庫爾德人和其他亞洲部落也加入其中，裡面還有被剝奪了封地的西帕希騎兵。一大群塞克班和其他非正規軍士兵在歐洲的戰事中做了逃兵。面對指揮官殘酷的懲罰，他們被迫作為「菲拉里斯」（firaris，即「逃亡者」）逃到了安納托利亞，他們之中大部分人的家鄉都在這裡。行省政府派出一些非正規軍來鎮壓他們，但比起與他們作戰，這些前來鎮壓的部隊往往更願意加入他們。於是，傑拉里叛亂的隊伍又壯大了。為了對付他們，專注於匈牙利戰事的帝國政府接連挑選了兩個人強行徵募部隊前去鎮壓。結果，在徵募完部隊之後，這兩個人也擁兵叛亂，並且從百姓身上榨取錢財和給養以資軍用。 這兩位指揮官中，比較有本領的那個名叫卡拉—亞茲吉（Kara-Yaziji）。他從安納托利亞各類對現實不滿的人群之中，糾集了數萬名傑拉里叛軍。他的大軍迫使一座座城鎮向其納貢，在安納托利亞中部控制了若干個行省。面對政府軍的攻勢，他們退到了安納托利亞東南部，在烏爾法（Urfa）要塞頑強抵抗。在卡拉—亞茲吉死後，他的兄弟德利·哈桑（Deli Hassan，也被稱作瘋子哈桑）又讓叛亂席捲了整個安納托利亞。哈桑自稱沙阿，在率軍擊敗了數個行省的總督後自誇道：「我在這些地方推翻了奧斯曼帝國的統治。現在，這片統一的領土已經屬於我。」 為了躲避哈桑四處出擊的軍隊，成群結隊的農民胡亂奔逃。他們拋棄了自己的村莊，想要躲到要塞里避難，而比較富有的安納托利亞居民則逃到了伊斯坦堡和魯米利亞，甚至還有遠逃到克里米亞的。這場出逃運動被稱作「大逃亡」（Great Flight）。最終，中央政府用波士尼亞總督的職位誘使德利·哈桑放下了武器。這樣，他就可以把他難以管控的部眾用在歐洲了。這些周身半裸、蓄著長發的亞洲來的「野蠻人」在魯米利亞肆虐，不加區分地屠戮著穆斯林和基督徒。1603年，他們才終於在多瑙河河畔被一支匈牙利軍隊消滅。 而在安納托利亞，叛亂依然在繼續，政府試圖重塑權威的一系列努力都失敗了。安納托利亞的大片地區化為荒野，土地無人耕種，導致了大面積的饑荒。農民拋棄的土地被軍事統帥和其他人占有了。他們建立起大型的私人莊園，把土地改造成牧場，豢養牲畜，進一步劇烈改變了安納托利亞傳統的農耕格局。 奧斯曼帝國政府原本想要組建一支帝國軍隊，用來應付與波斯之間的戰爭，而傑拉里叛亂阻撓了這一計劃。1603年，一直致力於恢復波斯軍隊實力的阿巴斯沙阿，利用這一機會發動了進攻。他迅速地收復了大不里士、其父在位時的都城葉里溫（Erivan）以及土耳其人控制的要塞卡爾斯。在五年之內，他就從土耳其人手中收復了前任沙阿丟掉的各個省份，並且幾乎摧毀了奧斯曼帝國在高加索地區並不穩固的統治。隨後，他頂住了奧斯曼帝國的反攻，並於1612年迫使土耳其人議和。根據這項和約，土耳其人割讓了他們通過1590年和約得到的大部分領土。 阿巴斯沙阿起兵時正逢又一位無足輕重的蘇丹即位，這已經是蘇萊曼駕崩後的第四位蘇丹了。他是14歲的艾哈邁德一世，穆拉德三世的孫子、穆罕默德三世的兒子。穆拉德三世的一位寵臣做了一個夢，預示了他的死亡。緊接著，穆拉德就經歷了一次腹部絞痛。他被送到俯瞰博斯普魯斯海峽的一個亭子裡，躺著觀看駛過窗前的船隻。他的樂師演奏著惆悵的曲子，他自己則喃喃自語說：「哦，死亡，今晚就來照看我吧。」兩艘埃及的槳帆船放了一輪禮炮，結果震碎了亭子圓頂上的玻璃，玻璃的碎片灑落在了蘇丹的身邊。蘇丹見狀痛哭流涕。