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史 · 第17章 廢除罪犯流放制度

精彩看點 威廉·莫爾斯沃思男爵提議成立調查委員會——委員會的報告——議會下令廢除流放制度——新政策的影響——新的監獄體系——本頓維爾監獄的罪犯——菲利普港的罪犯——反流放情緒高漲——威廉·尤爾特·格萊斯頓的政策——「倫道夫」號——抵制罪犯登陸——喬治·格雷和殖民地 1837年至1838年，英國下議院委員會仔細審查了流放制度，提交了兩份長篇報告。過去幾年中，英國國內對流放制度一直爭議不斷。都柏林的理察·惠特利大主教極力反對流放制度，認為該制度並沒有降低英國的犯罪率，也沒有引導罪犯改過自新，而且罪犯大量湧入殖民地後，使殖民地淪為了墮落污穢之地。流放制度每年至少會花費四十萬至五十萬英鎊，但英國非但並沒有從中獲益，反倒導致了一些嚴重後果。 理察·惠特利大主教的言論引起了一片譁然。威廉·莫爾斯沃思男爵提議成立調查委員會。在他的倡議下，英國議會進行了一場非常有意義的辯論。調查委員會遞交了驚人的證據和報告，毫不留情地將殖民地的血腥真相揭露了出來。這些真相為小說家們提供了創作傳奇故事的素材，譬如查爾斯·里德的《亡羊補牢》。馬庫斯·克拉克撰寫的關於流放制度的經典故事《無期徒刑》是一份充滿罪惡的真實記錄，任何人讀了都會不寒而慄。 一位為委員會提供了證據的前治安官曾大言不慚地說，他以監督鞭打罪犯感到自豪，因為「他監督下的二十五鞭和別人手中的一千鞭效果一樣」。對殖民地的罪犯來說，根本沒有所謂的改過自新。相關證據顯示，許多被分派給殖民者的罪犯經常會像猛獸一樣匍匐在定居點周圍，伺機搶劫。一位議員問道：「從英國流放到澳大利亞殖民地的眾多罪犯，是不是世界上最有技巧的小偷？」證人回答：「他們是絕對的偷盜大師。」喬治·亞瑟作證說，年輕人在閒暇時經常玩鬥雞遊戲，「年輕女孩們」在旁邊觀看。亞瑟港的無聊生活和繁重工作令人壓抑，一些罪犯會故意犯罪求死，因為「他們厭倦了這樣的生活」。但更糟糕的是，在流放罪犯的殖民地生活，會讓原本品質優秀的移民變得道德敗壞。喬治·亞瑟接著說：「我認為道德良好的人一定會受到殖民地的影響，繼而變得道德淪喪。」其他人也證明了他的觀點。 查爾斯·里德（1814—1884） 馬庫斯·克拉克（1846—1881） 調查委員會建議，在政策允許的範圍內，儘快停止向新南威爾斯和范迪門斯地流放罪犯，並針對英國的監獄體制提出了幾條建議。1840年5月，英國政府下令，取消流放罪犯到澳大利亞的制度，但仍然允許流放罪犯到范迪門斯地和諾福克島。就這樣，澳大利亞罪犯流放制度經過五十二年的實踐後，終於劃上了句號。 從開始實行流放制度到1836年，新南威爾斯一共接收了七萬五千名罪犯，范迪門斯地接收了兩萬七千七百五十七名罪犯，澳大利亞的罪犯總數超過十萬人。當時，流放罪犯的兩處殖民地的實際罪犯數是四萬四千七百九十九人。與其他文明國家相比，澳大利亞殖民地的流放罪犯受到的刑法顯得格外嚴苛。現在看來，那時的刑罰確實太過殘忍。實際上，很多人是因為貧窮犯罪，政治犯並不多。被流放的罪犯中有很多是受過教育的人，被稱為「紳士罪犯」或「特殊罪犯」，但他們的性情都有些古怪。大部分罪犯屬於惡棍或暴徒，其中亡命之徒占絕大多數。很多罪犯生性暴戾，根本無法教化，更不可能改過自新。存在這類罪犯的國家希望儘快擺脫他們，但沒有任何地方願意接納這樣的人。 然而，不管在政治方面還是工業發展方面，英國都從流放制度中獲益不少。18世紀下半葉，流放制度解決了威廉·皮特政府面臨的囚犯處理問題，但在最初選擇建立殖民地的地點時，大臣們並不願意選擇澳大利亞。英國已經規劃了澳大利亞的用途，雖然沒有什麼高尚的目標，但也使其占領了極具價值的澳大利亞大陸。因此，英國一定會竭盡全力守住澳大利亞大陸。拿破崙戰爭時，英國贏得的海上霸權使其有了守住澳大利亞的雄厚實力。