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吾人生談 · 七、芥川獎殺人兇手 [1]
我讀《警視總監的笑》與《芥川獎殺人》二文，感覺都很無趣。兩個作者都頑固得可怕，文章話說得太盡，一股倔強勁兒撲面而來。讀這兩篇文章，好似一匹悍馬出現在眼前，與你面面相覷；如果這種驚異感也算得上趣味，那麼稱作有趣也未嘗不可。
在《警視總監的笑》當中，蘊含著作者極大的憤怒，而故事卻十分簡單：女主人公的姐姐離婚後，留下一個女兒歸前夫撫養；這個女孩患有佝僂病，過著不知父母關愛的悲慘生活。女主人公找到警視總監，希望他能想想辦法；而警視總監似乎與前姐夫早有交情，聽到前姐夫的名字後，態度陡然一變，只是發出奇怪的笑聲來敷衍了事。
作品中還有這樣一幕場景：佝僂女孩準備離家出走，從房頂扔下了兩件大型行李；站在下面的女主人公卻說了一句，「我從出生到現在，雙手從沒拎過這麼沉的行李」，然後頭也不回地轉身，將佝僂女孩留在屋頂上，大步流星地離開了。不知在孤立無援的佝僂女孩看來，這個殘酷無情的姨母是何等惡鬼形象；而女主人公卻並未意識到自己的涼薄與冷酷。等到她自己求人時，警視總監背過身去，發出奇怪的笑聲敷衍了事，她卻為對方的冷酷大怒不已。也許警視總監也有自己的理由，比如「雙手從沒拎過這麼沉的行李」。不對，恐怕不會是這麼簡單的理由，這樣還不至於背過身去，頭也不回。
在我看來，這篇小說最栩栩如生的部分，不是警視總監的笑聲，而是女主人公離去的背影。女主人公拋下一句「雙手從沒拎過這麼沉的行李」，然後便一言不發，將患有佝僂病的外甥女丟在身後，頭也不回地離去———整篇小說只有這一幕活了起來。這一幕所表現出的無情與冷酷，連作者本人也沒有意識到，超越了作者的創作意圖，因而充滿了生命的活力與光輝，璀璨奪目。
人們處世常有兩套標準，自己錯了則毫無反應，別人錯了便憤憤不平。這談不上異常，反倒可以說是平凡、普通、隨處可見的一種心態。說白了，就是任性，而不夠機靈。女人———不對，人有的時候，任性顯得嫣然不俗，機靈反而面目可憎。比如情人眼裡出西施，一旦墜入愛河，嬌蠻成了別具風情，愚魯成了憨態可掬，不能以正常情況論處。小說雖然要嚴格公正，但也不至於否定這些。說到底，戀愛的單純盲目與文學的嚴格公正，或許有著同等程度的偏執，同樣不能以常理而論。
人們說文學要有文學的樣子，而這個「樣子」又由誰來決定？小說不是物理、數學，口味永遠沒有一個嚴格的尺度、公正的答案。泰西有諺曰：味與色，不可爭。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出現一個頑固、任性、冷酷無情卻又敏感纖細的女傑 [2] ，文學界也不是不能給她騰出一席之地。
菅原通濟 [3] 是堂堂男子漢，又是一個通達世故的行家，想必不會連這點兒寬容都沒有。女人在任性之中，自有其百般思量。一名女子，即使潑辣任性、冷酷無情、敏感纖細、獨斷專行，卻也總比圓滑周到、八面玲瓏來得可愛。Toma先生 [4] 似乎正是懷著這種想法，度過了充滿愛恨情仇的一生。
所謂通達世故的行家，不過是自欺欺人。這一等人，太為人情所溺。人不夠壞，心不夠黑；任性妄為的時候倒是有，卻不懂怎麼運用到論戰中去。真正怒火中燒的是女傑，而不是行家；且看兩人的筆戰繼續打下去，勝出者定是由起繁子女士。女傑的怒火毅然決然，任性恣肆，凡得理處，絕不饒人。
