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之如儀 · 第十章 賢賢妻子

在我訪問幼儀的那五年間，她唯一哭過的一次，是在她描述二伯祖聽到他們離婚消息後表示哀痛的時候。我無法相信張家人愛徐志摩會愛到這種程度。 看到幼儀嘗試做好每樣事情，到頭來卻還是受到傷害，就讓我感到錐心之痛。她為什麼這麼在乎自己離婚會讓哥哥和家人失望？她一直都在努力嘗試做徐志摩的賢妻啊！ 我大學畢業那年夏天，媽問我這輩子想做什麼，我不知道答案。當時我大部分同學都已經在投資公司實習兩年，我卻在沒有未來計劃、工作也無著落的情況下回到爸媽家。我只想繼續撰寫幼儀的故事，再和她多聊一聊，與她一起討論她的生平。 「那書寫完以後呢？」媽問我。 「我不知道，」我對她說，「我看不到未來。」 「如果你不曉得要做什麼，那沒關係。」媽說，但她顯然還是在擔心我。她等了一下又說：「要是你只是想嫁人的話，也沒關係。」我聽了莫名其妙地看著她，因為我壓根兒沒想過這件事。 當時我二十一歲，和幼儀被徐志摩遺棄在沙士頓的時候同齡，也和媽嫁給爸時的歲數一樣。雖然我的確期待將來和某個人一起生活，但當時根本沒有結婚的念頭。我的個性還有這麼多沒有定型、沒有發揮的部分。我覺得自己尚未準備好要面對媽當初所做的抉擇或所擔的責任。她婚後不久就有了孩子，在爸到紐黑文的時候，她還差短短一年就拿到博士學位，卻中途輟學。 大學畢業典禮結束後，我與幼儀見了一面，眾人當中的她問我什麼時候結婚。 為了滿足她的好奇心，我裝作一副胸有成竹的樣子答道：「二十八歲。」「不行，不行，太遲了。」 幼儀說：「二十五歲才是合適的年齡。」她好像在和我妥協似地宣布。 雖然我對婚姻沒有一定的看法，但我知道如果幼儀的遭遇降臨在我身上的話，我一定會被擊垮。當幼儀告訴我徐志摩愛上林徽因的時候，我為她感到又氣又妒。林徽因是中國國際聯盟同志會理事林長民之女，當時芳齡十七，人長得漂亮，又受過良好教育。1920年夏天，徐志摩通過他的老師梁啓超，在倫敦認識了林徽因和她的父親。先是徐志摩和林長民成為忘年交。他們玩過一些文學遊戲，譬如互通情書，由徐志摩扮作年紀稍長的男士，林長民裝作少婦。最後是林徽因和徐志摩雙雙墜入情網。 回望幼儀和媽的一生，我對婚姻怕得要命。我不想只做個妻子，而是希望能像林徽因之於徐志摩一樣，既是戀愛對象，又在學識上旗鼓相當。而把一個有主見的女人變成嫁雞隨雞的女人，那樣的婚姻是什麼滋味？一個中國女子出嫁以後，是不是就無法成為本來可以變成的樣子了？當然，幼儀生存得很好；媽在督導三個孩子成功完成學業（三人都是哈佛大學畢業生）以後，修完了博士學位；林徽因婚後成為一名成功的建築師。那麼，我會如此煩心和困惑，究竟是為了什麼？ 我對於從家裡到沙土頓車站那段漫長路程、橫渡英吉利海峽的旅行經過，還有後續發生的事情，印象都很模糊了；這些在我剛到巴黎，和二哥一起坐在他公寓裡的時候，就已經記不清了。當時我的英文太糟糕了，只認得二哥在信裡頭拼給我看的「Paris」這個詞。我一路上都在尋找這個可以和其他外國詞語區分的詞。 在橫渡英吉利海峽的那條船上，我這輩子第一次做了違背徐志摩意思的決定：把孩子留下來。回想過去在沙士頓的那一年，徐志摩對我冷若冰霜，不理不睬，甚至叫我去打胎的時候，我都因他是我丈夫而尊重他、順著他。可是，在他沒把家裡安頓好，罔顧他對我，還有他未出世孩子的責任，就把我丟在沙士頓不管以後，我再也不認為他是個好丈夫了。