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利弗·克倫威爾與清教徒革命 · 第17章 奧利弗·克倫威爾的對內政策 （1654—1658）

奧利弗·克倫威爾以軍隊提名人的身份上台。在處理國內事務方面，奧利弗·克倫威爾奉行的計劃就是軍隊在請願書和宣言中提出的計劃。這時，奧利弗·克倫威爾被賦予了很大權力。根據《政府文書》，第一屆三年議會將在1654年9月召開。這段時間，奧利弗·克倫威爾及國務委員會有權發布法令，「直至議會針對相關問題發布類似法令」。在這之前，政府法令具有法律效力。奧利弗·克倫威爾充分利用了這一規定。他上台後的九個月時間是護國制政府創造力噴發的時期。1653年12月到1654年9月，奧利弗·克倫威爾頒布了八十二條法令，幾乎所有法令都在1656年他召開的第二次議會中批准通過。亨利·哈勒姆對比了奧利弗·克倫威爾和拿破崙·波拿巴，他認為奧利弗·克倫威爾不如拿破崙·波拿巴：「他沒有進行任何立法，也不打算在建立宏偉的社會根基、改善社會制度上有所建樹。」實際上，這些說法與事實恰恰相反。如果奧利弗·克倫威爾的改革熱情沒有在法典上留下任何痕跡，那是因為護國制期間通過的所有法律在復辟時都被廢除了。 奧利弗·克倫威爾實施的國內政策的主要原則都包含在他的小對開本法令中。第一類法令只是延長即將到期的法案。第二類法令是應用於個人或地方的法令，其中一條法令釋放貧困的囚犯，另一條法令為公路維護編纂法典，還有三條法令專門用於重組國庫。第三類法令涉及愛爾蘭和蘇格蘭的組建，還有長期議會一直沒有完成的三國聯合。但最明確體現奧利弗·克倫威爾國內政策的法令是針對法律改革、宗教儀式改革和國家教會的重組的三套法令。 自1647年以來，軍隊就要求改革英格蘭的法律，「明確所有的訴訟和權利問題，改革訴訟過程的拖沓和爭議」。長期議會接手了這項任務，取得略微進展後就停滯不前。小議會的做法簡單粗暴，幾乎是對所有法律的顛覆。奧利弗·克倫威爾重新啟動了長期議會遺留下來的工作，並在他執政期間堅持不懈地推行下去。 奧利弗·克倫威爾意識到了法律改革的困難。「如果有人問我『你準備怎麼做』，坦白地說，我也不知道。」奧利弗·克倫威爾唯一能做的就是為法律改革挑選最合適的人，讓他們自由發揮。因此，奧利弗·克倫威爾向律師們尋求合作，「決意將改革他們自身行業的榮譽交給那些穿袍子的學者」，並希望「上帝會讓他們全力以赴」。奧利弗·克倫威爾的首席助手是馬修·黑爾。1654年年初，馬修·黑爾被任命為法官。1654年9月，在議會的開幕式上，奧利弗·克倫威爾宣布政府已經召集了「能力超群、心繫國家利益的人，讓他們著手改革，讓法律更通俗易懂，減少人民的負擔」。這些人已經提前準備了一些提案。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1654年8月21日頒布的規範大法官法庭的法令。這條法令於1656年獲得議會通過。它不僅減少了訴訟費用，而且在現代律師看來，還包含了許多有價值的改革。當時的法律從業者，如布爾斯特羅德·懷特洛克，認為在新程序中還有很多行不通或是不可取的地方，但後來只做了一些修訂就按時付諸實施了。 奧利弗·克倫威爾同樣熱衷於刑法改革。1653年4月，他剛解散了議會，就赦免了所有殺人犯之外的死刑犯。奧利弗·克倫威爾的目標是使法律「符合上帝的公平正義」。奧利弗·克倫威爾跟議會說，一些英格蘭法律是「邪惡可憎的法律」。