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吾人生談 · 六、日大劫匪團伙 [1]

那天，我正準備寫這篇稿子，平息已久的胃痙攣復發了。剛剛夜裡十一點半，還能聽見舞廳里樂隊的聲音。 我有一套工作習慣：每天傍晚五六點鐘開始喝酒，喝到七八點鐘，倒頭便睡；大概十一點半到十二點醒來，然後開始工作。 坐在桌邊，胃就開始疼。我感覺可能是胃受涼了，於是拿布纏在肚子上，躺下打算休息一會兒，結果卻疼得更厲害了。最後實在受不了，讓人去藥店跑了一趟。 如果請醫生給我注射一下嗎啡，估計立刻就能止疼。但是我正在連載報紙小說，一天一回，交稿十分緊張。嗎啡的注射量如果不夠大，對我就不管用；如果量夠了，雖然管用但會睡著，而醒來後則會嘔吐一天一夜，痛苦不堪。我的吐意實在太強，常常連醫生都要嚇一跳。所以除非萬不得已，我通常不會選擇注射嗎啡。 胃疼得十分嚴重，雖然沒到滿地打滾的程度，但身體已經蜷縮成一團，嘴裡不自覺地呻吟起來。這種情況實在應該注射嗎啡，但偏偏還有連載。注射了雖然能止疼，但是會睡著，醒來後又會痛苦地嘔吐，沒法動筆工作。無奈之下，只能拿一些成品藥將就，繼續把工作做完。這其實不是個好主意。 到了早晨，新一回的連載寫出來了。胃疼看起來輕了許多，實際上卻像大爆發過後的火山一樣，表面雖然不再噴煙，內部的熔岩卻仍在畫著波紋，冒著熱氣，剌剌作響。我就像抱著一座火山，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彎腰稍一不注意，就會一下子疼起來。實在沒辦法再伏案寫作了，於是我派人前往東京，向新潮社請求稿子是否能夠寬限幾日。 他們最終沒有答應。從那之後過了三日有餘，直到今天，胃裡面仍然像住著一座火山。每次彎腰都要小心翼翼，當然酒也不喝了。就連喝一滴水，都會不自覺地屏氣凝神，緊張地等待胃是否有反應。不喝酒就睡不著覺，於是我就郵購了二三十本書，這三天裡一直躺著讀書。其結果是：眼睛開始疼了。這條街道從晚上十一點左右開始，電燈就變得很暗，對眼睛是個折磨。胃不那麼疼、能夠直起腰板坐在桌前的時間，又全部用來寫連載了，實在是使盡了渾身解數。 到今天，這篇稿子不能再拖了，無論如何也必須坐起來寫作。可是一旦坐起來，總覺得頭腦運轉不夠迅速，既難以持續思考，又總是注意力渙散。總有一部分心思掛念著胃的情況，無法長時間保持精神徹底集中的沉浸感。無奈之下，我只能躺下思考，再坐起來動筆。就這麼顛來倒去，浪費了不少時間。 今天的《夕刊讀賣》登載了山際（日大司機，一百九十萬日元搶劫犯）的獄中手記。我讀過之後，偶有所感，於是決定寫一寫山際的事情。 登載出的手記並不是全文。當然，我也沒見過他本人，對山際的了解，僅僅是通過報紙而已。山際剛剛被捕時，有關他的報道全都是新聞媒體千篇一律的觀察與老調重彈的論斷，沒能真正表現出山際的個性。此類時事文章，我原本不愛在資料不足的情況下論述感想，然而以我目前的狀態，無法集中頭腦思考，也只能就偶然想到的東西談兩句了，實屬無奈。 ★ 社會上許多人說三道四，說我們這一代人、這一Gen⁃eration是「Aprèsguerre」，就是俗話所說的戰後派。他們雖然沒說錯，但是這次的案子裡，我們被認為尤其戰後派，這讓我很不愉快。（原文照錄） 這是手記的開頭部分。在那些寄稿子給我，或是寫信請求拜我為師的人當中，有一部分確實無藥可救的蠢材，往往會寫出這類文章來。其開場白大抵不外乎「莫要將我視為單純的戰後派」「我心中的煩惱更加與眾不同一些」之類。 當然，並不是說懷有這種想法就都是蠢材。只是機靈人不會寫出來；就算寫出來，想必也寫得更加巧妙，看起來不會如此荒唐可笑。 