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曼帝國六百年 · 第十章

征服者穆罕默德渴望締造一個全新的世界性的伊斯蘭帝國。為此，他不僅要鞏固並擴大以往拜占庭帝國所轄的領土，還要把它變成一個在行政、司法、經濟和社會等方面都擁有全新體制的新國家。由邊疆地帶的加齊貝伊們統治的、形形色色的、擁有半獨立性的開放社會，曾經是奧斯曼國家得以成型的基石。現在，它們終於被整合進了中央集權的帝國政府的社會和政治框架之中。 現在的奧斯曼帝國實際上像曾經的拜占庭帝國一樣，成了一個政教合一的軍事神權國家。通過高度組織化的官僚體系，蘇丹得以施展其絕對的權力。在穆罕默德看來，他的目標是把任何有可能對他的個人權威構成威脅或形成競爭的力量都消滅掉，至少也要改造它們，讓它們處於自己的掌控之下。作為被神選定的人，他，也只有他，才有資格統治這個國家。為了確保這種神權統治能夠在他的國家永遠持續下去，他把已經在帝國皇室內十分流行的同胞相殘的做法上升到了法律的高度：「經大多數法學家的認可，我的任何一個兒子，如果蒙神恩賜而繼承蘇丹大位，都有權為了國家的福祉處死他的兄弟。」 與以往不同，穆罕默德手下的大維齊爾成了蘇丹的管家和忠實執行君主命令的工具。大維齊爾無權就國事做出重大決定，但可以在他的職權範圍內發號施令，其權力超過了以往的大維齊爾。在穆罕默德之前，蘇丹通常會親臨迪萬（Divan）[1]，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參加國務會議，就如同多少個世紀以來處於遊牧生活狀態、在帳篷里議事的先祖們一樣。 然而，穆罕默德在他的統治期內卻逐漸把這一權力移交給了他的大維齊爾。他自己不再經常出席迪萬的會議，而是在一個裝有格柵的房間裡——這個房間被稱作「蘇丹之眼」——居高臨下地看著他們，而他自己卻不會被別人看見。到了後世蘇丹的時代，這種做法成了一種慣例。 據說，這一轉變源自一個意外事件。在一次迪萬會議上，有一個衣衫襤褸的土庫曼人突然冒冒失失地闖了進來，操著粗鄙的方言問道：「我說，哪個是那位開心的皇上呀？」蘇丹勃然大怒。大維齊爾勸他說，為了避免類似的事件再次發生，迪萬的事情以後不妨交給維齊爾們處理。於是，大維齊爾成了實際上的政府首腦，掌握了國家的大印。作為蘇丹的副手，大維齊爾獲得了廣泛的世俗權力，負責管理各個方面的行政事務，並且監督人事任免和官僚的工作表現。 大維齊爾以蘇丹之名掌管的行政體系建立在「四根帝國之柱」上。這個說法來自軍事術語，原本指的是早期的奧斯曼王公帳篷上的四根支柱。數字「四」有著神聖的意味，象徵著《古蘭經》中提到的支撐寶座的四名天使、先知穆罕默德的四位戰友——後來的四位哈里發——以及天堂中的四種風。 第一根支柱就是大維齊爾本人。像其他高級官員一樣，大維齊爾也擁有「帕夏」這一榮譽頭銜。「帕夏」的意思是「蘇丹之足」；這種稱呼方式很像古代波斯的做法，當時的官員往往被稱作國王的眼睛和手。大維齊爾享有殊榮，可以持有裝飾了五條馬尾的帕夏旌旗；而他的其他三名維齊爾同僚只能配備三條馬尾。這種象徵物起源於突厥遊牧民生活在草原的時代。其他三名維齊爾分別負責掌管行政、法律和財政事務，在他們的部門內部擁有一定的自主權，但都要直接對蘇丹本人負責。 第二根支柱是負責管理司法事務的兩名「卡扎斯克」（kadi-askers），即軍事法官。他們一個負責安納托利亞的司法事務，一個負責魯米利亞的司法事務，主要負責提名其他法官。 第三根支柱是四名「德夫特達」（defterdars），字面意思為會計或記賬員，實為掌管財務和財政事務的國家財務官。 第四根、也是最後一根支柱是「尼尚奇」（nishanjis），即國務助理和秘書，他們負責起草蘇丹的詔書，並在上面加蓋蘇丹的印信——「圖格拉」或「尼尚」（nishan）。 此外，還有被稱作「阿迦」的軍官或官員們。阿迦分為兩種，在外的為軍職，例如近衛軍的阿迦；在內的則專為蘇丹的宮廷服務。 這套經過征服者穆罕默德修改和完善的體系，被記載在了《法令集》（Kanun-name）中。「Kanun-name」一詞源自希臘文「kanon」和阿拉伯文「kanun」，意為「法律書」。在穆罕默德統治的末期，他下令開始編纂這部匯集了法律和規章制度的書籍，其中記述了奧斯曼國家的等級制度、慣例、儀式要求、職位職責、組織機構以及獎懲制度。 