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隨隨便便因為偷了六便士、八便士就絞死一個人。為了一點兒小事就判人死罪，而謀殺者卻無罪釋放，這是法律不完善造成的……人們因為一些瑣碎的事情就失去生命，上帝會看在眼裡的。我希望這樣的事情再也不要在這個國家發生，你們要抓住機會進行補救。 要實施這些計劃，不僅需要律師協助設計方案，還需要議會配合，讓這些方案成為法律。奧利弗·克倫威爾的第一屆議會將所有的時間都花在了憲法辯論上，卻沒有對法律進行任何改革。第二屆議會的情況也沒有取得什麼成果。雖然他們討論了政府提出的關於建立郡區登記處和地方法院的法案，但最終不了了之。第二屆議會完成了對封建刑罰的廢除。這項工作是長期議會啟動的，而查理二世的議會最終將它寫入法典，但刑法的嚴厲和殘酷直到19世紀才得到糾正。 奧利弗·克倫威爾改革風俗的想法獲得了議會的支持。所有的清教徒都對此充滿期待。長期議會已經通過了一些法案，規定要更嚴格地遵守禮拜日，更嚴厲地懲罰咒罵行為，並將通姦定為死罪。奧利弗·克倫威爾也頒布了一系列法令。其中一條法令宣布決鬥「不為上帝所喜，不符合基督教教徒的身份，違背了所有的公序良約」。挑戰者在六個月內不能輕舉妄動，而殺死對手的決鬥者將被判謀殺罪。第二條法令對禁止咒罵法案進行了補充，增加了禁止車夫、搬運工和運水工說髒話的特別規定，因為這些人「經常喝得酩酊大醉，褻瀆神靈」。第三條法令禁止鬥雞。因為鬥雞經常會擾亂治安，還往往伴隨著賭博和酗酒。第四條法令禁止六個月內舉行賽馬活動，不是因為賽馬本身有什麼問題，而是因為保王派會乘機「圖謀不軌」。 奧利弗·克倫威爾召開第二屆議會時，他呼籲議會進一步推進風俗改革的工作。他說： 我相信，我們的自由和繁榮取決於此項改革。如果看見人們恬不知恥，褻瀆神靈，你們就要讓大家以此為恥，而上帝必將保佑你們。毫無疑問，這反映了一個人的靈魂和精神狀態。人即其思想。如果一個人保持思想純淨，這個人多多少少是有價值的。但如果一個人的思想污濁，我很想知道他和畜生有什麼分別。他只會做更多的惡事。 議會批准了反對決鬥、咒罵、鬥雞的法令，還擬定、通過了類似法案。其中一項針對的是流民和「遊手好閒、不務正業」的人，而他們遍布全國各地。其中，在酒館裡彈唱音樂的小提琴手和吟遊詩人也被囊括在內，「鐵腕時代的偏激分子」將他們當作「流氓和流浪漢」，並宣布他們是懲治的對象。第二項法案針對的是倫敦的職業賭徒，他們將「欺騙引誘年輕紳士」當作職業。第三項法案要求嚴格執行清教徒的安息日。安息日這天，商店不准開門營業，製造業禁止開工。所有人禁止出門旅行，除非情況緊急，並手持法官證明，任何「在上述的日子裡不敬神靈而四處閒遊」的人將受到懲罰。所有旅館和酒店在禮拜日這天必須關門歇業。不過，法案允許商店用不起眼的方式出售衣服和食物，因為「這些物品不能通過其他方式獲得」。 這些嚴苛的立法，大部分收效甚微。在某些情況下，這些方案超過了時代的接受範圍。陪審團堅決拒絕依據1650年的法案給被指控犯有通姦罪的人定罪，因此，是否真的執行過死刑也值得懷疑。在許多地方，地方當局要麼漠不關心，要麼膽小怕事。奧利弗·克倫威爾說：「我們也許有很好的法律，足以整治國家普遍存在的亂象，但誰來執行呢？」各地沒有地方法官。「為了防止人們偏離正常軌道，和平時代的正義在大多數時候應該被當作一隻貓頭鷹來敬畏，而法律改革就是為了這個目的。」這正是1655年秋天奧利弗·克倫威爾在整個英格蘭委派少將的意義所在。這些少將不僅是負責監視政府政敵的軍官，而且是鎮壓所在區域的犯罪行為和不道德行為的警察治安官。