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曼帝國六百年 · 第八章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讓西方的基督教世界感到末日將至。他們為了君士坦丁堡的淪亡哀痛不已，可他們此前卻沒有努力地援救這座城市。在最後關頭，教皇曾派出一支由威尼斯船隻組成的艦隊，但這支艦隊僅僅抵達了愛琴海的沿岸，未能再前進一步。到了追悔莫及的時候，基督徒們才意識到他們已經失去了這座最後的屏障，而之前他們一直躲在君士坦丁堡的身後，在虛假的安全感中爭吵不休。當然，這場災禍的確會威脅到西方文明自身，但其他的情緒只是君士坦丁堡的失陷給人們帶來的心理衝擊的結果。實際上，君士坦丁堡早在一個世紀前就已經註定要丟掉了。到了這個時候，無論發生什麼事情，君士坦丁堡的陷落都已經不會被拖延太久。但是，當它真的發生的時候，還是對西方人造成了巨大的衝擊。他們整日忙於自己地盤上的事務，沒能預見到君士坦丁堡淪陷的必然性，也沒能看到攻守雙方巨大的實力差距——依賴於中世紀城牆的寥寥守軍面對的是擁有最先進武器裝備的大軍。由於奧斯曼人已經占據了歐洲東南部的大部分土地，君士坦丁堡早已在地理、政治、經濟、軍事層面上——或者可以說除了文化層面之外的所有層面上——陷於孤立。它早已不是西方世界的壁壘，而只是一處前哨站，宛如一個置身於伊斯蘭教汪洋大海中的基督教小島。 歷史上，人們曾經把君士坦丁堡陷落的日子——1453年5月29日——視作中世紀和近代的分割點。其實這種劃分只具有象徵意義。實際上，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只是一個緩慢的變化過程中諸多轉折性事件中的一個。這個日子僅僅意味著拜占庭帝國的滅亡及其最後一個真正的君主的死亡。在此之前的一個半世紀裡，拜占庭帝國的衰亡留下的空白就已經逐漸被一個新的帝國填補上了——由奧斯曼部落國家的加齊們逐漸打造的新帝國。奧斯曼人將在這片廣袤的土地上繼續統治四個半世紀，歐洲和亞洲兩個大洲之間的中心點從此由他們掌控。 從即位之日起，穆罕默德二世就把自己視作古典時代的羅馬帝國及其基督徒繼承者的接班人。如今，他對君士坦丁堡的征服確認了這一事實。拜占庭將在一個新的名號下重生。在穆罕默德接受教育和早期執政的過程中，他逐漸成了一個有著宏大志向和開闊眼界的年輕人。熟稔歷史的穆罕默德對自己獲得並使用絕對權力的能力充滿了自信，他渴望成為比肩亞歷山大大帝、羅馬帝國諸位皇帝的世界征服者，甚至取得比他們更高的成就。後來，被穆罕默德召到宮裡、出生在克里特島的歷史學者喬治·特拉布宗蒂奧斯（George Trapezountios）[1]對他說：「你就是羅馬人的皇帝，沒人質疑這一點。君士坦丁堡是羅馬帝國的首都，這座城市的合法主人就是帝國的皇帝。」於是，穆罕默德立刻宣布自己為「Kaisar-i-Rum」，即繼承奧古斯都和君士坦丁大帝的羅馬皇帝；他還宣布自己是「帕迪沙阿」（Padishah）[2]，即波斯人對「神在人間的代理人」的稱謂。 與此同時，穆罕默德也按照奧斯曼帝國的傳統，繼承了一個古老的伊斯蘭夢想——征服世界。他要打敗西方世界，成為「兩洲（魯米利亞和安納托利亞）和兩海（地中海和黑海）的主人」。奪取君士坦丁堡，是以往的哈里發們都未能完成的偉業。他把自己的王朝視作偉大的伊斯蘭歷史的延續，而在完成攻陷君士坦丁堡這一神聖使命之後，他被推崇為伊斯蘭教歷史上最早的四大哈里發[3]之後最偉大的君主。穆罕默德認為自己是集大汗、加齊和羅馬皇帝的身份於一身的君主，繼承了突厥、伊斯蘭和拜占庭的傳統。