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曼帝國六百年 · 第三章

奧爾汗是奧斯曼帝國進軍歐洲的先鋒，而穆拉德一世則是奧斯曼帝國第一位偉大的蘇丹。他在14世紀的後半段統治了整整一代人的時間。穆拉德一世有著永不倦怠的戰鬥熱情，並用他充滿激情的領袖氣質鼓舞著他的軍隊。他將奧斯曼帝國在巴爾幹半島的版圖擴張到了極限，並且成功地鞏固了帝國在這些新征服的地區的統治，使其可以在帝國的版圖內留存長達五個世紀。同時，作為一位富有遠見和政治敏銳性的統治者，他頗具政治家風範，為帝國的未來構建了宏大的政府架構。這樣的政府架構終將把拜占庭帝國的殘餘領土整合起來，並賦予它們新生，幫助奧斯曼帝國填補上拜占庭帝國衰亡後留下的空白；而這一點是當時任何其他國家都無法做到的。一個嶄新的奧斯曼文明在冉冉升起，這個文明成功地將其治下隸屬於不同種族、信仰不同宗教、操著不同語言的各個群體融合在了一起；而正是穆拉德一世，宣告了這個獨一無二的文明的崛起。 此外，奧斯曼帝國向東歐擴張的時代又恰逢西方世界的收縮。在歐洲人於13世紀中葉徹底丟掉了耶路撒冷和蒙古人突然入侵小亞細亞半島之後，封建制度下的基督教世界再也無力向東方拓展其疆界了。隨著曾經支撐十字軍東征的戰爭衝動轉向內部，拉丁國家的基督徒們開始爭吵不休，相互攻伐。曾經開拓了利潤豐厚的東方貿易並資助歷次十字軍運動的義大利銀行家家族一個接著一個地敗落了。財政和經濟方面的衰退導致了全面而漫長的社會危機。缺乏彈性和生命力的歐洲社會陷入了低谷。農民頻頻起義，反對封建地主和擁有大量土地的僧侶，城鎮裡的工人則時常站出來向商人發起抗爭。 從東方傳入的黑死病（腺鼠疫）摧殘了地中海沿岸和整個西歐，導致人口銳減，而新大陸的發現將讓歐洲的年輕人把注意力投向了大西洋彼岸。歐洲的中世紀進入了末期，啟迪的曙光即將出現，整個社會處於轉折之中；而新生的奧斯曼奧斯曼帝國只會是這一切的受益者。 奧斯曼帝國對歐洲的進攻，早在穆拉德即位之前就已經在準備中。1360年，穆拉德一世甫一即位，就立刻派遣得力的將領統率大軍入侵歐洲。戰爭的第一階段進展十分迅速。在15個月的時間裡，奧斯曼人就占領了色雷斯地區全部重要的堡壘和延伸到巴爾幹山脈腳下的富饒平原，完成了對這一地區的實際控制。在喬爾盧，奧斯曼軍隊將該城守軍屠戮殆盡，並將其指揮官斬首示眾，以此在整個巴爾幹地區散布對土耳其侵略者的恐懼情緒。阿德里安堡的守軍獻城投降，這座城市也很快取代了布爾薩，成為奧斯曼帝國的新首都。接著，奧斯曼軍隊向西進發，繞過了君士坦丁堡。早已名不副實的拜占庭皇帝約翰·巴列奧略與奧斯曼人簽署和約，同意不做任何試圖奪回色雷斯失地的嘗試，也不去聯合塞爾維亞人和保加利亞人一同抵抗奧斯曼人的進攻。不僅如此，他還要幫助奧斯曼人對付小亞細亞半島上不友好的土耳其同胞。10年之後，約翰·巴列奧略將徹底淪為穆拉德的附庸，不僅要承認他的宗主地位，還要在奧斯曼軍隊中效犬馬之勞。 與此同時，奧斯曼軍隊越來越深入歐洲，先後入侵保加利亞、馬其頓和塞爾維亞，隨後又進犯了信仰天主教的匈牙利。在教皇烏爾班五世（Urban V）的主持下，基督教國家試圖團結起來，幫助希臘人保衛基督教世界，然而他們的努力卻徒勞無功。1363年，匈牙利軍隊第一次出擊土耳其人。他們聯合了塞爾維亞人，在沒有希臘人支援的情況下，渡過了馬里查河（River Maritza），兵鋒直指阿德里安堡。未經阻攔就順利渡河的他們，在夜晚舉行了慶祝活動。而就在第二天，土耳其人就對這支睡眼惺忪的大軍發動了突襲。用土耳其歷史學家塞阿代德丁（Seadeddin）的話說，塞爾維亞和匈牙利聯軍如同「野獸被堵在了獸穴里」。他們像「被狂風驅趕的火苗一樣」被趕進了河裡，幾乎遭到全殲。 而類似的「十字軍」式的遠征嘗試則往往由於羅馬天主教會和希臘東正教會之間的矛盾而作罷。兩個教會之間的敵對情緒，在彼特拉克（Petrarch）[1]寫給教皇烏爾班的信中就可見一斑：「奧斯曼人只不過是我們的敵人，而那些分裂了基督教會的希臘人要壞過敵人。」為了尋求支持，拜占庭皇帝約翰·巴列奧略向羅馬天主教會許諾說，希臘人將承認羅馬天主教會的宗主地位。他在秘密出訪匈牙利的時候做出了這樣的承諾，結果在回國路上被保加利亞人扣留在一座城堡里。此舉引發了薩伏伊伯爵阿梅迪奧（Amadeo of Savoy）[2]的干預。1366年，阿梅迪奧發起了一次十字軍遠征，並從土耳其人手中奪取了加里波利。然而，阿梅迪奧並沒有留在這一地區繼續對抗土耳其人，而是率軍駛入黑海去對付信奉基督教的保加利亞人。在解救了拜占庭皇帝之後，阿梅迪奧像匈牙利人一樣要求約翰·巴列奧略承認羅馬天主教會的宗主地位。