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利弗·克倫威爾與清教徒革命 · 第2章 內戰前夕 （1629—1640）

在接下來的十一年裡，查理一世擺脫了議會，獨自統治著國家。1626年，查理一世警告下議院：「你們記住，議會的召集、開會和解散完全在我的掌控之內。我要根據你們結出果子的好壞來決定你們的去留。」現在，查理一世宣布議會結出了壞果子。因此重新召集議會將變得遙遙無期。從今以後，查理一世將以上帝賜予他的權柄治理國家。這樣，國民就不得不承認他們是基督教世界最幸福、最自由的臣民。 此後，未經議會授權的徵稅司空見慣。商人們要交噸稅和磅稅，卻似乎對此從未有過異議。舊的貿易稅尚未廢止，新的稅費又疊加上來。遭到廢除的法律被重新啟用並嚴格執行。1630年，法律要求擁有年收入超過四十英鎊地產的個人必須接受騎士封號，拒不接受者將被罰款，而罰款總額高達十七萬英鎊。1634年，古老的森林法[1]死灰復燃。三百年來一直處在皇家森林邊界之外的土地現在突然被宣布成為皇家森林的一部分，而這些土地所有者因侵占皇家土地被處以重罰。 騎士門檻極低，導致針對騎士的罰款涵蓋所有鄉紳，甚至所有人。皇家森林的擴張主要威脅到貴族和上層階級，而壟斷讓所有階級都深受其害。據估算，酒的壟斷使查理一世每年獲利三萬八千英鎊。專利權持有人從葡萄酒商手中獲得九萬英鎊。葡萄酒商只好提高售價。這樣一來，國民為此每年多付了三十六萬英鎊。除了酒的壟斷，還有肥皂、鐵、菸草、鹽、火藥等許多其他商品的壟斷。 一方面，查理一世的斂財措施讓整個國家怨聲載道；另一方面，這些措施不足以滿足政府需求。1635年，查理一世的正常收入是六十萬英鎊，而查理一世的債務高達一百二十萬英鎊。一旦遇到海上安全問題或緊急外事需要艦隊出征時，直接徵稅就勢在必行。於是，造船稅應運而生。1634年，造船稅僅適用於沿海郡縣，給查理一世帶來十萬英鎊的收入。到了1635年，造船稅擴展到內陸，查理一世的收入翻了一番。 即使向法院上訴尋求保護或賠償也無濟於事。由於查理一世可以隨意撤換法官，法官認為自己是查理一世的僕人，拒絕在查理一世和人民之間進行仲裁。在裁定造船稅的合法性時，法官們公布的決定居然是出於政治而非法律考量。一位法官宣布，法律是國王忠實的奴僕。通常情況下，國王即法律，而非法律即國王。另一位法官聲稱，議會的任何決議都不能剝奪國王的權力。只要國王認為有必要，他就有權支配臣民的人身和財產。法官們的態度相當於表明法律已然無效。這套邏輯的實質是，人們可稱為私有的東西已不復存在。除普通法庭外，還有都鐸王朝創立的特殊法庭執行國王意志。國王可以隨時任意擴大特殊法庭的管轄範圍。1632年，北方議會[2]的權力增加。樞密院宣告擁有立法權，「命令不聽法律命令的人，約束不受法律約束的人」。星室法庭[3]通過罰款和監禁強制執行命令，並對反對者及批評者施以羞辱性的懲罰。威廉·普林、亨利·伯頓和約翰·巴茨威克的命運表明，野蠻可恥的懲罰可能落在任何人身上，不管這個人擁有什麼職業[4]。約翰·艾略特爵士及同僚的遭遇表明，議會特權也不能免遭查理一世的報復[5]。有些樞密院成員「聽到『自由』這個詞時，發出一聲冷笑」。有識之士憂心忡忡，權利的根基已瀕臨毀滅。 星室法庭 威廉·普林 亨利·伯頓 約翰·巴茨威克 約翰·艾略特爵士 如果英格蘭人想知道國王的最終目的，越過聖喬治海峽就可以明白了。1638年，愛爾蘭總督托馬斯·溫特沃斯[6]寫信回來說：「在這裡，國王和普天下的君王一樣，擁有絕對權力。」議會完全由托馬斯·溫特沃斯控制，已經形同虛設。正如約翰·皮姆所說，沒有自由的議會不過是將奴役合法化而已。雖然名義上保留陪審團，但當陪審團成員做出不利於國王的裁決時，會因為抗命而面臨罰款。高級官員和富裕貴族深切感受到托馬斯·溫特沃斯話語的分量，紛紛俯首聽命。貿易量增加了。查理一世的命令深入全國各地。窮人不再受貴族的壓迫，過上了愛爾蘭的窮人做夢都想要的「自由生活」。除了一些偶然個例，政府自治的痕跡已經蕩然無存。政府成了查理一世手中的棋子，所有的行動和權力都來自查理一世。人民別無選擇，只能服從查理一世。托馬斯·溫特沃斯說，「讓他們服從國王的意志，相信國王的公正和智慧，相信國王愛他們如父母」，而不是被別人用「子虛烏有的自由」弄得昏頭昏腦。 約翰·皮姆 托馬斯·溫特沃斯 然而，查理一世對絕對權力的運用並沒有培養出英格蘭人對他卓越智慧的盲目信仰。 本來，如果查理一世能拿出一套強有力的對外政策振興國家，或許會緩和部分臣民對他以個人統治取代自治政府的反感。然而，查理一世沒有固定的對歐洲的政策。當查理一世解散第三屆議會時，他正與法蘭西和西班牙交戰。由於缺乏資金，查理一世不得不儘快結束戰爭。在歐洲政治中，查理一世唯一關注的事情是能否讓姐姐伊麗莎白·斯圖亞特及其子女重新統治普法爾茨[7]。為此，查理一世同時向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斐迪南二世提出結盟[8]。查理一世還同時與法蘭西和西班牙談判，一如幾年後他同時與長老派和獨立派談判一樣[9]。查理一世的政策充滿陰謀詭計，但無一有效。查理一世的談判是廉價的討價還價，要得多，給得少，必然一無所獲。