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曼帝國六百年 · 第十八章
「偉大的土耳其人」蘇萊曼作為文藝復興時代的君主，無論是在宮廷的華美壯麗方面，還是在生活方式的考究方面，都超過了西方基督教文明在這一黃金時期的許多君主。除此之外，他不僅在個人素養上遠超他人，也十分善於評判他人的能力。他打破了在奧斯曼帝國政府層級體系里遴選高官的傳統做法，轉而親自挑選那些他深信可以像管家一樣忠實履行君主意願的人。一位研究這段歷史的土耳其歷史學家認為，正是蘇萊曼放任他的這些寵臣積攢了巨額的財富，任由他們過上窮奢極欲的生活，而這一切財富的來源往往都是腐敗。但是，在西方世界看來，這些不過是蘇萊曼時代散發著璀璨光芒的帝國榮耀背後的一點代價罷了，在那個時代腐敗也是常見的現象。
在他的大維齊爾中，至少有兩位——儘管他們各自有著種種弱點——為蘇萊曼帝國的偉大成就做出了積極的貢獻。這兩位出身於基督徒家庭的大維齊爾，任職的時間共占蘇萊曼統治期的三分之二：希臘人易卜拉欣帕夏是一位卓越的外交家和軍事統帥；而保加利亞人魯斯坦帕夏是一名經濟專家，在帝國日漸擴張、財政收入增長一倍有餘的情況下，巧妙地管理了面臨種種複雜問題的帝國國庫。蘇萊曼的最後一位大維齊爾索科盧帕夏也來自基督徒家庭，他一直活到了蘇萊曼駕崩之後。索科盧帕夏是一位來自波士尼亞的斯拉夫人，孩童時期曾在塞爾維亞人的教堂里做輔祭。他在至關重要的時期維護了已經駕崩的蘇丹的權力和威嚴。由於蘇萊曼是一位強有力的專制君主，政府運行中的過分或不足之處，往往都被索科盧帕夏的能力抵消了；當時，人們也很難預見到這些過分或不足之處在未來會產生怎樣的後果。只有當權柄落入能力較差的蘇丹手中時，這些問題才會開始削弱奧斯曼帝國。
然而，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正是蘇萊曼本人兩個災難性的舉措，導致了這種情形的提前出現。他令人遺憾地處決了他的長子穆斯塔法，繼而又殺死了他的幼子巴耶濟德，改變了奧斯曼帝國蘇丹大位的繼承人選。他的所作所為顯然是不明智的，更不用說有多麼慘無人道。穆斯塔法和巴耶濟德都從蘇萊曼的身上繼承了許多可貴的品質，足以讓他們承繼奧斯曼帝國前十位蘇丹留下的大業，確保他們的帝國繼續作為令人敬仰的大國傲立世界。蘇萊曼卻犯下了盲目而冷酷的罪行，這種屠戮子嗣的行為比奧斯曼帝國傳統的兄弟相殘行為更加惡劣。這一切行為造成的結果是，蘇萊曼確保了接替他大位的只能是能力格外低下、遠遠遜色於前代蘇丹的塞利姆。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中，雖然偶有喘息之機，但奧斯曼帝國大體上處於緩慢衰落的過程中，而塞利姆是這一階段統治國家的25位蘇丹中的第一位。
由於有羅克塞拉娜煽風點火，蘇萊曼的情緒戰勝了他的判斷力、智慧和身為政治家的理智。隨著他的死亡，他為之奮鬥一生的奧斯曼帝國的偉業也註定將付諸東流。他一直相信奧斯曼一世的血脈不會犯下大錯，而現在他的子嗣即將辜負他的期望。讀史至此，人們總是不情願接受這一事實，甚至還有人提出，塞利姆或許並非真的是其父的血脈，而是他的斯拉夫母親和某個情夫的孩子。
塞利姆二世的可憐形象根本配不上做蘇丹。他矮小而肥胖，面色通紅，常年酗酒，因而被人恰如其分地稱作「醉鬼」——或是「酒鬼塞利姆」。他生性懶散放縱，能力平庸，自私自利，一心只想取樂，絲毫沒有繼承其父的種種才幹或其母的心機和說服力。他沒有什麼可以贏得臣民尊敬的事跡，對在戰場上冒險和料理國事都毫無興趣。比起寶劍和帳篷，他更願意在大薩拉基里奧宮裡虛度光陰。在狐朋狗友和逢迎拍馬者的陪伴下，他無所事事地度過一天又一天，幾乎不思考未來。
塞利姆唯一的才能體現在詩歌方面。他可以用土耳其語寫出十分雅致的詩篇，但往往是仿效波斯人哈菲茲的詩句。先知穆罕默德曾批判道，酒是「萬惡之源」。哈菲茲卻不這麼看，認為酒「比少女之吻還要甜蜜」。塞利姆對這種說法產生了共鳴，在一篇描繪相思的詩作中這樣結尾：
哦，親愛的，把你泛著美酒色澤的嘴唇交給塞利姆吧
倘你不在我身邊，我便可含著熱淚舉起酒杯，吾愛……
為了不讓塞利姆因為違反了先知的戒律而良心不安，大穆夫提為他提供了一個充滿詭辯色彩的裁決意見，認定只要蘇丹本人想要喝酒，那麼飲酒的行為就是可以被寬恕的。而塞利姆登基後頒布的第一條法令，就是取消了對販賣和消費酒類的限制。這兩件事成了公眾打趣的話題。有人發問道：「我們今天該去哪兒買酒呢？是去穆夫提那兒，還是去卡迪那兒？」
不過，塞利姆對政務全無興趣，對國家來說倒是一件好事，因為這樣一來，實權就落入了索科盧的手中。新任蘇丹對索科盧甚是尊重，此前還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了他。他十分相信蘇萊曼對大維齊爾的選擇，因此頗為信任這位大維齊爾，願意把自己的權力交給他使用。塞利姆的這種做法實際上開創了一個先例。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裡，時不時會有出身基督徒家庭的強勢維齊爾湧現出來，對弱勢的蘇丹加以彌補，並且幫助國家度過危機。現在，在索科盧的看護下，國家的政策可以繼續施行，蘇萊曼統治時期的慣性在最高統治者不理朝政的時期得以延續，從而將形勢的逆轉推遲了12年。
