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利弗·克倫威爾與清教徒革命 · 第13章 愛爾蘭 （1649—1650）
第二次內戰蔓延到愛爾蘭。1648年5月，因奇奎恩男爵穆羅·奧布萊恩和明斯特的新教教徒反叛議會，升起了皇家旗幟。1648年9月，奧蒙德伯爵詹姆斯·巴特勒再次回到愛爾蘭。1649年1月，奧蒙德伯爵詹姆斯·巴特勒將盎格魯-愛爾蘭保王派和天主教同盟聯合起來，對抗議會的支持者。教廷大使喬萬尼·里努西尼抵制聯盟失敗。奧蒙德伯爵詹姆斯·巴特勒建立的聯盟承諾給予天主教自由和平等，同時給予愛爾蘭議會獨立。這吸引了許多人，神職人員也表示支持。他們號召愛爾蘭士兵在他的旗幟下為上帝和愷撒而戰，並號召人們為他旗下的兩萬軍隊提供支持。1649年2月，喬萬尼·里努西尼離開愛爾蘭。
因奇奎恩男爵穆羅·奧布萊恩
對查理一世的處決進一步增強了保王派的勢力。阿爾斯特長老會的一部分人公開宣布支持奧蒙德伯爵詹姆斯·巴特勒，承認查理二世，其餘的人也都宣布不再服從議會。只有歐文·羅伊和愛爾蘭的阿爾斯特人對條約的一些條款不滿，因此不願意加入聯盟。他們先是與奧蒙德伯爵詹姆斯·巴特勒談判，後來又與議會官員談判，在一段時間內保持中立。在倫敦德里，查爾斯·庫特爵士仍然支持議會，喬治·蒙克上校則堅守鄧多克，而邁克爾·瓊斯上校始終保持警惕和實力，據守都柏林。1647年6月，當奧蒙德伯爵詹姆斯·巴特勒將都柏林轉交給議會接管時，邁克爾·瓊斯上校曾經被議會任命為都柏林總督。1647年8月，他在鄧根山取得了一場大勝，可以肯定他會戰鬥到最後。除非英格蘭及時援助，否則這些最後的據點也只能持續幾個月。
查爾斯·庫特爵士
喬治·蒙克上校
保王派手中的愛爾蘭肯定會被當作攻擊英格蘭的基地，因此當前的問題不僅僅是愛爾蘭是否應該與英格蘭分離。年輕的查理二世傳來消息說他將迅速前往愛爾蘭，萬事俱備，只缺資金。魯珀特親王已經在明斯特港集結了一支由八艘戰船組成的中隊。1649年3月15日，在這關鍵時刻，國務委員會提名奧利弗·克倫威爾率軍前往愛爾蘭。1649年3月22日，奧利弗·克倫威爾發表演講，表達他對危機的理解。他說：「你們的舊仇敵又聯合起來攻擊你們了。」蘇格蘭已經宣布承認查理二世。英格蘭的一個大黨派時刻準備與蘇格蘭人合作；愛爾蘭各黨派已經聯合起來「剷除英格蘭利益，擁立威爾斯親王」。「如果我們不及時維護自身利益，不僅會使我們在愛爾蘭的利益遭受損失，而且愛爾蘭人會在短時間內入侵英格蘭，給我們製造麻煩。」一想到蘇格蘭或愛爾蘭的干涉，英格蘭人的民族自豪感就油然而生。奧利弗·克倫威爾繼續說：
我承認我經常有一些世俗和愚蠢的想法。如果非要做選擇，我寧可讓保王派得勢，其次是蘇格蘭，然後才是愛爾蘭。因為我認為愛爾蘭得勢是最危險的……一旦他們得逞，這裡的人將成為世上最悲慘的人，因為愛爾蘭人的野蠻舉世共知……這次爭端已經到達事態的臨界點。對於我們是堅決拒絕回到之前的暴政之下，還是迎回國王，臣服於蘇格蘭王國和愛爾蘭王國治下，所有的英格蘭人該有所覺醒。
