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陽 · 第九章　史前遺物和有關古代中國的傳說

本書的後幾章將對迄今為止關於安陽出土物的各種專門研究作個簡要敘述。這從關於中國史前的一些資料（主要是在近六十年左右的時間內發現的）開始談起可能是有益的。先簡單提一下最早的人類遺蹟北京猿人和藍田猿人。某些學者在探索蒙古人種的起源時仍堅持要追溯到北京猿人。這種理論主要根據形態特徵，尤其是鏟形門齒；現在絕大部分蒙古人種都具有這種牙齒。經專家研究，生活在約一百萬年前的周口店北京人也有這種牙齒。不管這些化石是否構成一個新屬、一個亞屬或一個類，這些實在的體質特徵似乎給人類學家以深刻的印象。近年在中國南部和西南部的許多地方發現的荷謨形科化石，儘管是殘缺不全的，但總的來說它堅定了關於現代人類的蒙古人種支系曾在東亞進化的信念。筆者本人仍不相信迄今為止積累的材料已確證了這一事實。決定這起源的本身不僅是個極重要的問題，而且肯定關係到中國人的形成。總的來看，中國人的種族歷史無疑與整個蒙古人種遷徙的早期歷史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關於中國的文明，近年的研究揭示，它的早期根基並不比已發現的散布於中國各地的新石器文化早多少。早於新石器時代的中石器時期的遺物，還有舊石器時代遺址確實偶有發現，但它們與中國歷史的文化關係仍是不清楚的。所以，從新石器時代文化開始考查殷商文明的歷史背景也許更為合適。 我們把著眼點首先放在恆河流域一帶，考古發掘在那裡發現了從中石器時代起似乎連續發展的古代遺蹟。那些遺蹟是按相反的順序發現的——歷史時期、新石器時代、中石器時代，故將來有可能在這地區發現時代更早的遺蹟。 按我們目前的看法，甚至幾年前在恆河上游地區發現的中石器時代的遺蹟似乎與歷史活動也只有很疏遠的關係。無疑農業一旦開始，中國文化就跳躍式地向前發展。中國的動物馴養與植物栽培是由於外部的影響還是自身的發展，仍是懸而未決的問題。到仰韶文化時期已不再是處於農業的初級階段。十分清楚，那時黃河流域一帶，幾種粟已是普遍的主要食物，有時也種稻米。有些人認為仰韶時期高粱、大豆也普遍食用，這不是不可能的。馴養動物除狗和豬外，還有牛、雞、羊，可能還有馬。骨器和陶器是主要的手工業品。制陶業已高度發展，產品至少可分兩類：日常生活用具和專用於裝飾或宗教的器具。後一類即所謂「彩陶」。這類陶器被廣泛收集並進行了一定的深入研究。筆者當年作為一個年輕的考古工作者，曾有機會在一個彩陶遺址進行首次發掘。前面已說過，這個遺址叫西陰村。在我研究彩陶標本時，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彩是用毛筆繪上的，這種筆與每個中國孩子開始學寫字時用的筆沒有多大區別。特別明顯的是在西陰村彩陶上各種筆畫末端，仍保留著細毛的痕跡。這是1926年我為清華研究院和弗利爾藝術館準備一個報告時的觀察，但因該報告僅限於介紹手工製品，故未提及此事。(1) 吳金鼎在《中國史前陶器》一書中指出，刻紋作為陶器的紋飾技術第一次發現在山東城子崖的黑陶文化中(2)。在較早的史前遺址中，當彩陶盛行時，似乎沒有刻劃紋的陶器，雖從技術上講，在軟泥上刻劃要比彩繪容易。然而考古研究已證實，中國史前陶器的表面紋飾，彩繪技術較刻劃出現為早。當彩繪支配仰韶陶器且形成它的最顯著特徵時，就通常稱為黑陶文化的龍山文化來說，似乎有著比陶器紋飾更重要的文化因素，如骨卜。但作為陶器紋飾技術的刻劃逐漸代替彩繪的事實，似較最初的想法更有意義。在本章的後一部分，我再較詳細論述這個問題。 從科學考古學的觀點看，龍山似是中國史前文化的最後時期。