《法令集》體現的並非穆斯林的傳統，而是土耳其國家的傳統。像其他伊斯蘭國家一樣，奧斯曼帝國傳統上使用源自《古蘭經》的至高無上的「神權法」或「沙里亞法」（Sheriat Law）來管理國家。但是，隨著帝國的版圖越來越大，面對的情況越來越複雜，就需要用一部國家法律來對《古蘭經》加以補充，增加新的條款，使其可以適應不斷變化的世俗社會。穆拉德一世是這一變化的肇始者，而穆拉德二世又將這種變化向前推動了一步。在這兩位蘇丹之間的接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裡，奧斯曼帝國獲得了諸多新的行政功能，同時也出現了更多的新問題，因此穆拉德二世有必要制定新的法律。隨著時間的推移，法律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裡不斷得到增補乃至替代。新的法律中還包括了蘇丹本人制定的規章和命令。根據奧斯曼的傳統，作為「帕迪沙阿」和帝國的君主，他擁有不受伊斯蘭教法機構阻撓、自行頒布法律的絕對權力。不過，在這些國家法律的條款（也被稱作「烏爾菲」，urfi，意為「補充」）之外，蘇丹仍然需要承認以下法律規定的義務，並受到它們的約束：基於《古蘭經》這一伊斯蘭教最基本文獻和真主旨意的沙里亞法；聖行（Sunna），即穆斯林的慣常做法；最早的四位哈里發發布的文書。蘇丹頒布的聖旨（被稱作「Hatti-Sherifs」）都要符合上述法律的規定，蘇丹任何重要的政治舉措也需要事先取得大穆夫提——伊斯蘭教法的權威——的法律意見（也被稱為「費特瓦」，fetva），獲得他的批准。 《法令集》還涵蓋了習慣做法和蘇丹宮廷中的禮儀。蘇丹宮廷中的禮儀強調森嚴的等級，講究排場，十分複雜，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拜占庭帝國的影響，尤其是由拜占庭皇帝「生於紫室者」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在10世紀所著的《典儀論》的影響。像拜占庭皇帝一樣，蘇丹尤其強調外國使節在覲見時必須表現得格外恭順。傳統上，臣民對蘇丹的致敬禮儀接近於對「巴賽勒斯」（Basileus）[2]的禮儀，即對希臘和羅馬皇帝的致敬，而在希臘人和羅馬人的皇帝面前，他們的子民都有如主人面前的奴僕。實際上，同時代的拜占庭編年史中，仍然將蘇丹稱作「巴賽勒斯」——一位伊斯蘭的巴賽勒斯。 像在拜占庭帝國一樣，奧斯曼帝國對諸如宮廷慶典、裝束、禮節等內容都有著十分細緻的規定。穆罕默德規定，每一位廷臣的等級和職責必須通過其著裝的顏色體現出來。比如說，維齊爾穿綠色，內侍穿猩紅色；而在伊斯蘭教的神職人員中，穆夫提要穿白色，烏理瑪要穿藍紫色，毛拉要穿天藍色。靴子的顏色也很重要。政府的職員要穿綠色的靴子，宮廷人員要穿紅色的靴子。除了色彩之外，著裝的風格也很重要——袖子的剪裁、裝飾用的毛皮，尤其是各式各樣的頭巾和鬍子的式樣，都別具意義。在伊斯蘭社會中，頭戴之物有著特別的象徵意義。只有穆斯林可以戴頭巾，而非穆斯林，不管是法蘭克人還是希臘人，都要戴紅色、黑色或黃色的帽子。非穆斯林所穿的鞋子的顏色也不能與穆斯林相同。不論是便鞋還是靴子，希臘人、亞美尼亞人和猶太人分別要穿黑色、藍紫色和藍色。 在一個特別的方面，穆罕默德二世脫離了奧斯曼祖先的傳統，直接效仿了拜占庭帝國的做法。以前，蘇丹的臣民經常可以看到蘇丹，並且可以在相對非正式的場合與蘇丹近距離接觸。而隨著奧斯曼人對歐洲的征服，他們越來越多地受到拜占庭人的影響，愈加注重塑造君主的神聖感。不僅蘇丹的後宮女眷在宦官的看護下與世隔絕，就連蘇丹本人也是如此。穆罕默德的祖先會隨意地與臣民一同進餐，他的父親穆拉德二世則把一同和自己在桌旁用餐的人數減少到了不超過十人。穆罕默德拋棄了他們的做法，總是獨自用膳。他還頒布了一道敕令，禁止維齊爾或其他官員靠近他的餐桌：「除皇室成員外，任何人不得與帝國的君主一同用餐。」 穆罕默德的第一座宮殿建在伊斯坦堡的第三山丘上[3]，但他在這裡無法徹底做到與世隔絕。這裡人口稠密，宮廷的圍牆又不夠嚴密，無法維持君主高高在上的狀態。考慮到這些因素，他親自為自己的新宮殿選址。