索科盧充滿活力，能力出眾，雄心勃勃，思維開闊。他首先結束了蘇萊曼在匈牙利開啟的戰事，於1568年與哈布斯堡家族的皇帝達成了體面的和約。和約為期八年，在事實上確認了領土現狀。然後，索科盧把奧斯曼軍隊部署到了一個新的方向——俄羅斯。在16世紀，莫斯科大公國逐漸發展成為一個統一而富有活力的國家。起初，土耳其人並不把俄羅斯人視作威脅，還從1492年起允許俄羅斯人在奧斯曼帝國的版圖內自由地從事貿易活動。接著，恐怖伊凡（Ivan the Terrible）[1]出現在了歷史的舞台上。他在1547年加冕為沙皇，渴望將他的大公國擴張為一個帝國。他的祖父、前任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娶了拜占庭帝國末代皇帝的侄女索菲婭（Sophia）[2]，隨後宣布莫斯科大公國為拜占庭帝國的繼承者，還把拜占庭帝國的雙頭鷹作為自己的君主徽記。
恐怖伊凡向南擴張，一路奪取韃靼人可汗的土地，最終占領了裏海沿岸的阿斯特拉罕（Astrakhan）。接著，他襲擊了亞速（Azov）和克里米亞沿岸地區，相當於直接襲擾了奧斯曼帝國的版圖，因為這些地方屬於奧斯曼帝國的附庸——克里米亞的韃靼人可汗。索科盧認為有必要出兵干預。這種必要既出於政治因素，也出於宗教因素，因為這事關作為哈里發和聖城麥加、麥地那之保護者的蘇丹的尊嚴。此前，不論是朝覲者還是商人，土耳其斯坦的穆斯林已經不能經過波斯人的土地進入奧斯曼帝國了。而現在，隨著莫斯科大公國的擴張，穆斯林通過這個方向進入奧斯曼帝國的道路也遭遇了種種阻礙。因此，他們的統治者開始請求奧斯曼帝國政府奪回阿斯特拉罕，以重新打開傳統的朝覲路線。
由於這一緣故，再加上對帝國的資源和能力的自信，索科盧開始醞釀一個既可以打擊俄羅斯人南侵勢頭，又可以幫助土耳其人向東擴張的不切實際的計劃。他在位於西北方向、流入亞速海的頓河（Don）和位於東北方向、注入裏海的伏爾加河（Volga）之間，找到了一處兩河相距只有30英里（約48千米）的地方，打算在這裡開鑿一條運河。有了這條運河，就可以將已經成為奧斯曼帝國內湖的黑海同裏海連接起來。如果奧斯曼帝國艦隊能夠進入裏海，那麼就可以協助奧斯曼軍隊繞過漫長難走的陸路，進入並包圍波斯，而且還可以打開一條通往高加索地區的新路和經由大不里士進入中亞地區的道路。如此，他們就能恢復歷史上從中亞經由阿斯特拉罕到克里米亞的故道，從而為奧斯曼帝國帶來貿易和戰略上的優勢。伊斯蘭世界也絕不能讓莫斯科大公國獲得這一優勢。早在18個世紀前，亞歷山大大帝手下的將領和繼業者「勝利者」塞琉古（Seleucus Nicator）就曾經設想過大維齊爾考慮的這個方案。
索科盧熱情高漲地落實著這個方案。1568年，他派遣一支大軍渡過黑海，控制了亞速；另外還派遣了一支規模更加龐大的軍隊，其目標是奪取阿斯特拉罕。一支艦隊搭載著部隊沿著頓河上溯，抵達了開鑿運河的地點。在當地韃靼人的幫助下，開鑿運河的初步工作就此開始。然而，受限於16世紀的技術條件，運河工程在進行了三分之一之後遇到了困難。於是，一部分船隻經由陸路被運到了伏爾加河，從那裡順流而下，開始圍攻阿斯特拉罕。但是，圍城的奧斯曼部隊先是缺乏火炮支援，接著又遭遇了愈加嚴酷的寒冬，導致軍中士氣普遍下滑，最終未能攻克城市。他們隨後穿過草原向克里米亞撤退，一路上也飽受折磨。
野心勃勃而又有著獨立思想的克里米亞可汗傑夫列特·格萊（Devlet Ghirai）不希望蘇丹以後再派兵進入自己的領地。於是，他竭盡全力地宣揚這樣的觀點：為了奧斯曼帝國士兵的利益著想，如此靠北的地方是不適合虔誠的穆斯林的。他強調說，在夏天，這裡的夜晚只有短短五個小時，而穆斯林需要在日落之後兩個小時和破曉時分禮拜，這樣就會導致士兵們睡眠不足，痛苦不堪。於是，奧斯曼人放棄了攻城計劃，結果在歸途中又在黑海遭遇了猛烈的風暴，損失了大量的士兵。倖存下來的人由此認定，北方地區不適合穆斯林。實際上，一心想要自立為王的傑夫列特·格萊打算趁恐怖伊凡困於內憂之際自己直接進攻莫斯科。憑藉他手上那支只夠進行一些劫掠活動的韃靼騎兵，傑夫列特·格萊也的確把戰火燒到了莫斯科郊區。與此同時，索科盧設想的頓河—伏爾加河行動也沒有再持續下去，因為蘇丹塞利姆把話說得很清楚：「我會計算整個行動的成本和損失的，你可得保證能算出來不錯的結果。」
不久之後，沙皇就向奧斯曼帝國派出一位使節，雙方達成了和約。蘇丹依然擁有對克里米亞汗國的宗主權，但默認了阿斯特拉罕的淪陷。至於莫斯科人和韃靼人之間的矛盾，就交給他們自己去用武力解決了。沙皇的統治範圍向東擴張，一直到達了西伯利亞。奧斯曼和俄羅斯這兩個強大帝國之間的初次遭遇就這樣結束了，雙方之間的和平將持續近一個世紀。
索科盧依然十分關注與東方的貿易，於是又設想出一個宏大的計劃：他打算在蘇伊士地峽開鑿一條運河，打通從地中海到紅海乃至印度洋的海路。不過，葉門行省發生的一場嚴重叛亂阻撓了他的計劃，他不得不立刻發兵平息這場叛亂。
與此同時，索科盧又把注意力轉向了西方的突尼西亞。海軍統帥兼阿爾及爾總督烏魯奇·阿里奪回了突尼西亞，趕走了查理五世在當地扶植的王公，但那裡的要塞仍然在西班牙守軍的手中。索科盧的主要目標與奧斯曼帝國的傳統政策相一致，他仍然將西班牙視作帝國的主要敵人，因而希望在地中海再發動一次針對西班牙人的戰爭，而且這一行動最好能得到法國人的幫助。此時，格拉納達的摩爾人正在進行一場反對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的叛亂。這對索科盧來說是採取行動的絕好時機，因為此時動手可以鞏固土耳其人作為反抗基督徒壓迫的穆斯林勇士的地位。由於他們在北非的同胞無法提供足夠的支持，格拉納達的摩爾人派出了一個代表團來到伊斯坦堡，請求蘇丹的干預；而他們的穆斯林同胞也的確滿懷著同情接待了他們。