因此，他必須將君士坦丁堡變成這個世界和這個帝國的中心。 他留給自己的任務並非毀滅拜占庭帝國，而是以新的奧斯曼的方式賦予其新生，並重現帝國的輝煌。帝國的首都被重新命名為伊斯坦堡。保羅·維特克寫道，穆罕默德的理想「體現了這個國家的本質：它是古老的拜占庭勢力範圍內的當地文化傳統、西方世界的影響與古老的伊斯蘭教傳統交融的產物」。 奧斯曼帝國將是一個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國家。但同時，像曾經的拜占庭帝國一樣，它也是一個世界性的帝國，可以包容各個種族和各種信仰的人民一同生活在有序而和睦的社會中。隨著最後一位拜占庭皇帝的死亡，基督教會不再是國家政權的一部分。現在，基督教會必須接受這個伊斯蘭國家的管轄，並且向國家支付稅賦。作為回報，基督教的信徒們仍然享有信仰自由，並且可以保留他們自己的儀式和生活傳統。 這就是在穆斯林統治區內管理宗教少數派的體系。這些宗教少數派群體被稱作「拉亞」（rayas），字面意思是「人群」；他們被組織進一個個的「米利特」（millets），即「族群」——保留自己的法律和習慣的自治性群體；每一個族群的宗教領袖負責幫助中央政府管理其成員，並約束他們的行為。類似的管理體系以前也曾出現過，比如在阿拉伯帝國和奧斯曼帝國內部的形形色色的東方基督教會牧首區制度。東正教的君士坦丁堡牧首一直以來都負責管理生活在奧斯曼帝國內部穆斯林統治區的東正教族群，不論他們是在歐洲還是在亞洲。現在，這一制度的適用範圍擴展到了以往拜占庭帝國版圖內的所有基督教族群。作為被征服的族群，他們不再享有作為一等公民的特權和絕對的政治自由，但他們還是有機會過上和平而富足的生活，甚至在日漸繁榮的商業領域獲得更多的機遇。現在，穆罕默德要求，除了伊斯蘭教的烏理瑪之外，希臘東正教的牧首、亞美尼亞教會的牧首和猶太教的首席大拉比也要共存於伊斯坦堡城中。 征服者穆罕默德表現出了對城中希臘人族群的好感，他們是規模最大、最富有和最有文化的非穆斯林群體。他很清楚地看到，希臘人將是他的帝國的一份資產，因為他們在手工業、商業和航海方面擁有土耳其人不具備的天賦。不僅如此，穆罕默德還十分推崇希臘的學術。在他成長的過程中，他曾經學習過希臘的歷史，他甚至還有可能從母親那裡繼承了一部分希臘人的血統。他對他的繼母——穆拉德那位有著一半塞爾維亞血統、一半希臘血統的遺孀瑪拉夫人（Lady Mara）[4]也格外敬重、關心。在穆拉德去世後，穆罕默德曾考慮是否要將瑪拉夫人嫁給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 出於對希臘人的關心，穆罕默德立即為希臘教會指派了一位新的牧首，因為之前的牧首已經在1451年逃到了義大利，形同退位。穆罕默德看中的人選是頗有名望的學者真納迪烏斯（Gennadius），他也被稱作喬治·斯訶拉里奧斯（George Scholarius）。在君士坦丁堡圍城開始前，希臘和羅馬教會曾試圖完成聯合，以換取西方基督徒對君士坦丁堡的支援，而真納迪烏斯是反對這一聯合的領袖人物。因此，真納迪烏斯不大可能與西方的基督徒暗通款曲。當蘇丹召喚真納迪烏斯時，發現他在城破時被人從修道院的房間裡抓走做了俘虜，此時已經作為奴隸被賣給了一個賞識其淵博學識的土耳其富人。獲得贖身後，真納迪烏斯被帶到征服者穆罕默德面前。穆罕默德對他禮遇有加，勸說他接受牧首的職位，並且和他商討管理東正教族群的系統安排。穆罕默德的安排至少在原則上保證了東正教徒在宗教事務和部分世俗事務方面的自決權，保證他們不受干涉、不被迫害。