查理一世制定的歐洲政策的目標隨時變化，毫無立場，也從未成功。這導致他在歐洲沒有任何盟友。 伊麗莎白·斯圖亞特 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斐迪南二世 不過，查理一世的政策也有好的地方。英格蘭從未捲入戰爭。阿諛奉承者將此奉為治國智慧，而朝臣們認為這是對失去自由的補償。愛德華·海德[10]說：「英格蘭目前享有的安寧和幸福，是長久以來所有人曾經享有的總和。整個基督教世界都對此稱羨不已。」三十年戰爭將富饒的德意志變成了荒原，也將城市變成了廢墟。戰爭將其他國家拖得一貧如洗、滿目瘡痍，只有英格蘭仍然是「基督教的花園」和「歐洲的交易中心」。一位詩人讚頌道：「純淨的和平、美好的事物，都已找到永恆的家園。」英格蘭宮廷從沒有像現在這樣熱鬧喧囂、歌舞昇平。在德意志新教危機期間，英格蘭宮廷的假面舞會和宴會更是頻繁舉行。 一位宮廷詩人這樣寫道：「就讓德意志的鼓聲為自由吶喊吧。這噪音擾亂不了我們的心緒，也帶不走我們的欣喜。」 然而，在清教徒看來，德意志的戰鼓是在號召英格蘭覺醒。在天主教和新教的生死之戰中，清教徒們隨著鬥爭局勢的變化時而焦灼不安，時而歡欣鼓舞。約翰·艾略特爵士雖然身在倫敦塔，但心系「國外」戰爭動向。一有進展，他就歡呼雀躍。就在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即將兵臨布賴滕費爾德時，蒂莉伯爵約翰·瑟克萊斯棄城而逃。約翰·艾略特爵士高呼：「命運女神終於與希望女神相遇了！」當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在呂岑倒下時，每一個清教徒都十分揪心。西蒙茲·德威爾斯寫道：「從沒有一個人的死能像現在的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那樣，讓所有真正的新教教徒如此悲傷。我們神聖的愛德華六世沒有，我們英勇的亨利王子也沒有。」 蒂莉伯爵約翰·瑟克萊斯 歐洲大陸上這場新教和天主教之間的戰爭讓英格蘭的清教徒感同身受。清教徒認為：查理一世的外交政策是對新教的背棄，是一種懦夫行為；他的教會政策是對新教的陰險攻擊；而他的歐洲政策軟弱無力、優柔寡斷。在威廉·勞德[11]的影響下，查理一世的教會政策重回統一教會的老路。威廉·勞德自認為是非常保守的改革家，只是在執行教會戒律和國家法律。威廉·勞德的目標是將教會自宗教改革以來沾染的加爾文主義[12]污點一一去除，使英格蘭教會重新回歸天主教。威廉·勞德允許學者有一定的思想自由，但壓制與國家教會精神不同的布道，不允許出現其他形式的宗教儀式。威廉·勞德認為信仰的一致對於一個國家教會來說是至關重要的，而一致的途徑在於統一教會，「因為當教會內部不一致時，教會的團結是不會長久的」。威廉·勞德將奮鬥目標定為「維持教會尊嚴，制定有序的禮拜儀式」。 在清教徒看來，威廉·勞德是一個創新者和革命者。在全國超過一半的地區，他試圖恢復執行的宗教儀式早已被廢棄多年。每一次官方形式的恢復，每一種老式用法的復興，都使英格蘭教會向羅馬儀式靠近。在清教徒看來，舊式宗教儀式的復興還意味著國教更偏向天主教教義。鞠躬不再是表示尊敬，而是偶像崇拜的象徵。一件白袍不再是幾碼白布，而是一件羅馬牧師的法衣。清教徒們懷疑威廉·勞德的動機，認為他是隱藏的教皇主義者。隨著威廉·勞德試圖禁止傳教士布道，這種懷疑和猜想似乎都得到了證實。 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在呂岑戰場率軍衝殺 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在呂岑戰場陣亡 因改革手段，威廉·勞德樹敵很多。國王作為教會的最高統治者，可為國家所用，實現宗教改革家的主張。威廉·勞德毫不顧忌地利用了這一點。威廉·勞德在教會事務上依賴獨權政府的支持，在世俗事務上必然要與支持者結盟。對托馬斯·溫特沃斯來說，專制主義是他的政治信條。而對威廉·勞德來說，這不過是出於教會的需要。他們都需要專制主義這個工具：一個是為了實現英格蘭長治久安的夢想，另一個是為了將已經半加爾文化的教會塑造成符合英格蘭聖公教理想的統一教會。威廉·勞德和托馬斯·溫特沃斯同樣狂熱。詹姆斯一世說：「威廉·勞德有一種不安分的精神。威廉·勞德對已經發展良好的事物視而不見，只熱衷於改革，按照自己臆想的變革行事。」托馬斯·溫特沃斯則這樣描述自己：「永遠追求極致，從不認為自己已經做得夠好，而是渴望更好。」 威廉·勞德和托馬斯·溫特沃斯對反對意見缺乏耐心，無論這些反對意見是出於懶政還是良心未泯，也不管反對意見有無違法或違憲。雖然查理一世的政府已經轉變成獨裁政府，但這兩位狂熱的改革者仍不滿足。托馬斯·溫特沃斯的政治影響力範圍有限，只在愛爾蘭，而威廉·勞德的改革狂熱也只局限在教會領域內。威廉·勞德和托馬斯·溫特沃斯間的通信充滿了對其他大臣瀆職的不滿及對一攬子計劃[13]的嘆息。 對造船稅的反抗者和所有清教徒必須用強硬的手段加以鎮壓。托馬斯·溫特沃斯寫道：「無論是在世俗事務上還是在宗教事務上，反抗者和清教徒的聰明才智都被用來反對一切當局的命令。但實際上，對待他們的正確方式，就該是用鞭子抽他們一頓，讓他們將才智用在正道上。」