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吾人生談 · 三、我的職責

依我之見，恐怕沒有人「厭惡人類」。有人說我厭惡人類，那是天大的誤會。我極度喜歡人類，只是厭惡交際。當然，性情相投的二三好友，還是時常聚一聚；厭惡的只是那些素昧平生的訪客而已。 據說前幾天，電台的某個時段播放了一段問答，提問者似乎是個大學老師，回答者是一個落語家。這段問答我沒聽，但讀到了一篇相關評論，作者是另一個大學老師。記憶有些模糊，以下所錄的提問未必準確。 您對戰後的社會風氣有何看法？ 交通工具，變得方便多了哪。 關於日本政治您又作何感想？ 這個嘛，怎麼說呢，嘿嘿嘿。 評論對此憤怒不已：「與該落語家行徑類似之輩不在少數，日本之前途實在堪憂！」 我倒覺得，提問的那個老師有些怪；至於這個批評家老師嘛，更是個奇人了。 我之所以不見訪客，也是出於這個原因。他們總是異口同聲地提出這類問題，而我一旦回答「這個嘛，怎麼說呢，嘿嘿嘿」，他們又火冒三丈。 向素昧平生之人提問政見，我認為很不像話；但所謂文化人儘是些罕見的閒人，他們一廂情願地認為：人們都該對這些問題一一作答。 落語師傅對政治不可能沒有自己的見解，但面對如此誇張的問題，當然不會一一作答。 這個嘛，怎麼說呢，嘿嘿嘿。 誠為妙答，且不失辛辣。大學老師裝模作樣的蠢態如在目前。 交通工具，變得方便多了哪。 這個回答也挺有意思，很有真情實感。落語師傅講的是他自己的話；而大學老師的話就像是筆記本撕下的碎片，東拉西扯，不知所云。 登上破損的電車，在擁擠的車廂中奮力前行———從戰時到戰後，不難想像這個師傅有著多少痛苦的回憶。不管過去還是現在，落語從不是個賺大錢的行當，師傅恐怕只有同時接下數份活，擠著電車奔波於各家寄席 [1] 之間，才能獲得一點可憐的報酬。很顯然，他們不可能坐著轎車拜訪各個席亭 [2] 。 落語師傅用自己的話，已經說到這個份上了，大學老師要是感到丟人，還算不笨；但他豈止不覺得丟人，還一再拋出「社會政治」之類的話題。這個嘛，怎麼說呢，嘿嘿嘿。 這類話題就是一把詭異的匕首。文化人，或是什麼別的滿心憂國之士，多半會在懷裡藏上一把，然後若無其事地找上門，突然亮出匕首，架到對方脖子上。這樣的問題，誰會去一一作答呢。 木匠也好，落語師傅也好，都是老百姓，又不是些閒人，沒有自我陶醉到與陌生人談政見的地步。因為他們很有自己的生活。 而所謂文化人則是一群自我陶醉的閒人，沒有自己的生活。他們跑到我這裡來，給我大講一番政見；我又沒求他們講。就算我表示厭煩，下了逐客令，他們仍然不明所以，只會憤憤不平地想：連我的政見也不聽，真是豈有此理。順帶認為我不學無術、頭腦愚鈍，只知官能享樂與頹廢生活，被問及「社會政治」，連個像樣的答案也沒有。好了好了，怎麼想都好，快快回去吧。只要你們別再來，我就心滿意足了。 這段時間，我在連載一部叫作《火》的小說，其中出現了一些政治家角色。於是就有一些人胡思亂想：「哎喲喲，那小子竟然談論政治，怪哉怪哉！」「混賬，難道想參加競選嗎？」另外還有幾個人信以為真，給我打氣，勸我參選。 試想有一個傢伙：連訪客都懶得見，豈會企圖玩弄社會政治；被大學老師問起政見，只會回答「這個嘛，怎麼說呢，嘿嘿嘿」，又豈會不知天高地厚，妄圖立於議政台上鼓唇弄舌。 然而我畢竟是小說家，小說中什麼角色都會出現，政治家當然會有，社會政治當然也要談論。在小說里描繪世間百態是我的飯碗，我還不至於沒有自知之明，想在小說以外的領域大發議論。 我並不是說，文人就不能做政治家。歌德在魏瑪共和國做過樞密顧問；維克多·雨果也曾擔任議員；夏多布里昂 [3] 擅長感傷小說，文風甜美細膩，卻仍官拜大臣；前駐日大使保羅·克洛岱爾 [4] ，同樣也是與瓦勒里 [5] 齊名的法國詩壇名宿。 當然，文人也並非只能做政治家。