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利弗·克倫威爾與清教徒革命 · 第8章 長老會和獨立派 （1642—1647）
比起擊敗保王派軍隊，戰後王國的組建是一項更艱巨的任務。要解決這個問題，就不能若無其事地將查理一世重新推上王位。為了確保日後永遠不會出現執政失誤或再次引發戰爭，必須制定有效的措施。此外，要實現這個目的，查理一世和議會之間就必須達成協議，而憲法的制定有賴於查理一世和議會的合作及兩派勢力的和解。同樣地，如果不考慮在四年內戰中出現的新思想和新勢力，就不可能找到解決問題的持久方案。
自從內戰開啟，英格蘭就發生了教會革命。當敵對雙方陣營建立後，徹底派在議會中占據優勢。在與查理一世的第一次談判中，徹底派就提出要求徹底廢除主教制度。1643年7月，議會在威斯敏斯特召集宗教大會，著手進行教會改革。隨後，議會接受了《神聖盟約》。這預示議會將模仿蘇格蘭教會組建英格蘭教會，並將蘇格蘭神職人員的代表納入宗教大會。
英格蘭教會逐步發生變革。1645年1月，議會兩院通過了一系列決議，要求教會在長老會的基礎上進行重組。隨後議會又通過了一系列法令，將教會體系的各個組成部分一一確立。1646年年末，《祈禱書》已經被禁止使用，取而代之的是宗教大會起草的《公眾禮拜指南》。與此同時，新的信仰條例、信仰申明和教義問答正在起草當中。1646年10月，主教及所有附帶的教會等級制度都被廢除，教會的土地則被授予信託人用來償還國家債務。教會改革工作還沒有結束，但在貌似一致的表面下，英格蘭和蘇格蘭的長老教會有本質區別。在蘇格蘭，教會不依賴任何人，而在英格蘭，教會從屬於議會。不管威斯敏斯特的宗教大會做出什麼決定，都需要經過議會授權才能生效。只要議會認為有必要，就可以修改宗教大會的結論，批評宗教大會的行事方式，並限制宗教大會的職能。傳統長老教會的神聖權利來自教會組織自身，相比之下，英格蘭教會就像一位蘇格蘭神學家抱怨的那樣，「不過是一個蹩腳的伊拉斯特式長老會」。然而，英格蘭教會的神職人員在權力上要求與英格蘭主教一樣大，而在教義上與蘇格蘭的牧師一樣偏執。英格蘭教會方方面面的表現印證了約翰·彌爾頓的格言：「新長老不過是誇大的舊牧師而已。」
在英格蘭長老會發展壯大的過程中，一個對立的教會組織也在英格蘭生根發芽，這就是獨立派。獨立派的理念並非來自蘇格蘭，而是來自荷蘭的清教流亡者和新英格蘭的清教殖民者。他們反對將國家教會建立在地方基礎和權威等級上，提出真正的教會應該由信徒自願組成，而每個教會都是自成一體、高度自治、至高無上的。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接受約翰·加爾文的神學思想，縱然他們否定加爾文的教會組織形式。獨立派聲稱，他們有權擺脫傳統和權威的指導自行解讀《聖經》。這個訴求遵循約翰·魯濱孫給清教徒前輩的忠告中所提出的原則——時刻準備從上帝的書面語言中得知應該得知的任何真理。因此，獨立派對新的啟示充滿了熱切的信念，而這必然導致教派的繁多種類和對教義的多樣解讀。因此，長老派和聖公會派開始恐慌。他們擔心這種教會體系註定要導致信徒對長老教會和國家理念的否定，最終造成對信仰基礎的攻擊。