安陽考古的田野工作者實際上就在緊靠殷商遺物下面發現了黑陶文化層，但這兩個文化層相距的時間是長還是短，仍是個有待說明的問題。 據傳統文獻記載，商朝前有個夏朝。夏朝前是對中國文明的形成作出貢獻的傳說中的早期統治者。當現代考古工作者證實幾個不同的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文化存在於華北及其他地區時，這些早期的傳說與這些考古發現相互間可能發生聯繫嗎？ 讓我們看看有關王朝建立以前的傳說人物的傳統記載。過去的史家把中國文化的一些最重要成分的起源都歸功於這些人物。在這些傳說人物中，至少有四個人要在這裡簡單談一下。 （1）黃帝。據傳說，他為了統一疆土曾在阪泉和涿鹿打了兩次大仗。此二地一在北京西北的察哈爾，一在河北省的保定一帶。司馬遷推測他的領土東臨大海，南至長江，西到現在的甘肅。在北方，他趕走了可能是漢朝時匈奴的祖先部落之一的葷粥。黃帝是傳說中的重要人物，這不僅是因他在《史記》中居於「五帝」之首，而更重要的是直到現在，中國人都認為自己是黃帝的子孫。 （2）養蠶的發明常歸功於黃帝的第一個妻子祖。 （3）周王室的祖先棄，是中國黃金時代的兩王之一舜的宮廷農業專家。傳說他是第一個教中國人耕種土地栽培穀物和大麻的人。他的後裔被認為建立了著名的周朝。 （4）夏朝的創建者大禹被視為中國第一個水利工程師。傳說他成功地治理了古代中國的黃河與其他河流。 與傳說有聯繫而值得注意的是，現代考古學已證實：養蠶和農業遠在新石器時代就已在華北地區發展；史前水利工程與農業發展有密切關係；而培育作物的耕地需要的增長，促進了人口的增長。如果我們像一些現代考古學者假定的那樣，採納農業發源地靠近陝西省南部的傳統看法，那末農業必定首先沿黃河下游一帶向東發展。所以搶救黃河下游被洪水淹沒的土地無疑需要許多工程技術。在這個階段出現一個巨人大禹的形象是不足為奇的。 根據傳說和司馬遷的記載，禹不僅是個偉大的工程師，而且也是中國第一個王朝的建立者。他當國王及傳位於子的做法幾乎釀成了一場革命。看看戰國時孟子怎樣維護他是很有趣的：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 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3) 接著孟子詳述了這件事以證明自己的觀點，不顧其材料源於何處。儘管很顯然，從現代觀點看，除非仍有埋藏在地下還未被考古家發現的資料，否則真實情況永遠也不能弄清楚。但夏朝的存在，作為一個歷史事實已被孔子和孟子承認。 在《書經》的傳統版本中，約有六章為《夏書》。但經後代批判性審查後，可以證明除西漢初伏生傳的《禹貢》之外，所謂《夏書》中的大部分記載是後人的偽造，甚至這一篇也被認為是東周時編纂的，但屬於漢以前的原文，看來是沒有問題的。這一篇對大禹治水予以極詳細的敘述，而毫未談及夏朝的建立和後來王朝的歷史。所以「五四」運動時，當古代中國歷史研究復興之際，自由派完全否認禹和夏朝的存在。當時甚至像胡適那樣著名的穩健學者也同意整個殷商時期應屬史前。當然這些都發生在現代田野考古工作開始以前。 司馬遷關於夏朝的記述，雖簡略，但大體上與孟子說的一樣。另外，根據王國維編的《古本竹書紀年輯校》(4)，夏朝歷471年。此外，與一般傳統記載相反，當禹的繼承人啟即王位時，益起而反對。據說禹欲將王位傳給益，孟子說大禹原來曾「薦益於天」。按《竹書紀年》記載啟最後處死益。這否定了孟子的話和司馬遷的記載。過去傳統的歷史學家不注意《竹書紀年》中的這些細節，後來的今本則完全把這些略去。 與司馬遷的《史記》一樣，《竹書紀年》列舉了夏朝的統治君王並扼要記述了夏朝的動亂和革命。