殖民開發初期，罪犯勞動力成了一種寶貴的人力資源。曾經窮凶極惡的暴徒成了可憐的勞動力，但並不是所有罪犯都是暴徒，其中也有一些受到法律制裁的君子，他們的本性並不壞。為了獲得自由，他們為殖民者勤懇勞作。土地分配時期，殖民者寫的信件和回憶錄表明，他們的罪犯勞動力都很忠誠可信。一些罪犯寫的書信也透露出真誠的懺悔以及感恩。一個罪犯曾寫道：「我們有足夠的食物，因為一些主人待我們非常好。在這裡，我們的工作就是什麼都不要想。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就會被立即絞死，因為主人們會帶我們去治安官那裡接受鞭刑。」當然，有自由勞動力的地方一般會成為一片開放領土，不需要罪犯勞動力。但隨著澳大利亞的大片領土被發現，系統化殖民成了政治上的權宜之計。事實上，並不是愛德華·吉本·韋克菲爾德描繪的殖民前景激起了人們的拓殖興趣，而是實際存在的殖民前景促成了韋克菲爾德理論的誕生。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罪犯流放制度也承載了重要的殖民使命。鑒於當時存在的客觀條件和環境，可以說是流放制度促進了澳大利亞殖民地的占領和開發。如果沒有流放制度，澳大利亞很可能不會成為現在的樣子。 1840年後，罪犯流放制度被廢除後，英國國內沒有跟上監獄體制改革的步伐，沒能立刻取消判處流放的法律。在後來的幾年中，每年仍然約有四千名重罪犯被流放到范迪門斯地。由於重罪犯的湧入，范迪門斯地變得人心惶惶。當時，約翰·富蘭克林擔任范迪門斯地的總督，他肩負的管理任務十分繁重。約翰·富蘭克林因發現了北極被世人熟知。在擔任范迪門斯地總督期間，為他寫傳的作家們並沒有從他管理監獄的經歷中發現任何成就。的確，對敢於冒險的勇敢者來說，這是一段並不愉快的經歷。約翰·富蘭克林性情溫和，具有學者的儒雅氣質，因此，管理監獄工作並不適合他。 廢除流放制度導致了災難性後果，不但使自由移民不再遷入殖民地，而且使大量罪犯勞動力成了無業游民，甚至使自由工人和勞動者離開了殖民地。范迪門斯殖民地的人口日益減少，街上的房子沒有人居住，很多商店也停了業，工業生產陷入癱瘓。數量上占優勢的罪犯們漸漸變得囂張跋扈，甚至擁有自己的報紙和編輯。一些報紙稱，「將自由殖民者趕出殖民地」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還說自由殖民者都是「道德清教徒」。迪爾克在他的《偉大的大不列顛帝國》一書中寫道：「有經驗的自由殖民者會告訴你，奴隸制給牙買加造成的影響並沒有罪犯勞動力對范迪門斯地造成的影響徹底。」1840年後，整個范迪門斯殖民地籠罩在一片陰暗中，到處都是被判流放的罪犯，自由人口的正面影響完全消失殆盡。 約翰·富蘭克林（1786—1847） 廢除流放制度的第二個影響是，澳大利亞的土地持有者突然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大量廉價勞動力。許多人本來想僱傭自由勞動者，但按照以前的罪犯勞動力的工資標準，根本沒有人願意為他們工作。缺少勞動力給殖民地造成了諸多不便和損失。墨累河北部和南部的土地持有者引發了一起騷亂。一些人認為罪犯流放制度弊大於利，但也有很多人反對這一觀點，稱「不介意道德淪喪」。 英國政府本來想換一種說法重新實施流放制度，以便解決上述問題。1840年，英國監獄理事會開展了感化懲戒試驗。被判流放的罪犯們一開始被關押在米爾班克監獄，後來被抽調到了本頓維爾監獄。本頓維爾監獄是專門用來讓罪犯經歷「嚴酷考驗」的地方。罪犯們被關在獨立牢房中，不允許互相交談，違反紀律的人會被關禁閉。他們可以學習一些有用的技能，監獄試圖通過道德感化改變他們。 本頓維爾監獄 與之前野蠻、墮落、骯髒的監獄生活相比，這種方法稱得上是一種進步。