在倫敦，托馬斯·普賴德上校通過殺死熊來制止逗熊遊戲，通過擰斷公雞的脖子來制止鬥雞活動。上任幾個月後，愛德華·沃利少將吹噓說諾丁漢郡已經沒有遊民了。少將們在每個郡區大量取締了不必要的酒館。不只是那些卑微的罪犯成為打擊的對象，連富人和貴族也逃不過這些軍事改革者的嚴厲懲罰。奧利弗·克倫威爾說：「墮落的人，就讓他們沉淪吧！為了上帝的榮耀，任何外在因素都不能讓他們免於正義的懲罰。」他聲稱派駐少將是「五十年來在減少罪惡和整頓宗教問題方面最有效的措施」。1657年春天，少將制度結束，奧利弗·克倫威爾擔心宗教改革的工作就此停止。這次嘗試為地方管理注入了新的活力，而這些措施在護國制期間也一直延續。 儘管有各項限制性的法律被頒布，但不能因此認為公共娛樂和體育活動被普遍禁止了。即使是清教徒也鼓勵「合法的、值得推崇的娛樂活動」。1647年，長期議會禁止慶祝聖誕節和聖徒節日，但通過了一項法案允許僕人、學徒和學者一個月休假一次，讓他們「在持續的日常勞動之外得到娛樂和放鬆」。奧利弗·克倫威爾自己也打獵、放鷹、打保齡球，一如老派的保王派鄉紳。他告訴議會，禁止競技、集會不是因為這些活動不合法，而是因為目前不合時宜。他雖然極力禁止禮拜日開業、取締不必要的酒館及懲治酗酒行為，但從來沒有想過要完全禁止賣酒。他自己也喝葡萄酒和啤酒，並認為「因為擔心人們喝醉而將所有的酒拒於國門之外的人」荒謬可笑。禁酒與公民自由的理念背道而馳。奧利弗·克倫威爾說：「如果因為擔心一個人會濫用權力，就剝奪他的天然權利，這是狹隘、愚蠢的嫉妒。而如果他確實濫用了權力，就審判他。」 在奧利弗·克倫威爾進行的道德改革運動中，他更依賴教育和宗教的影響而不是立法的限制。他將「這個國家世俗貴族和紳士」的諸多不端行為歸咎於教育的缺失。奧利弗·克倫威爾說：「我們的孩子在不識禮數、對上帝一無所知的時候就被送到法蘭西，然後帶著那個國家的浮華回來了。我們既沒有在走之前好好教育他們，也沒有在回來後好好約束他們。」作為一個黨派，清教徒對教育表現出極大的熱情，當時的時政小冊子中也充滿了關於改革和推廣教育的計劃。在這些時事討論中，逐漸形成了國家應該在教育方面承擔責任的現代理念。約翰·彌爾頓在1644年出版的教育計劃只針對「部分貴族和鄉紳青年」。1660年，約翰·彌爾頓主張在全國各地建立學校，向「仍然麻木無知、被忽視遺漏的所有群體」傳播知識、禮儀和文化。在《非營利組織》一書中，詹姆斯·哈林頓聲稱，共和國的主要職責之一是通過免費教育培養未來公民。 詹姆斯·哈林頓 通常情況下，實幹家落後於理論家。但在共和國時期，沒收來的教會土地產生的一部分收入被系統地用於維持學校運轉和支付校長薪資。奧利弗·克倫威爾也採取了同樣的政策。在撥款資助蘇格蘭教育時，他公開宣稱，政府「不僅有責任傳播福音書，還要為孩子們建立學校，並提供相應的維護資金」。護國制政府驅逐了無能的校長，給稱職的人頒發教師執照。政府還將對教育捐贈的合理管理當作日常事務的一部分。奧利弗·克倫威爾最早的法令中有一條任命了一批新專員，負責定期視察大學，並為大型公立學校設立一個永久的督察董事會。就個人而言，奧利弗·克倫威爾對大學的重組比對中小學教育更感興趣。他極力保護大學免受小議會的狂熱分子的攻擊，這些人威脅要廢除對大學的捐贈，甚至解散大學。1651年，奧利弗·克倫威爾被推舉為牛津大學的校長。直到1657年7月，這個職位由他的兒子理察·克倫威爾接替。奧利弗·克倫威爾與牛津大學一直保持聯繫，斥資建立新的神學讀者群，並向牛津大學圖書館捐獻了一些希臘手稿。