夏朝的最後一個王是聲名狼藉的桀。從孔子起，就把他與商朝最後一個統治者封並提，兩人都是殘暴成性，並把國家治理得亂七八糟。歷史學家通常把此二人等同，看作是在位最壞的君主。在窮奢極欲、迷戀酒色、聽信小人讒言、排斥忠良等方面，二人是完全一樣的。儒家學派認為，這就是他們的王朝會落到比較傑出的統治者像商、周創建者手中的原因。 現在，該談談這一章的關鍵了。問題的要點是如何在史前和歷史二者之間劃界線。對這一問題從19世紀末發現甲骨文以來就進行了激烈爭論。七十多年學者研究成果的積累，至少澄清了某些古文字和歷史學的面目。最重要的是確立比商王朝創建者湯早得多的王室祖先世系；但商的始祖即傳說中的契的名字能否在甲骨文中被確定，雖然一些學者作過努力，但仍不能十分有把握。 王國維在兩篇文章中試圖探討商王室的遷徙，即從契到湯八遷，湯以後的王都有五遷(5)。王還根據經史書籍中的材料考證都城之所在。他是在劉鐵雲和羅振玉首次把甲骨文向學術界公布後做這些研究工作的。 無疑這是在中國考古學史上向前邁進了一步。但很顯然，在此基礎上一些問題仍不能得到解決。確定史前與歷史二者間的界線，這要有現代考古學的基本知識。甚至到現在，由於下列種種原因，此一問題仍處於未解決的狀態： （1）甲骨文字決不是原始的，無疑在此之前有過很長的歷史發展時期。 （2）甲骨文字不能全部辨認，致使一些內容仍不清楚。 （3）可識的甲骨記述證實了大量傳說歷史，這迫使不少學者重新估價文獻記載。 還是讓我們轉到一個有關商朝歷史的重要傳統記載來看一下，這是一段很長的引自《書經•盤庚》的話。 盤庚［欲］遷於殷，民不適有居，率吁眾戚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於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於今五邦。今不承於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6) 上面的引文，約寫於公元前2000年，這是經過閻若璩那樣的注釋者極嚴格的考證後認為是真的《書經》的少數幾篇之一。現代學者較全面地研究了原文的內容、語法和詞彙，總的來說確證了閻的結論。即使如此，這些材料也很難視為與盤庚同時代的。筆者的同事屈萬里和其他幾個人傾向認為《盤庚》篇的原文寫於殷商後期或晚至西周早期。 《盤庚》分為三篇，僅下篇論及遷都後發生的事。上、中篇是盤庚對那些不聽他的話及製造障礙和違抗命令的人進行勸說或警告。 盤庚講得很清楚，舊都已不適居住，不遷徙人民就無法生存下去。然而，為了生存為什麼必須放棄舊都的具體原因，原文中沒有提及，只簡單說「不能胥匡以生」。 李雅格（Legge）的19世紀的英譯本，儘管多數的英文讀者能理解，但很難看作是對於三千多年前古代中國傳下來的真實材料作出的確切翻譯。正如大多數十七八世紀的中國的注釋者一樣，為了解釋清楚詞意遂插入自己的話。例如在上篇第一句「盤庚欲遷於殷」中，「欲」是譯者為使原文易懂又有邏輯性而加的。中文的原本甚至現代的版本中，無論以任何形式表達都無此字。但大多數注釋者認為，上篇是敘述盤庚企圖勸說那些對遷都於殷不滿的公眾，增加原文中沒有的「欲」字對李雅格來說是合理的，他是根據中國的注釋這樣作的。這種增加是可以理解的。有不少難解的段和詞，包括誤刊，中國學者研究了幾百年沒有任何明確的結論；然而李雅格有勇氣把它譯成易懂的英文，這當然是大膽的嘗試，但這並不是說他解決了從漢朝到現在一直迷惑中國學者的所有的古文字問題。 引用李雅格的一段話可能是有益的，他在翻譯時考慮到這段話是這部重要文獻的主要內容。他寫道：全書圍繞從河之北遷都到河之南殷這個中心問題。