實際上，正如奧利弗·克倫威爾所說，這場爭端是一場事關民族命運的鬥爭。問題的關鍵在於，英格蘭的自由發展是否應該受愛爾蘭人和蘇格蘭人的遏制。這二者為了自己的利益，意圖扶持失勢的斯圖亞特王朝重新掌權。然而，只要軍隊團結一致，王朝復辟的機率就不大。「比起外敵入侵，內部不和造成的風險更大……我深信只要我們恪盡職守，靜候耶和華，主必將我們護於銅牆鐵壁之中，直至我們完成主交予我們的使命。」儘管奧利弗·克倫威爾對主的幫助充滿信心，但他沒有低估重新征服愛爾蘭的困難程度，並著手進行勝利所需的一切準備工作。
1649年3月3日，在確保得到政府的足夠支持後，奧利弗·克倫威爾才接受了議會命令，並等到軍隊領到餉銀後才率軍渡海。議會授予他愛爾蘭總督和總司令的雙重職務，為期三年。兩個職務的年薪總和是一萬三千鎊左右。議會還交給他一支一萬兩千人的軍隊。這支軍隊配備精良，軍備完善。軍隊的紀律鬆散、運送軍隊的船集合不起來，更重要的是籌集維持軍隊的資金困難，使他的起航時間推遲了四個多月。直到1649年8月3日，奧利弗·克倫威爾才在都柏林登陸。
如果奧蒙德伯爵詹姆斯·巴特勒的指揮才能更卓越，或者歐文·羅伊在1649年3月而不是1649年8月放棄中立，那麼在奧利弗·克倫威爾到來之前，英格蘭駐防可能早就被全部攻克了。1649年7月，奧蒙德伯爵詹姆斯·巴特勒的副將因奇奎恩男爵穆羅·奧布萊恩占領了鄧多克和德羅赫達，而奧蒙德伯爵詹姆斯·巴特勒在都柏林封鎖了邁克爾·瓊斯上校。奧利弗·克倫威爾帶來的三個英格蘭兵團增援都柏林。1649年8月2日，都柏林的守軍突襲了奧蒙德伯爵詹姆斯·巴特勒在拉斯敏斯的營地，致使奧蒙德伯爵詹姆斯·巴特勒潰敗，損失了五千人。奧利弗·克倫威爾寫道：「上帝的仁慈偉大而及時，對他們而言，我們就像從天而降。」奧蒙德伯爵詹姆斯·巴特勒已經無法召集一支足以在戰場上與奧利弗·克倫威爾相抗衡的軍隊，只好依靠堡壘阻止奧利弗·克倫威爾的軍隊，等待新的兵力集結。德羅赫達首先受到威脅，奧蒙德伯爵詹姆斯·巴特勒拋下軍隊落荒而逃。1649年9月10日，奧利弗·克倫威爾對德羅赫達發動進攻，將保衛德羅赫達的兩千八百名士兵打得七零八落。他寫道：「據我推測，全軍逃跑的人不超過三十個。」然後，他派遣一支小分隊馳援倫敦德里，自己則帶領大軍向南進發。1649年10月11日，奧利弗·克倫威爾突襲並占領韋克斯福德。大約有一千五百個當地駐軍和居民陳屍街頭和市場。和在德羅赫達一樣，每一個落入勝利者手中的教士都被立即處死。
歐文·羅伊
拉斯敏斯戰役中的議會軍
第一次進攻德羅赫達被擊退後，奧利弗·克倫威爾特意下達命令，要求不放過任何武裝人員。而韋克斯福德的屠殺則是突髮狀況，並不是出自奧利弗·克倫威爾事先的命令。奧利弗·克倫威爾對這次流血事件毫不後悔。他憎惡當時許多英格蘭指揮官在愛爾蘭所犯下的無差別暴力，但同時他也比任何一個將軍都更謹慎地保護平民和非戰鬥人員免受掠奪和暴力。他向天主教神父挑釁說：「自我到愛爾蘭以來，你們找不出一個手無寸鐵的平民被屠殺或放逐的例子。他們遭到屠殺或放逐是因為他們在這之前的行為沒有受到正義的審判，這是他們應得的。」但當城鎮被突襲並占領時，戰爭法允許保留城鎮駐軍的性命。基於這一點，奧利弗·克倫威爾從軍事和政治兩方面為他在德羅赫達和韋克斯福德的行為辯護。他不僅以征服者的身份來到愛爾蘭，而且以法官的身份「要求對1641年叛亂中的無辜流血事件做出解釋」，「懲罰太陽底下最野蠻的屠殺」。關於德羅赫達的屠殺，奧利弗·克倫威爾寫道：
