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曼帝國六百年 · 第十四章
在年紀輕輕的蘇萊曼剛登上奧斯曼帝國蘇丹的寶座時，約克樞機主教托馬斯·沃爾西（Thomas Wolsey）曾經在英王亨利八世的宮廷里對威尼斯大使說道：「這個蘇萊曼蘇丹25歲，很有見地；只怕他會像他的父親一樣。」威尼斯總督則寫信給他的大使說：「這位蘇丹很年輕，很強大，對基督徒極為仇視。」對西歐的統治者來說，這位「偉大的土耳其人」（威尼斯人稱他為「Signor Turco」）是基督教世界「強勁而可怕的敵人」，只能給他們帶來恐懼和疑惑。
好鬥是早期的蘇萊曼得到的唯一評價。但很快，他在外交戰線上的活躍程度就已經堪比他在戰場上的活躍程度了。在此之前，蘇丹宮廷里的外國代表基本上只有威尼斯的使節。自從他們於世紀之交在海上敗給了土耳其人、繼而失去了在地中海的霸主地位之後，威尼斯人就「學會了親吻她沒有能力斬斷的手」。他們與土耳其人建立了密切的外交聯繫，將奧斯曼帝國視作最為重要的外交目標。威尼斯人經常向伊斯坦堡派遣使節，並且在這裡常駐一名公使（bailo）——出任這一職務的，往往都是最有能力的人才。威尼斯的使節經常向總督和威尼斯政府提交報告，也間接幫助整個歐洲了解蘇丹宮廷里的動態。弗朗索瓦一世國王曾經說：「從君士坦丁堡來的消息都不可信，威尼斯人傳來的除外。」
不過，其他國家也漸漸開始與奧斯曼帝國建立了外交聯繫，派來了新的使團，伊斯坦堡城中的外國人也多了起來——先是法國人，然後是匈牙利人、克羅埃西亞人，最重要的是斐迪南國王和治下擁有各民族子民的查理五世皇帝的代表，也帶了一大群隨從來到了這裡。由於來到這裡的外國使節、旅行者和作家越來越多，西方的基督教世界也逐漸對這個國家有了更多的了解：從「偉大的土耳其人」（蘇萊曼）本人和他的生活方式，到他統治國家的體制、講究繁文縟節的蘇丹宮廷的本質，乃至他治下的子民們帶有異域風情但又遠不能稱之為「野蠻」的生活傳統、習俗與習慣。蘇萊曼本人的形象也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西方世界的面前。與他的奧斯曼先祖們不同，蘇萊曼給人一種文明國家的君主的印象（如果說他的形象與西方君主的形象有所不同，那麼他至少也符合東方文明君主的形象）。顯然，他已經把一個起源於帶有強烈宗教色彩的遊牧部落的東方文明帶到了它的頂峰，賦予了它種種新的絢麗色彩。此時的蘇萊曼已經開始被西方人恰如其分地稱作「蘇萊曼大帝」。
從起床到就寢，蘇萊曼在宮中的日常生活也有著一套固定程序，其細緻程度堪比凡爾賽宮中的法國國王。蘇丹從他的長榻上起床之後，會先在特別挑選過的奴僕的幫助下，穿上一件卡夫坦長袍（Caftan）[1]。這件袍子他只會穿一次，一邊口袋裡放著20枚達克特金幣，另一邊口袋裡則裝著1 000枚銀幣。在一天結束時，這件袍子和口袋裡沒花掉的錢幣就都歸了蘇丹的內侍總管。蘇丹的一日三餐都會由一長隊的侍從呈上。蘇丹總是獨自用膳，精美的瓷器和銀質餐具放在低矮的銀質餐桌上，他飲用的水則是加了糖和香料的。總有一名醫生站在他的身旁，以便在蘇丹中毒時立即施救。
夜晚，蘇丹會躺在三張猩紅色的天鵝絨墊子上就寢，一張墊子裡面填充的是羽絨，另外兩張裡面填充的是棉花。他會把頭枕在兩個綠色的裝飾有流蘇的枕頭上，夏天蓋著輕薄的被子，冬天則裹著柔軟的紫貂或黑狐毛皮睡覺。他的長榻之上是一頂金色的華蓋，周圍有四根長長的蠟燭立在銀質的燭台上，每個燭台旁有一名全副武裝的衛兵站著守夜。蘇丹面朝哪個方向睡覺，他們就把哪個方向的蠟燭熄滅。他們整夜守衛蘇丹，直到他醒來。出於安全考慮，蘇丹每晚都會挑選不同的房間就寢，然後安排他的內侍們準備臥房。
