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之如儀 · 第九章 小腳與西服

我讀大學的時候，有一次和男友陪一位從中國來的年輕研究生共進早餐。我已經不記得他的姓名，只記得他到哈佛大學做一天左右的訪問。我當時的男友大衛是個白人，他學過中文，對中國事物（包括我在內）很感興趣，所以通過一個學術交流計劃，自願留這位研究生過夜。 劍橋市那天清晨是個典型的新英格蘭大冷天，我們三人坐在幾乎是空蕩蕩的餐廳里用餐。我心想，這又是輕鬆平常的一頓早飯，我可以在那兒看報紙，為即將來臨的課程憂心，而且大部分時間不用和大衛或那位來訪的學生交談。我與他見面只是為了吃那頓早飯，而不是像大衛那樣，覺得從中國來的人多麼新鮮。 當我起身再去倒些咖啡的時候，那人用中文對大衛說：「她已經不再是中國人了。」 後來，大衛告訴我這件事，我聽了勃然大怒。這個人有什麼權力說那種話？他怎麼知道什麼叫作中國人，什麼不叫中國人？難道只因為我生長於西方，不在中國長大嗎？ 當我閱讀徐志摩在西方的求學經歷時，我對這人所下的評語做了許多思考。徐志摩1918年遠赴美國，一年後自克拉克大學畢業，又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取得政治學碩士學位，接著開始攻讀博士。1920年10月，他憑著一股衝動放棄美國學業，漂洋過海到英國。他本來打算跟著伯特蘭·羅素讀點書，卻發現羅素當時根本不在英國，而且因為在戰時主張和平，他已經被劍橋大學除名。失望之下，徐志摩到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註冊了學籍。他在那兒遇見了狄更生，後者安排他到劍橋大學王家學院就讀。 1989年夏天，我漫步於劍橋大學壯觀的草坪和中世紀的紀念碑間，心中想像著徐志摩在1921和1922年間必然曾於此地造成轟動。根據記載，瑞恰慈（I. A. Richards）曾邀請徐志摩參加「異端社」（Heretics』Club）這個專門討論韻律學和翻譯的文學圈子的活動；之後福斯特（E. M. Forster）描寫過，與徐志摩見面是他畢生最興奮的事情之一；出於對徐志摩的仰慕，狄更生也一直戴著徐送他的瓜皮帽。 徐志摩的那些西方朋友一定覺得，他同時帶著異國情調和堂吉訶德式的氣質：一個頭腦聰明、個性浪漫、在西方發現了同類質趣與傳統的中國人。我認為徐志摩擁有東西方最優秀的特質，很羨慕他能如此融入西方世界，做得比我這個成長於西方的人要好。他是如何與西方人成為朋友，而不是被他們喊成「清客」、加以辱罵的？他似乎擁有一切：中國人推崇他，西方人也欣賞他。 難道他是用一種對待自己同胞時所沒有的盲目態度去接納英國人的？我大部分朋友也不是中國人，這是否意味著我和徐志摩一樣，都是為白色臉孔著迷的人？ 念大學的時候，我很羨慕那些只和自己人搭上關係的中國人。他們彼此以中文交談，結成一大夥四處晃蕩。他們看起來總是那麼自在滿足，而每當我和其他中國人在一起時，就會情不自禁地忸怩起來，擔心我們在校園漫步的時候，別人會當我們是外國人或局外人。 當我與西方朋友一起走過一群中國人身邊時，我又沒辦法不好奇他們對我持何種看法。他們會認為我鄙視自己的傳統嗎？