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之如儀 · 第八章 如君之意

一位歷史學家在報告中提出，徐志摩離開中國前往西方的時候，和其他同一社會階層的年輕人沒有兩樣。時值二十二歲的他，正在尋求救國之道。他本來打算放洋歸國之後，要接管家中事業，或加入政府官僚體系。可是，根據這位史家的看法，徐志摩此番西行，也在內心注入了改變個人作風的欲望。他信奉著自己心目中西方的精髓，並致力於成為他所推崇的西方優點與特質——愛、熱情、坦白——的活化身。 我常問幼儀：「難道你不氣徐志摩嗎？」 我知道自己左右為難。我對他對待幼儀的態度很反感，但又不能自控地崇拜他本人和他的作品。他是某個精英同志會的一分子，其中成員都是改變中國舊貌、身為過渡一代的學林俊彥。而作為張家第一個在美國出生的人，我盼望自己也能像他一樣，成為同時接受中學與西學灌輸的人。 可是，幼儀並不承認她的感受，我猜是因為一個循規蹈矩的中國女人不應該心生怨恨。 徐志摩懷著進入金融界、成為「中國的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的抱負，遠渡美國。這期間，他甚至給自己取了「Hamilton」這個洋名。他在克拉克大學那自我約束的日程表，一顯雄心大志和對國家的責任感： 六時起身[同居五人一體遵守]，七時朝會（激恥發心），晚唱國歌，十時半歸寢。日間勤學而外，運動、跑步、閱報。 徐志摩「激恥發心」，或者說是號召本人和同儕一起行動的欲望，引起了我的興趣。 我在歷史課本里讀過中國人的國恥觀念，並得知了共產主義之所以在中國取得成功的原理：儒家思想不能抵禦外侮、保護中國。我是在美國長大的中國人，自己的種族身份又遭人取笑過，因此對羞恥心毫不陌生，但也驚異於這種感覺何以與徐志摩相仿，竟然大到可以讓我想像自己堪為我這代華裔主要先聲的程度。 徐志摩以優異成績自克拉克大學畢業後，於1919年轉入哥倫比亞大學修習政治學。然而，他發現美國不合他性情，便於1920年中途輟學，衝動地轉赴英國。他寫道，那是我「正感著悶想換路走的時候」。沒過多久，他就強化了自己那套將對幼儀造成激烈影響的愛情信條。 我兒子徐積鍇出世以後，徐家對他寵愛有加。用上等棉布做成的襁褓包著他的身體；他剛哭個幾下，用人或奶媽就會過來安撫。他頭一個玩具，是一根象牙刻的小如意，如意就是「如君之意」的意思。他爺爺奶奶聲明，他們這個獨孫比世界上所有的大財大富加起來還要寶貝，而且用一百個徐家親戚送的賀儀，給他打了把小鐵鎖。這把用金鍊子掛在他脖子上的「百家鎖」代表的意義是：以一百個親人的祝福，把他的命「鎖」好；也告訴大家他帶給家人的喜悅。 我們給他取名叫「積鍇」，「鍇」是「良鐵」的意思，因為鐵這種金屬象徵剛強、正直、果斷、公平。他事事好問的天性，逗得家裡每個人都很歡愉，所以「阿歡」（意思是「開心」）很快就成了他的乳名。徐家老奶奶一定要我們常帶他回去探望，老太太也不再天天縫鞋子，而改縫娃娃的衣服了。 我生產以後身子雖然很虛，但是不久就恢復了元氣，而且等著照顧自己的兒子。可是，我很快就發現，我這個母親的角色受到了嚴格的限定，就和我在徐家應對進退的行為一樣。阿歡是屬於徐家的，老奶奶、老爺，還有老太太要監督他的養育過程，只准我偶爾照顧。