這座宮殿被稱作大薩拉基里奧宮（Grand Seraglio）[4]，也被稱作「大炮之門宮」[5]。這裡原本是拜占庭的衛城，地處一個可以控制三海（金角灣、博斯普魯斯海峽和馬爾馬拉海）的岬角——此處後來被稱作薩拉基里奧角。1465年，穆罕默德開始在這個關鍵性的地點興建宮殿。這項宏大的工程由波斯、阿拉伯和希臘的建築師們負責，起初估計要花上25年才能完工。不過，蘇丹不僅在付給工人們工資和獎金時異常慷慨，還親自監督工程進度，結果整個工程只用了預估時間的四分之一。在大薩拉基里奧宮的高牆之內，有三道大門、兩個庭院和數不清的建築物，其中大部分都是優雅的亭樓。根據同時代的希臘傳記作家克里托布洛斯（Critoboulos）的記載，大薩拉基里奧宮的四面都有「巨大而華美的花園，其中種植著各種可以想像得到的樹木和水果；新鮮潔淨得可以直接飲用的水在四處流淌；成群的各色禽鳥，不論是可供食用的家禽還是歌聲婉轉的鳴禽，都在吵鬧、歌唱；那裡還有成群的家畜和野生動物。」在戰事間歇的冬季，蘇丹就會離開公眾的視野，住到這座宮殿中來。他只會在重兵拱衛的情況下，為重大國事在伊斯坦堡的街頭偶爾露面。 在設計這座嶄新的薩拉基里奧宮的時候，穆罕默德實際上為接下來幾個世紀的奧斯曼宮廷生活定下了基調。整座宮殿分為兩個主要的區域：外廷是政府辦事機構和蘇丹的辦公地點（包括迪萬），內宮則包括蘇丹的大殿和皇室成員的居所，以及蘇丹手下的宦官和侍從的住所。一個世紀之後，這裡變成了「豐饒宮」，由蘇丹的女眷居住，因此成了蘇丹的後宮。穆罕默德本人則更願意讓女眷單獨居住在一處。他把她們留在了第三山丘的宮殿里，由370名宦官服侍她們，因此那裡仍然是他私宅的核心區域。 進入大薩拉基里奧宮，要經過三道大門。第一道是連接大薩拉基里奧宮與伊斯坦堡城區的帝王之門（Bab-i-Humayun）。在這道門上至今可以看到紀念其興建者的碑文：「穆罕默德蘇丹……真主在人世間的影子和靈，地上的君主，兩洲兩海與東方西方之主，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早期的土耳其人經常在宮殿大門處進行司法判決。帝王之門取代了以往擁有四根柱子的蘇丹大帳入口的地位，成了奧斯曼帝國政府的象徵。正因如此，「大門」（Porte）或者「高門」（Sublime Porte，歐洲人後來經常用這個稱呼），成了奧斯曼帝國政府的代稱。[6] 作為帝王之門的守門阿迦，白宦官總管負責監管蘇丹的大薩拉基里奧宮與外部世界的交通。白宦官總管和他的下屬負責打理大薩拉基里奧宮的外廷。他實際上相當於典儀總管，同時也擔任蘇丹的密探。他手下管理著各個層級的白宦官，他們作為宮廷內侍各有職責。與白宦官總管相對應的是一位黑宦官總管，這位阿迦在蘇丹的女眷最終搬遷到大薩拉基里奧宮之後，負責管理蘇丹的後宮。[7]奧斯曼帝國的前代蘇丹並不使用宦官，這一做法來自拜占庭帝國，而拜占庭帝國又是早年從東方世界學會的這套制度。由於伊斯蘭教禁止閹割，這些宦官都是奧斯曼人從基督教國家買來的。在這一時期，大部分的閹人都是從高加索地區買來的。像一般的奴隸生意一樣，販賣閹人的生意也基本掌控在猶太人手中。 白宦官總管負責管理蘇丹的宮廷中的所有人員，大約管理著350多人。這些人都曾經是基督徒。實際上，從大維齊爾到其他維齊爾，再到行省長官、封地的所有者、徵稅官以及各個級別的行政人員，奧斯曼帝國的全部行政官員和大部分軍官莫不如此。他們全都是蘇丹的「奴隸之家」的成員。大薩拉基里奧宮可以看作這個「奴隸之家」的雛形。在這裡，所有人都是他們的主人的私人奴隸，不論他們獲得何等的恩寵和多大的權力，終其一生他們都維持著這種主僕關係。這一體系是軍事和行政兩種制度相融合的產物。它起源於「德夫希爾梅」（devshirme）這種徵募制度，即歐洲人所說的「兒童貢品制度」。這一制度最初是為了徵募近衛軍而出現的，後來在穆拉德二世在位時期從軍事領域推廣到了行政領域。通過這一制度，穆拉德二世創造出了一種更有活力的新的統治機構，用它替代了舊有的統治機構，他的兒子穆罕默德則繼承、發揚並改進了這一制度。 這一制度的最大優勢在於它的非世襲性，它不會像舊有的制度那樣創造出土生土長的豪門貴族。這樣一來，就不會產生任何可能威脅蘇丹的絕對權力的政治力量。有一種十分切合實際的觀點認為，如果傳統的穆斯林也可以成為蘇丹個人的奴隸，他們就會濫用這種特權。