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利弗·克倫威爾與清教徒革命 · 第12章 共和國及其敵人 （1649）

處死查理一世後，緊接著是廢除君主制。1649年2月6日，下議院投票認為上議院既無用又危險，應該予以廢除。1649年2月8日，下議院通過決議認為國王這個職位對這個國家的自由、安全和公共利益來說是不必要的負擔和潛在的危險。隨後，廢除這兩者的法案相繼出台。1649年5月19日，第三項法案出台，宣布建立英格蘭共和國。該法案宣布：「從今以後，英格蘭將成為一個共和國，一個自由國家。作為這個國家的最高權力機構，議會中的人民代表將管理國家。議會將任命下屬的政府官員，為了人民的利益管理國家。」從此以後，所有的文書都要以「英格蘭自由衛士」的名義下發，而大印章要刻上議會的銘文，「上帝賜福恢復自由元年」。 共和國的締造者沒有解釋所謂的「自由國家」的確切含義。托馬斯·霍布斯和詹姆斯·哈林頓一致將新政府定義為寡頭政府。時事評論家認為這是貴族政府，但新政府表面依據的原則是民主政治。在1649年1月4日的決議中，下議院宣布人民是上帝之下所有正義力量的源頭，並以此為依據推翻上議院。在一份關於建立共和國的理由的聲明中，他們聲稱國王只是行政長官，是經由國王統治下的人民同意設立的，如果國王管理不善，人民就有權罷免國王。約翰·彌爾頓後來成為國務委員會的秘書之一，也發表了類似的觀點。約翰·彌爾頓寫了《國王和行政官的任期》。在文中，他斷言「所有的人都是生而自由的，是上帝自身形象的再現」。受約翰·彌爾頓啟示，讓-雅克·盧梭認為政府起源於社會契約。然而，儘管英格蘭共和國號稱是民主政府，在這個新名字下，共和國只是長期議會統治的一個對象。殘餘議會將曾經屬於國王和王國三個階層的所有的權力都歸為己有。因國王和上議院的存在而形成的制衡，以及教會在立法方面曾經產生的影響力，現在都已經被清除乾淨。這個新建立的機構只不過是進一步發展了內戰時由委員會組成的政府制度。國務委員會既不是參議院也不是內閣，沒有權力制衡議會，只是一個每年選舉一次的委員會，同時受議會委託承擔行政和管理職責。組成國務委員會的四十一人中，除十人外，其餘都是議會的議員。 讓-雅克·盧梭 因此，長期議會擁有無上權威。這在英格蘭的所有政治集會中，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長期議會的立法權力不受限制，通過國務委員會間接行使行政權，通過議會決議直接實施行政權，通過干涉私人訴訟和任命具有準司法職能的委員會行使司法權。長期議會擁有不可分割、不受控制的主權。奧利弗·克倫威爾在八年後說： 當時的英格蘭人民就是這樣的處境。議會將之前三個階層的權威都攬在手中。它是如此自以為是。如果有人來問：「你根據什麼法則來判斷？」它可能會說：「怎麼了？我無須法則。我在立法和司法上是至高無上的。」 這一權威機構帶來的更大麻煩是，議會壓根沒有結束的那一天。議會不像現在這樣一年只有七個月辦公，而是全年都辦公，假期從來沒有超過三四天。此外，根據1641年5月11日的法案，議會不得休會、閉會或解散，除非經議會自己同意。雖然通過該法案的國王已經駕崩，但該法案仍然生效。