根據新聞媒體的一般說法，山際是戰後派特有的那類罪犯。他們異口同聲地抱怨：真不知道這些戰後派罪犯腦子裡在想什麼。然而帝銀事件 [2] 的犯人與這個山際相比，究竟誰才是戰後派？帝銀事件的犯人，其心理雖不是不能了解，但還是這個山際的心理更加平凡普通，一目了然。把戰後派看作一撥特殊人群，這種思考方式大錯特錯。正因為成年人安於這種不過大腦的劃分標準，才會在思考時產生錯誤的前提：他們是戰後派，這一代人本質上跟我們不一樣。如此以偏概全、投機取巧的看法出現在新聞媒體，倒還可以理解；而《近代文學》的評論家也開始發表此種奇聞謬論，真讓我感到新一代的日本文學前途灰暗。《近代文學》的論調與山際等人的論調，雖然在文筆和修辭方面水平不同，但在一竿子打翻一代人這點上，兩者的愚蠢別無二致。也可以說兩者是同夥，是精神上的同族。 山際的想法十分單純。提前摸清日大運鈔車的到達時間和行駛路線，在路邊埋伏好，車來了就坐上去———雖然誇張了些，畢竟也算是有計劃。然而更誇張的在後面：他打算坐上副駕駛座之後，單憑一把小刀，從旁邊的司機與后座的兩名男子手中搶奪一百九十萬日元。結果他真的成功了，不可思議。如果山際本人也相信自己能夠成功，那他就不只是單純，甚至有些荒誕了。然而比這更加不可思議的是，車上三個大男人面對搶劫幾乎毫無反抗。如果「戰後派」這個說法真的成立，更加屬於戰後派的難道不是這三個奇怪的大男人嗎？警察一度懷疑三人是山際的共犯，合情合理。他們的詭異程度值得警察懷疑。當然，也許三人是另一種心理：一百九十萬雖然不是小數目，不過反正不是老子的錢。 山際被捕之時模仿外籍日裔，說了一句「Oh，mistake」。這當然很蠢，但當時山際一直在假扮外籍日裔，早已將身份吹噓出去，因此這句話或許並沒有想像的那麼蠢。 如果要說誰才是真正的蠢，那非剛才提到的三個大男人莫屬。他們的表現比山際本人更加離奇與荒謬。光天化日之下，先是其中兩人在大手町的某某省前被趕下車；隨後在神田橋，司機也被趕了下來。這可不是荒郊野外，而是東京的市中心，某某省也是個車水馬龍的政府機關。三個大男人在這些地方被趕下車來，卻想不出半個點子捉拿犯人，何等蠢頭蠢腦，近乎不可理解。 山際靠著一把小刀挾持三人，又在東京市中心分別把他們趕下車去。此舉實在單純幼稚，簡直是在作繭自縛。如此憨傻的壞蛋可不多見。然而那三人頭腦簡單，四肢也未見發達，竟坐失大好良機。三人雖非同一代人，令人咋舌之處卻異曲同工，實屬不可多得的呆瓜，比山際更勝一籌。在我看來，這三個大男人的心理才更值得大書一筆。 登載手記的報紙上印著醒目的標題———「戀愛也需要Geld（註：指錢）」，好像是在揭露戰後思想之一隅，而手記的內容如下： （前略）看看今天的社會，年輕人與他們夢想中的人生（這裡的夢想決不是指美好的童話）之間，存在著多麼深的鴻溝、多麼大的矛盾。一旦在這個問題上想得太深，變得悲觀厭世也不無可能。簡單來說，就是這個社會太物質了吧。就算懷有幾分浪漫，說到底也不過是虛幻的海市蜃樓，最終還是要回歸現實。與時代的洪流作對，永遠都不過是白費力氣，徒勞無功。可以這麼說吧：我和她的戀情，一開始也是歌德筆下的少年維特，充滿詩意，最終漸漸地走向了現實主義。極端一點講，一切好像都充滿了矛盾，沒有Geld（註：指錢）連戀愛也談不成。我們的想法從何而來，大人們確實不理解。我認為不應該簡簡單單地以一句「Gabar族 [3] 」或者「戰後派」就加以概括。（後略）（原文照錄） 提取一下重點，山際想要表達的意思是：「儘管年輕人對今天的社會懷有夢想，但由於社會太過物質，浪漫主義的夢總會碎裂，被迫滑向現實主義。反抗時代也只是白費力氣。