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陽 · 第七章　戰時繼續研究安陽發現物所取得的成果

1937年夏，日本軍國主義者在明治時期以來政治和軍事上的勝利慫恿下，繼續對中國實行擴張和侵略已不可避免。他們打算強占東南亞和東亞的全部領土。雖然孫中山的追隨者在南京建立了革命政府，但在軍事實力上與日本的陸、海軍相比還差得很遠，因此無法與日本大規模交戰。當然南京政府的決策人還是決定抵抗日本侵略，並採用了小規模的持久戰的戰術。 八年抗戰現在已被公認為現代史學家起碼不完全陌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個重要的開始階段。這一章我將對在安陽十五次田野發掘所得的重要考古材料的命運作一概述。許多人認為，這些材料代表了由南京政府扶持的突出的科學成就之一。 國民黨的元老們在擬定建立一個國家研究院時，首先把重點放在自然科學上。因此，物理、化學、工程、地質和氣象研究所是在南京和上海最先建立的五個研究所。歷史語言研究所是後來建立的，主要是創建者傅斯年努力的結果，這在第四章已談過了。 南京政府成立不到十年，日本侵略中國實際上就開始了，接著是談判屢遭失敗。南京政府宣布的長期抗戰政策得到了全民族的支持。 儘管戰時情況混亂，但實行科學教育這個政策仍堅持進行，當然也發生了許多變化和曲折，使科研活動不能全面開展。雖有不少困難，但政府仍充分重視個人和集體在這方面的成果。 首先，政府一方面從事軍事動員，另一方面也設法動用一定的運輸力量把國家珍品和科學設備，經長江、隴海鐵路和各地公路運往中國內地，主要運往西部和西南的四川、雲南、廣西等省，也有運往西北的。 由於幾位有遠見的領導人的努力，安陽發掘品的主要部分和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藏書的絕大部分，順利地運到了指定的幾個地點：重慶、昆明和最後的四川西部長江南岸的小鎮李莊。移居李莊前，研究所先到昆明（雲南省的省會），在這裡和郊區住了一年多（1938—1940）。不用說，在搬運這些包括科學記錄和設備的國家珍品的過程中，要克服重重困難。儘管組織者和竭力完成所分配任務的個人的努力，但由於戰時的混亂條件，珍品仍遭到不可避免的損失。所有這些困難和損失都通過各種方式，用個人的或官方的文件記錄下來了。 我無法迴避不談的一個重大損失是，經過七八年田野訓練的一批很有才能的青年考古工作者的離散。1937年11月的一天，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幾乎全體聚集在長沙路旁的一個小客店裡，每人都說了自己在戰爭期間的打算。爾後一些人離開研究所參加了抗戰工作，一些人到別處去看看，但多數人，包括所有高年資的成員，決定無論轉移到哪裡，他們都不離開研究所。 戰爭初期，研究所定居昆明時，恢復了一些研究工作。在昆明的後期，研究所所址從城裡移到近郊一個叫龍泉鎮的地方。在那兒，大部分考古收集物和圖書都已上架。三位資深的考古學者領導著對安陽發現物的研究：梁思永初步審核侯家莊的發掘記錄；董作賓在胡厚宣的協助下繼續潛心研究甲骨文；我對安陽陶器的形制和紋飾進行詳細研究，並在吳金鼎博士的全力協助下，對全部典型標本進行了審查。吳博士這時剛從倫敦回國加入我們的研究工作，而後又被任命為國立中央博物院的專門委員（在抗戰時我仍是該院的負責人）。與此同時，把人骨材料交給研究所人類學組負責人吳定良博士。吳是經過很好訓練的生物統計學家，被公認是極勝任研究安陽發掘收集的珍貴人骨資料的熟練專家。這些材料的大部分也帶到雲南作進一步研究。 從1938年9月至1940年6月，對小屯和侯家莊的考古收集物的研究繼續了約一年半，研究所又要遷移了。這一時期花費了大量人力集中於整理安陽收集的資料，為正式出版這些資料奠定了堅實基礎。這些學術成就雖與實際戰爭無直接關係，但這是在民族危機之時受過訓練的個人所能取得的某種科學成就的標誌。