比如我就深有自知之明：不僅懶於見客，被問及社會政治也只是笑而不答———此等性格絕非搞政治的料。 世間眾人形形色色，每個人做適合自己的事就夠了。 激進派這一等人，無論見到誰總要演說一番，其執念甚至有些瘋狂。就算我跟他們素不相識，他們也要問上一句「戰後世風有何感想」「閣下持何種政見」。可以說，在「文化人」這個自我陶醉的閒人群體中，有一撮尤為自我陶醉，且沒有自己生活的閒人，他們就是激進派。 至於批評家，也是份奇怪的生意，我甚至懷疑它究竟算不算生意。不過世上畢竟存在一批人，把文學批評當書讀，就算把批評家添進《生意往來》 [6] 里，或許也說得通。 有些人原本搞的是文學，想當小說家，卻寫不出理想的小說，於是做了批評家。這種情況我可以理解。而有些人打一開始就立志做批評家，著實令人費解。立志投身於批評別人的事業，選擇批評別人作為自己的飯碗，這類人的想法豈不奇怪。 換言之，「文化人」這個自我陶醉的閒人群體中，還有一撮特別自我陶醉、同樣沒有自己生活的閒人，他們就是批評家。批評家與激進派，實乃自我陶醉之閒人群體中的哼哈二將。 面對這群牙尖嘴利之徒，我向來關門閉戶，一概不見。於是就出現了一些針對我的攻擊：混蛋、蠢貨、厭惡人類的狂人，等等。但我必須要澄清一點：我喜歡人類，最喜歡的就是人類。畢竟我們是同類嘛。不過，激進派和批評家是兩類自我陶醉而又沒有自己生活的閒人，我實在不理解他們的想法，所以不和他們往來。 至於大學生，雖然也是閒人，不過尚不是一種職業，所以倒也無可深責。不過，無可深責不代表放棄原則，我天生就是不與閒人交往的脾氣，會時刻提醒自己不與他們產生交集。我不是大學老師那樣自我陶醉的閒人，實在沒什麼可教給你們。我以寫作為業，靈魂的一切都寫進了書里，本人只剩下個空殼罷了。你們若想從我這裡學些什麼，只須讀讀我的書，隨你們怎麼理解都行。 寫這篇文章的此時此刻，我正住在一家叫「紅葉」的旅館。有四個女大學生昨天來這邊玩兒，也住在這家旅館裡。 她們的唱片持續響了一個小時，然後幾個人來到走廊上，探進頭來： 「請問，唱片打擾到您了嗎？」 「確實有點。」 「我們幾個是大學新聞社的，能採訪您幾個問題嗎？」 「不行，不行。」 她們退了回去。過了兩三分鐘，又伸進頭來： 「來跳支舞吧？」 「不行，不行。」 又退了回去。 她們是些閒人，的確有些自來熟。不過她們還不是資深閒人，沒有糾纏不休的執念，也不會亮出匕首來威脅；算不錯了。那些閒人動輒提問「閣下持何種政見」，完全身處空中樓閣；而女大學生提出「跳支舞」，是出於她們的切身生活，與那等閒人相比，豈不要強上數個檔次。 聽起來我就像個十足的懶漢，什麼都不想干，但事實並非如此。 我也曾產生過寫劇本、拍電影之類的念頭。 前年、去年，直到今年的一段時間內，我曾三次動筆寫劇本，三次半途而廢。如果僅僅追求可讀性，倒也能寫出來，而且我身為戲劇外行，就算劇本寫得只有可讀性，應該也會被寬待。不過一旦動筆，不自覺地就會圍繞表演來思考，總是在意舞台；其結果就是中途卡住，寫不下去了。 一旦意識到自己的劇本要表演給觀眾看，首先就會受戲劇的慢節奏影響而使筆鋒變鈍，進而在近代戲劇形式等各方面的制約下，產生諸多疑惑而難以動筆。 寫小說，不必考慮什麼讀者在什麼地點閱讀；戲劇則不同，只有在舞台上才能表演，作者甚至要考慮到劇場的氛圍，考慮到等待開幕的觀眾。創作劇本需要如此巨細無遺的思考，我卻不是什麼劇團的專職作家，實在是難以下筆。況且，劇場也好，氛圍也好，創作劇本時還都是空談呢。 我也曾想過拍個電影。因為電影與小說的創作方式完全不同，反而勾起了我的興趣。兩者的構思方法、表現角度、把握現實的手段，統統不一樣；這使我時不時地冒出念頭：真想拍個電影呀。 我在日映工作過，雖然仍屬外行，但多少也算對電影圈有所了解。拍電影要找人做助手，還得跟音樂家密切協作，這些人際關係方面的辛苦，單是想想就夠了。 結果，我只能寫寫小說，沒辦法做別的了。想像和操作之間，果然還是存在差距。