白天，他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正式會見和與官員探討國事上。迪萬休會時，他也有一些別的休閒娛樂，比如閱讀《亞歷山大之書》（The Book of Alexander）——一位波斯作家寫的關於征服者亞歷山大大帝的傳奇故事和英勇事跡——或是研習宗教和哲學著作，抑或聽音樂，看侏儒的滑稽表演，看摔跤表演，也可能聽宮廷弄臣插科打諢。躺在兩張墊子上（一張有金線花紋，一張有銀線花紋）午睡之後，蘇丹經常在下午挑一些同伴渡過博斯普魯斯海峽，到亞洲一側的花園裡放鬆身心。或者，他也可以選擇待在宮裡，在第三庭院的花園裡放鬆、休息。那裡種著棕櫚樹、柏樹和月桂樹，其間點綴著金頂的小亭子。天熱時，從亭子的頂上會有小瀑布落下來，水流映出道道金光。
他舉行的公共娛樂活動也配得上他的「大帝」之名，可謂壯麗之至。在他第一次於維也納城下遭遇敗績之後，為了轉移注意力，他在1530年的夏天為他的五個兒子舉行了割禮慶典。慶典持續了整整三個星期。君士坦丁堡大競技場（Hippodrome）[2]之中遍布帳篷，到處是色彩華麗的帷幔，最中央的位置則是一座高聳的大帳。大帳之內，蘇丹端坐在由天青石柱支撐起的寶座上。在他的頭頂，是鑲嵌著珠寶的金色華蓋；在他的腳下，是鋪滿整座大帳的柔軟而珍貴的地毯。在大帳的四周，是一頂頂五顏六色、歪歪斜斜的帳篷，其中最顯眼的，當屬那些被奧斯曼軍隊俘獲的、曾經屬於敗在蘇丹手下的王公貴族的帳篷。除了官方舉辦的壯觀的遊行和奢華的宴會之外，在大競技場內還有各種娛樂項目可供民眾選擇：遊戲、比賽、模擬戰鬥、馬術表演；舞會、音樂會、影子戲以及在舞台上重演的圍城戰和重大戰役；在馬戲場上有大量的小丑、變戲法的和雜技演員參加表演，還有噼啪作響、墜落夜空的焰火——所有的一切，盛況空前。
慶典結束後，蘇萊曼揚揚得意地問易卜拉欣，他兒子的這次慶典和這位大維齊爾的婚禮比起來，哪次典禮更棒？易卜拉欣的回答讓蘇丹大吃一驚：「沒有哪次慶典比得上我的婚禮。」他接著說道：「我的帕迪沙阿呀！我的婚禮有這樣一位貴客：時代之主、伊斯蘭之壁壘、麥加和麥地那的擁有者、大馬士革和埃及的主人、神聖入口的哈里發、神之居所[3]的主人——蘇萊曼。請問，在您的慶典上，可有哪一位客人比得上我的這位客人呢？」
四位來自威尼斯的使節是僅有的來自西方世界的代表，他們一如既往地熱衷於觀察和記述慶典上發生的一切。他們中的一人——威尼斯公使彼得羅·布拉加蒂諾（Pietro Bragadino）這樣描述他在慶典上見到的蘇萊曼：「他32歲，面色慘白，長著鷹鉤鼻子和長長的脖子；雖然看上去沒什麼力氣，但是我在親吻他的手時發現，他的手臂十分有力，據說能夠拉動非常硬的弓。他天性鬱鬱寡歡，對女人很感興趣，開明、驕傲、急性子，但有時又十分彬彬有禮。」
隨著時間的推移，蘇萊曼的宮廷在外交領域的重要性越發凸顯。因此，除了威尼斯人之外，其他國家的使團也紛至沓來。他們紛紛記錄下自己對奧斯曼土耳其和蘇丹的觀察，這些觀察對西方世界而言大有裨益。其中有一位來自佛蘭德斯的貴族，名叫奧吉爾·吉塞林·德·巴斯拜克（Ogier Ghiselin de Busbecq）。他是一位著名的學者，閱歷豐富，思想開明，對事物常抱著積極樂觀的看法。從1554年起，他時斷時續地在伊斯坦堡出任查理五世皇帝的使節。在寫給一位朋友的一系列信件中，他從個人視角出發，為西方世界提供了諸多有關蘇萊曼本人、他的宮廷和人民的生動而客觀的記述。從一開始，來自西方的巴斯拜克就學會了欣賞陌生的東方世界較為文明的方方面面。在抵達伊斯坦堡就職後不久，他曾這樣描寫蘇丹在阿馬西亞會見眾人的場面：
