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史 · 第31章 南非戰爭與澳新軍團

精彩看點 英國的殖民政策——喬治·格雷——班傑明·迪斯雷利——弗雷德里克·羅傑斯——「玫紅色的親緣線」——殖民會議——關稅優惠政策——舊殖民秩序與新殖民秩序——蘇丹特遣隊——澳大利亞與南非戰爭——澳新軍團——澳大利亞人的民族精神——詩歌與繪畫 1855年，澳大利亞各殖民地共同制定的憲法包括最開明的自治權。自治權是澳大利亞作為英國的屬國，從宗主國那裡獲得的。近幾年，英國政治家對殖民地的態度發生了巨大變化。喬治·格雷曾經堅持認為，英國完全有權將本國的罪犯送往各殖民地，無需理會殖民地的態度。他不理解好望角、新南威爾斯和維多利亞殖民地的抵制情緒。然而，喬治·格雷並沒有貫徹執行罪犯流放制度，轉而支持澳大利亞殖民地在其領地內實行自治，英國只為澳大利亞提供保護。但並非所有的英國政治家都支持自由放任政策。班傑明·迪斯雷利在公開演講中說，殖民地的自治應該作為穩固英國政策的一部分，「還應該附上關稅政策，確保英國可以從委託給殖民地政府且未被其他國家占領的領土上獲得權益，或用軍事規範準確定義殖民地在安全防禦方面可以採取的措施以及承擔的責任。有必要的話，英國也可以向殖民地尋求支援。」但他也曾說「可憐的殖民地就像包袱一樣掛在英國的脖子上。」他不理解這個問題或這種做法會對英國人民產生怎樣的影響，認為英國對澳大利亞的統治必定會慘遭失敗。殖民地必須擁有探索自己命運的自由。雖然免不了犯錯，但殖民地會全力承擔後果，用自己的方式糾正這些錯誤。 身居要職的英國政治家們認為，賦予殖民地自治權會使其脫離宗主國的控制。但如果事情發展到這一步，也並沒有什麼值得惋惜的。1867年至1871年，擔任殖民地常任副大臣的弗雷德里克·羅傑斯在自傳中寫道：「我一直堅信，英屬殖民地的最終命運將是獨立。秉承這樣的信念，殖民辦公室的作用是確保英國與殖民地之間的關係。殖民地存在期間，對雙方都是有利的，等到分離的時候，也能儘量和睦相處。因此，我很難相信會有人反其道而行。」英國方面普遍贊同弗雷德里克·羅傑斯的觀點。但後來，他的觀點被張冠李戴了。一些人認為這個觀點是威廉·尤爾特·格萊斯頓提出的，但事實上，他一直譴責並反對這種觀點。然而，在關鍵時期，負責制訂英國殖民政策的官員都支持這種觀點，說明他們與威廉·尤爾特·格萊斯頓存在分歧。維多利亞殖民地的查爾斯·亨利·達令總督的批地危機鬧得沸沸揚揚。喬治·希金博特姆對殖民辦公室及其官員表現出鄙夷，用諷刺性措辭對官方態度進行了譴責。他說：「據說雅典共和國的黃金時期是由一名交際花的貴婦犬統治的。貴婦犬完全吸引了交際花的關注，交際花又吸引了情人的關注，而她的情人是善戰的民主國家的管理者以及政策的制定者。我覺得澳大利亞與殖民辦公室之間的關係用這段話形容也算貼切。我認為生活在殖民地上的近百萬人口大多是英國人。過去的十五年里，他們以為自己掌握著自治政府，但實際上，自治政府一直被一個叫弗雷德里克·羅傑斯的人控制。他是殖民辦公室的主要官員。當然，每一個進入該部門的官員都會受到他制定的傳統、政策以及思想的影響。」 弗雷德里克·羅傑斯（1811—1889） 然而，雖然澳大利亞的政府官員與殖民辦公室官員之間的關係有些緊張，但澳大利亞人與英國之間從未出現過任何對立，他們之間有一條真誠的情感紐帶。亨利·帕克斯曾生動地描述道：「那條玫瑰色的親緣線將我們連在了一起。」