我絕非懶漢，只是時常去做一些事情，最終沒有完成而已。 ★ 我不喜歡「弟子」這個身份。我從不是誰的弟子，也不想收任何人為弟子。 況且，弟子的技藝與師傅趨同，那就是不及格，離及格線還遠得很。看著別人像自己，多痛苦。 不過，既然我接下了芥川獎評委這個差事，就意識到了自己的責任，打算儘量把同人雜誌大略過一遍。我能為他人做的僅僅是這種程度而已，自己都感到少得可憐。 芥川獎評委會中，我感覺最有意思的是佐藤春夫 [7] 先生與岸田國士 [8] 先生。兩位雖然都是抒情派，作品表現幅度不廣，但作為評委的眼界卻極為開闊，難能可貴。佐藤先生的弟子大約不似厥師，良莠不齊，而佐藤先生身為評委，誠可謂不偏不倚，眼界闊大。 岸田先生做評委，無論哪一屆，總是表示「所有作品都很優秀，作者們寫得都很好，實在難以選出一個最好的來」，每次都將所有作品誇讚一遍，為抉擇煩惱不已。有才華的藝術家，不管別人身上的才華多麼微小，他都會表示誇讚。我想岸田先生的行為，正是他才華橫溢的證明吧。 有一點我很明確：才華出眾的作者，就算錯過了芥川獎，我也不想使之錯過世人。我希望盡這份義務。因此諸位毫無必要自己硬送上門來，說要拜我為師。將寫出優秀作品之人舉薦於世人，算是我一件微小的工作。我不愛弟子，只愛出色的才華與優秀的作品。 也請諸位不要再給我寄送稿子，催促評價了。若是未有回音，當作落選便是。另外，切勿登門來訪。如上所述，我不願意見人。而且我也不是教師，見了面也幫不上什麼忙。如果想從我這裡學點什麼，就去讀我的書，任意領會便是。 我雖然不見人，但不會忘記發掘有才之士。如果有人像我，卻不是件開心的事情。 有人給我來信，抗議「三島由紀夫為什麼沒獲芥川獎」。對不了解情況的人而言，這個抗議實屬理所應當，因此我想藉此機會，解釋清楚。芥川獎恢復 [9] 時，三島君已經在許多專業雜誌上發表過作品，表現出眾，因此評委會全員一致認為，三島君已是一位成熟的作家，確立了自己的文學地位，不必再授予芥川獎。 讓我感到意外的是「戰後派獎」 [10] ，這個獎項由戰後派的人擔任評委。得獎的是島尾君，姑且也就算了；而第二提名者那欄居然明晃晃地寫著三島君的名字，真讓我目瞪口呆。 讓這夥人當評委 [11] 是個錯誤。評選他人作品這事兒，小孩子干不來。他們的眼光極端幼稚，甚至認為「戰後派」是一種特別的美學標準，根本無法對大氣的藝術做出正確判斷。這些評委大多是上面提到的那類文化人、自我陶醉的閒人，即所謂激進派與批評家之流———一群無知無畏之徒。 承擔起推薦、評選他人的責任，事後想想，其實有點心驚膽戰。 不過我心裡明白，自己能為別人做的只有這點事兒，時刻將公正盡責的念頭放在心上。在不為私情左右這點上，我多少還有些自恃，這才接下了評委的工作。既然接了下來，為了儘量不漏掉佳作，無論收到的是蠟版雜誌還是手寫稿，只要情況允許，我都努力讀完。 不管是頭腦僵化、充滿偏見的小孩子，還是自我陶醉的閒人，都沒有甄選作品的能力。而那些對弟子及流派徇私之人，我認為同樣不配充當評委。藝術是更為開闊、更為廣大的東西，不知對自身的渺小心懷恐懼之輩，無法對事物的真正面貌做出認知與判斷。 評審有所誤差，或許亦屬正常；而像戰後派獎這樣顛倒黑白者，實在有些過於反常，令人啞口無言。藝術當然存在見仁見智的一面，不過過分失當的評選只能令人啼笑皆非。打個比方：假設要評選最能代表人類的民族，最終霍屯督人 [12] 或布須曼人 [13] 榮登榜首，屈居次席的卻是雅利安人。 我曾暗自高估過這批戰後派，認為他們年紀輕輕就飽受戰爭及冷酷現實的折磨，或許有著與年齡不符的大智慧；甚至還曾對他們抱有期待，幻想其偏頗只是表面的扭曲，內在或許很有見識。 結果他們完全就是頭腦僵化的文化人、自我陶醉的閒人、沒有自己生活的文化無賴。 無論如何，不管怎樣，千萬別失掉廣闊的心胸。一定要謹記，在自己的生活里，清楚明白地選擇自己的話語來表達想法。 