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陽 · 第三章　二十世紀初期西方地質學家、古生物學家和考古學家在中國演示的田野方法

這一章將扼要說明西方學術怎樣與中國傳統的古物研究思想相結合而產生了中國現代考古學。 人們常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中國文化傳統悠久，一般的學術及其特殊的分支古物研究經歷了如此漫長的歷史，但對古代的研究從未超出閱讀書本和對古物獵奇的範圍呢？這的確值得認真討論。但要詳盡地探討此問題，我們可能要談許多關於傳統的學習方法，包括認識論、哲學、價值觀等問題。這些雖在某些方面和上面提出的問題有聯繫，但這裡顯然不是討論這一重要問題的場所。有一個較簡單的答案，不僅能扼要說明中國人對待學問的傳統態度，而且對那些尋找對此問題實質予以詳細解釋的人也會有所補益。讓我們引用孟子在《滕文公》一章中的一段話：「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1)信奉此類準則，導致以下後果： （1）從宋朝開始，每個學生的心智都被自己所牢記的孔孟說教所束縛。 （2）一旦定型，越出舊軌是極難的。 （3）所有的腦力勞動者在上引的孟子的格言中找到了一定程度的自我滿足——只有現代心理學家能對之作出適當解釋的利己主義。 可以說，這種教育的結果必然是使孟子的話不僅成為處理一切社會問題的普遍準則，而且也成了知識分子一心追逐的目標。特別是印刷術發明後（大家都知道，印刷術的發明晚不過北宋以前），腦力勞動逐漸限制在啃書本上。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看看西方考古學的發展，就會發現19世紀末人類學已發展成為專門研究的學科；在其影響下，考古學也在高度專門化的史前研究中占有了一定地位。史前研究的創始人是法國學者布歇（1788—1868）。早在1830年，他在索姆河畔開始探尋人類製造業的痕跡(2)，這比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出版幾乎早三十年。然而直到1899年，雅典的不列顛學院主任霍迦斯仍堅信物質證據的考古僅是「小考古學」，當時時髦的看法是只有那些被文獻所闡明的發現物，如瑪利特、雷雅德、牛頓或施利曼發現的，才是「大考古學」。(3) 從本世紀初開始，地質學、古生物學、考古學的田野工作者遍布於世界各地，因而田野資料的重要性迅速提高。幾個世紀以來，作為歐洲帝國主義逐鹿地點的舊中國，被迫為一切「高等白人勢力」的為所欲為大開門戶，其中也包括科學方面的田野工作。地質學家、地理學家、古生物學家以及淘金者們都擁向遠東，尤其是中國。在他們當中，通常總有一些是名副其實的工作人員，其中不少是真正的科學家，但是他們就像那些來去自由的政治冒險家一樣，在中國的大地上沒有留下任何痕跡。除了某些傳教士外，其他人什麼也不關心。 1911年革命後，中國的知識分子開始覺醒。像歐洲一樣，「田野方法」作為一種治學手段在中國人的思想中產生了影響。把人類勞動分為「勞心」與「勞力」的孔孟思想和必讀物《四書》一起「隨風而去」了。(4) 革命不僅在亞洲東方的政治和社會結構中引起了根本變化，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現在知識分子的思想上，革命使這些人逐漸改變了世界觀。 民國初期的1916年，農商部奉政府之命在北京組織了「地質調查所」。這個所開始的領導人是丁文江，他是在英國受過教育的著名地質學家；他思想開放又有科學組織天才，更重要的是他一心一意在祖國提倡西方科學。