此類行家往往很看重朋友；不為其他，單純因為是朋友而已。人情世故要求如此。同樣，他們憎恨與朋友為敵之人；不為其他，單純因為與朋友為敵而已。不過世上也有一種說法，叫作冤家對頭分外親———搞不好，這才是那個朋友心底最隱秘的真實想法呢。當然，沒有必要考慮得這麼細；這類行家做事最為考慮不周。他們的思路受到人情世故的支配，早已漏洞百出。
最為漏洞百出的還屬《Toma先生的一生》 [5] 這篇小說。一讀之下，令人捧腹。諸君且思：Toma先生的小姨子是個痞氣十足的女學生，她寫了一封荒誕不經的密信，Toma先生讀後鬼迷心竅，竟與愛妻離了婚。如此看來，Toma先生豈非幼稚得過頭？還不如那個「Oh，mistake」的山際君成熟。然後故事繼續下去，荒誕不經的女學生得了芥川獎，成了女作家，於是擅自發表了一篇痞氣十足的小說，叫作《警視總監的笑》；而這篇小說，就是殺害Toma先生的兇器。
「Oh，mistake」大師手持一把摺疊刀坐上車，令三個大男人束手就擒，輕鬆搶走了近二百萬。看來戰敗後的大男人萎靡不振，已經不成體統。三人面對一把摺疊刀，未作抵抗便束手就擒，這幅敗走圖著實令人眼前一亮；而慘遭流氓小說暗殺的Toma先生卻更勝一籌，走在了戰後派的最前端，甚至有些神韻悠遠、捉摸不定之感。
我平時也寫偵探小說，為了方便劇情需要，殺人方法及兇器曾自創過不少。不過我卻從沒想過，荒誕不經的小說也可以充當兇器。如果把這件兇器寫進偵探小說里，讀者怕是不會買賬吧。
《Toma先生的一生》寫得隨心所欲，盡抒胸中不平，從頭到腳處處是漏洞。如此考慮不周的小說實屬罕見。
不過，所謂傑作，看起來都有考慮不周的特點。一件周全詳備的工具，會給生活帶來許多便利；一部面面俱到的作品，卻無法成為藝術的傑作。無論男女，一旦墜入情網都會變得盲目而考慮不周；而人之一生，最為芬芳四溢的也正是這一時刻。況且，藝術的存在意義不是家具，無法給人們冷靜理智的那一面提供無微不至的舒適生活；它只是一件魔術道具，給人們考慮不周的那一面提供夢想與安慰而已。
比如近松 [6] 與莎士比亞的作品，往往就不會面面俱到。殺人沒有必要，死亡沒有必要，甚至愛情也沒有必要。如果有人拿這番話進行生活諮詢，諮詢師一定會以為他要自殺，然後狠狠教育他一番。總而言之，不備不至、考慮不周之處，難以盡數。但是它們與《Toma先生的一生》卻略有不同之處。略有———只是略有。
無論是近松還是莎士比亞，都對作品中的主人公懷有極大的同情；這一點與《Toma先生的一生》相同。略有不同之處在於：這種同情從何而來。雖然他們都將筆下的角色視作自己一體同心的摯友，但菅原行家此舉，是出於Toma先生與自己在現實中的友情；而近松、莎士比亞此舉，則是出於對全人類的愛與肯定。現實中與Toma先生情誼甚篤，作品裡就與Toma先生同仇敵愾，這完全說不過去。文學史上的諸多傑作，雖然與《Toma先生的一生》同樣考慮不周，但它們並不是被現實中的友情蒙蔽了雙眼，而是通過創作技法去突出主幹，無視成百上千的旁支末流。
當然，現實世界充滿混沌，繁複多姿，想來也不至於嚴格公正、斤斤計較到規定只有大文豪才配寫作。充分表現世俗人情，拿仇恨做賣點，這也算一種創作路線。靠著世俗人情來寫小說也是一種與生俱來的本領，而人生的多姿多彩恐怕不能看作是壞事。咱是個性情乖僻之徒，找個角落，一碟小菜，一杯小酒，日子就舒坦得很。世上存在乖僻之徒不是件壞事，清濁共生、黑白並存，才是自然常態。
