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吾人生談 · 五、國寶燒亡無妨論
鄙人終究也產生了遠大宏偉的美好願望，打算在風光明媚之處建它七八幢別墅，於是決定動筆寫《捕物帖》 [1] ，並在《小說新潮》 [2] 同人的邀請下，來到了位於箱根山谷最底部的溫泉旅館。
這一帶有不少谷間溪流，但是完全沒有溪水的樣子，都是成段的瀑布，甚至還有貨真價實的百尺飛瀑，從四面八方飛流直下。如果客人對聲音敏感，恐怕會被煩得不行，搞不好還會頭痛；我這人反應遲鈍，只感覺安靜得無以復加。隔壁的講話聲、賬房裡的收音機聲、宴會廳里的喧鬧、蟬鳴，世間萬籟，皆不入耳。女傭拉開紙門走進來時，我連走路和拉門的聲音都聽不見。忽然，她就出現在眼前。她掌握了忍術的要領。在文明國度里，絕找不出如此靜謐之處。我工作時最煩的就是收音機的聲音，在這裡總算安心了。這家旅館實在合我胃口。不過安靜也有安靜的問題：就算有人進行謀殺，旁人也聽不見。在這樣的旅館寫《捕物帖》，難免總往那方面想，毛骨悚然之餘，也平添了幾分《捕物帖》的心境，總有些真把自己當成偵探的感覺。
旅館的庭院被大量數百貫 [3] 重的石頭砸得面目全非，始作俑者是所謂的「Ione颱風」 [4] 。
這條河在小田原市一個叫作早川口的地方入海，我曾在那裡的堤壩下遭遇過洪水，與利根川的洪水景象大為不同。利根川的洪水漫無涯際，如同巨人一般，充滿死神國度蒼茫而寂靜的妖相；早川的洪水則不同———哪有這麼吵的洪水。
早川的洪水呈暗褐色，從箱根山上海拔千米的蘆之湖奔流直至眼前的河口處，形成一座巨大而筆直的防波堤，比太平洋的海面高出四五米，沖入海中一英里多遠。太平洋的惡浪向著這水造的防波堤迫近、拍打、噴涌翻騰，但筆直的暗褐色水勢太過浩大，海洋的小小惡浪完全無能為力。隨著惡浪的喧囂在眼前屈服，筆直的暗褐色奔流猛地騰起數米高，如長蛇一般，向著遙遠的海天一線直衝過去。遠處海面上，不時可見惡浪撞上這座防波堤，噴涌翻騰，隆起一座座水山，飛沫四濺。
然而，最驚人的還不在此。遠雷轟鳴般的巨響，轟隆隆地接連不斷從河底傳出。就算千萬輛坦克碾過河底，也不會有此等聲音。與坦克碾軋柏油路的聲音不同，河底的轟鳴沉悶而厚重。
聲音的原理，我原本並不清楚，直到幾天後洪水退去，露出河底來，我才終於明白。
河底原本只有些小沙粒，洪水一到，就會帶來一批數百貫，甚至可能千貫不止的岩石，鋪滿河底，層層堆積。這些岩石無疑會隨著洪水沖入海中一英里多遠，滾入太平洋的海底。岩石反覆不斷地從山上沖入海里，碰撞衝擊過程中產生的聲響，就是河底的轟鳴。洪水退去後，河底留下無數岩石，人們用小推車把它們運出來，用在建築上，算是洪水帶來的某種補償。不等下一次洪水來，岩石很快就運光了，河底重新變回只有小沙粒的狀態。由於河並不大，層層堆疊的岩石雖然鋪滿河底，其數量仍然有限；又或許是人類對岩石的需求量太大，達到了超自然的地步，洪水憑藉神力也無法滿足。總之，人類戰勝了自然，這也算是一項小小的佐證。
戰爭期間我在日映工作時，曾經接到命令，被迫要為一部名叫《黃河》的紀錄片寫劇本。
上面打算把它拍成一部戰爭宣傳片，情節如下：戰爭期間，中國國民黨軍隊敗走之際，決黃河大堤引水而逃 [5] ，導致黃河河口移動數百里，甚至流入了長江；於是日本軍隊擔負起了治水的重任。電影的意圖就在宣傳治水上。
這部電影分作上下部，宣傳片是下部；上部只是純粹的紀錄片，主要是通過藝術效果展現黃河是條怎樣的河、黃河具備什麼樣的獨特性格。說白了就是為表現治水事業的艱難埋下伏筆。雄壯的黃河有其獨自的特色，所以人們明知艱難，仍要堅持治理。我接下的活兒就是上部。
然而，我接到命令的時候，戰爭已經接近尾聲了。為新聞及其他目的拍攝的影像資料有不少，如果把它們編輯一下，稍微加加工，說不定能做出下部來；但我負責的上部這樣可行不通。
