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之如儀 · 第十一章 詩人喲！

幼儀在法國鄉下經歷的這個人生轉折點，讓我想起了小時候爸提過的所謂「關鍵時刻」理論。幼儀在她一生當中的某個重要時刻跳脫了絕望，她本來可能選擇自戕性命，但她選擇了堅忍不屈，我很為她驕傲。 徐志摩本人也有過類似的覺醒。他在與幼儀分居和離婚後，似乎獲得了解脫。他在《我所知道的康橋》這篇散文（1924年發表）中說，他初到劍橋之時，對劍橋幾乎一無所知。可是，1921年秋天，他獨自回到劍橋，度過整整一學年。事後他寫道： 那時我才有機會接近真正的康橋生活，同時，我也慢慢的「發見」了康橋。我不曾知道過更大的愉快。 他徜徉在劍橋大學的後花園（即「Backs」），讚賞劍河（Cam River，一稱康河）的景致；他與狄更生、福斯特還有文藝評論家瑞恰慈一起消磨光陰，甚至和他們合組了一個正式的「中英會社」（Anglo-Chinese Society）。 在他的早期詩篇當中，有一首寫於1921年11月23日的詩稿，部分內容如下： 詩人喲！可不是春至人間 還不開放你 創造的噴泉， 嗤嗤！吐不盡南山北山的璠瑜， 灑不完東海西海的瓊珠， 融合琴瑟簫笙的音韻， 飲餐星辰日月的光明！ 詩人喲！可不是春至人間 還不開放你 創造的噴泉 在將種種痛苦加諸愛他的每個人身上以後，徐志摩怎麼還能創作出這麼輕快、靈動的詩來？在他靈感迸發的時候，他的妻子連他在哪兒都不知道。 我再度問起幼儀是否生徐志摩的氣，她始終回答：「事情就是這樣嘛！」要不就說：「文人就是這德行。」 我覺得幼儀對文人的觀感（她認為他們不是活在現實的人）和徐志摩對自己身為詩人的看法似乎相差無幾。他寫道：「真詩人夢境最深——詩人們除了做夢再沒有正當的職業——神魂遠在祥雲漂渺之間那時候隨意吐露出來的零句斷片……」 徐志摩那天下午在柏林告訴幼儀，他必須立刻敲定離婚之事，是因為林徽因要回國了。而我在閱讀林徽因的相關資料時得知，林徽因和他父親在徐志摩離婚的時候已在國內；他們大概早五個月就離開英國了。那徐志摩告訴幼儀的是什麼鬼話？難道他在騙她嗎？還是他打算一回國就對林徽因展開追求？徐志摩一直拖到1922年10月（距他離婚七個月後）才束裝返國。其間，他重回劍橋大學，最終蛻變為一名詩人。 聽到幼儀說她因意識到林徽因的存在而不認為徐志摩和她離婚是項壯舉的時候，我為她感到驕傲，那表示她真正了解這樁離婚事件的意義。 我自己對這件離婚案深惡痛絕。在撰寫幼儀生平故事的過程當中，我沉浸在她的經歷中，以至看到其他一些展現在她面前、有別於既成事實的機會和選擇。在我的想像中，幼儀的一生披上了一層如真似幻的色彩。她為什麼非離婚不可？如果幼儀和林徽因一樣有學問的話，情況會怎樣？徐志摩會轉而愛上幼儀嗎？ 依我自己對離婚的研究，二伯祖當初說的沒錯，徐志摩和幼儀很可能是根據《民律草案》離婚的。《民律草案》說，如果夫妻不合，雙方可同意離婚。但因徐志摩未滿三十歲，幼儀未滿二十五歲，雙方還必須獲得父母同意才得離婚。 既然幼儀並未得到父母首肯，這樁離婚案還合法嗎？雖然我沒找到原始文件，但我覺得他們雙方對這件離婚案的態度，比它的合法性來得意義重大。幼儀和徐志摩在協議書上簽字後，就認為彼此已經離異了。幼儀並沒有把她始終沒拿到那五千元贍養費這件事掛在心上，她有骨氣地說，她在可以要求離婚贍養費的時候，「沒拿徐家半個子兒」。就這點來說，幼儀的確是靠自己的兩隻腳站起來了。 我一直把我這一生看成有兩個階段「德國前」和「德國後」。去德國以前，我凡事都怕；去德國以後，我一無所懼。離婚以後，我在德國待了三年，學到當幼稚園老師這一技之長。除了在漢堡住的幾個月，我和我兒子，還有一個名叫朵拉（Dora Berger）的德國朋友都住在柏林。