在蘇丹的推薦下，真納迪烏斯出任牧首的任命獲得了神聖大會（Holy Synod）的確認。 1454年1月，真納迪烏斯正式舉行加冕儀式，成為希臘牧首；蘇丹行使了以往拜占庭皇帝的特權，支持了這一任命。整個儀式也基本遵循了傳統的方式。蘇丹本人親自將牧首的象徵物授予了真納迪烏斯——長袍、牧杖，以及一個嶄新的佩戴在胸前的鍍金銀質十字架（因為舊的已經丟失了）。接著，他對真納迪烏斯念了禱文，說道：「請賜予牧首好運，願我們的友誼長存，願你擁有歷代牧首享有的一切特權。」真納迪烏斯獲得了對魯米利亞所有東羅馬（拜占庭）東正教族群的管轄權，還被授予了三尾帕夏的榮譽頭銜。此外，在城中屬於希臘人的芬內爾區（Phanar），真納迪烏斯還擁有自己的民事法庭和監獄。由於聖索菲亞大教堂已經被改成了清真寺，授予聖職和加冕儀式都是在聖使徒教堂舉行的。穆罕默德特意下令禁止破壞這座教堂，把它留作牧首座堂使用。在接受了蘇丹一筆豐厚的賞金之後，新上任的牧首騎著一匹漂亮的白馬（也是蘇丹的禮物）在街上遊行，隨後在聖使徒教堂附近住了下來。 除了聖使徒教堂之外，還有一些教堂也被保留了下來，仍供基督徒使用；其中的許多教堂獲此恩典，是因為其所在的教區主動向蘇丹表示了恭順。而其他的一些教堂則被改建成了清真寺。聖索菲亞大教堂依然保留了它的名字，只是變成了伊斯蘭風格的「阿亞索菲亞清真寺」（Aya Sofya）；圓頂上的十字架被換成了一彎朝向麥加方向的新月——新月從土耳其人歷史的早期開始就是他們的傳統標誌，經常出現在他們的旗幟上；後來的歷史中，這一標誌的旁邊又被加上了一顆星。雖然征服者穆罕默德為聖索菲亞大教堂添加了一座宣禮塔，但他從一開始就對該教堂充滿了崇敬，甚至不惜違抗伊斯蘭教關於禁止人像藝術的禁令，保留了其中的馬賽克人像。 蘇丹很願意讓新任的牧首將自己視作希臘東正教會的恩人和保護者，從而與羅馬教皇形成鮮明對比。新任牧首的權力和聲望超過了拜占庭帝國晚期以來的任何一任牧首，幾乎獲得了相當於「希臘教皇」的地位。這恰好證實了曾經流行的那句話：「就算是土耳其人也要好過拉丁人！」穆罕默德與真納迪烏斯建立了密切的關係，常與他友好地探討神學方面的問題。出於對知識的渴求，穆罕默德還表現出對基督教信仰的濃厚興趣。在他的要求下，真納迪烏斯為他寫了一篇關於東正教信仰的介紹，隨後蘇丹又命人將其翻譯成土耳其語。 這讓西方世界產生了一種虛妄的希望：或許蘇丹會皈依基督教。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後，一位來自義大利的名叫弗朗切斯科·菲勒菲爾佛（Francesco Filfelfo）的著名希臘文化愛好者寫信給征服者穆罕默德，懇求他釋放菲勒菲爾佛在君士坦丁堡被俘的岳母——一位希臘哲學家的義大利遺孀。他在信中十分諂媚地恭維了穆罕默德，並且希望穆罕默德能夠皈依基督教。另據說，穆罕默德在與教皇尼古拉五世（Nicholas V）的書信往來中自詡為赫克托耳（Hector）[5]的繼承者和復仇者，並且給了某種他可能會皈依基督教的暗示。於是，教皇尼古拉五世真的為穆罕默德皈依基督教做了祈禱。 更為可信的一件事是，後來的教皇庇護二世（Pius II）擔心蘇丹可能會傾心於東正教的信條，於是寫信給他，詳細闡述了天主教智慧和真理的優越之處，並且提出為他洗禮，讓他成為教皇保護下的基督教世界裡最偉大的君主。而就在君士坦丁堡城中，有一位名叫喬治·阿米羅特斯（George Amiroutzes）的希臘哲學家為蘇丹寫了一篇論文，強調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之間的共通性，並且建議將這兩種宗教合併成一種宗教，或者至少彼此承認對方為兄弟宗教。 