他們在各個行省的親屬會憑藉他們的勢力來壓迫農民，拒絕納稅，不服從地方政府的命令。「而這些出身於基督徒家庭的孩子在皈依伊斯蘭教之後，會成為新的信仰的狂熱信徒，因而成為他們親屬的敵人。」因此，有一位名叫溫塞斯拉斯·瓦迪斯拉夫男爵（Baron Wenceslas Wradislaw）的外國訪客在造訪伊斯坦堡之後說道：「我在君士坦丁堡或土耳其的任何地方，都沒有聽說過或見過土生土長的土耳其人擔任帕夏；相反，這些帕夏都是通過綁架、俘獲等手段後來才成為土耳其人的。」 這一體系最重要的人才來源是設在蘇丹的大薩拉基里奧宮內的皇家侍從宮廷學校。這所學校的目的是為世襲的蘇丹家族遴選提拔非世襲的統治階層。每一名精英都有均等的機會獲得提拔，所有人都只憑自己的本領說話。在當時的時代，整個世界還都處於貴族統治之中，而奧斯曼帝國卻已經獨樹一幟地開始任人唯賢。穆罕默德蘇丹想要擴大並發展這所學校，而這需要更多的空間。這種想法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為其新宮選址在薩拉基里奧角的決定。穆罕默德本人對教育高度重視，樂於重用知識分子，並且意識到隨著帝國的擴張，他十分需要有見識的文武官員。因此，在他的指導下，這所宮廷學校成了一所組織緊密、規劃合理的國家學校。 穆罕默德意識到，他的侍從對他十分忠誠，因此可以成為抗衡時常懷有異心的近衛軍的重要力量，所以他才決心開設這樣一所學校，用來從基督徒家庭中選拔培養統治精英階層。這所學校旨在培養兼具軍事和行政才能的忠貞不貳的穆斯林公務人員。借用一位16世紀的義大利作者的話說，他們培養的是「識文斷字、能言善辯、彬彬有禮、誠實正直」的人才。正因如此，在此之後的大維齊爾人選中，每五位中有四位都出自這所宮廷學校。這所學校按照穆罕默德制定的路線運轉了三個半世紀，後來經過改革後又延續了一個半世紀，為奧斯曼帝國做出了重要而持久的貢獻。 宮廷學校位於帝國寶庫和私人軍需部之間，由白宦官總管掌管其行政事務。根據學生的年齡，宮廷學校分成兩個預備學院和兩個職業培訓學院。學生會表現出些許的差異，有些人在智力方面更有優勢，有些人則更擅長體力活動，但他們都可以在學校里完成14年的學業，並獲得7到8年的見習期。對大部分學員來說，他們在見習期之後並不能成為蘇丹的私人僕從，而只能在經過一定的預備訓練之後獲得較低級的軍事或行政職位。在穆罕默德的執政晚期，他又創辦了第三所職業培訓學院——皇家寢宮堂。在這裡，4名長官負責管理40名侍從。這4名長官分別被稱作「掌劍官」「馬匹總管」「衣櫥總管」和「頭巾總管」。每個大堂都有一位負責維持秩序和紀律的首席長官，一位次席長官，一名勤務官，以及圖書管理員、記錄員、財務官和伊瑪目，外加三名宣禮員。學院高度重視學員的個人品格，認為從中可以看出學員的能力、積極性和領導力。學院也鼓勵學員自行選擇他們想學習的科目。像日後在政府機構里一樣，宮廷學校對侍從學員們的管理原則也是「有功必賞，有錯必懲」。 雖然學員在宮廷學校中也會學習《古蘭經》以及伊斯蘭神學和法學的原則，但這所學校主要的教學內容還是世俗知識。較之宗教知識，這裡更重視治國之術和軍事科學的學習。因此，這所學校在伊斯蘭世界是獨一無二的。最初，大部分的教員都出自烏理瑪，即伊斯蘭教神職人員和研習伊斯蘭教法的學者。不過，穆罕默德後來又從他的宮廷里抽調出學者、科學家和文學家，補充到這所學校中，從而使得這所學校的教學有了希臘和拉丁世界學校的風格。因此，奧斯曼帝國甚至被人們比作柏拉圖的理想國，以至於許多在君士坦丁堡被征服期間逃亡義大利的拜占庭希臘人現在又紛紛回到了這裡。 如穆罕默德所願，宮廷學校的課程安排兼顧了人文學科、體育鍛煉、動手能力和職業訓練。人文課程包括土耳其語、阿拉伯語和波斯語。學校尤其重視土耳其語的教學，要求學生必須徹底而熟練地掌握這門複雜的語言；他們還要學習阿拉伯語的字母、語法和句法，以及側重描繪俠義精神和傳奇故事的波斯詩歌和文學。此外，教學的內容還包括土耳其歷史和數學（不僅有算術，還可能有幾何）。獨具慧眼的導師們會在學員們學習運用這些知識和技能的時候，觀察他們每個人的特長，包括他們在奧斯曼軍樂和聲樂方面的天賦。除了在每天日出前半小時、日落後一個半小時以及其他場合要唱歌致敬蘇丹之外，宮廷的合唱團還會定期為蘇丹舉行演出。 通過包括體操在內的體育訓練，侍從們可以顯著提高他們的耐力、健康狀況和敏捷性。