然而，拜占庭皇帝這一次拒絕了他的要求，於是阿梅迪奧轉而開始攻擊希臘人。 拜占庭皇帝屈服了，並於1369年啟程前往羅馬。在那裡，他公開宣布棄絕東正教會的謬誤觀點，以此換取信仰天主教的貴族幫助他對抗土耳其人的承諾。然而，他並沒有得到什麼幫助，還在回國的途中因為債務問題被威尼斯人扣留。他的長子安德洛尼卡拒絕支付贖金，但他的幼子曼努埃爾（Manuel）為他支付了贖金。不過，君士坦丁堡完全不接受約翰·巴列奧略對羅馬天主教會的效忠。因此，在重獲自由之後，拜占庭皇帝只好作為附庸臣服於穆拉德。 巴爾幹基督徒和拉丁國家的天主教徒在宗教、政治和種族等層面的相互仇視，對奧斯曼人來說有百利而無一害。因此，奧斯曼人正式承認了東正教會，而拒不承認天主教會。這樣一來，不論是希臘人還是斯拉夫人，塞爾維亞人還是保加利亞人，都更願意接受奧斯曼人的統治，而不是被他們的鄰國統治，尤其是不願意被匈牙利人統治。他們的這種心理，再加上黑死病在巴爾幹地區肆虐後瀰漫整個社會的低落情緒，都使得穆拉德在取得軍事勝利後面對的政治挑戰的難度大為降低。從人數上看，奧斯曼征服者處於劣勢。歐洲被征服地區的人口要遠遠超過奧斯曼人在亞洲征服地區的人口，而且前者在種族、宗教和政治品性等方面的特徵也更加紛繁複雜。要如何才能同化這些人呢？這正是擺在穆拉德面前的問題。隨著他的軍隊贏得一個又一個的戰役，他所面對的這個問題也就變得愈加需要政治家的遠見卓識。 巴爾幹地區的基督徒對伊斯蘭教知之甚少，因此很難指望他們會像亞洲的基督徒那樣主動地皈依伊斯蘭教。奧斯曼征服者也不可能徹底消滅這些基督徒。拋開其他原因不說，至少奧斯曼人找不到足夠的穆斯林來填補消滅基督徒後留下的人口空白。另外，由於穆拉德還在不停地征戰，他也抽不出足夠的人手來靠高壓政策維持當地秩序。因此，奧斯曼人不可能強迫當地居民改信伊斯蘭教，因為此舉勢必引發基督徒的反抗，增加基督徒帶來的威脅。於是，穆拉德對巴爾幹附庸國的基督徒採取了一定程度的寬容政策。他把成千上萬的當地基督徒士兵招募到自己的麾下，通常還把指揮權交給原本就統領這些士兵的貴族和領主，以此將當地的軍事階層為己所用。作為回報，這些軍人獲得了免除賦稅的承諾，還可以獲得國家分配的土地的使用權。 然而，同化問題的解決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形式多樣的奴隸制度。土耳其人在他們的早期歷史中也曾經淪為奴隸。現在，土耳其人則把被征服地區的戰俘和居民擄為奴隸。根據奧斯曼帝國的法律，土耳其士兵對被他俘獲的人員擁有絕對的所有權，除非被俘者宣稱自己改信伊斯蘭教，並同意從此遵從伊斯蘭教規。土耳其士兵可以讓不肯改宗的俘虜從事家務勞動或者農業勞動，也可以把他們在公開的市場賣掉，不過需要向政府支付相當於市場價格五分之一的稅金。對希臘人來說，淪為奴隸是難以承受的奇恥大辱，因為拜占庭帝國的君主們曾大力解放奴隸。這樣一來，允許擄掠奴隸的這條奧斯曼法律在某種程度上促使很多基督徒皈依了伊斯蘭教，因為他們寧願改變信仰，也不想失去自由。 不過，這套體系也是有彈性的。很多希臘人獲得了不必改宗但要花錢贖買人身自由的機會。這種情形通常發生在城市被奧斯曼軍隊攻破之時，有時會作為投降的前提條件得到認可。而且，穆拉德的軍隊通常也更願意接受贖金，而不是在進攻的路上還拖著一群累贅的奴隸。在偏遠的地區，淪為奴隸的可能性要小一些，因為人們可以很容易地躲藏在山區里，而進攻中的軍隊也沒有時間進山搜尋。有些被征服的土地依然歸其以前的主人所有，但是他們需要支付一筆固定的稅金作為報償。而在另一些地方，剛剛奪取了土地的奧斯曼地主們需要人手幹活，其中的許多人都沒有改宗伊斯蘭教。 但是，對於希臘、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的女性來說，不論是在戰爭中失去了丈夫的寡婦，還是年輕的女孩，她們往往會淪為征服者的妻妾，因為這些征服者都沒有帶本族的女人同行。這種現象的結果是，奧斯曼民族的血統變得日趨複雜，但也變得越發健康而朝氣蓬勃。奧斯曼人的身上本來就流著東方人——韃靼人、蒙古人、切爾克斯人、喬治亞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血液，現在又混入了巴爾幹各民族和歐洲更遙遠地方的民族的血統。於是，在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裡，奧斯曼人就創造出了一個可以比肩希臘、羅馬和拜占庭的世界性的多元化文明。 在這種要麼皈依伊斯蘭教、要麼贖買、要麼淪為農奴的普遍性制度之外，穆拉德還在基督徒中招募士兵，把他們編製成一支經過精挑細選、具有很強的紀律性並且只向蘇丹本人效忠的步兵部隊。