如果他要用這種方式拋棄我的話，我憑什麼應該當個賢妻，聽從他的要求去打胎？我可不願意像徐志摩突然把我丟下那樣，遺棄我的小孩。 我到巴黎的時候，二哥告訴我，他願意收養我生的孩子。起初，我認為這是最通情達理的解決辦法，心想假使我離婚的話，我一個人要拿這孩子怎麼辦？可是，和他住了一個星期，我才發覺不管他立意多好，他都沒辦法獨立照顧我的小孩。二哥那時候還沒結婚，整天埋頭研究他的哲學，我變成了照料家裡的人。為了讀懂法國思想家的著作，他每天在巴黎大學上法文課，而且打算幾個月後轉到德國耶拿大學（Jena University），投入德國哲學家倭伊鏗（Rudolf Eucken）的門下。 我也考慮到了遠在硤石的老爺和老太太。不管徐志摩和我之間發生什麼事，我還是阿歡的母親。我希望他有個弟弟或妹妹，而老天爺已經賜給我這麼多福分了。所以我心想要是我離婚的話，我願意把這孩子送回家鄉，求徐家收養。 一提到回國，我就緊張。我覺得如果我離婚的話，大部分的人都會怪罪於我。他們會以為是我犯了錯，因為自古以來，往往都是男人把妻子給休了。他會簽下一紙休書，上面列出公認休妻理由中的某一條或某幾條，這些傳統的休妻理由就叫「七出」。一個妻子犯了下面的過失，就要被丈夫趕出去：一、不順父母；二、無子；三、淫；四、妒；五、有惡疾；六、多言；七、盜竊。 假使離婚的話，人家可能會以為我虐待老爺和老太太，不肯接納徐志摩的女朋友，或者是我和郭君有婚外情。要是他們認為我犯了「七出」的任何一條，就會說我閒話，而且會排擠我。 二哥告訴我別擔心，他說天知地知我並沒有犯下這七大過失里的任何一個，他還告訴我，我的想法過時了。根據他知道的法律，現在只要男女雙方都同意，就可以離婚。可是，根據孝道禮俗，如果男方小於三十歲（徐志摩當時二十六歲），女方小於二十五歲（我當時二十一歲），還必須取得雙方家長的同意。 我很好奇，徐志摩告訴徐家他想離婚的時候，徐家會怎麼辦。他父母會同意嗎？老爺和老太太很疼我，而且觀念守舊，他們大概會堅持要徐志摩與我白頭偕老。有段古語說：「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徐志摩提議我「做徐家的兒媳婦，不做徐志摩的太太」，大概就是因為擔心他父母不會答應他離婚吧。 那我自己的父母又怎麼辦呢？一想到要告訴他們和四哥，我就畏縮了。當年他們特別為我相中了徐志摩，要是他們知道徐志摩想離婚的話，一定會傷心的。我曾經聽說有些離婚婦人的雙親因為覺得太丟人現眼了，有時候會拒女兒於門外。可是我沒做過什麼失節操或不正當的事情，所以要是我非和父母住在一起不可的話，我敢說他們會歡迎我回家的。我也相信，如果我父母不得不同意離婚的話，他們願意點頭的可能性非常高。 至於我自己呢？我當時想，如果徐志摩不想和我一起生活，而我卻要試著不和他分開，那又有什麼意義呢？除了同意離婚，我能怎麼辦？ 可是，在我懷孕期間，我要怎麼樣供養自己呢？我手邊只有徐志摩在沙士頓給我的一點買菜錢，還有我在那間屋裡四處找到的一些余錢。於是我決定寫信給徐家，通知他們我的狀況。我沒告訴他們徐志摩要求我離婚的事，只說他和我分居了，我和二哥住一起，而且在法國求學，因為有人認為住在法國比住在英國有益健康。我在信中完全沒提徐志摩，只說我需要錢讀書和養小孩。 幾個星期以後，我在二哥的住處收到一張徐家寄來的二百美元支票。老爺好像相信了我掩蓋部分事實的故事，在信上他說會按月寄張支票給我，他很高興我能照顧自己和孩子。 當時我懷孕差不多四個月了，幾乎天天害喜。可憐的二哥！