他們還參與各種各樣的運動——射箭、摔跤、劍術、長矛和一種可謂早期馬球（使用以細繩拴著的球）的運動。由於許多侍從最終會加入騎兵部隊，騎術也變得越來越重要。為了配得上精良的奧斯曼軍隊，很多學員不僅騎術了得，使用起兵器來也十分在行。 最後，除了近衛軍之外，其他人都會在各種各樣的職業學校里學一項技能或是手藝。歷代蘇丹也是如此。穆罕默德二世是一名專業的園丁，他把大量的業餘時間都花在了照看自己的宮廷花園上。他不僅養花、植樹，甚至還種菜。據說，有一次他頗為驕傲地種出了一根碩大的黃瓜，可是這根黃瓜後來卻消失不見了。盛怒之下，他把一名可疑的園丁開膛破肚，結果在他的胃裡發現了黃瓜的殘渣。塞利姆一世（Selim I）和蘇萊曼一世都是技術高超的金匠，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ul Hamid II）特別擅長製作有著複雜鑲嵌圖案的家具，還有其他皇室成員擅長刺繡、制弓和打磨刀劍。侍從們還學習調製飲料、烹飪蘇丹喜愛的菜餚、清洗亞麻製品、整理頭巾、理髮、剃鬚、修剪指甲和土耳其浴養生等技能。 在首都和它的高門之外，奧斯曼帝國的治理則與軍隊的組織和發展息息相關。與宮廷內部的阿迦相對的，軍隊的長官被稱作外部或軍事阿迦。他們代表了蘇丹的行政權，而從烏理瑪中遴選出的卡迪們（法官）則是蘇丹的司法權的代表。在日漸加強的中央集權下，奧斯曼帝國版圖內的行省劃分很大程度上考慮的是軍事因素。整個帝國被分成兩半，即安納托利亞和魯米利亞，兩半各由一位總督或者叫貝勒貝伊（beylerbey）管理，這兩名總督的級別都是兩尾帕夏。安納托利亞和魯米利亞都被繼續細分成更多的地區（「桑賈克」，sanjaks），每個地區由被稱作桑賈克貝伊的軍事指揮官管理。每一位桑賈克貝伊都會獲得一面叫作「桑賈克」的旗幟，象徵著蘇丹的權威。作為一尾帕夏，桑賈克貝伊負責召集和管理其轄區內的蘇丹的武裝力量，維護公共治安，並且確保稅收的按時繳納。在征服者穆罕默德的時代，奧斯曼帝國在亞洲有20個桑賈克，在歐洲有28個桑賈克。 像前代蘇丹時期一樣，每一個桑賈克省份都會再被細分成大大小小的封地[被稱作「扎米特」（zeamet）和「蒂瑪爾」（timar）]。這些封地會被封給出身於土耳其人家庭的騎兵（西帕希騎兵），他們可以獲得一定的管理當地農民的權利。西帕希騎兵是帝國武裝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必須隨時準備好按照桑賈克貝伊的要求，徵調一定數量的士兵，並武裝起來參戰。無法做到這點的西帕希騎兵會被剝奪封地。與西方不同，這種封地制度並不是世襲的。在一個西帕希騎兵死後，他的兒子只能得到一小部分封地，他需要憑藉自己在戰場上的表現來贏得更多的封地。 在奧斯曼帝國的版圖上，大部分的農業用地都屬於國家，直接處於中央政府的掌控之下，沒有私人產權。穆罕默德把基督教領主和修道院占有的大片土地都變成了蒂瑪爾。接著，他又把一些私有的或是集體所有的土地占用為「皇室土地」。其中的一些土地被他作為封地賞賜給了他的維齊爾們和其他官員，這些賞賜同樣在世襲方面受到類似的限制。大部分的土地則被他當作賞賜給士兵的封地，以藉此來增加騎兵的數量。 蒂瑪爾制度的誕生，是為了在中世紀的經濟基礎上供養一支龐大的帝國軍隊。這一已經十分龐大並且仍在不斷擴張的制度體系逐漸成了帝國行政體系的主體，這個體系的目標就是利用一切財政、社會和農業政策來滿足帝國的軍事需求。這一體系造就了一種「碎片化的所有權」，國家、西帕希騎兵和農民分別享受並承擔土地帶來的一部分權利和義務。國家擁有土地；西帕希騎兵得到國家的授權，可以從農民身上獲得一定數額的收入，以此來回饋他和他的手下提供的軍事服務；被稱作「拉亞」的農民則負責耕種土地，擁有土地的使用權，在支付了稅金和付出了勞動之後，可以用土地上的物產來養活家人。在農民去世時，他的土地可以傳給兒子。就這樣，在穆罕默德蘇丹的統治下，帝國建立起了一個完善、協調而又得到了嚴格監管的封建組織；在這個組織中，勞動階層和軍事階層彼此聯繫，相互受益。 這些擁有蒂瑪爾的西帕希騎兵和他們所屬的騎手，使用傳統的中世紀武器，例如弓、劍、盾牌、長矛和釘頭錘。到穆罕默德統治的末期，他們的總數達到4萬多人，構成了奧斯曼軍隊的主要部分。他們與蘇丹本人的皇宮衛隊——宮門西帕希並不是一回事。