我和什麼人在一起都有問題。譬如說，如果我走進一家中餐館，服務生馬上跟我說起中文的話，我就會有壓迫感；要是他不跟我講中文，我也同樣覺得不安。 我想和華裔男子約會，也想和西方男子交友——前提是後者對中國略有認識。而那些主要和華裔女子約會的西方男子也令我疑竇叢生。這些人認為我們華裔女性比美國女人更卑躬屈膝、有異國風情嗎？更教我生厭的是那些自稱對中國極感親切，以至自認為比我們自己更了解中國人的老外。而最令我痛恨的，是那些斗膽想對我剖析我自己的人，無論男女。 我們搬到一個叫作沙士頓（Sawston）的小鎮，那地方離康橋大學大概有六英里遠。多虧狄更生，徐志摩就要在這所大學的王家學院當文科特別生了。我們租了間有兩個臥房和一個客廳的小屋，從客廳的凸窗可以俯視一條都是灰沙的小路。我們住的那條街只有三棟房子，環繞在我們四周的是羊兒吃的青草地。屋子後面通向一座高起的陽台，再走遠一點兒，有個旁邊長滿雜草和灌木的池塘，就和張家合院後頭一樣。 起初，我希望學點兒東西。徐志摩請了個女老師來家裡教我英文。後來英文課半途而廢，因為那個女老師埋怨她要走的路太遠，當時我已經學完字母表，會講「早安」和一點點會話。我事後才納悶，為什麼我沒有堅持要她或是徐志摩讓我繼續上課。不過，那時候有太多事要忙了：買東買西，打掃內外，還有料理三餐。 我來英國本來是要夫唱婦隨，學些西方學問的，沒想到做的儘是清潔房子、洗衣服、買吃的和煮東西這些事。許多年以後，我和第二任丈夫蘇醫生一起回沙士頓，很訝異當年自己是如何在那小屋裡安排每天的日子的。我好像家鄉的用人一樣，坐著公共汽車去市場，再拖著食物回家裡。有幾個星期，我們接到徐家寄來的包裹，裡頭裝了些中國土產和烹飪配料，可是大多數時候，我都是靠自己張羅吃的。我不曉得自己是怎麼辦到的。當時我啥事也不懂，又老是缺錢用，徐志摩給我的生活費幾乎不夠支付家用。市場離家很遠，所以我大部分時候都仰仗一個把貨車停在我們家門前，賣我新鮮食物的菜販。那時候，我知道的事情真是少啊！我記得我們客廳的壁櫃裡有個奇怪的機器，我不曉得那是吸塵器，所以一直用掃把打掃。 那時我有沒有想過我們夫妻都到西方以後，丈夫對我的態度會有所改變呢？在中國，夫妻之間應該保持距離，尤其是在公婆面前，以表示尊重。可是在西方，就我們兩人一起，徐志摩和我本來可以為所欲為。不過，只有徐志摩做到了，他愛來就來，愛去就去。雖然如此，他總是在家吃午飯和晚飯，也許是因為我們太窮了吧！如果飯菜好吃，他就一句話都不講；要是飯菜不好，他也不發表意見。他的心思飛到別處去了，放在書本與文學、東西文化上面。 今天你們年輕人知道怎麼樣討論事情，像你大概就會嘗試和你先生商量大小事情，可是當年我沒辦法把任何想法告訴徐志摩。我覺得我找不到任何語言或辭藻說出：我知道自己是舊式女子，但是若有可能，我願意改變。畢竟我人在西方，可以讀書求學，想辦法變成飽學之士。可是我沒法子讓徐志摩了解我是誰，他根本不和我說話。我和我的兄弟可以無話不談，他們也和徐志摩一樣博學多聞，可是我和自己的丈夫在一起的時候，情況總是：「你懂什麼？」「你能說什麼？」他騎著自行車往返於沙士頓火車站和康橋之間，有時候乘公共汽車去校園。就算不去康橋，他每天早上也會衝出去理髮，我完全不能理解他這個習慣，覺得他大可以簡簡單單地在家修剪頭髮，把那筆錢省下來，因為我們好像老在等著老爺寄支票來。