所以我想扼要地談談研究所在龍泉鎮時我們從事的各項研究工作。 董作賓在胡厚宣的協助下繼續研究甲骨文。同事們在董的指導下墨拓了H127出土的有字龜甲，儘管因供應缺乏時而中斷，特別是墨拓需要的宣紙，但戰時這樣的困難是不可避免的。無論如何，這些困難最終都被克服了。所以在墨拓工作中，中斷的時間不長。胡厚宣還負責對這些出土的甲骨繼續登記並按照專門設計的格式進行編目。董作賓埋頭於更艱巨的工作，即著手根據甲骨文記載整理復原殷商曆法制度的深奧問題。過去說過，使董產生這種特殊研究興趣的原因，是「大連坑」中四版近於完整的刻字龜甲的發現。在他細心研究這些甲骨片的過程中，他萌生了把這項研究擴展到包含整個殷商曆法這個問題的想法。 戰爭頭兩年研究所在昆明時，梁思永的健康正常。此時他完成了1934至1935年侯家莊西北崗王陵發掘報告的初稿。1940年，當他將要完成這一巨大任務時，研究所接到了又要搬遷到四川省西部李莊的通知。初稿由許多章組成，主要部分是作者親手寫的，存放在考古組。此後，高去尋教授在梁的手稿的基礎上，編輯、注釋並用許多圖版和插圖輯補關於HPKM1001、HPKM1002、HPKM1003、HPKM1004、HPKM1217各墓的報告，這些都在台灣以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二：《侯家莊》的巨冊系列陸續出版——這已是在梁思永於1954年4月2日病逝很久以後了。(1) 保存在考古組的梁的手稿由下列重要項目組成（見表9）。這位天才考古學家關於侯家莊王陵的報告手稿是保存在考古組的珍品之一。若無這些不僅提供了基本資料、而且為中文的科學報告樹立了樣板的手稿，高去尋教授就不可能完成編輯侯家莊西北崗王陵報告的艱巨任務。 表　9 梁的手稿還包括一個初步擬定的分章目錄： 第一章　西北崗墓地之地理情況、位置和一般環境 第二章　發現記事 第三章　發掘 第四章　侯家莊西北崗的文化層和殷墓在地層堆積中的位置 第五章　大墓：總述 第六章　大墓分述（1）—（10）：HPKM1001、HPKM1002、HPKM1003、HPKM1004、HPKM1129、HPKM1217、HPKM1400、HPKM1500、HPKM1443、HPKM1550 第七章　小墓：總述 第八章　小墓分述 第九章　遺物：分類敘述（未寫） 1．青銅和其他金屬 2．石與玉等 3．骨、象牙和龜殼 4．蚌、貝類 5．陶器 6．禮器的探索（無手稿） 第十章　裝飾陶器的分析（無手稿） 第十一章　人骨（無手稿） 第十二章　動物骨頭（包括鳥骨，無手稿） 第十三章　晚期墓（無手稿） 第十四章　小墓分析（無手稿） 第十五章　殷墓在地層中的位置列表分析（8頁） 第十六章　出土物登記表（無手稿） 這樣，高去尋教授就能根據梁手稿中第六章以下的分類完成輯補工作。 梁原計劃的後幾章的研究不幸中斷。他到李莊之初就立即著手寫第九章，並研究王陵出土的青銅器和石刻。不料，他在李莊得了肺結核病，一次突發的肺炎損害了他的健康，而病情逐漸嚴重，因此他大部分時間躺在床上。很自然，他不能按原擬定的進度寫任何材料。 我指導下的對陶器的研究是根據具體分析的原則進行的，即按問題逐一研究審核整體的不同方面。在昆明，由於吳金鼎熟練的幫助，我首先對攜帶來的各種標本的樣品進行全面考察，並仔細研究它們的質地、外觀和紋飾構圖。參照梅爾茲（Aloys John Maerz）的《顏色辭書》(2)，對全部單個標本的不同外觀重新分類，並對按色度表分類的典型標本，如灰、紅、黑、白、硬陶和釉陶的不同吸水力進行試驗。 吸水試驗是只靠一個可精確測出二千分之一克重量的天平進行的。我用天平稱重量，用蒸餾水測了22塊黑陶片、22塊灰陶片、20塊白陶片和20塊硬陶片（其中包括一些釉陶片）的吸水率。各種試驗的結果表明，灰陶、黑陶和白陶之間的差別是可見的，但上述三種陶和硬陶之間的吸水率總數的變化顯然是有極大差異的。