我相信這是上帝對那些野蠻人的正義審判，將防止未來發生更多的流血事件，因為他們的雙手沾滿了許多無辜平民的鮮血。這為我們的行動提供了令人滿意的解釋，否則只能使人感到懊悔和遺憾。
關於韋克斯福德的屠殺，奧利弗·克倫威爾說：
上帝以難以預料的天意和公平的正義對他們進行了審判，使那些曾經毀滅了許多家庭的人落入我們的士兵手裡，用他們的鮮血償還那些可憐的新教教徒曾經遭受的迫害。
簡而言之，用托馬斯·卡萊爾的話說，奧利弗·克倫威爾認為自己是「上帝正義的使者，對上帝的敵人執行上帝的審判」。只有狂熱分子才能認同這個觀點。他的正義是凡間的正義，不分青紅皂白，更談不上完美，摻雜著太多的復仇成分。正如聖詹姆斯所說，憤怒不能作為上帝的正義。在政治上，這些屠殺是一個錯誤。關於屠殺造成的仇恨現在仍然橫亘在奧利弗·克倫威爾希望實現團結的兩個民族之間。然而，在軍事上，這些屠殺迅速產生了奧利弗·克倫威爾希望的效果，也避免了更多的流血事件。奧蒙德伯爵詹姆斯·巴特勒寫道：
議會軍與保王派軍隊在德羅赫達交戰
德羅赫達大屠殺
簡直難以想像，叛軍的勝利給這個國家的人民造成了多麼大的威懾！人們都麻木了，我很難說服他們像真正的男子漢一樣保護自己。
特里奇和鄧多克的駐軍棄城而逃，羅斯的城牆剛被攻破一個缺口駐軍就打開城門，奧蒙德伯爵詹姆斯·巴特勒的英格蘭保王派軍隊大量逃亡。然而，1649年11月，奧利弗·克倫威爾在攻打沃特福德時，勝利魔咒被打破了。守軍頑強抵抗，再加上冬天的暴風酷寒天氣，迫使奧利弗·克倫威爾開展圍城戰。艱苦的愛爾蘭戰事使參戰士兵數量減少，大部分士兵應該「待在醫院而不是奔赴戰場」。奧利弗·克倫威爾的副統帥邁克爾·瓊斯死於高燒，而奧利弗·克倫威爾自己也病倒了。
與此同時，奧蒙德伯爵詹姆斯·巴特勒建立的聯合政府也暴露出其內在弱點。1648年，因奇奎恩男爵穆羅·奧布萊恩曾經誘使明斯特的新教教徒宣布支持國王查理二世，但如今這些新教教徒和愛爾蘭天主教之間產生了巨大分歧，而這是任何暫時的政治協議都無法解決的。在離開英格蘭前，奧利弗·克倫威爾曾經與明斯特的一些指揮官進行秘密談判。現在計謀起效了。1649年10月，科克驅逐了奧蒙德伯爵詹姆斯·巴特勒的駐軍。1649年11月，在尤格爾、金賽爾、班登和幾個更小的地方升起了英格蘭國旗。因此，到1649年年末，從倫敦德里到克利爾角的整個愛爾蘭海沿線地區，除了沃特福德，都掌握在奧利弗·克倫威爾手中。奧利弗·克倫威爾寫道：「現在整條海岸線都在我們手中，但我們無法深入腹地。」
因此，戰爭的下一個任務是將英格蘭的控制深入到內地。在明斯特港口過冬後，奧利弗·克倫威爾率領軍隊攻打明斯特內陸的堡壘。1650年2月，卡西爾、卡希爾和許多城堡陷落。1650年3月月末，愛爾蘭天主教聯盟所在地基爾肯尼有條件投降。
