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陽 · 第八章　戰後的學術工作條件及安陽發現物的研究

日本無條件投降的直接結果是使中國人民普遍感到從重壓下獲得解救。但在政治上這決不是一個簡單的變化，它帶來了種種使政府極難處理的社會問題和國際問題。 至於安陽的出土物，我們已把它從四川安全運回到日本軍事占領期間曾被辟成展室的南京所址。戰爭初期尚未竣工的國立中央博物院大樓，也曾為侵略軍占據，成為他們在南京的指揮中心。日本投降後我們返回了南京，發現這個都城完全成了陌生的城市。 除早期離開研究所的人外，戰爭期間那些在李莊工作過的人，幾乎都回到了南京。戰後幾年形勢變化很快，歷史語言研究所的人員也經歷了不少變換。董作賓應邀赴芝加哥訪問。我本人也被任命在中國和日本的一些地方視察戰後的形勢。但我是那些最後決定集中精力研究安陽出土物的人之一；總的來說它們或多或少仍保存完好。其他同事都依個人的需要作出了決定。正是在此時，我著手擬定一系列詳細研究古代中國青銅器的計劃，當然以安陽出土物作為我研究的起點。為了珍視時機，我拒絕了外部所有的聘用，包括我任職近十年（應為14年。——譯者）的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主任的職務。 自從李莊染病後一直未恢復健康的梁思永戰後沒回南京；由於各種原因，他要求回北平休息。北方的氣候較乾燥，朋友們認為這適合他養病。他童年和青少年都是在北平和天津度過的，這就使朋友們贊成他回北平養病。 董作賓赴美國，梁思永回北平，在南京的高年資成員中只有我了，於是我下決心繼續研究安陽出土物。幸運的是有幾位年輕人協助我工作，包括石璋如、高去尋和戰時在李莊參加研究所的夏鼐。 我編輯出版了三期《中國考古學報》，其中兩期在南京出版。繼續出版了《中國考古報告集》；《小屯·殷墟文字乙編》開始出版。(1) 日本投降後，南京百廢待興。歷史語言研究所和國立中央博物院經過一段時間，逐漸恢復得像戰前的狀況，適於進行一些研究工作。我們從戰時未攜帶到西南的收集品中找到了很多動物骨骼和豐富的陶片，以及不少其他復品。從侯家莊王陵收集的「花土塊」仍保存完好。日本考古學家珍藏並詳細研究了這些收集物。戰後我第一次訪問日本京都時，梅原末治教授贈給我這些「花土塊」的彩色圖片。 對安陽出土物的研究又繼續了兩年。1948年冬，我受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的委託，協助徐森玉先生（他是一位著名的具有古物和文獻目錄學多方面知識的老學者）；政府令他負責把故宮的珍品運往台灣妥藏。為了同樣的目的，傅斯年所長讓我作徐的副手，負責把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收集物運到台灣。為此給我們派了海軍艦船運輸。我的前輩徐森玉送我先走，並告訴我他與其他船隻隨後走。然而，這個許諾他永未實現，雖然好幾艘運載珍品的船隻都接著來了。 1948—1949年冬，我們首次抵達台灣，研究所被安置於台北和新竹之間的楊梅鎮。在省政府的支持下，研究所借用了靠近楊梅車站的幾座倉庫。歷史語言研究所在這裡建了臨時所址，所里的研究人員和職員也向當地居民租賃了住處。隨研究所來的人員在這裡工作了五年（1949—1954年）。 這時，傅斯年接受任命，擔任台灣大學校長要職，他對台大進行了全面改組。不幸的是，仍為歷史語言研究所負責人的傅校長，在參加台灣省議會的一次會議時與世長辭了。這發生於1950年12月，約在他被任命為校長一年半後。他任校長期間，聘用了不少研究員擔任日本教員離開後的課程。由於他的推薦，我被聘擔任台灣大學文學院考古人類學系主任。由於種種原因，這項新工作對我好像很合適，我當然也很願意協助我的老同事工作。在日本人占領時，人類學系負責人是移川子之藏教授，他在哈佛大學皮博迪博物館受過訓練。他在台灣大學籌建此系，完全以我熟悉的哈佛為楷模。他曾是狄克森（Roland B. Dixon）教授的學生，而狄也是指導我的博士論文《中國民族的形成》的老師。 