這不僅是一句修辭性的表述，還是澳大利亞人的信仰。澳大利亞人都是英國人的後裔，幾乎沒有受任何外國文化的影響。在澳大利亞的歷史和民族情感中，這一事實沒有被給予充分認可。前文曾指出制定聯邦憲法的參與者都來自英國本土。此外，還有一個意義非凡的相關事實是，從責任制政府成立起，殖民地政府或聯邦政府的每一屆領導人都有一個英國名字，殖民地所有法官和官員的名字也都源自英國。 責任制政府成立三十年後，英國政府突然意識到一些殖民地已經開始實行自治。令很多人驚訝的是，實行自治的殖民地並沒有成為獨立共和國，而且如果英國與殖民地的代表們商議一下，可能還會產生對雙方都有利的結果。英國政治家的演講中逐漸出現一種新思想。喬治·戈申爵士認為「政治家的才能在殖民辦公室很難得到發揮」，是時候認真考慮英國與各殖民地的關係了。1887年第一次殖民會議的召開標誌著一個新紀元的到來。 喬治·戈申爵士（1831—1907） 然而，如果沒有1887年舉行的維多利亞女王金禧年登基紀念慶典，以及各殖民地代表應邀參加慶典活動，那麼後來的殖民會議能否召開還是一個未知數。正是在這一場合下，英國政治家們意識到各殖民地已經成長為成熟的政治團體，為殖民會議的召開埋下了伏筆。維多利亞殖民地的代表之一阿爾弗雷德·迪肯在會議第一天說：「英國一般不會邀請殖民地參加這類會議，但澳大利亞各殖民地對這類邀請非常歡迎。」雖然只是一次單純的協商式的會晤，但也產生了一些積極效果。更重要的是，英國大臣們認識到了一個事實，即對待來自遙遠殖民地、說著一口流利英語的人，一定不能像從前那樣敷衍。 1897年，第二次殖民會議召開。當時的殖民秘書長是一位認真嚴謹、很有遠見的政治家，他認為這類會議應該定期舉行，而不是藉助金禧紀念慶典或登基慶典。第一次殖民會議與第二次會議之間相隔近十年。因此，1902年，約瑟夫·張伯倫組織召開了第三次殖民會議。當時的澳大利亞已經開始實行聯邦制。澳大利亞聯邦總理埃德蒙·巴頓作為代表參加了會議。1907年，第四次殖民會議召開，阿爾弗雷德·迪肯總理作為澳大利亞代表出席了會議。1914年，第五次殖民會議召開，安德魯·費希爾作為澳大利亞代表參會。此外，由於一些特殊原因，英國召開了幾次特別會議，譬如1909年關於英國國防的會議和1916年關於歐洲戰爭的會議。在這些會議以及後來的許多會議中，殖民地與英國協商了關於共同利益的問題。各方政治家在平等基礎上，討論應不應該以委託的形式共建一個更強大的帝國。這些會議完全驅散了曾經的疑慮和官場的懶散風氣，也澄清了許多的謠言，如殖民地將不可避免地脫離英國的統治等說法。政治家們的一些建設性意見促進了殖民地與英國之間的緊密團結。 責任制政府成立以來，澳大利亞與英國之間的溝通樞紐主要是殖民總督。聯邦政府成立後，總督仍然擁有一定權力。澳大利亞各殖民地遵循的是加拿大的管理模式，即在國內選擇地方上的總督。然而，1931年，J.H.斯卡林總理領導的聯邦政府任命了一位傑出的澳大利亞人擔任總督一職。這個人就是艾薩克·艾薩克斯。在英國皇室任命總督的過程中，英國受到了澳大利亞聯邦政府的引導。1936年，艾薩克·艾薩克斯總督退休後，亞歷山大·霍爾—魯思文繼任總督。當時，澳大利亞還沒有任命本地人擔任總督的慣例。1939年，英國本來已經宣布任命肯特公爵為下一任總督，但由於戰爭爆發，肯特公爵沒有到任。1942年8月，肯特公爵在執行公務時不幸遇難，乘坐的飛機在蘇格蘭境內的一座山上撞毀。