長老派和獨立派在國家組織形式上的分歧與在教會組織形式上的分歧是一致的。無論哪一派，都既是一個政黨，也是一個宗教派別。長老派的宗旨是讓查理一世和教會對議會負責，獨立派也認同這一點。然而，一方主張主權在議會手裡，並以歷史先例為他們的主張辯護，而另一方則主張主權在人民手裡，並援引人的自然權利為他們的主張辯護。理察·巴克斯特要求被稱為「獨立派」的教會民主，而這引發了對國家民主的主張。獨立派將他們的教會理論應用在政治上，發展成民主政府的基本原則。他們認為教會是由共同的聖約聯繫在一起的信徒自願組成的團體，以此類推，國家就是由一群基於共同契約的自由個體組成的團體。如果一個宗教團體的成員有權選舉自己的牧師，那麼，公民社會的成員就有權選舉自己的行政長官。在議會與查理一世的長期文件論戰中曾經有觀點稱，國王只是長官，而他的權力來自人民的信託。雖然類似的觀點不止一次出現，但缺乏對觀點本身的明確表述。在實際應用中，這個觀點蘊含的基本原則也大大縮水。因此，在英格蘭的政治生活中，首次明確提出人民主權是在反對長期議會的時候。1646年，約翰·利爾伯恩因誹謗曼徹斯特伯爵愛德華·蒙塔古而被上議院監禁。在向下議院申訴時，約翰·利爾伯恩稱下議院為「國家的最高權威」，否認上議院貴族的權威，理由是貴族不是由人民選舉產生。雖然下議院駁回了約翰·利爾伯恩的申訴，但他繼續向「廣大人民」呼籲。約翰·利爾伯恩認為既然代表的權力來自「至高無上的主人」，權力的使用就必然由主人決定。
然而，約翰·利爾伯恩的主張在議會中沒有得到認可，下議院也無意針對抽象權力的問題與上議院爭辯。在下議院，獨立派在政治和教會問題上都是少數派。即使是在1645年和1646年新選舉出來的議員中，情況也沒有變化。在一個純粹的宗教問題上，獨立派可以獲得五六十票的支持，而其中來自民主派的可能不到一半。黨派內的忠誠紐帶並不牢固。獨立派領袖雖然能力超群，但支持者不多。在諸如發動和開展戰爭、控制威斯敏斯特宗教大會的過分主張、禁止蘇格蘭脫離英格蘭國王的統治等問題上，下議院的大多數議員採納獨立派的政策。然而，一旦戰爭結束，與蘇格蘭人的爭端得到解決，長老派的領袖就會取得上風，並一直占據優勢。
然而，從一開始，軍隊就是獨立派的堅固堡壘，追隨者與日俱增。1645年夏天，作為騎兵連的隨軍牧師，理察·巴克斯特發現兵團里到處都是急躁的非教會派分子。每個教派和異端邪說都各有代表。「獨立派和重浸派最普遍，而反律法主義和阿民念主義平均分布。」一天，理察·巴克斯特不得不駁斥反對嬰兒洗禮的人。另一天，他又不得不為教會秩序和教會管理辯護。但在官兵中最普遍、他最經常反駁的信念是：民事治安官在宗教方面沒有約束權和強制權，每個人都有權依照自己的喜好選擇信仰和祈禱方式。
在軍隊中，獨立派的政治原則得到最充分、最自由的發展。理察·巴克斯特發現官兵們「強烈反對查理一世及除人民政權外的一切政府」。理察·巴克斯特寫道：
據我觀察，他們將查理一世當成暴君和敵人，確實打算完全控制甚至消滅查理一世。他們認為一旦與查理一世作戰，他們可能會殺死或打敗他。而如果他們真的打敗了查理一世，他們再也不會像他在位時那樣信任他。他們還認為用戰爭或議會的矛盾激怒查理一世極其愚蠢。如果是這樣的話，他們就必須將查理一世當作真正的國王對待。而這相當於違逆聖意後又向他託付生命。