威廉·勞德附和說：「確實如此。只有用於正道的智慧才能為國建樹，但他們明顯所用非途。」就這樣，托馬斯·溫特沃斯和威廉·勞德一拍即合，從未想過「門邊的雙手引擎」[14]有朝一日會反過來毀滅自己。 在1629年到1640年的專制統治下，奧利弗·克倫威爾的生活風平浪靜。這期間發生的事無意中為他未來的行動埋下了種子，並最終結出了累累碩果。1628年，「偉大、熱烈、嘈雜的議會」解散後，奧利弗·克倫威爾回到亨廷頓的小莊園，忙於農事。1631年5月，奧利弗·克倫威爾以一千八百英鎊的價格賣掉亨廷頓的地產，在聖艾夫斯租了一片牧場。牧場位於聖艾夫斯東面五英里[15]外的烏斯河下游。1636年，奧利弗·克倫威爾的舅舅托馬斯·斯圖爾德爵士去世。奧利弗·克倫威爾繼承了托馬斯·斯圖爾德爵士的遺產，接替他成為大教堂什一稅田的農場主。奧利弗·克倫威爾搬到伊利，住在大聖馬利亞堂附近的「牧師公館」[16]。奧利弗·克倫威爾的妻子伊麗莎白·布爾奇爾和孩子一直在這裡住到1647年。在亨廷頓時，克倫威爾夫婦育有四子二女。男孩們分別是羅伯特·克倫威爾、奧利弗·克倫威爾、理察·克倫威爾和亨利·克倫威爾，女孩們則分別叫布麗奇特·克倫威爾和伊麗莎白·克倫威爾。1637年，三女兒瑪麗·克倫威爾出生，1638年，四女兒弗朗西絲·克倫威出生。這座房子保存至今，曾經在1845年被用作酒店。 亨利·克倫威爾 托馬斯·卡萊爾寫道：「這座房子算不上奢華。但在那個崇尚簡樸的時代，對一個年入三四百英鎊的家庭來說已經足夠用了。從殘垣斷壁中，訪客仍然可以感受到古樸典雅的氣息。這座房子有兩層，更確切地說是一層半。房子屋頂是三角形的，有許多窗戶和形狀各異的煙囪。」 布麗奇特·克倫威爾 伊麗莎白·克倫威爾 一些作家，尤其是詩人，曾經寫到家庭事務和農業生產完全占據了奧利弗·克倫威爾這些年的生活。安德魯·馬維爾極口稱讚奧利弗·克倫威爾及時從公務中抽身，雖然並非出自本意： 您還未曾將清醒的靈魂 投入崇高的領域， 只在您的領地里長期蟄伏 錘鍊心智，強壯身軀。 安德魯·馬維爾 在另一首詩中，安德魯·馬維爾描繪了這位未來共和國將軍崛起的圖景： 在他的秘密花園，在那裡 他避世而居，隨遇而安， 仿佛他的最高目標 僅在於種植香柑。 然而，即使在隱秘的花園裡或在僻靜的田野上，德意志戰鼓的回聲一定也曾穿越而來。三十年戰爭[17]擾亂了西蒙茲·德威爾斯和約翰·艾略特爵士的一生，也一定給奧利弗·克倫威爾平靜的田園生活激起了漣漪。奧利弗·克倫威爾晚年的生活足以證明這一點。1647年，當英格蘭內戰似乎要結束時，奧利弗·克倫威爾曾經考慮去德意志參戰。成為護國主後，奧利弗·克倫威爾的歐洲政策深受三十年戰爭的影響。對三十年戰爭的記憶支配著奧利弗·克倫威爾對奧地利和瑞典的態度。奧利弗·克倫威爾認為利奧波德一世[18]會是第二個斐迪南二世[19]，並希望在卡爾十世·古斯塔夫[20]身上發現一個新的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然而，清教徒農場主們對未來鬥爭的認識十分清楚。對他們來說，這場戰爭不僅是一幅壯觀的場景，也是一次軍事教育。英格蘭出版的圖書精彩地描述了三十年戰爭中的幾場戰鬥和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的戰法。1630年到1640年，《瑞典情報員》和《瑞典士兵》是最暢銷的圖書。毫無疑問，奧利弗·克倫威爾讀過這些故事並從中汲取了有關軍事原理和軍事戰術的知識。此舉為奧利弗·克倫威爾日後的實際作戰提供了可借鑑的經驗。一位軍事作家說： 利奧波德一世 卡爾十世·古斯塔夫 我發現，在第一次接觸戰爭前，奧利弗·克倫威爾曾總結前人經驗，按原則行事。奧利弗·克倫威爾向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學習，幾乎達到那個時代最高的戰術水平。奧利弗·克倫威爾借鑑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屢試不爽的激勵制度，在一次戰鬥中使用了一模一樣的口號。各種跡象表明，雖然奧利弗·克倫威爾從未參與和平時期的軍事操練，但他曾經仔細研究過戰爭史。 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 奧利弗·克倫威爾更關心英格蘭專制政府的發展。1630年，因為缺席騎士冊封典禮，許多鄉紳被起訴。奧利弗·克倫威爾是被起訴者中的一個，並交了十英鎊罰金。奧利弗·克倫威爾很有可能還交了造船稅，因為在官方文件上沒有提到他的反對意見。反之，如果奧利弗·克倫威爾拒絕付款，郡治安官肯定會扣押他的財產以抵償相應稅款。在一個問題上，奧利弗·克倫威爾與地方當局發生衝突，接著與查理一世的委員會發生更大衝突。在1630年以前，亨廷頓一直是一個按古老的傳統慣例由市議會治理的自治市。市議會的成員包括兩個法警和二十四個平民，每年選舉一次。1630年7月15日，查理一世向亨廷頓下發了新憲章。「為了防止民眾騷亂」，原有的市議會宣布解散。市政府由十二個選舉出來的終身市政官共同管理，每年從十二個市政官中推選一個市長，同時配備一個特委法官。