所以，用奧利弗·克倫威爾的話來說，這個國家是由「永恆的議會統治」。 雖然長期議會的權力達到了巔峰，但它沒有理論依據可以證明它的權力是合法的。1649年1月4日，下議院通過的一項決議宣稱：「英格蘭議會的下議院由人民代表並代表人民，在這個國家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但通過這個決議時，下議院此時最沒有資格稱自己代表人民。內戰期間，保王派議員被驅逐。1648年，長老派成員被驅逐。這時的議會，正如奧利弗·克倫威爾所說，經過了「篩選，只剩下小部分人」。1640年11月，長期議會召開時，約有四百九十名議員。1649年1月，還留在下議院的，或自願留下來的，不超過九十人。很多地區都沒有代表。當時的一本小冊子裡記錄了議員名單，沒有一個代表來自赫里福德郡、赫特福德郡、坎伯蘭郡和蘭開夏郡，也沒有一個代表來自議會管轄範圍內的自治市。威爾斯有三個代表，而倫敦只有一個代表。雖然在後來的幾年，幾次補充擴容和重新選舉使在任議員的總數增加到一百二十五人左右，但在1649年到1653年，長期議會沒有資格說自己代表人民。因為長期議會的權力不是建立在人民的意願上，而是建立在軍隊的支持上，建立在英格蘭人對議會迷信式的尊敬上。即使長期議會只是一個影子議會。 在政治上，最重要的問題是軍隊將繼續支持這個殘餘議會多久。軍隊與議會表面的一致掩蓋了它們在政治觀點上的根本分歧。軍隊認為維持現有議會只是權宜之計，議會則認為自己是一個合法的最高統治者，擁有不可剝奪的統治權。軍隊理解的自由國家指的是民主政權，不接受沒有共和制度的共和國。最重要的是，軍隊要求新成立的國家應該將成文憲法作為基礎明確規定被統治者的權利和政府的權力。在1649年1月起草的《人民公約》中，軍隊勾勒出了心目中共和國的輪廓。長期議會將於1649年4月結束。所有為救濟窮人而納稅的公民，以及除家奴和乞丐外的任何一名男子，都有投票權。選區將變得更平等。議會每兩年選舉一次，一年的會期不超過六個月。在議會休會期間，由國務委員會行使權力。如果國家認為必要，可以由國家出資維持一個國家教會，但教皇制教會和主教制教會除外。所有形式的基督教都將獲得寬容對待。最後，為確保對專制權力的限制，《人民公約》列舉了幾項任何政府都不能干涉的基本權利：不受壓迫的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信仰自由。 軍隊的憲法計劃於1649年1月20日提交給議會。它要求的不是通過法律形式將憲法計劃強加給國家，而是要求將其提交給國家接受。憲法計劃將通過類似請願書的形式在人民中散發，請人民簽名。如果大多數支持者都表示贊成，就採取措施使計劃生效。議會接過了《人民公約》並表示感謝，但從此將它束之高閣。 1649年4月過去了，議會沒有任何解散的跡象。1650年，亨利·馬滕明確表達了軍隊希望成立新議會的願望。亨利·馬滕將共和國比作嬰兒摩西。他說，有人在蘆葦中發現了摩西，將他帶到法老的女兒面前。法老的女兒認真仔細地找出孩子的母親。孩子的母親將摩西託付給法老的女兒照顧。共和國就像一個嬰兒，成長緩慢，憲法現在還很脆弱。沒有人能像養育它的母親那樣照顧它。在它長大成年、實力增強之前，不應將它託付給別人。 