我和她的戀愛開始是少年維特，如詩如畫，但維特的煩惱漸漸變得現實起來，最終難免陷入一種始料未及的矛盾：原本是出於浪漫的夢想而談戀愛，結果維持戀愛卻需要現實的錢。表面上我們是現實主義者，但這背後的根源大人們並不理解。」 也就是說，「戀愛也需要Geld」並非他們期盼的結果，反而是一個始料未及的終點站。成人的世界確實充滿銅臭，但他們在人生旅途的啟程時，卻仍然對未來懷有夢想。不過，無論多麼浪漫，反抗時代也只是白費力氣，於是他們最終輸給了成人的思想———戀愛也需要Geld。我認為山際的那番話應該如此理解，報社記者誤解了他的意思。他所說的這些事情，實際上平凡得很。 由於夢想人生與現實社會之間存在著太多的隔閡與矛盾，年輕人變得悲觀厭世也不無可能。但根據山際的看法，並不是「夢想與人生之間存在矛盾」導致悲觀厭世，而是對這些矛盾「想得太深」，因此變得悲觀厭世也不無可能。如果不去深入思考，那就絕不會悲觀厭世了。觀點實為清晰明快，完全符合邏輯順序：無論夢想與人生之間的隔閡多深，只要不去管它，當然永遠不會悲觀厭世。 關於身世，他如此寫道： 十多年來，我在一個他人看來 極其平凡的家庭中成長，這給我帶來了幻滅感，至少使我對「幸福」這一人生主題漸漸產生了懷疑。於是我養成了一種習慣：在家裡多低沉，在外面就多開朗，努力假裝開朗與人交往。我在其中付出了許多汗水，也曾感到十分痛苦。人們常常提到什麼虛無主義、什麼頹廢主義，但我並沒有受到這些的不良影響；不過，我也無法否認自己十分寂寞的事實。當然，我和年齡相仿的男人們一樣，也有自己的女朋友，甚至有過一段堪稱真愛的感情。但是每當我審視自己的內心時，總會發現，雖然我在思想上會去考慮一些大人的事情；但在思想體形（系）下的行動方面，仍然沒能脫離孩子的階段。（著重號為筆者所加） 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在提到成長於平凡家庭時，特地加上了「他人看來」這一限定條件。從手記全文中也不難窺見，他將「自我的認知」與「他人的看法」劃得黑白分明，思考問題時總是難免拘泥於此。簡單來說，他的一生中最關心的一點，永遠是「人們如何看待自己」，或者說是「自己在人們眼中印象如何」。 山際曾與戀人佐文的父親見過面。在那段見面的記述中，他同樣表現出了這一心理： 後來有一天，發生了一件極其道德敗壞的事情，現在想起來都覺得骯髒，渾身汗毛直立。事出偶然：我和她同處一室時，她父親回來了。現在想想，我當時一定是方寸大亂，失去冷靜了，沒敢看她父親的臉就沖了出去。她之前對我講過她父親的性格，不知是不是因為這個，我在路上差一點就決定回去找他，向他說明我們的關係，希望得到他的理解與幫助。不過一想到自己曾做下那種事情，最終還是負罪感占了上風，不敢再去見她父親了。（中略）我當時最忐忑的就是她父親對我的看法。後來那天晚上，我和她見了面，從她口中聽到了最可怕的消息。她說她父親大談「天下男人都是如何如何」，我似乎感到自己完全被看作了輕薄之徒。四十歲男人對社會的看法，足以傷害一個年輕男人的自尊心。不知道其中是否也摻雜了她自己的想法。隨後我們開始試探對方的心思，相互確認過後，發現我倆的感情仍然忠貞不渝。 見到戀人的父親，逃掉了———他把這件事情形容為「極其道德敗壞」「現在想起來都覺得骯髒，渾身汗毛直立」。但是後面又提到「一想到自己曾做下那種事情，最終還是負罪感占了上風」，於是不敢再去見她父親了。這裡的「負罪感」，恐怕是指奪走了她的處女之身吧。 他在上一節中也曾提及，「我和年齡相仿的男人們一樣，也有自己的女朋友，甚至有過一段堪稱真愛的感情」，明確將「女朋友」與「真愛」區分開來。這其中的意思似乎是：真愛指的是達到肉體關係的女朋友。 