寡頭政治取代了民主制。這次管理變動的主使者顯然是住在亨廷頓的律師羅伯特·巴納德先生。在布蘭普頓附近買了一處地產後不久，羅伯特·巴納德就成了市裡的特委法官。原來的市議會批准了亨廷頓政府的管理變動，但新憲章的條款在審查時引起了民眾的廣泛不滿。有人抱怨說，新憲章賦予市長和市政官剝奪自由民使用公地的權利，並對拒絕擔任市政職務的自由民處以高額罰款。奧利弗·克倫威爾接受了這一變動。在新憲章中，奧利弗·克倫威爾將出任所在選區的三個治安法官之一。但他認為民眾的抱怨不無道理，主動為公眾的不滿發聲。可能是因為覺得羅伯特·巴納德欺人太甚了，在後來的一封信中，奧利弗·克倫威爾警告市政機關要提防羅伯特·巴納德。奧利弗·克倫威爾怒火中燒，向新市長和羅伯特·巴納德發表了「可恥的、不得體的言論」。新的市政機關將此事報告給樞密院。1630年11月2日，市議會拘留了奧利弗·克倫威爾和他的一個同夥。此案於1630年12月1日開庭審理，並交由曼徹斯特伯爵愛德華·蒙塔古仲裁。在仲裁報告中，曼徹斯特伯爵愛德華·蒙塔古指責了奧利弗·克倫威爾的過激行為。為了順應對奧利弗·克倫威爾的責難，曼徹斯特伯爵愛德華·蒙塔古命令市議會修改了新憲章中的三條。其中一條修改命令保障了較窮的自由民的權利。這條命令稱：「按照此條命令和以往慣例，人們在公地上飼養的所有牲畜的數量，不得加以削減或改變。」關於個人恩怨，曼徹斯特伯爵愛德華·蒙塔古的報告說： 曼徹斯特伯爵愛德華·蒙塔古 至於奧利弗·克倫威爾先生髮出的關於市長先生和羅伯特·巴納德先生的不當言論，我們應當認為是他在一時頭腦發熱、過度激動的情況下說出的。希望大家就此捐棄前嫌。我發現奧利弗·克倫威爾先生非常願意和羅伯特·巴納德先生保持友誼。出於良好願望，羅伯特·巴納德先生也願意拋棄所有不愉快的過往，既往不咎。所以，我讓他們私下和解。 毫無疑問，這場與地方當局的爭論是奧利弗·克倫威爾離開亨廷頓的原因之一。在聖艾夫斯和伊利，奧利弗·克倫威爾仍然積極捍衛貧窮鄰里的權利。1634年，一家新成立的公司開始在伊利的沼澤地建設排水工程，即著名的大平面工程。這項工程能夠通過從沼澤中排除漬水獲得大量土地。作為回報，這群由貝德福德伯爵威廉·羅素領導的「冒險家們」可以獲得部分土地。1637年，大平面工程宣告完工，「冒險家們」拿到了土地。這項排水工程讓平民失去了以往在沼澤地放牧、打漁的權利。為維護平民的利益，奧利弗·克倫威爾帶頭反對這群「冒險家」。一個「冒險家」抱怨道： 貝德福德伯爵威廉·羅素 在伊利沼澤地及毗鄰沼澤地的平民中有傳言稱，伊利的奧利弗·克倫威爾先生已經做出承諾。他表示只要平民將在公用地上飼養的牛按每頭四便士的酬勞付給他，他就會將排水公司的人告進監獄連關五年，由此平民們就可以享有公用地上的每一寸土地。 1638年，查理一世介入此事，宣布排水工程尚未完工，並承諾由他親自監督建設完成。同時查理一世也宣布該地區的居民將繼續擁有自由土地和公地，直至工程真正完工。關於奧利弗·克倫威爾在這場與地方當局的爭論中的作用，除了菲利普·華威克爵士在回憶錄中對故事有些粗略記錄，人們別無所知。這個故事只提到，「那幫粗人」對排水計劃的反對情緒高漲，而奧利弗·克倫威爾應群眾呼聲成為抗議民眾的帶頭人。在這個事件過後很久，菲利普·華威克爵士才開始寫回憶錄，他想當然地認為奧利弗·克倫威爾反對查理一世，而這個誤解很容易讓後人相信。 菲利普·華威克爵士 幾年後，奧利弗·克倫威爾以同樣的方式站出來捍衛以前在聖艾夫斯時的鄰居們的權利。聖艾夫斯附近薩默舍姆的荒地未經平民同意就被圈起來賣給了曼徹斯特伯爵愛德華·蒙塔古。長期議會[21]召開期間，憤憤不平的平民請求下議院糾正這一行為。上議院進而干涉，下了袒護曼徹斯特伯爵愛德華·蒙塔古的命令。平民們拆掉了籬笆，奪回了荒地，以「暴亂好戰的方式」回應了上議院的命令。上議院派一支民兵隊幫助曼徹斯特伯爵愛德華·蒙塔古收復財產。隨後，曼徹斯特伯爵愛德華·蒙塔古向平民們發出了六十張傳票。奧利弗·克倫威爾並沒有試圖為平民的暴力辯護，而只是讓下議院任命了一個委員會來仲裁此案中雙方的權利。委員會主席愛德華·海德對奧利弗·克倫威爾倡導平民權利時的激烈言辭十分反感。愛德華·海德報告說，奧利弗·克倫威爾「命令證人和請願者按照他的說法作證，並對證詞進行大肆渲染」。奧利弗·克倫威爾指責愛德華·海德偏袒曼徹斯特伯爵愛德華·蒙塔古，並用難聽的話辱罵占用圈地的主使人——曼徹斯特伯爵愛德華·蒙塔古的兒子。愛德華·海德威脅說要向下議院舉報奧利弗·克倫威爾，稱「他的整個言行舉止十分粗暴無禮」。 愛德華·海德 對農民和耕種自有土地的小農場主權利的一貫支持為奧利弗·克倫威爾在東部地區影響力的擴大打下了基礎。奧利弗·克倫威爾吸引了許多非清教徒的支持。因為對他們而言，平民權益是具體可見的東西，而議會權利過於抽象，不可企及。村莊的普通村民都將奧利弗·克倫威爾視為領袖，願意追隨他。1643年，一份保王派報紙給奧利弗·克倫威爾起了個外號——「沼澤地勳爵」。雖然這個外號來自奧利弗·克倫威爾的軍事功績，但早在這之前，奧利弗·克倫威爾就已經在沼澤地區深孚眾望了。 在小範圍內，奧利弗·克倫威爾是一名熱心的清教徒。他反對威廉·勞德的教會政策，但並未因此名聲受損。約翰·威廉士是奧利弗·克倫威爾的親戚，時任林肯主教，這幾年住在亨廷頓附近的巴克登。