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保護證 · 十三

幾個月以後，在業餘詩人A家，馬雅可夫斯基使我想起了這場電話中的爭吵。當時在座的有巴爾蒙特、霍達謝維奇、巴爾特魯沙伊基斯[31]、愛倫堡[32]、薇拉·英貝爾[33]、安托科爾斯基[34]、卡緬斯基[35]、布爾留克[36]、馬雅可夫斯基、安德烈·別雷[37]和茨維塔耶娃。當時我自然不可能知道茨維塔耶娃將來會成為一位無與倫比的詩人。儘管我還不知道她那時已經有了像《里程標》那樣的優秀作品，可是由於她那顯眼的樸實，我本能地對她另眼相看了。可以感覺得到她身上有一種使我感到很親切的性格，即隨時都願意放棄一切習慣與特權，只要有某種高尚的東西使她感到興奮和心醉。於是我們交換了幾句坦率、友好的話語。那次晚會上，屋裡擁擠著兩派人物——象徵主義者和未來主義者，她成了我對付這些人的一尊活的智慧女神像。 開始誦詩了。誦詩的順序是按照年齡排列的，沒有收到什麼情感上的效果。輪到馬雅可夫斯基朗誦了。他站起來，用一隻手抱住沙發靠背頂端的一塊空擱板的邊緣，開始讀他的《人》。他像一幅淺浮雕作品似的（我在一段時間裡一直認為他是這樣的）高高地佇立在坐著和站著的那些人中間，時而用一隻手支著他那漂亮的腦袋，時而用一隻膝蓋抵住沙發的長圓形扶手，朗讀他那篇深邃而充滿激越之情的詩作。 安德烈·別雷和瑪格麗塔·薩巴什尼科娃坐在他的對面。戰時別雷客居瑞士，革命後他才回國。很可能他是初次見到馬雅可夫斯基和聽他的朗誦。他聽得入了神，絲毫也沒流露出欣喜之情，然而他的面部表情卻更清楚地說明了問題。那張臉驚訝地和感激地對著朗讀者。一部分人我看不見，其中包括茨維塔耶娃和愛倫堡。我觀察著其餘的一些人。大多數人都沒有擺脫令人羨慕的自尊的框框。大家都覺得自己是名人，大家都是詩人。只有別雷一個人在忘情地傾聽，他的思緒已被一種喜悅之情帶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了，這喜悅是不會吝惜任何東西的，因為在它覺得自己在那裡像在家裡一樣自如的那種高峰上，除了犧牲和隨時準備犧牲的決心之外，就別無他物了。 在這次集會上，兩個已竭盡全力的文學流派的兩種天才的自我辯護當著我的面衝突了起來。有別雷在近旁，我感到一種自豪的喜悅，可是我卻雙倍強烈地感受到馬雅可夫斯基的在場。他的本質給予我初次相會的新鮮感。那次晚會上我是最後一次感受到這一點了。 那次集會後，很多年過去了。一年後，我把他當作第一個聽眾，給他朗讀了《生活，我的姐妹》中的片斷，從他那兒聽到了十倍於我指望從別人口中所聽到的稱讚。又過了一年。他在一個狹小範圍內朗讀了《一億五千萬》。這是我第一次沒有什麼話可對他說的。又過了很多年，在這一段時間裡我們經常在國內和國外見面，曾試著友好相處，試著在一起工作，可是我對他越來越不理解了。這一階段的情況還是讓別人去敘述吧，因為在那些年裡我遇到了我的理解力的極限，看來是不可逾越的極限。硬要我回首那段往事的話，那麼這回憶將會是蒼白無力的，也不會給我已經說過的那些話增添上任何東西的。因此我將直接轉入我還要說完的那個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