這場戰爭逐漸演變成凱爾特人和英格蘭人之間純粹的民族戰爭。因奇奎恩男爵穆羅·奧布萊恩手下的最後一批新教教徒軍官與奧利弗·克倫威爾達成協議。然而，歐文·羅伊的阿爾斯特軍隊不再中立。儘管歐文·羅伊於1649年11月去世，但他手下的凱爾特士兵依然以無與倫比的勇氣和獻身精神為自己的民族自由而戰。歐文·羅伊的外甥休·奧尼爾在克倫梅爾擊退了奧利弗·克倫威爾的進攻，而自己也損失慘重。儘管連鐵甲軍自己都承認，克倫梅爾的守軍是他們「在愛爾蘭遇到過的最頑強的敵人」，但克倫梅爾守軍還是在一個精心策劃的夜間撤離。1650年5月10日，克倫梅爾被迫投降。
這時，英格蘭和蘇格蘭之間的戰爭迫在眉睫。1650年1月，議會投票召回奧利弗·克倫威爾。克倫梅爾陷落兩周後，奧利弗·克倫威爾乘船前往英格蘭，留下幾個副將征服愛爾蘭。亨利·艾爾頓繼續擔任明斯特的總督和總司令，在1650年8月10日占領了沃特福德，但對利默里克的進攻失敗了。1650年6月21日，北方的查爾斯·庫特爵士在斯卡里夫霍利斯擊敗了歐文·羅伊曾經統率的軍隊。戰場上的愛爾蘭軍都被消滅乾淨了，這場戰爭變成了一場攻城略地的戰爭。1650年底，奧蒙德伯爵詹姆斯·巴特勒絕望地離開了愛爾蘭。繼任者克蘭卡德侯爵烏利克·伯克和奧蒙德伯爵詹姆斯·巴特勒一樣不得人心，毫無威望，既不能團結愛爾蘭各派系進行最後一戰，也不能整合那些仍然在沼澤和山地堅守的分散兵力。貴族們依然忠於斯圖亞特家族，而神職人員向天主教勢力尋求幫助。宗教人士提出，如果洛林公爵查理四世願意帶領軍隊保衛愛爾蘭，他們將立他為愛爾蘭護國主。1651年6月，亨利·艾爾頓再次率軍圍攻利默里克。經過五個月的圍攻，利默里克陷入饑荒和內亂，被迫投降。1651年11月，亨利·艾爾頓死於鼠疫熱。他的繼任者埃德蒙·勒德洛和喬治·弗利特伍德完成了對愛爾蘭的征服。1652年5月，最後一個城市戈爾韋向查爾斯·庫特爵士投降。這一年，最後一批愛爾蘭指揮官有條件投降了，他們的士兵進入西班牙或法蘭西服役。
利默里克
克蘭卡德侯爵烏利克·伯克
持續了十二年的戰爭就這樣結束了。雖然這場戰爭是不對等的，但愛爾蘭人之所以沒能重新獲得獨立，不僅是因為英格蘭的實力更強，也更富裕，而且還因為愛爾蘭的內部分裂。正如當時的一名愛爾蘭詩人寫的：
蓋爾人已經被拋棄，傷痕累累，
他們被征服、殺戮和毀滅於
瘟疫、饑荒、戰爭、迫害。
他們被奴役是上帝的裁決，
他們沒有團結並肩，同仇敵愾。
愛爾蘭被徹底摧毀，有三分之一人在這場戰爭中喪生。一個英格蘭軍官說，瘟疫和饑荒席捲全國，在某些地方，「你可以穿行二三十英里而看不到一個生物，無論是人、野獸，還是鳥」。另一個軍官說：「窮苦的普通百姓是天底下最可憐的人。」
對奧利弗·克倫威爾和英格蘭共和國來說，征服這樣一個四分五裂的國家並不難，但接下來的任務很難。他們必須制定一個解決方案，確保秩序，恢復繁榮，防止未來的叛亂，消除民族和信仰的紛爭。英格蘭共和國的最後幾年及護國制時期，在愛爾蘭總督喬治·弗利特伍德和之後的亨利·克倫威爾的統治下，愛爾蘭政府進行了重組。奧利弗·克倫威爾執政時期的愛爾蘭解決方案的主要路線是長期議會制定的。從本質上說，議會對愛爾蘭的政策不過是回歸傳統政策。自都鐸王朝結束以來，所有的英格蘭政府或多或少都在執行這一政策。殖民愛爾蘭、轉換愛爾蘭人的信仰和在愛爾蘭實現司法公正是奧利弗·克倫威爾的目標，也曾經是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馬斯·溫特沃斯的目標。