我花去好幾年的時間組建這個系。與此同時，董作賓接任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所長。在台灣的頭幾年，我在台大考古人類學系的大樓里繼續研究安陽收集物。在繼傅斯年後的新校長錢思亮的具體領導下，台灣大學循序而穩步前進。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許多研究員接受大學聘請，在文學院的幾個系任教中文、歷史、人類學、考古學、古文字學等課程。所以，台大的學術標準與國家級研究所是同一水平的。台灣大學文學院出版的《文史哲學報》的第一期的論文，幾乎都是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的教員提供的。 1954年，由於經濟壓力，董作賓決定離開研究所所長崗位，接受香港大學的邀請。他去香港時，沒有找後繼人，事實上也未辭職。董作賓突然離去後，研究院的院長朱家驊派一些朋友與我協商關於繼任董的職務問題。情況既困難又微妙；之所以困難，是因為研究院經費拮据，微妙的是董離走時並未辭職。 不管董的後繼人面臨什麼樣的困難，我必須從個人的角度來考慮這個問題，即儘快完成安陽的報告。我不揣冒昧地認為，我是唯一能完成它的人。於是在無任何人保證協助的情況下，我鼓起勇氣接受了挑戰。我接受這個任務主要是認為這是我的學術責任——為完成曾在我指導下發展起來的一項科學事業而「戰鬥到底」。 不久事情就清楚了，董離台赴香港主要是由於個人原因。在歷史語言研究所，董作賓一直可以得到一切能得到的支持。住在紐約的胡適博士首先伸出援助之手。早在1951年，為了替這個在當時為止搬到台灣的唯一的研究所建一座保管安陽收集珍品的庫房和圖書館，他就與洛克菲勒基金會主動聯繫；經過一段時間，洛氏基金會答應給一些經濟援助，條件是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也要這樣做。於是胡適又與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官員商談，在適當的時候達到了目的。董作賓突然去香港時，用兩個基金會援助的資金在南港已建成一幢貯藏樓，實際上所址已搬至新樓。新樓成為執行貯藏、研究和管理三套職能的所在地。 1955年8月，我被正式任命。在我的聘請下研究院邀請沈剛伯、李宗侗、劉崇紘、姚從吾教授為研究所的通信研究員，他們都在台灣大學歷史系任教。在重組研究所的研究工作時，我也作了一些變動。因為陳寅恪沒有來台灣，而建立民族學研究所的計劃已考慮成熟，所以我就請陳槃暫任歷史組的代理主任，芮逸夫為人類學組主任，說服趙元任照舊負責領導語言組。 南港的新所址是一處僻靜的地方，適於搞學術研究。在靠近鐵路喧鬧的楊梅鎮工作過幾年的人，都認為新所址有一個較安靜和適宜的學術環境。 同時，為原住在楊梅鎮的人建了住宅區。但一些在台灣大學任教又被照顧住在學校生活區的高年資研究員，仍住在那裡。 我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後，許多直接或間接有利於促進研究工作的條件接踵而來。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哈佛—燕京學社及中華民國科學基金會，都先後向研究所捐贈經費以資助它的研究項目。尤其出乎預料的是胡適決定離開他長期居住的紐約回台北。他不顧在紐約的不少密友的勸阻接受了接替朱家驊為研究院院長的任命。胡的任職，不管它有什麼政治意義，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的人看來，這是最好的選擇。從史語所建所以來，他就一直是它的通信研究員。 如前所述，我接受研究所所長職務的主要原因是為完成安陽發掘的報告。因此，我必須以最大的努力給那些在這一學科中合格的有能力的適當的研究人員重新分工。