但是，這些舉動都不可能影響蘇丹，因為他一如既往地把自己視作安拉的工具和哈里發的繼承人，在精神上和政治上都已經投身於伊斯蘭教的懷抱。不過，他還是確保了東正教文明的健康存續。他依然對基督徒持有包容的態度，並且像他的父親一樣，在選賢任能時更願意挑選出身基督徒家庭的皈依者，而不是傳統的穆斯林；他尤其偏愛那些與他一樣有著廣闊胸襟的人。 儘管在宗教事務上有著寬容的胸襟，征服者穆罕默德在政治和個性方面卻可能像在戰場上一樣冷酷無情。在征服了君士坦丁堡之後，他釋放了拜占庭皇帝手下的幾位大臣，其中就包括大將軍盧卡斯·諾塔拉斯（Lucas Notaras）。據說，在聽聞希臘和羅馬的教會將要合併時，感到萬分沮喪的諾塔拉斯曾說道，他寧願在君士坦丁堡看到蘇丹的頭巾，也不願意看到樞機主教的帽子。起初，蘇丹對他十分尊敬，甚至考慮過讓他掌管君士坦丁堡，但這個想法受到了蘇丹手下充滿疑慮的顧問們的反對。一天晚上，穆罕默德決定考驗一下諾塔拉斯的忠誠度。在這天晚上的宴席上，蘇丹又像往常一樣喝得滿臉通紅。蘇丹對男色也大感興趣，這是出了名的。酒酣之際，蘇丹派了一位宦官到諾塔拉斯家去，要他把年方14的長相俊美的兒子交給蘇丹取樂。諾塔拉斯拒絕了他的要求。於是，蘇丹立刻命人將諾塔拉斯、他的兒子和他的女婿斬首，並且把三人的頭顱擺在宴會的餐桌前。據說，諾塔拉斯要求先砍那兩位男孩的頭，免得他們看到自己被行刑的慘狀後，失去作為基督徒慷慨赴死的勇氣。在此之後，蘇丹冷酷地決定把拜占庭帝國留下來的主要官員剪除乾淨，於是其他的希臘人政要也被以相似的方式處決了。 此前，諾塔拉斯還曾經向蘇丹暗示，他的大維齊爾哈利勒帕夏曾經收受希臘人的賄賂，與他們串通一氣；而自從哈利勒建議與拜占庭人和談，穆罕默德就已經開始懷疑他對自己不忠。他立即逮捕了哈利勒，革除了他的職務，將他送到了阿德里安堡。據說，有一天蘇丹看到一條狐狸被拴在阿德里安堡的宮殿大門上，於是他譏諷地說：「這蠢貨，你怎麼不去叫哈利勒給你自由呢？」聽說此事之後，擔心遭遇不測的哈利勒立刻宣稱他打算到麥加去朝覲。在蘇丹的安撫下，哈利勒最終沒有成行。不久，他就被蘇丹斬首。就這樣，穆罕默德除掉了他忌恨已久的敵人，了卻了他從孩童時代就耿耿於懷的一筆舊賬。 到哈利勒為止，已經有連續四任大維齊爾由錢達爾勒家族的成員出任了。在除掉哈利勒之前，穆罕默德已經把他父親留下來的舊臣遣散，他身邊的顧問全都換成了出自基督徒家庭、後來皈依了伊斯蘭教的歸順者。這些人的前途完全仰仗蘇丹的垂青，因此他們對蘇丹絕對忠誠。至於新的大維齊爾人選，他選擇了自己手下的將軍、阿爾巴尼亞人扎加諾斯帕夏（Zaganos Pasha）。 對征服者穆罕默德來說，最緊迫的任務是要讓伊斯坦堡獲得重生，這樣才能讓它有朝一日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都市。其中格外重要的一個任務就是增加這座城市的人口。在此之前，隨著這座城市日益陷於孤立境地，其重要性逐漸下降，城裡的人口也減少到了3萬到4萬人。城裡的大片區域無人居住。雪上加霜的是，奧斯曼軍隊的圍攻讓這座城市滿目瘡痍，宮殿和其他宏偉的建築都化為廢墟。現在，奧斯曼人迅速地清理了街道上的瓦礫，修補了城牆，並且按照奧斯曼帝國的方式建立起新的行政機關。奧斯曼帝國呼籲那些逃走的居民（大部分是東正教徒）立刻回來，承諾保護他們的財產，尊重他們的信仰，免除他們的賦稅，政府還經常出面幫助他們重建住房和店鋪。被奧斯曼軍隊抓捕的俘虜獲得了釋放。