可是，徐志摩還是我行我素，做了好多我無法置喙的事情。 就拿郭君作例子吧。他的名字叫郭虞裳，我搞不清楚這個人為什麼會有一天出現在我們家，然後就搬進來和我們同住了。起先，我以為是徐志摩需要那筆房租。現在回想起來，又認為大概是郭君一直獨居，而徐志摩告訴他，住在一間有人燒上海菜給他吃的房子，日子會好過得多；也可能是徐志摩不想和我大眼瞪小眼地獨處。總之，郭君住進了另一間臥房。在這之前，徐志摩一直用那間房當書房。郭君不常去康橋，而是整天待在房裡用功。所以，如果他要散步的話，有時候會和我一道去市場，或是到雜貨鋪幫我取些東西。我感謝有郭君為伴，至少他會和我聊聊。 我白天很少看到徐志摩，他總是在學校。不過，有一次他帶我去康橋看競舟，還有一次帶我去看范倫鐵諾的電影。我們必須得在白天去看電影，因為晚上沒有大眾交通工具可搭。我們本來打算去看一部卓別林的電影，可是在半路上遇到徐志摩的一個朋友，他說他覺得范倫鐵諾的電影比較好看，徐志摩就說，哦，好吧。於是我們掉頭往反方向走。徐志摩一向是這麼快活又隨和。他是個藝術家兼夢想家，而我卻完全相反。我們本來要去看卓別林的電影，結果卻去了別的地方，這讓我不舒服。當范倫鐵諾出現在銀幕上的時候，徐志摩和他朋友都跟著觀眾一起鼓掌，而我只是把手擱在膝蓋上，坐在漆黑之中。 我們在沙土頓的生活過得窮困潦倒。如今我一讀到描寫康橋的文章，就會想到當初我可以做的種種有趣的事情。我可以沿著幾座古橋散步，欣賞那群建築的結構；也可以坐在康河岸上純粹享受自然。在硤石的時候，我渴望出門四處逛逛看看，可是家人不准我單獨上街。到了沙士頓，我有出門的機會，卻沒有出去。 隨著夏日的熱浪來襲，我身上出現了有小生命的徵兆。我從懷阿歡的經驗確認了早上出現的反胃和虛弱的症狀。在硤石的時候，我想要也需要生孩子；而在沙士頓，我不知道要怎麼辦。懷孕期間我要怎麼料理家務？我能在這兒養孩子嗎？我有必要回硤石嗎？為了要怎麼樣把這消息透露給徐志摩，我左思右想了好幾天。有天下午，我趁郭君出門時跟他說了大概。 徐志摩聽了立刻說：「把孩子打掉。」 我這輩子絕沒料到我會得到這種反應。就我所知，打胎是有生命危險的，只有瀕臨絕境的女人（有了外遇，或者家人快要餓死、餵不飽另一張嘴），才會冒險打胎。 於是我說：「我聽說有人因為打胎死掉了。」 徐志摩冷冰冰地答道：「還有人因為火車事故死掉呢，難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車了嗎？」說完就沒耐心地別過臉去。 「可是我要去哪裡打胎？」我問。 他搖搖頭說：「你會找到地方的，這種事在西方是家常便飯。」 在中國，生孩子是件有福氣的事，特別是生男孩。為了延續香火和敬奉祖先，有必要生小孩。我父母和公婆知道我又懷孕了，一定會高興得跳起來。可是徐志摩並沒有考慮這些，他從西方擷取了另外一種習俗，要我把孩子打掉，好像生下這孩子是個恥辱似的。要是我們的雙親知道他把另外一個孫兒從他們手上奪走的話，他們會說些什麼呢？ 與我們相鄰的房子住了一對姓胡的中國夫婦，兩人都在康橋讀書，而且是聽了徐志摩的建議，搬來沙士頓的。他們家距離馬路比我們家還遠，所以他們經常穿過我們家後院去學校。和徐志摩談過這件事的第二天，我在後面陽台晾衣服的時候看到了胡太太，就對她招了招手。 