所有硬陶標本中，幾乎每片都表明其吸水率不到1％，而其他三種陶的吸水率一般在15.5％與20.5％之間。 但需要指出，在各種試驗中不能量出精確的比重，只能量出外顯的比重並用於測算。不過這些臨時的數據也為我進一步研究陶器提供了一個相對可靠的基礎。 我也試圖進行較多的化學分析，在南京就曾與地質研究所合作著手搞這項工作。地質研究所有一個做化學分析的很好的實驗室。但處於戰時的昆明，由於某些化學藥品的缺乏，地質研究所不能給我們以任何幫助，就連這一項目的小規模的幫助也不能。因此，只好放棄藉助於化學分析來研究安陽陶器的陶土成分的計劃。 對我們研究所的全體成員來說，昆明實在是一個新環境。我們當中沒有一個雲南人，這裡的一般生活習慣和華北及長江流域幾乎完全不同，而我們當中大部分人來自這兩個地區。這為我們當中那些在人類學和考古學領域裡觀察和研究多年的人提供了開闢途徑和訓練的新機會。考古學者首先被一種發現吸引，那就是，在我們臨時所址所在地龍泉鎮上有一所房子正在營建，人們仍用土坯砌牆和夯土墊地基。夯築的方法好像比那時華北仍在普遍使用的方法簡單，但用土坯砌牆使我們當中那些來自黃河、長江流域的人驚奇，在那裡用窯燒磚的方法早就代替太陽曬乾法。石璋如認識到，通過對昆明仍流行的本地手工技術的觀察，是加深對考古現象理解的好機會。他考察了本地的陶器、農田灌溉系統和青銅業，所有這些都是民族學應探討的課題。但因我們的共同興趣集中在安陽的材料上，這種觀察也是由於要進一步理解在安陽發掘中收集的考古資料而促成的。我舉一例說明。昆明市附近灌溉系統很好，引起我們注意的是許多灌渠兩邊用木樁加固。這立刻使考古學者回憶起與其作法相似的安陽小屯發現的地下溝的遺蹟：這些地下溝也是作網狀形聯結，並用木樁加固兩壁。 在龍泉鎮時，我們當中一些人在村里蓋了臨時住所。我們以驚異的好奇和歷史興趣觀察了土建築師非常注意的傳統儀式。當破土奠基和立第一根柱子時，要祭獻一隻犧牲。最隆重的儀式似是在上房頂的主梁和整個建築落成那天進行，往往以殺一隻公雞或一隻羊表示慶祝。在整個建築竣工之日，要用酒肉招待所有參加建房的勞動者。 這些觀察到的資料和其他許多資料，一般說來是民族學者和人類學者所熟悉的，但對在華北搞過考古發掘的考古學者也是非常有益的。在華北，古代某些老方法早已被新技術所取代，但這些老方法在20世紀的三四十年代仍存在於中國的西南部。所以在戰爭初期旅居雲南的兩年里，我們的考古工作者利用一切機會收集這些古代遺留的資料，以提高我們對安陽發現的認識。 1940年遷到四川李莊，我們又處於另一個新的環境中。對我們來說，無論是自然還是社會條件這裡都不像在雲南那樣完全陌生了。用半年的時間，研究所才完成從雲南到長江上游李莊的搬遷任務；當時交通工具缺乏，汽油就像珠寶那樣珍貴。1940年底，研究所人員才在李莊定居下來。次年初，研究所的工作再度轉向正規。 研究所新的所址設在一個山區，那裡住著一戶古老而又占有大片農田的張姓家族。張家上幾代建了不少大房子和一個戲樓。戰爭初期，這個家族已破落並分了家。研究所與這家管房產的老者們商妥，占用他們的空房，付給微薄的房租。這些房子在小山上形成一個獨立的村莊。山腳下，長江從宜賓向下流向瀘州，在那裡一條小河匯入這條大江。每天都有小汽輪航行於宜賓與瀘州之間。兩地皆為四川西部有名的繁華城市。當時，李莊歸南溪縣管轄，縣政府設在距李莊不遠的長江北岸。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四年多的時間裡，李莊曾是一個重要的學術中心。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上海同濟大學、國立中央博物院、中國營造學社也都在此找到了避難所。中外聞名的學者，像英國的生物化學家李約瑟和邏輯學教授金岳霖，都到李莊訪問過。有些學者經常到這裡來。儘管戰火燒遍了中國大地，但李莊是中國學者可以相聚磋商學術的少數幾個地方之一。例如李約瑟就曾在李莊作過講演，談論科學在中國為什麼沒有像在歐洲發展那麼快的歷史原因。 