1925年春天我回國的時候，已經是個比過去堅強很多、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了。 在德國的日子讓我受惠良多。剛離婚的時候，因為身邊有個那麼小的小孩，我對自己即將要一個人過日子感到非常緊張。我甚至想過要回硤石和幼子住在那兒。可是我已經對自己許下諾言，要嘗試自己站起來，而提供這種訓練的最佳地點就是歐洲。再說，我是在沒有徵得父母同意的情況下離婚的，這個時候馬上回家，是很莽撞的舉動，也等於藐視自己不孝的事實。我曾經告訴我父母，徐志摩與我分居，是因為我們求學的志趣不同。所以我心想，過了幾年以後，我父母就會習慣我獨居歐洲這件事，然後我再回去告訴他們實情。 事後證明，我一個人在歐洲度日，是不幸中之大幸，因為一直到我回國以後，還有人在議論我離婚的事。你能想像嗎？如果不是因為我在德國變成一個獨立自主的人，我恐怕沒法子忍受大家對我的注意，我會覺得自己好像是離婚的罪魁禍首，抬不起頭來，而不會為自己熬了過來覺得自豪；更會因為別人議論我而懊惱，而沒辦法不把他們說的話當一回事。我忍受過的最糟的情況發生在我坐火車的時候，當時我剛好坐在兩個正談論我的女人對面。 其中一個人說：「張幼儀一定長得很醜，而且思想非常落伍。」 另外一個人附和說：「要不然徐志摩幹嗎離開她？」 這兩個人並不知道我就坐在她們對面，否則她們早就難堪死了。當時，我已從德國回國：我心裡有數，她們講的只是部分事實。 我是1922年在柏林住下的，在這之前的兩年，大柏林地區才剛擴建完成，合併了八個城市、大約五十個鄉村社區，和將近三十個農鎮與村莊。所以，柏林今天才會變成歐洲大陸最大的工業城，商業、銀行、股票交易重鎮，最重要的鐵路轉接站，以及德國第二大內陸港。我到柏林那年，全長十八公里的高速公路（AVUS）剛剛建好，旅館、咖啡屋、百貨公司和餐館也如雨後春筍般林立。 四年以前，德國才剛脫離第一次世界大戰，國家損失慘重，政體從帝國變成共和國。魏瑪政府倒台，造成馬克迅速貶值，早上可以買件毛皮大衣的錢，到了晚上只能買條麵包。當時馬克幣值低得不得了。老爺每個月從國內寄給我相當於二百美元的支票，我就把支票兌換成小面額的美元，只要用一塊美元就可以買很多東西。老爺的錢供我付房租、菜錢、學費，還有朵拉（她後來變成我最親密的德國朋友）幫我照顧孩子的費用。 朵拉是個四十出頭、為人親切、說話輕柔的女人，也是二哥1913到1915年在柏林大學讀書時期的朋友。朵拉說她願意幫二哥的忙，與我同住，在我初到德國的時候帶我見識見識柏林。 我不曉得要是沒有她幫忙的話，該怎麼辦。她幫我找了個德文老師，而且幫我申請到裴斯塔洛齊學院（Pestalozzi Furberhaus）就讀，這是一所以瑞士教育家裴斯塔洛齊的研究為基礎的師範學院。我先密集補習了幾個月德文課才開始上學，所以在入學的時候就可以聽得懂大部分內容。另外，我選擇上幼兒園老師這一級的課，因為這個課要求的語言能力最低。 我在裴斯塔洛齊學院讀的幼兒園老師培訓班大概有五十個女生，因為我要和這些女生長時間一起上課，而且不希望老是得絞盡腦汁編謊話，所以如果她們問起來的話，我就告訴她們我離婚了。她們聽了，態度都非常友善，從沒說過任何難聽的話。她們大都沒結過婚，所以一發現我要單獨照顧一個幼子，對我就更友善了。每天下午四點喝咖啡的時間一到，她們總會過來坐到我旁邊問候我。 裴斯塔洛齊是一位瑞士教育改革家，他信奉的是一種和我幾個兄弟所受的儒家教育截然不同的教育方式。他認為每個孩子的個性都應該受到尊重，而且兒童是通過以愛心和理解為基礎的訓練來學習，而不是依靠死記硬背。所以裴斯塔洛齊學派的老師要鼓勵兒童通過本身的感覺經驗來吸收知識，然後根據兒童本身的經驗和觀察來教導他。 