這一變化歸功於高尚的改革者，譬如約翰·霍華德和伊麗莎白·弗賴伊，以及傑里米·邊沁與理察·惠特利大主教及其代表的改革派的影響和著作。然而，流放是「緩刑」或本頓維爾體制的本質特點，目的是讓罪犯們在新監獄中待一兩年後，監獄理事抽調出教化成功的人，將其送到英國殖民地。罪犯將在殖民地接受「有條件的赦免」。在登陸殖民地後，獲得有條件赦免的人可以自由走動，但在流放期內不得私自返回英國。也就是說，如果一個人因暴力搶劫罪被判了十五年，他可以在米爾班克和本頓維爾監獄緩刑兩年，如果監獄理事對他的表現滿意，認為他已經改過自新，他就可以得到有條件赦免，送到某個英國殖民地服刑，但在剩下的十三年刑期中，他不得返回英國。刑滿釋放後，他可以恢復自由。在這種制度體系下，與得到假釋許可證或被分派給殖民者的罪犯相比，這類罪犯得到的自由更多。得到假釋許可證的罪犯必須受到官方的監控，分派給殖民者的罪犯必須服從管束。新制度放鬆了對流放到殖民地的罪犯的管束。 1844年，本頓維爾監獄的三百七十名罪犯準備登上前往澳大利亞的船。然而，監獄理事們得知范迪門斯地的監獄已經爆滿，他們希望在最有利的條件下試行這一新制度，於是，英國政府允許罪犯在菲利普港登陸。菲利普港的一位富有地主為罪犯們準備了工作崗位。英國政府並沒有特意調查菲利普港的其他大多數人是否願意接納罪犯，但很快知道了其他人的態度。 墨爾本位於菲利普港地區中部。約翰·巴特曼時期，墨爾本曾是一片原始蠻荒之地。現在，墨爾本已經成為一個生機盎然、欣欣向榮的小城鎮，由鎮長和市政當局管理，創辦了三家報紙，郊區地帶不斷向外延伸，人口數量迅速上升到一萬人。1844年11月8日，鎮上的居民聽說「皇家喬治」號從倫敦帶來了一批罪犯，感到十分憤怒。《菲利普港愛國者》報紙譴責重啟流放制度的做法「毫無紀律性，充滿邪惡，而且沒有任何正面影響」。在文章結尾處，編輯義憤填膺地說：「罪犯如果敢踏上這塊自由人的土地，我們就將他們按到水裡，等他們成為更邪惡的人時，再將他們送回去，看誰還有膽量將罪犯送到這裡來。」 伊麗莎白·弗賴伊（1780—1845） 傑里米·邊沁（1748—1832） 關於接納有條件赦免的罪犯的做法，從中獲利的土地持有者們和鎮上的居民產生了很大分歧。土地持有者們通過開會決定允許政府將罪犯流放到這裡。其中一個地主說：「我們非常需要勞動力，如果不能從本頓維爾監獄得到勞動力的話，我們就將范迪門斯地的勞動力接收過來。」但居民們的會議也充滿火藥味。墨爾本鎮長主持的會議通過了一項決議，稱「對當地四分之三人口來說，將被判流放的罪犯帶到這裡對他們很不公平」。然而，英國政府無視這些抗議的聲音，載著「本頓維爾監獄的罪犯」的船隻陸續抵達。1844年後的五年中，菲利普港的居民稱這些罪犯為「本頓維爾的惡棍」。其間，菲利普港地區共接收了一千七百二十七名罪犯。 在墨爾本和雪梨，反對流放制度的呼聲高漲。不久，范迪門斯地也加入了抗議的隊列中。1851年，反流放制度聯盟成立，其擁護者遍布所有殖民地。1841年的人口普查結果顯示，新南威爾斯及菲利普港的人口超過十三萬，但罪犯數量不足兩萬五千人。除了依靠罪犯勞動力獲利的地主，居民們都非常反感流放制度。土地持有者們比普通民眾擁有更多資源，利用不可告人的手段讓英國政府滿足了自己的訴求。 1846年，新南威爾斯和范迪門斯地因流放制度煩惱不已時，被托馬斯·巴賓頓·麥考利稱為「嚴肅頑固的托利黨人中冉冉升起的希望之星」的殖民地秘書長威廉·尤爾特·格萊斯頓認為，通過每年向范迪門斯地輸入幾千名罪犯，可以緩解其中一個殖民地罪犯數量過多的局面，也可以解決新南威爾斯勞動力短缺的問題。威廉·尤爾特·格萊斯頓是菲利普港綿羊牧場的合伙人，有關當地殖民地的情況，不管是官方還是小道消息，他都能及時掌握。因此，他請求總督向上議院提議，通過改良機制合法引進罪犯勞動力，滿足菲利普港勞動力市場的需求。 