他們被安置在芬內爾區，並且在一段時間內享有免稅的優待。蘇丹命令魯米利亞和安納托利亞的各行省總督各自派遣4 000戶居民——不管是基督徒還是穆斯林——到伊斯坦堡來，住到被遺棄的房屋裡。在一系列戰事中被俘的大約3萬名農民也被送到了伊斯坦堡附近無人居住的村莊定居，以便為這座城市提供食物。 按照蘇丹的命令，各個被征服的城市都要選出一些有錢人、商人和手藝人送到伊斯坦堡來，以此來促進這座城市的商業和手工業發展。很多移民來自擁有大量猶太居民的薩洛尼卡，從歐洲也來了大量的猶太人。在25年的時間裡，在自己的族群領袖領導下的猶太人成了伊斯坦堡城中除了穆斯林和基督徒之外的第三大群體。隨著穆罕默德後續的征戰，從特拉布宗（Trebizond）[6]及其周邊地區又遷移來了5 000戶居民，從安納托利亞、摩里亞和愛琴海諸島上也遷來了一些居民。在伊斯坦堡城中，從同一個地方來的人被安置在了一起，並且以他們來的地方為他們新的居住區命名，比如「阿克薩賴」（Aksaray）或是「卡拉曼尼亞」。除了貴族之外，遷移而來的還有小店主，以及數量眾多的手工業者和石匠，他們加快了城市重建的速度。漸漸地，隨著這座城市愈加繁榮，希臘人開始自願遷徙到伊斯坦堡居住，寄希望於像猶太人和亞美尼亞人一樣在這裡發財致富。與此同時，金角灣對岸的佩拉的防禦工事被拆毀，它的加拉塔港恢復成了一座城鎮。除了土耳其人之外，也有熱那亞和其他拉丁居民居住於此。 「伊斯坦堡這座城市真是奇怪，」在君士坦丁堡被攻陷後不久，一位土耳其作家寫道，「只需要花上一個銅板，就可以讓人划船把你從魯米利送到法蘭克斯坦（Frankistan）[7]。」而到了征服者穆罕默德執政的中期，伊斯坦堡就已經再次成為一座繁榮的城市。城中遍布作坊和市場，手工業興旺發達，城中各民族居民混雜，人口總數比被征服時多了三到四倍。在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裡，伊斯坦堡的人口就達到了50萬，其中土耳其人的比例只微微超過半數。 穆罕默德特別熱衷於提高人民的經濟生活水平。為此，他在伊斯坦堡建設了大量的規範市場、提供公共服務的「伊馬雷特」（imaret），以促進伊斯坦堡的發展。「伊馬雷特」是一種傳統的伊斯蘭慈善機構，在帝國之前的首都布爾薩和阿德里安堡都可以見到。它實際上是「瓦合甫」（vakf，即慈善基金）的一種形式，是一種兼具宗教、文化和商業功能的機構。有的「伊馬雷特」由國家出資；有的則由個人捐獻，但需要得到國家的認可並受到國家的掌控。「伊馬雷特」包括了一系列圍繞清真寺建成的公共建築，其中既有高等的宗教學校（medresse）、醫院和接待旅行者的客棧，也有可以產生收益的旅館、市場、商隊客店、磨坊、公共浴室、染坊、倉庫、屠宰場和粥廠。這些公共建築產生的收益可以補充宗教捐獻的不足，從而為其他非營利設施的運轉提供資金。 作為給予伊斯坦堡第一座大清真寺——阿亞索菲亞清真寺——的奉獻的一部分，征服者穆罕默德下令修建了一座有頂棚的大市場（bedestan），裡面有數百家店鋪和庫房，在它附近的街道和市場內另外還有上千家的店鋪。這裡實際上成了一座商業和貿易中心。在這裡，商人們可以安心地儲存貨物，料理生意往來。到了穆罕默德為自己修建一座大清真寺[8]的時候，那座清真寺的周圍興建了八座宗教學校，裡面可以容納600名學生學習。此外，周圍還有一座供孩童上學的學校，一座圖書館，兩家客棧，一處食堂，一些為窮人提供食物的粥廠，以及一家提供免費醫療的醫院。在這家醫院裡，有一名眼科專家、一名外科醫生、一名藥劑師，以及遵照醫囑準備飲食的廚師。