對那些探討某種高深問題的專家來說，這裡的總體環境至少是相宜的。在中國人民反抗日本軍國主義戰爭的後期，確有相當一批這樣的專業人員聚集於李莊。他們中的不少人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這期間考古組成員從事的研究工作以及他們對安陽殷商收集物研究的貢獻，值得著重介紹一下。 最知名而又突出的成就是董作賓《殷歷譜》的脫稿與出版。這部巨著於1945年在李莊以手寫本石印問世。 傅斯年所長為這部里程碑式的戰時出版物寫了序言（1945年2月15日），指出董作賓的主要貢獻有以下幾點： （1）董作賓的綜合能力是這部著作的豐碩成果的主要泉源。許多傑出學者對甲骨文進行了研究，但只有四個成績卓越的階段，每一階段都有一位作出獨特貢獻的著名專家，由他率領學者們在前進的征途上邁進一步。實際上這些專家的著作都是綜合性的。這四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是：王國維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董作賓的《甲骨文斷代研究例》；郭沫若的《卜辭通纂》；董作賓的《殷歷譜》。(3)四部巨著中，董是其中兩部的作者。他的貢獻與其他著作的主要區別是，他掌握的新考古資料為他的研究奠定了新的基礎。 （2）用傅斯年的話說，董作賓是第一個在曆法研究中廣泛應用新技術，並用現代天文學關於日月食的記錄檢驗它的中國學者。無疑這種檢驗有助於他更好地應用甲骨文中發現的有關資料。 （3）最後，傅斯年特別稱讚董作賓澄清商朝統治時期的繼位順序這個難題的能力。由於有一些不同的傳說和不一致的看法，使這個問題一直處於混沌之中。傅相信董作賓在這本新著中已把這個歷史的和技術的難題理出了頭緒，因而也就實際上解決了這個難題。 傅斯年那讚美性的序言把《殷歷譜》在學術著作中提到了異常的高度。最後他又說：「必評論此書之全，則有先決之條件：其人必通習甲骨如彥堂，其人必默識曆法如彥堂，必下幾年工夫。」 作為一個歷史事實，傅斯年三十年前的預言，在後來的歲月中已被證明幾乎每句話都是可靠的。自從日本投降後，學術界幾乎完全忽略了這部巨著。可是我認為，這種忽略主要歸因於當今一代在這方面興趣的改變，而不是缺乏有才能的繼承人。《殷歷譜》出版後，確實有人提出不少意見，也有些評論，立即引起了熱烈討論。但即使在那時，總的來看，評論和討論都未觸動《殷歷譜》的基本內容，正如傅在他的序言中預料的那樣。最引人注目的是決定商和殷商的實際統治年數，尤其是周滅商的確切年代。這高水平的重要歷史專題的確引起了一些人的熱烈討論和激烈爭論，可是這些討論和爭論沒有明確的結論就中止了。在我們進一步評述董的巨大貢獻之前，先簡單談談《殷歷譜》中的要點。下面幾點主要根據董在書中的某些論述。 第一，董在自己寫的前言中說，此書於1934年開始動筆，1943年完成，幾乎用了十年時間，主要是在戰時的昆明和李莊。又花兩年時間將初稿修改整理成手抄稿以便石印出版。 第二，追溯作者對殷曆法的研究興趣，其實比此書的計劃早得多。他說，早在1930年，就對「甲骨記錄中的曆法資料」作了筆記。1934年他寫了關於《殷歷中幾個重要問題》一文(4)。這時他已被這些明顯具有年代意義的重要文字資料所吸引。他說：「此時，我對於任何老曆法計算的一般認識所需的天文學基礎知識知道得很少。1935年，當我根據自己的分期標準編集第五期卜辭時，發現了在帝乙、帝辛時代給先公先王的犧牲祭禮的五種基本形式的年代順序。」在這些記錄中，舉行祭祀的年、月、日有時記在一起。舉行祭祀的那天，常交替使用同古巴比倫制度相似的六十干支表中兩個字中的一個。用六十個名字的雙合符號，在中國眾所周知是源於天干地支，天干由十個字組成（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由十二個字組成（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天干與十二地支排列組合產生了六十個雙合符號，被古代中國人用來記日，其時間至遲在甲骨文時期乃至更早。