現在請隨我來，看看這一大群人吧：他們都戴著包出無數道褶的潔白的絲質頭巾，穿著各色各樣的服裝，滿目都是金色、銀色、紫色的綢緞的光彩……我從未見過比這更絢麗奪目的景象。在這樣的奢華背後，卻體現出別樣的簡潔和經濟。不管他們的級別如何，所有人都穿著同樣款式的衣服；與我們大為不同，他們的衣服上沒有鑲邊或無用的配飾……最值得一提的是，儘管有這麼一大群人，現場卻出奇地安靜，井然有序。這裡沒有人頭攢動的大廳里常見的喊叫聲或是默默低語，人們也不會聚成一團。每個人都儘可能安靜地待在自己的指定位置。
巴斯拜克很快就發現了這個社會背後運行的原則：在絕對專制的君主統治之下，高度民主化的平等精神卻支配著蘇萊曼的「私人之家」。
在這一大群人中，沒有哪個人的地位聲望不是源自他自身的本領和勇氣；沒有人憑藉出身而高人一等，每個人獲得的禮遇都由他的職責和官職決定；沒有哪個人會拚命地去追根溯祖，因為他們的地位都是憑藉能力得來的。蘇丹本人負責分配每一個人的職責與官位，他對他們的財產狀況、虛名、影響力和受歡迎程度都不感興趣，他只關心他們的本事和人品、能力與性格。因此，每個人都各得其所，每個職位都能分配給適合的人。
蘇丹親自接見了巴斯拜克。「他坐在一個矮沙發上，距離地面不超過一英尺，身下是繡著精美花紋的沙發罩子和靠墊，身邊放著他的弓和箭。他的臉上……沒有一絲笑容，嚴厲的神色中帶著一絲憂傷，但又十分威嚴。我們前去拜見他時，他的內侍總管向他介紹了我們……在裝模作樣地親吻過他的手之後，我們被人領著面朝著蘇丹向牆的方向退去，以避免我們的背部朝向蘇丹。」
接著，巴斯拜克表明了此行的目的，希望說服土耳其人停止對匈牙利的劫掠。這個請求和其他的一些相關要求並不符合蘇丹的政策。蘇丹「表現出鄙夷的神情」，只簡短地回答以「好，好」，隨即差人把查理五世皇帝的使節帶回了他們自己的居所。對於蘇丹對其請求的冷淡態度，巴斯拜克並不感到特別驚訝。在接見外國使節時，蘇萊曼總是用截然不同的態度對待友邦（比如威尼斯和法國）和敵國的使節。
在巴斯拜克到訪的同時，還有一位波斯使節也來拜見蘇丹。他比巴斯拜克更受歡迎，同時又帶了許多華美的禮物。於是，他對和平的訴求當場就獲得了應允。「蘇丹對波斯人可謂禮數周到，」巴斯拜克寫道，「毫無疑問，蘇丹是真心想和他們議和。無論在什麼事情上……不論是禮遇友人，還是羞辱敵人，土耳其人總是喜歡走極端。」波斯人獲得了正式的和約，而巴斯拜克只得到了六個月的休戰。於是，他帶了一封蘇萊曼的書信回到了維也納，然後又不太情願地帶了一封回信返回了伊斯坦堡。他又一次被引見給蘇丹：
他們在我身上套了兩件繡著花紋、長及腳踝的長袍，倘若再多一件，我怕是都穿不動了。我的隨員們也都穿上了各種顏色的絲質長袍，陪我一同覲見蘇丹。接著，我跟著一支規模壯觀的隊伍向前走，仿佛是在一齣悲劇裡面飾演阿伽門農（Agamemnon）或是別的什麼類似的英雄人物。穿著金衣的蘇丹打發了我們，於是我們就向他道別了。
巴斯拜克和他的隨員就這樣離開了，沒能享用離任使節通常都能享用到的正式早餐。這是因為，「那是給友邦使節的待遇，而我們兩國之間的和平都還不甚穩固」。