但是隨後他又自我剖白，「雖然我在思想上會去考慮一些大人的事情」，「行動方面，仍然沒能脫離孩子的階段」，我感覺這其中有幾分辯解的味道：我對男女關係的看法確實早熟，但是說白了沒有能力闖下大禍，又不是同時擁有好幾個真愛，我沒有人們眼中那麼壞。然而，與直接的辯解相比，這番話又有獨特之處。我雖然不如自己宣稱的那麼品行端正，但既沒做出，也做不出什麼大奸大惡之舉———他似乎對自己的這番看法深信不疑，而不是單純地以此作為辯解的藉口。 山際因奪走了佐文的處女之身而「不敢再去見她父親」，然而同時又打算中途折返，「向他說明我們的關係，希望得到他的理解與幫助」。他的想法並不是乞求她父親的原諒，也不是懇請將女兒嫁給自己，僅僅是「說明情況，希望得到理解與幫助」而已。在這一方面，他認為雙方處於平等立場，甚至沒把對方看作父親。將此事概括為「毛頭小子，不知天高地厚」云云並不準確。正是因為年輕氣盛，有著獨立自主的意氣，才會產生這種想法，人們不該對此感到排斥。而另一方面，他提到「負罪感占了上風」，我認為這也是句實話。 通觀手記，山際並不認為自己是個壞蛋。面對佐文的父親時，除了「她父親」這個身份之外，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該處於下風。所以，在聽說自己被她父親評價為輕薄之徒時，他才會感嘆「四十歲男人對社會的看法，足以傷害一個年輕男人的自尊心」。 然而在這段自我剖白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緊接下來的一句： 不知道其中是否也摻雜了她自己的想法。 直白得酣暢淋漓。他時常懷疑戀人的心思，擔心她會不會也把自己看作「輕薄之徒」「所謂戰後派」。所幸接下來的情況是「我們開始試探對方的心思，相互確認過後，發現我倆的感情仍然忠貞不渝」。對他來說，這算得上是個大團圓結局了。 ★ 山際在手記中對這份戀情的描述，與佐文對二人愛情的自白之間，形成了一種饒有趣味的對照： 我感覺，無論是與左文的相遇，還是麻煩事的發生，都可以看作一種偶然。我的說法可能像是怪異的小說，但我和她之間，怎麼說呢，確實存在著某種宿命般的因緣。第一眼見到她時，我就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然後我倆就以幾何般的數（？）展開了熱戀。 他把戀人佐文的名字都寫錯了，說明他從來沒有給這個「宿命般」的女子寫過一封信。與山際充滿神秘主義的敘述相比，佐文的自白要真實、明白得多： 我來到東京後沒幾天，因為早晨會去一樓的值班室取信，總是遇見山際先生，於是就和他認識了。後來直到七月底，有一天休息日，我有事兒要去銀座，結果走到水道橋附近，他就從後面追了上來，說有話對我講，把我叫到了旁邊的小路。他說「自從見你第一眼之後就忘不了你」，然後追問我的想法。我之前也不討厭山際先生，所以就回答了一句「我也是」，然後那天我倆就一起去銀座玩到了很晚。 兩人交往了兩個月後： 我現在仍然記得清清楚楚，上個月十日的晚上，我在山際先生的要求之下，將處女之身交給了他。這件事情，我決沒有感到後悔。 將兩人的自白對照來看，不難發現佐文沉著冷靜，而山際緊張慌亂，與惡棍的形象不符。當然，在處事和戀愛問題上，並不是說惡棍就不能搞神秘主義，惡棍就不容易沉浸於感傷。只是從兩人的自白中能夠清楚感受到：佐文很成熟，山際與之相比既冒冒失失，又單純幼稚。 兩人的自白中，完全一致的唯有一處，且此處恰恰暗示了此案中的核心部分。 山際的手記： 於是我大體定下了作案計劃。雖然我們也可以單純地離家出走，但從現實角度來看 ，就算兩個人一起賺錢 ，也 未必能夠保證穩定的生活 ；而且時間也緊迫得很。