他任命約翰·歐文為副校長。在副校長約翰·歐文的有效管理下，牛津大學取得了巨大成功。就連愛德華·海德也不得不承認，儘管牛津大學經歷了多次視察和清洗，但「在各個領域的學問研究都取得了巨大突破」。 牛津大學校徽 奧利弗·克倫威爾還致力於在英格蘭北部建立一所新大學。當時人們普遍認為，現有的兩所大學不足以滿足國家的需要。1641年，有請願書提議在約克郡或曼徹斯特建立一所大學，後來又提議在倫敦建立一所大學。1651年，奧利弗·克倫威爾強烈建議為所有的文理學科捐資建立專門的學院，由杜倫學會會長和分會管理。他寫道，這項計劃「事關重大。上帝保佑，這將有助於促進這些貧窮落後、愚昧無知的地區的人學習知識、敬奉上帝」，並將帶來「前所未有、意料之外的驚喜，結出神聖的果實」。但議會不為所動。1657年，奧利弗·克倫威爾親自在杜倫建立了一個學院。這個學院迅速發展壯大，直到復辟時期才被取締。 奧利弗·克倫威爾鼓勵學者和作家。詩人埃德蒙·沃勒是他的親戚，兩人交往密切。他允許保王派托馬斯·霍布和亞伯拉罕·考利結束流放回國。儘管約翰·克利夫蘭因寫諷刺清教徒的詩而著名，當他被一名少將逮捕時，奧利弗·克倫威爾還是放了他。約翰·彌爾頓和安德魯·馬維爾是奧利弗·克倫威爾的拉丁文秘書。此外，奧利弗·克倫威爾還雇用安德魯·馬維爾為他的一個監護對象做家教。他資助布萊恩·沃爾頓印刷他多種語言對照版《聖經》。詹姆斯·厄謝爾大主教死後，為了表示尊崇，奧利弗·克倫威爾專門給他舉行了公開葬禮。 在奧利弗·克倫威爾看來，學術和教育與宗教密不可分。當他接受牛津大學校長一職時，他祝賀牛津大學在學術和宗教探索上「取得如此令人驚嘆的成績」，還希望牛津大學能夠「對耶穌基督偉大而光榮的事業有所益助」。奧利弗·克倫威爾認為大學的主要功能是為國家教會提供牧師，因此，虔誠比學識更重要。五年後，他告訴議會：「我相信，上帝已經在大學青年的心中播下了偉大的宗教種子。他們不是研究書籍，而是審視內心。」奧利弗·克倫威爾決心保留國家教會，反對切斷宗教和國家之間的聯繫。因此，奧利弗·克倫威爾希望發展高等教育，保護大學免受攻擊。在這個問題上，全軍都支持奧利弗·克倫威爾。在1649年提交給議會的《人民公約》中，軍隊曾經要求「將基督教作為國家的一項公共事業進行推廣」。而政府的合法職能包括「指引人們信仰基督教，而不再使用強制手段」及「為這個目的供養有能力的牧師」。這些原則已經體現在《政府文書》中，而具體如何實施則落在了奧利弗·克倫威爾身上。 首先要解決的是神職人員的供養問題。小議會已經提議完全廢除什一稅，《政府文書》中也建議了一些替代方式。然而，奧利弗·克倫威爾認為，既然無法制定出令人滿意的替代方案，就必須保留什一稅。他說：「如果在通過立法解決牧師的供養問題前就貿然取消什一稅，我會鄙視自己。」貿然廢除什一稅將「割斷牧師們的喉嚨」。和在長期議會統治下一樣，護國制期間，增加教區牧師的收入是政府的長期政策。從聖公會土地獲得的資金，加上對保王派惡意分子的罰款，使貧窮牧師的捐贈制度得到大幅改善。 1652年，約翰·歐文曾經向長期議會提出解決教會問題的計劃。在他的基礎上，奧利弗·克倫威爾提出了重組教會的計劃。 1654年3月20日，奧利弗·克倫威爾頒布了一條法令，「批准公共布道」，並任命了三十八名世俗和教會委員在倫敦永久任職，負責審核所有職業牧師候選人的資格。委員們負責給候選人頒發證書，只要候選人「體現出主的慈悲，信仰虔誠，知識豐富，談吐得體，適合傳播福音」。而沒有取得證書的人今後將不再發放俸祿。