蘇萊曼的外交政策一直受到易卜拉欣帕夏的影響。易卜拉欣帕夏在1536年失勢之前一直是蘇萊曼的大維齊爾。蘇丹任命易卜拉欣為大維齊爾，可謂開創之舉。以前的蘇丹通常都是從官僚系統內挑選軍事法官或行省總督出任大維齊爾，而蘇萊曼卻從自己的私邸中挑選了自己的親信，他們密切的私人關係確保了他對其能力的充分了解。就這樣，蘇萊曼為後世的蘇丹開創了一個難說是好是壞的先例。易卜拉欣本人出身於希臘的基督徒家庭，在外國統治者和使節之中也很有影響力，以致弗朗索瓦一世和斐迪南都會寫信給他，而來到伊斯坦堡的使節也總是先去拜見他。
易卜拉欣總是吹噓說，他有能力讓蘇丹按他的意思辦，還說「管事的其實是我」。威尼斯人很把他的這種說辭當真，將他戲稱為「易卜拉欣大帝」。跟他平日裡的嬉笑怒罵一樣，易卜拉欣的吹噓也不過是一種外交武器，都是用來威服、恫嚇敵國使節的。這一時期，奧斯曼人在戰場上節節勝利，歐洲人則乞求和平。在這樣的背景下，對待敵國使節就應當採取強勢的態度，而不需要謹小慎微。而且，蘇萊曼似乎也不反對他的維齊爾自吹自擂。易卜拉欣與蘇萊曼表現出的是同樣的傲慢態度，區別僅在於易卜拉欣把他的傲慢直率地表達出來，而作為君主的蘇萊曼則用一種內斂而冷漠的方式展現他的傲慢。易卜拉欣與蘇萊曼成了同一事物的兩面。長期來看，蘇萊曼一直堅持著自己的外交策略，即聯合法國，侵蝕哈布斯堡王朝，並延伸自己在歐洲的勢力。易卜拉欣則利用自己對歐洲的了解，在戰術、細節和短期應變方面彌補蘇丹的不足。在易卜拉欣自己看來，他對歐洲的了解超過了他的主人，因此自己有能力拓寬主人的視野。在奧斯曼帝國歷史上的這個重要時期，易卜拉欣對奧斯曼帝國與西方世界之間外交關係的初創、帝國與歐洲國家新的外交關係的演進都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1535年，易卜拉欣完成了他的終極成就——與他的「好朋友」弗朗索瓦一世協商、起草並簽署了一項協定。這項協定允許法國人在奧斯曼帝國境內繼續經商，他們只需要像土耳其人一樣向蘇丹繳納稅費即可；作為交換，土耳其人在法國也享有同等特權。根據協定，法國領事法庭的判決在奧斯曼帝國境內也擁有法律效力，且土耳其人有義務執行領事法庭的判決，必要時甚至可以動用武力。在奧斯曼帝國境內的法國人獲得了徹底的信仰自由，法國還有權守衛基督教聖地，實際上相當於將黎凡特地區的所有天主教徒劃入了法國的保護之下。這一協定終結了威尼斯在地中海地區的貿易主導地位，並且使得所有的基督教國家船隻——除了威尼斯船隻以外——都掛上了法國國旗，以獲得保護。
這一協定的重大意義在於，它是第一個給予外國特權的「讓步條約」（the Capitulations）。作為法國人經過巧妙磋商後取得的成果，這項協定允許兩國互派永久性的使節，使得法國在很長一段時期內都是對奧斯曼帝國政府最具影響力的國家。在貿易合作的外衣之下，法國和奧斯曼帝國實際上組成了一個同盟。此時，法國國王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之間的政治和軍事角力的軸心，已經轉移到了地中海，而這項協定穩固了歐洲的力量平衡，這是蘇丹樂於見到的。但是，這項協定也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中為帝國帶來了隱患，因為它在帝國的疆域內部承認了外國勢力的合法存在。而這也是易卜拉欣在外交領域的最後一次活動——他的垮台已經近在眼前。
蘇萊曼蘇丹被西方人稱作「蘇萊曼大帝」，而他的奧斯曼臣民則稱他為「立法者蘇萊曼」。他在「武功」方面是一位偉大的軍事統帥，堪與他的父親和曾祖父媲美；而他在「文治」方面，卻要勝過他們一籌。他是一位偉大的立法者。在臣民的眼中，他是一位品行高尚的君主，崇尚公正而不失寬仁。有時，在征戰的過程中，他甚至會騎在馬背上親自做出裁決。作為一名虔誠的穆斯林，他隨著年紀漸長而越發嚴格地遵循伊斯蘭教的規則和傳統，越來越篤信伊斯蘭教的理念和體制。在這樣的理念指導下，他成了一位睿智而仁慈的立法者。