他的英文名字是V．K．Ting(5)。 地質調查所是丁的科學活動中心。自然由於政治和實際的需要，他的首要任務是尋找鐵、煤礦床及其他重要金屬。為完成此項任務，這新立的機構有許多事情要做。但對我們來說更重要的是談談調查工作逐漸擴大到古生物學，以及後來擴展到史前考古的情況。此時大學的課程已開設地理學和古生物學，大學生也知道了「田野工作」是獲得第一手科學知識的方法。王國維教授應邀到清華國學研究院任教中國古文字課時（1925—1926年），他把講授的內容分「書本資料」和「地下資料」兩大部分。這充分說明了地質學使用的「田野方法」已影響到受傳統教育的學者。 西方科學的「田野方法」發展了近一個世紀後才影響到中國，在此期間研究問題的特點和使用的手段都發生了變革。實際上在西方「進化」的概念作為一個科學術語僅在這個世紀裡才變得明確；但歷史地看，這個基本概念通過嚴復的翻譯，比其他科學概念更早傳入中國，並對中國人的思想產生比任何企圖向中國介紹西方的傳教士的影響都大的深刻影響。(6) 所以，當地質調查所初建時，中國知識分子的心態已一般接受了科學觀念，進化的理論已深入他們的意識中。因而，地質調查所無論遇到什麼困難，都應是現實政治的，而不是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 地質調查所在早期取得了幾項重要的行政效果。其中最主要的是培養了一大批田野調查人員，他們除學到了地質學及有關的基本科學知識外，還掌握了進行田野調查的現代方法。每個調查人員必須具有攜帶儀器和無論多遠的旅程都要步行的體力。這當然完全打破了舊中國僅從事腦力勞動的學者的傳統訓練方法。 地質調查所的創始人丁文江用幾年的時間完成了初期的任務。第一次調查訓練結束後，他將這些人分派到田野開展實際工作。筆者認識的幾個首批人員都是訓練有素而工作勤奮的人，後來他們都被分配到特定地區進行專門的調查研究。在地質學和古生物學的調查中，大部分成員都為國家作出了有益的貢獻。對這批開拓者，不僅地質學界，而且現代中國懂得西方科學的學者都要感謝他們。 在完成這項任務的過程中，丁文江獲得了一批外國科學家的實際幫助。有些就來到中國參加此項工作。筆者擬提出五位有國際聲譽的，在中國北方工作的，並在地質調查所創建時期直接或間接給予幫助的科學家：葛利普（美國人）、安特生（瑞典人）、步達生（加拿大人）、魏敦瑞（德國人）、德日進（法國人）。 前兩位直接參加了調查所的科學工作，步達生和魏敦瑞是新生代研究室的主任，也與地質調查所有關聯。德日進神甫在中國一個天主教會工作，這個機關與其說是關心宗教，不如說是關心科學。所以，德日進在中國人心目中不是以一個傳教士出名，而是以一位古生物學家和考古學家著稱。 民國初期，特別是1915至1925年期間，北京是個在政治、社會和科學方面新思想很活躍的城市。上面提到的科學家大部分在北京從事科學研究。當時公認葛利普教授是中國科學家及外國學術團體的領導者。他的職責是協助地質調查所出版科學論著，特別是《中國古生物志》。他的正式工作是國立北京大學地質學教授，同時也是地質調查所的首席古生物學家。(7) 《中國古生物志》的出版為中國首都提供了一個新學科和獲得這種知識的新方法，這與中國傳統文化相比是個全新的事物。 《中國古生物志》由地質調查所主辦，大部分文章用歐洲語主要是英文出版，基本思想是使科學上的各種發現引起專家和科學界注意。中國的知識界只有少數受過專門訓練的人由此獲益，但也應從另一角度看這刊物的影響。它是科學資料的介紹、收集和保存方法的榜樣，有準確的說明和慎重的推論，所有這些對科學家讀者當然是很熟悉的。這期間中國青年一代掌握了一種歐洲語言，初步接受了現代科學教育，他們逐漸把這些出版物作為衡量許多相關學科的各種研究活動的科學價值的標準，在生物學和考古學方面尤其如此。