最大的問題當然是董作賓的離去和此後他對任何有理論價值的科研項目興趣的逐漸喪失。在香港，他不管資料來源的性質而利用一切能到手的資料，花時間去作重建中國古代曆法的工作。這時他的精力似已衰退，綜合能力也差了。1958年他從香港回到研究所，爾後提出在所內增設一個以甲骨文為主要資料專門研究古文字的機構。「中央研究院」立即於11月批准了他的這一申請。 但董的健康急劇惡化。1963年11月23日，這位天才的研究工作者、安陽田野工作的開拓者，在台灣大學醫院裡逝世，後被安葬於南港大院的正前方。 董作賓在世時，研究所的高年資成員同意分工整理安陽發掘報告的定稿。他死後，南港研究所嚴格執行了這一計劃。下面我簡單敘述一下大體分工、工作的進展及出版情況。 考古組成員的具體分工是：董作賓、屈萬里、張秉權和李孝定研究甲骨文。石璋如審核小屯田野記錄，還有一批年輕的助手協助他總結小屯田野發掘的資料。高去尋將承擔梁思永關於侯家莊王陵的初稿的編纂，並最終定稿。李濟除個人研究外，還任《中國考古報告集》的總編輯並審核最後報告的定稿和出版。 人類學組的楊希枚先生接受了對人骨資料進行研究的工作。自吳定良放棄此項工作後，這些資料還未進行專門審查。吳離走後，這些收集物從四川輾轉遷徙，漂洋過海運到台灣。 研究所的甲骨藏品自然仍是比其他更吸引公眾注意的一項。我先介紹一下拓片的出版和其他有關出版物。戰前，研究所所長和《中國考古報告集》的總編輯已同意出版一卷在前九次發掘中出土的所有登記的有字甲骨的拓本，隨後出版考證和釋文。指導思想是儘快地將已編號的新資料公之於世，以便各地的古文字學家能充分利用。 但這計劃被日本侵略中斷，第一卷（即《殷墟文字甲編（圖版）》。——譯者）未能出版。這卷拓本直到1948年才出版。當時董作賓在芝加哥，為它寫了序言(2)。如前所言，這卷僅包括前九次發掘中出土的有字甲骨的拓片，只是研究所收藏總數的一小部分。 董作賓自然急於在甲編之後繼續出版戰爭結束前完成的其餘的拓片。但戰後南京、上海等地形勢惡化得如此迅速，以致出版不是如人們想像的那麼容易。又過了五年，此時研究所已遷到台灣，甲骨文拓本的乙編才出齊。(3) 出版有字甲骨拓本僅是原計劃的第一步，隨後將出版《甲編》的考釋。遷移的動亂，使許多專家分散各處，但到台灣的一些古文字學者中不少人堅決主張按原計劃搞下去。幸運的是，我說服屈萬里教授承擔了《甲編》的考釋。到1961年，這卷考釋出版了。(4) 在張秉權繼任甲骨文研究室領導人之前很久，我很容易地說服他從事甲骨綴合的系統工作。到這時，古文字研究者的先驅已用兩種方法進行這種非常專門的研究。其一是遵循解剖學的指導；如研究者有機會處理原標本，從解剖學的角度很容易識別有字碎片是屬於龜殼的哪一部分，除非它太小，很難辨認。其二是很早以前王國維教授指出的，即確切地考釋文字內容。張秉權自掌握了小屯出土的全部原標本後，較易而又不間斷地進行綴合工作。從1954年開始，他一直進行了十餘年。研究所決定出版《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三（譯者按：應作「之二」第二本：《殷墟文字丙編》），刊載綴合的龜甲。下面幾卷已出版（見表10）： 表　10 到現在已綴合349版，這就使每一塊版上的內容更完整了，使原來在一起的可利用的文字記載的絕大多數「重圓」了。這些綴合後的記載，比未綴合前的甲骨更有價值，為研究許多重要的歷史問題提供了可靠資料。其實在同一版有字甲骨上，可能有不少互相聯繫或不相關而獨立的卜問和答案。這些記述的事實發現在同一版上，至少表明這些事件發生的順序，即有關提出卜問的時間關係。 張秉權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通過研究綴合的甲骨，他發現多次卜問一事的文例，有時多到10次(5)。例如，卜問某一月天氣的預測，而驗辭是「雨」；這同一事可能記錄10次。利用斷片記述為資料來研究天氣變化的人，可能會推斷這是殷商時期某月降10次雨的確鑿證據。但張的發現說明他們可能被誤導了。大家知道，這些甲骨綴合前許多學者企圖根據甲骨記錄的資料研究天氣情況。