帝國的上一位立法者是征服者穆罕默德。而蘇萊曼，這位新的征服者，就站在征服者穆罕默德打造的基石之上。蘇萊曼並不想當一位極端的改革者或革新者，因為在這片保守的土地上，已經有了詳盡的法律條文、日積月累形成的成文或不成文的規則以及前代蘇丹留下的先例。他要做的並不是創立一個全新的法律體系，而是讓過時的法律條文跟得上時代，讓法律能夠適應新的時代和迅速擴張後的帝國的需要。他整理並簡化了令人困惑的慣例體系，將其具體化。他完成這一切，依然要依靠奧斯曼政權兩大基石的支持：世俗的行政統治體系和宗教立法體系。在蘇丹的絕對權力的統治下，這兩大體系各有各的功能，有點類似西方的政教二元體系。
除了蘇丹和他的家族之外，統治體系還包括蘇丹的廷臣、政府里的行政官員、常備軍，以及大量在接受培訓、日後可以成為前三者的年輕人。他們幾乎都是出身於基督徒家庭的男子或者他們的孩子，即都是蘇丹的奴隸。一位名叫莫羅西尼（Morosini）的威尼斯使節記載道，他們「都以能自稱『偉大主人的奴隸』而感到莫大的光榮；因為他們知道，這就是一個奴隸之邦，在這裡他們是發號施令的人」。另一位使節巴爾巴羅（Barbaro）則評論道：「值得注意的是，奧斯曼帝國的財富、軍隊和政府——或者簡而言之，整個奧斯曼國家——都構建在這些出身於基督徒家庭的人之上，並且由他們掌控。」
與行政體系相平行的是穆斯林的宗教體系，這一體系的成員全都出身於穆斯林家庭。法官、法學家、神學家、神職人員、教師，他們作為伊斯蘭神聖教法的守護者和執行者，構成了烏理瑪這一群體。這些有學識的人負責在整個帝國內維繫其知識、宗教和法律體系。
神聖的沙里亞法是由先知穆罕默德傳遞的真主的意旨，因此蘇丹無權變更或忽略沙里亞法規定的原則。這樣一來，沙里亞法就限制了蘇丹的神授君權。作為一名虔誠的穆斯林，蘇萊曼也無意忤逆沙里亞法。但是，為了讓他的人民能夠在這個迅速變化的世界裡繼續做合格的穆斯林，他認為有必要修改法律的實踐方式。例如，在世紀之初，奧斯曼帝國征服的領土上主要的居民還都是基督徒。但是隨著帝國在亞洲的進一步征服，一些諸如大馬士革、巴格達和開羅這樣以前屬於伊斯蘭哈里發國家的城市也納入了帝國的版圖，聖城麥加和麥地那也被帝國置於自己的保護之下。這樣一來，亞洲居民占到了奧斯曼帝國人口的五分之四（到蘇萊曼統治末期，帝國總人口大約為1 500萬，包括20個不同的民族，受21個不同的政府的管轄）。只要能讓蘇萊曼獲得作為蘇丹—哈里發應有的權力，他就願意承擔伊斯蘭教的保護者、信仰的守衛者、伊斯蘭教神聖律法的保衛者、解讀者和執行者這一系列頭銜。整個伊斯蘭世界都把他視作聖戰的領袖。總之，奧斯曼帝國擁有了比例更高的穆斯林人口，因此就需要用一套新的、效力更高的法律體系來補充以前的法律體系。
蘇萊曼命令一位頗有學識的法官——阿勒頗的易卜拉欣毛拉（Mullah Ibrahim of Aleppo）——負責準備新的法典。蘇萊曼為這部法典起了一個新奇的名字，以體現其如汪洋大海般的體量——《諸海之匯》（The Confluence of the Seas）。在19世紀的司法改革之前，這部法典一直發揮著效力。與此同時，蘇萊曼還為埃及的政權起草了一部新的法典，這部法典實際上成了一部新的憲法。在孜孜不倦地起草新的法律的過程中，蘇萊曼與烏理瑪中的法學家和神學家密切合作，以確保他的新法不會違犯原初的伊斯蘭教法的規定。這些學者將伊斯蘭教法中的原則按照重要程度分門別類，明確地讓他知道哪些是必須嚴格遵守的，哪些不是，並且儘可能地為他提供有彈性的詮釋方式。