法老的女兒與嬰兒西摩 1649年，要讓這一觀點得到支持任重道遠。年輕的共和國面臨著國內外的敵人。在英格蘭，共和國面臨來自保王派、長老會和平等派的威脅；在歐洲，英格蘭共和國沒有朋友。查理一世的處決引起了國外普遍的恐慌。當時的歐洲統治者不會聯合起來懲治弒君者，雖然保王派也希望如此，但各國政府和人民都對英格蘭懷有敵意。在俄羅斯，沙皇囚禁英格蘭商人，沒收他們的貨物。在德意志、瑞典和丹麥，牧師們嚴厲譴責英格蘭教派，力圖撇清新教與弒君之間的聯繫。共和黨人本來期待得到尼德蘭聯合省的同情，但公眾對他們同樣憤怒。荷蘭議會將查理二世稱為國王，對他父王查理一世的崩逝表示慰問，並允許魯珀特親王在荷蘭港口裝備艦隊。荷蘭議會拒絕接見英格蘭派往荷蘭的使者瓦爾特·思特里克蘭德，也拒絕承認這個新國家。1649年5月，一個來自英格蘭的特別大使埃薩克·多利斯勞斯博士在海牙被蘇格蘭保王派謀殺。儘管荷蘭政府答應會追查到底，但民眾情緒使兇手得以逃脫。這種敵意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尼德蘭聯合省總督威廉二世的影響。他與查理一世的女兒瑪麗·斯圖亞特的婚姻使奧蘭治王朝成為斯圖亞特王朝的堅定盟友。威廉二世給查理二世提供了金錢和建議。如果條件允許，他還可以做得更多。但七個省中最強大富裕的荷蘭反對聯合省總督的戰爭計劃，希望與英格蘭和平共處。 瓦爾特·思特里克蘭德 埃薩克·多利斯勞斯博士在海牙被蘇格蘭保王派謀殺 因查理一世被處決，每個英格蘭人在法蘭西都不受歡迎。樞機主教朱爾斯·馬扎林正忙於與西班牙開戰，法蘭西的內部事務也讓他焦頭爛額，無法給查理二世提供幫助。但他拒絕承認英格蘭共和國。英法關係迅速惡化。法蘭西政府禁止進口英格蘭布料，作為報復，英格蘭禁止進口法蘭西葡萄酒、毛織品和絲綢。法蘭西的私掠船蓄意破壞英格蘭的貿易，甚至官方船也加入進來。1649年到1650年，法蘭西掠奪了英格蘭總量達五千噸的海運貨物，貨物價值達五十萬英鎊。理所當然，英格蘭商人對法蘭西也進行了報復性掠奪。兩國外交關係中斷，一名法蘭西使者被驅逐，一名使者一上岸就被遣返，還有一名使者剛抵達英格蘭就被勒令離開。 尼德蘭聯合省總督威廉二世 瑪麗·斯圖亞特 樞機主教朱爾斯·馬扎林 與法蘭西的敵意相比，西班牙的態度友好得多。雖然西班牙不承認英格蘭共和國，但西班牙大使與英格蘭國務委員會保持著非官方往來，而西班牙政府在英格蘭各黨派之間保持中立。西班牙要等到新政府的永久存在得到保證時才採取行動，同時拒絕幫助一個復位機會看起來不大的王位繼承人。弗蘭西斯·卡廷頓和愛德華·海德是查理二世派往西班牙的特使。西班牙對他們態度十分冷淡，拒絕了他們的援助請求。與此同時，1650年5月27日，英格蘭共和國的使者安東尼·阿斯克姆一抵達馬德里就被英格蘭保王派謀殺，只有一名兇手受到了懲罰。西班牙首相說：「我羨慕那些先生，他們做了如此高尚的事。」雖然政治需要可能會迫使西班牙與英格蘭共和國保持友好關係，但無論是臣民還是統治者，都和法蘭西人一樣對英格蘭共和國懷有敵意。 弗蘭西斯·卡廷頓 安東尼·阿斯克姆 在英格蘭，國王被俘引發的反對情緒隨著國王被處死而越發強烈。行刑十天後，《國王聖像》印刷出版，書中將查理一世描繪成孤獨而痛苦的殉道者。