從歷史觀點看，這種發展的重要意義在於中國的傳統教育中從來沒有這種樣板。但問題是怎樣將這些文章譯成漢語使對此感興趣的普通中國人容易看懂和得到所需要的資料。 讓我們具體地討論一下這個問題。我想通過對上面提到的五位著名科學家取得的成就的影響來說明此問題的實質。 五人中的第一個是葛利普，他在中國工作的時間最長，最後死於北京。他在大學任教並編纂《中國古生物志》。 我沒有資格評論葛利普對地質學和古生物學的科學貢獻。據說他提出了著名的終磧形成論、中新世時期喜馬拉雅山和西藏高原隆起的理論。他認為這一地殼運動現象對人類起源的發展是重要的和決定性的。現在大家幾乎把這些都忘記了，但那時在科學界卻產生了深刻影響。在這個理論的基礎上，美國紐約市自然歷史博物館派了幾個探險隊到中亞和蒙古尋找人類的祖先。雖未達到預期目的，但卻獲得了不少沒料到而又有趣的附帶的成果。例如發現了恐龍蛋。在此同時，從事自然科學的另幾批人，在中國古都附近有了驚人的發現，即北京人。 我認為葛利普的一生在知識界所起的科學影響是很重要的。他具備極好的富有魅力的個性，吸引了當時聚集在北京的所有科學家。不管你是否喜歡他的理論，對每個人來說與這位可敬的老人談話是一種愉快和榮幸。中國第一代地質學家和他密切合作。年輕一代許多人是他的學生，都愛戴和尊敬他。筆者本人原是接受人類學訓練的，通過偶然的機會才成為考古學者，與葛利普最多見過十幾次面，但這位老人的人品給我的印象至今不能忘懷。這點很重要，因為它與中國科學形成時期的知識分子的成長密切關聯。他的中國朋友和學生接受這種影響並把它傳播到廣大的知識界，一時使科學大受歡迎。 安特生在民國初年來到中國。他受政府聘請來作調查中國礦藏的顧問。據說那時凡在中國有治外法權的大國都力圖把他們的科學家派到中國，以獲取中國礦藏資源特別是煤礦和鐵礦的第一手資料。列強之間為此競爭很激烈。但中國政府決定不從他們中間選擇專家顧問，而任用了瑞典人安特生。瑞典被認為是歐洲少數幾個沒有帝國主義野心的國家之一。這個決策大概是根據地質調查所所長丁文江的建議。 這的確是個極好的決策。安特生比葛利普先到中國。開始他的工作完全是在估計有礦藏的中國北部進行野外考察。但安特生不是一個目光狹窄的專家，他知識淵博，旅行時關注任何科學現象。因此在初期他的發現不僅數量大而且種類多。《黃土的兒女》在1934年是流行的書籍，他在前言中說： 一系列幸運的環境使我幾次成為開拓者。1914年我是第一個偶然發現疊層石礦石的有機起源的人。1918年我發現了聚環藻團塊並認識到它與北美寒武紀前期相似的「化石」的聯繫。同年我們在中國發現了第一個三趾馬區，在科學界很有名。1919年在蒙古的額爾登特發現了海狸群。1921年是值得紀念的一年，發現仰韶村新石器時代居民遺址及黃河邊的始新世哺乳動物，奉天沙鍋屯洞穴堆積和在周口店發現更著名洞穴，後者的聞名於世是由繼我們之後的人工作的結果。(8) 安特生的發現還包括許多其他項目。雖然其中大部分是地質學和古生物學方面的，但最吸引他的似乎是考古學的發現。 這些考古學方面的發現無疑是很重要的。筆者在此需指出的是，安特生實際上是第一個通過自己的成就在中國古文物調查中示範田野方法的西方科學家。正如他自己所說，在這些科學調查中，伴隨他的常是訓練有素的青年助手和一批雖未經過訓練但卻很有才智的工人。他的學生忠實地追隨著他，自然也學到了他的工作方法。 安特生的科學工作開始於1916年地質調查所正式成立前。這個新機構在丁文江的領導下開始田野工作後，安特生的田野收集自然受到鼓勵，且更引起科學界的注意。在經費上他也得到了更多的幫助，並有了更多受過訓練的助手。這個擴大了的專業隊的成員能欣賞他的各類發現的特點，並能評估安特生經常思考的抽象理論問題。 