然而，就在此時，塞利姆蘇丹第一次表現出了令人不安的任性。他不想去對付西班牙人，而是想要對仍然與帝國處於和平狀態中的威尼斯開戰，因為威尼斯人擁有既盛產棉花和糖、又以出產高質量的美酒而聞名遐邇的賽普勒斯。提醒塞利姆注意到這一點的，是他身邊富有影響力的紅人、來自葡萄牙的猶太金融家約瑟夫·納西[Joseph Nasi，他不久之前還被以「堂·米格斯」（Don Miguez）之名為人所知]，他對威尼斯的敵意盡人皆知。納西慫恿塞利姆說，入侵賽普勒斯不僅能為他贏得美酒，還能獲得大量威尼斯鑄造的達克特金幣。他的說辭得到了另一位寵臣拉拉·穆斯塔法（Lala Mustafa）[3]的支持。酒酣之際的塞利姆同意了納西的方案，甚至還擁抱了他，並且許諾一旦成功，就封他做賽普勒斯的國王。與此同時，他還給納西加官晉爵，把納克索斯島（Naxos）、帕羅斯島（Paros）、安多羅斯島（Andros）以及基克拉澤斯群島（Cyclades）上另外十座島嶼[4]都賞給了他，為此不惜剝奪這些地方現有領主的土地所有權。在繳納比例不高的稅金之後，這些島嶼上總額不菲的收入和出售酒類的利潤也都歸納西所有。
就這樣，索科盧的決定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被塞利姆蘇丹推翻。蘇丹派遣了一位使節到威尼斯，逐條數落了威尼斯共和國的罪狀，然後要求威尼斯要麼賠款，要麼割讓賽普勒斯島。威尼斯元老院拒絕了這一要求。於是，1570年，索科盧本打算派去援助摩爾人的部隊被派遣到了賽普勒斯。
威尼斯人對這座地中海上的東方前哨站已經忽視了一段時間，島上的人口也在此期間出現了銳減。島上的居民大部分是信奉東正教的希臘農民，而西歐來的統治階層奴役、壓迫著他們。據估算，大約有5萬名農奴隨時準備倒向土耳其人一方。塞利姆蘇丹在一封詔書中要求轄區與賽普勒斯鄰近的桑賈克貝伊儘可能地爭取民心。他還莊嚴地許諾說，一旦奧斯曼軍隊占領了賽普勒斯島，他們不會騷擾當地的居民，他們的財產也將得到保全。這種做法早在土耳其人開始擴張前很久就已經成了一種範式。
1570年，奧斯曼大軍登上了賽普勒斯島。陸軍由索科盧的對頭、塞利姆的寵臣拉拉·穆斯塔法統率，艦隊則由皮亞利帕夏指揮。在島上的一個地區已經出現了希臘人即將舉事的跡象，這讓威尼斯人深感擔憂。為了預防這種情況的發生，他們採取了突襲行動，處死了400名希臘人。奧斯曼人抵達這一地區後，給了當地居民格外的優待，還免除了一段時間的稅賦。不過，在接下來的戰鬥中，希臘農民對直接與他們的拉丁主人兵戎相見還是抱有疑慮，他們更願意通過提供食品和情報的方式幫助奧斯曼人。許多逃到山區避難的人都很快返回了家鄉，並且向征服者效忠。
奧斯曼軍隊從帝國南部出發，沒有遇到任何抵抗就登上了賽普勒斯島。他們的主要目標是征服威尼斯人的兩座城堡——尼科西亞（Nicosia）和法馬古斯塔（Famagusta）。在等來北非和安納托利亞的增援部隊之後，大約5萬名奧斯曼帝國的軍人開始向尼科西亞推進。預料到土耳其人早晚會發動入侵的威尼斯人已經提前請來軍事工程專家改進了他們的要塞，但由於指揮不利，尼科西亞還是在六個星期之內投降了。殘存的守軍遭到了屠殺；接著，這座據說擁有教堂的數量可與一年之中的天數相比的城市遭到了洗劫，其悲慘程度（據西歐人說）堪與對君士坦丁堡的洗劫相提並論。城中的大教堂被改建成了一座清真寺。不論男女，只要是年輕、容貌姣好的居民都被販賣為奴。他們被趕上了一艘槳帆船，但在啟程前往伊斯坦堡之前，這艘船就爆炸了。為了維護貞節，一位虔誠的女性基督徒在船內的彈藥庫放了一把火。
現在就剩下法馬古斯塔要塞了。第二年春天，土耳其人對它發動了進攻。在總督馬克·安東尼奧·布拉加丁（Marc Antonio Bragadino）的鼓舞下，威尼斯守軍英勇地堅守了三個月。為了鼓舞士氣，拉拉·穆斯塔法告訴士兵說，城中的敵軍與尼科西亞的守軍一樣既不擅長戰鬥，也毫無經驗。但威尼斯人的抵抗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人甚至回到伊斯坦堡報告說，法馬古斯塔的守軍里不只有人類，還有巨人。土耳其人修建了堡壘，又挖掘了足夠騎兵通過的深深的塹壕，然後又用地雷在城牆上炸出一段缺口，並對這個缺口發動了一系列的攻擊。但是，他們遭遇了頑強而英勇的抵抗。守軍用木柴、柴草和其他易燃物填滿了角堡前面的壕溝，再將其點燃。大火燃燒了好幾天。更讓土耳其人感到難受的是，守軍點燃了島上生長的一種木材，而這種木材在燃燒時會散發出有害的惡臭。不過，守軍漸漸淪落到吃馬、驢、狗和「其他令人作嘔的食物」的地步。在經過三個月的圍城之後，守軍只剩下七桶火藥了。已經堅持到最後的布拉加丁別無選擇，只能尋求體面的投降。
穆斯塔法同意了他的條件。穆斯塔法許諾說，只要要塞投降，所有人的性命都可以得到保全，守軍可以攜帶他們的武器，由土耳其人的船隻運送到克里特島去，而城中居民可以自行決定自己的去留。布拉加丁帶著三名軍官和一支衛隊來到了奧斯曼軍隊的大營，前來移交城市的鑰匙。穆斯塔法一開始彬彬有禮地接待了他，雙方友好地進行了協商。接著，麻煩來了。先是有人指責布拉加丁屠殺了奧斯曼戰俘，接著穆斯塔法又要求守軍提供一名人質，以確保運送他們的船隻可以平安歸來。