這支部隊被稱作「耶尼切里」（Janissaries, the Yeni Cheri）或「新軍」。[3]這支部隊實際上是在奧爾汗在位時期建立的，但是當時他們只是蘇丹本人的衛隊。而到了穆拉德手中，近衛軍被發展成一支與奧斯曼帝國其他軍隊不同的部隊，用來維護和保衛奧斯曼帝國新征服的歐洲領土。本來，不願意改宗伊斯蘭教的基督徒可以通過支付人頭稅的方式免除兵役，但是奧斯曼帝國規定，特定年齡的來自基督徒家庭的男孩不享有這種免除兵役的待遇。奧斯曼帝國在各個被征服的地區徵募條件合適的男孩，讓他們離開自己的家庭，並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讓他們改信伊斯蘭教。他們的唯一使命就是服務蘇丹，他們的一切都仰仗蘇丹，蘇丹則付給他們高於其他軍人的待遇。被選中的男孩都有著出色的活力、體格和智力，隨後還要經受嚴格的訓練，讓他們服從鐵一樣的紀律，並且適應各種各樣的艱難困苦。像僧侶一樣，他們不准結婚，也不得擁有財產或從事其他工作。在蘇丹的指揮下效命行伍就是他們人生中唯一的內容。 這些出身於基督徒家庭的男孩，在成長過程中要接受拜克塔什教團（Bektashi order）灌輸的非正統的伊斯蘭教教義。奧爾汗本人就曾是這個托缽僧教團虔誠的贊助者，他在布爾薩為他們修建了擁有一個個單人房間的修道院。領導著拜克塔什教團的謝赫哈吉·拜克塔什（Haji Bektash）為這支新軍祈福，並親手把軍旗交給了他們。在他們的軍旗上裝飾著緋紅的新月和奧斯曼蘇丹的雙刃劍圖案。哈吉·拜克塔什將他的衣袖拂過最前排的一名士兵的頭頂，為這支部隊命名，並預言了它的未來：「它的士兵閃亮奪目，臂膀強健，刀箭銳利；他們每戰必勝，不勝不歸。」在接受了祝禱之後，近衛軍在他們的白色毛氈帽子（類似於兄弟會領袖們戴的帽子）上添加了象徵謝赫衣袖的帽尾，並且在本應裝飾帽球的地方加上了一隻木勺。這支部隊的標誌是湯鍋和勺子，象徵他們的生活待遇要優於其他部隊。軍官的頭銜名稱也都來自廚房：從首席湯廚到主廚，再到首席送水使。部隊里的聖物是燉鍋，他們不僅聚在燉鍋附近吃飯，還聚在這裡商議事情。 歐洲人或許會對這些來自東方的土耳其人的不人道行為感到義憤：他們對基督徒強征「血稅」，把年幼的俘虜擄為奴隸，逼迫他們與父母分離，強迫他們接受其他信仰，並且擅自決定他們一生的生活方式。但是，我們必須考慮到，在那樣一個戰亂頻仍的時代，人們衡量事物的標準與今天不同。在那時，與敵人作戰是生活中十分自然的一個組成部分。那個世紀的基督徒也經常毫無人道地對待其他人，不管對方是基督徒還是異教徒。不僅如此，巴爾幹地區本身也是一個讓人難以理解的地方。在那裡，基督徒士兵經常會站在土耳其人一方參加戰爭。在穆拉德的穆斯林大軍中，永遠能找得到由基督徒指揮官統領的基督徒士兵，他們明知道自己的對手也是基督徒，但依然參加了戰鬥。在穆拉德的軍中，這樣的部隊數量遠遠超過了近衛軍的數量。儘管近衛軍的規模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中不斷擴大，但他們仍然只是土耳其的全部武裝力量中的一小部分。在穆拉德在位時期，近衛軍的人數差不多只有1 000人。毫無疑問，隨著時間的推移，農民們會十分現實地選擇皈依伊斯蘭教，以免他們本應留在農田裡幹活的健壯兒子被軍隊徵召，白白浪費掉。這樣一來，近衛軍的人數就減少了。 一旦獲得徵召，這些年輕人也會有許多收穫，包括高強度的身體訓練和技巧訓練，以及有助於提高其作戰能力的教育。在軍營里，不僅有嚴格的紀律，也有適當的消遣。而且，他們還就此獲得了一份終身職業。出於對所屬部隊的驕傲之情、對君主的忠誠和對有著同樣宗教信仰的戰友的手足之情，在他們之間會萌發出一種集體精神，而這構成了近衛軍得天獨厚的優勢。隨著奧斯曼帝國的發展，他們還將獲得超乎尋常的巨大權力。 奧斯曼帝國的這種軍事奴隸體系讓基督教世界感到震驚，但伊斯蘭世界——尤其是土耳其人自己——對此卻司空見慣。在土耳其人的早期歷史中，他們曾經從這種軍事奴隸的身份中獲益匪淺。在阿拔斯王朝時期，就有來自中亞草原、尚未皈依伊斯蘭教的突厥人被帶到阿拉伯帝國，他們或是俘虜，或是貢品，或是買來的奴隸，但都被作為穆斯林養育成人，並在巴格達經受訓練，成為士兵和行政人員。「軍事奴隸的地位天生就高於為私人提供服務的家政奴隸，」克勞德·卡亨（Claude Cahen）寫道，「而這種奴隸的供應似乎一直源源不斷，突厥人自己似乎也從未對身為奴隸表示過反感。在那個時代，奴隸制不像後來那樣會引起每一個人的強烈牴觸。」淪為奴隸的突厥人，往往會通過晉升成為高級的軍事指揮官或行政官員。 