這位傑出的瑞典地質學家的各種科學成就中，大概在華北的考古發現最為人知。他有充足的理由榮獲這不尋常的聲譽，當然他也應該獲得這聲譽。1921年他在仰韶村發掘的史前遺址是很出名的，因為它在中國歷史上是首次發現。在此以前，對上古中國的盛世僅是推測，或出自古代傳說的記載，或出自怪誕的想像。第二，仰韶文化出土的資料表明這個先進的農業社會包含的內容不僅關係到傳說中的記載，而且完全新奇的是關係到中亞和西亞的史前史。第三，仰韶村遺址的位置幾乎位於黃河平原的中心，這是中國歷史早期發展之處。因此，這個發現立刻引起了世界的注意，包括許多保守的中國歷史學家。安特生的第一本著作，即《中華遠古之文化》是用中文和英文寫的。這部著作甚至引起了對考古學沒有研究的人的注意。(9)普遍注意此發現的另一個原因與1898至1899年甲骨文的發現相似：1921年的北京在時間上和學術環境上為接受這個發現作了準備。雖然當時大學裡沒有考古學這門課，但傳統的古物研究在1919年五四運動（開創中國思想現代化的學生運動）的影響下已有所改變，學者們對研究中國古代需要田野資料已有了充分的認知。 中國史前史首次發現的詳細情況，安特生在《黃土的兒女》一書中「我們發現了第一個史前村落」一章專門作了敘述。在這一章里，有幾個要點是專門涉及用田野方法研究中國古物的： （1）1920年安特生派劉長山去洛陽一帶收集脊椎動物化石。劉於12月返回，帶的收集物除化石外，還有一大包石器，包括幾百個石斧、石刀和其他遺物。劉告訴安特生，這些石器都是從「一個村的居民」那裡買來的，此村即仰韶村。這促使安特生親自到現場調查。 （2）仰韶村在澠池縣。1921年安特生去該地進一步調查。他4月18日抵縣城後，隨即去城北6英里的仰韶村。下面是安特生關於發現仰韶村遺址的記錄： 在村南約1公里處，我要過一道溝，一個真正的小峽谷。這道溝在後來我們對此處地形調查中具有顯著特徵。我到溝北邊後，在一條渠邊上看到有一段非常有意思。溝底紅色的第三紀泥土顯露著，它清晰地被一層滿含灰土和陶片的特有的鬆土覆蓋著，可以肯定這是石器時代的堆積。搜索了幾分鐘，於堆積最底層發現了一小塊紅陶片，其美麗磨光的表面上為黑色的彩繪……我感到這類陶器會與石工具在一起發現是不可思議的。 我感到有點失望，認為走的這條路把我引入了歧途，我想還是回到地質古生物研究上較為穩妥。…… 夜裡我躺在床上還思考著仰韶村這個謎。…… 我決定用一天的時間去探索那個溝壁。……考查了幾個小時後，我從沒有動過的灰土中得到一件精緻的石斧——。這天我還發現了另外一些重要的物品，很快就清楚了我在這裡看到的是一些非同尋常的重要堆積，有豐富的遺物，特別是容器碎片，包括我上面提到的美麗的磨光彩陶。……(10) （3）安特生有幸偶然發現仰韶史前遺址時，他並未立即認識到其真正的意義。只是後來他到北京地質調查所圖書館，在那裡看了彭北萊寫的1903至1904年美國地質學家在俄國土耳其斯坦安諾的考察報告(11)後，安特生才認識到彩陶可能存在於原史時代，於是他對這個令人迷惘的發現大大提高了熱情。在地質調查所長的大力支持下，又得到中國政府的允許和一些訓練有素的地質學家的幫助，他在1921年秋組織了一個發掘隊，10月底開始田野發掘。通過各種專業性和通俗性的報導，發掘成果得到廣泛傳播。 這一划時代的科學成果，標誌著田野考古在歐亞大陸上最古老的國家之一的中國的開始。它大約比法國人類學家在美索不達米亞蘇薩地區發現彩陶晚半個世紀。但西方的歷史學家一貫認為東亞是印歐文明的界外；這些發現物再次提醒歷史學家，東西方並不像大多數人想的那樣是分開的。 再看一下安特生在仰韶村史前遺址發掘的遺物。出土的遺物可分幾組，但陶器的發現引起了世界範圍的注意。在這組陶片中最吸引人的是上面提到的彩陶。後來，這些物品被送到瑞典進行專門研究。