作為回應，上議院派出委員會處理此事。委員會對威廉·尤爾特·格萊斯頓的提議表示贊同，條件是「必須引進同等數量、同等性別比例的自由移民」。雖然這個條件可以確保降低引進人口的不利影響，但上議院還是否決了相關報告。然而，上議院雖然否定了委員會的報告，但接任威廉·尤爾特·格萊斯頓後成為殖民辦大臣的喬治·格雷決定不顧殖民者的反對，仍然恢複流放制度。 威廉·尤爾特·格萊斯頓（1809—1898） 一直到1848年，人們普遍認為，有條件赦免制度並不成功。該制度只是將一大批罪犯送到了殖民地。為了得到自由，繼續在英國以外的地方為所欲為，很多罪犯假意從善。因此，叢林土匪和攔路搶劫者越來越猖獗。喬治·格雷決定放棄有條件赦免的方案，給罪犯們發放假釋許可證，命他們必須在規定時間內向警察報到。 但令喬治·格雷驚訝的是，公眾的反對呼聲越來越高漲，很多人甚至決定通過造反表達自己不願接受更多罪犯的意願。這位平日裡備受尊重的輝格黨人頒布新政策後，知道公眾的反應時，驚愕不已。 1849年8月8日，滿載罪犯的「倫道夫」號駛入菲利普港。墨爾本的市民早已得到消息，幾個團體組織了抗議遊行，他們的語氣堅定且具有威懾力。在一片喧鬧聲中，一個有影響力的領頭人說道：「即使是死，我也會反抗到底，堅決反對讓這群『貨物』上岸。」1846年創辦《百眼巨人》的編輯愛德華·威爾遜在報紙上寫道：「訴諸武力是上帝和人類的法律賦予我們的權利。」他呼籲人們聯合起來「用武力驅逐罪犯」。 菲利普港的指揮官查爾斯·拉特羅布發現人們情緒激動，於是立即命令「倫道夫」號的船長轉到雪梨登陸。1850年5月，當載著本頓維爾監獄的罪犯「哈希姆」號到達時，墨爾本人民打算通過起義保衛自己的領土免受罪犯的影響。 雪梨總督查爾斯·菲茨羅伊正面對著即將引發暴亂的民憤。英國上議院已經通過一項決議，反對新南威爾斯「再次成為流放英國罪犯的地方」。多次公眾集會也表達了同樣的訴求。1831年創刊的《雪梨先鋒報》在1834年宣稱罪犯制度「是政策失誤的惡果、完全墮落的體系」，只有取消它，才能使雪梨「在英屬殖民地獲得一席之地」。這份刊物一直致力於廢除流放罪犯制度，還得到了強大的公眾輿論的支持。查爾斯·菲茨羅伊意識到允許「倫道夫」號和「哈希姆」號的罪犯登陸可能會引發事端，因此，他命兩艘船駛往莫頓灣。 喬治·格雷並不知道實行了半個多世紀的罪犯流放制度給澳大利亞帶來了怎樣的變化，也沒有意識到當自由殖民者數量超過罪犯數量時，會對澳大利亞造成怎樣的影響，更不懂得澳大利亞有很多生於斯長於斯的人，他們對這片大陸的未來充滿希望。1853年，他撰寫《殖民政策》一書時，曾提議英國「繼續將罪犯流放到澳大利亞。在安排流放時，殖民者有權詢問該制度有沒有充分考慮他們的利益和平靜生活」。顯然，他還沒有改變英國政客面對殖民地時的自以為是的態度，這也是美國獨立戰爭爆發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政客眼中，殖民地就是為母國的利益服務的，殖民者的願望和利益應該屈從母國的利益。喬治·格雷曾就「禁止犯下重罪的罪犯回到英國的好處」發表了自己的觀點，稱「現有制度可以將幾千人驅逐出英國，但如果讓罪犯重回社會，會對英國造成無法想像的嚴重後果」。當然，投放罪犯的目的地是殖民地。雖然喬治·格雷的觀點產生了惡劣影響，但這位想像力貧瘠的輝格黨政客依然覺得心安理得。在下議院的辯論中，有人表達了同樣的觀點。一位議員憤怒地說：「國家應該毫無怨言地向殖民地看齊，接受殖民地的罪犯流放到它那裡去。」 一系列反抗事件發生在為流放罪犯建立的英國殖民地上。罪犯流放制度在新南威爾斯垂死掙扎，在范迪門斯地持續到了1853年，在諾福克島持續到了1855年。前文已經提到該制度與西澳大利亞的關係，此處不再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