過了幾分鐘，她攀上階梯，走到陽台和我寒暄：「你好忙啊，就跟平常一樣，我方才還在想，去城裡的時候要順道問候你呢。」 那天我一整個早上都在想打胎的事，而且決定要問問胡太太，看她在這方面知道些什麼。我想儘快打聽到消息，以防徐志摩再問起我這件事。 胡太太漫不經心地倚著陽台的欄杆，擺出一副好像我們天天都討論打胎的模樣說：「這個，今年倫敦才剛成立了第一家節育診所，你說不定可以到那兒打。」 我問：「可是安不安全呢？」同時煩躁地看著正在晾曬的一塊桌布上假想的污點，好躲避胡太太探詢的目光。 「我不曉得，」她回答，然後好像在回想某件事情似的頓了一下，「說老實話，我聽說到法國打胎比在英國打安全。」 接著，她用已經要結束這段談話的語氣強調說：「所以啊，如果我是你的話，我會去法國打。」 說完，她就走下陽台階梯繼續上路了，我向她道謝。我看得出來，打胎這件事對她來講似乎是個相當容易的決定。我很好奇她是怎麼知道所有信息的。難道她自己打過胎？是不是所有中國女人一搬到西方就做這種事？ 我搞不懂了。我們的小孩是老天爺送給徐家的禮物，為什麼會有人想毀了他？身為這孩子父親的徐志摩，怎麼可以如此無情？如果他擔心我沒辦法在西方撫養這孩子的話，我為什麼不乾脆回硤石生算了？ 在我們整個婚姻生活里，徐志摩和我從沒有深切交談過。可是，因為是我哥哥幫我挑上他的，而且我知道他的家庭教養和背景，所以我信賴他。我認為他是個值得尊敬、對家人和宗親誠實無欺的人，所以我期望自己下半輩子都順著他。在徐志摩告訴我去打胎以前，我心裡從沒動過懷疑他的念頭。 可是，過了這些日子以後，我發現自己懷疑起這個讓我懷了他孩子的男人。難道我一直看錯了徐志摩，一廂情願假想他是個以學術才華光宗耀祖、事父母至孝、為人正直的丈夫嗎？如果是這樣，那麼四哥、老爺和老太太也走眼了。我沒法子相信這點。 假如徐志摩的一言一語暗示了他的想法或態度的話，他就不是我所嫁的那個人，也不是那個為了盡孝道而寫家書給父母、順從他們的願望待我如妻子的人了。他變得完全不一樣了，不只是衣著西化，連想法也洋化。我被他這種轉變搞糊塗了。這變化是怎麼發生的？難道是他的朋友，比如狄更生，還有其他我不認識卻聽到他和郭君談及的人造成的嗎？還是他求學和讀書造成的？這是令徐志摩改變的原因嗎？ 二哥在西方待的時間比徐志摩久，他的態度並沒有變這麼多。這也許不是時間的問題，而是個人的問題，是一個人接不接受改變的問題。從小，我就聽二哥說我生在一個變遷的時代，如果是這樣的話，也許現在正是我應該積極尋求內在改變的時機。假如我不想讓徐志摩與我愈來愈疏遠的話，我應該做的也許是：拋開信仰，打掉孩子。我決定這麼做，不是為了順從他，而是為了體諒他。我要盡最大努力去打胎，即使冒生命危險也在所不惜。 9月初的時候，我還沒去打胎。老爺和老太太按月寄來的支票到了，過了沒多久，還隨船運了一個冬瓜和別的中國蔬菜來。打胎的費用太貴了，我開始顯懷，心想徐志摩會處理這事吧。雖然我已經準備好打掉這孩子，可是徐志摩卻沒再提起。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我希望他已經改變心意。不過，另外一件從我到西方以後就一直隱藏在幕後的事情，這時候碰巧浮現到幕前了。 