與伊斯蘭教法不同，《法令集》式的國家法律體現的完全是蘇丹作為君主的意志。出於善心，一向對細節十分關注的蘇萊曼特別考慮到了基督徒子民的利益。從他即位之初，他就指示他的行省總督們必須把公正地使用法律當作他們的頭等大事，不論法律適用的對象持有何種信仰、是穆斯林還是拉亞。在過去的40年中，他的兩位前任蘇丹在法律問題上留下了許多沒有填補的空白。而要填補上這些空白，實際上相當於進行一次針對國家封建制度的改革和調整，改變徵服者穆罕默德立法時確立的土地所有權和稅收制度。
根據前代蘇丹的規定，較大的封地（扎米特）是終身制的，理論上不得世襲。然而，此時世代承襲封地卻成了一種常見的做法。因此，蘇萊曼試圖通過改革來制止這種行為。此外，當一些封地由於原有的主人沒有男嗣而成為無主土地時，行省總督和維齊爾們經常會隨意地將這些土地轉讓給其他人，導致土地的所有權經常出現不負責任的轉移。這種行為損害了蘇丹的利益，因為在理論上，作為真主的代言人，蘇丹才是一切土地的所有者。
為了重申這一原則，他頒布了一道法令，規定總督們只有批准小塊封地（蒂瑪爾）轉讓的權力，而大片封地的轉讓必須得到伊斯坦堡的中央政府或蘇丹本人的許可。蘇丹此舉意在把那些「上層士紳」再次置於國家的控制之下，抑制大片田產的積累，同時確保他分封出去的土地可以確實為他提供有實戰能力的常備軍。與此同時，為了伸張正義，蘇丹大規模地清洗了有著殘暴、貪婪、不公正、腐敗和無能等種種劣跡的總督和官員。
在推行改革的過程中，蘇萊曼特別關心拉亞們——為西帕希騎兵耕種土地的基督徒子民——的境況。他頒布了《拉亞法典》（Kanune Raya），規範了他們繳納的什一稅和人頭稅。這樣一來，原本屬於農奴或隸農的拉亞們的地位有所上升，達到了近似於歐洲的佃冊農（copyholder）[4]的水平。在承擔繁重義務的同時，他們的生產能力卻因此得到了提升。
儘管外界熱衷於說這些拉亞處於「土耳其人的枷鎖之下」，但實際上，他們的境遇要比基督教世界裡一些從屬於基督徒主人的農奴好得多。在奧斯曼帝國的鄰國，一些居民甚至寧願逃到邊界的另一邊去生活。一位當時的作家這樣寫道：「我看到許多匈牙利農夫點著了他們的小屋，帶著老婆、孩子、牲畜和農具逃到土耳其人的土地上。他們知道，除了什一稅之外，他們在這裡不需要忍受其他的苛捐雜稅和痛苦折磨。」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了摩里亞，那裡的居民寧願接受土耳其人的統治，也不想再受威尼斯人統治。
蘇萊曼的法典里也包括了新的刑法和治安法，內容涵蓋了針對失德行為、使用暴力、傷人、偷盜和搶劫等罪行的處罰內容。總的來說，懲處的力度要比以往更加寬仁。許多肉刑被罰款代替了，每種罪行都規定了罰金的數額。適用死刑和毀壞肢體的刑罰的情境減少了，但是作偽證、造假和使用劣幣者仍然要被砍掉右手。法律變得更加開明了：誹謗和搬弄是非者要為他們造成的惡果做出賠償；貸款利率的上限被限制在11%；法律還要求人們善待役畜。
除了伊斯蘭教法規定的傳統的土地稅和人頭稅之外，蘇萊曼還設置多種多樣、範圍廣泛的其他稅種。在家庭組成方面，未婚男子需要繳稅，結婚時也需要繳稅。在宮廷領域，他對儀式禮節進行了細緻入微的調整。在貿易領域，蘇萊曼出台了一系列旨在規範市場和行會行為、價格與工資、生產與零售活動的法令，甚至詳細規定了製作和出售食品的方式。