布拉加丁以違反停戰協議為由，拒絕了這一要求。結果，出了名的暴脾氣的穆斯塔法陷入狂怒，乾脆宣布整個停戰協議全部作廢。據說，他命人把布拉加丁捆了起來，然後割掉了他的右耳和鼻子。在獄中遭受了兩個星期的折磨之後，布拉加丁被銬在法馬古斯塔主廣場的一個木枷上。在拒絕改宗伊斯蘭教之後，他被活活地剝了皮。他的屍體遭到了肢解，並被示眾。接著，穆斯塔法又命人曬乾了布拉加丁的皮，在裡面填上稻草，然後放在一頭牛的背上在城裡四處遊街示眾。
兩年之後，威尼斯將賽普勒斯島割讓給了蘇丹。根據和約，威尼斯人又支付了一筆賠償金，用來償付土耳其人征服賽普勒斯島所產生的花費。不過，按照當時奧斯曼帝國在被征服地區的標準做法，接下來的統治倒是足夠開明。拉丁天主教會的特權被取消了，但希臘東正教會的特權得以恢復。拉丁式的農奴體系被廢除，曾經屬於威尼斯貴族的土地都劃歸奧斯曼帝國國家所有。經濟的發展和財政上的支持幫助了當地居民的生活。從安納托利亞中部來了大量的移民，他們帶著牛和農具，到無主的土地上定居。
對賽普勒斯的征服導致了可怕的報復。在教皇庇護五世（Pius V）的積極倡導下，基督教國家組織了一個「永久性的」神聖同盟，旨在再一次以十字軍精神將基督教世界團結起來。由於基督教國家一貫相互猜忌，彼此之間又充滿利益糾葛，神聖同盟花費了一年多的時間才真正組建起來。威尼斯擔心這個同盟會損害義大利的利益，而增強西班牙的實力；西班牙也不想幫助威尼斯，因為後者隨時可能投回蘇丹的懷抱；法國也不希望看到它的世仇西班牙變得更加強大，像往常一樣更願意親近它的秘密盟友——蘇丹。因此，法國並沒有參加神聖同盟，反而試圖阻撓它的成立。
1571年夏天，教皇、西班牙和威尼斯組成了共同反對奧斯曼帝國的三元同盟，而當時土耳其人還在圍攻法馬古斯塔。神聖同盟的聯合艦隊還包括來自義大利各邦國和馬耳他騎士團的艦隻。這支成分複雜的艦隊的戰鬥力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能否找到一名能力卓著的指揮官。最終，這一重任落在奧地利的堂·胡安（Don John）的肩上。堂·胡安是皇帝查理五世的私生子，即國王腓力二世同父異母的弟弟。堂·胡安是一名充滿活力、有著火一般熱情的年輕人，天生具有領袖氣質，並且在指揮鎮壓格拉納達的摩爾人叛亂時證明了自己的能力。基督徒們終於找到了一位能夠讓來自不同國家的人們團結一致、全身心地投入「十字軍東征」（這次晚近的針對奧斯曼土耳其的戰爭，可以被看作第13次十字軍東征）的領袖。
堂·胡安的艦隊規模比奧斯曼艦隊略小，由大約200艘槳帆船組成。但威尼斯人派來的6艘加萊賽戰船給了他們一定的優勢，因為這種戰船比地中海上的任何船隻都大，火力也更強。伴隨堂·胡安的艦隊出征的大約有3萬名士兵；而人數相近的奧斯曼艦隊則由穆赫辛扎德·阿里帕夏（Muhsinzade Ali Pasha）統率，前文提到過的烏魯奇·阿里[西方人稱他為奧基亞利（Ochiale）]在他的手下效命；一同出征的還有另外兩名私掠船船長和15名負責管理沿海桑賈克的貝伊。他們每個人都獲准在自己的槳帆船船尾樓上掛起自己的旗幟，象徵他們「海上貴族」的身份。
1571年9月，神聖同盟的艦隊在墨西拿集結，隨後起航前往屬於異教徒的東地中海尋找敵人。掛著三角旗和其他旗幟的槳帆船桅杆林立，在位於防波堤盡頭的教皇特使的祝福下，跟隨著旗艦駛入了墨西拿海峽。在抵達土耳其人曾經圍攻卻無功而返的科孚島之後，堂·胡安接到了有關法馬古斯塔的陷落和那裡發生的褻瀆神明的行為的第一批報告，這些消息堅定了十字軍戰士們與土耳其人拚死戰鬥的決心。
與此同時，奧斯曼艦隊從科孚島向南朝著帕特拉斯撤退，隨後在勒班陀海灣下錨停泊。基督教艦隊穿越了凱法洛尼亞島（Cephalonia）[5]和伊薩卡島（Ithaca）之間的海峽，出現在海灣的入口之外。在看到基督教艦隊之後，土耳其人的海軍統帥在他的旗艦「蘇丹娜號」上召開了作戰會議。像基督教艦隊一樣，土耳其人這邊的意見也不統一，有人嚷著要馬上行動，有人則建議小心從事。好鬥的烏魯奇·阿里斥責那些想要留在勒班陀的同僚，說他們想在這兒「照看婦孺」；不過，作為一位久經考驗、做事務實的海盜，他也同意陸軍統帥佩爾塔烏帕夏（Pertau Pasha）的意見，認為應該稍事休整，在裝備和訓練完成之後再發動進攻。
但海軍統帥阿里帕夏勇猛有餘而謹慎不足，而且必須嚴格遵守蘇丹的命令。自從攻陷法馬古斯塔之後，蘇丹本人也變得格外好戰，一心想要他的艦隊英勇出擊俘獲基督教艦隊，並把它帶回金角灣去。於是，阿里帕夏下令立刻發動進攻。為了鼓舞士兵，他讓他們不要忘記土耳其人已經征服了數不清的基督教城市，且無論在人數上還是船隻數量上他們都占據著優勢，隨後又貶損了眼前的敵人一番。
於是，奧斯曼艦隊駛出了位於勒班陀海灣內的安全港，到海灣入口之外的外海上與基督徒交戰。
這次新月與十字架之間的碰撞，是歐洲歷史上最後一次發生在槳帆船艦隊之間的大型海戰。十字架一方打出了堂·胡安的教皇旗，其上繪有釘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形象；新月一方打出了來自麥加的神聖旌旗，其上飾有《古蘭經》中的章句。1571年10月7日，星期日，是陽光明媚的一天。在這天的日出時分，堂·胡安命令全艦隊將士舉行彌撒儀式。接著，土耳其人就在海平線上出現了。