有天早上，徐志摩對我宣布：「今天晚上家裡要來個客人，她是從愛丁堡大學來的一個朋友，我要帶她到康橋逛逛，然後帶她回來和我一道吃晚飯。」 我們家裡從沒來過客人，所以我很驚訝。可是我只對徐志摩點了點頭，問他想要什麼時間開飯。 他說：「早一點兒。」我就告訴他五點吃飯。 他說：「好。」然後匆匆忙忙理髮去了。 我那一整天都在打掃、買菜、準備晚飯。你知道我腦子裡有什麼念頭嗎？我以為我要和徐志摩準備娶來當二太太的女朋友見面了。 打從我到西方的第一刻起，還有看到徐志摩和他朋友在公共汽車裡聊天的樣子時，我就知道他心裡藏了個秘密。後來住沙士頓的時候，看到他每天一吃完早飯就趕著出門理髮，而且那麼熱心地告訴我，我也不知怎麼搞的，就猜到他這麼早離家，一定和那女朋友有關係。 幾年以後，我才從郭君那兒得知徐志摩之所以每天早上趕忙出去，的確是因為要和住在倫敦的女朋友聯絡。他們用和理髮店在同一條街上的雜貨鋪當他的地址，那時倫敦和沙士頓之間的郵件送得很快，所以徐志摩和他女朋友至少每天都可以魚雁往返。他們信里寫的是英文，目的就在預防我碰巧發現那些信件，不過我從沒發現過就是了。 當時我並不知道有這回事，只曉得徐志摩要帶個年輕女子回家吃晚飯。我只猜到他有女朋友，而且想知道他會不會試圖對我吐露這事實。他大可以乾脆一點兒，向我宣布她是誰，然後叫我接受她：這是中國人的一套。就算我給他生了兒子，他還是有資格擁有別的女人，不管是像老爺那樣和她們玩玩了事，還是娶來做小老婆都行。 徐志摩要我們這兩個女人碰面這件事情，給了我這樣的暗示：她不光是他的女朋友，而且很有可能變成他第二個太太，我們三人會在這異國他鄉同住一個屋檐下。梁啓超的小太太就是他在日本求學的時候嫁進他家的，徐志摩顯然也會如法炮製。 我那一整天都面臨著徐志摩女朋友的威脅。她正在英國一所大學讀書，所以比我有學問多了。我料想她會講流利的英文，也可能和徐志摩一樣雅好文學。那她家人是誰？是哪個地方的人？他們認識誰？她兄弟又是何許人？ 有一會兒，我想到徐志摩的女朋友說不定是個洋女人。他認識不少洋妞，說不定迷上了她們豪放的舉止，大笑時把頭往後一甩的姿態，還有穿著露出腳踝的裙子的模樣。可是我很快又打消了這念頭：不，那不可能，沒有外國女人會同意以二太太的身份嫁進一個家庭的。 於是我發誓，我要以莊重高貴的姿態超脫徐志摩強迫我接受的這項侮辱，對這女人的態度要堅定隨和，不要表現出嫉妒或生氣。我從早到晚不得不一再給自己吃定心丸：我在徐家的地位是不會改變的。我替他生了個兒子，又服侍過他父母，我永遠都是原配夫人。 說也奇怪，我竟然想不起那晚來訪的女人的名字，乾脆叫她明小姐好了。我唯一真正記得的一件事，是她的外表。她非常努力地想表現得洋里洋氣，頭髮剪得短短的，擦著暗紅色的口紅，穿著一套毛料海軍裙裝。我順著她那穿著長襪的兩條腿往下看，在瞧見她雙腳的時候，驚訝得透不過氣來，那是雙擠在兩隻中國繡花鞋裡的小腳。原來這新式女子裹了腳！我差點兒放聲大笑。 所以，她根本不是我盼望看到的那種女人，我還以為她百分之百的新潮呢。後來的事實證明，我猜得沒錯。只不過，徐志摩的女朋友是另外一位思想更老成、長相更漂亮、雙腳完全自由的女士。這個明小姐根本不是徐志摩的女朋友，但我當時並不知道這件事。 我們四人（連郭君在內）坐在一起吃晚飯。明小姐說她也是在上海市郊長大的，而且提到了我認識和不認識的幾家人。