1925年，地質調查所出版了阿爾納編纂的關於這方面研究的專題報告(12)。在阿爾納的報告中，所有的彩陶片都附有漂亮的彩色圖版；有些器物被復原，彩繪圖案和其他技術細節都經過精心的分析。必要時，還把這些陶片和從其他地區出土的相類似的，特別是和俄國土耳其斯坦安諾的陶片進行比較。也許沒有必要提醒讀者，M. de摩爾岡在蘇薩的著名發現之為西方考古學家獲悉，此時已有三十餘年了。(13) 就中國考古學來說，另一類仰韶陶片從中國古代歷史的角度來看甚至更重要，更激動人心。當然我指的是那些被認為一般的灰色粗陶。在這一組，發現不少鼎、鬲形三足陶器可以復原，其形狀和構造與兩千多年前周朝文獻中記載和描述的古代中國的青銅器相一致。出土的土製鼎、鬲，使中國歷史學家和古物學家中的守舊派認識到田野考古的確是研究中國古物的關鍵。我將在適當的時候再來討論仰韶發現物以及它的影響。在這裡，更重要的是繼續介紹這個時期在中國工作的其他幾位外國科學家的有益影響。 下面我談談步達生教授。他是加拿大人。洛克菲勒基金會建立的北京協和醫學院成立時，他被聘為解剖學教授。步達生的科學工作主要是研究中國人的體質特徵。協和的解剖系與其他醫學院一樣，課程開始就積累被解剖的人體骸骨資料，並堆放在系屬的倉庫里。當安特生得到允許於仰韶村發掘時，他把掘墓的工作交給另一位地質學家兼古生物學家師丹斯基，同時他也邀請步達生參觀發掘。據安特生說，步達生「在墓地調查中提供了很多重要的幫助」。 後來安特生請步達生教授準備一篇他曾熱情予以合作的有關研究這些骸骨資料的專題報告(14)。步達生用他的職業方法比較史前骨架與系裡收集的中國華北人的骨架，還與一些非中國人的骨架做了比較。他大量應用了倫敦卡爾·皮爾遜實驗室創造的生物統計學技術。對可用的和有關的材料進行仔細分析研究後，他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即這些新石器時代史前居民的人體總特徵，除某些史前甘肅人骨架顯示了微小差別外，與現代中國華北人基本相同。 步達生關於華北人遺骸的體質特徵的研究，至今仍是常被引用的關於中國人的體質人類學的論文之一，因為它的質量高，而且因為通常對此問題感興趣的人類學家比較少。 步達生的聲譽不僅僅是在這個專論上，大家都知道他還是研究中國猿人遺骸的第一位科學家。1934年3月15日，他在實驗室里研究周口店的人類化石時去世了。 北京人，是中國猿人的通俗稱呼，是在北京市附近的周口店發現的，這也是安特生在化石收集方面的廣泛興趣產生的結果。讓我們再讀一下安特生寫的周口店考察的前一部分： 1918年2月的一天，我在北京遇見那時一所矯稱首都大學的教會學校（大概指燕京大學——編者）的化學教授吉布。他知道我對化石感興趣，所以他對我講他剛從北京西南五十公里的周口店回來。這一地點我在幾個地方已敘述過。……吉布教授幾次去周口店並且帶回北京各種帶泥土的碎骨。…… 吉布的敘述太誘人了，所以我在同年的3月22日、23日去參觀這個地方。(15) 參觀過周口店後，安特生擬定了一個系統的考察計劃。八年後即1926年，當現在的瑞典國王的祖父以王儲的身份訪問中國首都時，中國猿人的發現就第一次象徵性地公布了。在為王室訪問舉行的學者招待會上，許多人歡聚一堂，宣讀他們撰寫的主要關於考古方面的論文。著名的學者梁啓超應邀參加了這個會，其餘的不是外國學者，就是懂英語的中國教授。就在這一天，安特生代表書曼（C. Wiman）教授，發表了關於師丹斯基研究周口店化石收集品時所得的最新成果，作為「瑞典人在中國全部工作的最重要成果」(16)，即幾顆荷謨形牙齒。這個招待會是1926年10月22日舉行的。 接著是一個舉世聞名的科學事業計劃。實際上對中國最重要的是，當科學家同意合作時，取得累累的碩果似乎已是當然的事情了。