像奧斯曼一世的時代一樣，在戰爭期間，蘇丹會從民間徵召非正規的阿金基騎兵來輔助西帕希騎兵作戰。阿金基騎兵主要依靠在新征服的土地上進行劫掠為生。此外，蘇丹還會徵召奧爾汗時代引入的民兵部隊——阿扎布步兵。 不過，奧斯曼軍隊的主力軍仍然是近衛軍。這些奴隸身份的步兵沒有土地，出身於基督徒家庭，其總數在穆罕默德的時代增加到了1萬人。他們的待遇獲得了提高，配備的武器也更為現代化。在當時的東方世界，軍隊的核心往往是騎兵，而奧斯曼軍隊的核心卻別具一格地由近衛軍步兵組成。在西方，土耳其人也沒有遇到過可以與近衛軍相匹敵的敵人。在首都，近衛軍只是普通的守備部隊，由他們的阿迦統率，駐紮在皇宮裡。在外征戰時，只有近衛軍會被派去駐防剛剛攻克的城池，除了守城之外還要負責維護城市附近的治安。近衛軍不受任何地方政府的管轄，直接聽命於蘇丹，蘇丹也親自為他們委派指揮官。因此，在帝國的版圖上，近衛軍可以為中央政府征服地方上可能的反對勢力。從奧爾汗蘇丹的時代開始，在強有力的蘇丹在位時，近衛軍就是皇室忠誠的僕人，用來遏制中世紀歐洲常見的獨立封建貴族勢力的增長。 穆罕默德消滅了舊的統治階層，並用他私人的奴隸出任高官取代他們，這樣整個奧斯曼帝國里決定榮辱的就只有官階了。如此一來，人們也獲得了自由晉升的機遇。在這個充滿彈性的社會中，一個僕人可能會在日後超過他的主人，一個下級也可能超過他的上級；一個匠人可能會成為大維齊爾，而一個大維齊爾也可能會跌落到匠人的地位。這種地位的下降成了眾人認可的個人風險，不會因此導致某個階層的損失。與西方基督教世界不同，在這個伊斯蘭帝國的社會和行政體系中，蘇丹的青睞和個人的才幹成了決定性的因素。在這個時期的奧斯曼帝國，與生俱來的特權大體上是不存在的。在法律和其他奧斯曼人的面前，擁有絕對君權的蘇丹之下的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在這個唯賢是舉的國家裡，人們必須憑藉自己的本領去換取特權。 國家的收入首先來自被征服的非穆斯林（拉亞）支付的人頭稅。農民中的大多數和大量的城市人口都是非穆斯林，尤其是在歐洲地區。身為穆斯林的土耳其人和皈依了伊斯蘭教的前異教徒無須支付人頭稅，但在其所在地區發生戰爭時，他們需要根據財產多寡繳納什一稅。什一稅涵蓋的財產種類包括牲畜、穀物和蜂巢。在戰爭過程中，在沿海及靠近主要道路或森林的具有戰略性的地區，其居民需要承擔勞役來協助軍隊作戰；作為回報，不論是不是拉亞，他們都可以獲得免稅的待遇。其他的收入還包括由瓦拉幾亞、摩爾達維亞和拉古薩共和國等國家支付的歲貢。 不過，帝國最主要的收入來源是各種國家機構和事業收入——關稅、港務費、過路費、擺渡費、稱重費以及對鹽、肥皂和蠟等商品的壟斷收益。國家經常會把這些產品和包括銀、銅、鉛礦在內的其他產品及自然資源的銷售權轉讓給特許經營商。政府和特許經營商雙雙從中獲益，但這種做法有時也會帶來一些社會和財政方面的弊端，並導致對生產資源的過分壓榨。當蘇丹需要增加收入以維持其龐大的軍備時（他需要讓軍隊常年保持戰備狀態），他還會鑄造新錢，同時以一定的折舊率回收舊錢，以此來實現周期性的貨幣貶值。這種做法實際上等於對人們手中的銀幣征了一次稅，因而引發了人們的不滿。而且，蘇丹還會派遣一些被稱為「覓銀者」的官員去搜查人們的房屋，沒收藏起來的錢幣。 不過，從長期來看，穆罕默德還是設法通過促進商業和經濟的發展來持續增加國家收入，並以此來為他的戰事提供資金。為了終結西歐人在黎凡特地區（Levant）[8]的政治特權，前代的蘇丹取消了從拜占庭帝國晚期開始實行的對西歐人的海關免稅制度，改為向他們徵收相當於販運貨物價值10%的關稅。到了穆罕默德的時代，稅率翻了一倍，因此引發了西歐商人的強烈不滿。然而，在穆罕默德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後，由於蘇丹治下領土的政治穩定性更強，相隔甚遠的地區之間的交通往來也變得更安全，貿易活動反而有增無減。越來越緊密和普遍的經濟融合增進了經濟繁榮。不過，在奧斯曼帝國的版圖內，其他非穆斯林族群，特別是希臘人、亞美尼亞人和猶太人，逐漸取代了義大利商人的地位。 取得快速發展的不僅僅是伊斯坦堡，諸如布爾薩、阿德里安堡和加里波利港等城市也從貿易增長中獲益匪淺。