然而，任命皇室成員擔任澳大利亞總督的原則標誌著澳大利亞聯邦與英國關係的進一步發展。1943年底，任命皇室成員擔任澳大利亞總督的做法得以繼續，來自工黨的聯邦總理約翰·科廷宣布格洛斯特公爵，即肯特公爵和喬治六世的兄弟繼任澳大利亞總督。責任制政府成立前後，澳大利亞的很多政治家都擔任過總督一職，其中很多人都是能力出眾、品德高尚的傑出人物。一些總督遇到過非常棘手的問題，從而冒犯了某一個政黨，但他們一直遵循明確的管理原則，即除非必要，否則儘量不要發表評論，以免行差踏錯。 J.H.斯卡林（1876—1953）（右） 艾薩克·艾薩克斯（1855—1948）（中） 肯特公爵（1902—1942） 格洛斯特公爵（1900—1974） 1908年制定的關稅使澳大利亞與英國的貿易聯繫更加緊密。澳大利亞進口的英國商品的關稅比其他國家的關稅優惠百分之五。關稅政策曾經讓阿爾弗雷德·迪肯懊悔不已，因為價值兩千萬英鎊的英國商品可以少交一百萬英鎊的關稅。後來，澳大利亞在稅法修正案中繼續沿用了這一優惠比率。 研究英國殖民歷史的學生如果對新舊體系下的英國和海外殖民地的關係進行比較，一定會對其中的巨大差異感到驚訝。18世紀，英國與法蘭西王國為爭奪北美殖民地引發了戰爭。這場戰爭對英屬殖民地非常重要。如果法蘭西王國守住了密西西比河和俄亥俄河的航道，並用一連串堡壘連接加拿大和路易安那州，英國在大西洋西部沿岸的殖民地就會被阻斷。這場戰爭代表的是殖民地的利益。但殖民地不僅不願意為英國提供援助，還討價還價，互相猜忌，試圖從中賺取利潤。因此，英國只能通過收買、欺騙等手段讓殖民地提供人力和物力。在自由制度下，情況與此完全相反。 1885年，一些跡象表明澳大利亞試圖在更廣闊的政治舞台上，即在英國事務方面，發揮一定作用。當時，新南威爾斯的代理總理W.B.達利組建了一支遠征軍，並與英國軍隊一起參加了埃及戰役。1899年，南非戰爭爆發。雖然當時的澳大利亞還沒有實行聯邦制，但六個殖民地都派出了分遣隊，並在為期兩年半的戰爭中贏得了勇敢進取、足智多謀的美名。南非戰爭結束前，另一支澳大利亞遠征軍參加了英國遠赴中國的軍事行動。這次行動與鎮壓義和團運動有關。 1914年8月，歐洲爆發戰爭。隨後，澳大利亞人立即拿起武器投入了戰鬥。德意志的軍事家和政治作家曾預言，如果發生世界大戰，澳大利亞一定會宣布獨立，成立共和國。他們還預言約克郡也會宣布獨立，或曼徹斯特會成立共和國。 義和團運動中澳大利亞軍與英屬印度殖民地軍隊攻打北京 在澳大利亞的發展進程中，澳大利亞人一直為自己的民族感到驕傲，並繼承了其優良傳統。英國歷史也是澳大利亞人的歷史。因此，他們從英國的失敗中吸取教訓，從其光輝成就中借鑑經驗。他們脫胎於英國，現在卻站在世界的另一邊，觀察澳大利亞殖民地建立之初的歷史，堅信這樣的開拓方式將會取得更偉大的成果。因為從那時起，澳大利亞就成了不同膚色的傑出人士克服困難、開疆拓土的試煉之地。 澳大利亞地域廣闊，土地肥沃，陽光充足，移居到這裡的人給當地帶來了燦爛的歐洲文明，通過自己的智慧獲得了豐碩的果實。移民們在文學方面的成就也十分矚目，他們受到英國優秀文學的薰陶，並積極從中汲取營養。現在，生命面臨的新視野和古老民族在新環境中的生生不息精神都需要新的闡釋者。澳大利亞有很多優秀的文學家和藝術家，他們都是故事的講述者、詩歌的吟唱者和美景的描摹者。 亨利·金斯利在1859年創作的《傑弗里·哈姆林回憶錄》講述了一個擅自占地者的故事。