我抱他的時候，公婆就糾正我的姿勢；我給他洗澡的時候，保姆又在我身邊晃來晃去。到了夜裡，還有個奶媽睡在他小床邊的地板上。 媽媽告訴過我：「到徐家後絕不可以說『不』，只能說『是』。」所以我並沒有反抗公婆的做法。但我現在才發現，我為了討好公婆放棄了一切，包括出門、求學，甚至育子。我很慶幸我兒子和兒媳婦現在住我附近，而且我們可以時常見面。可是在阿歡生命里的頭七年，我沒有按照一個母親應當的做法給予阿歡照顧。 阿歡出世百日那天，有個用人在他面前擺了個盤子，裡面裝著一把量身尺、一個小算盤、一支徐志摩的毛筆，還有一些銅板。我們圍在阿歡身邊，看他第一個會抓起哪樣東西，從而預想他日後的方向。起先，阿歡好奇地盯著整個盤子，他的眼睛幾乎還分不清什麼是什麼。然後，他瞪著算盤（商人算賬的工具）發獃，又瞧了瞧那把裁縫師用的量身尺。最後，他的目光盯住盤子正中的一樣東西，著迷了一會兒，就伸手去抓。那是徐志摩的毛筆。 多聰明的男孩子啊！我感到很自豪。他剛才的舉動意味著他以後要成為一個讀書人，就像徐志摩和我的兄弟們一樣。 老爺突然興奮地把阿歡騰空舉著蕩來蕩去說：「又一個讀書人！我們家孫子將來要用鐵筆囉！」他引用重要政府文告裡常用的一句話，對老太太誇口說：「鐵筆不改。」他的意思是希望阿歡有朝一日會撰寫政府律令。 幾個月後，也就是1918年秋天，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我們又慶祝了一番。二哥自德國歸來以後，在上海辦了一份獨立的報紙；1919年，他與梁啓超等人打算組成非正式代表團開赴巴黎，為和會做些工作。我正好回娘家探望父母，所以在二哥行前不久見到了他。 二哥想知道：「你什麼時候到西方與徐志摩團圓呀？」 我聽了詫異地看著二哥。徐志摩去美國已經半年了，我從沒想過要與他團聚，因為我以為我的責任就是和公婆待在一起。 「你已經對徐家盡到責任了，」二哥這麼說，好像他聽到了我的想法似的，「現在你應該跟丈夫在一起，甚至可以到西方求學。」 像新式女子那樣到西方求學？像徐志摩和我哥哥一樣學習外文？這意見引起了我的興趣。然後我想到了公婆。徐家會讓我去美國嗎？他們會替我付學費嗎？於是我告訴二哥，只有在徐志摩來信要我去的情況下，徐家才可能讓我去，因為他們不會拒絕兒子。 二哥向我打包票說：「徐志摩會來信要你去的，他會希望你了解西方。」 二哥和徐志摩是摯友，所以我相信他說的話，而且興奮地懷著憧憬，回到硤石。我嫁到徐家差不多四年了，而徐志摩放假時我和他共處的時間，加起來大概只有四個月。我渴望能像跟哥哥弟弟聊天那樣，和徐志摩交談；我想幫他忙，助他得到成功與榮譽。有一次，我幻想我們像夥伴一樣待在簡樸的家中，他正研究學問，我準備兩人的飯食。還有一次，我幻想自己穿著西服，抱著書本，和徐志摩並肩走去上課，就像以前我和大姐在省立第二女子師範學校讀書時一樣。 現在，每次家人朗讀徐志摩的家書時，我就等著聽他在結尾提到我的部分。他的來信上頭收信人總是寫著父母的大名，在信尾才問起我和阿歡的近況。這是很孝順的做法，因為夫妻在公婆面前應當保持距離。有一回，徐志摩要求我整天跟著阿歡四處轉，然後寫下他說的或他做的每件事情。還有一回，他要求看看阿歡的畫和他剛開始學寫的毛筆字。可他還是沒有來信要我們去。 