「倘若是在平時，」他悲嘆道，「整支艦隊的齊射也不會震碎這玻璃，結果今天它卻碎了……這亭子象徵的就是我的生命啊。」他被送回了宮殿，第二天就死了。 他的兒子穆罕默德三世繼承蘇丹大位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聾啞人勒死了他的19個弟弟——這是奧斯曼帝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手足相殘。接著，他為他們舉行了莊嚴的國葬。他們被放進裝飾著頭巾和羽毛的棺槨之中，莊重地埋葬在父親的旁邊。與此同時，後宮裡得到皇子寵愛、懷有身孕的六名女奴被縫進袋子裡，丟進了博斯普魯斯海峽，以免她們生出有資格聲索蘇丹大位的孩子。後來，穆罕默德又處死了他自己的兒子馬哈茂德（Mahmud）。這個頗有雄心壯志的年輕人乞求蘇丹讓自己統兵去鎮壓安納托利亞的叛軍，而他的父親卻因此對他既嫉恨又懷疑。馬哈茂德的母親和他最親密的夥伴被投進了監獄，隨後也遭遇了同樣的厄運。不久之後，穆罕默德本人也去世了。在他的墓碑上寫著這樣一句話：「萬能的真主說過，萬物皆有一死，並將回到真主身邊，接受審判。」 穆罕默德三世是最後一個在接任蘇丹大位前曾出任行省總督的皇位繼承人。在行省總督的位置上，皇子可以在父皇還在位時就積累一些處理公共事務的經驗。但在他之後，為了防止皇子造反，所有的皇子都要被永久禁錮在薩拉基里奧宮裡，住在一座被稱作「牢籠」的建築中，與世隔絕。因此，他們也不可能擁有任何處理公共事務的經驗。穆罕默德很滿足於待在宮中的生活，完全落入了他的母親、來自威尼斯的先皇寵妃——巴福蘇丹皇太后的掌控之中。他手下的大臣一直希望他能夠效法歷代蘇丹，親自統兵投身到與匈牙利曠日持久、互有勝負的戰爭之中。他們認為，蘇丹本人親臨戰場，可以重振奧斯曼軍隊在丟失格蘭等城鎮之後日漸低迷的士氣。然而，蘇丹皇太后卻反對這一計劃，她不想讓蘇丹離開伊斯坦堡，脫離她的影響範圍。她打算精挑細選一些妃嬪去分散蘇丹的注意力。 然而，生性懦弱的穆罕默德也有自己拿主意的時候。先是發生了一場不祥的地震，接著近衛軍又強烈要求蘇丹親征——如果蘇丹不統率大軍出征，他們就沒法從他手中得到賞賜，因此他們拒絕在這種情況下開拔。於是，蘇丹終於聽從了大臣們的意見。1596年的夏天，他排場盛大地親自率軍進入歐洲。他特意命人從大馬士革運來了先知穆罕默德本人神聖的旗幟，並且有史以來第一次在大軍面前展開了這面旌旗，祝福大軍，鼓舞士氣。 奧斯曼軍隊先是攻占了埃爾勞，接著在邁澤凱賴斯泰平原上與敵軍正面交鋒。這場戰役十分漫長，幾經周折（比如西帕希騎兵的集體逃跑），蘇丹很快就泄了氣。在戰役開始階段的一次挫折之後，騎在駱駝背上的蘇丹要求大軍全面撤退——至少他本人要撤退。不過，在召開了一次軍事會議之後，他又握緊了先知的旗幟，穿上了神聖的先知斗篷，同意繼續跟自己的軍隊待在一起。局勢發生了逆轉。基督教軍隊為了劫掠敵軍的大營，分散開來。恰在此時，奧斯曼騎兵發動了衝鋒，打得基督教軍隊在一片混亂中四散奔逃。 基督教軍隊戰敗了，超過3萬名德意志和匈牙利士兵喪命，土耳其人繳獲了大量的物資，包括數百門做工精良的火炮。對於土耳其人來說，這場戰役無疑是一場決定性的勝利，它為奧斯曼帝國保住了保加利亞、馬其頓、半個匈牙利，以及除了特蘭西瓦尼亞之外的多瑙河北岸的大部分領土。