半個世紀以來，這個故事逗笑了幾萬名讀者，也經歷了時間的考驗。馬庫斯·克拉克的小說取材於真實生活。他在《無期徒刑》中生動描寫了那段嚴酷的罪犯流放歲月。T.A.布朗非常熟悉自己在小說中描繪的生活，他的《武裝搶劫》《礦工的權利》《永不復返》《土地持有者的夢》等，都生動還原了澳大利亞當時的社會現狀，具有一定的歷史價值。然而，一些讀者可能對他的隨意風格不太滿意。當《無期徒刑》在《雪梨郵報》上連載時，甚至連澳大利亞偏遠地區的讀者都因這則故事激動不已。T.A.布朗曾提到，小說接近尾聲時，在偏遠綿羊牧場剪羊毛的幾個工人聽了別人讀的連載故事後，急於知道「星光」的命運，於是托人去幾英里外的電報亭，給《雪梨郵報》發電報追問小說的結局。 亨利·勞森描寫的關於澳大利亞「邊遠地區」生活的故事充滿活力，而且幽默風趣，尤其是他的第一本故事集《當罐子裡的水沸騰時》。路易·貝克筆下關於太平洋島嶼的許多故事像趕海人的粉彩畫一樣。後來，他講故事的天分被《雪梨公報》的第一任主編J.F.阿奇博爾德發現。即使是偏僻的內陸地區，也經常出現在作家的故事中，譬如岡恩夫人創作的《我們來自窮鄉僻壤》。 澳大利亞從來不缺詩人。有時，雨季的雨水並不會如期降臨，乾涸的河床漸漸裸露出來，但比埃里[1]的詩泉永遠不會幹涸。每一代澳大利亞人都留下了很多詩歌。澳大利亞的早期詩人有亨利·肯德爾、亞當·林賽·戈登和詹姆斯·布蘭頓·史蒂芬斯等，都是值得世人銘記的詩人。三位詩人中，只有亨利·肯德爾出生在澳大利亞。亨利·肯德爾的詩歌風格清新，喜歡在清淨的地方冥思，他的詩句營造出一種「幽幽林穀人跡罕至，只有正午霖霖甘露」的氛圍。1853年，亞當·林賽·戈登來到澳大利亞。他是一位馴馬師，也是一位賽馬手，喜歡做夢和閒逛，以及結交騎師和牧羊人。他曾在切爾滕納姆和伍爾維奇軍事學院接受教育，渾身散發著一股學者氣息。英國的生活經歷為他在澳大利亞的詩歌創作增色不少。如下面這段描寫： 亨利·勞森（1867—1922） 我記得冬日早晨的昏沉， 和科茨沃爾德丘陵的薄霧。 我曾聽到獵人吹響號角， 就在離七條小溪不遠的地方。 亞當·林賽·戈登的靈感主要來自澳大利亞。他的詩歌在澳大利亞家喻戶曉。人們經常在帳篷里或剪毛棚里反覆吟唱他的詩歌。亞當·林賽·戈登應該會喜歡人們吟唱他的作品。伴隨著馬蹄聲聲，他在馬背上吟唱的民謠被後世廣為傳唱。他在散發著馬糞味的馬廄里點著蠟燭閱讀賀拉斯的作品，在碎紙片上用鉛筆進行創作。亞當·林賽·戈登埋頭創作時，阿爾傑農·查爾斯·斯溫伯恩的創作天賦已經完全顯現。在亞當·林賽·戈登的詩句中，可以看到他對阿爾傑農·查爾斯·斯溫伯恩詩歌的借鑑。如下面這首詩： 春天的金合歡搖擺在 光影之間 阿爾傑農·查爾斯·斯溫伯恩（1837—1909） 當濕漉漉的微風吹過 猶如飲下一斛美酒 蔚藍色的天空 使夢中的距離變得更加遙遠 每個人心中都藏著一些歌 這些歌是我的歌 亞當·林賽·戈登的詩歌透露出一種浪漫廣闊的天地之感，以及一絲純粹的憂傷。他熱愛生活，也熱愛詩歌。 詹姆斯·布蘭頓·史蒂芬斯在布里斯班政府辦公室工作，是一名有學者氣質的文員，腋下總夾著一本但丁的書。他的詩歌主題崇高、思想真摯、句法嚴謹，充滿真摯的情感。他最優秀的作品是預言式頌歌《澳大利亞領土》。 她還未準備好。但他的耳朵 因清新的空氣興奮不已。 他，預言家，知道她一定會感知到，達成統一後 我們的邊界僅僅是環狀的海洋而已。 