因此，解決方案的基礎是沒收愛爾蘭土地，用英格蘭地主取代愛爾蘭地主。1642年，議會就宣布了這一政策。在這之前，「冒險家」曾經為重新征服愛爾蘭事業預付了戰爭資金。為償還這部分債務，當時議會通過投票決定預留出兩百五十萬英畝的愛爾蘭土地。用同樣的方法，就可以籌集資金僱傭士兵征討愛爾蘭人，並償還為軍隊提供糧草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商人。到1653年，議會欠這三類債權人的債務超過三百五十萬英鎊。因此，1652年8月，議會通過了一項法案，沒收所有參與叛亂的天主教地主的財產。叛亂的首領和發起者將失去所有土地，而其他叛亂者則根據罪行程度沒收財產的三分之二或三分之一。沃特福德、基爾肯尼和其他大城市富裕的天主教市議員面臨同樣的命運，但1648年起義的明斯特新教教徒只被判罰兩年的收入。1653年，共和國法令規定，即使是理論上應該保有部分財產的人也應該遷到康諾特，在那裡分得應有比例的土地。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得到的是劣質土地，甚至在一些情況下什麼也得不到。而只要是搬遷勢必會帶來巨大的痛苦。一段時間內，議會甚至考慮一項全面搬遷所有階級的愛爾蘭本地人的計劃，但最終除了土地所有者，幾乎沒有人真正搬遷。工匠和工人被允許留在原地，部分是因為他們的罪行較輕，部分是因為他們難以遷走，還有部分是因為「他們的服務是土地的新主人所需要的」。最後，共和國對沒收的土地進行評估並劃分了不同等級，在士兵和政府債權人間進行了抽籤分配。
到1656年，分配手續已完成。愛爾蘭三分之二的土地被移交給了新主人。
奧利弗·克倫威爾本人完全贊同沒收土地和殖民政策。他質問道：「難道不應該沒收這些麻煩製造者的財產來支付解決麻煩的費用嗎？」在宣布攻克韋克斯福德時，奧利弗·克倫威爾告訴議會，「我希望有誠實的民族遷來這裡開墾種植園」。因此，他寫信給新英格蘭，邀請「虔誠的人民和牧師」離開他們在美洲的家園，定居愛爾蘭。但關於護國制期間所實施的土地殖民的具體措施，奧利弗·克倫威爾幾乎不予過問，儘管有時他會介入保護那些受到愛爾蘭政府粗暴對待的人。他沒有讓詩人埃德蒙·斯賓塞的孫子佩萊格林·斯賓塞移民愛爾蘭，不是因為埃德蒙·斯賓塞的《仙后》，而是因為《關於愛爾蘭現狀的對話》。更大程度上則是因為奧利弗·克倫威爾本人將全面遷移計劃改為更溫和的政策。
愛爾蘭人
埃德蒙·斯賓塞