這就是中世紀伊斯蘭福利國家提供的免費教育和醫療服務。 穆罕默德蘇丹命令帝國的族群領袖們在伊斯坦堡的其他地方也建設「伊馬雷特」，並將它們作為新的居住區的中心。隨著貿易活動的增加，伊斯坦堡的商業地位日漸提高，並最終超過了布爾薩和阿德里安堡，成為帝國的貿易中心，再一次成了掌控黑海、地中海和亞洲大陸之間商路的商業樞紐。隨著商路的擴張，「伊馬雷特」式的公共服務建築群也沿著商路遍布全國。 另一種傳統的伊斯蘭經濟生活組織是工匠行會。這些行業組織或聯盟控制著大量的勞動力，穆罕默德鼓勵它們的發展，同時也把它們納入嚴密的政府監管之下。這種組織的起源或許可以追溯到希臘羅馬世界的手工業聯盟，在中世紀的歐洲也十分常見。而到了伊斯蘭世界，工匠行會發展出了自己的特色，具備了宗教和社群兄弟會的特徵。在缺乏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早期奧斯曼邊疆社會中，在兄弟會（Akhis）領導下的行會曾經發揮過舉足輕重的作用，負責為工匠和勞工提供政治保護。這些行會按行業組成，每個行會都有一位由資深匠人們按照本行會的規矩選舉出來的領袖，負責在政府面前維護行會的自主性和利益。儘管這些行會至少在理論上是不受國家控制的，但根據法律規定，它們要負責確保一些商業規章的執行，比如計量標準、勞工報酬、利潤水平、商品質量，還要負責防範騙子和投機商。作為一種維護秩序和穩定的力量，行會的傳統結構獲得了國家的尊重，國家也不干預它們的內部事務。國家唯一關心的是保護政府的財政利益和公眾的利益。 行會體系的演進、城鎮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市場設施的增加，反映出羽翼已豐的奧斯曼帝國進入了一個新的經濟發展階段。對西方貿易的迅速增長也體現出了這一點。在15世紀的最後幾十年，貿易已經成為奧斯曼帝國與歐洲國家關係中的重要部分。鑒於拜占庭帝國已經不復存在，真正具有威脅性的十字軍東征也已經成為歷史，奧斯曼帝國自發地崛起為重要的貿易中心。奧斯曼帝國成了連接歐亞貿易的重要紐帶，擴大了兩大洲之間的經濟往來，同時也影響了這兩個世界之間的社會和文化交往。拜占庭時期的經濟活動由威尼斯人掌控，而多民族社會興旺發展的奧斯曼帝國則在保護性關稅體系的保護下，與所有國家都建立了平等的貿易往來。隨著時間的推移，奧斯曼商人逐漸從東歐滲透到中歐，甚至遠達北歐，在重要的城市開設大型的店鋪，並發展出了他們自己的信用體系。他們用東方的農產品和手工產品換取西方的武器和礦物等原材料。 奧斯曼人的國家從一系列實現定居的遊牧民族群，逐漸演變為一個擁有傳統東方國家基本框架的伊斯蘭帝國，同時使用歷史悠久的經濟組織和原則來實現對這個國家的管理。在這個國家裡，普天之下的社會階層和財富存在的目的都是保障統治者的權力。不過，在這個國家裡還是可以劃分出兩個主要的社會階層：第一個階層代表著蘇丹的權力——行政官員、軍隊和神職人員；第二個階層被稱作「拉亞」（raya），由工匠和耕種土地的農民構成，他們是這個國家裡唯一的生產者和納稅者。為了維護社會利益和政治秩序，國家嚴格控制著他們的生產方式和利潤水平。一種僵硬的邏輯確保了這一點的實現：每個人都要安於本分，留在自己的階層之中。 不過，還有第三個階層正在變得愈加重要——商人。只有他們不受前述法律和社會限制的制約，也只有他們會演變為資本家。我們在這裡說到的商人是巨商大賈，不包括那些產業規模較小的商人和手工業者。他們通過經營地區間的貿易和銷售從遠方進口來的貨物謀利。