兩支擺好了戰鬥隊形的艦隊遭遇了。奧斯曼艦隊組成了一個寬寬的新月形，沖向基督教艦隊。雙方的艦隊都分成了三個分隊，雙方的主帥均位居艦隊中央的突前位置。雙方艦隊的總指揮各自站在自己的旗艦上，直接面對著對方。堂·胡安的旗艦兩側分別是教皇艦隊的旗艦和威尼斯人的旗艦，而直面他們的挑戰的阿里帕夏的兩側，分別是佩爾塔烏帕夏和他的財務主管所在的艦隻。烏魯奇·阿里統率著奧斯曼艦隊的左翼，面對的對手是熱那亞的艦隊；亞歷山大港的貝伊穆罕默德·舒盧奇[Mehmed Chuluk，通常被叫作西羅科（Scirocco）]統率右翼，面對的是威尼斯的艦隊。阿里帕夏發現基督教艦隊的實力比他預計的要強，為了以防萬一，他命令艦隊把隊形從新月形變成一條直線。在基督教艦隊組成的直線前方幾千碼的地方，是堂·胡安手下令人生畏、如城堡一般堅固的加萊賽戰船。
有那麼一會兒，雙方都沒有什麼動作，只是審視、評估著對方。接著，土耳其人發出了正式的挑戰，射出了一發只填充了火藥的空包彈。作為回應，基督教艦隊射出了一發重重的實心彈，這枚炮彈從奧斯曼艦隻的索具中間穿了過去。伴隨著吶喊聲和鏗鏘的鼓聲和笛聲，土耳其人開始划槳向前。兩支艦隊很快就糾纏在了一起，從戰線的一頭到另一頭，雙方發生了全面的接觸。很快，加萊賽戰船的舷炮齊射就打亂了土耳其人的攻勢。土耳其人的船隻先是散開，接著又固執地重新集結，然後繼續執行傳統的衝撞登船戰術。漸漸地，這場戰役演變成了三場單獨的戰鬥。在西羅科的指揮下，奧斯曼艦隊的右翼向海岸的方向移動，試圖繞到敵人的側翼。但是，威尼斯人憑藉著訓練有素的船員和質量更好的槳帆船，把土耳其人的船隻趕上了海岸，然後又衝上陸地屠殺了逃竄的土耳其船員，徹底消滅了這支分隊。威尼斯艦隊的指揮官巴爾巴里戈（Barbarigo）被一箭射中了眼睛，箭頭插進了他的腦中，當即陣亡；而受傷的西羅科則落入海中，隨後被敵人拖出來斬首，也丟了性命。
主要的戰場在中路。雙方總指揮的旗艦「國王號」和「蘇丹娜號」船頭對著船頭沖向彼此。它們劇烈地相撞，「蘇丹娜號」的船首尖角嵌進了「國王號」的索具之中，把兩艘船緊緊連在了一起。這兩艘船就成了中心戰場，威尼斯艦隊和教皇艦隊的旗艦則分處於這個中心戰場的兩側。使用鉤銃和弓箭的基督徒鉤銃手和奧斯曼近衛軍旗鼓相當，雙方拚死激戰了兩個小時；在需要的時候還不斷有援軍從周圍的槳帆船和蓋倫帆船上登艦。基督徒一方的火力占據優勢，而奧斯曼船隻用來防禦敵人登艦的手段不多。於是，基督徒在戰鬥中逐漸占了上風。阿里帕夏率領手下士兵英勇地保衛著「蘇丹娜號」，接連打退了基督徒的兩次進攻。接著，堂·胡安親自帶人衝上了「蘇丹娜號」。在戰鬥中，一顆子彈擊中了阿里帕夏的前額，他向前跌倒，死在了舷梯上。他的頭被砍下來，呈到堂·胡安面前。據說，堂·胡安很不高興，因為他對他的敵人十分尊敬；但他還是把人頭插在了長矛上，在他的旗艦上示眾。
基督徒登上了奧斯曼艦隊的旗艦，將其俘獲。土耳其人發動了一次絕望的反擊，想要將它奪回，但沒有成功。奧斯曼艦隊的中路被擊破了。在土耳其人的槳帆船上，划槳的基督徒奴隸打破枷鎖，奪取武器，撲向了奴役他們的人。經過三個多小時激烈無比、可歌可泣的戰鬥，基督教軍隊贏得了勒班陀戰役。奧斯曼艦隊的大部分船隻（大約230艘槳帆船）都被擊沉或俘虜，而基督教艦隊只損失了不超過15艘槳帆船，人員損失也只有土耳其人的一半。不過，犧牲的基督徒里有許多是西班牙和義大利貴族階層中的精英人物。參戰的西班牙人里包括塞萬提斯（Cervantes），他在進攻西羅科的旗艦時負傷，左手從此落下了殘疾。後來，他曾這樣描寫自己：「儘管這隻手看起來很醜，我卻覺得它很可愛，因為它見證了過去幾個世紀中最值得紀念、最偉大的事件——未來的人再也不會遇到可以與之相比肩的偉業。」
不過，左翼的土耳其人倖存了下來。作為一名高超的戰術家，海盜烏魯奇·阿里首先迫使基督教艦隊的右翼——統率它的是吉安·安德里亞·多利亞（Gian Andrea Doria），那位著名的海軍將領的侄子——向南移動以避其鋒芒；接著烏魯奇又在北方的主戰場展開激戰時，令其艦隊穿過基督教艦隊之間的空隙，從後方攻擊堂·胡安。聖約翰騎士團的槳帆船擋在他的面前，他手下的阿爾及利亞人就欣然投入了與他們的廝殺之中；接著，他們又開始攻擊前來救援的西西里槳帆船，隨後奪取了馬耳他人的旗艦，並在船上升起了自己的旗幟。戰鬥進行得十分激烈，但不久多利亞的艦隊開始向北移動，與一支實力更為強大的預備隊會合了。此時，精明的海盜頭子意識到己方已經在主戰場上落敗，於是率領大約40艘槳帆船趁著黃昏逃走，讓土耳其人不致落得慘敗的下場；而多利亞要為烏魯奇的逃走負主要責任。不過，這場戰役仍然是基督徒的勝利。用塞萬提斯在《堂吉訶德》中的話說：「對於基督教世界來說，這是幸運的一天，它讓所有國家都醒悟到，它們相信土耳其人不可戰勝是多麼荒謬。」
得知勝利的消息，歐洲人陷入了狂喜之中。就在阿里帕夏喪命的那一刻，教皇庇護五世得到了上帝的啟示，明白他們已經贏得了勝利，於是他在一尊耶穌受難像面前跪了下來，感謝上帝的庇佑。現在，端坐在寶座上的教皇見到了報捷的使者。他恰如其分地引用《福音書》中的話說：「有一個人，他受神的差派而來，他的名字叫約翰。」