軍隊官兵們認為這些原則應該是解決任何問題的基礎，也希望自己的意見能得到重視。理察·巴克斯特繼續寫道：「他們清楚地告訴我，他們認為天意會讓他們成功，將宗教和王國都託付給他們。」
身處和平時期的軍隊甚至比戰爭時期更希望由奧利弗·克倫威爾來領導。除了卓越的軍事才能，奧利弗·克倫威爾還具備能贏得士兵愛戴的一切品質。奧利弗·克倫威爾不像托馬斯·費爾法克斯爵士那樣拘謹少言。他的行為和言辭中表現出一種胸懷寬廣、精力充沛的天性。理察·巴克斯特說：「他面色紅潤，天性活潑好動，歡快樂觀，就像一個人喝了太多酒一樣。」在其他地方，理察·巴克斯特提到奧利弗·克倫威爾「在作戰時與士兵相處隨意」。奧利弗·克倫威爾的一位軍官告訴我們「奧利弗·克倫威爾喜歡開無傷大雅的玩笑」。除了這種親切，奧利弗·克倫威爾也有火爆的性情：有時會爆發出激烈的言辭，有時則突然迸發出強烈的激情，但這並不影響他的受歡迎程度。可能出於這個原因，人們普遍認為他非常民主，然而，事實是他並沒有人們想像的那麼民主。在與曼徹斯特伯爵愛德華·蒙塔古的爭論中，奧利弗·克倫威爾對上議院的強硬言論讓人印象深刻。一個講究實幹的人對漫不經心、軟弱無能的領導的憤怒，被人們誤以為是對一個機構根深蒂固的敵意。奧利弗·克倫威爾對約翰·利爾伯恩的保護也似乎證明他有極端觀點。1640年，奧利弗·克倫威爾促成了約翰·利爾伯恩的釋放。1643年，他為約翰·利爾伯恩爭取了曼徹斯特伯爵愛德華·蒙塔古軍隊的一個職位。1645年，他代表約翰·利爾伯恩在下議院申訴。人們將奧利弗·克倫威爾的俠義之舉看作是先進的民主思想。事實上，奧利弗·克倫威爾的這些作為是出於他對壓迫和非正義的天然仇恨。約翰·利爾伯恩對他的讚揚助長了民眾的這種錯覺。約翰·利爾伯恩說，奧利弗·克倫威爾不只在戰場上表現出色，在議會中作用更大。
「哦！為了順應自抑法令，奧利弗·克倫威爾再次解甲歸田……因為他的良心健在，沒有受到一絲腐蝕。他憎恨唯利是圖和特權思想，敢於說出內心想法。」1647年，約翰·利爾伯恩在給奧利弗·克倫威爾的信中寫道：「我和其他同樣信仰的人都認為您是英格蘭最純粹無私的偉人：沒有污點，毫不藏私。」
比起政治方面，奧利弗·克倫威爾在宗教方面更能代表軍隊。正如羅伯特·拜利的精確描述，奧利弗·克倫威爾是「一個大獨立派」。奧利弗·克倫威爾就是獨立派本身，不代表任何特定派別的獨立教派，而是整個獨立派。奧利弗·克倫威爾自稱不屬於任何教派，「不加入任何黨派」「也不宣稱任何信仰」。奧利弗·克倫威爾有時會「用優美、流利的語言讚頌自由的恩典」，但拒絕就教義問題進行爭論。奧利弗·克倫威爾的一些言論表明他對那些自稱「探索者」的人非常感興趣，因為他們信仰的不是任何可見的形式和特定的信條，而是不斷追求真理和完美。在這一時期，奧利弗·克倫威爾在一封信中寫道：「探索者將是繼發現者之後最好的教派，因為一個虔誠、謙卑的探索者最終會成為一個發現者。」然而，儘管奧利弗·克倫威爾與每個教派都保持距離，但他似乎具有每個教派的抱負和熱情。「重浸派教徒、反猶太教徒、探索者、分離主義者」，他同情所有人，歡迎所有人加入軍隊，「通過良心自由將所有人聯繫在一起，而這是能讓他們團結一致的共同利益」。