安納托利亞西部的棉花業、安哥拉附近的山羊毛行業以及伊斯坦堡和布爾薩的絲綢業蓬勃發展，成了西方市場的出口中心。特別是位於自波斯而來的大篷車絲綢之路末端的布爾薩，已經成了一座世界性的商品集散地，其中包括從印度和阿拉伯經大馬士革運來的香料。這些貨物有兩種運輸途徑：其一是走以往穿越安納托利亞的陸路，一路經過阿達納（Adana）和科尼亞；其二是走海運，從埃及和敘利亞的港口運往安塔利亞（Adalia）和阿拉尼亞（Alanya），再由那裡將安納托利亞出產的鐵礦石和其他貨物出口到埃及去。在反方向的商路上，布爾薩同時也成了歐洲羊毛製品出口東方的中心。 精力充沛的征服者穆罕默德一心想要儘可能地開發國家的資源，於是在來自西方的顧問的建議下，他把大量的精力都花在了貿易和財政事務上。從即位伊始，穆罕默德就專注於行政體系，特別是財政部門的重組。通過改革，他確立了高效而有序的稅收制度。在這樣的實際事務方面，穆罕默德要勝過他的父親。而在知識層面上，他也要感謝他的父親。雖然起步有一點晚，但是穆罕默德還是接受了第一流的教育。他熟練地掌握了六種語言——土耳其語、希臘語、阿拉伯語、拉丁語、波斯語和希伯來語，並且在多名教師的幫助下精通伊斯蘭文學、希臘文學和哲學，還略懂一些科學知識。 像對東方文化一樣，穆罕默德對西方文化也充滿了崇敬之情。在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後，他把數量眾多的義大利人請到了他的宮廷里，其中包括使用拉丁文的人文主義學者和各知識領域的專家。誠然，此舉部分是出於政治目的，因為他需要了解他想要征服的世界，懂得西方，特別是亞平寧半島的歷史、地理、政府體系、宗教信仰、內部矛盾、外交伎倆、武裝力量和軍事戰略。同時，他也要靠這些顧問就貿易和財政政策給出意見。在學者的幫助下，他為大薩拉基里奧宮的圖書館收集了一些供其進行研究的古典時代手稿，以及一些關於基督教的希臘文著作（為了方便蘇丹閱讀，它們被翻譯成了土耳其文）。 後來，一直對伊斯蘭教有關禁止描繪人像的禁令置之不理的穆罕默德又開始贊助西方繪畫和雕刻藝術，一些義大利藝術家也造訪了他的宮廷。其中最有名的是威尼斯人詹蒂萊·貝利尼（Gentile Bellini）。蘇丹向威尼斯總督提出要求，讓他派個「好畫家」來。於是，貝利尼就在1479年來到了伊斯坦堡，並在這裡待了15個月，得到了格外的優待。他為蘇丹和宮廷里的其他要人畫了肖像。據說，貝利尼有一次向蘇丹展示了一幅描繪施洗者約翰被斬首的畫。蘇丹凝視良久，然後告訴畫家，根據他的個人經驗，斬首後的頸部應該比畫家畫得短一些、窄一些。貝利尼用壁畫和其他畫作為大薩拉基里奧宮做了內部裝飾。在穆罕默德死後，他的兒子巴耶濟德二世反對偶像崇拜，於是將這些「不合時宜」的作品都拿到公開市場上賣掉了。大部分的畫作都消失了，但是蘇丹的肖像保存了下來。它被一位威尼斯商人買下，之後又輾轉幾個世紀，最終進入了倫敦國家肖像館。除了向威尼斯要求出色的畫家之外，穆罕默德還要了一名優秀的青銅雕塑家。究竟是哪位雕塑家得到了指派，目前還沒有定論，不過費拉拉的克斯坦佐（Costanzo of Ferrara）肯定造訪過蘇丹的宮廷，並為蘇丹鑄造了一枚畫像章。 不過，征服者穆罕默德並不是一位熱衷文藝復興運動的貴族，而是一名沉浸在伊斯蘭傳統中的中世紀君主。作為一名聖戰士，他期望能夠利用伊斯蘭傳統在這個曾經的東正教帝國的版圖裡維持奧斯曼治下的和平。在文化上，他對東方文化的熱衷超過了西方文化，尤其醉心於波斯文化。他對波斯的伊斯蘭教派什葉派及其托缽僧兄弟會組織十分感興趣。不過，在實際操作層面，他無法調和這一「異端學說」與遜尼派教義之間的矛盾。畢竟，在奧斯曼土耳其這個信奉正統的伊斯蘭教義的國度，有這樣一句諺語：「誰閱讀波斯人的文字，誰就失去了他一半的信仰。」 然而，穆罕默德還是會閱讀波斯人的著作，並且表現出對波斯人的特別垂青。他對波斯人的喜愛首先體現在知識分子身上，繼而又在行政領域表現出來，因而引起了土耳其人的妒意。受到穆罕默德的贊助而在奧斯曼帝國生活、寫作的波斯人的數量之多，可謂空前絕後。除了一些法學家之外，他們中的大部分都是詩人，而奧斯曼詩人也把波斯詩作——特別是菲爾多西（Firdausi）的史詩和哈菲茲（Hafiz）的抒情詩——作為他們的榜樣，並將其改寫重構，變成土耳其語的詩作。