在繼承了阿拔斯王朝部分領土的薩曼王朝，身居高位的突厥奴隸成了王朝得以維繫的重要因素。最後，突厥奴隸推翻了薩曼王朝，代之以他們自己的王朝。出身奴隸的突厥人還在埃及先後建立了圖倫王朝和馬木留克[4]王朝，後者的統治階層曾經是服務於薩拉丁（Saladin）和阿尤布王朝的奴隸，但後來推翻了阿尤布王朝，建立了屬於他們自己的、同樣根植於奴隸制度的王朝。這樣的奴隸制度一直延續到了奧斯曼帝國統治時期。 此時，穆拉德一世治下的奧斯曼人面對著一項挑戰。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Toynbee）這樣寫道： 來自大草原的民族離開了他們熟悉的環境，來到了一個陌生的世界。他們不再需要擔心水源乾涸的問題，但面對著一個全新的問題：如何統治其他族群。 面對這個挑戰，其他的遊牧族群選擇的方法很簡單：「把自己從牧羊的人轉變成『牧人』的人。」 然而他們都失敗了。阿瓦爾人對斯拉夫人的統治僅僅持續了50年，匈人對匈牙利人的統治隨著阿提拉（Attila）本人的死亡而瓦解。蒙古人建立的一系列帝國都很短命。這些遊牧民族政權的統治方式有一個巨大的問題：被他們視作「牲畜」的被統治者，仍然在自己的土地上耕耘著，因此也就仍然具有經濟上的生產能力；而來到定居環境下的「牧人者」，實際上變成了沒有生產能力的寄生蟲，如同「壓榨工蜂的雄蜂」。於是，被統治者早晚會聯合起來，要麼趕走那些「牧人者」，要麼就將他們同化。因此，對大多數遊牧民族帝國來說，它們的命運就是「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而剛剛開始了定居生活的奧斯曼人，將成為歷史上的特例。他們的辦法是，挑選並訓練「看家狗」，用他們來管理好君主的「牛群」，同時防止鄰居來搗亂。這些幫手就是基督徒奴隸。穆拉德蘇丹和他的近衛軍為奧斯曼帝國開創了依賴於奴隸制度的統治體制。在他統治的時期，這些對蘇丹本人忠心耿耿的奴隸還只在軍事領域裡發揮作用。很快，他們還將在帝國政府的各個分支之中發揮重要作用。從此以後，為奧斯曼帝國管理基督徒子民的行政人員中的絕大部分，也將是出身於基督徒家族的人員。簡言之，這開啟了奧斯曼帝國的一個漫長傳統，穆斯林君主決定通過基督徒代理人來管理他的子民，不論被統治的是基督徒還是穆斯林。 像當年的羅馬禁衛軍一樣，奧斯曼近衛軍是一支精銳的常備步兵部隊。在同時代的基督教國家裡，完全找不到與奧斯曼近衛軍相類似的軍隊。在穆拉德和他帳下將軍們的指揮下，無論是在巴爾幹地區後續的征服戰爭中，還是在其後徹底平定被征服地區的過程中，近衛軍的表現都十分活躍。正如吉本所描述的那樣，他們「在對付那些偶像崇拜的同胞的時候，帶著新改宗者的狂熱」。 隨著對色雷斯的征服，奧斯曼軍隊進入保加利亞的道路已經暢通無阻，他們還可以經過保加利亞進入馬其頓。在息兵數載以消化征服的成果之後，穆拉德決定揮師入侵保加利亞。上一任保加利亞沙皇去世後，他的長子希什曼（Sisman）和另外兩個兒子相互為敵，將國家一分為三，以致在整整一代人的時間裡，這個國家都被稱為「三個保加利亞」。而這種情形恰恰有利於穆拉德。不僅如此，在教皇的支持下，匈牙利人發動了針對保加利亞西部的「十字軍遠征」（雖然他們的遠征目標也是基督徒）。結果，來自方濟各會的傳教士迫使大約20萬名信仰東正教的保加利亞人改行拉丁式的禮拜儀式。在這樣的迫害之下，許多人轉而歡迎穆斯林征服者，認為可以藉此重獲信仰自由。 從1366年開始，奧斯曼軍隊用了三年的時間占領了整個馬里查河谷，從而據有了保加利亞南部的大部分地區。像約翰·巴列奧略一樣，希什曼也淪為穆拉德的附庸。在得到不必改信伊斯蘭教的許諾之後，希什曼的女兒嫁入了蘇丹的後宮。希什曼在奧斯曼軍隊的幫助下，成功趕走了匈牙利人，但是沒能像他期望的那樣奪取他弟弟占據的那份國土。1371年，希什曼取得了塞爾維亞人的支持，趁著奧斯曼軍隊西進的時機，開始反對奧斯曼人。然而，他在薩莫科夫（Samakov）遭遇了決定性的失敗，隨後逃進了山區。於是，土耳其人得以暢通無阻地進入了保加利亞都城索非亞（Sofia）前面的大平原。 不過，穆拉德並不急於奪取索非亞。他不僅是一名戰士，也是帝國的締造者。他總是認真計劃他的戰役，並且以很快的速度實施他的計劃，但是他也懂得欲速則不達的道理。在進攻索非亞之前，他要先確保左翼的安全。他打算奪取斯特魯馬河（Struma）和瓦爾達爾河（Vardar）的河谷，杜絕塞爾維亞人的威脅。於是，他下令入侵馬其頓，向著瓦爾達爾河進發。 馬其頓和塞爾維亞的內訌比保加利亞還要嚴重。1355年，斯泰凡·杜尚在進攻君士坦丁堡的途中死去，他的兒子繼位。然而，這位被臣民稱作「Nejaki」（軟弱的人）的新君卻讓曾經的「帝國」陷入了無政府和內戰的狀態。