奧利弗·克倫威爾和清教徒的教會政策延續了英格蘭的傳統政策，即鎮壓愛爾蘭天主教，宣傳新教。不同之處在於這一政策現在正積極實施。在斯圖亞特王朝，雖然法律禁止天主教禮拜儀式，但政府經常默許這種行為。在與議會的鬥爭中，查理一世向天主教教徒有時許諾寬容的對待，有時許諾平等的權利。一到愛爾蘭，奧利弗·克倫威爾就宣布將嚴格執行原來的法律。他宣稱，天主教在愛爾蘭根本沒有存在的基礎。天主教神父是純粹的入侵者，他們為了一己之私煽動叛亂，又用「虛假邪惡的反基督教教義與實踐」毒害愛爾蘭民眾。愛爾蘭天主教教徒可以享有最狹隘意義的良心自由。雖然不會強迫他們參加新教教會，但除了良心自由他們什麼也沒有。奧利弗·克倫威爾在給羅斯城總督的信中寫道：「我不干涉任何人的良心。但如果你所說的良心自由是指對群眾宣講教義的自由，我認為最好的做法是簡單幹脆地讓你嘗嘗英格蘭議會權力的厲害，然後你就會知道這是不被允許的。」他說：「至於這裡的人民，我無法得知他們心中信仰什麼宗教，但如果他們誠實守信、和平共處，我認為我有責任保護他們。」因此，在奧利弗·克倫威爾執政期間，神父要麼被逮捕，要麼被監禁，要麼被流放。一些神父被運到西班牙，另一些則被運到巴貝多群島。此外，在茵尼斯伯菲島上建有某種形式的刑事犯定居點。
從奧利弗·克倫威爾堅持不懈的鎮壓措施及對新教的積極宣傳來看，奧利弗·克倫威爾希望愛爾蘭人信奉新教。他甚至認為在戰爭期間就看到了這種跡象。他寫道：「我發現人們非常渴望加入新教，成群結隊地參加新教的集會，他們對英格蘭人的偏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將英格蘭人當作陌生人。我提醒你們，這是一個良好的跡象，雖然這還不是我們期待的美好結果。」在護國制時期，英格蘭駐愛爾蘭總督不遺餘力地宣傳新教。大部分大城市都成立了獨立的教會，並請來牧師。1654年，政府委員們呼籲新英格蘭派遣牧師。他們寫信說：「先生，為了在這個貧窮的國家傳達耶穌的福音，開展主的事業，我們急需人手。我們知道是耶和華讓您忠誠地勝任這項工作，我們在此希望您過來幫助我們。」
奧利弗·克倫威爾說，「勤布道，施仁政，提高人民生活質量，平等對待持不同意見者」最終會使愛爾蘭人信奉新教。政府也對普及教育寄予厚望。1650年，議會將都柏林大主教轄區與聖派屈克教堂分會和主持牧師的土地授予了三一學院，並對三一學院進行重組，增加了許多獨立派神學家。一些教授的任命、公共圖書館的建立和第二所學院的建立也提上了日程。當詹姆斯·厄謝爾大主教去世時，愛爾蘭軍隊的軍官買下他的書籍，作為計劃建設圖書館的鎮館之寶。
都柏林三一學院
都柏林三一學院紋章
和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馬斯·溫特沃斯一樣，奧利弗·克倫威爾相信公正的司法將使愛爾蘭人民成為良好的臣民，並服從英格蘭的統治。奧利弗·克倫威爾寫道：
我們面臨著一個極佳的機會，為這些可憐人建立一個正義的機制。長久以來，地主、大人物和其他原本應該公正對待他們的人向他們施加暴政和壓迫，對此他們早已習慣。這個機制的正義性和便利性想必能很快贏得他們的心，因為我對信奉基督教的人們充滿信心……如果在這裡廣泛公正地實施正義，他們之前所面臨的黑暗和腐敗會將正義映襯得更光輝絢麗，從而贏得更多民心。
法律改革在英格蘭舉步維艱，然而，在這個新征服的國家——愛爾蘭實施起來卻容易得多。奧利弗·克倫威爾說：「愛爾蘭就像一張乾淨的白紙，能夠接受符合正義的法律的管轄。在愛爾蘭實施的公正無私的管理模式，即使對英格蘭來說都可能是一個很好的先例。」