他不曉得該怎麼照顧我這種懷孕的女人。他說，如果我要懷滿月份的話，和女人家住一起會比較可靠。我同意他的說法，雖然我不想離開他，可是當時的情況似乎變成：如果我待下來，就要替他煮飯打掃，結果累壞自己。 二哥認識一對也在巴黎大學深造的劉姓夫婦，他們為了節省房租而住到鄉下，不過同意讓我免費住他們家一陣子。 二哥說：「我告訴他們你身子不舒服，打算在徐志摩出門遊歷期間找個地方待待。」 當時我們沒有一個人知道徐志摩的下落，所以二哥編的故事聽起來合情合理。他和我從巴黎乘了一個小時的火車，又從火車站走了大概半個鐘頭的路，才到劉家。我連那村子的名字都記不得了，不過它立刻讓我想起沙士頓，那是個環境非常安靜的小村子，村裡有一些遠離馬路的低矮房舍。和二哥一起沿著土路走的時候，我期待在這兒不會過得像在沙士頓那樣不愉快。 劉君的全名叫劉文島，曾經與梁啓超和二哥組成非正式代表團參加巴黎和會，20世紀30年代擔任中國駐義大利公使。我頭一次見到他的時候，他大概三十歲，禮貌、學問都很好。劉太太也在大學裡念書。二哥介紹我們認識的時候，他們親切地看著我。 劉太太先開口說：「希望你和我們住在一起會覺得舒服愉快。」 我回答：「這樣給你們添麻煩，真不好意思。」 劉君插嘴說：「哪裡，沒什麼，沒什麼。我們非常尊敬你哥哥和徐志摩，所以樂於幫忙。」 徐志摩因為思想活躍、氣質活潑而受朋友推崇，可是他的朋友知道他是怎麼對待自己家人的嗎？我笑了笑，在劉氏夫婦面前裝出徐志摩知道我去處的樣子，也由衷感謝他們伸出援手。 劉太太趁劉君和二哥坐在客廳聊天的時候，帶我在屋子裡轉了轉。連那屋子都跟我們在沙士頓的小屋很像，只是看起來讓人愉快些；牆上貼的是淺藍花色，而不是黃色的壁紙，還有一個砌了瓷磚，而不是磚塊的壁爐。我的臥房在二樓，與他們夫妻的臥房相對，從裡面可以俯視街道。房間的一角立著一個洗臉盆和臉盆架，一張小書桌和一把椅子；另外一邊擺著一張單人床和躺椅，窗子旁邊有張搖椅，上面放了一塊鑲邊的靠墊，風格與白窗簾很相稱。 劉太太說她和劉君白天多半待在學校，不過都會回家吃晚飯。她提議我開始學法文，而且告訴我一個老師的名字。這真是個好主意。我在沙士頓的時候一直想學英文，可是沒有繼續學下去；法文是我第二次學習機會。我告訴劉太太，我覺得她能跟著劉君在巴黎大學求學很了不起。 劉太太聽了大笑說：「要是你曉得我說服公婆讓我出來有多難就好了。」 她說她一直想出國念書，她丈夫得到出洋機會的時候，她求公婆也送她同往。雖然她已經替劉家生了個兒子，可是公婆還是不願意讓她出去。後來，她和劉君異口同聲、慷慨激昂地懇求，才說服二老讓她出國。 回想起我自己向公婆爭取出國的辛苦，我完全了解劉太太的處境。她有劉君幫著爭取到西方，真是幸運啊！而我只有二哥護著，徐志摩並沒有給我支持。幾年以後，我聽說劉氏夫婦雙雙取得巴黎大學的博士學位，心裡高興得不得了。 看完房間，劉太太和我回樓下找二哥和劉君。我們一起隨便吃了頓午飯，近傍晚的時候，二哥回巴黎了。雖然我知道和劉氏夫婦住一起會很舒適，可是看到二哥離我而去，還是覺得難過。 中國人用「滄海桑田」來形容千百年光陰的逐漸推移，我覺得我在法國鄉下度過的那個秋天，正是經歷了這種變化。剛搬到那裡的時候，我還沒把握要不要離婚。可是，等我離開的時候，我已經決定同意徐志摩的離婚之議。我要追尋自己承繼的特質，做個擁有自我的人。 我本身的成長和肚子裡那孩子（我以為是個女孩）的發育正好互相映照。我到法國鄉下的時候才懷孕四個月，離開的時候，懷胎已經接近八個月。