各色各樣的產品、牲畜、礦井和貿易利潤都需要納稅，此外還有進出口的關稅。除了稅收之外，另外一個重要的財源是罰沒作奸犯科的高官和其他人等的財產。蘇丹還可以從他發動的戰爭中獲得戰利品和基督教附庸國支付的歲貢，這些收入不僅可以用來承擔戰爭中的開銷，還可以充實國庫。
從經濟層面看，奧斯曼帝國正在變得越發繁榮。蘇萊曼的收入主要來自蘇丹私人的領地以及從分配給臣民的土地上收取的稅收。蘇萊曼的收入很可能比當時任何一位基督教君主的收入都多，而他也不會大肆揮霍。隨著蘇萊曼統治的繼續，財政收入日漸增多，而為了獲得這些財政收入，官僚體系也需要相應擴展，於是官僚體系的規模就變得越來越龐大。
儘管蘇萊曼在改革目的和原則方面都很開明，但他的改革註定效果有限。他畢竟是一名自上而下的立法者，他能夠得到的建議只能來自他身邊的一小群高官和法學家。他身居帝都，遠離分散在帝國各地的絕大部分臣民，無法與他們近距離接觸，對他們的需求和生活境遇也缺乏親身體會。因此，他既無法直接了解他的法令可能會給臣民的生活帶來怎樣的影響，也無法一路追蹤監督法令的公正執行。這樣一來，對法令的解釋權就會不可避免地以各種形式下放，導致在行省中出現對法令的濫用和各種貪贓枉法的現象，並且在一定程度上留下了日後官員腐敗的隱患。不過，在眼下，由於蘇萊曼對正義、公平和秩序的孜孜追求，再加上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執行能力，這種權力分散的趨勢暫時還不會成為帝國臣民頭上的重擔，新的法律在大體上也還是改善了他們的境遇。
蘇萊曼在全國範圍內鞏固了他的政府，特別是它的宗教體系。他確認並擴大了烏理瑪的首領[大穆夫提或謝赫伊斯蘭（Sheikh-ul-Islam）[5]]的權力和特權，使其實際上擁有了可以與大維齊爾比肩的地位，從而調整了立法機構和行政機構之間的力量平衡。與此同時，他重組並加強了烏理瑪，使帝國內的法官和其他的穆夫提（他們現在成了法官的法學顧問）也成為烏理瑪的一部分，並且讓他們都獲得了一些特權，例如無須納稅和不被罰沒財產的特權。這樣一來，他們就可以實現父子相承，從而在帝國內部形成了一個來自教育和法律行業的世襲階層。他們並非土地的貴族，而是「頭腦的貴族」。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享有的這種特權將會帶來一些問題。
蘇萊曼發展了烏理瑪的教育體系，他們的學校繼續由宗教基金會資助，並且附屬於清真寺。穆斯林男孩可以在這些學校里獲得幾乎免費的教育，這種待遇遠遠超過了同時期的基督教國家。蘇萊曼十分慷慨地創辦了大量的學校和高等學院，擴展了征服者穆罕默德留下的教育體系。在蘇萊曼統治期間，首都伊斯坦堡的小學（mektebs）數量增加到了14所。小學教授孩子們閱讀、書寫和伊斯蘭教的基本原理，小學畢業的學童會興高采烈地在街上舉行遊行，就像舉行割禮慶典時一樣。
有能力也有意願的小學畢業生可以進入伊斯蘭學校學習。此時，一共有八所伊斯蘭學校，分別位於八個重要的清真寺的轄區內，因而被人稱作「八座知識的天堂」。參考西方的人文學科，這些伊斯蘭學校會開設十種課程，分別是語法、句法、邏輯、形上學、哲學、論題、文體學、幾何、天文學和占星學。還有一些高等的宗教學校，相當於大學層次的法學院校，其大部分的畢業生都會成為伊瑪目（負責帶領人們做禮拜）或教師。像以前一樣，這些院校都是緊鄰或靠近清真寺院落的建築群的一部分。其周邊還會有府庫、銀行、供旅行者使用的客棧、餐廳、圖書館、浴場、噴泉和奧斯曼「福利國家」提供的其他慈善設施，例如粥廠、醫院和瘋人院。