我在班上表現很好，做起玩具或是剪起紙型來，手指比其他多數女生要靈巧。有一天，我們正學著用火柴盒做玩具車，老師在教室喊我名字，示意我到教室前面，然後把他的火柴盒塞進我手裡說：「喏，我不在的時候，你來教她們做。」 每天早上我去上課的時候，朵拉就照顧我的孩子。她愈來愈愛他，視如己出，從他出世以後就把他當成德國小男孩教養，所以他只講德文，只吃德國菜。我給他取名叫「彼得」，聽著很像德文里的「Peter」；而且「得」字是從「德國」的「德」字這個音。但我們一直叫他「Peter」，因為他是生長在西方的孩子。朵拉每天買完菜以後，就帶著彼得到提爾公園（Tiergarten）散步。我下午下課回到家以後，朵拉總會告訴我彼得那天做了哪些妙事，像是對賣麵包的人笑啦，對猴子打噴嚏啦。 她對彼得疼愛有加，總是陪他玩，告訴他她有多愛他。有趣的是，我們中國人從來不對孩子說愛，反而經常責罵他們，用這種注意孩子的方式來讓他們知道大人對小孩的愛。我喜歡看朵拉和彼得玩耍，她把一切事情都變成遊戲。 除了我家人以外，朵拉是我第一個真正的朋友，我不曉得為什麼我後來失去她的音訊了。雖然我想寫信給她，可是用德文寫東西對我來說太難了。 我們租的是提爾公園北邊一棟大宅的三個房間，房東是個上了年紀的寡婦。客廳保留給房東用，朵拉、彼得和我住在和玄關有段距離的房裡。我們和房東共用洗手間，還有一個有自來水和熱水器的澡缸。我們把食物存在自己的房裡，不過常在廚房裡煮東西、吃東西，偶爾會和房東一起在公共飯廳用膳。 和朵拉一起住對我有好處，因為我覺得一個隻身拖著孩子去找房子的中國女人，說不定會吃閉門羹。我們搬過幾次家，因為朵拉對住非常講究。要是有東西不乾不淨，或是房東對她的中國房客和小孩有怨言的話，朵拉就不願意忍受，結果是我們搬家了事。 我們在柏林大概住過三四個不同的公寓，而且在每個房東面前編過不一樣的故事，比方說彼得的爸爸死了，或者我在德國工作期間他爸爸正在英國完成學業。我們甚至對其中一個房東說了實話，告訴她我離了婚，可是她用懷疑的眼光看著我，好像我是個犯人似的，那態度讓我很不舒服。起先我德文講得不好，所以不得不忍受那些人在朵拉面前說我長短。她們老是擔心我付不起房租，我們就說我家很有錢，會供養我們兩人，要不就說我享有中國政府提供的大筆獎學金，所以錢不是問題。只要我們提前或是在當月第一天付了房租，那些房東就不再發牢騷了。 朵拉來自維也納，年紀四十開外，可是一直沒結婚。我在德國看過不少那樣的女人。她以前的事情，我從不過問太多，因為覺得與我無關。不過，有一次她告訴了我她的身世：她一直在等一個青梅竹馬的情人；他到外地做生意的時候，把她留在家鄉；後來他娶了另外一個女人，直到很多年後她老得嫁不掉時才告訴她。 彼得是個漂亮的小孩，有大大的眼睛和黑黑柔柔的頭髮。我們帶彼得一起出去散步的時候，總有人湊過來。他最喜歡各式各樣的音樂，只有京戲除外。我一拿留聲機放京戲聽，他就用兩隻手把耳朵捂起來；可是朵拉放貝多芬和瓦格納的音樂時，他就心滿意足，甚至想用我買給他的一根真的指揮棒來指揮。彼得哭鬧的時候，我一打開留聲機，他就馬上停止哭鬧專心聽。我們家附近住了個鋼琴家，他練琴的時候都開著窗子，要是朵拉帶彼得出去散步回來晚了，我就曉得他們大概是在鋼琴家的家門口逗留得太久了。 我全部的時間都是和朵拉、彼得一起過，因為我覺得柏林其他中國人都太有學問了。有一兩次我試著和這些人一起去聽歌劇或到萬湖（Wannsee）泛舟，可是我不屬於他們那群人。我懂的事情不夠多，所以不能和他們討論政治和文學。有時候我覺得他們之所以找我，僅僅是因為我和徐志摩離婚的關係。 有一次，有人介紹我認識某君，他開口說：「噢，你就是張幼儀啊。」