這些地盤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中仍將歸奧斯曼帝國所有。穆罕默德蘇丹在戰場上至少充當了觀察者的角色。他備感輕鬆地回到伊斯坦堡，受到了熱烈的歡迎。回到首都之後，他像以前一樣沉浸在後宮的放鬆享樂之中，而把國事都留給了他來自威尼斯的母親。1603年10月底，他遇到了一位托缽僧，此人預言他將在55天後遭遇一場災禍。極為迷信的穆罕默德果然就在55天之後死了。 繼承穆罕默德寶座的艾哈邁德青春年少。他並沒有屠戮他的兄弟，因為他唯一還活著的弟弟穆斯塔法是一個瘋子，而穆斯林對精神失常的人有著一種具有神聖感的尊敬。用一位土耳其詩人的話說，艾哈邁德是「奧斯曼的子孫中第一個還沒舉過旗幟就繼承帝國的人」。不久，他舉行了割禮，他也是第一個在蘇丹任上行割禮的奧斯曼帝國蘇丹。不久之後，他感染了天花，因而縮短了慶典活動。 還在恢復中的少年艾哈邁德就已經表現出了他的急性子和熱情活力。有一次，他的大維齊爾表示，如果國庫不能再拿出一筆額外的賞金，他就不能出征匈牙利。於是，蘇丹給他捎話說：「如果你還珍惜自己的性命，就馬上出發。」還有一次，近衛軍和常備西帕希騎兵為了抗議拖欠軍餉，朝他們的長官扔石頭。還是個孩子的蘇丹披上了猩紅色的袍子——哈倫·拉希德（Harun-al-Rashid）[3]在行刑的日子就會這麼穿——把高級軍官傳喚到面前，專橫地審問了他們。他告訴他們，軍餉很快就會發放。「你們怎麼能不相信我呢？你們怎麼敢跑來侮辱我的『高門』？把有罪的傢伙給我交出來。」這些人嚇壞了，不敢作聲。過了一會兒，其中一位阿迦回答蘇丹說，起頭鬧事的不是蘇丹的奴隸，而是為了加強駐防，按照艾哈邁德的命令徵募的陌生人。這些人的名字被點了出來，隨後立即被處決。蘇丹還嚴詞警告負責搬運屍首的頭目們說：「下次你們再敢抗命不遵，我就把你們全殺掉，一個不留。」 但是，隨著艾哈邁德日漸成熟，他卻不再像年少時那樣充滿活力了。1606年5月，蘇丹主持了迪萬會議，探討即將展開的對波斯的戰爭。為了這場戰爭，奧斯曼大軍已經在斯庫塔里集結待命，蘇丹卻提出推遲行動。與會人士都驚訝得說不出話來。接著，大穆夫提爭辯說，帝國的馬尾旗幟已經豎立在亞洲海岸，全世界都看到了；如果現在拔營撤兵，一定會被人恥笑。於是，蘇丹建議縮小戰役的規模，由費爾哈德帕夏（Ferhad Pasha）率領一部分部隊出征。大穆夫提又詢問道，如果國庫真的像蘇丹所說的那樣空空如也，那麼可否由蘇丹本人出資支持這場戰役，就像蘇萊曼蘇丹在他生前最後一場戰役時所做的那樣？艾哈邁德答道，時代已經變了，以前必須要做的事情，今天可能已經不方便做了。接著，他就打發迪萬散會。於是，被人稱作「有勇無謀的費爾哈德」的費爾哈德帕夏就率領一支軍隊深入了亞洲。但是，他根本沒有足夠的資金來支付軍餉、籌集補給。不久，他手下的近衛軍掀起了兵變，隨後被他們在路上遭遇的第一支叛軍擊潰。 除此之外，艾哈邁德在他的任期內就再也沒有自己拿過什麼主意。他反覆無常，缺乏判斷力，沒有能力遴選出優秀的謀臣，不停更換大維齊爾的人選，且做出的更換人選的決定往往是受到了後宮的影響。出於一己私利，宮裡的各色人等對蘇丹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尤其是他的黑宦官總管，自己擁有一個小宮廷，排場堪比他的主人。當時，一個義大利人這樣評論道：「人們根本不知道究竟誰才是君主。」