處於這個黃金時代的頂點的蘇萊曼，既是伊斯蘭世界的蘇丹—哈里發，又被文藝復興中的歐洲人視作一位「偉大的閣下」。蘇萊曼本人集東方式的神聖君權與西方式的貴族榮耀於一身，他同時也希望將伊斯坦堡改造成一座在建築層面上豪華壯麗的都城，使之可以在蓬勃發展的16世紀躋身偉大城市的行列。於是，隨著他接連不斷的征服和財政收入的迅速增加，一座座圓形穹頂和高聳的宣禮塔也漸次改變著伊斯坦堡的天際線；即便到了蘇萊曼身後四個世紀的今天，這些建築的獨特輪廓依然裝點著馬爾馬拉海的風景線。當年由征服者穆罕默德繼承自拜占庭的建築風格，在蘇萊曼的時代達到了頂峰。這些建築讓人們實實在在地看到了伊斯蘭教的榮光，以及它在這個曾經由基督教主導的世界播撒文明的成果。
這種連接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文明的建築風格，在一個人的作品中達到了巔峰。這個人就是堪稱歷史上最偉大的建築家之一的米馬爾·希南（Mirmar Sinan）。他來自安納托利亞，是一位基督徒石匠的兒子。年輕時，他曾經加入近衛軍，作為軍事工程師伴隨蘇丹南征北戰。漸漸地，他成了建造要塞、軍火庫、橋樑和輸水渠的行家裡手。50歲時，他成了皇家首席建築師，開始在蘇萊曼身邊服務，把他作為軍事工程師掌握的技巧用到了建造精美的宗教建築上。他修建了數百座風格持重莊嚴的清真寺和陵墓，以奧斯曼土耳其文明特有的方式融合了簡潔與典雅、力量與輕快，豐富了16世紀的建築藝術。其中最出色的傑作要數為蘇萊曼蘇丹本人興建的蘇萊曼清真寺和陵墓。在建設這組建築時，希南意在使其超過查士丁尼皇帝（Emperor Justinian）[6]的聖索菲亞大教堂（此時已經被稱作阿亞索菲亞清真寺）。他研究了阿亞索菲亞清真寺的建築特點，根據伊斯蘭教儀式的需要調整了其平面規劃。在蘇丹的資助下，希南在伊斯坦堡這座城市中，將這種東西方交融的建築風格推到了極致。
這一時期的奧斯曼設計師們在設計建築（無論是宗教建築還是世俗建築）的內部裝潢時，往往會更多地借鑑東方的風格。他們會在牆體上使用顏色明快、飾有花紋的瓷磚。這種瓷磚起源於早年的波斯，此時則主要在伊茲尼克（Iznik，即以前的尼西亞）和伊斯坦堡的作坊里生產，經手的工匠都是從大不里士專門遷來的波斯匠人。像征服者穆罕默德的時代一樣，來自波斯的文化影響依然在文學領域中占主導地位，並在蘇萊曼統治期間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蘇萊曼特別鼓勵詩歌。在他的積極資助下，波斯傳統風格的奧斯曼詩歌創作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設置了一個地位崇高的職位，叫作「帝國敘事詩人」，其主要任務就是用詩作記錄時事。用詩作記載歷史事件，這是曾經的菲爾多西和其他波斯詩人的傳統。
[1] 一種長及腳踝的長袍。
[2] 這是君士坦丁堡城中一座歷史可以追溯到羅馬帝國時期的古代競技場。由於土耳其人對賽馬等賽事不感興趣，在奧斯曼帝國時期，這座競技場逐漸變成了舉辦慶典儀式的場所。
[3] 原文是Pleiades，即昴宿星團。有些人認為這裡是神的居所。
[4] 指自己不擁有土地、對地主承擔封建義務但以自己的耕畜、農具等獨立進行耕作的農民。在15世紀的英格蘭，這種佃冊農占大多數。
[5] 奧斯曼帝國的大穆夫提擁有「謝赫伊斯蘭」的稱號。本書中的「謝赫伊斯蘭」均指奧斯曼大穆夫提。
[6] 即拜占庭帝國皇帝查士丁尼一世，527—565年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