大家知道，幾乎每一完整的甲骨卜辭包含有六十個干支符號之一；如「甲子」，就表示所記錄的那件事舉行或發生的那一天的名字。當甲骨文字通過古文字學家考釋的積累而變得比較容易理解時，上述記錄一般占卜事件的方法也就再清楚不過了。 在繼續研究新發現的甲骨文的過程中，董發現，某些刻辭應歸入一定時期且列於某一王的名下。另外，可把同時發生事件的日的名字歸入某個月，有時歸入某個年，並用一定的數字表示。董說這些發現大大提高了他研究殷曆法的熱情，並激勵他專心致力於這一大有前途的學術研究計劃。於是，他開始用寫信的方式向許多天文學家請教關於過去曆法計算所依賴的天文學和占星學的基本知識。研究中國曆法發展的著名學者高平子教授很快成了董的親密朋友。這兩位學者合作研究在甲骨文中發現的豐富的曆法資料所提出的各種問題。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日本侵略中國之前。 一旦決定深入研究殷曆法這個難題的各個細節，董先生就以使其朋友們感到驚奇的堅強意志，從事這項工作達十年之久。在昆明的日子裡他開始這項工作，並請高去尋先生協助進行這困難而複雜的計算。他採納了天文學家的建議，使用約瑟法斯·加斯特斯·斯卡利格的以公元前4713年1月1日為零日開始計算的日程表，並遵循它，通過連續的數字計算相互銜接的日子。人家知道，斯卡利格的計算是以格里高利曆法為依據的，因而，董作賓用朱文鑫教授的術語，將計算日子的數字系命名為「儒略周日」(5)。這些數字成為董的各種計算的基礎：董通過對甲骨記錄中的六十干支的日序的檢驗，最後編成發表在《殷歷譜》中的35個曆法表。 據董的最初計劃，這35個表分十部分： 因為新發現的甲骨資料繁多，所以許多部分中又分為若干組。如作者把第二部分積累的材料分為：（1）祖甲；（2）帝乙；（3）帝辛三項。所有這些都由原墨拓的手抄本加以充分說明。 在《殷歷譜》的第一版中，董說，他認為書中的35個曆法表，其中Ⅲ-4，Ⅲ-6，Ⅳ-2，Ⅵ-1和Ⅸ-3最重要。依這五組的數據，可以為商王朝統治時期和各王在位年代的計算確立牢固的基礎。 在董的早期文章中(6)，他把甲骨分為五期： 一期：（a）盤庚到小乙 （b）武丁 二期：祖庚、祖甲 三期：廩辛、康丁 四期：武乙、文武丁（太丁） 五期：帝乙、帝辛 《殷歷譜》中記載從盤庚起各王的在位時間如下： ①包含遷都於殷之前他已即位的14年。 從總年數287年中減去盤庚在原來都城統治的14年（盤庚在位第十四年決定遷都於殷，實際完成於在位的第十五年）。所以，據董作賓的計算，殷商統治為273年。 董作賓所作的就是把甲骨文中六十干支的天數與斯卡利格的「儒略曆法周日」的日數相對照，並將它確定下來。例如，董通過一系列複雜計算推定盤庚在位的第十五年的1月1日，與儒略曆法的公元前1384年1月14日相一致，相當於斯卡利格的計算中儒略日數的1215931(7)。董還驗證這天是六十干支中的甲申。這兩個參照點為其他表的計算奠定了基礎。董的目的是試圖用科學方法把數量驚人的甲骨材料和現代日期聯繫起來，為此他下了很大功夫，成為抗戰時期中國知識活動現代化重要成就的代表。 董在《殷歷譜》中運用的甲骨文分類資料，除了確立年表這一基本貢獻外，還為其他歷史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例如，曆法表第二部分收集並分類的各種在特定日期給祖先和其他神靈供奉犧牲的記錄，不僅給讀者一個對根深蒂固的迷信（正如司馬遷在兩千多年前指出的「信鬼」那樣）的鳥瞰圖，而且也揭露了這些祭祀儀式與行為的實質。《殷歷譜》中指出，祭祀祖先有五種最重要的儀式，即彡、翌、祭、、。 董關於殷商時期上述各種儀式活動的研究是項艱巨工作。在《殷歷譜》中，他推論初期的犧牲祭祀是多種多樣的。祖甲時進行了改革，使祭祀減少到一個不可缺的最小量。