當時本土的許多城市已經飽受轟炸、瘡痍滿目，戰場也開始轉攻為守。情況不允許我邊走邊攝影，優哉游哉地深入黃河流域腹地。
不過那段特殊時期，萬事都是破罐子破摔，表里不一、陽奉陰違更是家常便飯。如果中氣十足地報告「是！此類電影我們已在拍攝中」，那上頭也更容易接受；而一旦照實回答「是！由於該地無法繼續拍攝，計劃已擱淺」，搞不好軍人會大罵一聲「戰敗主義者」，向社長飽以老拳。台面與水下、理想與現實，工作上的一切都在自相矛盾。但發布命令的若無其事，服從命令的泰然處之，當時日本的萬事萬物都處在徹頭徹尾的矛盾之中。
反正戰時酒是喝不上，表演性質的東西也看不到，實在閒得發慌，人生樂趣就在於看書了。戰敗近在眼前，每天的生活過得渾渾噩噩，此時被安排任務研究黃河，其實意外有些幸運。我立刻前往中國研究所，向學者們請教黃河的相關問題。但在日本的漢學者眼中，黃河似乎並非他們的研究對象：
「我還想問呢，現在黃河流到哪兒去了？」
學者反問了一句。當時黃河水流入了長江，不過沒有明確公布過，學者應該也不清楚。
有關黃河的文獻當時實在不多，學者們各方網羅，最終能拿到的也只有三十本左右。我每天都在空襲的間隙中反覆研讀這些書，越讀越覺得黃河有趣，自然而然地，對華北的農業、風俗、文化、生活和歷史也想多去了解一些。於是我將工作扔在一邊，在這些文獻中埋首半年，迎來了戰爭的結束。
黃河每隔二三十年就會暴發大洪水。到陝西潼關為止的河段由於多山，不會受洪水影響；而從潼關直到入海口這五六百公里地勢低平，北至天津，南至南京對岸，都有黃河流經的痕跡。
潼關上游的三千多公里，則流經甘肅、陝西、山西、河南的黃土層。
華北並沒有固定的雨季。有時三到十天左右暴雨不斷，多出現在早春，其他季節也有。暴雨在黃土地帶持續下去，最終就會導致黃河大洪水。
所謂黃土地帶多是草木不生的禿山。一旦下起暴雨，山體就會出現無數裂痕，泥水從裂痕中奔流而過，濺起飛沫，形成湍急的水流，自斜面奔涌而下，匯入黃河。於是十餘米深的泥流，伴著飛沫奔流入海。有句俗話說「一斗水，半斗泥」，黃河水中大約有百分之五十都是黃土，並非水流，而是泥流。
這些泥在黃河的底部堆積，大雨過後，河床就會高出一米多，不久就會高出平地十多米。河堤建得再高，也趕不上河床抬高的速度，二三十年下來，洪水暴發自然就無可避免了。就黃河已有的歷史來看，洪水始終處於周而復始的過程。
歷代統治者無不面臨著黃河水患的難題，直至今日，也沒有人治理成功。兩千年前，有位學者 [6] 對此無計可施，於是提出高論：建堤防水實屬下策，水不可逆，與水爭地的思路才是錯誤根源；不如將潼關下游的百姓全部遷徙到其他地區，對洪水放任自流才是上策。原來如此，上策、上策。如此一來洪水的悲劇確實不會再次上演，只不過最肥沃的農業區也會顆粒無收而已。
現在還存在一種荒謬的論斷：中國人口原本就多，繁衍過盛，過盛的繁衍帶來大量多餘人口，自然導致國運疲敝；還好有個洪水呀、乾旱呀，每年天災死個五十來萬百姓，算是稍稍平衡一下。意思就是老天爺調節人口，天災可順不可逆。黃河水患是數千年來的難題，學者們似乎總有那麼點自暴自棄的意思。歷朝歷代雖然不乏學者紙上談兵，卻沒有真正成功的前例，因而也就產生了許多破罐子破摔的高論。
每次暴發洪水都會引起改道，入海口常常一下子移動數百千米。雖然洪水會持續數年淤積不去，但隨著洪水而來的黃土堆積一米至三米厚，有時會形成一片新的沃野供莊稼生長。不過，天災不只有水災，還有所謂的旱災，無論是暴曬還是暴雨，黃土地帶的農民都很痛苦。