奧利弗·克倫威爾後來常說，在那段時間，約翰·威廉士是「非教會派新教教徒的共同發言人，堅決捍衛他們的立場」。威廉·勞德的教會政策中有一條是壓制自由布道的，對此奧利弗·克倫威爾極其反對。城鎮的清教徒們，有的對教會人士的玩忽職守十分不滿，有的對教義充滿反感。他們聯合起來支持以布道為職業的講師。大多數城鎮自治機構都設有講師崗位。1625年，一個小社團成立，專門收購私人託管的什一稅田，並將所得收入用於支付講師費用。威廉·勞德試圖壓制這些布道活動。1633年，星室法庭廢除了公共不動產私人託管制，交由國王託管。 約翰·威廉士 在聖艾夫斯和亨廷頓郡的一些地區，奧利弗·克倫威爾密切關注著一個講師職位。在這個職位上的講師的薪資一直是由一些倫敦市民捐助的。1636年，由於捐助的中斷，這個講師職位將被取消。奧利弗·克倫威爾的第一封信以十分謹慎老道的措辭呼籲一個中斷資助的捐助者。他在信的開頭寫道： 你做的絕不是微不足道的善行，相反，你提供的是精神食糧。建造醫院保障了人們的身體的健康，而建造禮拜堂為人們的心靈提供了庇護。但那些保障精神食糧、建造精神禮拜堂的人，才是真正仁慈、真正虔誠的人。你資助宣講就是在做這樣一件偉大的事。 奧利弗·克倫威爾接著說在這個職位上的講師是一個好人，能力很強，之前工作表現卓越，所以請他繼續資助下去。 確實，看到眾多有能力、有信仰的人支持這個講師職位是一件非常令人欣慰的事。我深信資助這個講師職位的諸位正是這樣的人。這個時候，我們眼睜睜地看著反對上帝真理的人壓制有能力和信仰的人……收回捐助無異於撤銷宣講。我們不能指望士兵自帶糧餉與敵人作戰。因此我懇求您……繼續資助下去吧！上帝的孩子會為您祈禱。我也會。 去往教堂的清教徒 威廉·勞德在禮拜儀式上的變革和對清教徒布道的壓制，都讓奧利弗·克倫威爾深感厭惡。1658年，奧利弗·克倫威爾回顧威廉·勞德的政策時說： 威廉·勞德在蓄意變革我們的宗教。這些變革正在吞噬我們宗教的核心、削弱我們的力量、帶走我們的靈魂、奪走我們的生命力。威廉·勞德引入了一系列有害的天主教儀式，並強加給這個國家的清教徒和宗教人士，迫使他們在寒風呼嘯的荒野中求生存。現在，我們的朋友為尋找良心的自由安放之地而被迫逃到荷蘭、新英格蘭，逃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有說法認為，奧利弗·克倫威爾也曾經考慮過移居新英格蘭。有很多證據能證明這一點。 如果奧利弗·克倫威爾曾經有過這樣的念頭，那大概是1631年到1636年。1631年5月，離開亨廷頓前，奧利弗·克倫威爾變賣了所有地產。對於計劃移民的人，這是一種很自然的做法。奧利弗·克倫威爾買的牛和租用的土地都可以在短時間內變現。這個行為發生的時間更是值得一提。1630年和1631年，清教徒出走運動[22]達到高潮，大部分抵達新英格蘭的殖民者來自東英吉利地區。1632年3月，華威克伯爵羅伯特·里奇將原來的康乃狄克的殖民特權授予了賽義子爵威廉·費因斯及包括約翰·漢普登在內的同事。約翰·漢普登是奧利弗·克倫威爾的表兄，因此奧利弗·克倫威爾極有可能曾經考慮過到表兄約翰·漢普登治下的殖民地定居。 華威克伯爵羅伯特·里奇 賽義子爵威廉·費因斯 如果奧利弗·克倫威爾曾經考慮移民，是什麼原因讓其未能成行呢？18世紀時有傳言稱，1638年5月，地方議會命令一艘船停航，而奧利弗·克倫威爾當時就在那艘船上。這顯然是謠傳，因為在船上乘客請願之後，船恢復了航行。同時代的說法顯然更可信。據稱是因為奧利弗·克倫威爾的親戚去世了，給他留下了一筆可觀的財產。人們認為這個親戚是死於1636年1月的托馬斯·斯圖爾德爵士。如果傳說與事實高度吻合，那可信度應該更高。 在奧利弗·克倫威爾考慮移民期間，他寫過一封信。信中透露出的另一個事實值得我們注意。如果奧利弗·克倫威爾記錄過自己的早年生活，那麼對我們來說，他內心發生的變化比他與地方當局的衝突或世俗命運的改變更有意義。在1628年之前，奧利弗·克倫威爾就宣稱信教。各種跡象表明奧利弗·克倫威爾是一名虔誠的清教徒。1638年，奧利弗·克倫威爾正式信奉加爾文主義。這是一種消除一切恐懼和懷疑的完美信仰。信奉加爾文主義後，奧利弗·克倫威爾有些矛盾。很多清教徒都經歷過同樣的掙扎。約翰·班揚曾講述奧利弗·克倫威爾是如何「在生活中開始了某種外在的宗教改革」。奧利弗·克倫威爾的鄰里認為他是「一個非常虔誠的人，一個新的宗教人士。看到如此巨大而顯著的改變，他們感到很驚奇」。然而，此後很長一段時間，奧利弗·克倫威爾「處於一種絕望悲傷的狀態」，疑慮不安，飽受折磨。他拷問自己：「你如何得知你心懷信仰？你如何得知你是上帝的選民？如果上帝慈悲不再，又該如何？」奧利弗·克倫威爾寫道：「我的思想像無主的地獄獵犬，我的靈魂像殘破的海上孤舟，隨風搖曳，有時會一頭栽進絕望之中。」 約翰·班揚 「執拗的問題」困擾、折磨著奧利弗·克倫威爾。在亨廷頓時，奧利弗·克倫威爾結識了一個不留情面的醫生。這個醫生說奧利弗·克倫威爾脾氣暴躁，充滿幻想，而他在倫敦諮詢過的另一個醫生將他診斷成「憂鬱症患者」。他們對病入膏肓的心靈和自我交戰的靈魂無能為力。1628年到1636年，這場內心衝突達到頂峰。奧利弗·克倫威爾當時的一位朋友在多年後寫道： 這位偉人從一個極其消沉痛苦的狀況走到今天的位置。