委員們沒有權力強制執行任何教義測試，並明確聲明審查「不準備針對任何人，也不應該被解讀為對任何特定宗教派別和神職人員的排斥和隔離」。「審查官」的任務就是確保勝任宗教事務的人能領到國家發放的「公共津貼和生活費」。 確定了任命合適人選的方式後，對不合適人選的淘汰工作隨即開始。1654年8月，第二條法令頒布。這條法令提出在每個郡設置地方專員，主要負責在各自的管轄範圍內清除醜聞纏身、效率低下的牧師和校長。被驅逐的理由不僅包括不道德行為、宣揚教皇制和瀆神觀點，還包括抱怨政府和使用《祈禱書》。1654年9月，為了進一步完善這項工作，第三條法令頒布。該法令要求合併小教區，劃分大教區和人口密集的教區。 托馬斯·霍布 亞伯拉罕·考利 約翰·克利夫蘭 布萊恩·沃爾頓 在奧利弗·克倫威爾的演講中，他對這些法令效果的滿意之情隨處可見。他為神職人員的品格感到驕傲。奧利弗·克倫威爾說：「在聖公會時代，證書在牧師任命上幾乎沒起什麼作用。只要能讀懂拉丁文和希臘文，任何一人就可以得到任命。」然而，現在，「儘管專員們非常尊重學問，但即使是教區牧師和大學博士的資歷，都不足以得到專員的認可」。審查官的原則是：「如果在他身上不能發現主的慈悲，就堅決不能批准。」 同時，奧利弗·克倫威爾也為國家教會得到廣泛推廣而感到自豪。教會容納「三類虔誠的信徒」，也就是說，教會有三個教派：長老派、獨立派和重浸派。審查官是從這三個教派中公平地選出來的。奧利弗·克倫威爾說：「不管審查官是出自這三類教派的哪一個，只要他具有信教最根本的東西，就可以得到批准。」在總結審查官和驅逐官的工作時，奧利弗·克倫威爾強調說：「自從基督教的地位在英格蘭確立以來，英格蘭從來沒有獲得過這樣的服務。」 奧利弗·克倫威爾的滿意不無道理。這兩個委員會的專員都恪盡職守。雖然一些好人僅僅因為是保王派或使用禱告文而被驅逐，但大部分失去生計的人都罪有應得，而獲得批准的人都勝任其職。長老派的理察·巴克斯特一直反對奧利弗·克倫威爾和他的各項措施，但他覺得有必要對專員們表示肯定。 他們為教會做了許多好事，這點還是應該表揚的。他們讓許多會眾擺脫了傲慢無知、褻瀆神靈、整日醉酒的牧師。這些牧師僅僅像人們做普通祈禱一樣念一下布道，別的什麼也不干。他們在禮拜日拼湊一兩句好話，讓聽眾昏昏欲睡，而其他的日子就一起在酒館鬼混，日漸沉淪。此外，還有一類牧師要麼宣講反對聖潔的生活，要麼宣講一些人們壓根就聽不懂的東西。他們都將牧師職業當作一門謀生的行當，因此是絕不可能感化靈魂的。專員們將他們都驅逐出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能幹、嚴肅的傳教士。新的傳教士生活虔誠，教義寬容。因此，儘管專員中有很多人對獨立派、分裂派、第五君主派、重浸派有些偏愛，對主教派和阿民念派有些排斥，但總體來說專員給教會帶來的利遠大於弊，而成千上萬的人將因為這些審查通過的忠實牧師而感謝上帝。 在國家教會的範圍外，憲法承諾「所有因為耶穌基督而信仰上帝的人」都有信仰自由。然而，英格蘭聖公會和天主教被貼上了主教制和教皇制的標籤。他們被認為是偶像崇拜，具有政治危險性，因而不在承諾範圍內。實際上，儘管自1645年起就禁止使用《祈禱書》，許多東正教聖公會教徒還是設法保留了自己的方式。他們有時會根據記憶念《祈禱書》中的部分內容，有時則僅限於在布道和舉行聖禮時保留自己的特色。許多被驅逐的牧師在私人住宅里舉行小型集會，對此政府不再干涉。1655年的保王派起義讓政策收緊。