不僅如此，隨著蘇丹家族中的女性與蘇丹手下的官員和寵臣聯姻的現象日漸常見，後宮的影響力還擴展到了各個方面。在聯姻關係的保護下，他們得以肆意盤剝勒索，玩忽職守，在帝國內部巧取豪奪，敗壞政府風氣。 1617年，27歲的艾哈邁德一世駕崩。以往14代的奧斯曼帝國蘇丹都是父子相傳，而艾哈邁德的皇位卻傳給了他低能的弟弟穆斯塔法一世。不知所措的穆斯塔法被人從大薩拉基里奧宮的地牢裡帶了出來。他在地牢里生活了14年。根據英格蘭特使托馬斯·羅爵士（Sir Thomas Roe）的記載，有些人將穆斯塔法視為聖人，因為他「介於狂人和傻瓜之間，能看到幻象，還有迷信天使」。在被關押期間，他的一項消遣活動是餵博斯普魯斯海峽里的魚。但他投給魚的不是食物碎屑，而是金幣。在黑宦官總管的提議下，迪萬禁止了他的這種行為。黑宦官總管建議說，還不如把這些金幣留起來，等到他有朝一日即位時，拿去犒賞近衛軍。 艾哈邁德一世在有了自己的兒子之後，很想讓兒子做接班人，於是兩次考慮將穆斯塔法處決[至少理察·諾爾斯（Richard Knolles）[4]是這樣記載的]。第一次，他在前一天夜裡「看見了鬼魂，做了噩夢」，於是作罷。第二次，他看到他的弟弟和衛兵一起在大薩拉基里奧宮的花園裡漫步，勃然大怒，拿出弓箭就要射死他。結果，他突然感到胳膊和肩膀一陣劇痛，只好放棄。他認為，這是先知穆罕默德不想讓穆斯塔法死。於是，在漫長的監禁生活中日漸瘋癲的穆斯塔法最終繼承了蘇丹寶座。不久，他就被趕下了台，再次回到了幽閉之所。接替其大位的是他的侄子、艾哈邁德一世14歲的兒子奧斯曼，是為奧斯曼二世。 穆斯塔法是被近衛軍趕下台的。近衛軍此時實際上已經控制了都城。憑藉擁立之功，他們在短短三個月內就得到了兩筆不菲的賞賜。年少的奧斯曼十分憧憬能像他的祖先立法者蘇萊曼那樣立下赫赫戰功。他十分擅長使用武器，據說為了炫耀射術，他會命令戰俘甚至他本人的侍從站到自己面前做靶子。此時，歐亞兩洲的前線都處於相對和平的時期，但他不顧大臣的勸阻，執意要對波蘭開戰，藉口是克里米亞的韃靼人（他們是蘇丹的附庸）經常會和烏克蘭的哥薩克（他們則是波蘭人的臣屬）為了爭奪奴隸和追捕盜竊牲畜的竊賊而發生爭端。 在奧斯曼軍隊初戰告捷之後，奧斯曼蘇丹在1621年集結了一支規模超過蘇萊曼時期任何一支軍隊的大軍。他穿上祖先留下來的鎧甲，率軍經過阿德里安堡，渡過多瑙河，抵達了德涅斯特河（Dneister）河畔。由於寒冷天氣的提前降臨、僱傭兵的譁變和其他困難，他們的行軍十分艱難。蘇丹下令修建了一座橫跨德涅斯特河的橋樑，但是跨過橋樑後對防禦堅固的據點霍京（Choczim）的一系列攻擊並不奏效。他的部隊十分不滿，（用諾爾斯的話說）「寧可在逃跑、劫掠甚至吃飯的時候喪命，也不想在面對敵人的時候犧牲」。蘇丹本人倒是願意親冒矢石，但是他沒有辦法「像他的祖先在類似的境遇中」那樣煽動士兵跟他一起作戰。於是，他只好在蒙受了慘重的損失後撤退，並且與波蘭人議和。隨後，他回到伊斯坦堡，宣稱自己獲得了勝利。但是，就像倫敦接到的報告所說的那樣：「偉大的閣下於1月1日入城，穿得像一名普通的士兵，沒有滿載戰利品的車隊，更沒有什麼排場。他在這場戰爭中損失頗為慘重，特別是損失掉了許多馬匹。」 近衛軍開始對奧斯曼心懷不滿。這一方面是因為在戰場上吃了敗仗（實際上近衛軍很大程度上要為這場失利負責），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們貪得無厭的本性。