他的靈魂曾經遭受巨大的痛苦。他曾經長期被恐懼與誘惑困擾，以寒微之軀應對外物。在苦難的深淵中，他學會服從主的旨意。宗教就這樣「用錘子和火鑄進他的靈魂」，而不只是「像光一樣刺入他的心靈」。 1638年，應其堂妹聖約翰夫人伊麗莎白·克倫威爾之請，奧利弗·克倫威爾吐露了這段人生危機。他說： 你知道我過著怎樣的生活嗎？啊！我生活在黑暗之中，熱愛黑暗，憎恨光明，我是罪人的領袖。我憎惡虔敬，而神卻憐憫我。直到如今，鬥爭還沒有結束。我身處米謝克，他們說這意味著深淵。我身居基達，他們說這裡代表黑暗。幸而主沒有放棄我。雖然主姍姍來遲，但我相信他會帶我到他的帳幕，他的安息之所。我的靈魂與聖子的隨從同在，我的軀體在希望中安歇……他的光芒讓我得見光明。 這些不過是奧利弗·克倫威爾的自我批評，我們不能因此認為保王派作家對奧利弗·克倫威爾早期生活的指責是有根據的。這些自我批評是精神上的弱點而非道德上的墮落，是對塵世虛榮的追求。雖然奧利弗·克倫威爾後來經常告誡孩子們遠離虛榮。這些自我反省是感情變化而非行動上的變化，是從冷漠到熱忱、從沮喪到欣喜的變化。 奧利弗·克倫威爾對上帝於他的救贖滿懷感激，並渴望向世人證明自己的信仰。「如果需要我以行動或苦難的形式崇敬上帝，我將非常樂意去做。真的，這世上沒有哪個可憐人比我更有理由為上帝獻身。我已經有了豐厚的收入，此後絕不多賺一分。」採取行動的機會馬上就要到來了。在奧利弗·克倫威爾寫下這些話的時候，蘇格蘭的反抗已經開始。之前引述過的那位朋友指出，奧利弗·克倫威爾精神生活的轉折與他事業上歷史性的轉折竟然同時發生，「他精神極度痛苦的時候，正是我們的宗教事業處於低谷的時候」。當事業走向成功時，「他走了出來，精神平靜，地位攀升」。因此，「他為事業而受苦，為事業而奮起，仿佛他的生命只為此而來」。 1638年是英格蘭清教主義發展的歷史轉折點。起初，查理一世的統治似乎如他渴望的那樣穩固。法官們裁定造船稅合法。這一裁定為君主專制提供了法律基礎，也為查理一世將來提出更多要求提供了有利依據。只要查理一世希望如此，那些用來證明國王有權為了維持海軍而隨意徵稅的論據，同樣可以拿來證明他有權為維持軍隊籌集資金。因此，用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馬斯·溫特沃斯的話說，王權「永遠免受臣民的限制和約束」。一位清教徒律師寫道：「我們所有的自由都在一瞬間被徹底摧毀了。」 1637年，有傳言說蘇格蘭發生了騷亂。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馬斯·溫特沃斯的密探給他寫信說：「主教們將我們的《祈禱書》引入蘇格蘭時，遇到了大麻煩。」但兩人都沒有重視這一消息。1638年3月月末，蘇格蘭人簽訂了《盟約》[23]，北方的小片陰雲演變成一觸即發的風暴。如果約翰·漢普登及其同仁能讀到威廉·勞德寫給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馬斯·溫特沃斯的信，定會放聲大笑。1638年5月，約翰·漢普登為「蘇格蘭事務」感到極其不安，「如果上帝保佑此事平安結束，那再好不過」。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對約翰·漢普登的不利判決剛過十天，威廉·勞德被徹底嚇壞了。威廉·勞德表示：「我指望的不只是蘇格蘭的事務，而是國內外所有的事務。我們花費巨大，但收穫甚微。我現在內心極度憂慮，只怕有不小的災禍發生……我看除非奇蹟發生，不然無藥可救了。」 約翰·漢普登 查理一世決定用武力鎮壓蘇格蘭人的反抗。查理一世說：「只要這個《盟約》生效，我在蘇格蘭的權力就不會比威尼斯公爵大多少。我寧死也不接受。」查理一世派漢密爾頓侯爵詹姆斯·漢密爾頓和蘇格蘭人談判：「給我爭取時間。在我做好鎮壓準備之前，別讓他們公開做蠢事。」談判和陰謀都沒有破壞蘇格蘭人的團結。1639年5月，查理一世召集了兩萬人向邊境進軍，開始進行鎮壓。利文伯爵亞歷山大·萊斯利曾經是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手下的士兵，他集結了同等數量的蘇格蘭兵力在邊境堵截。利文伯爵亞歷山大·萊斯利的軍隊紀律嚴明、酬勞豐厚、軍糧充足。他的手下「精力充沛、驍勇善戰、鬥志昂揚」。相反，查理一世的軍隊裝備落後、糧餉不足、士氣低迷。英格蘭的貴族們和軍隊各懷鬼胎。為了此次戰役，查理一世掏空了國庫來組建軍隊。 漢密爾頓侯爵詹姆斯·漢密爾頓 利文伯爵亞歷山大·萊斯利 鎮壓事件的結果是，查理一世除了講和別無選擇。1639年6月24日，雙方簽署了《伯威克條約》。如果戰爭是一出鬧劇，那麼條約就是一齣喜劇。查理一世原諒了蘇格蘭戰前的一切行為，滿足了其戰後的所有要求。在與蘇格蘭人的談判中，查理一世占據主導地位。蘇格蘭人認為查理一世是「他們見過的最公正可親、通情達理的人之一」。一個蘇格蘭人寫道：「陛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愛戴。同樣，他也更喜愛我們。」 《伯威克條約》簽訂現場 蘇格蘭人滿懷忠誠地返回家鄉。