周口店發掘是一個國際合作的實例，參加發掘的除中國人外還有來自美國、加拿大、瑞典、法國、英國和德國的許多著名科學家。這個組織在有經驗有創造力的丁文江的領導下工作，他是新生代研究室的名譽主任，主任是步達生教授。協助步達生的科學工作的是瑞典一個科學家步林（Birger Bohlin）。周口店開始發掘時步林被邀請來參加，主要目標是尋找荷謨形科即人形科的化石。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經費，籌劃這項事業。 周口店開始的科學工作持續了很長時間。這一浩大工程給中國的年輕一代科學家上了若干有實際意義的課。當丁文江建立新生代研究室的最初階段，全仗這個研究室主任步達生教授的才能。他負責兩方面的工作，即指導發掘周口店岩洞的艱巨工作和有計劃地把收集物分給合適的專家進行專門研究。最重要的是步達生教授親自擔任從周口店石灰岩洞中堆積的化石中尋找荷謨形科化石的繁重研究工作。 鑿開和移動洞穴內3000立方公尺的堆積後，瑞典人韋曼教授訓練的學生步林博士，於1927年10月16日發現了一顆荷謨形牙齒，他在三天後將這一珍貴物品親手交給在協和醫學院工作的步達生教授。它被鑑定是左側下臼齒，雖有些損壞，但保存完好並帶有牙根。在對此研究的基礎上，步達生不僅證實了韋曼的鑑定，而且進一步作出了具有獨創性的推論，提出了一個被命名為中國猿人的新的人屬，類名為北京人。(17) 步林再次進行田野工作，協助他的是楊鍾健和裴文中，他們二人在周口店的發掘中起了重要作用。 總之，在周口店和北京新生代研究室進行的科學工作，給中國年輕一代的科學研究者以極大的鼓舞。不久，在步林離開後，楊和裴負責周口店的田野工作。他們是1929年12月2日第一個北京人頭蓋骨的發現者。許多人認為這個發現代表了最高成就，也充分證明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巨額投資是值得的。 步達生對這一重要發現的研究持續了六年，後來因勞累過度死在協和醫學院他自己的實驗室里。選擇接替者一時成了難題。有人告訴我，經丁文江建議，一個國際委員會成立了，艾略特·史密斯教授任主席，目的是選擇步達生的接替者。最後國際委員會一致同意由魏敦瑞（Franz Weidenreich）擔任，於是魏被任命為新生代研究室主任並繼續進行這一重要的研究。 如果說步達生在周口店人類化石的研究中，通過他的洞察力顯示出他的卓越成就，那末，他的稱職的繼承者魏敦瑞則表現了一個德國人的精確精神，這在受到訓練的東方科學家看來，別國的科學家很少能與他相提並論。連續出版的《中國古生物志》丁種充分表明了德國科學的這種特徵。魏敦瑞關於北京人的科學報告不僅是人類學論著的傑作，而且也是結構嚴謹、文筆流暢的典範，對考察敘述得既完全又準確。對中國學者來說，沒有任何用歐洲語言寫的關於人類化石的研究報告可與北京人的專著相比。 眾所周知，珍貴的北京人化石的收集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丟失了，為尋回這些重要的科學標本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失敗了。幸運的是，步達生和魏敦瑞撰寫的完整的報告在世界上大多數圖書館裡都有，可供研究荷謨形科的早期歷史參考。 周口店發掘在中國的影響極大。儘管有許多政治變化，但對現在的科學工作者來說，周口店的發掘仍有重要意義。 最後一位，當然也是很重要的一位，是法國古生物學家德日進（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他的科學工作向年輕一代受過西方訓練的中國科學家表明了法國人智力活動中許多有代表性的特徵。