在追求良心自由方面，奧利弗·克倫威爾一直身先士卒。戰爭一開始，奧利弗·克倫威爾和手下的軍官就提議將兵團變成「一個集中的教會」。在擔任伊利島總督時，奧利弗·克倫威爾和副總督亨利·艾爾頓一起在島上匯集許多獨立派。人們抱怨說，就宗教的多樣性而言，這裡就是「一個純粹的阿姆斯特丹」。當他成為曼徹斯特伯爵愛德華·蒙塔古軍隊的中將時，獨立派的思想已經從他的兵團滲透到他指揮的其他連隊了。一個反對者說：
如果你仔細觀察他兵團里的騎兵，就會發現那裡有一大群自稱虔誠的人，其中有人聲稱看見了異象並得到啟示。再看看喬治·弗利特伍德上校和托馬斯·哈里森少校的兵團，那裡還有一群傳道官兵。實際上，我們的騎兵幾乎都是由那個派系組成的。
奧利弗·克倫威爾保護獨立派免受曼徹斯特伯爵愛德華·蒙塔古的長老派隨軍牧師和官員的敵視。1644年3月，勞倫斯·克勞福德少將以重浸派的名義開除了奧利弗·克倫威爾名下兵團的一名中校。奧利弗·克倫威爾立即提出抗議：如果這名中校有任何違反軍令的行為，應該交由軍事法庭審判。如果沒有，勞倫斯·克勞福德少將就必須恢復這名中校的指揮權。「就算他是重浸派教徒，難道因此就不能為公眾服務了嗎？先生，國家在選擇效忠人員時並不在乎他們信仰什麼，只要他們願意竭誠服務就夠了。」1644年9月，奧利弗·克倫威爾與勞倫斯·克勞福德少將針對同一問題再次爭吵。隨後，1644年9月13日，奧利弗·克倫威爾從議會處獲得了著名的「調節令」，即任命一個委員會「以考慮宗教大會在教會管理方面的意見分歧並儘可能達成一致。如果不能，努力找到某種容許良心自由的方式。對那些不能依既定的公共規則行事的人，只要不違背上帝聖諭，就讓他們與公眾和平共處，保持信仰」。
每當新模範軍取得勝利後，奧利弗·克倫威爾都提醒議會，必須在法律上確保「調節令」承諾的宗教寬容。他從納斯比戰場上寫信回來說：「在這次行動中，這些誠實的士兵忠實地為你們服務，極其可靠。我懇求你們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讓他們灰心喪氣。他們為國家自由拋頭顱灑熱血，而我希望他們能為了良心的自由而相信上帝，為了他們為之奮鬥的自由而相信你們。」然而，下議院無法體會這種感情，在公開的副本中刪去了奧利弗·克倫威爾請求宗教寬容的部分。於是，在布里斯托爾戰役結束後，奧利弗·克倫威爾用更簡單明了的語言重複了一遍：
長老派和獨立派有同樣的精神信仰和祈禱文……在這方面他們意見一致，毫無分別。遺憾的是，在其他方面他們卻被區別對待。所有心懷信仰的人都是真正團結一致的。這是最光榮的團結，因為這齣自內心，發自靈魂……為了形式上的一致，通常意義上的統一宗教，每個基督教教徒都為了不生是非而委曲求全。而我們寄望於同胞的不是思想上的被迫順從，而是對光和理性的追求。