行家老兄樂此不疲，人情小說信手拈來，此事亦無不可；然而那個荒誕不經的女傑本非敵人，行家卻將其視為眼中釘肉中刺，有失成熟。或則所謂世故之行家，原本便是極不成熟的一類人，總愛雞蛋裡面挑骨頭。俗語稱某些人「讀《論語》不知《論語》」 [7] ，此等人或許可說是「聞道理不曉道理」了。行家們動輒火冒三丈，或許也算是稚嫩可愛？此次論戰中，無論是鬚眉還是巾幗，在不明事理這一點上，難分伯仲。不過，巾幗的字裡行間暴露出冷酷無情的本性，令人眼前一亮；而鬚眉只是暴露出自己火冒三丈而已。荒誕不經的女傑唯一的問題是鋒芒太露，總體仍然生機勃勃，熠熠生輝。如果把這場「殺人案」鬧上法庭，行家老兄怎麼也不會有勝算。
據由起繁子女士講，她的丈夫（不知是否已離婚）I畫伯 [8] 曾向人表示：芥川獎她能拿下，老子就不可能拿不下。於是為了證明自己，也開始著手創作小說，而且寫的就是她的故事。
我感覺這事兒挺有意思，於是問道：
「如果真能寫出芥川獎水平的小說，那可是一段佳話哪。您覺得能寫出來嗎？」
「他這個人特別聰明伶俐，無論做什麼，總是比我出色，小說肯定也是一樣。既然我能拿下芥川獎，他一定也能拿下。」
她如此回答道，表情沒有開玩笑的意思。於是我迅速聯繫了某雜誌的編輯，煽風點火道：
「你去聯繫下I先生吧，跟他約一下稿，弄不好能拿到很有意思的稿子。」
編輯也表現出極大的興趣，當時應該聯繫過I先生，不過後來便石沉大海，再無音信。假如是I先生覺得自己不成熟，主動放棄了，那可誠為憾事。這樁公案由芥川獎而起，還提到了「殺人」，也算是民事案件；其中自私任性者何人、不明事理者何人，若由I先生大揮健筆，將其內外款曲娓娓道來，日本之文運無疑亦將由此一振。畫伯、才女、行家，交織混雜，虛實相生，好不壯觀；且又極富格調，絕無讀者顰眉之虞，不良少年少女的「Oh，mistake」手記又豈足與之並論。
至於「Toma先生」，其一生之軌跡與絕大多數日本人不同，算得上是稀有的素材，使人想要借來創作一篇小說。當然，Toma先生的早年經歷，學生時代的由起繁子也無從得知，只能靠想像彌補；當初兩人只在巴黎的某個晚上見過短短一面，無法了解Toma先生的為人究竟如何。
《Toma先生的一生》將由起繁子打造成純粹的反面角色；與此相似，由起繁子的小說中，姐姐、姐夫都是一等一的正面角色，而對唱白臉的Toma先生，她毫不掩飾自己的憎恨，有些鮮血淋漓的感覺。
兩部作品對Toma先生的描述中，只有一點共通之處，雙方都稱：Toma先生做出離婚的決定並非出自本人意願，而是聽從了他母親及姐姐的意思。由起繁子是否相信這個說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死去的姐姐似乎相信———或者是在Toma先生的「誘導」下相信。也很難說菅原行家就沒有受到過Toma先生的「誘導」。人這一輩子進棺材時，誰都會多少帶著點兒謊言。這種「誘導」在謊言中算是可愛的那一類，除了當事人誰都不該為此發火。
一個男子風流如Toma先生，卻由於家人的反對，不情願地與愛妻訣別，其後一生悶悶不樂，始終難忘妻子的倩影———這種故事，一個字兒我都不信。這是個天真的故事，或許Toma先生自己很喜歡，把它看作一座虛構的城堡，躲進去不願出來。不過人是複雜的動物，自欺欺人的同時，必然也有實事求是的一面。Toma先生所幻想的那種天真之人絕不存在。