1655年10月，奧利弗·克倫威爾頒布公告禁止僱傭被驅逐的神職人員為牧師或校長。這個公告意在警告，並沒有被嚴格執行，並承諾任何能證明「忠於現政府並對政府持良好觀感」的人都應該被好好對待。整個護國制期間，保王派持續在倫敦集會。對於他們使用英格蘭國教的典禮和儀式，政府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只要發現新的陰謀，他們的集會就會受到士兵的干預。 儘管天主教教徒的命運相比以前有所好轉，但他們的情況比英格蘭聖公會的情況更複雜一些。1650年，對拒絕參加教堂禮拜的教徒處以罰款的法案被廢除。一直有傳言稱，獨立派打算提出寬容天主教教徒的議案。1654年6月，一名天主教神父在倫敦被處決，而除了傳教士身份，他沒有任何罪行。據說奧利弗·克倫威爾希望能赦免他，但遭到國務委員會的反對。1656年，朱爾斯·馬扎林敦促奧利弗·克倫威爾對天主教教徒實行寬容政策。奧利弗·克倫威爾回答道： 對這一點我還不能公開表態。但我認為在我的政府內，與議會管理下的政府相比，您作為天主教教徒代表能抱怨的事要少得多。因為我和其他許多人都富有同理心。這和以前還是有區別的。我將許多人從宗教迫害中拯救出來。他們的良心受到專制折磨，財產被巧取豪奪。我謹此表態：一旦障礙消除，壓力緩解，我將逐步改善現狀，履行對您的承諾。 奧利弗·克倫威爾的承諾從未兌現。英格蘭公眾對天主教教徒充滿敵意，不允許對他們實施法律上的寬容。奧利弗·克倫威爾在希望英格蘭重新接納猶太人時也遇到同樣的阻力。1655年11月，博學的葡萄牙猶太人瑪拿西·本·以色列[1]以醫生的身份定居阿姆斯特丹，他向奧利弗·克倫威爾提交請願書，要求允許猶太人在英格蘭定居和開展貿易，並給予他們信仰自己宗教的自由。奧利弗·克倫威爾支持他的請願書，並召集了一個由神職人員、商人和律師組成的委員會和國務委員會一起開會討論這個問題。奧利弗·克倫威爾親自參加了會議。一名聽眾說道：「我從來沒聽過這麼精彩的演講。」但神職人員為宗教考慮，商人們為生意擔心，因此，猶太人所要求的法律上的寬容沒有獲得批准。然而，奧利弗·克倫威爾允許他們在私人住宅聚會禮拜，並給予一定的鼓勵和支持政策，因此，猶太人在英格蘭的重新定居實際是從護國制時期開始的。 瑪拿西·本·以色列 奧利弗·克倫威爾面前的瑪拿西·本·以色列 奧利弗·克倫威爾在處理貴格會事宜時也表現出了寬容。在共和國時期，貴格會教徒受到了迫害和監禁。貴格會信仰被認為是褻瀆神明，而貴格會教徒被認為破壞公共和平。貴格會教徒攻擊神職人員、在教堂大肆喧鬧更是坐實了這些指控。在護國制期間，針對貴格會教徒的迫害仍然繼續，直到護國主和國務委員會介入才有所緩解。1654年，喬治·福克斯與奧利弗·克倫威爾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交談。喬治·福克斯寫道：「我跟他談了很久，針對宗教問題進行了一次大討論。他的態度非常溫和。」喬治·福克斯的認真和熱情給奧利弗·克倫威爾留下了深刻印象：「就像我說的，他多次說『這太好了，確實如此』。當我轉身要走的時候，他抓住我的手，眼裡含著淚水，說：『希望您能再到我家來。哪怕您和我只待一個小時，我們都會更接近彼此。』他還祝我身體健康，就像他祝福自己那樣。」確定喬治·福克斯不會再「拿起世俗的刀劍」反對政府，奧利弗·克倫威爾下令釋放了他。1656年10月，他釋放了一些被囚禁的貴格會教徒。1657年11月，奧利弗·克倫威爾又向所有英格蘭和威爾斯的大法官下發了一份通告。