然而，議會一如既往地置若罔聞，刪減信函，無視他的請求。現在不需要獨立派在戰場效力，卻需要滿足他們的政治和宗教要求，而除了光和理性，沒有什麼能強迫他們違背良心。這會帶來什麼結果？在宗教上，如果議會任由長老派牧師自由行事，等待獨立派的只有迫害。一位長老會的神學家寫道：「讓人們憑良心侍奉上帝，無異於趕一個魔鬼出去，放七個惡鬼進來。」另一位牧師寫道，寬容是「魔鬼的傑作」。「如果讓魔鬼做一個選擇：選擇在王國里建立等級制度、宗教禮儀及禮拜儀式，或者選擇宗教寬容政策，魔鬼可能會選擇宗教寬容政策。」倫敦的宗教大會宣稱：「我們對這種過分的寬容極其厭惡。」倫敦支持這個決定，提交了一份請願書，要求取締一切異端邪說。在議會內部，反寬容主義者明顯占了上風。1646年4月，下議院原本已經承諾，只要不是根本性的宗教分歧，應該充分尊重各人的良心。然而，1646年9月，下議院通過了一項提案的二讀。該提案將對否認三位一體和基督轉世教義的人處以死刑，對反對嬰兒洗禮和其他非至關重要的教義的人處以終身監禁。1646年12月，一項禁止普通信徒在教堂或其他地方布道的法案出台。奧利弗·克倫威爾認為普通信徒至少能講解《聖經》，但只徵集到五十七名議員的支持。而議會的憲法草案中也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會寬容獨立派。
從查理一世那裡也看不到希望。自1646年5月以來，查理一世一直被囚禁在蘇格蘭軍營中，先是在紐瓦克，後來轉到紐卡斯爾。查理一世在紐卡斯爾收到各項提議。這些提議的中心要求是國王應該在三個王國全面推行《神聖盟約》，並接受由議會設立的長老會。與此同時，在接下來的二十年里，國王應該將海軍和陸軍的控制權交給議會。二十年後，上下兩院再決定未來的解決方案。在教會的支持下，再加上手中的軍權和財政權，議會的各項權力將穩步確立。
查理一世儘量避免做出直接答覆。他認為一個真正的教會需要延續主教制度和使徒繼承制度。而一旦查理一世同意廢除主教制度，「教會也就不存在了」。對查理一世來說，違背良心的屈服將是「莫大的罪過」。政治動機加劇了查理一世良心的不安，而接受和實行《神聖盟約》將是「對叛亂的永久授權」。至於通過立法建立長老會，查理一世說：
借著英格蘭進行徹底改革的藉口，議會打算從國王手中奪走所有的教會管理權，交到議會兩院安排的人手裡。更有甚者，議會會引入反動教義，教導民眾說叛亂合法，還說國家最高權力來自人民。議會還說國王應該對人民負責，有錯應該及時糾正……最睿智的所羅門曾經說過：「沒有主教就沒有君王。」
經過幾個月的談判，查理一世最終做出讓步，同意成立長老會，並讓其存在三年，而議會可以控制陸軍和海軍十年。查理一世規定十年後陸軍和海軍的控制權應該回歸王室，同時堅持三年後一定要重新建立主教制度。
八個月的談判毫無結果，查理一世對長老會的頑固拒絕激怒了蘇格蘭人。他們決定拋棄查理一世，將他交給他的英格蘭臣民。1647年1月30日，蘇格蘭人化解了與英格蘭議會針對軍費餘款拖欠的分歧並收到二十萬英鎊的欠款。他們撤離紐卡斯爾，將查理一世交給英格蘭議會專員。1647年2月，查理一世被帶到北安普敦郡的霍爾姆比城堡，由專員和騎兵衛隊看管。