張親自寫了《殷代的農業與氣象》一文，他很注意同一件事的反覆記述。(6) 關於綴合工作還有許多問題可講，但上面的情況足以說明這一耗費時間的工作之重要，它的成果將惠及未來的古文字學者。 在結束關於甲骨文研究的出版物介紹前，我還必須談談1965年出版的另一著作。這就是已被廣為利用，並深受歡迎的著作：李孝定的《甲骨文字集釋》。這部《說文》式的甲骨文字典是研究所根據普遍要求很快再版的幾本書之一。在這本書的編纂中，李作了種種努力，儘量包括對每個字所有的研究和考釋。因此，這本書除作為手冊向未入門者介紹迄今已發現的最早的中國文字外，還為欲了解過去各家觀點的某些學者提供了資料的來源。 我們在南港一定居，就把出版在梁思永領導下的侯家莊王陵發掘報告的任務交給高去尋教授。梁的原稿雖已審核且介紹了墓內主要內容，但未有插圖說明。高實際上必須進行比最初設想的更艱苦的工作。他必須要依下列程序去作：（1）認真閱讀梁的手稿和原始田野記錄；（2）核對所有田野發掘的照片，並把不同墓中的每一發現物照相；（3）繪製全部出土物的精確圖，並說明兩點：（a）墓的結構和重要出土物的各部分；（b）每座墓在墓葬群中的相應位置；（4）用簡明的術語描述每座墓的結構及其重要出土物；（5）把每座墓在野外發掘時的出土物田野登記號與田野記錄、梁的原稿和田野草圖相對照；（6）注意關於早期盜掘的記錄並用圖說明這些墓由於經過早期和近期的盜掘而遭到的全部損壞情況。 高是有條件在田野跟隨梁並向他學習田野操作技術的人之一。他懂得尊重老師，並以獻身精神研究他的手稿，能以真正內行的方式對初稿進行註解和說明。HPKM1001於1962年出版了兩本：一本為正文，一本是270個圖版，還有一個彩版附卷——此卷是在日本專門印刷的，介紹保存在「花土」中的殷商時期不同尋常的彩色繪製的記錄，這是在戰時曾由梅原末治教授研究並在日本出版的。 自從我們到台灣後，梅原末治教授常來歷史語言研究所訪問，這不僅使他了解安陽出土物，而且也認識了考古組的考古工作者。他對研究安陽遺物的熱心及濃厚興趣使我們中的不少人深受感動。所以當HPKM1001的報告準備出版時，我向梅原末治教授提出協助在日本出版「花土」圖版與高去尋用多年時間完成的兩本書的要求，他很快就同意了。我談中、日兩國學者之間的這項合作，正是為了說明在學術研究中，合作精神可以怎樣在許多方面表現出來。 侯家莊這個報告集系列仍在出版中。截止到1973年，HPKM1002、HPKM1003、HPKM1004、HPKM1217才全部出版。實際上高已完成了所有其他大墓的報告。這些與前5本一樣也將要出版，並已在印刷中，但書中的圖版和插圖尚待完成，而出版所需資金也要籌備。人們期望高去尋教授能如期完成這項任務。(7) 小屯報告集系列與侯家莊系列有兩個重要方面的不同： 第一，小屯進行了九年十二次發掘，經歷了不少變化，即指揮、人員、指導思想和方法的變化。因此就田野記錄方面而言，比在一個人領導下整理的，標準相當一致的侯家莊田野資料較為駁雜。小屯的田野記錄、照片和田野草圖因發掘季節變化和需要增長而不同。考古組定居南港後，石璋如負責小屯田野報告，一開始他就發現此任務比侯家莊西北崗王陵的報告艱巨。 第二，有關小屯（主要是住所）的資料在性質方面相當複雜。它由各種材料組成，需從建築、社會、政治、宗教和裝飾等方面闡述。一些出土物的用途和意義由資料本身就已表明了，而另一些必須從出土物間相互關係中去推測。在地下窖、穴中發現的堆積可能是由彼此間用途不同的東西形成的。而墓中出土物，考古學者起碼能確定它的用途。 然而，石璋如承擔這項任務，具有一定的有利條件，這包括他個人的田野經驗和在戰時各種研究中所作出的成績。在昆明開始的這些初步研究最有用的是繪製的一個小屯遺址發掘平面示意圖，即把十二次發掘中測量及繪製的全部詳細的草圖拼到一塊，再繪在一張紙上，使之成為一個完整的圖。圖上標出每條溝、地下坑、居住穴、墓葬和基址的位置，將發掘中每一遺蹟都標出了。此圖用1∶500的比例繪製，這比例足以畫出最小的遺蹟。它可以用作一種索引圖和從1928到1937年小屯發掘的歷史地圖。 