王知道遷移是必要的，但遭到不願遷的人及大家族的反對。上篇講他如何為自己的措施申述。包括兩段講話，分別是對一般人民和那些在高位者講的，希望得到他們真誠的協助。中篇敘述遷移的情況，他們雖渡過了河，但仍不滿意。王通過一個長篇誠摯的講話竭力為他的遷都政策辯護。下篇是遷都的完成，開始新城的設計與建設。王對民眾和首領們作了第三次動員，要求他們忘掉不滿，與他合作，遵循偉大天命，建設一個王朝的新首都。(7) 李雅格上面的敘述與同時代的中國經學家一樣，在地理知識方面出現了缺陷。例如他們無法確定殷的當時位置，他們不清楚殷位於河（黃河）之南還是北。 但是，譯者可以向西方讀者寫清楚某些歷史事實，這是重要的。因它們不像《書經》一樣僅僅依據傳統記載，而是有極大的近代考古學價值。 八十多年後，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教授出版了他的《書經注釋》(8)，這些注釋僅包括直至當時漢語音韻學和古文字學其他分支的研究成果。作為研究漢語最傑出的學者之一，高氏以自己的觀點全面研究過這些成果。但與他的先輩一樣，他沒接觸到作為整體的重要古典著作中的某些基本問題。例如，這些古典文獻可能有多早？有多少後來的偽作與先秦的原著混雜在一起？高本漢不想提出這些問題是可以理解的，它可能引起過去發生過的爭論。但《盤庚》中的主題是盤庚想從舊都遷到稱之為「殷」的新都。這至少提出三個重要的地理問題： （1）盤庚的舊都和新都在何處？ （2）文中說「於今五邦」，研究古籍的學者認真考證了這五個都城的名稱，但能確定其具體位置嗎？ （3）一個進一步的地理問題是盤庚「惟涉河以民遷」，原文設有指明方向，一般認為他們渡過的可能是黃河。若是這樣，則按什麼方向從河的一邊渡到另一邊？因為兩座都城的位置都沒有確定。 過去的注釋者在這類問題上花費了不少時間。王國維教授是參加探討這些問題的著名學者之一。甲骨文發現後，他澄清了殷和商兩個字的古代用法。如前所述，他又成功地論證了商王朝以前的祖先世系。但在安陽發現的資料中有一個重要的空白，即最早的甲骨文資料似乎只到武丁時期。因為在新都有比武丁早的包括盤庚在內的三個王，所以就出現了一個問題：既然在甲骨上保存記錄是個老方法，為什麼契刻卜骨要在盤庚到新都後很長時間才開始？ 在南港和其他地方，對這老問題的研究另闢了一條新路，即研究卜骨整治方法的演變，也就是研究占卜者留下的灼痕，鑽、挖的凹窩的形狀。眾所周知，骨卜在龍山文化時期，即華北新石器時代的晚期已使用，筆者在城子崖就親自發現過這種占卜用的骨頭。但幾十年來，老一代考古學家把注意力集中在卜辭上，幾乎完全忽略了骨卜的方法本身。只是在幾年前，研究所甲骨室的一位老資格的助理員，墨拓甲骨近二十年的劉淵臨先生提出系統研究這被忽視的資料的建議。有幾點已很明確： （1）灼法隨著時間流逝而發生了巨大變化。 （2）鑽挖凹窩的方法有大的變化。 （3）在小屯，肩胛骨也明顯比龜殼更早使用。 劉君在其最初研究中已能證明以上各點。(9)此外，他把卜骨的鑽窩的某些形式與城子崖首次發現的類似的鑽窩方法（在用火灼以前）聯繫起來。劉發現在一塊肩胛骨上面有早期的挖窩並刻有一字。這個字說來也奇怪，可看懂是「盤」。兩豎道中間連著兩橫道（像英文字母中的H再加一橫道），它確是甲骨文中「盤庚」名字中的第一個字。 這種探討導致的結果如何，還很難說。最近鄭州發現一早商遺址，其中心在二里崗，一些權威人士考證其為隞或囂。這一遺址提供了豐富的比較材料。但在此出土的有字甲骨極少，迄今據說僅發現3片。似乎無人從技術上對此進行比較研究。 最近廣泛的考古發現常有涉及早商首都的遺址，特別是在河南西部和南部、山東、河北南部發現的大面積的夯土遺址，據說在這些地區有十多處可以定為商朝時期的。