然而，查理一世跌至谷底的那一刻卻標誌著他的政策的成功。查理一世拒絕接受《紐卡斯爾提議》，主要是因為他堅信自己不可或缺。查理一世在一封信中寫道：「人們開始意識到，如果我不在位就不會有和平。」此外，查理一世的敵人也必須意識到這一點：「我在此預言，他們如果不接受我的條件，必將毀滅。」查理一世預感到，總有一天反對者中的某些派別會為了一己之私接受他的條件，與他達成和解。現在他的預想就要成真了。在查理一世抵達霍爾姆比城堡前，一些長老派貴族已經同意將接受查理一世的讓步作為協議的基礎。一旦協議達成，查理一世將重新行使權力。這是保王派和長老派聯盟的開始，同時也導致了第二次內戰和查理二世最終的復辟。1647年5月2日，關於查理一世讓步具體內容的新消息傳到威斯敏斯特。毫無疑問，兩院的大多數人都會滿意地接受這些讓步。
在這種基礎上達成的協議是停戰協議而不是和平協議。這個協議不但沒有解決引發這次戰爭的問題，反而扔掉了所有勝利果實。
議會和查理一世曾經為爭奪主權而戰，而現在查理一世以暫時讓步為代價重新掌握主權。只要查理一世保持對議案的否決權，就可以阻止他的暫時讓步演變為永久性的屈服。查理一世也確實打算這麼做。獨立派感到這樣一邊倒的妥協十分危險，但他們在議會兩院都是勢單力薄的少數派。一旦軍隊解散，獨立派將完全失去影響力。軍隊解散原本應該在1646年10月進行，但由於議會與蘇格蘭關係緊張，直到1647年2月解散計劃才獲得通過。議會提議從英格蘭現有的四萬名武裝人員中組建出一支新的軍隊，保留六千四百名騎兵和一萬名左右的步兵，組成衛戍部隊。藉此機會，議會將清除新模範軍的所有獨立派軍官。托馬斯·費爾法克斯爵士將繼續擔任上將，但其他將軍級軍官都將被解職。任何議會議員都不得在新組建的軍隊中任職，也不得任命任何不符合長老會教規的軍官。至於新模範軍的士兵，其中的四千騎兵將留在英格蘭服役，而其餘的騎兵和步兵將被派去重新征服愛爾蘭。
在愛爾蘭，自1643年停戰以來，查理一世的總督奧蒙德伯爵詹姆斯·巴特勒一直在都柏林維持局面，希望將停戰推進成和平，並向英格蘭查理一世提供援助。但天主教教士堅持要在愛爾蘭建立天主教，談判失敗。1646年，都柏林再次被包圍。由於部隊人馬不足，又無力支付軍餉，奧蒙德伯爵詹姆斯·巴特勒陷入兩難——要麼屈從於愛爾蘭叛軍，要麼屈從於英格蘭叛軍。為了讓愛爾蘭繼續從屬於英格蘭，奧蒙德伯爵詹姆斯·巴特勒向英格蘭叛軍屈服。1647年2月，奧蒙德伯爵詹姆斯·巴特勒向議會提出辭職。這一提議與長老派的計劃不謀而合。1647年3月6日，議會投票決定立即派遣來自新模範軍的一萬兩千六百名士兵前往愛爾蘭，並派專員到新模範軍總部動員更多士兵去愛爾蘭服役。
奧蒙德伯爵詹姆斯·巴特勒
如果這些士兵受到公正對待，那麼無論是說服他們自願去愛爾蘭還是和平解散應該都沒有什麼困難。但長老派領導人的愚蠢行為引發了一場軍事叛亂，改變了英格蘭的政治局面。在部隊解散或他們重新入伍前，士兵們希望拿到過去服役的酬勞。步兵的軍餉被拖欠了十八周，而騎兵的軍餉則被拖欠了四十三周。士兵們請求托馬斯·費爾法克斯爵士代表他們向議會請願，特別要求免除他們在戰爭後期的行為可能招致的法律訴訟，並保證付清欠薪。下議院下令鎮壓請願者，並宣稱持續請願的人是國家的敵人和公共和平的破壞者。至於拖欠士兵的酬勞，議會只同意支付六周的數額。而即使是這六周軍餉，也直到1647年4月月底才遲遲給出答覆。最終，在新模範軍的兩萬兩千名士兵中，只有兩千三百人自願去愛爾蘭。軍隊的不滿情緒發展成可怕的騷動。