穆罕默德本人用土耳其語寫了80多首詩，質量都不高，不過還是因此被人稱作「詩人蘇丹」。他每個月為詩人和其他文學家發生活費，以此來鼓勵文學發展。與此同時，他還想方設法為他以前的導師們——都是知識分子或有其他才能的人——提供生計，他非常樂於讓飽學之士和神學家在他的宮廷里陪伴左右。 不過，在這樣的環境下，科學的發展卻相對緩慢。穆罕默德本人對天文學很感興趣，但只把它作為占星術的背景知識。在做任何重要決定之前，尤其是在軍事方面，他都會詢問他喜愛的占星者的意見。為了等待行星進入精確的位置，他的行動不僅會精確到具體日期，還會精確到具體的小時。土耳其人的醫學仍然沒有什麼發展，蘇丹本人的醫療顧問大部分是來自義大利的猶太人。其中最顯赫的當屬雅各布·德加埃特（Jacopo de Gaete），他後來成了一名維齊爾，人稱雅各布帕夏（Yakub Pasha）。在30年的時間裡，他一直都是蘇丹宮廷里的紅人，不僅在醫療事務上有發言權，在財務方面也很有影響力，蘇丹每次出征時他也都跟在蘇丹身邊。威尼斯人一直想要刺殺穆罕默德，在20多年的時間裡至少14次試圖對蘇丹下毒。他們想得到雅各布的協助，但是沒有能夠成功。 穆罕默德的健康狀況並不好。在30歲出頭的時候，他第一次出現了健康問題。他開始變得特別肥胖，並且得了遺傳性的急性關節炎，這讓他在戰爭期間騎馬的時候感到異常痛苦。他沉湎於肉體的快樂，暴飲——在這方面他不是個好的穆斯林——暴食，因而日益發福。他還經常被急性的痛風和腹絞痛折磨，有時完全無法離開自己的宮殿，這種情形的持續時間也變得越來越長。近幾代的奧斯曼統治者的平均壽命明顯變短了。在過去的一個半世紀中，只有一位統治者活過了50歲。1479年，還不到50歲的穆罕默德在腿上長了一個腫瘤，而醫生們束手無策。到了第二年年底貝利尼為他畫肖像時，他明顯已經病入膏肓。 1481年春天，他隨大軍渡海來到了亞洲，開始向南方進軍。按照慣例，行軍的目的地是個秘密。他可能打算親自率軍再一次攻打羅得島，或是有意奪取埃及馬木留克蘇丹的領地。然而，就在行軍路上，他患了嚴重的結腸炎，加重了他的痛風和關節炎。他的波斯私人醫生給他開了藥方，但並不見效。他的敵人宣稱，這名醫生按照蘇丹的兒子巴耶濟德的指示給他服用了過量的鴉片。當雅各布帕夏終於趕到主人床榻旁時，他宣稱之前的藥方起到了致命的效果：蘇丹的腸道已經阻塞，他也回天乏術。1481年5月4日，征服者穆罕默德在下午祈禱時分去世，終年49歲。 「雄鷹已死。」信使把這樣的消息帶到了威尼斯共和國。西方世界終於再次獲得了喘息的機會，不需要害怕東方的威脅了——在接下來的40年中的確如此。實際上，蘇丹穆罕默德二世用了一代人的時間南征北戰，並沒有大規模地擴展帝國的疆土。他在貝爾格勒、羅得島和奧特朗托都遭遇了失敗。不過，就像他宣稱的那樣，他已經成了兩海兩洲的主人。作為一名征服者，他終於完成了一個偉大的伊斯蘭帝國的奠基；作為一名政治家，他在這個伊斯蘭國家內部創造了嶄新而持久的國家架構，他確立的體制、傳統和政策足以讓這個帝國繼承古羅馬文明和基督教希臘文明的衣缽，並且在實際上成為東正教文明的狂熱保護者。憑藉這樣偉大的成就，他在歷史的長河中不愧為中世紀的一代英主。 [1] 即伊斯蘭國家高級的行政機構。 [2] 「巴賽勒斯」是希臘語中君主的稱呼，主要用來稱呼東羅馬帝國即拜占庭帝國的皇帝。 [3] 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堡）建立在七座山丘之上，與羅馬的七丘山相映襯。 [4] 「薩拉基里奧」的本意就是奧斯曼蘇丹的宮殿，所以除了大薩拉基里奧宮之外，阿德里安堡等地也有別的薩拉基里奧宮。 [5] 根據這個名字的音譯，現在一般稱這座宮殿為「托普卡珀皇宮」。 [6] 除了第一道大門之外，進入皇宮第二進區域的大門為「敬禮門」，而把守著皇宮核心區的第三道大門為「豐饒門」。「豐饒門」在後文之中還有提到，是舉行重大儀式的地點，在政變中也常常遭到叛軍的圍攻。 [7] 黑宦官都是出身非洲黑人族群的奴隸，故也可以譯為「黑人宦官」。白宦官總管的職權在蘇萊曼蘇丹之後逐漸式微，在17、18世紀之交完全被黑宦官總管取代。 [8] 黎凡特是一個模糊的地理名稱，此處可能取其廣義，指整個地中海東岸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