中國的歷史就是黃河的歷史，黃河乃是孕育中國文化的溫床。大禹治理黃河十三年，孜孜不倦，過家門而忘歸，終因治水之功被推舉為王。自禹而後，孔子於此宣揚王道；唐三藏自此逆流而上，志在天竺；群雄逐鹿的所謂「中原」指的也正是這片黃土地帶。更可上溯遠古的北京人，下及賽珍珠的《大地》 [7] ，自人類文明誕生開始，至與歐洲文明交流為止，黃河自始至終貫穿著中國文化史的中樞。
在日本王朝及整個日本文化的發祥之地———大和的土地上，也有一條象徵著古代日本的河流。其名曰：飛鳥川。
萬葉詩人將變幻無常的人世比作飛鳥川，詠嘆「昨日深淵，今朝淺灘」，樸素地表現出一件事實：在他們的生活中，河流是變化最劇烈的東西。古代既沒有地毯式轟炸，也沒有火槍，河流在他們眼中無異於怪物，最能給他們賴以生存的土地帶來變化。鄙人雖數經地毯式轟炸，對此仍表示無條件贊同。早川口、利根川的經歷已使我心驚膽戰；在書中讀到黃河，更使我舌撟不下了。
然而，飛鳥川的寬度不過三間左右。雖說是從山上流下，也不過是緩緩流經耳成山、天香具山、畝傍山這些庭院盆景規模的小山，然後湧入古時帝都的盆地而已。
就拿我在小田原時感到心驚膽戰的早川來講，即便算上谷底千迴百轉的部分，全長也不過五里七里而已。只不過它從海拔千米的蘆之湖流下，又沖入海中，雖然只有五里七里，大雨一到，仍然能將一個飽嘗地毯式轟炸的男人嚇得魂飛魄散。
飛鳥川只是條小河，頂多也就是玉川上游那個規模。
中國的歷史與文化經受過大黃河的千錘百鍊，而日本文化的起源卻將變幻無常的感懷寄託于飛鳥川，像是走了極端，成了溫室里的花朵，顯得過分狹小、可憐、可悲、可笑，甚至有些怪異。
我在報紙上讀到，金閣寺縱火犯曾說自己「對美心懷嫉妒」「反感觀光客人」。報道或許準確記述了犯人「當時說的話」，但如果認為犯人內心的想法僅限於此，恐怕失之草率。我不是指罪犯就不會講真心話，而是人類原本就很難把自己的想法表達清楚。有時很努力地想要講述事實，語言組織卻不如人意，口中所講與心中所想存在很大差異，自己都感覺說出來的話空洞無物。像是「你是否犯了罪」這類問題，犯人當然能夠正常作答；我指的主要是思想方面的表達。就拿本人來說，雖然吃的就是「表達思想」這碗飯，仍然需要花費時間、打磨技術，而且很容易一不小心落個拾人牙慧，寫出來的東西奇奇怪怪，與自己內心所想相去甚遠。
像是「對美心懷嫉妒」「反感某一階級」這類想法，張口就來一句話，然後主張其真實性，實在是太過微妙。即便是嫻于思考之人，仔細分析過自己的思想，也很難猝然之間斷言自己的想法，並當眾講出來。
更何況遭到逮捕的罪犯之中，老實交代的不如撒謊扯皮的多，撒謊扯皮的不如虛張聲勢的多。犯人聳著肩膀講「我說的是實話」，報紙上就會登出「他如此說道」。「他如此說道」確是事實，報紙報道事實無可厚非；而那些當以啟蒙為天職的文人、學者、社會評論家們，個個聲名顯赫，也把它當作真相評頭論足，這就有些說不過去了。
此時首先需要做的是「懷疑」。不是懷疑別人，而是必須懷疑先入為主作此假設的自己。
對美心懷嫉妒、反感觀光客人云雲，犯人也不是沒有此類想法，很有可能確實這麼想過。值得懷疑的是：下定決心放火的根本動機，究竟是否具備此等思想性。
我以為，人們（包括出色的文人、學者、社會評論家、藝術家在內）太過關注被火燒的金閣寺這一建築本身，故而判斷有失公平。如果被燒掉的不是金閣寺，而是個名氣小一點的建築，那麼就算犯人陳述一個更加深遠的動機，估計人們也不會大驚小怪，認為犯人的自白「富有生氣」了。
我認為這種青年人遍地都是。或許他心理扭曲，同住的人、主人家的人，都不喜歡他。報復的怒氣悄悄在心中積聚，最後他決定放火。由於他恰好住在金閣寺，於是結局就變成了火燒金閣寺；如果他在一家姓田中的豪門大戶當僕人，結果恐怕就是火燒田中家了。
恰好有這樣一個青年住在金閣寺，所以金閣寺才被燒了，僅此而已；並不是金閣寺這一建築本身的特性促使青年縱火。