威尼斯率先得知了戰勝的消息。在聖馬可廣場上人群的注視下，一艘槳帆船從潟湖駛來。它的船尾拖曳著繳獲的土耳其人的旗幟，船尾甲板上一名船員穿著從陣亡土耳其人身上剝下來的衣服。聽到槳帆船鳴炮敬禮，威尼斯人鬆了一口氣，隨即陷入狂喜之中。西班牙也化為了歡樂的海洋。他們認為，正是在西班牙的主持下，這次針對奧斯曼異教徒的十字軍聖戰才取得了勝利，他們為此而驕傲不已。聽聞奧斯曼盟友的敗績，法國國王查理九世（Charles IX）命人演唱了感恩讚美詩，還舉行了其他的慶祝活動。即便是在遙遠的英格蘭，人們也為「打倒土耳其人」而點起篝火，進行布道，從聖馬田教堂（St. Martin-in-the-Fields）傳來了洪亮的鐘聲；而年幼的蘇格蘭國王詹姆士六世（James VI）[6]則寫了上千行蹩腳的詩句助興。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裡，史詩般的「勒班陀之戰」都將作為傳奇在全歐洲傳頌，畫家、水平各異的詩人和民謠歌手都用自己的方式描繪著堂·胡安和摧毀奧斯曼入侵者的英勇戰士的不朽榮耀。
就在歐洲為勝利欣喜若狂的同時，奧斯曼帝國的首都則由於這前所未有的重大失敗而籠罩在沮喪的氣氛之中。由於艦隊遭受的巨大損失和陸軍蒙受的巨大屈辱，土耳其人對勒班陀戰役的失敗感到灰心喪氣——至少一開始是如此。蘇丹塞利姆齋戒祈禱了三日，乞求真主憐憫他的子民。接著，為了安撫民眾的騷動情緒，他下令屠殺掉帝國版圖內所有的西班牙人和威尼斯人。不過，這一命令並沒有得到執行。這多虧了穆罕默德·索科盧的干預，他設法讓他的主人把精力用在了更有建設性的事務上。
臨近年底時，烏魯奇·阿里率領大約80艘船隻驕傲地駛入了金角灣，其中半數船隻是從勒班陀海戰中倖存下來的，另外一半則來自東地中海的各港口。在索科盧的建議下，烏魯奇·阿里被擢升為海軍總司令（卡普丹帕夏），接替了戰死的穆赫辛扎德·阿里；蘇丹塞利姆還十分貼切地將他的名字由烏魯奇改成了基利希（Kilij），意為「寶劍」。接著，在塞利姆的支持下，他和經驗豐富的皮亞利帕夏合作，用一個冬天的時間組建了一支新的艦隊。塞利姆本人為此提供了資金，還把大薩拉基里奧宮中花園的一部分拿出來，改造成了一座造船廠。
於是，到了1572年的春天，也就是勒班陀戰役結束僅僅六個月之後，一支奧斯曼艦隊就已經做好準備，擁有大約250艘船隻和8艘巨大而現代化的加萊賽戰船，意欲在海上展示土耳其人的武力了。當時，沒有哪個基督教國家能夠完成這樣的造船壯舉。1572年，這支艦隊出現在賽普勒斯外海。這讓基督教同盟大吃一驚，從此不再敢籌劃奪回賽普勒斯島的行動。接著，這支艦隊駛入了希臘海域，最遠航行到了可以威脅克里特島的地方，一路展示著他們復興的海上力量。不過，在這一階段，他們還是避免與敵人發生直接衝突。儘管基督教艦隊仍然擁有比奧斯曼艦隊更龐大的規模，但他們既未能與基利希·阿里交戰，也未能將他逐出愛奧尼亞海的沿岸地帶。
這一情形加速了威尼斯與奧斯曼帝國的議和，威尼斯正式割讓了賽普勒斯島。在威尼斯內部，有一股強大的力量要求與奧斯曼帝國議和，以期恢復雙方的貿易活動。當威尼斯駐伊斯坦堡的公使第一次與大維齊爾探討議和的前景時，索科盧這樣回答他：「你們的損失與我們的損失有很大的不同。我們奪取了賽普勒斯，相當於斬斷了你們的一隻胳膊；你們擊敗了我們的艦隊，相當於剃掉了我們的鬍子；斷臂不能重生，而剃掉的鬍子卻會長得更加茂盛。」
法國國王查理九世派駐伊斯坦堡的大使對和談給予了大力支持。查理九世與威尼斯人一樣，擔心西班牙的壯大會損害他在黎凡特地區的利益，因此試圖拆散神聖同盟。實際上，基督徒們表面上大談在取得了海上優勢之後應當採取怎樣協同一致的行動，實際上早就開始了內部的小摩擦，各國船隻也都回到了自己的港口。各國之間充滿了矛盾，每個國家的內部也有各種相互矛盾的目標需要權衡。這些事務的重要性很快超過了它們的共同目標。因此，勒班陀戰役的勝利沒有能夠帶來更多的成果。不過，在道義層面和心理層面，它仍然是一場勝利。在歐洲人的眼中，土耳其人的魔咒被打破了。自從一個多世紀前君士坦丁堡淪陷以來，歐洲的局勢就一直受到奧斯曼帝國的掌控，而土耳其人不可戰勝的形象到此時才第一次被打破。土耳其人的傳奇破滅了，基督徒因而可以更加自由地呼吸。
對於土耳其人的威望而言，這是一個轉捩點。不過，就實力而言，蘇萊曼留下的帝國依然強盛，它依然擁有無可匹敵的物質資源和實用技藝，因而可以在失敗後迅速地復甦。即便擁有塞利姆這樣無能的君主，索科盧領導下的奧斯曼帝國依然像往常一樣，在現實層面和精神層面上都團結一致，在行動上富於活力，在政策上富於決斷力，在實際事務方面也十分務實。它依然是一個具有凝聚力的伊斯蘭強國，在這一方面完全可以被其基督教敵人視作楷模。這樣的情形還將持續20多年。
帝國的主要敵人依然是西班牙，雙方此時爭奪的焦點是突尼西亞。奧斯曼人在賽普勒斯戰役期間奪回了突尼西亞，但在勒班陀戰役結束一年之後，一支西班牙艦隊在堂·胡安的指揮下又將其攻占。第二年，基利希·阿里率領一支規模堪與勒班陀戰役中的奧斯曼帝國艦隊相媲美的艦隊捲土重來，永久性地占領了這座城市。與此同時，他還攻占了長期以來被西班牙人控制的拉格萊塔堡壘。在勒班陀戰役失利短短三年之後，這位海盜船長出身的艦隊司令就再一次讓金角灣迎來了一支凱旋的艦隊。