如果我還是徐志摩的太太，他就會完全不把我放在眼裡，因為我不如徐志摩有學問。現在因為我離了婚，我也成了新潮的人。 我和這些中國人不一樣。他們在西方可以表現得狂放不羈，可是回家以後又過著從前那種日子。而我因為離了婚，所以我不曉得回國以後要住哪兒，要怎麼生活。我在德國的時候，老爺之所以資助我，是因為我在照顧徐家的子嗣。可是我回國以後，會是什麼情況呢？我得把彼得交給徐家，自己一個人過日子嗎？要是我想和我兩個兒子住一起的話，徐家二老在徐志摩和我離婚的情況下，還會把我當徐志摩的太太嗎？ 柏林所有的中國人當中，有個人待我特別好，他叫盧家仁，有一雙好大的手，上面毛茸茸的像熊掌一樣。他每個星期都來看我好幾回，不是和我一起坐坐，就是陪彼得玩玩。以前我從沒有和男人坐得這麼近過，可是我猜想他是來看彼得的。盧家仁來的時候，彼得就和我們一起待在起居室，其他客人來的時候，我就叫彼得到別的房間和朵拉玩。 有一天，彼得在鋪在地板上的一塊毯子上玩耍，我們坐著喝茶，盧家仁問我：「你打不打算再結婚？」 雖然我當時還很年輕，大概才二十三歲，可是四哥寫信告訴過我，為了留住張家的顏面，我在未來五年內，都不能叫別人看到我和某一個男人同進同出，要不然別人會以為徐志摩和我離婚是因為我不守婦道。 而且我明白我在家鄉還有個兒子，我一直沒教過他；在我善盡做母親的責任以前，我不可以嫁進另外一個家庭。 所以，我沒敢把盧家仁那句語氣溫柔的話聽進耳里，而是看著自己的茶杯輕聲說：「不，我沒這個打算。」 盧家仁聽完過了一會兒就走了，從那個下午之後再也沒按時來看過我。我對盧家仁問起我結婚打算這件事感到彆扭，我從沒說過任何鼓勵他問我這種事情的話。也許我當初根本不該讓他來看我的。難道他一直在追求我嗎？那就是「自由戀愛」進行的方式嗎？他愛不愛我呢？我沒辦法相信有人會愛上我。也許他只是想出出風頭，才企圖娶我？ 這段時間，我按時與老爺和老太太通信，以這種方式得知徐志摩的消息。1923年4月，徐志摩和二哥聯合邀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頭銜的孟加拉語詩人、印度神秘主義者兼教師泰戈爾訪華。他游華的兩個星期，都由徐志摩和林徽因陪同，做他的翻譯。國內大小報紙都刊登了他們的照片，形容他們是「歲寒三友」：林徽因是「梅」，徐志摩是「竹」，留著長髯、穿著長袍的泰戈爾是「松」。 聽到從國內來的這種消息，再加上心裡明白自己也可以待在國內，我覺得怪怪的。 「回來吧，你怎麼不回來？」老太太在信裡頭這麼寫，好像啥事也沒發生似的。 雖然我丈夫不要我，可是我公婆要。「我不能回去。」我告訴他們，「我是離了婚的人。」 「可是你還是我們的兒媳婦，我們收你當乾女兒。」老太太總是這樣回信。 這時候我才弄明白徐志摩提議我做徐家兒媳婦，不做他太太的意思。就老爺和老太太這方面來說，我還是他們為兒子挑選的那個女子。我盡心侍奉過他們，又給他們生了兩個孫子；我已經做了我該做的一切。徐志摩公然違抗他們的安排，讓他們震驚、憤怒、難堪又傷心。可是我沒辦法跟公婆解釋徐志摩的居心，也說不清楚我並沒有拋下他們。 最後我說：「我不能回去，我會覺得彆扭。」 彼得滿周歲不久就開始發病，他腹瀉得厲害，呼吸也困難。朵拉和我帶他去看人家推薦的海斯醫生（Dr. Hess）。起先，他查不出彼得的毛病。可是，1923年的春天，彼得一歲半的時候，海斯醫生和其他大夫發現他小腸里有條寄生蟲，他們說彼得是從不新鮮的牛奶里感染的。它的位置正好在腸子和皮膚中間，所以沒辦法抓出來。海斯醫生建議我們去瑞士一家診所就診，可是他告訴我醫藥費十分昂貴，而且不敢保證一定醫得好。 中國人認為腸子是憐憫與慈愛所在的部位，所以像彼得這麼可愛的孩子在這部位染上疾病是很悲哀的事。可能是因為我沒餵他吃母乳，他才生病的，這點我沒把握。