假設Toma先生所言屬實，那麼本次芥川獎謀殺應該如此結案：Toma先生的親人無視本人意願強迫Toma先生離婚，是為主犯；Toma先生本人同意了親人的主張，是為從犯，恐怕也難免同罪論處。從法文學的角度來看（既然存在「法醫學」，在此不妨假定也存在一門「法文學」），原告的訴狀講了一台大戲：曾經荒誕不經的女學生，今日獲了芥川獎，搖身一變成為流行女作家，靠著一支筆將敵人斬盡殺絕，報仇雪恨。我作為一介看客，不管內心再怎麼希望，也很難相信那是事實。
不過，鄙人絕非認為菅原行家的訴狀荒唐無稽。至於由起繁子呢，對人對己兩套標準，警視總監或是其他人也有「兩手提不動行李」之類的理由，她卻渾然不顧，只知自己宣洩怒火———我也沒認為這就錯了。人們儘管常常擺出一副相互理解的臉孔，骨子裡還是不明事理、自私任性。鬧他個天翻地覆才好。行李到底提得動還是提不動，爭論下去呀。都加把勁，別輸掉了。
像Toma先生這樣選擇自殺，其實就是輸掉了。失敗者隨便埋掉也就是了，守夜的老兄們卻不罷休。他們醉醺醺地圍繞在故人床前，發奮報仇，或許也是一種天真的戰鬥精神。泉岳寺的四十七士 [9] ，追根究底與此也是一路。今日之鎌倉，亦出現了一批四十七士，可謂時代之慶事。不過他們的敵人卻兇悍得多———不再是吉良之輩，而是女人。你打了她，她會連抓帶咬；你殺掉她，她會化作厲鬼。更兼善使一手好薙刀，頭纏巾帶英姿颯爽。她若聽到山鹿流陣太鼓，可不會像吉良那樣躲進堆房，反倒會一腳踢破大門，提刀沖入街市之中。軟腳蝦如鎌倉四十七士之流，只怕是小命難保。
不過Toma老兄估計輸而無悔。泰西倫敦，有美一人，乃是位伯爵夫人。Toma老兄曾輕擁柳腰，共沿古城徐徐而行，憂心如酲。
結廬古城下，
時登古城上。
古城不疇昔，
今人自來往。 [10]
後來歲月更迭，年華漸逝的Toma先生獨自結廬於古都之地，或曾追緬往昔、耽於沉思、借酒澆愁；然Toma先生畢竟曾於泰西之土，擁城主夫人之柳腰步於古城之側，此生又有何憾。
且Toma先生之腦海中，「深愛之棄妻」面影始終縈繞不去，雖獲伯爵夫人傾心，眾人艷羨，卻仍日日懷憂，未有竟時，只得鐵下心腸，訣別戀人，飄然而去，重成天涯孤客之身。好不悽美哪，Toma先生！
不過，依我之見，這類東西還是不要按字面意思理解為好。凡是風流男子，總愛弄出這麼一段甜美傷感的傳說，躲進裡面不願出來。比如亨利·貝爾的瑪蒂爾德夫人 [11] ，比如某某安吾的某某姑娘，比如某某某某的某某某某。他們時常把這些故事掛在嘴邊，為之如痴如醉，笑逐顏開；但其實他們本人並不相信。他們的目的，只是在死後繼續欺騙世人罷了。單憑在世時的種種故事，似乎人們還無法滿足。至於「深愛之棄妻」這話，讀起來雖然順口，仔細想想，卻充滿複雜奇怪的矛盾，足以使一個老實的總理大臣大驚失色 [12] 。當然，我並不是說現實中不存在此等程度的複雜怪奇。比如另一個日本首相曾因希特勒與史達林而大驚失色 [13] ，我記得都是現實中發生過的事情。國際條約從來都不會被嚴格遵守，同樣地，想要百戰不殆，就要在看到這一面的同時，去相信看不到的那一面。既然一腳踏入了小說這行，可萬萬不能再像那個首相一樣頭腦單純。
鎌倉四十七士對「義」有些過於奮勇，這讓我感到畏懼。「義」這種東西，元祿時期或許還真正存在過，如今早已隨著戰敗煙消雲散；看透這一點的人，才算得上明白事理。當然，我也不是在吹毛求疵，說什麼今天的大石假戲真做，沉浸在一力茶屋無法自拔。戰爭期間的司令、參謀也曾沉溺於花天酒地，卻並沒有忘了打仗。