1371年，歷史重演了。塞爾維亞人再一次進軍到馬里查河，並且和上次一樣被奧斯曼人徹底擊敗。在這場發生在切爾諾門（Cernomen）的戰鬥中，有三位塞爾維亞領主或淹死，或被殺。 於是，馬其頓的東部被奧斯曼人征服了，其迅速程度堪比十年前對色雷斯的征服。奧斯曼人在茲拉瑪（Drama）和塞雷斯（Serres）這兩座城市進行殖民，並把那裡的教堂改建成了清真寺。斯特魯馬河河谷內和附近的城市、村莊都宣布承認奧斯曼人的統治權。而在更為偏遠的地區，那裡的塞爾維亞人作為奧斯曼人的附庸，繼續統治著當地。1372年，奧斯曼軍隊渡過了瓦爾達爾河。他們將河谷東側的居民奧斯曼化，河谷北側則交給已經淪為奧斯曼帝國附庸的拉扎爾大公（Prince Lazar）管理。拉扎爾大公原本被選為塞爾維亞王位的繼承者，但是此時支持他的臣民已經寥寥無幾。這就是斯泰凡·杜尚的塞爾維亞帝國的結局。 在取得這一戰役的成功之後，穆拉德認為入侵匈牙利的時機還不成熟，於是又開始了十年的鞏固期，並把他的目光投向了安納托利亞。然而，很快他又不得不回到歐洲。他那個讓人痛恨的兒子均圖茲（Cuntuz），非常可恥地與拜占庭皇帝約翰·巴列奧略的長子安德洛尼卡結成了同盟。安德洛尼卡曾遭到弟弟曼努埃爾的羞辱，現在又被他取代了自己共治皇帝的位置。於是，均圖茲和安德洛尼卡一起在色雷斯作亂，反對各自的父親。在德莫迪卡遭到圍困之後，他們很快被迫投降，接受穆拉德的殘酷報復。叛軍中的希臘人被綁在一起從城牆上扔了下去，落到馬里查河裡淹死。接著，穆拉德挖掉了兒子的雙眼，並將其斬首。他命令其他參與叛亂的土耳其年輕人的父親效法他的做法。幾乎所有人都照辦了，只有兩位父親下不了手，結果他們自己被處決了，替他們的兒子赴死。穆拉德堅持要求拜占庭皇帝也把他參與叛亂的兒子和孫子弄瞎。這一刑罰使用的是燒燙的醋，但是效果並不好，他們後來都恢復了視力。拜占庭皇帝叛變的兒孫活了下來，這對穆拉德是有好處的。他很害怕自己的兒子跟自己作對，但是留安德洛尼卡一條活路，讓他繼續跟他的父皇作對，這是符合奧斯曼帝國的利益的。 不久，拜占庭皇帝的幼子曼努埃爾也受到了羞辱。作為薩洛尼卡的總督，曼努埃爾被牽扯進了一樁旨在推翻穆拉德在塞雷斯城統治的陰謀。陰謀敗露後，奧斯曼人圍攻了薩洛尼卡，曼努埃爾則逃回了君士坦丁堡。然而，由於懼怕穆拉德，曼努埃爾的父親拒絕他入城。於是，他只好前往布爾薩懇求穆拉德的寬恕。蘇丹仁慈地赦免了他，並重新讓他做其父的共治皇帝。 然而，曼努埃爾的兄長安德洛尼卡卻找准機會逃出了其父囚禁他的高塔。他聯合了熱那亞人和奧斯曼軍隊一起圍攻君士坦丁堡，並在入城後把自己的父親和弟弟關進了同一座高塔，隨後將自己加冕為拜占庭皇帝安德洛尼卡四世。三年後，父子倆也逃了出去。他們渡過博斯普魯斯海峽，一起懇求蘇丹相助。此時的穆拉德已經十分善於操縱拜占庭皇室內部的矛盾了。他要求赦免安德洛尼卡，並讓他負責管理薩洛尼卡和其他一些城市。同時，他幫助約翰·巴列奧略和曼努埃爾恢復了皇位，但他們每年都要獻上豐厚的貢品，並且同意讓大量的拜占庭士兵在奧斯曼軍隊中效命。另外，他們還要把拜占庭帝國在亞洲擁有的最後一座城市菲拉德爾斐亞（Philadelphia）割讓給奧斯曼帝國。當地的居民反對割讓，結果約翰·巴列奧略和曼努埃爾加入了奧斯曼大軍，迫使他們的基督徒同胞臣服於穆斯林統治者。至此，拜占庭帝國的皇帝已經墮落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完全仰仗奧斯曼帝國蘇丹的仁慈和青睞才能夠維持其統治。 穆拉德要想鞏固他在巴爾幹地區的地位，還需要三座城市。首先是索非亞。得到這座城市就可以讓他的帝國版圖擴張到保加利亞北部，直抵多瑙河河畔；其次是尼什（Nish），這座城市是打開塞爾維亞的鑰匙；第三座城市是莫納斯提爾（Monastir），得到這裡就可以確立奧斯曼帝國在瓦爾達爾河以西的統治，到目前為止還只有一些劫掠者曾經深入這一區域。在穆拉德把目光從亞洲的戰場挪回到歐洲之後的短短六年里，他的將領們就達成了上述全部目標。莫納斯提爾和位於其北方的普里萊普（Prilep）一道，在1380年成了奧斯曼帝國的邊境城堡。儘管奧斯曼人還未曾嘗試征服相鄰的阿爾巴尼亞和伊庇魯斯（Epirus），但他們的軍隊已經開始在當地王公貴族的邀請下去幫忙對付他們的敵人了。 要想進一步地深入塞爾維亞，奧斯曼人必須先占領索非亞所處的平原地帶。這一區域位於巴爾幹地區的心臟地帶，此地匯集的三條山脈控制著三條重要河流的流域，這三條從北到南排列的河流分別匯入多瑙河和地中海。索非亞城就毗鄰蜿蜒匯入多瑙河的伊斯克爾河（River Isker）。