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吾人生談 · 二、發現庸俗

報紙連載小說的讀者中，絕大多數都只讀報紙，不會在其他地方閱讀我的小說。我由此事生髮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心理：既感到心神疲憊，一篇都不想動筆；同時又湧起創作欲望，偏想寫出來試試。 此前我在《東京新聞》創作連載小說《花妖》，失敗了。負責銷售的報社人員告訴我，讀者反響不好，讓我中途截止。然而此事到了《朝日新聞》一個S姓的前學藝部長 [1] 口中，味道就徹底變了：「坂口倒是想給小說湊出個結尾來，但那個反響實在太差勁，所以報紙那邊直接半道兒咔嚓一刀，給他腰斬啦。」S先生或說或寫，大肆宣揚，有如親睹。當然事實並非如此。當時《東京新聞》報社人員來問我「能否以二十回左右的篇幅勉強結束小說」，而我回答道： 「哪有這樣的好事。剩下的內容還有七十回，你讓我壓縮到二十回，小說就變成四不像了。雖然你說讀者反響不好，但我身為作者，並不認為小說本身不行；反倒是如果二十回強行完結，那就真不堪入目了。所以，既然你要停載，咱今天就停。」 於是，連載就在當天中止了。 相應地，我向《東京新聞》提出要求，希望他們能夠登一個小聲明，把我的意思傳達給讀者：以二十回完結後面的故事，小說會變成四不像，如今決定中止連載，辜負期待，還請見諒。池田太郎一口答應下來，卻沒有兌現承諾。我感到很憤怒，但想到有四個可憐的文化部員工，一直為我辛苦奔波，為這事兒最後有的被炒了魷魚，有的處境相當窘迫，於是我也就沒有作聲。《朝日新聞》的S先生以一副當事人的嘴臉四處耍筆桿子，雖然面目可憎，不過小說作為報紙連載一敗塗地，畢竟是不可動搖的事實，所以我也認了，不去多說什麼。 當時《讀賣新聞》的文化部長原君（今任社會部長）對此深表遺憾，稱如果換作《讀賣新聞》，一定會讓我寫完。我當時處於四面楚歌的境地，全日本所有的人都說不好（個人看來就是如此），原君安慰並建議我捲土重來，在《讀賣新聞》上創作新連載。我對此十分感謝，但一時沒有創作的心情，於是與原君說好，日後如果還在報紙上連載，第一部一定寫給《讀賣新聞》。那之後我也不時收到約稿，但對報紙連載實在是提不起勁兒來了，每次都說「再等等」，結果在拖拖拉拉的過程中，反倒有那麼一點兒想寫了。 畢竟報紙連載與其他小說不同，銷售成績上的責任一半要由作者承擔，所以寫起來很痛苦，有時就會感到厭煩。 前些日子，文藝春秋新社組織了一場熱海遠足活動，我也受邀赴宴。當時走廊里有幾個侍宴的藝伎在閒聊： 「還文藝『春秋』呢，不就是文藝『HaruAki』 [2] 嘛，真夠逗的。」 「就是，非要弄個奇怪的讀法，顯擺什麼呢。」 接下來又憤憤不平地念叨社員對三味線一知半解。據我觀察，熱海藝伎中「文藝HaruAki」黨似乎不在少數。 報紙連載小說的讀者當中，此類人群也占據一部分比例。而且他們是最為浮游不定的那類讀者，一旦覺得小說無聊，立刻就轉投其他報紙。作者所負擔的銷售責任，可以說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此類人群的喜好。一想到自己的讀者將是「文藝Ha⁃ruAki」之流，這輩子都不想再寫報紙連載了。 不過，有時我也會產生截然相反的念頭：正因為讀者是這類人，反倒有點想寫。因為在他們的頭腦中，沒有先入為主的文學批評觀念，對於作者本人也一無所知。