不過，自殺之人無論多麼天真，我們最好還是將其看作自欺欺人、亦以欺世。Toma先生死前喝光了一整瓶威士忌，從這一點看來，他是在深思熟慮之後赴死，而非如馬拉一般出其不意地死在女子的匕首之下。
我很喜歡死去的Toma先生。面對他悲情的一生，我灑下的熱淚絕不比他人少。只是自殺是個敗筆。無論是通過自殺為人生謝幕，還是安安靜靜地告別世間，Toma先生的一生永遠都充滿悲情，又豈會有一絲損益？
Toma先生正是達拉斯貢的達達蘭 [14] ，身體內又住了一頭情慾之鬼，不受自我控制，變幻多端，充滿不確定性。戀情如何？真耶偽耶，影耶夢耶？他了如指掌，又一無所知。既難斷執念，又達觀曠然。真正的自己究竟何在，Toma先生並不清楚。為什麼死去，Toma先生也不明白。活著的時候拼盡全力，充滿不確定性；死時卻顯得尤為簡單、純潔。鎌倉四十七士奮勇仗義，又有什麼仇可報呢。
何況報仇的對象還只是一介女流。新憲法頒布以來，自由都市鎌倉似乎瀰漫著男子的殺氣。
「可惡的女人……絕對……」
鎌倉群山的森林中，無數男子的詛咒化作一道妖雲，騰空而起。
「不可輕饒！」
不過，各位去圓覺寺參禪也是白費功夫，女人已經化身為龍了。女人原本就氣魄兇猛，又精通武藝，練得一手殺人劍；天性嗜血好鬥，隨時擺出架勢，近身者格殺勿論。男子之劍術，不過就是揮刀劈向敵人腦袋，只須關心腦袋便是；女子之劍術卻與此不同。看似揮刀劈向腦袋，實則或許攻其下盤。非也，乃是揮刀同時，一腳踢向各位的睪丸；嘴裡吐出針來，向各位的眼球扎去。鎌倉四十七士之流，毫無招架之力。諸士此番喪失理智之舉，既不清楚敵人實力，同時又沒有秉行大義。
諸士如果想要告慰朋友在天之靈，應該大擺宴席，邀請由起繁子前往鎌倉，按禪僧拜祖師之禮對其頂禮膜拜。當然，她一腔怒氣，多半不會應邀；但諸士切不可由此而失敬拜之念，須日遣一人，邀其赴宴，雖每每徒勞，然不可中斷，直至她去世。如果諸士一代不及完成大業，子孫當承其志，直至她去世為止。那時諸士想必會意識到：當年在圓覺寺枯坐數日也於事無補，今日總算要化龍了。這同樣意味著Toma先生也已成功化龍。至於她嘛，人家本來就是龍，那沒辦法。
Toma先生是位一生充滿不確定性的勇士，如果他有敵人，那麼真正的他應該就居住在那敵人的體內。他所肯定之事物，同時也使他絕望；他不斷流浪，卻永遠沒能發現自己存在的地方。現實自始至終都在離他而去。
有一件事，吹牛大王 [15] 或堂吉訶德也無法做到。那就是憎恨。他會將風車看作敵人、看作惡魔，縱身上前作戰，直至喪身殞命；但那不是出於憎恨，而是他在敵人與惡魔之中發現了自己的生命。
風車奪走了堂吉訶德的生命。愛著堂吉訶德的人，是否會憎恨風車？我持否定意見，甚至認為他們會愛著那架風車。勇士的肉體早已死去，而他的靈魂仍然在怒吼、在戰鬥、在哭泣，在那架風車裡雖死猶生。奪去勇士生命的東西，不是他的仇敵，而是他最大的紀念碑。