1385年，索非亞未經抵抗就告陷落。該城的指揮官被一名深得其信任、為他養隼的年輕土耳其逃亡者勒死在了城外。這樣一來，通往摩拉瓦河（Morava）上的尼什城的道路就打開了。第二年，塞爾維亞人在進行抵抗後丟掉了尼什，統治當地的拉扎爾大公被迫增加了每年向奧斯曼人交納的貢金，並且同意為奧斯曼大軍提供部隊。 在歐洲，穆拉德已經擁有了六座關鍵的巴爾幹城市，從而控制了從君士坦丁堡通往貝爾格勒的古羅馬大道的五分之四，以及從貝爾格勒到薩洛尼卡的一段道路。從博斯普魯斯海峽到亞得里亞海的道路，只有最後一天行程的那一小段不在奧斯曼帝國的版圖之內。現在，從奧斯曼帝國的最東端走到最西端，算上在小亞細亞半島上從安哥拉（Angora）[5]到博斯普魯斯海峽的路程，需要42天的時間；而在穆拉德於27年前繼位的時候，奧斯曼帝國的最東端和最西端之間只有三天的路程。 早在1365年[6]，穆拉德就已經得到承認，成為拜占庭帝國在亞得里亞海沿岸地位的繼承者。當時，亞得里亞海沿岸的拉古薩共和國（Republic of Ragusa）向奧斯曼帝國請求籤訂商業協議。在隨後的幾個世紀中，奧斯曼帝國與其他國家簽訂了大量的類似協議。拉古薩人同意每年支付一大筆貢金，以此換取在奧斯曼帝國內部經商、在公海上不受奧斯曼軍隊騷擾的權利。這一協議需要穆拉德簽字。由於穆拉德不識字，他就在協議上面按了拇指的指印。這成了「花押」（tughra）的起源。從此以後，奧斯曼帝國的每一位蘇丹都會有一個書法形式的花押作為他的官方印璽。 20年後，威尼斯和熱那亞與拜占庭皇帝簽訂了盟約，約定幫助皇帝對付一切敵人，但特別提到「穆拉德貝伊和他的土耳其人除外」。隨後，熱那亞人又和「輝煌偉大的眾王之王穆拉德貝伊」簽署了正式的友好條約。然而，就在一年之後，熱那亞人就加入了一支聯軍，去進攻「土耳其人穆拉德貝伊，不義與邪惡之子，聖十字之敵，基督教世界難以容忍的威脅」。 穆拉德一直在歐洲和亞洲兩線作戰。通常他會在完成其中一線的進攻之後，再在另外一線發動進攻，以避免同時應付兩條戰線。在亞洲，他需要對付位於內陸的其他土耳其人國家，以擴大並保衛他的領土。隨著位於邊境地帶的加齊勢力的不斷擴張，以及穆拉德實力和名聲的不斷提高，這一任務也變得越來越簡單。穆拉德在他即位後的第二年就奪取了位於安納托利亞中部的安哥拉，然後把他的大部分軍事力量集中在了歐洲。他當時就十分精明地意識到，唯有依靠他在巴爾幹地區獲得的人力和財力資源，以及被他招入麾下的基督教軍隊，他才能有十足的把握去兼併整個小亞細亞。而且，在那個時候，在他面前來自基督教國家的威脅，要遠遠超過來自身後的伊斯蘭國家的威脅。而現在，巴爾幹地區已經不可能再出現基督徒的反攻了。南部的斯拉夫人正與匈牙利人交惡，保加利亞人缺乏領袖，拜占庭帝國則苦於內部鬥爭。而且，穆拉德的手中還擁有向他稱臣的基督教諸侯派來助戰的軍隊。於是，在接連征服了色雷斯、保加利亞南部和馬其頓之後，穆拉德認為揮師返回亞洲的時機已經成熟。 在回到小亞細亞之後，他所取得的第一個成果甚至無須他使用武力。穆拉德的兒子巴耶濟德（Bayezid）在布爾薩迎娶了蓋爾米揚（Germiyan）公國埃米爾[7]的女兒。穆拉德不僅因此收穫了面積不小的作為嫁妝的一片土地，還藉此確保這個鄰國的大部分國土和具有戰略性意義的城市屈塔希亞（Kutahya）從此都處於他的掌控之下。由於奧斯曼人漸漸開始採用拜占庭宮廷的一些禮俗，這場婚禮十分奢華，與穆拉德先輩的樸素作風大相徑庭。接著，穆拉德從夾在蓋爾米揚和大國卡拉曼尼亞（Karamania）之間的哈米德（Hamid）公國的埃米爾那裡購買了一片土地，這位埃米爾在奧斯曼人控制了屈塔希亞之後感到十分不安。而為了獲得南方的泰凱（Tekke）公國的土地，穆拉德就不得不動用武力了。在奪取了湖區附近的高地之後，穆拉德感到心滿意足，把南部的河谷以及托魯斯山脈（Taurus）和地中海之間的低地留給了泰凱的埃米爾。 這時，穆拉德的國土已經與面積更大、國力更強的卡拉曼尼亞接壤了。為了對付卡拉曼尼亞，穆拉德在屈塔希亞集結了一支軍隊。這支軍隊的左翼是拜占庭皇帝約翰·巴列奧略和其他一些歐洲的統治者根據條約提供的部隊，由希臘人、塞爾維亞人和保加利亞人組成，並由穆拉德的兒子巴耶濟德統領。1387年，戰鬥在科尼亞前面的大平原上打響。我們並不清楚這場戰役的結果，參戰的雙方都宣稱自己獲得了勝利。穆拉德沒有能夠拿下科尼亞，沒有得到任何領土和戰利品，也沒有得到任何納貢或提供軍事援助的承諾。他所得到的，不過是與卡拉曼尼亞埃米爾的和解，後者順從地在他的手上親了一下。在歐洲面對巴爾幹地區的基督徒連戰連捷的穆拉德，碰到了實力與他旗鼓相當的穆斯林王公，因而未能進一步擴大他在亞洲的版圖。 