雖然這本書確實是約翰·高登博士寫的，但英格蘭保王派確信書中包含了查理一世親手寫下的思想和感情。這本書提高了保王派的忠誠度，轉變了動搖派，甚至感動了冷漠派。他們開始相信查理一世是最好的君主，也是最溫順的殉道者。查理一世不再是被政客們討伐的背信棄義的暴君，而是戲劇家讚美的有著溫和的聲音和悲傷的眼神的人。約翰·彌爾頓抱怨說，人們「精神卑劣，愚蠢墮落。除了少數一些人還保留著古英格蘭的堅韌和對自由的熱愛，大多數人時刻準備跪倒在地，向這個人的肖像和回憶錄表示崇敬。而正是此人，比以往任何大不列顛國王都更擅長玩弄陰謀詭計。他破壞了自由，將暴政演變成一門藝術」。在《偶像破壞者》一書中，約翰·彌爾頓竭力粉碎「反覆無常、感性荒謬、偶像崇拜的烏合之眾」的偶像，但完全失敗了。 就目前而言，保王派勢單力薄，不足以構成嚴重威脅。在荷蘭和法蘭西，一群因戰爭而一無所有的貴族和士兵焦急地等待著反攻征服者的機會。蒙特羅斯侯爵詹姆斯·格雷漢姆已經在北歐開始徵募兵丁，準備重新登陸蘇格蘭。在寫給已故查理一世的詩句中，蒙特羅斯侯爵詹姆斯·格雷漢姆承諾要為查理一世報仇： 我要在您的葬禮上吹響小號， 以血肉書寫您的墓志銘。 其他流亡者，或為謀利或為復仇，開始私掠船艦。從愛爾蘭港口、曼島、澤西島和錫利群島出發，成群結隊的私掠船艦在英吉利海峽出沒，掠奪英格蘭商船。更遙遠的海域也不安全。幾個月後，在大西洋上，魯珀特親王帶著殘存的皇家艦隊掠奪了許多戰利品。魯珀特親王突襲進入地中海，在亞速爾群島附近攔截返航的英格蘭船艦，甚至還在西印度洋海域大肆破壞。他的一個軍官寫道：「我們靠在海上勞作為生，貧窮和絕望是我們的夥伴，而復仇是我們的嚮導。」 然而，在國內，保王派被鎮壓制服了。一些保王派領導人被關進監獄，其他領導人則受到共和國高等法院的審判。通常來說，對戰敗一方的懲罰僅限於罰款。早在戰爭初期，議會就通過決議沒收了反對議會的武裝分子的所有財產。後來，議會採用了違法者複利計劃，也就是說，保王派分子可以以一定比例的價值贖回財產。贖金的數額從財產資本價值的二分之一到十分之一不等，根據財產所有者的地位和犯罪程度來具體確定。在這種制度下，議會籌集了大量資金用來支付戰爭費用。這種手段在懲罰保王派方面效果明顯，但在增加收入方面的效果不盡如人意。舉個例子，假如一個鄉紳為支持查理一世，熔化了金銀器皿，砍倒了橡樹，結果戰敗後不得不籌集罰金。而這時他資金短缺，土地價值大幅降低。確定罰金數額的過程漫長而複雜。在確定過程中，他的財產已經被扣押。如果他沒能在規定的時間內分期支付罰金，或者被發現瞞報了財產，議會就會重新評估罰款，或者重新扣押財產。他可能會像以往一樣迫切希望看到國王重回王位的那一天，但他已經被解除了武裝，而且窮困潦倒，再沒有機會實現願望了。然而，許多保王派甘願冒著生命危險再次嘗試。這些人與流亡王室保持著密切聯繫。1650年，中央保王派委員會建立，每個郡都有代表參加。但即使是最樂觀的策劃者也承認，如果沒有國外援助，保王派「極度恐懼」，不敢拿起武器。 魯珀特親王帶領殘存的皇家海軍出沒大西洋、地中海示意圖 在英格蘭，在反對政府方面，保王派的潛在盟友是長老派和平等派。長老派人數眾多，有錢有勢。他們的勢力集中在倫敦、各大城鎮和蘭開夏郡，大多數中產階級和神職人員都屬於這個黨派。