如果我走向犯罪道路，會辜負許多人的信任，而每當我徹底認清自己是個罪犯時，心裡有多麼苦悶、煎熬，在女人與自己中間左右為難……我越是嘗試理性思考，內心就越痛苦。一想到她現在的窘迫都是我的錯，我就徹底不知如何是好了。說到底，我是個軟弱的人，實在不懂如何維持愛情。 山際在講述走向犯罪道路的原因時，提到「現實角度來看，就算兩個人一起賺錢，也未必能夠保證穩定的生活」，這確實是個現代人會關注的問題。 當下社會勤勤懇懇工作拿到的薪水，與物價相比確實太低了。當然也不是說一個人的工資無法餬口，吃配給糧的話還不至於挨餓。不過在現代人眼中，單單填飽肚子活下去，算不上「穩定的生活」。在山際看來，即使兩人一起賺錢，他對生活的穩定仍然沒有信心。 再看一看佐文的自白，事情就更加清楚了： 父親每個月只給我固定數目的零花錢，就算我不夠了，向他再索要一點，他也不會理睬。父親這個樣子，讓我不想跟他再在一起生活了。由於這兩方面的原因，我選擇了去找工作。 總結下來：佐文的零花錢數目有限，花光了之後再去索要父親也不給，於是就產生了離開父親、獨立賺錢的想法。此處「索要」這個說法有趣得很。似乎她深信錢花光了再去索要是理所當然之事。 她對待戀人，也是採取同樣的態度。對戀人也好、情人也好、丈夫也好，恐怕統統都是「索要」。假如對方無法滿足她的「索要」，那麼她自然就會斷定此人沒有成為戀人、情人或丈夫的資格。 山際手記中那句「就算兩個人一起賺錢，也未必能夠保證穩定的生活」，對他而言是何等慘痛的現實，只要讀了佐文的自白，就很容易理解了。想要滿足佐文，僅僅是一起賺錢遠遠不夠。然而山際卻把它歸罪於自己，這種一以貫之的荒誕無稽與單純幼稚使我印象深刻。 那麼，在本文的結尾，不妨引用一句前言： 戀愛也需要Geld。 雖然心懷夢想，充滿浪漫情懷，想要像維特一樣談一場純情的戀愛；卻在世道艱辛、金錢萬能面前敗下陣來，備嘗「戀愛也需要Geld」的苦楚，最終在現實的逼迫下走向了始料未及的命運。山際的故事概括下來，不外乎如此。 他把佐文看作命中注定的女孩，懷著深沉的愛去憐惜她，所以對「戀愛也需要Geld」的可悲現實，似乎並沒有報以詛咒。或許他把自己的情況割裂了出來，只是在談社會普遍的風氣而已。 儘管山際沒有意識到，我卻意識到了：「戀愛也需要Geld」的性格，似乎是佐文背負的宿命。她是個持重的女孩，卻把處女之身交給了山際；不過一碼歸一碼，在她的思想中，戀愛不如錢重要，比不上華美的生活，這種性格又要如何評價呢？為了Geld，山際連可憎的四十歲男人的話也會聽，似乎他不僅僅是對佐文，而是對所有的女性懷有一種悲哀的肯定。有時我不由自主地想：他這樣做，是因為感覺到了佐文身上背負的宿命嗎？我覺得他很可憐，同時又感到無比滑稽可笑。至於佐文看重Geld更勝於戀情這點，我認為這種性格或許並不屬於壞人，而是屬於既可悲又可愛的女人天性。 * * * [1] 1950年9月22日，日本大學運鈔車遭劫，劫犯山際啟之，時年十九歲，在日大擔任司機。日大教授之女藤本佐文與山際相戀，作為從犯共同被捕。山際假扮外籍日裔，被捕時用日式英語說了一句「Oh，mistake」，引起社會廣泛關注，被認為是戰後派犯罪的典型代表。 [2] 1948年1月26日，東京都豐島區帝國銀行發生銀行搶劫案，造成12人死亡。警方判定某畫家為犯人，並於同年8月實施逮捕，但證據並不充分，至今仍留有諸多疑點。 [3] Gabar族，1950年前後流行的詞語，與「戰後派」指的是同一批人。由於常常身著華達呢（Gabardine）褲子而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