由於大家共同的努力，這一頗費精力的設計在一年內完成了，在昆明的所有田野工作人員都提供了資料，而負責這項工作的是石璋如。這一反映實際情況的圖是潘愨繪製的，他在田野時除其他任務外，也作了不少測繪工作。這幅巨圖完成時用顏色標明各種地下建築，如居住基址、祭壇、坑或墓葬等等。 在這點上應說明的是，從第四次發掘開始，在田野所進行的測量工作，都以小屯村西南約50米處埋的一塊鋼筋混凝土為永久性坐標。 這個指示圖在李莊時常被參考。考古組到南港後，圖上十多年前的畫線已模糊不清，圖又褪色了。所以，我們決定修整後重繪。 由原在昆明繪製此圖的潘愨修整並以同樣的比例重畫。爾後，這指示圖與從前一樣用於許多不同研究項目中。它作為所有關於小屯發掘報告的地理指導，尤其適用於石璋如的最後報告。此外，如我的關於陶器的最後報告，不經常參考此圖就不能完成。因為在我的關於陶器不同類型及其分布和層位的敘述中，必須考慮它們的位置。 到南港後，石璋如的首要任務是撰寫關於小屯建築遺址的報告，這一報告於1959年出版(8)。這是他近二十年艱苦勞動的結晶。這本著作澄清了在九年田野工作中積累的關於夯土、建築物的夯築方法資料的混亂。說到這本專題性報告的主要內容，我在下面的敘述中將以「夯築」這個專用詞代替石璋如闡明中發現和描述的所有夯土建築遺蹟。 石璋如在報告中把在小屯發現的建築遺址從位置上分三組，用甲、乙、丙表示（我打算用希臘字母中前三個α、β、γ表示），按分布定為北組、主組和西南組（圖21）。α組主要在農田北部發現，位於洹河灣附近，與最初幾次發掘的E區和D區相當。在這9000平方公尺範圍內（南北100公尺×東西90公尺），發現15個夯築基址，其中大部分為長方形（圖22）。較大的夯築基址為東西向，小的可能朝南。很難說這些基址是否以任何方式互相聯繫著。 圖21　小屯發現的夯築基址的平面圖 （α為北組，β為主組，γ為西南組）（據日譯本） 圖22　α區的十五個夯築基址 我們發掘的β組似是殷商建築遺蹟的主要部分，位於α組正南，相當於B、C區附近。石璋如估計在我們發掘時此區仍殘存的面積為南北近200公尺，東西為100多公尺，但因洹河嚴重浸蝕西岸（圖23），而損壞了這一部分的大片夯築基址，因此，說不準原夯築基址向東伸延多遠。石璋如通過大體觀察判斷，認為這一組的夯築遺蹟的特點是：（1）所有大的基址都朝南；（2）一些基址表層覆蓋白灰面；（3）在北邊（β1）為純黃土平台（近方形），這是個祭台，此台南為三個較大基址的殘跡，表明其有規律的布局。這三個大型夯築基址（β7-9）可能是幾座有五個門的大廳的基礎。這些房間的安排可能近似對稱，但遺憾的是這部分基址正在現在洹河岸邊，所以它的大部分已被河水浸蝕而且早被河水淹沒。在這一組發現的21座夯築基址的三分之二仍保存著排列規則的柱礎石，當然這些給石璋如復原遺蹟的嘗試以很大幫助。這一組最基本的特徵是：21個夯築基址殘跡顯然是以不同方式聯繫著的，它們似是原來有計劃建造的統一整體。因洹河嚴重浸蝕這裡的農田，所以很可能在過去由於種種原因，殷墟這部分地區遭到了自然或人為的災禍，特別是毀壞了主要建築物的基礎，以致後來洹河水能易於侵蝕它們。 圖23　β地區復原圖（據日譯本） γ組範圍較小，位於β組西南，關於這組的夯築遺蹟，石璋如是這樣描述的： （1）γ組範圍（南北50公尺、東西35公尺）不到2000平方公尺（1750平方公尺）。 （2）發現了15個夯築基址，看來它們彼此之間有聯繫；面朝南。 （3）在一個大的方形夯築基址周圍有一些小的方形夯築基址。 （4）柱礎保存得不好。 （5）這組內或附近發現的埋葬排列整齊：左邊葬人，方位朝南；獸類在右邊。埋葬中有火焚的遺物。 關於夯築建築物的時代，石璋如的重要推論是，這種新的建築技術在武丁時被採用，後來沿用。石璋如的報告對三組建築遺蹟的時代作了一個近似值的估計。 下面我還有機會詳談石君的復原工作。 繼這一重要出版物後，近幾年石璋如又寫了另外三卷著作發表於《中國考古報告集》的小屯系列。其中兩卷關於北組墓葬（α組），一卷是關於主組（β組）的(9)。這些報告所詳細描述的既有正規墓葬又有獻祭墓葬，後者既有人的又有動物的。