這期間，我感覺到肚子裡起了很大的變化，我知道什麼時候孩子手腳動了，也感覺得到她的手指觸到了我肚子裡頭。 徐志摩過去把我們夫妻倆比擬成小腳和西服，起先我被搞得糊裡糊塗，因為我根本沒有裹小腳嘛。可是，在法國鄉下的那幾個月，我才發覺，我的行為有很多方面都表現得和纏過腳沒兩樣。在硤石的時候，我從不敢辜負公婆對我的期望，也從沒懷疑過古老的中國習俗和傳統。 我生長在一個有教養、有遠見的家庭，家裡的兒子們被送到海外讀書。可是我卻受到舊時思想的束縛。我必須從思想行為方面拿出勇氣。作為家裡第一個沒有纏腳的女性，我一定要充分利用這個恩賜。 我可以回中國和徐家一起住，告訴他們離婚的事情，然後逼他們袒護我。可那樣就是逃回中國，請求徐家或娘家照顧我。我想起打小就學到的關於「志氣」的教訓，打定主意留在歐洲，想辦法憑自己的力量撫養我的小孩。在可以自謀生路以前，我會繼續接受徐家按月寄來的二百美元，好照顧我肚子裡的女兒。 經過沙士頓那段可怕的日子，我領悟到自己可以自力更生，而不能回徐家去，像個姑娘一樣住在硤石。我下定決心：不管發生什麼事情，我都不要依靠任何人，而要靠自己的兩隻腳站起來。小時候，我看到張家失去名節之外的所有，又擺脫恥辱，重整旗鼓。我知道我得嘗試做同樣的事情來洗刷我的恥辱。 看到劉太太在夜裡苦讀，我就記起自己在蘇州的第二女子師範學校上學，還有在徐家跟著家庭老師念書的情景。當年我也曾經決心要把書讀好，而且珍惜自己學到的東西。所以我決定，如果徐志摩與我離婚的話，我要成為一位老師。那樣一來，我回國以後，就可以自力更生，以適當的方法教養孩子。 有天傍晚我坐在樓上房間的時候，聽到街上傳來一匹馬和一輛馬車經過的聲音，原來是有訪客來看我了。我跑到窗口一看，果然有人從一輛馬車跨了出來，是七弟！他付車錢給馬車夫的時候，我打開窗子大喊：「喂，我在這兒，上來吧！」 七弟一見我就哭，不過他向來愛哭，他就是張家人個個說是女人的那位兄弟；家人還說我把媽媽身上大部分的男子氣概拿走了，只留下女性特質給七弟。七弟從聲音（又軟又尖）到體態，甚至連思維方式都像個女人。他想知道我每天吃些什麼，對法國菜的看法，還有懷胎的滋味。雖然他說我氣色不好，可是因為他特地從巴黎跑來看我，所以我不便與他爭論。他自己的氣色倒是好極了，就連抹著眼淚，說他萬萬想不到會找到孤苦伶仃又身懷六甲的我時，氣色也一樣好。「瞧你這個樣子。」他說。 他是一個月前出國的。他告訴我，家鄉人都不知道我和徐志摩的事情，爸爸媽媽不知，老爺老太太不曉。我一直從法國寫信給兩邊的家人，老爺也一直按月寄二百美元生活費給我，可是我從沒告訴過他們全部的實情。七弟離開上海之前，甚至還見了老爺老太太一面，好幫老太太帶一小包徐志摩最愛吃的蜜餞給他。 「徐志摩哪裡去了？」七弟問。 自從徐志摩把我丟在沙士頓以後，我就不知他的去向。我局促不安地看著那包蜜餞，力圖用事不關己的聲音說：「不曉得啊，你有什麼消息嗎？」 七弟是在前一天打電話給在德國的二哥時，才聽聞我的下落的。二哥已經離開巴黎，現在在耶拿大學。七弟說他也準備去德國，不是想學哲學，而是想過得省一點兒，因為馬克不停貶值，所以住德國非常划算。本來七弟已經在巴黎一家旅館訂了房間，不過那天晚上，他拉出我床邊的躺椅，伸著兩腿睡在我旁邊。 第二天一早，他就走了。我在廚房洗我們吃早點用的茶杯的時候，才恍然大悟，我一定要隨他去德國。我得和某個家人待在一起，要不然我會就此消失在法國鄉下。雖然劉氏夫婦對我很好，可是他們不是用我希望中七弟照顧我的方式照顧我。