世所公認，法國科學對人類遠古的專門研究成就極高。在近一個世紀中，法國考古學在世界上一直處於領先地位。當20世紀30年代初德日進神甫來中國時，他在西歐已有了不少經驗。實際上他和被證明為偽造的聲名狼藉的曉人的倒霉工作有些牽連*。我相信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1926年10月22日當安特生宣讀關於周口店的荷謨形牙齒研究的論文時，德日進是聽眾中唯一提出質疑並認為幻燈片顯示的化石標本可能是某種「食肉類動物」的牙齒的人；他給安特生寫了個條子，說明他對韋曼鑑別的懷疑。 後來的發現證明德日進判斷錯了——他自己當然也表示同意，這只能表明這位第一流的科學家是多麼心懷坦蕩！ 德日進在中國主要科學工作的內容和地區都是廣泛的。他的田野工作和科學研究，涵蓋古生物學、史前考古學、地質層理學和冰川學等許多學科。 德日進應天津北疆博物館創始人桑志華神甫（Father EmileLicent）的邀請來到遠東。1920年桑志華在對中國西北考察時於甘肅省東部慶陽府發現了三趾馬屬動物群（Hipparion Fauna）的豐富堆積。清理了覆蓋它的黃土，桑志華在黃土層底部發現了被人類加工過的石英片。1922年，桑志華按照在蒙古工作的其他天主教會的通知，去薩拉烏蘇河，在那裡發現了一個骨骸堆積。他認為這很有研究價值，於是決定邀請巴黎的德日進參加中國西北和內蒙古河套地區堆積的科學調查。 這兩位天主教神甫在寧夏水洞溝和薩拉烏蘇河進行考古調查，在此他們發現了舊石器文化堆積，其中含有與炭混合的幾百公斤石器。歐洲的史前學家對此很熟悉，因為發掘的成果是用法文發表的。在薩拉烏蘇河舊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石器大部分是紅色石英岩和含有矽的石灰石制的，據說在文化層的碎石堆中常可找到這些遺物。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石器——刮削器、鑽、石片——相當大，有長達17厘米的。 他們對這些重要發現及有關動物遺骸的研究結論是，這文化屬於黃土堆積形成時期的更新世。 這些法國科學家獨立工作，僅與在巴黎的同事聯繫，而他們的論著僅以法文出版。筆者有幸於1924—1925年在丁文江家裡結識了德日進。後來這位天主教科學家加入了新組織的中國地質學會，我們常見面。那時，德日進在京、津地質學和古生物學界已經聞名，被稱為「中國北方最年輕最有才幹的『古生物學家』」——這是德日進接受葛利普獎章時，葛利普對他的評語。 德日進應邀為新生代研究室的正式成員，在周口店發掘中經常到那裡去。楊鍾健是他在中國最密切的合作者。比如他們曾合作進行對安陽發掘出土的動物遺骸的研究。除對史前遺物作的出色研究外，德日進的主要興趣似是專注於「中國原人」，他從地質學和古生物學的角度進行此項研究。1941年在北平時，他還以此為題寫了一個研究專集，由北平的地質生物學研究所出版。 德日進在中國傳播科學的影響確實是多方面的。他講話少，在科學研究中他的態度是堪為楷模的。當筆者負責安陽發掘時，德日進和楊鍾健曾來看望過我們。他們在工地上停留了幾個小時，仔細檢查我們的工作方法和記錄。他碰巧拾到一塊綠色的動物牙齒，說「這是個虎牙，明顯和青銅器埋在一起」。接著又看了出土的石器。他默默地對「所謂的綠石斧」的標本注視了好大一會兒。當問他對此的看法時，他說：「這類石斧好像在華北分布很廣，無論在華北什麼地方發現它，都是同一類岩石和同樣的形狀。」德日進是位田野科學家，雖然他沉默寡言，但可愛而又威嚴。他無論何時說話，都表現出淵博的知識。他思路敏捷，最重要的是他總使人受到鼓舞，有時也很詼諧和幽默。 