在年代表的順序中僅保留了五種必要的儀式。董還計算出完成各種祭祀的周期約一年。因而他推論說，這就是在最後兩個國王（帝乙、帝辛）在位時「年」又被記作「祀」的原因。使人感到驚奇的是，就在祖甲改革後，對祖先的各種祭祀甚至要花整整一年的時間才能完成！ 大家知道，商代每個王的名字含有天干中的一個字。如上所述，在殷曆法的記日中，每天用干支命名，也含天干中一個字。傳統的每年進行的一件宮廷大事是給那些名字與記日的天干相符的祖先祭祀。如在甲子這天，所有名字中含有「甲」字的那些先公先王，像太甲、小甲、河亶甲、沃甲、陽甲、祖甲，都要受在位王的供奉。十分清楚，祖先名冊上的每個死去的王要接受某種祭祀，至少每十天一次。另外，還要進行幾次眾所周知的在甲骨文中稱為「合祭」的儀式。「合祭」中所有祖先共享供奉。舉行這種儀式顯然是個隆重的節日，它的性質還有待於探討。 《殷歷譜》匯集的材料源於原始的寫本，因此，儘管董的分類很重要，但僅能被少數專家所理解。關於兩次著名征伐的資料，即武丁在西北方的征戰和帝辛討伐東夷的戰事，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在過去的記載中，對此只簡單提幾筆；期望將來有更多有能力的學者進一步研究。當然此書還有值得特別注意的其他分類資料，但我覺得對這位古文字學家在戰爭期間的研究工作已敘述得不少了。 與此同時，我對安陽收集的陶器進行了研究。與梁思永一樣，在昆明和李莊我也遭受了一些個人的不幸，但一有時間我就堅持研究。我所以這樣講，是因為我另有行政工作要辦理：作為考古組的領導人，還有五六名有訓練的考古人員需要我關心，而且我還是中央博物院的籌備主任。處在這種地位，我組織並派遣了幾個小型考察隊到大理、成都，有一個考察隊甚至遠至西北敦煌。有時我也參加考古隊的一些發掘。所有這一切當然要花費時間。我不如董作賓那樣幸運，能集中全部精力和時間從事安陽收集品的研究。 我對安陽收集品的興趣是多方面的。但我始終遵循一個原則，就是給同事們研究他們特別感興趣的田野資料創造優先的機會。從過去的經驗中，我發現這是科學研究工作的領導人需奉行的基本原則；只有這樣的合作，才能使工作順利地完成。我還體會到，無論隊里有多少參加者，總得有人去處理某些問題和整理資料。 到李莊後，我又一次專心研究安陽大量陶器的重要典型標本和整套田野記錄。在這個新所址里，我決定完成一本陶器收集品的匯集。 我在這方面的興趣決不是偶然的。早在1924年，我讀安特生的《中華遠古之文化》一書——他的關於華北第一個史前遺址仰韶村的發掘報告；他強調的在仰韶村發現的鬲和鼎的重要性深深印入我的心中。我也熟悉法蘭克復關於近東遠古陶器的研究(8)。在李莊，身邊有全部的田野記錄和準備好供詳細審核的標本樣品。我決定先研究陶器的器形，因當時進行其他技術研究幾乎不可能，學術研究也是如此。 在研究所圖書館和我自己有限的書籍中，僅能找到彼特里（W. M. Flinders Petries）的一本《史前埃及》作為參考資料。我的目的是寫一本關於研究我們發掘出土的小屯和侯家莊陶器的完整著作。對我來說，彼特里的書自然是重要的。但當我發現彼特里的分類標準與我的目的很不相適時，我便與考古組的同事商討在全書體例安排方面應堅持什麼原則。這個問題的討論持續了很長時間，並與董作賓的甲骨文一起成為當時在李莊進行專業談話的主要內容之一。 這時，我決定在潘愨和李連春的專門幫助下，用統一的比例將所有標本繪圖，並為完整的標本拍照。這件工作用了幾年的時間。潘和李二人用原件的四分之一的比例完成全部標本的繪圖，每件標本圖的一側為剖面，一側為外形。拍照工作也用了幾年時間才得以完成。 對各種標本樣品外形的比較研究，又導致我研究陶器的製作方法，探討制陶黏土的特性，以及對陶器的表面紋飾作認真考察。在我看來，這些問題本身雖然重要，我的主要注意點卻仍集中在對具有完整器形的（無論是原來的或是修復的）各類典型標本演進的研究。 相關的形制可分幾組，其中三足器首先使我感興趣，這有其歷史原因。