1919年春天，中國得知了在巴黎協商的和約條款：作為同盟國之間秘密協定的一部分，山東（孔子的出生地）將被割讓給日本。中國多年來對外國帝國主義勢力的憎恨，因為同盟國背信棄義事跡的敗露而被觸發。1919年的5月4日，北京天安門廣場上，有大約三千名學生舉行了一場群眾示威活動，要求政府拒絕接受和約條款。他們高喊著：「打倒帝國主義！還我山東！」「抵制日貨！」 第二天，全國各大城市的學生紛紛加入了當地的示威行列，廣泛的抗議工潮也隨之形成。愛國主義的浪潮就此席捲全國，數以千計的工人碰面討論抵制日貨事宜。6月5日這天，上海大約有兩萬名工人號召罷工，這事件波及許多企業，日本人擁有的一些棉紡廠也跟著遭殃。 老爺暫時關閉了上海的幾家店鋪，待在硤石家中閱讀報上的報道。學生和工人最終贏得了鬥爭的勝利，政府釋放了被捕的學生，同時表示中國不接受這項和約。 從歐洲回來的二哥對示威活動的成果感到興奮。後來他問我：「徐志摩來信要你去了沒有？」 我搖搖頭。 他說：「他這麼久沒寫信給你，一定是出了什麼岔子。」 二哥說這些話的時候，我突然想起大概一年以前徐志摩對我說過一些話，那時我還沒懷孕。他說，全中國正經歷一場變局，這場變局將使個人獲得自由，不再愈發屈從於舊習俗。他好像被關在籠里的動物那樣踱來踱去，說他要向這些使他無法依循自己真實感受的傳統挑戰，成為中國第一個離婚的男人。 我記得我雖然對他這番說辭感到吃驚，可是我既不擔心，也不懊惱。我小時候聽說過的離婚事件只有在女人失貞、善妒，或沒有好好侍奉婆家的情況下才會發生。當然，這些事情我都沒做過。我還聽說，女人離婚是件丟臉的事，娘家會不想讓她回去，所以她只有三個選擇：賣娼、出家和自盡。我不相信徐志摩會逼我走上這幾條路，我了解他的背景和家庭。 所以，我既沒有仔細聽他說什麼，也沒把他的話當真。我以為他只是準備去西方了，所以假裝表現得很西化。 可是，聽二哥這麼一說，徐志摩的話又在我耳畔響起。看到一波接一波的學生示威活動，我明白徐志摩說的沒錯：一場推翻傳統的運動正橫掃全國。我以為徐志摩沒有寫信給我的原因之一，或許是他不認為我想去西方，再者就是他不能把我這「鄉下土包子」帶出國。 我從不敢問公婆我能不能到海外去，二哥就說他會幫我問問老爺。老爺到上海談生意的時候，二哥經常與他碰面。在他們接下來一次碰頭的時候，二哥就說：「如果徐志摩繼續在國外讀書，而幼儀留在硤石的話，他們兩人的心就要愈分愈開了。」 老爺回答：「她要跟老太太做伴，還得照顧娃娃。」 徐家人非常保守，所以不想讓我到海外。他們認為我應該待在家裡，信奉著「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古訓。當然，他們這麼想有一定的理由：一個啥事不懂、又啥事也不想知道的女子，比起時時在求知、老想知道更多事情的女子好管太多了。可是這是過時的觀念了。他們並不明白，如果我曉得一些事情的話，對他們的孫子會更有好處。如果我讀些書的話，就可以將所學傳授給我的小孩，做個更稱職的母親。 趁徐家人慎重考慮我該不該去西方的時候，我乞求老爺給我請個老師。老爺的哥哥有幾個還沒出嫁的女兒也想求學，我就和這三個年紀比我小的女孩一起上課。徐家決定讓我去和徐志摩團聚的時候，我已經讀了一年書，但這個決定和我進一步的學業沒有一點兒關係。我想，我公婆之所以決定送我出去，是因為他們也懷疑徐志摩出了岔子。