從希南帕夏（Sinan Pasha）在《奧斯曼君主鏡鑒》（An Ottoman Mirror for Princes）的記載中，我們可以一窺15世紀這一時期奧斯曼帝國政府對商業的關心程度： 欣賞這片土地上的商人吧；要永遠關心他們；不要讓任何人對他們指手畫腳，因為靠著他們的貿易這片土地才得以繁榮，靠著他們的本領才有了物美價廉的商品；是他們將蘇丹的威名播撒鄰邦，是他們讓這裡的財富愈加繁盛。 穆罕默德開始重建並加固伊斯坦堡的城牆。他決心讓這座帝都在建築上取得不亞於拜占庭帝國任何時期的成就，如此才能配得上奧斯曼帝國——這個起源於塞爾柱人的魯姆蘇丹國的國家——的無限榮光。他還抓緊一切時間修建屬於他自己的清真寺——人們稱之為法提赫清真寺，即「征服者」的清真寺。他選用了一位希臘建築師，把這座清真寺的選址定在了聖使徒教堂的位置。他拆毀了聖使徒教堂，並利用其材料修建他的清真寺，而希臘牧首的座堂則遷到了俯瞰金角灣的希臘人聚居區——芬內爾區的帕瑪卡里思托斯教堂（Convent of the Pammakaristos）。穆罕默德宣稱，算上其外圍區域，他的清真寺的總面積超過了阿亞索菲亞清真寺。法提赫清真寺聳立在馬爾馬拉海和金角灣之間的岬角的西側，成了那裡第一個有著巨大圓頂的清真寺；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中，一系列有著巨大穹頂的清真寺相繼建成，賦予了伊斯坦堡一道全新的天際線。雖然這種建築形式的靈感最初來自聖索菲亞大教堂的拜占庭風格，但從伊斯蘭文明的角度，它體現了一個新的民族恢宏的帝國氣象，這個民族所創造的穆斯林都市終將超過基督徒的都市。 穆罕默德還親自為艾郁普清真寺（Mosque of Eyup）奠基，這座清真寺旨在紀念先知穆罕默德的同伴艾郁普。艾郁普就犧牲於君士坦丁堡城下[9]，而在穆罕默德二世圍攻君士坦丁堡期間，他的墳墓被土耳其人發現。接著，鑒於拜占庭皇帝的宮殿已經都化為廢墟，而且它們的規模也達不到穆罕默德期望的標準，他在岬角的中央將潘托克拉托修道院（Monastery of the Pantocrator）擴建為自己的宮殿，並在其周圍修建了多條平整的新路，以改善附近的交通。日後，他將從阿德里安堡移居至此。像其他的建築工程一樣，穆罕默德對這些工程也給予了密切的關注；在他未來25年的統治生涯中，他通常會在兩個年度的征戰季節之間——冬季為期數月的休戰期中——親自過問工程的進展。 [1] 即特拉布宗的喬治，人文主義學者。 [2] 這個詞由兩部分組成，分別是「pād」（主宰）和「shāh」（君王），其意味近似於「大帝」。 [3] 指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逝世後，自632年至661年相繼執掌阿拉伯伊斯蘭國家政教大權的四位繼承人。 [4] 即瑪拉·布蘭科維奇，她是塞爾維亞大公焦爾吉·布蘭科維奇和坎塔庫尊家族一位女性後裔的女兒。 [5] 希臘神話里特洛伊的王子，特洛伊的第一勇士，在特洛伊戰爭中死於半神半人的阿喀琉斯之手。 [6] 特拉布宗是小亞細亞半島東部、黑海南岸的一座希臘化城市，歷史悠久。 [7] 這裡的「法蘭克斯坦」的具體意義不明，可能指從君士坦丁堡城出發，渡過金角灣到加拉塔。拜占庭人（希臘人）曾習慣把除自己之外的其他歐洲人統稱為法蘭克人。這種稱呼在後文還會出現。 [8] 即下文將要提到的法提赫清真寺（Mosque of Fatih），始建於1463年。 [9] 674年，艾郁普在阿拉伯人進攻君士坦丁堡時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