不過，這場戰役卻間接地讓他捲入了另一場在巴爾幹地區的大戰。穆拉德為了避免與小亞細亞的穆斯林結怨，命令他的部隊不得搶劫和濫用暴力。這個命令激怒了他手下的塞爾維亞人，他們認為在戰爭期間劫掠戰利品是效命行伍的士兵應得的報償。於是，一些塞爾維亞人沒有遵守穆拉德的命令，結果被當場處死。剩下的人滿懷憤懣地返回了塞爾維亞。這就給了塞爾維亞大公拉扎爾一個煽動塞爾維亞人起來反抗奧斯曼人的機會。畢竟，在奧斯曼人奪取了尼什之後，塞爾維亞北部的剩餘地區和波士尼亞都面臨著威脅。在獲得了控制範圍遠達亞得里亞海的波士尼亞大公的支持後，拉扎爾組建了一個泛塞爾維亞聯盟。於是，一支奧斯曼軍隊渡過瓦爾達爾河，入侵了波士尼亞。但寡不敵眾的奧斯曼人在普洛奇尼克（Plochnik）被擊敗，部隊損失了五分之四。連戰連捷的奧斯曼人始有一敗，讓巴爾幹地區的斯拉夫人欣喜若狂。於是，來自各邊境省份的塞爾維亞人、波士尼亞人、阿爾巴尼亞人、保加利亞人、瓦拉幾亞人[8]和匈牙利人前所未有地聚集在拉扎爾身邊，決心要把土耳其人趕出歐洲。 穆拉德仍然留在小亞細亞，沒有表現出急於為普洛奇尼克之敗復仇的意思。他選擇等待。一方面，他需要時間來重整旗鼓；另一方面，他也要看看，在最初的自信和充滿希望的熱情消退之後，他的敵人們還能將團結維持多久。以他過往的經驗和敏銳的政治判斷力，他確信這些斯拉夫民族之間的團結往往都很短命。 於是，在穆拉德再次去面對塞爾維亞人之前，他先在1388年發動了一場戰役，旨在徹底征服保加利亞。戰端剛開，希什曼王子就撤退到多瑙河河畔的一座城堡，並且向穆拉德乞和。然而，在接受了穆拉德提出的條款之後，希什曼王子又改變了主意，決心抵抗到底。但他低估了奧斯曼人的實力，很快戰敗被擒。奧斯曼人從此確立了在保加利亞北部和中部的統治，其版圖直抵多瑙河河畔。奧斯曼人在多瑙河沿岸控制了一連串具有戰略意義的城堡，從而控制了翻越巴爾幹山脈的各個山口。作為蘇丹的一個附庸，希什曼王子仍然被保留了下來，但是他已經沒有能力去幫助斯拉夫同胞新近組建的大聯盟了。 在解決了保加利亞之後，已經70歲高齡的穆拉德親率大軍，與塞爾維亞人決戰。有一支保加利亞軍隊和兩支塞爾維亞軍隊背叛了同胞，加入了穆拉德的軍隊，此外還有第三支塞爾維亞軍隊許諾將前來投奔。這場決定獨立的塞爾維亞國家命運的戰鬥在荒涼而廣闊的科索沃「黑鳥平原」打響。這裡是塞爾維亞、波士尼亞、阿爾巴尼亞和黑塞哥維那邊境的交會處。奧斯曼軍隊在人數上處於劣勢，但是在信心和士氣上都要優於塞爾維亞人和他們的盟友。穆拉德成竹在胸，甚至十分有遠見地命令士兵在戰鬥中不得毀壞這一地區的城堡、城鎮和村莊，因為他作戰的目的是為了得到這片富饒的土地，而大肆破壞或與當地人民不必要地結怨將有損於他的利益。 而塞爾維亞人則早有了失敗的預感，這很大程度上要歸咎於他們彼此之間的不信任，以及軍中不時流露出來的背叛變節的跡象。在大戰前夜拉扎爾大公發表了演說，一直缺乏權威、此時更顯得缺乏自信的他公開指控他的女婿米洛什·奧布拉維奇（Milosh Obravitch）是叛徒。穆拉德本人則有些憂心風的因素。當晚，風正從敵陣的方向刮來，他擔心風可能會在第二天把塵土吹進土耳其士兵的眼中。據記載，穆拉德祈禱了一整夜。他祈求真主的保護和垂青，表示願意為正信犧牲成為烈士，從而讓自己的靈魂永享喜樂。 第二天早上，風小了。奧斯曼軍隊按照自己習慣的方式列陣：中路是蘇丹和他的近衛軍與騎兵衛隊；右翼是由穆拉德的長子巴耶濟德統率的歐洲軍隊；左翼是由其幼子雅庫布（Yakub）統領的亞洲軍隊。奧斯曼軍隊先用由2 000名弓騎兵組成的前鋒部隊發動了攻擊；隨後，塞爾維亞人發動了一次衝鋒，擊破了奧斯曼人的左翼。為了救援左翼，右翼的巴耶濟德發動了猛烈的反擊，親自揮舞著沉重的鐵質釘頭錘英勇殺敵。此時，奧斯曼人仍然處於守勢，鹿死誰手還殊難預料。但是，或許是早已與穆拉德串通好了，拉扎爾的另一個女婿武克·布蘭科維奇（Vuk Brankovitch）突然帶領他手下的1.2萬人撤離了戰場。[9]這些人的臨陣脫逃導致塞爾維亞人陣腳大亂，相繼奔逃。 事實證明，穆拉德對斯拉夫人在戰場上的不團結的判斷是正確的。但是，他在戰鬥前夜向真主的祈禱也完全應驗了——他在戰場上喪了命。關於這場極具戲劇性的悲劇，有著多種相互矛盾的說法。最接近真相的說法是，在戰鬥進行中或結束之後，米洛什·奧布拉維奇殺死了穆拉德。在前一天晚上遭到其岳父拉扎爾的指責之後，米洛什·奧布拉維奇決心證明自己的忠心。他佯裝叛逃到奧斯曼一方，然後要求面見穆拉德。獲准之後，米洛什·奧布拉維奇跪在蘇丹面前，假裝向他臣服，接著猛然將一把匕首刺進了穆拉德的胸膛。據人們後來的描述，他「刺了兩下，刀刃穿透了穆拉德的後背」。米洛什·奧布拉維奇試圖逃走，但隨即被土耳其士兵殺死。