這些人從未考慮過何謂小說，閱讀小說的方式也未曾受到他人誘導。在這層意義上，他們是一張白紙。他們會如何閱讀我的小說？我對此很感興趣。總之，這是一群把「文藝春秋」讀作「文藝HaruAki」的人，而且認定自己的讀法正確，從未想像過還有其他正確讀法。 身為作者，想到這夥人也會讀自己的報紙連載，有時還挺開心，感覺別有一番風味。 有一點可以確定：一方是先入為主的文學批評家之流，另一方是只知圍繞自己生活打轉的一張白紙；兩相比較之下，反倒是為後者寫作幹勁更足。 寫小說也是一種生意，而且庸俗程度不下於中尊寺 [3] 的乾屍。乾屍的庸俗，不知是為了自己，還是為了炫耀，總之，先披金戴銀，再派出使者，遠渡重洋，極盡奢華之能事，最後圍之以百堂伽藍，企圖在金碧輝煌的佛堂之下得到如同永生的長眠。可悲可憐。當然了，乾屍的戰鬥精神或許堪稱不俗，與不畏天仙的豬八戒也可算作一路。 藝術必須要超越自然。東方畫家筆下是山水花鳥，西方畫家筆下是女性裸體，兩者都好得很。畫家會去描繪某樣東西，是因為他們從中發現了美。然而，畫家只是將現實女性身上所具備的妖媚形諸紙上，有幾個人曾去嘗試描繪超越現實的妖媚女性呢？當然也有那種稀世的天才，比如蕭邦，在他的音樂世界裡，有時表現出的是超越現實的甜美，有時表現出的是與甜美相對的深沉絕望。但在大部分———包括那些備受好評的藝術中，做到了超越自然的少之又少。 超越自然的願望，最為庸俗。絕大多數人已經放棄，唯有少數乾屍尚不死心。這種願望實屬異常。 就連精明、現實的理性主義者織田信長，也曾有過異常的構想：他打算在安土城建造一座日本第一寺院，名為總見寺，寺中把佛像換作信長本人的雕像，接受所有日本人的膜拜。據說信長死於非命時工程開始還沒多久，僅停留在平整地面的階段便作罷了。 [4] 後來秀吉建造大佛殿 [5] ，或許屬於某種仿效。 乾屍宣示了他們的心理：更偉大的是寺院而非乾屍自己。他們俯視世人，卻總是輸給世人；只有造一座世人造不了的巨大寺院，他們才能安心。可憐的乾屍們。 創造藝術也是同一回事兒，是件庸俗透頂的生意，總要為客戶服務。有人說「晚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庸俗」「基督不庸俗」，錯了；最庸俗的偏偏就是他們。 [6] 他們擁有最廣泛的客戶群，我們見到的只是庸俗的靈魂變成乾屍的樣子。 漸漸地，我不再將「死亡」看作一件大事。倒也不是說「想死」，而是「沒興趣尋死」。我隨時都能死去，就像隨時入睡一樣。睡眠與死亡之間的界限，已經逐漸模糊不見了。 只是如此一來，我又會產生一種猛烈的欲求，想做點庸俗的生意。我變得越來越浪漫，越來越覺得女人好看。乾屍的心或者說欲望，我漸漸懂了。 也許大家都不信：我對美食沒什麼興趣，總是粗茶淡飯；也幾乎不怎麼出門。 但我時常端坐家中一室，雙目放光，凝神靜思：「好咧，我可要長命百歲哩。」松永彈正 [7] 殉城自殺前，還在接受延壽針灸，此事不必大驚小怪。在乾屍看來，死前當然都是生活。 自己一旦成了乾屍，再看世間眾生的肉體，總是越看越美麗。做點庸俗生意的念頭，就會一路水漲船高。 也許怪我藝術家氣質不夠。舉個例子：乾屍是衰朽之軀，就算談上一場恬不知恥、令人作嘔的戀愛，也很難像青年那樣，如夢如痴地說些情話；但這些情話在小說里就說得出口，儘管內容令人作嘔，也能把它表現得甜似蜜糖。乾屍的這種手法，與建佛堂如出一轍。建佛堂需要耐性，不過耐性似乎也在與日俱增，過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耐性說不定就很優秀了。 