但除鄭州和像河南西部偃師附近二里頭的幾個遺址外，沒有進行多少研究。所以早商的五個都城的確切地點多數仍未確定。就連把鄭州遺址當作隞或囂的考證，也還不是定論。如若這種考證能成立，那末《盤庚》中難解之處如「既爰宅於茲」和「惟涉河以民遷」也就清楚了。而且迫使盤庚遷都的原因也可推測出，可能是黃河泛濫。洪水幾乎每年都要淹沒鄭州及其附近土地，這使盤庚不得不選擇另一處為行政中心。 看來中國考古學者可能很快就會弄清這些地理問題和其他有關達到殷商文明階段的古代中國的人種學問題。但仍存在某些有關傳說中的歷史問題。 傳統歷史非常重視從夏開始包括商、周的「三代」。現代考古證明了商、周的歷史真實性。傳說認為開始實行世襲君主制的夏是建立了王朝的古代黃金時期的三代中的第一個。但直到現在，考古學仍不能明確指出夏的範圍。 從司馬遷的著作、《竹書紀年》和《書經》看，夏代各王的名字幾乎完全知道了，但僅最後的一個和第一個王的傳記有較多的記載，其他各王則很少。 約半個世紀前，當現代考古學知識開始引起中國史學家的注意時，曾有人試圖考證安特生髮現的仰韶文化和傳說的夏朝之間的關係。筆者在小屯發現的一片彩陶公布後引起了討論。徐中舒教授在1931年發表的關於小屯與仰韶的關係的文章中，以過去的記載詳細研究了夏朝的區域，認為新發現的彩陶文化的分布與傳說的夏朝的中心地區相一致。(10)按徐的看法，《逸周書》記載了夏朝創建者大禹的都城靠近伊河和洛河。大家知道，這兩條河位於現在的洛陽附近。 1926年我在山西南部的考古旅行，路經一個與夏朝的稱呼一樣的縣城——夏縣。在那裡我不僅發現了西陰村彩陶遺址，而且也發現當地傳統稱為夏後氏陵的墓地。一年後發掘彩陶遺址時，沒有機會去看這組王墓。我在此提及它主要是為將來探討這個重要問題提供一些考古線索。 總之，我認為雖然關於夏朝的傳說的歷史根據還沒像商朝的一樣被證實，但忽視它的存在是草率的。這是由於：雖然《書經》中的許多部分，特別是那些屬於高本漢所說的「偽孔」即所謂《古文尚書》，已證明是後漢時偽造的，但仍有《禹貢》及少數其他篇段可能是有著夏朝的一些歷史根據的。徐中舒教授和其他人在近來的研究中提出來比傳統記載更多的確鑿證據，他們考證仰韶文化即為夏朝。證據仍然不足，但他們的推測可能有助於解決中國古代史的一些其他問題。 在早期的一些報告中常提到，安陽出土的成千上萬的文字資料中，有時會發現在骨頭上甚至在陶器和石頭上有用墨寫的字。也就是說我們在殷墟發現了毛筆書寫的遺物，就如同那些漢朝寫在木簡或竹簡上的字一樣。 寫在木、竹和紙上的字在適宜的條件下可以保留很長時間，特別在氣候乾燥的條件下，如在沙漠中。但墨寫在其他材料上，如石、骨和象牙等，保存的時間不會長。大部分保留下來的寫在骨頭上的字，即使是筆跡清楚，但墨已嚴重褪色。這一點很重要。它提醒我們考古工作者，能發現可辨認的甲骨記載是多麼幸運，主要是因為這些字刻在龜殼和骨頭上。若僅用毛筆寫而不是刻的，這些文字記錄能否這樣大量保留在土裡流傳下來，是很難說的。 我們發現了用墨寫在骨、石甚至陶器上的文字記載，這件事立即向田野考古工作者暗示，如果走運的話，有可能會發現與骨卜無關的用墨寫在其他材料上的文字記載。但我們田野考古工作者在這方面沒有像探尋甲骨那樣獲得成功。這失敗並不意味墨寫形式的記載不存在。它們也許埋藏在其他地方，或者全部腐爛損壞了。無論如何有一個問題是存在的，即在殷商時期的卜骨刻字出現以前，中國文字一定有個長期的演進過程。我認為重視這個長期的背景過程，就可能有新的路子。 從發掘報告中得知，一些考古學家和古文字學家在半坡彩陶遺址很注意有一些刻在陶器邊沿上的，被稱為是原始文字符號的發現。據說，有一些可鑑定為中國原始文字，其中有幾個很像刻在卜骨上的數字符號。