她父親在外交部任職，可是我沒聽說過他。我只有一個想法：如果明小姐家裡這麼新潮，肯讓她隻身到海外求學，為什麼還把她的腳纏了？ 後來，徐志摩、明小姐和郭君開始討論英國文學，言談間中文裡夾滿了英文詞，所以我幾乎沒法聽懂他們的談話。我注意到徐志摩說話的時候不停地看著地板，偷窺明小姐的腳。於是我不由自主焦躁地把我的大腳伸到桌子底下，差點兒就踢到徐志摩。他為什麼如此平起平坐地對待她？她看起來是這麼特異，那身外套和裙子與她的小腳擺在一起，完全不相稱，而且根本不成比例。她父母看到她那樣子把兩隻腳露在外面，會做何感想？ 徐志摩把我給弄糊塗了，這難道就是他到倫敦兩年來一直約會的女人嗎？為什麼是她？他老是喊我「鄉下土包子」，如今他帶回來這麼個女人——光看她那雙腳，就顯得比我落伍了。是，她受過極好的教育，可假如徐志摩打算接受這種女人的話，他為什麼不鼓勵我向學？為什麼不讓我學英文？為什麼不幫我變得和普通大腳女子一樣新潮？ 為什麼徐志摩想要這個女人進門？他沒有小心看緊荷包，現在家裡又多了張嘴要餵。我腦海突然掠過一個念頭：徐志摩要我去打胎，是不是想把這女人帶進家裡取代那孩子？想到這兒我都想哭了。這女人對家裡會有什麼超過孩子的貢獻嗎？她是誰呀？我看她才不三不四。有了那雙小腳，她只會給我製造更多家務事，我還是得一手包辦買菜、打掃等種種事情，而且得像服侍老太太那樣伺候她。 吃過晚飯以後，徐志摩把明小姐送到火車站，郭君回房休息。我被那個晚上搞得心煩意亂，笨手笨腳慢吞吞地洗著碗盤。徐志摩回到家的時候，我還在廚房洗碗。他一副坐立難安的樣子，在我身邊轉來轉去。我對他氣憤、失望、厭惡之至，差點兒說不出話來。我洗好碗盤以後，徐志摩跟著我走到客廳，問我對明小姐有什麼意見。 雖然我已經發誓要採取莊重隨和的態度，可是因為腦子裡有太多念頭在打轉了，就衝口說出心裡出現的第一個想法。因為我知道我應該接受他挑選的小太太，我就說：「這個，她看起來很好，可是小腳和西服不搭調。」 徐志摩不再繞著客廳走來走去，他把腳跟一轉，好像我的評語把他的煩躁和挫折一股腦兒宣洩出來似的，突然尖叫說：「我就知道，所以我才想離婚！」 這是徐志摩頭一次對我提高嗓門。困惑、驚訝、恐懼一起襲來，我從後門逃了出去。我得好好想想，一個人靜靜。夜晚冰涼的空氣衝進了我的肺里。 徐志摩一路追著我到陽台，氣喘吁吁地出現在我身邊說：「我以為你要自殺！」 他以為我太保守，所以擔心我會一頭撞到陽台欄杆上。我望著外面黑暗的夜色，又回頭看著徐志摩那張被客廳透出來的燈光照亮的臉。那一剎那，所有事情——我們之間的痛苦、誤解、分歧——好像都荒唐地湊在一起了。 當天晚上我上床的時候，徐志摩還在客廳用功。不過，到了三更半夜，他躡手躡腳進了臥房，在低下身子爬上床的時候拽了拽床單。他背對著我睡下，身體輕輕擦到我。我雖然知道他是不小心的，卻有一種這是我們身體上最後一次接觸，也是在向我們那段可悲的親密關係揮手告別的感覺。 事後我們有好些天沒說話。雖然這一點兒也不新鮮了，可是我還是覺得那種死寂快教人受不了了，徐志摩那天晚上說話的聲音在我腦中迴蕩不已。以前他從沒那樣發過脾氣，這很明顯地表露了他沮喪的程度；而他在要求我離婚的那一刻，已經把我們生活的次序破壞掉了。我現在沒辦法拿捏他的脾氣了。