或許我們可以如此斷言：乾屍的心境不該用來講述，而該用來打造一間金色堂。 對脫衣舞秀與新街頭流鶯的誕生，我持歡迎態度。 從性質上講，雜耍和書籍不該遭到禁止。面對娛樂，人們的反應很單純：有意思就看，沒意思就不看。不管哪裡的窮鄉僻壤，都是一個道理。任何商品都得靠實際品質講話，單憑廣告無法吸引客人。先不說娛樂，且看看藥品市場：廣告打得震天響，一旦品質跟不上，則有傷人害命之虞；普通人沒法看出藥的好壞，只有服用才知分曉。如今對藥品管理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卻把矛頭對準娛樂，真可謂本末倒置。 青少年犯罪率增長，並不是受兇殺電影、偵探小說影響，恰恰反映出青少年教育是何等無力；反映出籠罩在不安下的日本，政治是何等無力。拿電影和小說來做替罪羊，滑天下之大稽。 相撲中含有某種要素，類似於男性脫衣舞秀。風月女子觀看相撲是情非得已；而在明治時期，據說有些家庭制定家規，稱良家女子不該觀看相撲。其實，就算不去禁止，只要那些女孩有正常的見識，就不會產生危害。兩個裸體巨漢扭打成一團，我沒聽說過誰家女孩子踴躍觀戰。力士那種圓胖體形是病態美而非健康美，如果有兩個魁梧女子身著汗衫進行相撲比賽，我等男子不會感興趣；女性不愛看男性相撲，說不定也是一個道理。不過就日本女性對寶冢的熱衷程度來看，她們在性方面的鑑賞能力恐怕不高。 總之，身著汗衫的魁梧女子在淺草進行相撲比賽，想必無人問津；要是換作脫衣舞秀，很可能就座無虛席了。原因很簡單，這種表演屬於健康美。有些人鑑賞能力高，他們從脫衣舞秀中看不出美來，那麼不看便是。如果日後所有觀眾的鑑賞能力都得到提高，都表示不屑一顧，那麼脫衣舞秀自身就不得不做出改變了：要麼關張大吉、要麼提高自身品質、要麼退縮到冷清的角落去苟延殘喘。三種結局，沒有其他出路。 一切與娛樂修養相關的事物，都必須謹防一種錯誤傾向：忘記問題出在修養不足上，只通過暴力來打壓、禁止娛樂本身。人們只要接受正確的教育，自然會做出正確的評判。該看還是不該看，得由看的人自身做出選擇。選擇該看，當然也沒什麼奇怪，他會看上一段時間，直到膩煩。所以小黃書、脫衣舞秀的讀者、觀眾群體，雖然浩浩蕩蕩未曾斷絕，但並不是同一批人；他們只是在膩煩之前暫時成為觀眾。觀眾時常在流動，舊的人走，新的人來。脫衣舞藝人也是一樣，她如果對「單純通過性表現魅力」感到不滿，也許就會去拓展更高層次的魅力了。 街頭流鶯也是同樣的道理。隨著男性審美意識的提高，她們也必須在三條出路中擇一而行：要麼提升自我、要麼被時代拋棄、要麼淪落至冷清的角落。美和藝術，最早都來自這些最卑微的層次，經過一步一步的自我提升，最終才得以升華。這個過程，總要費一些工夫。 不過，美和藝術升華之後，恐怕也不會無欲無求、神韻縹緲、如璀璨星辰般高高在上。美和藝術離不開鮮活的食色本性，與充滿喜怒哀樂、時而妒火中燒的現實生活也從來密不可分。 一般大眾是在自己的生活中熱愛藝術，比如為戀情伴奏，少不了爵士與布吉—烏吉 [8] 。在他們心裡，藝術很實用；庸俗的藝術生產者也明白這一點。藝術必須具備生活用品的實用性、高品質。蕭邦也好，莫扎特也好，他們出現的時候，就是那個時代的爵士與布吉—烏吉，是那個時代的生活必需品。 不管是法隆寺 [9] 、金色堂，還是東照宮 [10] ，建造的背後都打著小算盤：以威嚴堂皇的建築驚懾香客之餘，順便從他們身上撈一筆香油錢。