他放棄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學業跑去歐洲，已經讓每個人大吃一驚了。他的來信中透露出不安和憂鬱，令他的父母感到憂心。 我為願望的達成感到歡喜，只是得把兩歲的兒子留在公婆身邊。另外，徐家讓我得跟著某一家人一起成行。男人單獨遠行已經不妥了，女人單獨這樣做就是涉險。幸好有個從西班牙領事館來的中國家庭（先生、太太和兩個小孩）準備前往馬賽，於是我們搭上同一艘輪船一起旅行。一路上我完全不用照看小孩，只是坐在自己的艙房裡。 夜裡，我躺在船艙中的床上，琢磨著第一眼看到徐志摩的時候要有怎麼樣的舉動。想起我與他之間長期保持沉默（他一開始就說我是「鄉下土包子？」），我心情非常沉重。我和婆家住在同一個屋檐下已有五年了，卻一點兒也不了解我的丈夫。我試著告訴自己，我們之間的距離還不至於隔得太遠。在船上，我記起自己辛辛苦苦跟著老師上課的情形，心想也許徐志摩會注意到我現在的學識有長進。我也盼望能到西方努力求知，學習英文。 同船的其他乘客得知我出國是為了與丈夫團聚，都說我福氣真好。他們說，你丈夫要你去真是太好了！我聽了無言以對，因為我心裡明白，徐志摩並沒有要我去，我是被婆家送去的。我想，我公婆同意讓我去的理由，只是在提醒徐志摩對家裡的責任。 三個星期以後，那艘船終於駛進了馬賽港的碼頭。我在甲板上探著身，不耐煩地等著上岸。然後，我看到徐志摩站在東張西望的人群里，同時心涼了一大截。他穿著一件瘦長的黑色毛大衣，脖子上圍了條白色絲質圍巾。雖然我從沒看過他穿西服的樣子，可是我曉得那是他。他的態度我一眼就看得出來，不會搞錯，因為他是那堆接船人當中唯一露出不想在那兒的表情的人。我們已經很久沒在一起了，久到我差點兒忘了他一向是那樣正眼也不瞧我一下，將眼光直接掠過我，好像我不存在似的。 在海上旅行了三個星期，我感到地面在我腳下晃動，可是其他事情一樣也沒變。等到我站在徐志摩對面的時候，我已經把臉上急切、快樂、期望等種種表情收斂住了。在那一刻，我痛恨徐志摩讓我變得如此呆板無趣。和他在一起的時候，情況一直是這樣。我憑什麼以為我們會有話可談，他會嘗試讓我覺得我是他世界裡的一部分呢？ 他說他想看看巴黎，於是我們就從港口直趨火車站。連坐火車的時候，我們也很少交談——大概稍微談了點兒我旅行的經過和婆家的情形。我們抵達巴黎的頭一站是家百貨公司，他和售貨小姐幫我選了些外國服裝。而我從硤石的商人那兒千挑萬選、上岸前一天晚上小心翼翼地在船艙里攤開打算穿的衣服，全都不對勁兒了。 我不曉得徐志摩講的是哪國話——我猜一定是法文，雖然我不認為他懂法文——不過，他和正在為我挑衣服的售貨小姐聊了起來。他一邊搖頭，一邊冷冷地上下打量著我說，不行，那件洋裝不好。另外一件怎麼樣？他把洋裝貼在我身上——這是我抵達歐洲以後，他第一次碰我。當我看到鏡中的自己穿著那襲修長的洋裝，感覺到腿上那雙線襪的觸感和腳上那對皮鞋的緊密時，我都不認得自己了。我們還買了一頂帽子搭配這套服裝。到歐洲的第一天，我穿著新衣，和徐志摩一起照了幾張相，寄給老爺和老太太，讓他們看看我們一同幸福地住在異鄉的模樣。 接著，我們又搭乘飛機由巴黎飛往倫敦，那飛機小得我非與他雙膝交叉對坐不可。以前我從沒搭過飛機，因為暈機吐在一個紙袋子裡。我並不害怕，那只是因為空氣不好，機身又顛來顛去的緣故。