通告表明，儘管他絕不支持貴格會教徒錯誤的方式和原則，然而，貴格會教徒最近的所作所為是「出自精神上的錯誤認識，而不是對當局的惡意反抗」。他們「值得同情，應該將他們當作被迷惑誤導的人來處理」。應該釋放他們，今後對他們溫柔以待，而不是施以苛政。 喬治·福克斯 貴格會標誌 儘管奧利弗·克倫威爾很寬容，但他的寬容有限，有些觀點並不能得到寬容。《政府文書》拒絕給予「表面以基督教為業，卻行為放蕩」的人自由。隨後《謙卑的請願和建議》將那些「發表瀆神言論」的人也列在自由範圍之外。奧利弗·克倫威爾說： 作為民事法官的懲罰對象，褻瀆神明的褻瀆者應該包括煽動暴亂者、好鬥謾罵者、滿口髒話者、誹謗他人名譽者、言論不當者。即使這些人假裝問心無愧，實際上卻行為不端，與福音書背道而馳，甚至與自然法則格格不入，就必然要受眾人審判。而他們的罪惡一旦確認，就必須受到行政法官的制裁。我們法官的刀劍不應該只是擺設。軍隊也應該遵守這樣的紀律，一旦發現有人犯了上述亂行，就絕不能容許他繼續留在軍隊。 奧利弗·克倫威爾認為，一個秩序井然的國家，在這方面應該像軍隊一樣。但即使是對待褻瀆神明的行為，他也不願意實施法律和大多數清教徒所要求的嚴厲懲罰。 詹姆斯·內勒是喬治·福克斯早期收的門徒，也是一名老兵。1656年，由於縱容狂熱的追隨者稱自己為新彌賽亞，詹姆斯·內勒被當作褻瀆者投入監獄。隨後，議會舉行會議，奪過司法權。經過幾天的辯論，議會投票決定，應該給詹姆斯·內勒打上烙印，帶枷示眾，鞭打一頓後監禁起來。奧利弗·克倫威爾向下議院指出，議會已經越權行事。但奧利弗·克倫威爾抗議無效，需要政府施加影響才能使詹姆斯·內勒免於死刑。如果詹姆斯·內勒落在奧利弗·克倫威爾的手中，奧利弗·克倫威爾會如何處置他呢？這可以從奧利弗·克倫威爾處理約翰·比德爾的方式中略見一斑。在《謙卑的請願和建議》中，一神論者被排除在寬容範圍之外。1655年，約翰·比德爾被起訴，而根據1648年的《褻瀆法案》，他肯定會被判死刑。約翰·比德爾請求奧利弗·克倫威爾進行干預。奧利弗·克倫威爾對他做出了嚴厲的批判。他說：「如果約翰·比德爾先生所持觀點成立，我們的救世主耶穌基督不過是一個凡夫俗子。那麼，所有像崇敬上帝一樣崇敬耶穌基督的人，都是偶像崇拜者。」他因此得出結論，沒有任何一個基督教教徒能支持這樣的觀點。然而，他還是阻止了對約翰·比德爾的審判。他發出逮捕令，將約翰·比德爾關押在錫利群島的聖瑪麗城堡。他的干預無疑救了約翰·比德爾一命。 詹姆斯·內勒 詹姆斯·內勒帶枷示眾 儘管奧利弗·克倫威爾的教會政策非常寬宏大量，但還是不能滿足一些清教派系的要求。一些獨立派反對建立任何國家教會，認為國家不應該通過任何方式干涉宗教事務。在支持這一觀點的人中，最著名的是亨利·韋恩爵士和約翰·彌爾頓。約翰·彌爾頓說，治安官在宗教問題上根本沒有強制權。正如大家所說，治安官的任務不是「解決宗教問題」，「他既不能規定我們信仰什麼，也不能規定我們怎麼去信仰」。他的職責僅僅是保衛教會。「如果不用再關注教會事務，他可以省下一半的精力，將共和國管理得更好。」 另一個獨立派系以良心自由的名義，否認國家有懲罰褻瀆邪惡的教義的權利。奧利弗·克倫威爾說：「他們告訴治安官，持有這種觀念的人與治安官毫無關係。這些都是良心和信仰的問題，是宗教問題，而治安官跟這些有什麼關係呢？治安官要管理的是人的外在行為，而不是人的內心世界。」奧利弗·克倫威爾對待危險觀點的立場是，如果這些觀點只是觀點，就沒有必要大題小做。「觀念只會傷害那些有觀念的人。」