法律改革確實是一種進步。奧利弗·克倫威爾任命的愛爾蘭法官誠實能幹，大法官之一約翰·庫克是一位熱心的法律改革家。然而，在法律管理上的任何改進都不能使愛爾蘭人接受英格蘭的統治。再說，法律本身也沒那麼「符合正義」。伴隨著財產沒收和人權剝奪再加上法律的不平等，法律改革不過是毫無治癒效果的法律烏托邦。
約翰·庫克
改變愛爾蘭信仰的嘗試一樣收效甚微。與英格蘭的鬥爭使愛爾蘭的民族性與天主教教義合二為一。一種與巧取豪奪和征服相關的信仰無法深入被征服者的內心。奧利弗·克倫威爾的宗教改革熱情唯一持久的結果是愛爾蘭新教中非國教教徒的增加，這製造了一些名義上脫離了天主教的教徒。一些地主為了逃脫遷徙厄運，獲得稍微喘息的機會，自稱是新教教徒。為了逃避針對士兵和天主教徒通婚的法律制裁，許多與英格蘭士兵通婚的愛爾蘭婦女採用了新教教徒的身份。但這些新的信奉者通常會重拾原來的信仰。這兩者的結合，受益的通常是天主教而非新教。改變信仰政策的失敗也導致了殖民政策的部分失敗。在沒收土地上建立起來的大地主家庭仍然是英格蘭新教教徒。至於成為自耕農的退役士兵和小農場主這樣的小地主家庭則在信仰上傾向於天主教，在感情上傾向於愛爾蘭。1697年，一個時事評論冊子的作家哀嘆道：「奧利弗·克倫威爾手下有許多士兵留在了愛爾蘭，他們的孩子連一個英語單詞都不會說。這就是娶了愛爾蘭女人而不是英格蘭女人的後果。」
總的來說，奧利弗·克倫威爾的愛爾蘭政策遵循的路線，正是都鐸王朝和斯圖亞特王朝的政治家們所制定的。然而，與此同時，他比前任和繼任都更有獨創性，也更開明。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馬斯·溫特沃斯的經濟政策旨在使愛爾蘭實現富裕，但同時也使愛爾蘭在經濟上受制於英格蘭，防止愛爾蘭的製造業和產品與英格蘭競爭。而奧利弗·克倫威爾的政策並不排擠愛爾蘭的貿易。他的政策的基本原則是，英格蘭殖民不過就是讓一部分英格蘭人在愛爾蘭定居，與定居在英格蘭的英格蘭人享有同等權利。1657年，一位議會發言人說：「我不會讓我們自己的人民因為住在愛爾蘭而受到壓迫。」因此，在對這三個國家徵收任何普通稅賦時，都特別注意平攤份額，愛爾蘭的關稅和消費稅與英格蘭相同，愛爾蘭在對外貿易和殖民貿易方面也享有同等權利。然而，由於被排除在商業和製造業中心的工業城鎮外，當地的愛爾蘭人和天主教教徒幾乎無法從這種貿易中獲利，反而是英格蘭殖民者坐擁絕大部分好處。奧利弗·克倫威爾的目標是確保他所謂的「剛在愛爾蘭紮根的英格蘭利益」繁榮昌盛。如果稅賦過重或者其他壓力過大，「英格蘭種植園主必然會退出這個國家」。那麼，就會像他警告護國制的第二屆議會那樣，「我們付出了許多鮮血和財富才拿到手的地方會成為什麼樣子？難道讓英格蘭人四處行乞，而讓愛爾蘭人重新掌權嗎」？