1647年4月，騎兵團選舉協調聯合行動的代表，這些代表被稱作鼓動者或代理人。1647年5月，步兵也成立了代表團。1647年4月月底，八個團的鼓動者聯名上書菲利普·斯基彭和奧利弗·克倫威爾，請求他們代表軍隊向議會澄清軍隊遭受的冤屈並尋求補救措施。奧利弗·克倫威爾和菲利普·斯基彭將軍隊的信函提交給下議院，下議院命令亨利·艾爾頓和喬治·弗利特伍德陪同兩位將軍下到軍隊，平息士兵們的騷動。下議院向士兵們保證，在解散部隊時會支付相當大的一部分拖欠款項，而後續欠款也會保證支付。在這之前，議會提議支付的六周欠款增加到八周。
喬治·弗利特伍德
截至目前，奧利弗·克倫威爾沒有參與議會與士兵的談判，更沒有參與士兵反對解散的運動。1647年2月，在議會第一次投票通過解散軍隊時，奧利弗·克倫威爾身患重病，一段時間內都沒有在下議院和兩國委員會露面。所有人都知道他對長老派領袖們奉行的政策相當不滿，因此有些人將他的缺席歸結於這一原因。1646年8月，在評論當時的議會現狀時，奧利弗·克倫威爾說：「議會派系林立，情況越發糟糕。」倫敦保王派情緒滋長，市民對軍隊和獨立派人士的敵意也與日俱增，因此他感到極其焦慮。1646年12月21日，奧利弗·克倫威爾在給托馬斯·費爾法克斯爵士的信中寫道：
我們收到一封來自倫敦的長長的請願書。在這封請願書中，請願者大肆攻擊軍隊，暗藏險惡用心。現在流行的風氣透過請願書可見一斑，而我們能對人們抱何種期待也毋庸贅言。能讓我們聊以自慰的是，上帝在上，上帝憑自己的喜好行事。無論請願者有何陰謀，有何怨恨，唯有上帝能決定一切。
1647年3月，倫敦的整體局勢對軍隊越發不利。奧利弗·克倫威爾在給托馬斯·費爾法克斯爵士的信中寫道：
此類情況比比皆是。人們對軍隊懷有如此大的敵意，已經到了糊塗的程度……人們的精神從未像現在這樣痛苦……祈禱日那天，為了預防我們的士兵割掉長老派的喉嚨，倫敦在科文特花園布置了近兩百名士兵，有騎兵也有步兵。這不過是嘲弄上帝的把戲。
人們對他的猜疑讓奧利弗·克倫威爾十分憤慨，而那些不明真相的人對待他的方式更是讓他惱火。他對埃德蒙·勒德洛說：
為這樣一屆議會服務是件可悲的事，我勸各位永遠都不要對議會如此忠誠。如果一個人被議會中的見風使舵者誹謗中傷，他將永遠也抹不掉這些傷害。如果他是為一個將軍服務，就可以儘管放心效力，不會遭受任何苛責和嫉妒。
奧利弗·克倫威爾甚至想帶著願意跟隨他的部下離開英格蘭，為普法爾茨選帝侯查理·路易麾下的德意志加爾文主義者效力。1647年3月或4月，奧利弗·克倫威爾與普法爾茨選帝侯查理·路易針對這個問題進行了長時間的交談。
儘管奧利弗·克倫威爾極其不滿，但他的言行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打算抵制議會的政策或挑起軍事革命。一些最熱心的崇拜者對他一再阻止士兵們請願的行為痛心疾首。1647年3月25日，約翰·利爾伯恩寫信給奧利弗·克倫威爾說：
今天軍隊的一名軍官告訴我，您和您的代理人將要澆滅我們的希望，阻止士兵們向下議院提交請願書。您還希望士兵們在放下武器前不要繼續請願，因為您已經與下議院約定，只要議會下令，士兵們就應該放下武器。