長老會的神職人員曾經強烈反對審判查理一世。他們中有許多人布道反對共和國，還有一些人大膽為查理二世祈禱。他們譴責共和國是「異端的民主」，並拒絕議會強加的忠誠承諾書。但除了消極抵抗，他們很少採取進一步行動。長老派和保王派的願景大相徑庭，因此他們之間不可能有真誠的合作。長老派想要的是在提交給查理一世《紐波特條約》的基礎上建立君主立憲制，而保王派想要的是恢復戰前的君主制。長老派要求建立某種形式的長老會教會，而保王派要求維持主教制度。1648年，長老派的不信任和冷漠阻礙了保王派的成功，也阻礙了他們和保王派的聯盟。保王派同樣不信任長老派。對愛德華·海德這樣的人來說，長老派無異於叛徒，他們的悔悟是空洞的，他們的原則對君主制和宗教的摧殘不亞於獨立派的原則。長老派剝奪了查理一世的國王權力，給了獨立派剝奪查理一世生命的機會。一位保王派分子總結了長老派和獨立派兩黨在處決查理一世這件事上的作用，他認為雖然獨立派砍下了查理一世的頭顱，卻是長老派將查理一世送上了斷頭台。雖然逆境可能會讓長老派和保王派走到一起，但除非對軍事統治的仇恨和對無政府狀態的恐懼能抹去他們對戰爭的記憶，否則他們不可能採取聯合行動。 平等派與保王派聯盟的機率同樣微乎其微。在平等派的名義下，有兩個截然不同的政黨。儘管這兩個政黨對現政府持敵對態度，但都不贊成君主制。一小部分人自稱是真正的平等派，要求徹底的社會變革。他們說，沒有徹底的社會變革，共和國就是個笑話。「除非我們窮人和紳士一樣，也有可自由支配的土地，否則這就不可能是一個自由的共和國。」目前，他們要求分給他們公地和荒地，夢想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共和國。在這個共和國里，沒有土地私有制，沒有買賣，沒有貧富。 大多數平等派只要求進行政治改革，他們聲稱沒有打算「平分土地，破壞財產，或將一切變成共有」。他們想要的是限制政府的權力，擴大個人的權利。他們政治綱領的三個主張是男子選舉權、年度議會和完全的宗教自由。他們抱怨說，1648年的革命結束得太快，共和國不是一個絕對的民主國家。 社會主義者是無害的空想家，他們的學說沒有什麼建樹，但民主黨人的學說卻碩果纍纍。民主黨的代表人物約翰·利爾伯恩是一位卓有成效的時事冊子撰寫人，精力充沛的演說家，一位具有非凡毅力和勇氣的黨派領導人。在與政府的鬥爭中，他不僅表達了自己政黨的願望，還表達了共和國所有反對者的心聲。政府沒收了他的小冊子，將他投入監獄，並以叛國罪對他進行審判。然而，這只會增加他的聲望。「誠實的約翰·利爾伯恩」否定了當局用劍發號施令的權力，要求享有每個英格蘭人與生俱來的自由權利。這時，沒有哪個倫敦陪審團願意給他定罪。他一次次地被囚禁，但他從不屈服。1651年12月，議會通過了驅逐他的法案。 由於樹敵太多，共和國的締造者面臨的任務異常艱巨。然而，他們掌握著所有的政府機構，儘管支持者不多，但他們的精力和熱情彌補了支持者人數不足的缺陷。國務委員會由具有軍事或政治經驗的鄉紳組成，除了三四個職業軍人，還有幾個律師和商人。其中一些人相當能幹，出現了好幾個政治家，正如約翰·彌爾頓談到亨利·韋恩爵士時所說的，當羅馬長老院擊退皮拉斯和漢尼拔·巴卡時，他們是最適合掌管羅馬的長老。