然而，當他們發展成行動，尤其是導致叛亂和流血時，情況就不同了。1656年，奧利弗·克倫威爾說：「我們的做法是讓全國人民知道，任何宗教，不管用什麼藉口，只要一直保持安靜和平，就應該享有良心自由。」由此可見，保持安靜和平是必不可少的條件。1657年春，在第五君主派試圖起義的那段時間，經常有傳教士因為宣揚反對政府被捕。有一次，其中一個牧師約翰·羅傑斯的一些會眾來到白廳與奧利弗·克倫威爾爭論。他們控訴說他們的牧師因為信教而受到了迫害。奧利弗·克倫威爾回答道，約翰·羅傑斯是作為一個謾罵者、引誘者和煽動叛亂者而受到懲罰，而讓違背福音書的人受苦就是讓基督成為我們的守護神。他最後說：「上帝作證，在英格蘭，沒有人會因為信仰基督而受迫害。不，不要舉著雙手、瞪著眼，因為在英格蘭沒有人遭受這樣的迫害。這裡有信仰自由，我希望這種自由不會被濫用。在英格蘭沒有人為基督受難。」 奧利弗·克倫威爾所言非虛。他的政府是宗教改革以來英格蘭最寬容的政府。在具體實施中，奧利弗·克倫威爾比法律更寬容，比大多數顧問更開明。而缺點是，對這個國家的大多數人來說，即使法律所保證的宗教自由有限，似乎也已經太多。包括清教徒在內的英格蘭人還沒有汲取寬容的教訓。1655年，奧利弗·克倫威爾說：「人類靈魂中是不是總有一種奇怪的精神之癢？他們如果不能掐住兄弟們的良心，就總不知足。」他宣布，作為統治者，他的任務就是防止這類情況的發生。 如果所有權力都掌握在長老派手中，他們就會強迫所有人走和他們一樣的路。第五君主派會如此，而重浸派也不例外。奧利弗·克倫威爾的工作就是讓各種觀點和平共處。這種情況類似於，人們在街上鬧事會互相撞得頭破血流。而奧利弗·克倫威爾像巡警一樣分開他們，讓他們相安無事。 雖然要說服這些彼此不和的教派合作難上加難，但奧利弗·克倫威爾還是嘗試了。在他組建的清教徒教會裡，除了接受基督教的主要原則外，不需要針對儀式、紀律或教義達成一致。與其說這是一個教會，不如說是一個基督教各教派的聯盟。它們在國家的控制下共同為正義而奮鬥。奧利弗·克倫威爾認為，在外在和細節上的不一致不僅不是缺點，反而是一種優勢。他曾經寫道：「所有信仰基督的人都擁有真正的統一，因為內在和精神上的統一更光榮。」 奧利弗·克倫威爾試圖將寬容和包容結合起來，而這正是他的教會政策的獨創性。這反映了他的性格。他的寬容不是因為懷疑和冷漠，而是出於對他人良心的尊重。他的教會博大精深，是他對各種清教主義廣泛同情的結果。他對處理地方宗教紛爭的地方法官諄諄教導：「要有一顆像基督一樣博大的慈善之心。」他也激勵小議會要有同樣的精神。 照顧好整個羊群。愛護你們的羊，愛護你們的羊羔。愛所有，照顧所有。珍惜支持一切美好的事物。我認為，如果那些最可憐的、犯了大錯的基督教教徒願意在你們治下安享太平，只要他們願意虔誠、本分的生活，就應該給予保護。 在偉大心靈先生的庇護下，所有去天國的朝聖者，無論是意志薄弱者、瞻前顧後者還是信仰堅定者，都安心地走著。對於清教徒而言，奧利弗·克倫威爾正是偉大心靈先生的寓言式再現。雖然奧利弗·克倫威爾的教會制度隨著創始者的去世而消亡，但對英格蘭的宗教發展來說，沒人能比奧利弗·克倫威爾有更大的影響力。因為他，不信奉國教主義才有機會在英格蘭生根發芽，茁壯成長，甚至復辟時期的暴風雨也沒能將它連根拔起。 註解： [1]　瑪拿西·本·以色列，葡萄牙猶太法學博士、作家、外交官和出版商，創辦了阿姆斯特丹第一家印刷廠。——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