他的人品深深地打動中國的科學工作者，但只有少數幾個人了解他。他的《中國原人》確實是這期間中國出版的所有科學名著中的經典之作。 我較詳細地敘述了五位傑出的科學家和他們的幾個親密助手。這並不是說當中國開始接受西方學術、特別是西方科學，開始認識到把科學教育列入中國教育制度時，沒有別的科學家在此工作了。如地質學方面有像師丹斯基和谷蘭階（Walter Granger）那樣的人；在地理學方面有斯文赫定（Sven Hedin）；在考古學方面有尼爾遜（N. C. Nelson）、步日耶（Henri Breuil）等等。他們也都為建立中國現代科學作出了一定貢獻。但因為葛利普、安特生、步達生、魏敦瑞和德日進與中國知識界有更多的接觸，所以他們的工作與其他人相比較是卓越的。這種接觸當然比寫成的報告的感染力大得多。因此，這種頻繁接觸的結果，不久就成為勢不可擋的和不可壓抑的力量。 ———————————————————— (1) 《孟子·滕文公上》。 (2) 雅各·布歇·佩爾忒：載《創世論》（五卷本，巴黎1839—1841年版）。另參看《考古學手冊》（巴黎1924年版）。 (3) 大衛·霍迦斯：《權威與考古》（1899年）。 (4) 義和團運動以後，官方正式採用了近代的學校教育制度。筆者十歲時就讀於家鄉湖北鍾祥縣立一小，當時舊的考試制度已經廢除。 (5) 關於這位名人的一生，可參看胡適的《丁文江的傳記》，「中央研究院」1956年版。丁氏於1936年逝世。 (6) 赫胥黎闡述「進化」論的文章，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西歐，特別是在倫敦引起了激烈的學術界爭論。嚴復於1896年首次以中國古文將此書翻譯過來，冠以《天演論》的名稱於1899年出版。此書獲得極大成功，被視為中國文學的佳作。 (7) 遺憾的是我一直未能找到葛利普的傳記，這個人在向中國引進西方科學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他強烈反對翁文灝接受官方任命的職務，特別是擔任行政院秘書長。他逢人便率直地說：有許多能人可以勝任行政院秘書長的工作，但在丁文江之後再也沒有別人能（像翁文灝那樣）熟練地領導地質調查所了。他的話可說是不幸而言中。 (8) 安特生的《黃土的兒女》一書部分曾以瑞典文出版，全書於1934年出版英文本。 (9) 安特生：《中華遠古之文化》，載《地質匯報》第五期（1923年）。 (10) 安特生：《黃土的兒女》，第164—165頁。 (11) 拉菲爾·彭北萊：《土耳其斯坦的考察》，華盛頓卡內基學院1908年版。 (12) 阿爾納：《河南石器時代之著色陶器》，載《古生物志》，丁種第一號第二冊，北平，地質調查所（1925年）。 (13) 關於陶器的起源和演變及其對歷史研究的重要意義，可以參看法蘭克復所著《近東的遠古陶器研究之一：美索不達米亞、敘利亞和埃及以及它們在遠古的相互關係》。這篇專著是作為英國皇家人類學會的第六期特刊於1921年出版的。 (14) 步達生：《奉天沙鍋屯及河南仰韶村之古代人骨與近代華北人骨之比較》，載《古生物志》，丁種第一號第三冊，北京，地質調查所（1925年）。 (15) 安特生：《黃土的兒女》，第95—96頁。 (16) 安特生：《黃土的兒女》，第103頁。 (17) 安特生：《黃土的兒女》，第108頁。 * 參看作者《論「道森氏·曉人」案件及原始資料之鑑定與處理》一文（載《李濟文集》卷五）。作者在此處和以下的敘述有些時間上的記憶差誤，「曉人」偽件一事是晚到20世紀50年代初才在科學界定案的。——《李濟文集》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