他說話的時候，我怕他會再提高嗓門；不說話的時候，我又擔心他什麼時候會再那樣。我仔細察言觀色，注意他一舉一動。每當他離開飯桌跨出大門的時候，他好像急躁、緊張，又懷有目的似的。有天早上，他頭一次完全沒碰早飯就走了，我從屋子前面的大窗看著他踩著腳踏車踏板順著街道離開，心想不曉得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他要離婚？為什麼？難道他覺得我沒好好服侍他或是他父母嗎？他是不是以為我不願意接受小太太？我覺得和徐志摩談離婚的事一點兒意義也沒有，有人會談錢的問題或是早飯要吃什麼，可是不會商量離婚的事情。如果徐志摩已經說了他要離婚，商量也為時已晚。 這樣大約過了一星期，有一天，徐志摩就像他當初突如其來要求離婚那樣不告而別了。他第一天、第二天，甚至第三天沒回家，我都還以為他可能去倫敦看朋友了。陪我買菜的郭虞裳雖然還住我家，可是連他也不知道徐志摩的行蹤。我的丈夫好像就這樣不見了。他的衣服和盥洗用具統統留在家裡；書本也攤在書桌上，從他最後一次坐在桌前以後就沒碰過。我知道，要是徐志摩早就計劃離家出走的話，至少會記得帶他的書。 一個星期過完了，他還是不見人影。郭君好像猜到事有蹊蹺，有天一大早便帶著箱子下樓說他也非離開不可了，說完就走。 這時候，懷孕的身體負荷讓我害怕。我要怎麼辦？徐志摩哪裡去了？我沒法子睡在與他共枕過的那張大床上；穿過屋裡的房間時，總覺得自己會尖叫失聲。我完全孤立無援。 待在那屋裡的那些日子太恐怖了。有一回我從後窗往外瞄了一眼，看到鄰居從草地過去，竟然嚇了一跳，因為我有好幾天沒看到別人或跟任何人講話了。我也不想過去告訴他們這件事，因為我不覺得這件事情與他們有什麼相干。 回想在硤石的時候，當日子一天天變暖，附近的西湖出現第一隻遊船後，我們就會換上輕薄的絲綢衫或棉紗服，用人也會拿來一堆家人在夏天用來納涼的扇子。托盤裡擺著用牛角、象牙、珍珠和檀木製成的摺扇：九骨、十六骨、二十骨或二十四骨的扇子是專給男士用的，因為女士從不使用少於三十根扇骨的扇子。有的扇面題了著名的對子，有的畫著鳥、樹、仕女和各種東西。 我們整個夏天都用扇子在空中扇著，天氣逐漸轉涼以後，就把扇子收在一邊。所以中文裡面有個說法，可以拿來形容被徐志摩孤零零丟在沙士頓的我：我是一把「秋天的扇子」，是個遭人遺棄的妻子。 就在這個時候，我考慮要了斷自己和孩子的性命。我想，我乾脆從世界上消失，結束這場悲劇算了，這樣多簡單！我可以一頭撞死在陽台上，或是栽進池塘里淹死，也可以關上所有窗戶，扭開瓦斯。徐志摩這樣拋棄我，不正是安著要我去死的心嗎？後來我記起《孝經》上的第一個孝道基本守則：「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於是我打斷了這種病態的想法。這樣的教誨好像一輩子都揮之不去。 還是在這段艱難的時期，有天早上，我被一個叫作黃子美的男人敲門的聲音嚇了一跳，他說他知道我一個人在家，又說他從倫敦帶了個徐志摩的口信給我。我就請他進門，倒了杯茶給他，以緊張期待的心情與他隔著桌子對坐。 「他想知道……」黃君輕輕皺著眉頭，好像正在一字不漏地搜索我丈夫說的話那樣頓了一下，「……我是來問你，你願不願意做徐家的兒媳婦，而不做徐志摩的太太？」 我沒立刻作答，因為這句話我聽不懂。