與阿爾及爾和的黎波里一道，突尼西亞也成了奧斯曼帝國的一個省份。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中，它們將幫助奧斯曼帝國在遍布著無法無天的海盜的巴巴利海岸維持一定程度的統治權。1578年，土耳其人的勢力範圍擴張到了摩洛哥。由於葡萄牙人在那裡登陸，支持當地的一個王位覬覦者，非斯（Fez）的謝里夫（sherif）[7]請求土耳其人前去幫助他們對付葡萄牙人。土耳其人欣然同意了他的請求，因為他們十分擔心西班牙人會與葡萄牙人合作。土耳其人在阿爾卡扎奎維爾（Alcazarquivir）的大戰中擊敗了葡萄牙人，葡萄牙國王塞巴斯蒂昂（Sebastian）、他支持的王位覬覦者，還有他們四分之一的軍隊都命喪疆場。這場戰役導致了葡萄牙的衰落，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很快就利用此次機會，武力吞併了葡萄牙。
在奪回突尼西亞之後不久，酒鬼塞利姆突然死了。他死於最後一場縱情享樂中的一次意外。天性迷信的塞利姆，看到了許多預示著死亡將近的徵兆：彗星、伊斯坦堡發生的大地震、威脅到聖地麥加的洪水。最可怕的預兆是大薩拉基里奧宮廚房發生的一場大火，這場大火把廚房連同酒窖都燒毀了。這一事件尤為不祥，因為他的祖父去世前，阿德里安堡的薩拉基里奧宮內也發生過一起火災。悶悶不樂的塞利姆決定到新建的浴室洗土耳其浴，這座浴室的牆都還沒有干。為了麻痹自己，他一口氣喝完了一整瓶賽普勒斯葡萄酒。結果，步履蹣跚的塞利姆一下子滑倒在地，在大理石地磚上摔裂了頭骨。很快，塞利姆就因發熱死去。對於這位土耳其歷史上最無能的蘇丹來說，這樣的結局也不可謂不適宜。
塞利姆的統治毫無建樹，但他死得也不合時宜。穆罕默德·索科盧確保了塞利姆的兒子穆拉德三世可以和平地繼位，但穆拉德反過來卻想要限制索科盧的權力。索科盧試圖憑藉自己的治國才能，保持蘇萊曼留下的帝國的國力，並且讓其煥發出新的生命力，但他的行動受到了穆拉德的阻撓。儘管索科盧又當了四年的大維齊爾，但是他已經不能像塞利姆在位時那樣擁有全權。獲得新主子青睞的奴隸和後宮裡的女人們，都滿懷惡意地想在蘇丹面前施加對索科盧不利的影響，持續不斷地搞出陰謀詭計來對付他。
穆拉德從他在馬格尼西亞的官邸一路顛簸，於夜裡抵達了伊斯坦堡。就在當夜，還在暈船的穆拉德下令將他的五個弟弟全部絞殺。第二天早上，他接見了他的政府官員們。東方世界流行的迷信觀點認為，新蘇丹的第一句話將預示他的統治狀況，因此官員們都緊張而安靜地等著新蘇丹開口。經過一晚上的休息，暈船帶來的症狀已經消失，因此穆拉德也恢復了胃口。於是，他的第一句話是：「我餓了，給我拿些吃的。」這句話似乎預示了一場饑荒，而第二年也的確發生了饑荒。穆拉德對他父親最重要的嗜好不感興趣，即位之初就下令禁止飲酒。他之所以頒布這一命令，是因為有一群近衛軍士兵在酒館外面舉杯祝新蘇丹身體健康。得知這一禁令之後，近衛軍發動了一場叛亂反對這一命令，他們破口大罵大維齊爾，還對他施加了人身威脅。於是，禁酒的命令取消了，近衛軍又可以飲酒了；但有一個前提條件，他們必須控制自己，不得濫用暴力。
穆拉德也有自己的嗜好，尤其貪財和好色。他對女人和金子的喜愛堪稱痴迷。在蘇萊曼去世之前，奧斯曼帝國的國庫一直在七塔城堡，七座塔樓分別用來存放黃金、白銀、金銀器具和珠寶、價值連城的文物、來自波斯和埃及的文物、軍械以及國家檔案。在進行了耗資巨大的戰爭之後，塞利姆二世把國庫里剩餘的財富轉移到了他的私人金庫，這七塔城堡則主要作為監獄使用。而穆拉德三世則更進一步。他建了一座有著三重鎖的特殊金庫。在他的整個統治期內，他就在這座金庫的上方就寢。這座金庫每年只開放四次，用來把新的財寶運到裡面去，每次運進去的財寶價值都高達數百萬枚達克特金幣。
穆拉德身邊有著數不清的侍從，在他們的陪伴下過著慵懶而放縱的生活。他只有在幫助身邊的侍從滿足他們的野心時，才會過問國事。他的生活由四個女人主宰；十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她們四個人就仿佛是帝國的四根柱石一樣。第一個女人是他的母親，主宰後宮的蘇丹皇太后；第二個女人是他的姐姐，索科盧的妻子，但她的影響力很快就消失了；第三個女人是一位來自威尼斯的美人，名叫薩菲耶（Safiye）。她出身於威尼斯貴族巴福（Baffo）家族，她的父親在科孚島擔任總督。在前往科孚島的途中，她被一名土耳其海盜俘獲，後來為穆拉德生了他的長子穆罕默德。穆拉德十分迷戀薩菲耶，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只忠實於她。穆拉德的母親對薩菲耶地位的上升感到十分不安，便儘可能地設法讓穆拉德把注意力轉向其他女人。穆拉德仿佛得到了肆意妄為的許可，經常在一個晚上要求兩到三名姬妾陪侍。由於穆拉德的放縱，伊斯坦堡的奴隸市場上女孩的價格翻了一倍，而他本人則有了100多個孩子。
在所有這些姬妾之中，有一位來自匈牙利的女人贏得了他的青睞，並且一度獲得了一定的影響力。不過，第四位在生活上和國事上都對他產生重要影響的女性是傑恩法達（Janfeda）。在穆拉德的母親去世後，傑恩法達根據她的遺願獲得了主宰後宮的權力。由於她本人並不為穆拉德侍寢，她的主要職責是為穆拉德提供其他女性侍寢。這些女人或是單獨行動，或是聯合起來，總之她們都會在國事上對穆拉德施加影響。但最具影響力的依然是威尼斯來的蘇丹娜薩菲耶·巴福，她在外交事務上有著尤其強大的影響力。儘管威尼斯的航運業對奧斯曼帝國構成了很大的威脅，她還是設法說服蘇丹不要攻擊她的母國；威尼斯甚至還與奧斯曼帝國政府續簽了讓步條約，並取得了其他一些貿易上的優惠條件。即便到了下一代人——她的兒子穆罕默德三世統治的時期，作為蘇丹皇太后的薩菲耶依然擁有同樣巨大的影響力。