約翰·利爾伯恩繼續說道，在過去的幾個月里，奧利弗·克倫威爾的行為讓他極其驚訝和難過。是不是那些見風使舵的政客——如亨利·韋恩爵士和奧利弗·聖約翰這樣的「貪婪的蚯蚓」——迫使他妥協了？又或是議會已用財產收買了他，導致他無所作為？願他痛下決心，「繼續像個男人一樣為上帝服務吧」！願他能置自身安危於不顧，救部屬於毀滅之險境，讓國家免遭侵略和奴役。
奧利弗·克倫威爾對這些呼籲充耳不聞。他不想鼓勵士兵干預政治，更擔心議會和軍隊的決裂可能會導致無政府狀態。1647年5月，他和三名同事一起抵達薩弗隆瓦爾登的陸軍總部，仔細審查請願者蒙受的冤屈，傳達議會的投票決議，並盡力說服官兵服從議會。他對軍官們說道：
真的！先生們！慎重考慮、充分利用投票決議和兵團提供給大家的利益，充分尊重他們和我們大家共同遵循的權威，這對大家再好不過。如果權威歸於烏有，接下來將是一片混亂。
調查專員報告說，他們發現整個軍隊都「感到非常痛苦」，而普通士兵「躁動不安」。1647年5月21日，下議院向奧利弗·克倫威爾表示感謝。奧利弗·克倫威爾告訴下議院，雖然士兵們堅決不肯去愛爾蘭，但他認為依然可以和平解散士兵。在他的影響下，下議院似乎突然傾向於採取和解政策，並通過了幾條法令解決士兵們的一些小冤屈，但仍然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確保兌現支付欠餉的承諾。1647年5月27日，下議院投票表決通過了一項立即解散軍隊的計劃。這項計劃將在1647年6月1日從托馬斯·費爾法克斯爵士的兵團開始執行。為了防止可能發生的協同抵制行動，各兵團將在相隔很遠的幾處地方分別解散。
長老派領袖已經下定決心要用武力保證解散計劃的貫徹執行。他們秘密與法蘭西大使和蘇格蘭議會的委員們商討，打算將蘇格蘭軍隊引入英格蘭。威爾斯親王查理將被派往蘇格蘭領導入侵行動，並儘快將查理一世從霍爾姆比城堡帶到倫敦，而倫敦的民兵完全處於長老派的控制之下。與此同時，為了應對軍隊的抵抗，還從牛津調來一隊炮兵駐守倫敦塔。這樣，在蘇格蘭軍隊和倫敦的支持下，議會將強迫士兵服從解散條款並懲罰那些參與反抗的軍官。這意味著一場新的內戰即將打響。
與此同時，一場大規模的兵變開始了。在士兵的不滿情緒尚未平息時，議會就通過了解散軍隊的投票表決。相形之下，議會微弱而遲鈍的讓步毫無意義。在軍隊中，長老派領袖不可告人的陰謀早在謀劃之初就傳得人盡皆知。在鼓動者的命令下，軍隊拒絕解散。這不再是簡單的薪金拖欠問題。一個鼓動者寫道：「行動起來！情況危急！英格蘭王國的利益和存亡都掌握在你們手中。」大多數軍官持同樣想法，堅決站在士兵一邊。托馬斯·費爾法克斯爵士的戰爭委員會也是這樣想的。在士兵們的請求下，戰爭委員會下令全軍於1647年6月3日集合。托馬斯·費爾法克斯爵士後來解釋說：「為了不讓軍隊陷入混亂或更糟的境地，我不得不放棄一些東西。」在沒有得到托馬斯·費爾法克斯爵士命令的情況下，一群騎兵控制了牛津的炮兵隊。1647年6月3日，在霍爾姆比城堡，士兵們抓獲了查理一世。同一天，奧利弗·克倫威爾離開倫敦，決定與軍隊共存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