通過委員會和理事會進行管理的制度，一個部門下設的每一個機構都有可能增加一些具有專業知識和技能的外來者。因此，共和國的行政管理遠比長期議會或君主制時期要好得多。保王派的時事小冊子作者將當權者描繪成腐敗分子和自私自利者。但實際上，除少數幾個例外，大部分管理者都品格高尚、大公無私。即使在一個持敵對態度的外國觀察者看來，如今的管理者確實配得上自己手中的權力，雖然他們的行政權來得不是那么正大光明。朱爾斯·馬扎林的一位使者寫道： 他們不僅在海上和陸上非常強大，在生活中也不賣弄浮誇，不相互攻擊。他們在生活上精打細算，在公共事務上卻慷慨無私，每個人都將公共事務當成個人事務一樣辛苦奔忙。他們經手大量的金錢，卻嚴守紀律，誠實管理。他們獎罰分明。 共和國的財力遠超斯圖亞特王朝的任何時期。1633年，查理一世的國庫收入估計為六十一萬八千英鎊。1649年，共和國每月的稅賦、海關稅、消費稅、違法者罰款和沒收土地的出售收入約達兩百萬英鎊。然而，共和國的花費很大。海上安全及可能發生的對外戰爭使海軍的重組成為當務之急。因此，華威克伯爵羅伯特·里奇的最高海軍將領職位被撤銷，艦隊的指揮權授予了三位海軍上將：羅伯特·布萊克、羅伯特·迪恩和愛德華·波普漢姆。國務委員會下屬的海事委員會取代華威克伯爵羅伯特·里奇行使海軍事務的普通監督權，但船艦的建造、船員的管理及其他具體的海軍事務交由海軍委員董事會管理，這些董事會委員根據海上行動需要決定海上戰鬥艦隊需要什麼。在接下來的三年，海軍增加了四十一艘戰艦，還增加了一些僱傭商船。水手們比在查理一世手下時吃得更好，報酬更高，其他待遇也更優厚，而且他們可以從戰利品中抽成三分之一，這大大激發了他們的作戰熱情。外國入侵的隱患很快消除，占領海洋已經成為現實，而不是一句空話。 羅伯特·布萊克 共和國軍隊雖然規模相較當前任務來說太小，但用於鎮壓叛亂或防止侵略則綽綽有餘。新模範軍的兩萬一千名士兵已經增加了一倍。1649年，常備軍人數為四萬四千人，其中一萬兩千人已經被派去重新征服愛爾蘭。在性質和組成上，常備軍與新模範軍沒有什麼不同。軍隊穿上了統一的制服，從此「紅外套」和士兵成了同義詞。由於部隊的薪金較高，而且退役相對比較規律，因此無須強制徵召新兵。至於軍官，從軍已經成為一種職業，很少有人退休，除非殘疾或被革職。各個級別的官員都受到某種集體情感的鼓舞，習慣在政治中一起行動。但在軍官和士兵之間，開始出現嚴重的意見分歧。平等派的煽動在下級軍士中迅速得到響應。許多士兵像約翰·利爾伯恩一樣要求立即實現民主共和國。另一些人則希望重新建立鼓動者委員會，廢除戒嚴法。與1647年一樣，士兵拒絕去愛爾蘭服役，再加上餉銀拖欠問題，軍隊的不滿情緒加劇。約翰·利爾伯恩抓住機會攻擊軍官委員會和作為精神領袖的奧利弗·克倫威爾。約翰·利爾伯恩和追隨者譴責奧利弗·克倫威爾是一個暴君，一個叛教者和偽君子。在他們的一本時事小冊子中有這樣的描述：「你不能和奧利弗·克倫威爾談任何事情，他只會將手放在胸前，兩眼望向天空，呼喚上帝作證。他會號啕痛哭，悔恨不已，同時會一拳擊向你的心臟。」 煽動者約翰·利爾伯恩 奧利弗·克倫威爾對這些人身攻擊毫不在意，但他感受到了這種躁動情緒對共和國的威脅。他堅定不移地堅持現有社會秩序，認為平等派的教唆是為了推翻權威，掠奪財產。