穆拉德在臨終前命令把預備隊投入戰場，為奧斯曼人贏得了這場決定性的勝利。他在死前的最後一個舉動，是叫人把拉扎爾傳喚到他面前，隨後判處他死刑。 於是，就在奧斯曼人打贏了這場歷史性的戰役，並將失敗的一方投入萬劫不復的深淵的時候，奧斯曼帝國第一位堪稱偉大的蘇丹的生命卻戛然而止。穆拉德一世用了一代人的時間，將他從父輩手中繼承來的奧斯曼國家打造成了一個將長久傲立世界的帝國。在奧斯曼帝國的歷史上，只有兩位蘇丹的成就比穆拉德一世更加輝煌——征服者穆罕默德（Mehmed the Conqueror）[10]和立法者蘇萊曼（Suleiman the Lawgiver）[11]，而穆拉德一世開疆拓土、苦心經營打造的帝國基業，正是他們取得輝煌成就的基石。 穆拉德不僅僅是一名戰士。不錯，他精通戰爭的藝術，有高超的戰略眼光，在戰場上無情而殘酷；他對手下的將領充滿信心，總是放心地把指揮權交給他們。不過，穆拉德在戰場之外也同樣能幹。他是一位有著卓越政治智慧的統治者。每當在戰場上獲得勝利之後，他就需要考慮如何讓被征服的基督徒在伊斯蘭統治者的治下繼續他們的生活，儘可能地減少奧斯曼征服在社會和經濟方面的負面影響。由於奧斯曼人既有的政治傳統都不能很好地適應歐洲的情況，他們就必須從實用主義的角度出發，綜合考慮時間、空間和習俗等方面的條件，創建出新的行政體制。而這一任務正是在穆拉德統治時期完成的。穆拉德像信任他的將軍們一樣信任他手下的行政官員，並且創製出一套儘可能有效而公正的行政體制。 不論是他的臣民還是敵人，希臘人還是斯拉夫人，穆拉德對他們的性格和心理都有著敏銳的判斷。儘管他本人是一名虔誠的穆斯林，但他對他的嶄新帝國內信仰基督教的「異教徒」十分寬容，這種寬容與天主教徒對待東正教徒的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不贊成迫害基督徒，並且除了對近衛軍採取的措施之外，他也不強迫其他基督徒改信伊斯蘭教。1385年，東正教大牧首在寫給羅馬教皇的信中曾提到，蘇丹給了東正教會完全的行動自由。 在擴張其帝國的過程中，穆拉德一世播撒下了一個多民族、多宗教、多語言社會的種子，而這個社會將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裡良好地運轉下去。這個帝國在廣闊的地域裡實現了「奧斯曼治下的和平」（Pax Ottomanica）。假以時日，其繁榮將堪比「羅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如果我們著眼於本質，奧斯曼帝國憑藉其兼容並蓄的政策，將成為羅馬帝國的真正繼承者。奧斯曼帝國像羅馬帝國一樣，將公民權賦予外邦人，用它自己的方式去同化他們，並且鼓勵他們利用各種機遇去增進個人和整個帝國的福祉。如此，出身於基督徒家庭的國民和出身於穆斯林家庭的國民一樣，可以不受歧視地向上攀升，直至成為帝國的高官。在湯因比教授看來，這是一條可行的路徑，而且正是這一點「讓羅馬人建成了他們的帝國，他們的帝國也可以藉此一次又一次地實現復興」。他認為，也正是憑藉這一點，奧斯曼人「在近東和中東構建起了一個帝國，這個帝國可以看作羅馬帝國的第五次復興」。而這個帝國將一直延續到20世紀的第一個25年。 [1] 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1304—1374），義大利學者、詩人，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 [2] 薩伏伊伯爵阿梅迪奧（1334—1383），即薩伏伊的阿梅迪奧六世，他是拜占庭皇帝約翰·巴列奧略的表弟。 [3] 為了符合一般的閱讀習慣，在下文中將稱呼「耶尼切里」為近衛軍。 [4] 此處的馬木留克（Mamluk）指的是曾經效忠於阿拉伯帝國哈里發和阿尤布王朝蘇丹的奴隸兵，後來逐漸成為強大的軍事集團。 [5] 安哥拉即今天的安卡拉。 [6] 原文為1335年，應為原著錯誤。因為下文提到的拉古薩共和國的獨立時間是1358年，而穆拉德一世1362年才即位。此處疑為1365年。 [7] 埃米爾是一些伊斯蘭國家君主的稱號。 [8] 瓦拉幾亞的位置大約相當於今羅馬尼亞的東南部。 [9] 武克的撤離是塞爾維亞民族歷史中最具爭議的懸案之一。這裡的說法只是作者的觀點。武克·布蘭科維奇為塞爾維亞保存了一部分抵抗奧斯曼帝國的力量，並且開創了塞爾維亞的布蘭科維奇王朝。 [10] 即穆罕默德二世。 [11] 即蘇萊曼一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