除了自由貿易，奧利弗·克倫威爾還給愛爾蘭的英格蘭殖民者在三國議會中留有席位。長期議會制定了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的立法聯盟，並確定了各自的代表人數，而奧利弗·克倫威爾召集了首次聯合議會。《政府文書》給愛爾蘭分配了三十個議員份額，由奧利弗·克倫威爾決定這些議員的具體選區。愛爾蘭的三十名代表分別出席了1654年、1656年和1659年的議會。由於天主教教徒和參與叛亂的人無權投票，愛爾蘭的議員完全由代表英格蘭殖民地的軍官和政府官員組成。1659年，其中一名議員說道：「我在這裡不是為愛爾蘭說話的，而是為愛爾蘭的英格蘭人說話的。」
除了新殖民者，很少有人真心支持英格蘭和愛爾蘭的議會聯盟。較早一批英格蘭人在愛爾蘭的殖民地希望為愛爾蘭設立一個獨立的議會。1659年，主張這個政策的一位發言人說，如果愛爾蘭人要到英格蘭去尋求英格蘭議會的支持，那就不可能解決他們的問題。「我祈禱他們在自己的國土能有代表傾聽他們的不滿，因為在英格蘭沒有。」1659年，理察·克倫威爾議會中的共和黨反對派發現愛爾蘭的議員都是頑固的克倫威爾分子，極其震驚，敦促議會將愛爾蘭議員趕出下議院。亨利·韋恩爵士認為，愛爾蘭只是一個省，因此在宗主國政府中沒有發言權。「他們只是一個省的代表，但你不僅授權他們自己制定法律，還授權他們為這個國家制定法律。不，甚至讓他們有權為你們所有的法律投票。」1659年，驅逐愛爾蘭議員的計劃失敗。但在復辟時期，首先廢除的就是與愛爾蘭的立法聯盟，而且不需要任何法律支持。因為國王從來沒有表示同意，也沒有人站出來辯護。英格蘭的保守主義和愛爾蘭的地方主義都太強了，而奧利弗·克倫威爾的帝國主義計劃太具前瞻性，因此被這一代人擱置一旁。
終止立法聯盟的後果必然是隨之而來的商業平等的喪失。英格蘭殖民者不再被視為定居在愛爾蘭的英格蘭人，而是被視為陌生人和對手。查理二世的《航海法案》將愛爾蘭排除在美洲和其他殖民地貿易之外，隨後又有兩項法案禁止愛爾蘭牲畜和食品出口到英格蘭。最終，在威廉三世時期，愛爾蘭的羊毛製造業被摧毀，愛爾蘭的商業和農業也徹底垮掉了。
威廉三世
當然，被推翻的只是奧利弗·克倫威爾關於英格蘭在愛爾蘭的殖民政策，而對當地愛爾蘭人的政策仍然有效。只要他的政策與英格蘭對愛爾蘭的傳統政策吻合，就會被保留下來，而更明智、更有開創性的政策則被拋棄。托馬斯·卡萊爾想像過，如果「曾經受祝福的復辟」沒有「徹底摧毀」奧利弗·克倫威爾的制度，愛爾蘭將會是怎樣一幅圖景。托馬斯·卡萊爾認為：「在這種制度下，愛爾蘭人可能會成長為一個理智、勤奮、虔誠的民族，很可能會逐漸信仰某種加爾文主義的新教。」這是一個毫無根據的幻想。即使在奧利弗·克倫威爾的有生之年，他改變愛爾蘭人信仰的計劃也註定會失敗。在他死後，對天主教的限制和試圖強迫人民接受新教的無望嘗試仍然在繼續，直到1829年才被解除。奧利弗·克倫威爾扶持的新地主仍然控制著愛爾蘭。復辟時期，在被沒收的地產中，只有三分之一甚至更少被還給了原主。因此，奧利弗·克倫威爾的土地政策倖存了下來，成為他最永久的豐碑。但正如威廉·萊基所寫，奧利弗·克倫威爾的土地政策也是「土地所有者和佃戶之間深刻而持久的分裂的基礎，是愛爾蘭政治和社會罪惡的罪魁禍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