在後來的一次講話中，奧利弗·克倫威爾總結了他對平等運動的看法。階層明確是社會的基石。「貴族、紳士、自耕農，這樣的構成是國家穩定的基礎。」但「平等原則」傾向於消滅所有的等級和階層，實現人人平等。有意無意地，平等派的目標被他描述成這樣：「他們的目的不是要使佃戶像地主一樣自由獲得財富嗎？」宣揚這種理論對國家是危險的，「因為這種理論取悅了所有的窮人，在所有壞人當中也大受歡迎」。 平等派在軍隊中宣傳平起平坐的觀點，煽動士兵反抗軍官。奧利弗·克倫威爾處理這些頭目的方法十分迅速果決。1649年3月，約翰·利爾伯恩和其他三名煽動者被帶到國務委員會。奧利弗·克倫威爾拍著會議桌說： 我告訴你們，要對付這些人，沒有別的辦法，只有將他們打倒，否則他們就會打倒你們。沒錯，他們會將王國中的流血事件和財產損失都歸罪到你們頭上，讓你們多年的辛苦勞作化為烏有。所以我再次告訴你們，你們必須打倒他們。 約翰·利爾伯恩和朋友們被關進了倫敦塔，但士兵們的躁動仍然不減。1649年5月，在索爾茲伯里，被指定前往愛爾蘭的三個軍團爆發了公開叛變，宣稱在英格蘭獲得自由前拒絕前往愛爾蘭。他們的口號是「英格蘭的自由，士兵的權利」，並希望其他軍團也加入他們。但奧利弗·克倫威爾和托馬斯·費爾法克斯爵士沒有給他們積蓄力量的時間。 這兩位將軍火速帶領軍隊從倫敦趕到牛津，在伯福德整治了叛亂分子，俘虜了四百人，驅散了其餘的人。幾乎沒有流血打鬥。兩位將軍擊斃了三名叛亂士官，並揚言要消滅其餘的叛變者，但最終讓他們重新回到軍隊並將他們送往愛爾蘭。 奧利弗·克倫威爾不只在軍隊中打擊反對共和國事業的敵人，他還投入極大的熱情努力安撫游移不定的支持者，重新贏得失去的朋友。許多獨立派人士願意接受共和國，即便他們不贊成共和國建立的方式，但共和國的成立已經是既成事實。這些人被納入國務委員會，與憲法革命的發起人共事。這個折中處理很有可能是奧利弗·克倫威爾的主意。他在上議院問題上的態度同樣溫和。奧利弗·克倫威爾反對廢除上議院，希望將它作為一個純粹的諮詢機構被保留。在像埃德蒙·勒德洛這樣狂熱的共和黨人看來，這就是缺乏原則。事實上，他天生的保守主義使他不願意做出超出必要範圍的憲法改革。同時，他也希望保留那些迄今為止仍然支持這項事業的幾個貴族的支持。1649年4月，奧利弗·克倫威爾甚至向長老派示好。正如他在1647年曾經提出的那樣，如果長老派能寬容對待那些信仰其他信條的「和平守法者」，他就同意建立長老會制度。他也表示，只要那些因「榮譽大清洗」而被驅逐的下議院議員承諾對共和國忠誠，他就同意重新接納他們。但長老派拒絕了他的提議。 這些妥協的嘗試在歷史上幾乎沒有留下任何痕跡，但奧利弗·克倫威爾的信表明他曾經努力試圖改變其他人的看法。羅伯特·哈蒙德和菲利普·沃頓勳爵曾經是他的朋友，但正如奧利弗·克倫威爾所說，現在理性推理讓他們脫離了為上帝服務的軌道，而為了將他們重新拉回軌道，奧利弗·克倫威爾訴諸信仰而不是理性，因為這是他消除顧慮的方法。他對菲利普·沃頓說： 打消您的疑慮或者回應您的異議都不重要。這些我都有所聽聞，也曾為此心緒不寧，但現在我已經歸於平靜。為此我萬分感謝。我不是在譴責您的推理，我是懷疑這些推理。 菲利普·沃頓無法接受「榮譽大清洗」和處死查理一世的做法。