我吐的時候，徐志摩就把頭撇過去，嫌棄地搖著頭說：「你真是個鄉下土包子。」 話才說完沒多久，他也吐了。事實擺在眼前，我帶著小小的怨氣，輕聲說：「哦，我看你也是個鄉下土包子。」 徐志摩有兩個朋友在倫敦機場和我們碰頭。巴黎和倫敦之間每天的班機服務顯然是在一年以前才開通，他的朋友急切詢問我們這趟飛行感覺如何。徐志摩突然之間變得生龍活虎，興奮地用英文和他們聊了起來。他們也是中國人，我們本來可以都講中文的，可是徐志摩不想這麼做，所以他們三個人就這樣把我排除在了談話之外。其中一個朋友每分鐘都停下來把褲子拉高，另外一個朋友老是皺起半邊臉，緊張地抽搐。 剩下我們兩人的時候，我對徐志摩說：「這就是你朋友啊！」可是他又丟給我一個空洞的眼神，掉頭走開了。 到了倫敦，我們住在一個俱樂部里，好像城裡所有中國人都在這兒了。那段時間，我們很多人都住那兒，大家互相熟識，都是為了某個理由來倫敦求學。那些認識徐志摩的人見到我都睜大眼睛，仿佛很驚訝似的。徐志摩這時候在倫敦已經住了一年，正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修課。 我們和每個人都講中文，吃的也是中國菜，連徐志摩都好像脫去了那層洋里洋氣的外殼。他會小口小口地喝茶，有時候還換上長袍到樓下吃晚飯，我們和其他中國人統統在那兒用餐。也許他在吃中國菜的時候比較喜歡穿中國衣服吧，我也搞不清楚。 飯廳的隔壁是間休息室，每個人吃過晚飯，都到那兒聊聊政府和政治，詩詞和文學，其中也有少許幾位女士。我話不多，就坐在那兒聽人高談闊論。有幾個人知道而且景仰我二哥和四哥，就來告訴我。 還有一個人問我打哪兒來，我告訴他從硤石來，他就問我是哪個人家，我告訴他是徐府。他說：「哦，徐府有個叫作徐申如的人。」 我說：「對，他是我公公。」 他又說：「哦，徐府很有錢，是浙江省最有錢的人家之一。」 講這種事情非常奇怪，因為中國人認為談論金錢是很沒禮貌的。我不知該如何答對。 停了半晌，我才說：「大概是吧，我們年輕人不插手生意上的事。」 我知道，既然我到了西方，就可以改變我的行為舉止了。我可以上街，看自己想看的東西，可是我沒去。一直到今天，我還是不明白，為何當時除了整天等著徐志摩，我什麼事也沒做。就算可以自主行事了，我甚至連想都沒想過。 他一直在忙自己的事，好像我不在那兒似的。他衝進衝出，安排這安排那。他就要成為康橋大學王家學院的文科特別生，打算搬到康橋去，要租房子，還要籌劃旅行的事。徐志摩叫我待在房裡別管他，所以我就坐在倫敦市中心的中國人俱樂部里，覺得若有所失，因為其他中國人都有事情要辦，有功課要完成，連女士們也一樣，而我卻無所事事。徐志摩隔一段時間會回房間，而他回來只不過是為了要再離開。每次他發現我還在那兒，就露出驚訝的表情。我心裡應著：我會去哪兒？說不定他以為每次丟下我不管，就可以憑意志力讓我消失得無影無蹤。 我起先以為是我不能自立，才讓徐志摩對我退避三舍的，可是事情並不如此單純。他每天早上都穿著漿得筆挺的尖領襯衫和釘了三顆扣子的毛料夾克，行為舉止也像這些穿著一樣洋化。對我來說，他就是個外國人：言談間加重語勢時，手裡拿的是一根燃著的香菸，而不是一把摺扇；喝的也是加了糖和奶的淡色濃茶。 