七弟像個女人一樣，可以在我懷孕末期幫我煮飯、打掃，照顧我。我可以去德國和他住在一起，在那邊生孩子。而且據劉太太講，德國醫院比法國醫院還要安全。 於是，我打電話到七弟在巴黎住的旅館，他人還沒到，我就叫櫃檯帶個口信給他，要他在那兒等我，我會與他會合。 那天晚上，我跟劉氏夫婦說明我要隨弟弟到德國。我對他們的慷慨表示了謝意，把自己不多的行李打包。我離開劉家，差不多和離開沙士頓一樣匆忙。 我懷胎的最後一個多月，是和七弟一起在柏林度過的。1922年2月24日，我生下第二個兒子。生產的時候，沒人在我身邊。雖然我希望我母親會像她迎接阿歡那樣待在醫院，可是病房裡就我孤零零一個人。七弟連看都沒來看我，因為他認為產婦的房間不是男人去的地方。 我在整個生產過程以及生產完畢之後，一句話都沒說，幫我接生的德國醫生用法文對我說（因為我非和他講法文不可），我是他所見過最勇敢的病人。當他把兒子抱來給我看的時候，我差點兒哭出來，因為我想要的是女孩，一個按我的模子刻出來的女孩，而不是徐志摩的翻版。 我在醫院大概住了一星期，惡露流得厲害。到了該回到和七弟同住的小公寓那天，我茫然了。我突然很怕帶著嬰兒一起回家，不曉得要怎麼樣在柏林著手照顧小娃兒。我要上哪兒去買被子、奶瓶、小床？這些東西我事先都沒準備好。我猜當時我以為在他出世以前，我可以無視他的存在。我對要獨力撫養小孩感到不知所措。 第二天醫生來巡房的時候，我用法文問他我可不可以把兒子留在醫院一陣子。 他皺著眉頭告訴我嬰兒很健康，不需要把他留在醫院裡。 我回答：「是，我知道，可是我沒辦法照顧他。」他看了一眼床腳的病歷表，帶著安慰我的笑容說：「太太，你很好，別擔心，你夠健壯了。」 我說：「不行啊，拜託！只要讓我把他留在醫院一小段時間就好。我不知道該怎麼辦，也不知道該往哪兒去。」 我從醫院打電話給七弟，他就過來接我回家。我懷孕自始至終，一直沒有徐志摩的消息。但是當我把兒子留在醫院，拖著臃腫、脹痛、虛弱的身子回家以後，終於得到徐志摩的音訊。家裡擺著一個有他筆跡的信封，看起來好像是有人親自送來，而不是郵局寄來的。 七弟說那封信是吳經熊投到公寓的。吳經熊是我們一個朋友，曾經就讀於密西根大學法學院，當時拿了另外一份獎學金在柏林念書。在留學海外的所有中國人當中，吳經熊是絕頂聰明的一個。他後來成為上海特別高等法院院長，而且把《詩篇》和《新約全書》譯成中文。 我趁七弟把我的東西拿進臥房的時候，向他要了吳經熊的電話號碼。電話是吳經熊接的，在我報上姓名以後，他緊張地清了清喉嚨。 「噢，這個，是徐志摩叫我把那封信拿給你的。」他解釋道。我說：「你意思是說他人在城裡囉。他人呢？是不是和你在一起？」我聽到自己的聲音因為失去控制而提高，覺得很討厭。吳經熊大概覺得自己泄露了徐志摩的行蹤，就用生氣的口吻說：「別管那麼多了，只管讀那封信吧。」 平常，七弟下午都和我一起待在公寓裡，不過今天，卻在腋下夾了幾本書從臥房出來。 「我得用功去了，」他回頭大聲說，「晚上會回來。」 我不怪七弟離我而去。他何必介入我的麻煩？我拿起那封信，握在手裡好幾分鐘，心裡猜想著信的內容。徐志摩等了這麼久才與我聯繫，這段時間我在不知道他下落的情況下住到法國鄉下，又剛剛生下他的孩子。我已經受夠了。現在來了這麼封信，裡面會說些什麼？是告訴我可以做徐家兒媳婦，但不能做徐志摩太太嗎？這封信有什麼地方會改變我的想法嗎？我已經和他還有徐家分開半年了，所以我覺得不管此刻我感到多麼虛弱，不管信上告訴我什麼，我都可以自己一個人過。 於是，我小心翼翼地拆開信封，把信展開。