《伯威克條約》允許蘇格蘭人在自己的宗教大會上解決教會事務，在自己的議會裡解決世俗事務。查理一世返回倫敦，策劃讓條約作廢。查理一世拒絕廢除建立聖公會[24]的法案，也拒絕批准蘇格蘭議會的法案，並從愛爾蘭召回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馬斯·溫特沃斯來鞭策蘇格蘭人進行正常思維。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馬斯·溫特沃斯的行動計劃和作戰策略已準備就緒。按照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馬斯·溫特沃斯的計劃，英格蘭海軍負責封鎖蘇格蘭港口，摧毀蘇格蘭貿易。愛爾蘭軍隊則在西蘇格蘭登陸造成威脅，或登陸坎伯蘭郡；英格蘭陸軍部隊將入侵蘇格蘭，在利斯的防禦營地駐紮以威懾愛丁堡和蘇格蘭低地，直到英格蘭的《祈禱書》在蘇格蘭啟用，主教們恢復教會權威。「不，也許直到讓蘇格蘭王國的所有事務——無論是世俗事務還是教會事務都完全符合英格蘭政府和法律的規定為止，直到蘇格蘭由英格蘭國王和議會統治的那一天。」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馬斯·溫特沃斯到達英格蘭的第一步是召集議會。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馬斯·溫特沃斯想，在這樣極端的情況下，任何一個英格蘭人都應該主動給查理一世送錢，支持查理一世鎮壓如此邪惡的叛亂。如果有人拒絕送錢，就應該「將他打倒在地，直到他學會服從，不再違抗」。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馬斯·溫特沃斯不願意承認查理一世已經失去民心。1640年4月，議會再次召開。據描述，議員們清醒、冷靜，很少有人帶著不良目的。奧利弗·克倫威爾就是議員之一。奧利弗·克倫威爾反對「冒險家」開採沼澤地的行為為他贏得了劍橋選區的席位。所有這些清醒冷靜的人都團結起來要求恢複議會在憲法中應有的地位。約翰·皮姆詳細列舉了教會和政府造成的苦難，聲稱這些苦難的根源是議會的休會，因為議會是國家政體的靈魂。對查理一世的金錢需求，下議院回應說：「在議會和王國的自由明晰之前，他們不知道能給予什麼，或不給予什麼。」查理一世試圖討價還價，提出只要議會同意給自己籌款八十四萬英鎊就取消造船稅。然而，議會要求的不只是廢除造船稅，還要求廢除查理一世為支持民兵而對各郡新征的軍事費用。1640年5月5日，查理一世聽說下議院打算聯合上議院抵制對蘇格蘭發動戰爭。為了阻止這個計劃，查理一世突然解散了議會。這個變故讓議會溫和派憂心忡忡，但反對派領導人的臉上顯示出「一種不可思議的平靜」。奧利弗·克倫威爾的親戚奧利弗·聖約翰陰鬱的臉上閃耀著一道不同尋常的光芒。奧利弗·聖約翰說：「很好。事物在好轉之前，總要先變得更糟。他們認為該做的，本屆議會一件都不會做。」 奧利弗·聖約翰 不管議會是否會出手相助，查理一世都決意迫使蘇格蘭人屈服。一些顧問知道國庫空空如也，敦促查理一世採取守勢。 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馬斯·溫特沃斯叫囂道：「沒有防禦性的戰爭。要麼猛烈攻擊，要麼就此罷休。國王是自由的，不受任何政府規章的約束。在極端情況下，您可以自由行使手中權力。是議會拒絕了您，您無愧於上帝和人民。您在愛爾蘭有一支軍隊，可以將它召集過來消滅這個王國。只要好好安排，一個夏天就夠了。」 然而，以往問題的日積月累讓查理一世舉步維艱。倫敦拒絕借款，法蘭西和西班牙也拒絕援助。查理一世甚至向教皇借兵借錢，但一無所獲。徵收上來的造船稅不到十分之一，而服裝和行軍費[25]則遭到普遍抵制。查理一世走投無路，甚至想降低貨幣成色造幣，再將西班牙政府之前運到英格蘭用於造幣的金條據為己有。軍事前景同樣令人沮喪。這支軍隊比1639年的軍隊規模更小、狀況更糟。紐卡斯爾的騎兵將軍將自己的任務稱為「教拉車的馬學會行軍」和「讓聚眾鬧事的人遵守十誡」。約克郡步兵團的指揮官回應說，他那些不服管教的民兵都是這個國家臭名昭著的地痞無賴。1640年8月18日，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馬斯·溫特沃斯雖然已奄奄一息，但仍然不屈不撓，出任總司令一職。 專制主義已經搖搖欲墜，只需輕輕一觸就可土崩瓦解。當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馬斯·溫特沃斯躺在擔架上與軍隊會合時，利文伯爵亞歷山大·萊斯利已帶領兩萬五千名蘇格蘭人穿過了特維德河。1640年8月28日，利文伯爵亞歷山大·萊斯利在紐伯恩強渡泰恩河，將駐防當地的三千名步兵和一千五百名騎兵驅趕回英格蘭。英格蘭駐紮在紐卡斯爾的軍隊已經撤離，而諾森伯蘭和杜倫也落入了利文伯爵亞歷山大·萊斯利手中。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馬斯·溫特沃斯在路上遇到了英格蘭軍隊，眼見他們一路潰敗，正源源不斷地逃向約克郡，而蘇格蘭人緊追不捨。