他譴責共和國的建立非法，並質疑有關人員的品性。奧利弗·克倫威爾回答說： 「如果我們過於看重形式，就會輕易反對上帝的光榮行動。不要糾結於方式方法，因為或許他們已經沒有別的辦法。如果上帝接受了他們的熱情，就像接受了菲尼亞斯的一樣呢？如果出於理性推理，菲尼亞斯原本應該被帶到陪審團面前。」但最重要的是，「如果上帝已經表現出對這一行為的認可和接受呢？不僅是通過外在的表征，而且是發自內心的認可呢」？ 菲利普·沃頓 對奧利弗·克倫威爾來說，這種外在標誌與內在信念的結合無須爭辯。事件的邏輯是唯一令人信服的邏輯。這是他在1648年針對羅伯特·哈蒙德的懷疑給出的回應。「世俗的理性會蒙蔽我們」，讓我們看看上帝的目的是什麼，而這是通過事件顯現出來的。事情之所以發生，是因為上帝要讓它發生。因此人們所說的事件，對於基督教教徒來說，就是「天命」「神啟」「天意」。沒有所謂的命運，「那是一個過於異教的詞」。沒有所謂的偶然，每一場戰爭都是「對上帝的呼籲」。奧利弗·克倫威爾經常用這個詞作為戰鬥的同義詞。勝負不是偶然，這是「上帝的旨意，卻被錯誤地稱為戰爭的機會」。因此，他事業上一次次接連的勝利都又一次證明了這個事業的正義性。他在愛爾蘭的勝利成了共和國的合法證明。他告訴議長：「這是上帝對您的政府大變革的認可。」 不可否認，這種信仰包含了一種宿命論。奧利弗·克倫威爾自己也曾承認他傾向於過度使用「外在天意」。這一信條給他帶來的對事業的巨大信心是他吸引眾多追隨者的力量源泉。其中一個追隨者說： 在戰場的高處，就像在鄧巴、伍斯特和其他地方一樣，當奧利弗·克倫威爾手裡掌握著自己的命運時，他的信仰不是起著異乎尋常的作用嗎？因此，當別人——包括一些善良的人——被恐懼和沮喪壓迫時，他的眼中卻閃耀著成功和勝利。 無論他自己會遭遇什麼，這個事業都不能失敗。「這是上帝的事業，必須興旺發達。」他對朋友的勸告不是為了事業，而是為了那些內心猶疑的朋友。他告訴一個朋友：「耶和華不需要你。」他又勸說另一個朋友：「這個事業不需要你，但你需要它。」他心裡只有這樣的擔憂：「如果我的朋友由於虛假錯誤的推理，從主的事業中抽身而出，那該怎麼辦？」在任何崗位為這樣的事業服務是「這個世界給予的最大榮耀」。他呼籲說：「作為主的僕人而奔波是何等的偉大！」那麼，一個人是被稱為叛教者還是暴君，無論這樣的服務會帶來什麼樣的譴責和疏遠或徹夜不休和辛苦勞作，都無關緊要了。「我們都不要在意人們會如何看待這些行為。不管他們願意與否，上帝的美好願望終將實現。我們要為我們的後代服務。我們可以指望在其他地方安息：這次休息將是永久的。」 因此，當其他人踟躕不前時，用安德魯·馬維爾的話說，奧利弗·克倫威爾「不屈不撓地向前挺進」。共和國是幸運的，在需要的時候有這樣一個僕人。更幸運的是，共和國的統治者意識到奧利弗·克倫威爾所效忠的事業不是某種政府形式，而是能與任何政府形式相容的理想目標。他曾經試圖在君主制中尋求宗教和公民自由；現在要在一個共和制里尋求；今後，他要在一個既不屬於君主制也不屬於共和制的政府里尋求。在他看來，目前宗教和公民自由似乎與共和國密不可分。 奧利弗·克倫威爾和他的將軍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