信里是徐志摩那一手流暢、漂亮的字跡，訴說著無愛婚姻的不可忍。我的丈夫要和我離婚。他在信上說： 真生命必自奮鬥自求得來，真幸福亦必自奮鬥自求得來，真戀愛亦必自奮鬥自求得來！彼此前途無限……彼此有改良社會之心，彼此有造福人類之心，其先自作榜樣，勇決智斷，彼此尊重人格，自由離婚，止絕苦痛，始兆幸福，皆在此矣。 信中隻字未提孩子，未提他在沙士頓撇下我的事，也未提我們的父母希望我們團聚的事。我覺得徐志摩這番話說給我聽的成分，少過說給大眾或史家聽的成分，他說我們「前途無限」「彼此有造福人類之心」是什麼意思？我什麼時候表現過這些潛力了？他的信讓我想起了那天晚上在硤石家中，他走進臥房說要成為中國第一個離婚男子的情景。 所以我又打了個電話給吳經熊，告訴他我要跟徐志摩講話，我以為徐志摩和他在一起。吳經熊說他不會告訴我徐志摩在哪兒，我就說，算了，他只要跟徐志摩講，我明天早上會到他家和徐志摩碰面就好。 我告訴吳經熊：「我要親自見徐志摩一面。」因為徐志摩竟然在一封信里向我提出離婚要求！他連親自在我面前提這要求都辦不到。 和吳經熊講完電話，我跑進浴室，因為我還在流惡露。那天剩下的時間我都躺在床上休息，我想第二天儘可能堅強地見徐志摩。我已經半年沒見他了，我想讓他看看他棄我而去以後，我一直活得很好。 那天晚上七弟到家以後，做了頓簡單的晚飯給我們倆吃，吃飯的時候我們都很沉默。他顧慮太多，不敢問我發生了什麼事，所以我也沒說什麼。當時我還搞不懂我自己。 第二天，我雇了一輛馬車到吳經熊家。他和別的學生合住在一間離市區很遠的房子，馬車慢慢地往那兒去。吳經熊態度尷尬地在門口接我，然後帶我走進一間有扇凸窗的大客廳，那窗子可以俯瞰一座小花園。客廳里到處是上麵攤開著書本的樂譜架，吳經熊顯然是那樣子讀書的。 後來，我見到了徐志摩。他看起來比我們住在沙士頓小黑屋時高了些、壯了些，我能感覺到他的決心還有懼意。他的四個朋友也在客廳里，繞著他走來走去，一副要保護他的樣子。我只認得其中兩人，吳經熊和金岳霖。金岳霖本來在美國讀哲學，當時到柏林探望朋友。我先對徐志摩發話，因為我想表現出很有自制力的樣子。 我的開場白是：「如果你要離婚，那很容易。」 「我已經告訴我父母了，他們同意這件事。」他說。 他一提到老爺和老太太，我的眼淚就情不自禁涌了出來。他們二老是怎麼看這件事的？接著，我想到我自己的父母，於是我對徐志摩說：「你有父母，我也有父母，如果可以的話，讓我先等我父母批准這件事。」 他急躁地搖搖頭說：「不行，不行。你曉得，我沒時間等了。你一定要現在簽字，林徽因……」他停了一下又繼續說，「林徽因要回國了，我非現在離婚不可。」 徐志摩提到林徽因名字的時候，我心想：他何必在信上寫什麼勇氣和理想？他要他的女朋友，所以才這麼情急。今天，人家問起我是否認為徐志摩要求離婚是革命性舉動的時候，我回答「不」，因為他有女朋友在先。如果他打從開始，也就是在他告訴我他要成為中國第一個離婚男人的時候，就和我離婚的話，我會認為他是依自己的信念行事，我才會說徐志摩和我離婚是壯舉。 徐志摩就因為急著得到林徽因，所以不許我花時間徵得我父母同意。我從小就被教育要善盡孝道，如今卻被迫在未徵得我父母許可的情況下，辜負他們要我們夫妻團聚的心愿。 徐志摩在我默默思考的時候，一動也不動地面對著我，手上緊握著那些離婚文件。 「那……好吧。」我控制著自己的鼻息，緩慢沉著地說。當時，我的身體因為生產的關係還在疼痛，心理上也覺得吃了敗仗。我同意在文件上簽字的唯一理由是：我在法國就已經打定主意，不再只憑過去的價值觀行事。