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馬斯·溫特沃斯憤怒地喊道：「從未見過如此慘敗！」這次失敗不只是因為軍隊缺乏訓練，士兵怯懦，還因為全國上下都對這次戰事漠不關心，甚至充滿牴觸情緒。「舉國上下一片恐慌，拒絕為查理一世效力，對恥辱無動於衷。」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馬斯·溫特沃斯竭盡全力重組這支潰敗的軍隊，將蘇格蘭人趕出了約克郡。只要一息尚存，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馬斯·溫特沃斯對這個國家垂死的忠誠似乎又燃起瞬間的火焰。蘇格蘭的入侵似乎重新激起兩國久被遺忘的敵意。 然而，一切努力皆是徒勞，勝利的希望更是渺茫。十二位貴族提交了一份請願書，要求締結和約，召集議會。倫敦也提交了一份請願書，提出同樣要求。查理一世召集了貴族委員會，草草擬定了與蘇格蘭的休戰協議，並宣布將於1640年11月3日召開議會。專制主義時代的日子結束了。 註解： [1]　森林法，由查理一世推行。該法為了國王可以隨意擴大皇家森林面積，不惜侵害臣民的利益。——譯者注 [2]　北方議會，1472年約克王朝的第一任英格蘭國王愛德華四世建立的一個行政機構，旨在改善政府控制、刺激經濟繁榮、造福整個英格蘭北部。——譯者注 [3]　星室法庭，原本是國王直接管轄的一個委員會，在16世紀後期成為一個獨立的司法機構。它代表委員會的司法權力機關，擁有比普通法院更大的權力，在司法程序上不受一般法律規則的約束。——原注 [4]　威廉·普林，律師；亨利·伯頓，牧師；約翰·巴茨威克，醫生。1637年，三人被星室法庭判決罰款每人五千英鎊，並割去耳朵，投進監獄。——原注 [5]　1629年，約翰·艾略特爵士因為在議會閉會時的行為被監禁。1632年11月，他死於倫敦塔內。他請求使用議員特權，拒絕服從法院的判決。而他的盟友屈服了，交了罰款。——原注 [6]　托馬斯·溫特沃斯，於1628年7月22日成為貴族，1629年12月成為北方議會主席，1632年1月成為愛爾蘭總督。1640年1月12日，他受封為斯特拉福德伯爵。——原注 [7]　普法爾茨，當時隸屬於神聖羅馬帝國的一個伯爵領地。它的統治者被稱為選帝侯。——譯者注 [8]　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代表的新教和斐迪南二世代表的天主教是敵對的。——譯者注 [9]　當時西班牙和法蘭西是交戰雙方，而後來英國內戰期間長老派和獨立派也是水火不容。——譯者注 [10]　愛德華·海德，英國著名的歷史學家、政治家。他是英格蘭內戰期間查理一世的主要支持者之一，查理二世復辟後的首輔大臣。——譯者注 [11]　威廉·勞德，1621年成為聖大衛的主教，1628年成為倫敦的主教，1633年成為坎特伯雷大主教。但他在教會的深遠影響可以追溯到查理一世統治之初。——原注 [12]　加爾文主義，16世紀法國與瑞士基督新教宗教改革家約翰·加爾文畢生的主張，以及支持約翰·加爾文的其他神學家意見的統稱。——譯者注 [13]　即威廉·勞德和托馬斯·溫特沃斯試圖在英格蘭重建絕對君主制的一系列計劃。——譯者注 [14]　「門邊的雙手引擎」，出自約翰·彌爾頓的《利西達斯》中的詩句，「門邊的雙手引擎準備襲擊，一擊致命」。——譯者注 [15]　英里，英制長度單位。一英里約等於一千六百零九米。——譯者注 [16]　是教會教區內用來支持教區牧師的一塊土地。土地可以歸教會所有，或者將獲得的利潤留給教會。——譯者注 [17]　三十年戰爭，指1618年到1648年間爆發在新教和天主教國家之間的大規模戰爭。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具破壞性的戰爭之一，共八百萬人死於軍事衝突及隨之而來的暴力、饑荒和瘟疫。——譯者注 [18]　利奧波德一世，神聖羅馬帝國皇帝，1658年到1705年在位。——譯者注 [19]　斐迪南二世，神聖羅馬帝國皇帝，1619年到1637年在位。——譯者注 [20]　卡爾十世·古斯塔夫，瑞典國王，1654年到1660年在位。——譯者注 [21]　長期議會，指從1640年一直持續到1653年的議會，因此被稱為長期議會。與之對應，1640年4月至1640年5月召開的議會被稱為短期議會。——譯者注 [22]　清教徒出走運動，17世紀初，成千上萬的英格蘭清教徒離開家園，到北美定居。這些清教徒一般都是英格蘭國教徒。他們認為英格蘭國教改革不徹底，保留了太多的羅馬天主教教義。——譯者注 [23]　《盟約》，由蘇格蘭長老派組織簽訂的蘇格蘭國民宣言，該宣言反對查理一世推行的宗教政策，宣稱蘇格蘭將在長老會基礎上進行宗教和政治管理。——譯者注 [24]　聖公會，一種等級制管理形式的教會，聖職分為主教、會長（也稱神父或牧師）、會吏三級。——譯者注 [25]　1640年查理一世非法徵收的費用，用以支付受其逼迫而攻打蘇格蘭人的士兵的服裝費和路費。——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