最後我說：「這話什麼意思？我不懂。」 「如果你願意這麼做，那一切就好辦了。」黃君接腔，一副沒聽見我說什麼的樣子，然後慎重地吸了口氣說，「徐志摩不要你了。」 他說這些話的時候，我試著不在他面前露出僵硬的表情，又重問了一遍我的問題：「這話是什麼意思？」我問，「假如徐志摩要離婚，我怎麼可能做徐家的兒媳婦？」 黃君喝了一小口茶，若有所思地打量我的頭髮、臉孔和衣服。我曉得他準備回去向徐志摩報告結果，一念及此，我就火冒三丈，突然頂起下巴對著他發言：「徐志摩忙得沒空來見我是不是？你大老遠跑來這兒，就是為了問我這個蠢問題嗎？」 然後我看著他到門口，堅定地在他背後關上門。我知道徐志摩不會回來了。 早在徐志摩提起離婚的事以前，二哥曾經來沙土頓小屋看望過我們一次。我本來一直在屋後準備午飯，正在點爐火的時候，覺得有什麼事要發生了。 「有人來了。」我跟徐志摩說，一邊關上瓦斯，一邊從廚房跑到客廳窗前，發現是二哥；光看他走路，我就知道是他。他花了整整五分鐘從路上走過來，我也在門邊站了整整五分鐘等他。我離開中國不久，他也離開中國到巴黎求學。他並沒說要來探望，可是對於二哥，我會有這種預感。我們就是親近到那種程度。 黃君離開以後，我終於轉向二哥求救。我坐在餐桌前寫了封信說明一切，信上提到我懷了三個月身孕，徐志摩要我去打胎；他說我們兩個就像小腳配西服，所以他想離婚；現在他下落不明，可是剛剛差遣了一個朋友來，問我願不願意「當徐家兒媳婦，而不當他太太」。我問二哥，我該怎麼辦？ 信寫完以後，我走到樓上臥房，把手伸進梳妝檯最上面一個抽屜的後頭，拿出薄薄的一疊信，那都是二哥寫給我的，和他寫給我跟徐志摩的信分開放著。我瞄了一眼信封背面所寫的字，就回到樓下，費勁地把二哥的地址抄在一張信封的正面。因為我跟以前那個女老師短時間地學過英文，所以我才有辦法把英文字母抄下來。不過，我的字跡還是歪曲零亂，非常難看又顯得沒學問。想當初，我還以為我會到歐洲求學呢。 我披上一件外衣，走到小雜貨鋪去寄信。回到家時，天都黑了。我給自己燒了頓白飯加包心菜的簡單晚飯，然後打開所有電燈獨自坐在屋裡，從徐志摩離開以後，第一次落淚。 幾天以後，二哥來信了，我趕忙把信撕開。二哥劈頭就用一句中國老話表達他對離婚消息的哀痛：「張家失徐志摩之痛，如喪考妣。」由此可見二哥熱愛徐志摩的程度，就和愛自己的父母一樣。 二哥指點我：「萬勿打胎，兄願收養。拋卻諸事，前來巴黎。」 有了這句話，我就在一個秋天的早上離開沙士頓了。我關上身後的門，儘量把東西都帶在身上，從那條沙土飛揚的小路走到火車站，就和徐志摩一樣一走了之。唯一讓我一想起來還覺得遺憾的，是把老爺和老太太大老遠從家鄉運來的冬瓜丟下了。 美籍英國文學評論家。——譯者注 英國小說家。——譯者注 約合9.7公里。——編者注 魯道夫·范倫鐵諾（Rudolph Valentino），1895—1926，義大利裔美國電影演員。——編者注 本書英文版中，這對夫婦的姓拼作「He」。——編者注 英文版作「daughter-in-law」，智庫版譯作「媳婦」，因英文版中另有「adopted daughter」表示「乾女兒」，則此處譯為「兒媳婦」。——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