有一次，徐志摩把一個名叫狄更生（Goldsworthy Lowes Dickinson）的人帶回家，稱他為「Goldie」。我知道這是安排徐志摩到康橋大學讀書的人之一。當他用英文和狄更生交談時，他的確活在一個不同的世界。跟朋友在一起的徐志摩總是那麼樣的快活，但我能看出他特別喜歡狄更生，雖然我只看過他們兩人在一起一次。我看到他手舞足蹈，聽到他言語中滿是崇敬。當他送走狄更生返回屋裡面對我的時候，又露出全然不屑的神色。 於是我對徐志摩起了反感。雖然他從不辱罵人，可是平常一到晚上，他就不高興看到我在那兒。當陽光普照、他不必和我長時間待在一起的時候，他就對我擺出平和甚至愉快的態度。到了黃昏時分，某種憂鬱的神情仿佛無可避免地降臨到他臉上。當黑夜來臨，他向朋友道過晚安之後，他好像又敏銳地察覺到了我們廝守的命運。自從我到歐洲以後，我們又自然而然地成為沒有感情的夫妻。有一次，他和我一起躺下後，他的呼吸聲不但沒有緩和下來，反而因為覺得挫折和失敗而揚起——在這世界上，他最想做的事便是擺脫我，卻敗給了我的肉體，並對我們要在一起這件事感到氣餒。 早在倫敦時期，我就懷疑徐志摩有女朋友了。有一次，我們搭乘一輛公共汽車——我想是前往南安普敦（Southampton）訪友時搭的那輛吧——我一個人坐在靠近車尾的位子上，徐志摩和一位男性朋友坐在車子前頭離司機不遠的地方。從司機那面大型後視鏡反射的影像中，我可以看到徐志摩和他朋友正在深談。在某一時刻，徐志摩一邊示意他朋友別開口，一邊指指坐在後面的我。而我直到那時才發現，自己一直在觀察他們。我想知道，徐志摩還有什麼想瞞著我的事？ 同時，我也好奇，他為何會為了瞞住我這件事而心浮氣躁。也許他對這件事的處理方式是很西化的，但在中國，男人納妾是很正常的事。他父母替他挑選大太太，也就是原配夫人，他自己物色小太太，也就是妾——至於娶幾個，就看這男人有多大財力了。原配夫人不能反對他娶小老婆，她其實有義務歡迎小老婆入門。「妒」是「七出」（男人可以休棄女人的七個理由）之一。 男人納妾的理由有二，主要理由是大太太不能生兒子。就拿徐志摩老師梁啓超的原配夫人做例子吧。她沒生兒子，只生了個女兒，生的時候年近四十歲，正和梁啓超住在日本。由於無法履行對梁家的責任，她就回國挑了個小老婆，帶著這個二太太一起回日本。這位大太太被教養得很正統，知道她對梁家的責任。 男人納妾的第二個理由是他想擁有她。老爺就是想擁有很多女人——東西南北各有一個——正如徐家用人說的那樣。他可以輕而易舉地邀請這些女人中的一個到家裡和我們住在一起，而接受她則是老太太的責任。 那天坐在車上，我討厭自己心裡難以平抑的失望，試圖盯著車窗外的風景看。我早該料到徐志摩有女朋友的，要不然過去他在國外那兩年，為什麼沒來信要我去呢？ 美國政治家。——譯者注 英文版作「with four chinese roommates」，台灣智庫版無此注釋，此處以英文版為準。——編者注 見《我所知道的康橋》。初載於1926年1月16日、25日《晨報·副刊》。——編者注 指劉崇傑一家。劉崇傑（1880—1956），字子楷，福建閩縣（今屬福州市）人，1920年開始擔任中華民國駐西班牙（時稱日斯巴尼亞）兼葡萄牙特命全權公使。陳從周編《徐志摩年譜》中作「劉子鍇」。——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