到我這裡邀請跳舞的女大學生，都比你們心胸廣闊吧。她們有自己的生活，而你們卻沒有。雖然你們總想演說一番，但始終不過是一群自我陶醉的大閒人。 我希望：至少藝術，能夠作為自由人的東西存在；至少在藝術的世界裡，沒有流派與黨羽。 須對世間多保持一分敬畏。普通人或許有謹小慎微之處、軟弱無力之時，卻是在腳踏實地地過著自己的生活。對他們的目光與靈魂，你們應當敬畏。 要知道，比起大學老師提問「社會政治」，老百姓的「這個嘛，怎麼說呢，嘿嘿嘿」才是更加猛烈的批評。 老百姓不懂那些複雜的高深理論，他們只知憑自己的眼睛來承認「三島由紀夫」其人。你們通曉高深理論，從理論那裡借取眼睛來觀察事物，至今不知自己的眼睛能看到些什麼。換言之，你們不是在活著，只是在閒著。 動輒心急火燎地想要演說一番，總想著啟蒙世人，這類自我陶醉的閒人，既不可能有什麼見識，也沒有做評委的資格。 我雖然吊兒郎當、性情乖僻，又是個厭惡交際的偏執狂；但我清楚自己應盡的職責，如能幫助到別人，我也會儘自己能盡的那份力。雖然我不會從厭惡交際的殼裡鑽出來，但我隱於殼中時，也決不會忘記善意與努力，盡力把自己的事情做到最好。 我反躬自省，認為自己確有做評委的資格。接受評委這項工作時，我經過深思熟慮，找到了自信，才決定接下。這份自信很簡單———我能為別人做的，只有這一點點罷了。 我個人認為，自己算是認真盡責了。我生性懶散，過去拿到同人雜誌，連一頁也懶得翻開；如今卻姑且大致瀏覽了一遍。無他，單單因為我能為別人做的，只有這一點點罷了。 說實在話，我作為一個社會人，能盡到的責任也只有這點兒了。稅金都不繳納的話，連選舉也不能參加。 [14] * * * [1] 寄席，表演落語、講談等大眾娛樂藝術的戲院。 [2] 席亭，寄席的老闆。 [3] 弗朗索瓦—勒內·德·夏多布里昂（1768—1848），法國作家、政治家。曾出任波旁王朝外交大臣。 [4] 保羅·克洛岱爾（1868—1955），法國詩人、外交官。1922年至1928年任法國駐日大使。 [5] 保羅·瓦勒里（1871—1945），法國象徵主義詩人，代表作為《海濱墓園》。安吾早年熱衷象徵主義詩歌，曾翻譯過瓦勒里的一篇文章《斯特凡·馬拉梅》。而在晚年雜文《教主展覽會》中，安吾譏諷象徵主義為邪教，馬拉梅為第一代教主，瓦勒里則為第二代教主。 [6] 《生意往來》，江戶時代面向商人群體的入門教科書，匯集與商業及商人生活相關的詞語，並加以注音、解釋。 [7] 見《安吾人生談》第一章。 [8] 岸田國士（1890—1954），劇作家、小說家。 [9] 芥川獎於1945年至1948年曾中斷評選，1949年恢復時為第二十一屆，獲獎者為由起繁子與小谷剛二人。 [10] 「戰後派獎」，正式名稱為「戰後文學獎」，由月曜書房主辦，只舉辦過兩屆（1949年、1950年）。第一屆獲獎者為島尾敏雄（1917—1986），獲獎作品為《出孤島記》；三島由紀夫憑藉小說《假面的告白》居於候選名單第一位。 [11] 「戰後文學獎」評委為佐佐木基一（1914—1993）、椎木麟三（1911—1973）、野間宏（1915—1991）、花田清輝（1909—1974）等人，皆與激進派關係密切。 [12] 今稱「科伊科伊人」（Khoikhoi），生活於非洲西南地區的民族。「霍屯督人」（Hottentot）這一稱呼來源於早期歐洲殖民者，帶有歧視色彩。 [13] 今稱「桑人」（Saan people），生活於非洲西南地區的民族。「布須曼人」（Bushmen）這一稱呼來源於早期歐洲殖民者，帶有歧視色彩。 [14] 1949年4月，蒲田稅務局認定安吾滯納稅金，因其正在住院，暫緩上門查封。安吾出院後，向稅務局提出異議申請，稱1947、1948年度因救助朋友及生病住院，收入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