由於穆拉德既貪財又好色，他的宮廷里很快就賄賂成風。想在他的朝廷里謀得官職，要麼得通過后妃的影響力，要麼得靠金錢購買，獲得任命前都需要付上一筆錢。想要得到官職的人會向蘇丹的侍從和大臣們行賄，而蘇丹本人也會從賄金中分一杯羹；其腐敗程度之深，由此可見一斑。向穆拉德推薦這種做法的，是一位頗具影響力的寵臣謝姆西帕夏（Shemsi Pasha），此人也被稱作「行賄訓練師」。他自稱是塞爾柱王公的後裔，因此十分仇視取代了其先祖的奧斯曼人。據他的傳記記載，有一天他興高采烈地從蘇丹的住所走出來，說道：「我終於為塞爾柱王朝復仇了！奧斯曼家族毀滅了我們的王朝，而我已經把他們送上了毀滅之路。」當有人問到他究竟做了什麼時，這位蘇丹的寵臣回答道：「我勸說蘇丹從他的寵臣們賣官鬻爵的所得中分上一杯羹。毫無疑問，這對他來說是一個巨大的誘惑，4萬枚達克特金幣可不是一筆小錢。從今天開始，蘇丹本人將帶頭貪腐，而貪腐終將毀滅這個帝國。」
像拉拉·穆斯塔法帕夏一樣，謝姆西也是索科盧的仇敵。有一次，大維齊爾向謝姆西抱怨說，宮廷里的腐敗風氣已經影響到了國政。大維齊爾得到的回答是，他好好遵從宮廷里傳出的旨意就好了，蘇丹的旨意是不會錯的。在穆拉德登基四年之後，索科盧迎來了他的結局。索科盧曾經為奧斯曼帝國贏得了賽普勒斯、突尼西亞和葉門，而此時依然大權在握的他又發動了一場為奧斯曼帝國開疆拓土的戰爭——只是這次贏得的土地未必守得住。這場戰爭的目標是波斯。當時，波斯的老沙阿塔赫瑪斯普剛剛駕崩（據說是被他的妻子毒死的），整個國家陷入了血腥的內亂之中。
利用這一時機，奧斯曼帝國在沒有發出任何警告的情況下於1578年出兵入侵波斯。奧斯曼大軍從克里米亞出發，由穆斯塔法帕夏指揮，同時還得到了韃靼人的支援。他們接連擊敗了兩支波斯軍隊，隨即征服了喬治亞（一個基督教王國，是波斯的盟友）的大部分地區。土耳其人開進了提比里西（Tiflis），將那裡的教堂改建成清真寺。土耳其人讓投降的喬治亞酋長們負責管理各個桑賈克，出兵占領了大部分的鄰近省份，並且成立了一個由四名貝勒貝伊分而治之的行省。
土耳其人進入達吉斯坦（Daghestan）[8]，抵達了裏海之濱，完成了索科盧在塞利姆統治時期的夙願（當時他想在頓河和伏爾加河之間修建一條運河以達到這一目標，但沒有能夠實現）。在跨越草原直抵黑海北部的進軍路上，負責管理亞速的貝伊一直充當著大軍的前鋒，此時也因功獲得了顯赫的頭銜，被擢升為裏海卡普丹帕夏（裏海海軍司令）。但是，波斯人的抵抗開始變得越發頑強，導致這場戰爭又持續了12年。最後，波斯人簽署了和約，同意割讓喬治亞、亞塞拜然、希爾凡（Shirvan）[9]、大不里士和其他一些省份。與此同時，奧斯曼人則在卡爾斯修建了堅實的防禦工事，將這座城市打造成了針對波斯的軍事基地。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裡，這座城市都將是帝國在東部的重要屏障。
但是，要控制新征服的行省並不容易。當地的大部分居民都是什葉派穆斯林，因此仍然忠於波斯。奧斯曼帝國的行政體系有著自己獨特的徵稅和租地制度，當地人並不習慣，因而對其充滿了反感。遊牧部落也更喜歡波斯沙阿相對間接的統治方式，而不喜歡蘇丹直接的中央集權統治。而最重要的因素在於，像以往針對波斯的戰爭一樣，這些新征服的土地遠離本土的基地，因此會產生運輸和補給方面的問題。正因如此，自信可以靠水運來解決這些問題的索科盧，並不同意通過陸路來發動這場戰爭，他認為此舉需要的資源超過了奧斯曼帝國所能提供的限度。事實上，在接下來50年不斷發生的戰爭中，索科盧的觀點不幸得到了證實。
與此同時，索科盧在宮廷里的敵人正在緊鑼密鼓地籌劃著針對他的陰謀。首先，他們找出各種藉口除掉了索科盧的朋友和門生。接著，一個打扮成托缽僧的人到索科盧的宅邸求見，然後在議事廳里拔出匕首捅進了索科盧的心臟，將他當場殺害。像索科盧本人一樣，這名兇手也是波士尼亞人。他在嚴刑拷打之下拒不招供，於是這起案件的犯罪動機被定性為由於封地減少而導致的私人恩怨。不過，據說就在索科盧遇刺的前夜，一名侍從官給大維齊爾朗讀了關於蘇丹穆拉德一世在科索沃戰場上遇刺身亡的記載。聽完之後，索科盧長嘆道：「願真主也賜我同樣的命運吧！」沒想到他一語成讖。一名威尼斯使節這樣寫道：「土耳其人的美德隨著穆罕默德·索科盧一起沉入了墳墓。」毫無疑問，索科盧的遇刺身亡拉開了奧斯曼帝國長期衰落的大幕。
[1] 即有著伊凡雷帝稱號的伊凡四世。
[2] 其父即為前文提到過的摩里亞地區親王國的統治者托馬斯·巴列奧略。
[3] 「拉拉」是此人的一個頭銜，意為「蘇丹的導師」。在奧斯曼帝國的體制中，皇子會得到一位或多位資深官員作為輔佐人。拉拉·穆斯塔法曾經是巴耶濟德皇子的導師。
[4] 這些島嶼都位於愛琴海中。
[5] 愛奧尼亞群島中最大的島嶼。
[6] 後來，他在英格蘭女王伊麗莎白一世駕崩後兼任英格蘭國王，稱詹姆士一世；其母為蘇格蘭女王瑪麗一世。
[7] 謝里夫相當於貴族的一種稱謂。
[8] 今屬於俄羅斯，位於喬治亞的東方。
[9] 位於高加索東部，今屬於亞塞拜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