值得注意的是，考古學者和古文字學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刻劃符號上，即使是彩陶上的。 重讀徐中舒教授關於小屯和仰韶之間關係的文章(11)，使我考慮到，既然墨寫的字存在於殷商時期，就可能遠溯到彩陶時期。我心中萌發的基本思想是： （1）很明顯，彩陶片都是繪的，這在過去半個世紀中已被承認，但它是怎樣繪的呢？仔細考查告訴我們，給彩陶繪彩的藝術家一定是用類似寫漢字的中國毛筆之類的畫筆。 （2）給陶器繪彩的藝術家也可能繪別的形象，如走獸、魚和鳥等，正像被半坡、廟底溝及其他地方出土的標本證明的那樣。 （3）墨寫卜骨的發現，明確表示殷商時期毛筆寫字的藝術已流行。 （4）更有趣的是相當多的卜骨片上的刻字清楚表明，刻劃線條可能源於勾刻彩色筆道的輪廓。圖24的例子足以說明這點。 圖24　古代、現代的漢字與甲骨文（據日譯本） 早期的古文字學者認為這些不同是偶然的變化。圖24的例子似表明因技術的改進促成外形的變化。用毛筆和墨寫的字，不論黑或紅，筆道粗還是細，這只是個人風格問題；一旦字被刻在骨頭或其他材料上，小工具尖銳的刃在刻肥筆時自然非常困難或幾乎不可能，其結果是所有的筆劃都用細線刻。為了刻演化為肥筆的字，如山字的豎劃及王字的底部，掌握新技術的工匠發現需要或用細線先勾出粗劃的輪廓，或就用刻細劃代替用毛筆寫的各種原來的粗劃。 如若說這些想法還有意思的話，就是它也許可以說明在契刻甲骨文字以前的古代中國書寫的變革情況，也能解釋殷商時為什麼有筆寫的字，以及為什麼在殷的前三個王統治時期，沒有刻字記錄保存下來。最重要的是它可說明某些字形變化的原因。有一點不能充分解釋，即到目前為止，尚未發現較早的書寫文字。可能因其寫在易壞的物質上，如木簡、貝殼或石頭上。這些材料上的墨寫字，和刻的字不一樣，易被磨損或與材料本身一起毀掉。 前面已談過，使古文字學家幾乎迷惑達半個世紀之久的是，儘管「殷」大概在盤庚時建為都城，但此處尚未發現比武丁時期更早的文字。迄今似乎還沒有對此進行過成功解釋的嘗試。 如果接受中國最初的記載是用毛筆寫的理論，那麼上面的迷惑之點也可解決。可能契刻文字的方法被採用為官方的正式方法僅在武丁時期（之後）。在此之前，大概絕大部分文字記載是用毛筆寫的，因為我們在殷墟發現了這種文字記載的例子，而且彩陶在殷商時期之前又普遍發現，因而這個假說可以認為有可靠的根據。 ———————————————————— (1) 參看李濟的《西陰村史前的遺存》一書。 (2) 吳金鼎：《中國史前陶器》（1938年）。 (3) 《孟子章句·萬章上》。 (4) 王國維在研究中參考了注釋本的《竹書紀年》，他認為這是較早的真本。參看王國維所著《觀堂集林》（他在世時出版的一部選集）和《海寧王忠公遺書》（他去世後由他的朋友和弟子編選出版的一部較完全的著作集）。 (5) 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載《史林》第一卷，第1—15頁，另見《觀堂集林》卷九。 (6) 參看李雅格：《中國經籍》第三卷（英文本），第220—223頁。 (7) 參看李雅格：《中國經籍》第三卷（英文本），第220—223頁。 (8) 高本漢：《書經注釋》，見《遠東古物博物館集刊》第20號（1948年）。 (9) 劉淵臨：《卜骨的攻治技術演進過程之探討》，載《史語所集刊》，第四十六本第一分（1974年）。 (10) 徐中舒：《再論小屯與仰韶》，載《安陽發掘報告》第三期（1931年）。 (11) 徐中舒：《再論小屯與仰韶》，載《安陽發掘報告》第三期（193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