於是我寫信給老爺和老太太，把醫生的診斷告訴他們，請求他們幫我做決定。老爺和老太太回信說他們也無可奈何，他們的錢不夠送彼得到瑞士醫病。我公婆是非常有錢的人，所以我始終不明白這件事。說不定老爺在軍閥割據中國的情況下賠了錢，這我不得而知。要是他們見過彼得，說不定事情會有轉機；但他是我的孩子，是一個再也不能親眼看看中國的西方孩子。 到了1924年的冬天，彼得白天晚上都睡不安寧，看到自己的孩子這麼痛苦，真把我嚇壞了。他不用力就沒辦法呼吸。為了安撫他，我們放留聲機給他聽，一直放到同樣的曲子在我耳邊迴蕩不已，鄰居也來抱怨夜裡太吵了為止。他先是吃不下肉，然後吃不下麵包，到後來連湯也喝不下了。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他肚子愈來愈大，愈來愈腫，身體其他部分卻愈來愈瘦。 有天晚上，他已被病痛折磨了好一陣，我聽到他尖叫的聲音，醒了過來。我以為他做噩夢，就衝到他床邊，發現他清醒得很。他緊抓著肚皮用德文對我說：「媽咪，彼得痛痛。」 我們趕緊把他送到兒童醫院，由原先診斷出病因的海斯醫生負責照料。後來，彼得死於1925年的3月19日，距離他三歲生日不到一個月。雖然朵拉和我在他大半生中已經知道他難逃一死，可是當事情終於發生的時候，還是感到震驚。我們幾乎欲哭無淚，更別說行動、飲食了。 我們把彼得火化以後，給他舉行了一場喪禮，大約有三十個人來參加，來者有盧家仁、二哥的幾個朋友、我同班的一些女生，甚至還有一個朵拉和我經常在公園看到的女士。他們是怎麼聽到彼得的死耗的，我不得而知。 朵拉和我把骨灰罈子留在殯儀館。在搬到漢堡完成裴斯塔洛齊學院下一階段的學業以後，我重回柏林取回骨灰罈子，再帶著它和我一起回硤石。 喪禮之後那天晚上，我從黑暗中醒來，因為我聽見另外一個房間裡朵拉的哭聲。她埋頭在枕頭裡哀泣。當時我才發覺她愛彼得之深與我不相上下，我們三人始終是一家人。 彼得不在了，朵拉就回到維也納娘家。我們分手以後，我沒再和她通過話，甚至沒寫過信給她。雖然我德語講得流利順口，可是德文寫得不好，不足以表達我的感受。不過我收過一封她寫來的信，信里是一封短箋和一張她家書桌的照片。起先我覺得她寄給我這麼張照片很奇怪，後來才看到她在所有紀念品當中最顯眼的位置掛著一張彼得的大照片，由此可見朵拉有多愛他。 若干年後，我已經回到國內，才聽說朵拉去世的噩耗。彼得死後，她身心俱裂，染上肺炎，從此沒有康復。我在德國的那個小家庭只維持了短短的一段時間。 徐志摩在1925年3月26日抵達柏林，離彼得過世的日子正好一星期。自從離婚以後，我就沒見過他，這時候見面，已經事隔三年。他神采奕奕，而失去彼得的我，顯得瘦小又虛弱。自打我們離婚後，徐志摩的好事一件接一件。他1922年10月就回國了，後來出了一本詩集，擔任過泰戈爾的翻譯，晚近又主編著名刊物《晨報》的副刊。 當然啦，看到徐志摩，我吃了一驚。他說老太太非常擔心我在彼得死後的情況，所以催他來看我。我帶他到殯儀館的時候，他緊抓著彼得的骨灰罈子掉眼淚。我是根據中國習俗要求將彼得遺體在他死後三天內火化的。要是早知道徐志摩會這麼快就趕到的話，我說不定會等到他看過遺體再說。 原文如此，不確。《我所知道的康橋》於1926年1月16日和25日分兩次發表於《晨報·副刊》。——編者注 詩名為《草上的露珠兒》。——譯者注 見《話》，初收散文集《落葉》（北京，北新書局，1926年6月初版）。——編者注 此系音譯，英文版作「Lu Jiaren」。——譯者注 徐志摩出版詩集《志摩的詩》、主編《晨報·副刊》均在1925年3月之後。——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