我是未來新式女子中的一員。雖然做出這麼不孝的事情讓我感到痛苦，可是我還是對徐志摩說，我願意在未事先徵得我父母許可的情況下簽字。 我說：「如果你認為離婚這件事做得對，我就簽字。」說完才發覺，我是用服從，而不是帶著新思想的口氣在說話。 他聽了高興極了，笑容滿面地把文件推過來讓我簽字。他不能自制地說：「太好了，太好了。你曉得，我們一定要這麼做，中國一定要擺脫舊習氣。」 他把文件擺在桌上，示意要我簽字。那些文件是用中文寫的，上面說男女雙方已經一致決定終止他們的婚姻，我將獲得五千元贍養費（後來我根本沒拿過這筆錢）。徐志摩已經簽了名，證人欄的四個名字也填好了，就只有該我簽名那欄空著。 「好了。」我簽了四次名字以後輕聲說，打破室內的沉寂。我以在我們新婚那天沒能用上的坦蕩蕩的目光正視著他：「你去給自己找個更好的太太吧！」 徐志摩真是高興。他朋友擠在我們身邊向我們道賀，都想握徐志摩的手。他歡天喜地，樂不可支。 他甚至跟我說了聲謝謝，然後戲劇性地頓了一下，又對著我和那四個朋友說（我想他十有八九也是在對全世界說）：「你張幼儀不想離婚，可是不得不離，因為我們一定要做給別人看，非開離婚先例不可。」 我雖然點著頭，可是對剛做的那件事覺得倒胃口。這些人都參加過我的婚禮，我離婚的時候他們也站在我身邊，可真是奇怪！ 我一簽完離婚文件，徐志摩就想去看我們的孩子。他想知道「你幹嗎把他留在醫院」，而我心裡只想著：「這與你何干？」 我們去了醫院，站在育嬰房的窗口，看著躺在小床里的嬰兒。我覺得很怪異，好像脫離了徐志摩，脫離了我們的孩子，甚至脫離了產後的身體疼痛。徐志摩把臉貼在窗玻璃上看得入迷。他愛意盎然地看著我們的兒子，卻始終沒問我要怎麼養他，他要怎麼活下去。徐志摩像是沒留意到我是孩子的媽似的，讚嘆我們的兒子時都沒轉過頭來瞧我一次。那時一位看護過我的護士正好經過，瞧見我和徐志摩在一起，就笑了笑，好像在說：孩子的父親總算能來了。可是我很想知道，我們看起來像不像醫院裡的其他夫婦，像不像那些面露微笑，一起高高興興帶著嬰兒離開的年輕父母。 原名林徽音，1935年改名林徽因。——編者注 原文如此，或系誤記。徐志摩《〈一封情書〉按語》（載1926年2月6日《晨報·副刊》）中稱：「四年前我在康橋時，宗孟在倫敦，有一次我們說著玩，商量彼此假裝通情書。我們設想一個情節，我算是女的，一個有夫之婦，他裝男的，也是有婦之夫。」據後附林長民作《一封情書》，林化名「苣冬」，徐化名「仲昭」。（見《徐志摩全集》第2卷，第392頁，韓石山編，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編者注 倭伊鏗專攻生命哲學之研究，於1908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譯者注 見《禮記·內則》。——編者注 劉文島於1933年秋調任中華民國駐義大利公使，後經其與意方協商，兩國升為大使級外交關係；中華民國駐他國公使方援例升級。劉於次年升為中華民國駐義大利全權大使。——編者注 英文版作「Special High Court in Shanghai」。——編者注 英文版作「Psalms」，台灣智庫版譯作《讚美詩》，或不妥。——編者注 初收胡適《追悼志摩》文中，載《新月》第4卷第1期（1932年）。——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