很難說是因為他們太過貪心，還是因為帝國的國庫經常性地陷入虧空的窘境，近衛軍得到的軍餉和賞錢總是低於他們的預期。比如，他們會抱怨說，他們在戰鬥中要冒著生命危險去拿敵人的首級，可現在一個首級能換到的賞錢只有區區一枚達克特金幣。 此外，和蘇丹的許多臣屬一樣，近衛軍還厭惡蘇丹微服私訪的習慣。蘇丹經常在宮裡幾名官員的陪伴下，化裝後在夜裡穿行於城市的大街小巷，「像個小吏一樣探聽住戶和客棧」，看看是否有人違反禁酒禁菸的命令。一旦發現有人違反禁令，他就立即命人將其拘捕處罰。據說，在巡查過程中，他手下的首席園丁曾經把從酒館裡逮到的近衛軍士兵和西帕希騎兵扔到博斯普魯斯海峽里，還曾經把喝醉的士兵送到槳帆船上當奴隸。 此時，近衛軍已經對帝國構成了嚴重的威脅。幾個世紀以來，他們一直是奧斯曼帝國征服大業的主力軍；而現在，貪婪而喪失紀律性的近衛軍日漸墮落，駐紮在外的近衛軍變成了好鬥的團伙，而留在國內的近衛軍則成了一群顛覆分子。在戰場上，現代化的外國軍隊逐漸將近衛軍視作無能之師，甚至只是一群武裝起來的懦夫。他們的敵人發現，近衛軍依然保持著迅捷的移動能力和敏銳的觀察能力：他們時刻留意著西帕希騎兵的狀況，一旦後者出現動搖的跡象，近衛軍就立刻飛快地逃離戰場。在首都，由於帝國出現了一代又一代昏庸無能、任由腐敗的大薩拉基里奧宮廷擺布的蘇丹，近衛軍取得了首都的支配權，並且熱衷於煽動叛亂。 18歲的奧斯曼蘇丹不甘淪為「自家奴隸的臣屬」，於是在以倡導改革聞名的臣僚的鼓勵下，籌劃了一個詳盡的方案，意圖消除近衛軍對君權的威脅。這個方案的策劃者來自帝國的亞洲邊疆，人稱「勇敢者」迪拉瓦爾帕夏（Dilawar Pasha），他是一個「極為聰慧的人」。迪拉瓦爾帕夏是轄區巨大的迪亞巴克爾（Diyarbekir）行省的總督，在這個民風尚武的地區頗具威望。因此，按照計劃，他將在周圍其他行省總督的幫助下，從當地吃苦耐勞的居民中招募一支亞洲大軍，充當蘇丹新的民兵部隊，用來制衡伊斯坦堡的常備軍。這支大軍將擁有大約4萬人的兵力，其中包括大量的庫爾德人和其他尚武部落的成員，以及從埃及和敘利亞招募的訓練有素的僱傭兵。一旦這支大軍集結完畢，蘇丹就會前往亞洲，再統率這支軍隊返回首都，用來壓制近衛軍和西帕希騎兵。 1622年的春天，蘇丹找了個藉口，宣布他將帶領個人扈從前往麥加朝聖。他真正的目的地其實是敘利亞的大馬士革，他打算中途以鎮壓德魯茲派（Druzes）[5]叛亂為藉口前往那裡。然而，如此雄心勃勃的冒險要想取得成功，必須要依靠嚴格的保密安排，而年輕又毫無經驗的奧斯曼缺乏必要的謹慎小心。此外，他的大臣們對這一計劃也態度不一，大穆夫提則明確反對這一計劃，並且試圖阻止蘇丹啟程「前往麥加」。另外，在接到將蘇丹的帳篷運到亞洲的命令之後，近衛軍和西帕希騎兵也很快起了疑心，開始懷疑這背後有什麼別的動機。奧斯曼甚至還打算把自己全部的珠寶、財產和「任何能換成金條的東西」都帶走。 於是，近衛軍和西帕希騎兵決定發動叛亂。他們聚集在大競技場，「齊聲高呼」，要求蘇丹把惹他們不快的大臣交出來。蘇丹拒絕了他們的要求。於是，他們攻進了大維齊爾和另一位大臣的官邸，將這些地方洗劫一空。為了穩住他們，蘇丹只好答應放棄前往亞洲的計劃。然而，他們接著攻進了大薩拉基里奧宮。