它們是那個時代最大的庸俗精神之產物，充滿了人間煙火的銅臭氣，臭不可聞，俗不可耐，與把玩古董的閒情雅致完全扯不上關係。 晴耕雨讀的心境再簡單不過了，那就是乞丐的心境。人類永遠離不開食色、物慾與妄執，藝術屬於現實世界，無法脫離現實世界而生存。 乾屍注視的只有現實世界。他們心裡或許想過留名千古，但注視的只有現世，以及妄執。妄執投射在現世之中，就表現為法隆寺，表現為金色堂，表現為東照宮。在這其中，不存在任何高雅的精神。 然而，如我這般缺乏藝術家天賦，如果不去嘗試變成乾屍，怎麼也無法做到徹底庸俗。總是不自覺地幻想高雅，或是屈服於自己的醜陋現實，無法真正將庸俗精神鋪張開來。而像契訶夫、蕭邦，不需要去變乾屍也能徹底發揮庸俗精神，所以他們是天才。 我好像在變成乾屍的道路上，終於看清了人類。也有另一種可能：我走上的其實是變成人類的道路。真正的人類。 數學家、物理學家，通常是在十幾歲到三十歲之間，完成他們的新發現，餘生用來對發現進行拓展與補充。 作家嘛，也差不多。二十幾歲基本就能看出極限所在，其後的時間要麼用來打磨技術，要麼在迷宮裡打轉，按著自己的風格擴充下去。 至於「小說的技術」，除了打磨之外，也需要一種發現。我稱之為「發現庸俗」。吸引世人庸俗的本性，存在一根底線，作者必須發現它，並且踩在上面，來一出走鋼絲的表演。換句話說，作者必須生活在現實世界；至少，也得注視著現實世界。 我走上乾屍的道路，也只是最近的事情，連半吊子都算不上，所以也沒什麼耐性。一具半吊子乾屍，雙眼放光、執迷不悟———此番圖景，實在蠢態百出。 仙人會跌落雲端，乾屍卻不會，因為乾屍匍匐在地上，比人類更低、更充滿妄執、更臭不可聞，所以乾屍可能升格為人，卻不會墮落為人。乾屍的生活中，永遠會像入睡一樣死去，永遠會在女人身後追逐。 * * * [1] 學藝，即「學術與文藝」。某某部長，相當於我國報社某某部主任。 [2] 文藝春秋的「春秋」二字應按音讀讀作「ShunJū」，此處藝伎無知，故誤按訓讀讀作「HaruAki」。 [3] 中尊寺，天台宗寺院，位於日本岩手縣西磐井郡。1950年，經專家團隊調查，確認了收藏於中尊寺金色堂的四具乾屍為藤原清衡（1056—1128）等奧州藤原氏貴族。 [4] 安吾在《明日天晴》一文中提到，這一構想見於外國傳教士傳回本國的報告。今天的安土城遺蹟亦有總見寺，但與文中提到的信長構想已無關聯。 [5] 大佛殿，指京都方光寺。豐臣秀吉仿照奈良東大寺建造，1586年始建，1595年竣工。 [6] 安吾酷愛陀氏作品。「作家庸俗無害」說，在《玩具盒》《俗物性與作家》二文中亦反覆提及。安吾認為，庸俗（指為金錢、名聲或應雜誌社要求寫作）實際上為作家提供了激勵，並以陀氏為例，稱陀氏在不遇時代（指西伯利亞流放期間）未能寫出優秀作品，晚年重新成為流行作家，卻為稿費寫出多部傑作。 [7] 松永久秀（1510—1577），日本戰國時期大名，曾任彈正少弼。1577年與織田軍作戰不利，困守信貴山城，最終放火燒城，剖腹身亡。 [8] 布吉—烏吉（Boogie－woogie），一種音樂風格，在爵士、搖滾等音樂形式中都有所應用。19世紀20年代起風靡於美國，日本亦於戰後流行開來。 [9] 法隆寺，位於日本奈良縣生駒郡，聖德太子于飛鳥時代建造，據傳始建於607年。 [10] 東照宮，祭祀德川家康的神社。日本各地皆有東照宮，其中位於栃木縣日光市的日光東照宮最為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