比如有的男人被女人背叛了，就往人家臉上潑硫酸。不管背叛他的是哪個女人，他都必然會潑硫酸；而她背叛的如果不是這個男人，就未必會被潑硫酸了。
住在金閣寺的青年，因為憎惡寺內眾人，最終下定決心縱火，那麼對他而言最解氣的，莫過於燒掉眾人的飯碗，燒掉眾人賴以生存的驕傲———金閣寺。憎惡、復仇這一類事情，最重要的當然是選擇合適的對象。
某人往女人臉上潑硫酸，或者在田中家的倉庫縱火，或者用剃刀砍傷棒球選手的手臂；無論哪一種情況，他的內心除了復仇怒火之外，還會根據所犯的罪不同，與社會層面的指責稍作一番心理鬥爭。從結論來看，他無疑能夠說服自己，找到正當性。比如「放過那種蕩婦，只會傷害更多男性」，或者「田中家代代榨取農民血汗，他們有多少財產就有多少罪惡，太可恨了」，又或者「那個選手的右臂在欺騙世人」。
那麼金閣寺的這個人呢，燒的是國寶金閣寺，所以心理鬥爭的對象就與金閣寺的特性有關。雖然在我看來，他不過是找了個特殊一點的理由來說服自己；但在與罪惡感作鬥爭的過程中，他恐怕也確實假戲真做，真切感受到了「對美心懷嫉妒」「反感觀光客人」之類的心理。那些潑硫酸的男人心中，同樣也能真切體會到「替社會制裁蕩婦」這類迷失自我的正義感。
另外，不少有識之士在報紙和雜誌上發言，稱金閣寺的燒毀是國家的一大損失。我對此極不贊同。
在金閣寺燒亡一事上，我贊同《方丈記》里的思想，甚至是兩千年前那位黃河學者的所謂「上策」。生者必滅，木焚於火，理所當然。與火斗、與地震斗並不明智，今後人類都會搬進鋼筋水泥的房子裡住，木製的建築任他燒了也好，塌了也罷，有什麼關係呢。只不過，我不像兩千年前那位黃河學者一樣出於自暴自棄而已。
最近，某位植物學博士提出這樣一種論調：只見川上游山地一旦建成堤壩，尾瀨一帶的沼澤就會沉入水底，然而此處某些植物為當地獨有，不見於日本甚至世界其他地區，堪稱貴重的文化寶庫；政府建壩，只與眼前企業同流合污，無視文化保護，實屬荒謬絕倫。我讀報紙及其他一些報道，發現為這位植物學博士搖旗吶喊之輩為數不少。
但是，建造大壩、將尾瀨沼澤沉入水底的計劃並非始於戰後，戰前已經有這個計劃了。從那時起，報紙上就產生過「是否可以犧牲珍稀植物寶庫」的爭議。
尾瀨的珍稀物種發現至今，也有好幾十年了，植物學博士仍沒有徹底研究，這是博士的怠惰。在我看來，怠惰的植物學博士要比政府、企業更加反文化。不過是十幾種植物，要把它們的生態問題研究個一清二楚，幾十年完全夠用了。開發尾瀨的事情，社會上也討論了十幾年了，植物學博士不僅沒有做什麼特別的研究，反而以區區十幾種植物做擋箭牌，非要讓廣闊的高原保持原始狀態，拿著高原當研究室，供自己悠閒的研究使用。這位博士的愚昧程度，真不可以道里計。也沒聽說過博士努力嘗試將植物移植到研究室或是其他山區。縱使原物保存不下來，那又如何？如今已不是保存乾屍的時代，而是多多少少復原乾屍的時代。區區十幾種植物，利用科學手段模擬出生態模型，將模型留諸後世就好。此類研究不存在時間緊張，存在的只是植物學博士的怠惰。不，空舉文化、學問之大旗，對研究卻毫無誠意、敷衍了事，這豈止是怠惰，已然是缺德。
在我看來，所謂文化，其根本目的在於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一方面是政府，打算開發尾瀨，提高日本的生產力；另一方面是植物學博士，企圖為了區區十幾種植物浪費大面積的高原，供自己悠閒的研究使用。如果你問我這兩者誰更忠於文化，我可以毫不猶豫地回答是政府。植物學博士曾說除了尾瀨之外，還有好幾個適合建壩的地方。日本國土如此狹小，博士難道還真以為能找出好幾個來嗎？專業內的區區十幾種植物都研究不過來，卻在專業外不懂裝懂，滑天下之大稽。