奧斯曼事先沒有防備，因此宮裡並沒有效忠於他的部隊承擔防禦，保衛宮殿的基本上只有他的園丁們。頭腦發熱的叛軍決定史無前例地向神聖的蘇丹本人發動攻擊。 就在叛軍聚集在庭院裡時，突然有人高喊：「我們要穆斯塔法做蘇丹！」其他人也立刻跟著高喊起來，然後蜂擁衝進宮殿，四處尋找穆斯塔法。後宮的大門緊閉，他們就拆掉了一部分屋頂，用帷幔做成繩子，縋了下去。他們在一個地窖里找到了瘋子穆斯塔法，他在裡面已經待了三天，沒吃沒喝，只有兩個黑奴為伴。他們給他水喝，然後把他抓起來帶走。穆斯塔法驚慌失措，不知道自己將遭遇何等厄運，結果卻被第二次推上了蘇丹的寶座。不久，大維齊爾和黑宦官總管從後宮的門裡走出來去見叛軍，結果被他們撕成了碎片。穆斯塔法的母親蘇丹皇太后負責照看他，試圖用鼓勵的話語安慰他——「來，我的雄獅。」——接著以他的名義組建了新的政府。 與此同時，軍人們還在搜尋逃離了寢宮的奧斯曼。一名西帕希騎兵找到了奧斯曼的藏身之所。他身上只穿著內衣，頭上戴了頂小圓帽，可憐極了。抓到他的那名士兵輕蔑地把自己頭上的頭巾摘下來，戴在了奧斯曼頭上，然後讓他騎著一匹衰弱的駑馬，在人們的奚落辱罵中來到近衛軍的兵營。在路上，他們看到被叛軍斬首的前任大維齊爾、他的寵臣海珊的屍體就躺在路當中。奧斯曼哀嘆道：「他是無辜的。假使我聽了他的話，我就不會遭此厄運了。」在兵營里，他哀求著士兵們，幾乎要哭出來了：「你們要拿我怎麼樣？近衛軍，你們會毀掉這個帝國，也會毀掉你們自己的。」接著，他摘掉了頭巾，可憐兮兮地哀求叛軍的頭目道：「如果我無心冒犯了你們，請原諒我吧。昨天我還是帕迪沙阿，今天我卻連衣服都沒得穿。看看我吧，命運或許也會這樣捉弄你們的。」面對著即將被用弓弦勒死的威脅，他當著新任大維齊爾達烏德帕夏（Daud Pasha）和蘇丹皇太后的面，乞求一個對外面的「僕人」——那些軍人——說話的機會。 窗子開了。這個不幸的年輕人做了他最後一次演說。「西帕希騎兵的阿迦們，還有你們，近衛軍的元老們，你們對我來說如同父親一般。我是一個輕率魯莽的年輕人，誤聽了錯誤的建議。你們何必這樣羞辱我呢？你們不需要我了嗎？」 軍人們異口同聲地答道：「我們不想讓你繼續統治下去，但我們也不要你的鮮血。」於是，奧斯曼經過人群中間，被人送到了可怕的七塔監獄。後來，筋疲力盡正在睡覺的奧斯曼在牢房裡被人粗魯地叫醒了。來人是達烏德帕夏和他的三名心腹。他們朝他撲了過去。年輕而又強壯的奧斯曼拚命掙扎了一番，但最終（根據托馬斯·羅爵士的記載）「一個壯碩的惡棍用戰斧擊中了他的頭部，其他人則壓到他身上，輕而易舉地將他勒死」。他們割掉了他的一隻耳朵，送到了心狠手辣的蘇丹皇太后那裡。正是她下令處決了奧斯曼。當晚，他就被埋葬了。儘管手足相殘在奧斯曼帝國十分常見，但這是帝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弒君的暴行。羅寫道：「他們第一次對君主下手了。我想，這恰恰印證了他們的衰落。」 [1] 字面意思為宮殿奴隸。 [2] 穆拉德四世蘇丹的統治時期是1623—1640年。 [3] 哈倫·拉希德是阿拉伯帝國阿拔斯王朝最鼎盛時期的哈里發。 [4] 理察·諾爾斯是當時英格蘭的一位歷史學家。 [5] 什葉派伊斯瑪儀支派的一個分支，目前仍作為一個少數民族生活在黎巴嫩、敘利亞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