不過，奪走Toma先生生命的「風車」究竟是不是由起繁子，我對此深感懷疑。因為Toma先生自白的那些煩惱，我不會從字面上去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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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49年，由起繁子憑藉小說《書的故事》摘取第二十一屆芥川獎桂冠，同年發表了短篇小說《警視總監的笑》。該小說以其前姐夫戶祭正直為原型，問世後使戶祭遭受到社會上許多非議。同年10月3日，戶祭身著泳衣死於鎌倉市材木座海岸。其時以菅原通濟為首的鎌倉文人群體多與戶祭交好，認為戶祭之死屬於自殺，而由起的小說則是將其逼上絕路的主因。於是菅原作實名小說《芥川獎殺人》，指責由起繁子獲芥川獎而間接殺死戶祭正直。
[2] 由起繁子（1900—1969），小說家。由起繁子1949年憑《書的故事》獲芥川獎時，作為評審委員之一的安吾在評審意見中不吝讚美，認為日後若經打磨，將成為僅次於樋口一葉的天才女作家。
[3] 菅原通濟（1894—1981），企業家，隨筆作家。以鎌倉市為中心，活躍於政治、經濟、文化等多個領域。
[4] 戶祭正直（1886—1949），電氣工程師。留英歸國後，寓居鎌倉，與菅原通濟等鎌倉文人相善。暱稱「Toma先生」，由其姓氏「ToMatsuri」簡化而來。
[5] 《Toma先生的一生》，即《芥川獎殺人》，又題《戶祭正直的一生》。
[6] 近松門左衛門（1653—1725），江戶時代劇作家，以淨琉璃與歌舞伎作品聞名。
[7] 朱熹《論語序說》引程頤語：「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
[8] 伊原宇三郎（1894—1976），畫家，1924年與由起繁子結婚，自1945年起處於分居狀態。畫伯，對畫家的敬稱。
[9] 指元祿赤穗事件中的四十七名武士。元祿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1703年1月30日），以大石良雄為首的四十七名原赤穗藩武士，殺死幕府官員吉良義央為主報仇。由於菅原通濟等為戶祭「報仇」、聲討由起繁子之人，多屬鎌倉文人群體，故安吾以「鎌倉四十七士」揶揄之。下文「吉良那樣躲進堆房」「山鹿流陣太鼓」及「大石假戲真做，沉浸在一力茶屋」等，皆出自赤穗事件史實。
[10] 裴迪《輞川集二十首·孟城坳》。
[11] 亨利·貝爾，法國作家司湯達的本名。此處的「瑪蒂爾德夫人」指瑪蒂爾德·鄧波夫斯基，一位女革命者。1818年，司湯達於米蘭結識瑪蒂爾德，苦苦追求，但未被接受。這份苦澀的戀情催生了《論愛情》一書，亦是《紅與黑》中侯爵小姐瑪蒂爾德名字的來源。
[12] 指平沼騏一郎（1867—1952），1939年任內閣總理大臣（首相）。同年8月，德國無視日本的作戰計劃，擅自與蘇聯簽署《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平沼對此深感震驚，發表聲明稱「歐洲天地複雜怪奇」，率內閣總辭職。
[13] 指東條英機（1884—1948）。希特勒於1941年突襲蘇聯，被日本視為背叛行為；史達林於戰爭末期撕毀《蘇日中立條約》，向日本宣戰。
[14] 達達蘭，法國作家都德（1840—1897）同名小說中的主人公，性格開朗善良的冒險家，有些愛吹牛的毛病。
[15] 吹牛大王，指德國童話故事《吹牛大王歷險記》中的閔希豪森男爵（Baron Münchhaus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