我相信不久的將來他一定能完成小屯的報告，儘管他年事已高，但仍在努力從事這項工作。 最後我簡單談談在我直接指導下的另一系列研究。考古組在籌建一個研究安陽青銅器的實驗室時，得到了哈佛一燕京社的慷慨資助。我得到萬家保的協助感到很放心。他在台灣大學工學院受過訓練並畢業，而且有工業制模的經驗。這個充滿好奇心的人，在南港看了我們收集的鑄范和青銅器後，對安陽青銅技術產生了興趣。1962年他到考古組與我合作，從技術和歷史的角度研究各種問題。 我們收集的許多陶范很易識別是青銅觚的外范。所以我們從詳細研究這一特殊型的青銅器樣本開始，它比其他安陽出土的青銅器有更多的標本。合作研究的結果在《中國考古報告集新編》上發表，到1972年新編共出版了五本。分別是：第一本，《青銅觚形器之研究》，1964年；第二本，《青銅爵形器之研究》，1966年；第三本，《青銅斝形器之研究》，1968年；第四本，《青銅鼎形器之研究》，1970年；第五本，《伍拾叄件青銅容器之研究》，1972年(10)。這五本包含我們在小屯和侯家莊十五次發掘中出土的全部青銅禮器。在研究中，萬家保利用修復的模型全面研究了鑄造程序，在實驗室里試驗，成功地制出與原樣完全相同的複製品。我的主要任務是研究青銅器的其餘方面——器形、紋飾、功能和銘文等。這一系列專題完成後還留下兩組青銅製品未被接觸，即武器和兵馬車上的裝飾品。在我早期研究中已不止一次寫了關於戈和矛的報告，我相信，矛頭大概是和兵馬車同時傳進中國的。關於兵馬車，這是石君敘述過的一個題目，而且幾個外國學者也在比較的基礎上討論過，因此，我要說的就很少了。 直到現在——70年代的中期，我們還未完成應完成的全部任務。我特別為我的木炭收集失落而抱憾；從用科學分析方法獲得新考古資料的最近的發展角度來看，那批木炭是十分有價值的。我一直非常注意收集和研究人骨資料，但仍沒有什麼成果。我相信，有了我們到目前為止多年艱苦辛勤工作，奇蹟總有一天會出現。 ———————————————————— (1) 董作賓：《殷虛文字乙編（上輯）》，即《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二《小屯》第二本（1948年）。 (2) 董作賓：《殷虛文字甲編（圖版）》，載《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二《小屯》第二本（1948年）。 (3) 董作賓：《殷虛文字乙編（下輯圖版）》，載《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二《小屯》第二本（1953年）。 (4) 屈萬里：《殷虛文字甲編（考釋）》，載《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二《小屯》第二本（1961年）。 (5) 張秉權：《卜龜腹甲的序數》，載《史語所集刊》，第二十八本上冊（1956年）。 (6) 張秉權：《殷代農業與氣象》，載《史語所集刊》，第四十二本第二分（1970年）。 (7) 這些出版物的目錄，見本書附錄參考文獻中梁思永和高去尋著述條目。 (8) 石璋如：《遺址的發現與發掘乙編·建築遺存》，載《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二《小屯》第一本（1959年）。 (9) 石璋如：《遺址的發現與發掘丙編·殷虛墓葬之一·北組墓葬（上、下冊）》，載《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二《小屯》第二本（1970年）；另見《殷虛墓葬之二·中組墓葬》，載《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二《小屯》第一本（1972年）。 (10) 這些出版物的目錄，見本書附錄參考文獻中李濟和萬家保著述條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