有人說金閣寺的消失是文化遺產的一大損失。其實此類國寶級建築物，我也大體遊覽過一圈，金閣寺也好、銀閣寺也好、法隆寺也好，都完全稱不上「美」。當然，它與歷史、美術史等勾搭在一起，各方面再理出個說法，勉強可以認為它有一種歷史美。不過也就是僅此而已。
至於建築的歷史紀念意義，可以整理出充足的資料，傳諸後世，供後人隨時復原。此事不會太難。只要資料足夠準確，此類建築通過模型保存下來也就夠了。法隆寺的和尚連拍照都不讓，但那與我沒什麼關係，此時正該相關專家為文化挺身而出，與和尚戰鬥到底。結果專家們忘記了與和尚戰鬥的本分，反而盼著坐享其成，讓他人來給自己滅火。日本的美學家呀、歷史學家呀，「文化」二字講得好聽，張口「金閣寺燒毀」，閉口「政府之怠惰」，滿嘴奇談妙論；而我不管怎麼看，都是學者比政府更加怠惰，更加愚不可及。
也有人認為金閣寺是日本的一大旅遊資源。從這個角度上，我也承認，歷史遺產的確存在吸引遊客的能力；不過與此相比，更重要的是建設酒店、公路等配套設施，積極推進旅遊景點公園化。如果要說哪裡的歷史遺產更有吸引遊客的價值，那廣島、長崎的原子彈爆炸紀念地要比金閣寺強得多，會有多少國際遊客慕名而來實在難以想像。與其在這裡悲嘆金閣寺燒毀，不如去積極保護廣島、長崎爆炸中心地，推行公園化計劃，保證遊客絡繹不絕。
我記得戰後國際上曾有一個計劃，準備動用世界各國的資源及科學力量，徹底完成黃河治水工程。但是後來中國爆發內戰，這個計劃似乎也成了黃粱一夢。
我感覺，早川的洪水化為一道暗褐色的防波堤，沖入海中一英里遠，那種充滿力量的景象有一種法隆寺、金閣寺之流無法比擬的美。至於大黃河噴濺著泥沙俱下的水花，掀起滔天洪水，我想那種浩大的景象更是雄偉壯闊，無與倫比。
黃河是個歷史性的怪物。如果人類集聚五千年的智慧，通過艱苦卓絕的鬥爭，終於建造出偉大的設施，能夠征服黃河；那這座設施才是真正的文化紀念碑。我認為，人們的所有努力，都必須投入到這種設施的建設中去，即使失去所有古代遺蹟之流也在所不惜。所謂文化，更重要的不是追尋過去，而是建設未來。
我們必須認清文化的正確目的：征服一切人類生活的障礙，提高並穩定我們的生活水平。
終有一天，當征服大黃河的設施完成之際，那將是比萬里長城更加壯觀的工程。
至於燒毀的金閣寺，有識之士雖然會齊聚一堂，慨嘆哭訴；但究其實際價值，符合那些慨嘆的只有一星半點兒而已———無論是作為美的具象、作為歷史紀念物，還是作為旅遊資源。其程度大抵不過是為水鳥振羽之聲而驚異，為飛鳥川之洪水而詠嘆罷了。
在我看來，治理利根川的水害、建立只見川的發電站，雖然比不上征服黃河，無疑也惠澤全民，值得著手處理。我認為：所謂文化，必須建立在此類積極力量的基礎之上；從容不迫地玩賞古意，則是後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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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明治開化安吾捕物帖》，1950年10月開始連載於《小說新潮》。
[2] 《小說新潮》，新潮社於1947年9月創刊的月刊小說雜誌。
[3] 日本舊重量單位。1貫等於3.75公斤。
[4] 「Ione颱風」，Ione，西太平洋颱風，1948年9月登陸日本關東地區，造成數百人死亡、千餘人受傷。
[5] 指1938年6月9日發生的國民黨軍隊「花園口決堤」事件。
[6] 指西漢水利家賈讓，事見《漢書·溝洫志》。
[7] 《大地》（The Good Earth ），美國旅華女作家賽珍珠（1892—1973）的長篇小說，1931年出版。小說中有主人公因洪水逃亡的情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