在年輕的一代中，澳大利亞出現了一批新詩人。他們歌唱自我，讚頌屬於自己的生活，以及屬於礦區、牛棚、森林和山間的生活，還有廣闊天地間放牧人的生活。 看到陽光照耀下遼闊壯美的平原 夜晚的群星間閃耀著璀璨的榮光 伯納德·奧多德的詩歌有一種深沉的精神力量。他通過詩歌節奏表現飛速發展的社會的複雜性。安德魯·帕特森寫給自己的同胞的《來自雪河的人》可能是澳大利亞流傳最廣的一首詩歌。一些著名詩人能使人們記住他們的名字，但這首琅琅上口的詩卻讓很多人記住了詩歌內容。亨利·勞森的詩歌風格粗獷真實，表現了他豐富的閱歷和與眾不同的個性。他的《澳大利亞之星》像預言一樣，言中了澳新軍團的誕生，然而，這首詩比澳新軍團的出現早了二十五年。 我們並不引以為豪 安德魯·帕特森（1864—1941） 這面從泥沼中升起的民族旗幟，從未經歷過鮮血的洗禮 昔日一塊被血染紅的碎布，都比它鮮艷 「寧靜蒼穹」即將風起雲湧 我告訴你，南方之星將冉冉升起 戰爭風雲正在形成 西邊的小溪旁，是步履匆匆的男孩 他爬上微風吹拂的山側，或躍入綠蔭遮蔽的池塘 當群山顫抖著應和戰爭強有力的腳步，男孩們會緊握手中的槍 以從未有過的方式為一個正義的錯誤戰鬥 山峰變得傷痕累累，海堤出現裂痕，最遠處的山丘一直在顫抖 剎那間，世界在愛恨交織的暴風雨中倒退復位 維克托·戴利的詩歌是澳大利亞最精巧的詩歌作品。巴克羅夫特·博基的傷感詩句十分感人。 雖然這些詩人的作品在國外並不出名，但澳大利亞詩歌有自己的獨特風格，這是很寶貴的。澳大利亞的詩人將當地獨有的事物融匯在詩歌中，這些作品幫助其他國家的人了解澳大利亞、澳大利亞人及其命運。 只有切身體驗過澳大利亞環境的人，才能將具有澳大利亞特點的風景和生活描繪出來。有趣的是，一些真正具有天分的早期畫家描繪的澳大利亞風景，現在看來與歐洲的景致非常相似，甚至不像澳大利亞的風光，而且在光線、色澤和特點方面，都不具有澳大利亞的獨特風格。實際上，對一些觀察者來說，風景畫家並不覺得澳大利亞的風光讓人愉悅。早期的《大英百科全書》的一位作家說，澳大利亞「算不上一個美麗或風景如畫的地方，也不像一個會產生詩人或激發詩人靈感的地方」。這位作家認為，澳大利亞的風景並沒有「可以擴展心靈或激發想像力」的獨特之處。查爾斯·蘭姆的朋友巴倫·菲爾德在《新南威爾斯史》中寫道：「在我的記憶中，美麗的樹葉總會有凋零的一刻。畫家應該如何處理長青的綠色橄欖樹呢？」 澳大利亞的早期殖民者只看到了千篇一律的呆板景色，但澳大利亞土生土長的畫家了解了其特點和精神內涵後，在廣度和深度方面發掘出了無限的美。理解了樹木的豐富色調後，漢斯·黑森的畫散發出一種暖意，表達了畫家熱愛自然的溫暖情懷。墨爾本美術館裡的亞瑟·斯特里頓的《紫色正午的透明力量》和雪梨美術館裡的喬治·蘭伯特的《黑土平原》，都表現出一種驚人的美感和力量。亞瑟·斯特里頓和喬治·蘭伯特從小生活在澳大利亞，後來去國外留學。學成歸來後，用成熟的技法成功詮釋了澳大利亞風景的特點。 《紫色正午的透明力量》，亞瑟·斯特里頓繪 亞瑟·斯特里頓（1867—1943） 喬治·蘭伯特（1873—1930） 《黑土平原》 澳大利亞的詩人和畫家共同創造了澳大利亞精神，他們的藝術成就和貢獻將永遠被世人銘記。 註解： [1]　比埃里（Pierian）是希臘神話中獻給繆斯女神的聖泉，象徵藝術靈感的源泉。——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