我回想起在第一個史前黑陶遺址城子崖的發掘中，出土了多種類型的三足器，這與安特生在仰韶村發現的僅限於鬲和鼎兩種類型的三足器形成了鮮明對照。在安陽陶器中，田野隊長期遇到各式各樣的鬲型三足器。它們是如此之多，十五次發掘出土的大小和形狀不同的鬲的碎片，總數達幾萬片，這是分類中最多的。 通過這些比較研究，最後使我確立了關於全部陶器圖錄安排上的兩個基本思想。 第一，我決定把在小屯和侯家莊發掘的所有殷商及前殷商的陶器都計算在內。這決定是重要的，也是有一定原因的。我詳細研究田野記錄及審查所有地下窖穴、坑中堆積的包含物和歷史，很快發現史前時期的小屯有龍山文化時期的人居住。因此使我清楚了除殷商以後的埋葬，實際上我們發掘時出土的全部陶片和完整的容器，只可能是以下三個時期中某一時期製造的：（1）史前時期；（2）早商期；（3）殷商。當然，最後一個時期是最重要的；它代表了我們研究的時期。同時，我清楚地知道，把這些時期分割開是不可能的，因為它們是連續發展的，在地層上是無法細分的，所以最好的解決辦法是把全部收集品作為一個整體進行分析研究。 第二，我決心放棄參考埃及古物學者關於文集編寫架構的基本思想；其簡單過程是把最敞口的（和淺口的）放在前面，一直推展到把最小口的放在最後。我設計出了安排陶器器形的新方法，並發現這方法不僅可操作，而且適合於手中1000多件已復原的安陽陶器的完整標本。這方法或原則如下：A．分陶器為十類，其中一類是器蓋；B．以每件容器底部的形狀特徵為分類標準，即（1）圜底；（2）平底；（3）圈足；（4）三足；（5）四足；（6—9）為新類型保留的型號；（10）器蓋。在每類中，我仍按彼特里的安排法把口最大和淺的放在前邊，而把身高口小的放到最後。 這樣的陶器分類一經繪成16張圖紙印出後，就清楚地顯示出自然順序，使考古組的全體成員感到驚異。在李莊患病臥床的梁思永首先祝賀我完成了這項任務，他和我一樣高興。 這部圖譜於1956年發表在我的《殷墟器物·陶器》一書中。(9) 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前，我還抽時間以安陽資料為依據寫了幾篇文章。一篇是關於先殷文化的堆積，投給《學術彙刊》，這是中央研究院在戰時四川出版發行的一個學術刊物。這篇文章為所有殷墟地下文化順序的地層學討論提供了基本的參考資料(10)。這篇文章於1944年發表，此時中國的抗日戰爭已接近尾聲。 ———————————————————— (1) 這些出版物的目錄，見本書附錄參考文獻中梁思永著述條目。 (2) 梅爾茲（Aloys John Maerz）和鮑爾（M. Real Paul）：《顏色辭書》，紐約（1930年）。 (3) 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載《學術叢編》（1917年）；又見《觀堂集林》卷九。董作賓：《甲骨文斷代研究例》，載《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上冊（1933年）。郭沫若：《卜辭通纂》，東京，文求堂（1933年）。董作賓：《殷歷譜》，史語所（1945年）。 (4) 董作賓：《殷歷中幾個重要問題》，載《史語所集刊》，第四本（1934年），第331—354頁。 (5) 參看朱文鑫：《天文考古錄》，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年版。 (6) 董作賓：《甲骨文斷代研究例》。此處所有取自天乾的名字都印成黑體，以示與王的生日或祭日的聯繫。 (7) 董作賓：《殷歷譜》卷二。 (8) 法蘭克復：《美索不達米亞、敘利亞和埃及以及它們在遠古的相互關係》。 (9) 參看第六章有關論說。 (10) 李濟：《小屯地面下的先殷文化層》，載國立中央研究院《學術彙刊》第一卷第二期（194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