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保護證 · 五

此後不久，一個夜晚，我參加了酒鬼協會「謝爾達爾達」的一次集會，那是十來個詩人、音樂家和畫家組成的一個團體。我想起了我曾答應要給此前朗誦過戴默爾[11]詩作的優秀譯文的尤利安·阿尼西莫夫帶去另一位德語詩人的作品，我認為後者優於他所有的同時代人。這一次又像從前發生過不止一次那樣，詩集Mir zur Feier[12]在我最困難的時候落到了我手中，接著這本詩集又在雨雪泥濘中逃到了木板鋪地的拉茲古利亞伊，藏身於雜亂地堆在一起的受潮的古書、傳統書籍與青年人的新作之中，以便在被楊樹下面的閣樓里的禿鼻烏鴉嚇傻後能懷著新的情誼——即靈敏的嗅覺回家，再次回到城裡的一扇門裡去，當時那裡的書並不多。現在該談談這本集子落到我手裡的經過了。 事情是這樣的。六年前，在十二月里的一個黃昏——那些黃昏連同那條到處都看得到雪花的神秘鬼臉的靜悄悄的街道一起，已被我在本文中描述過兩次，我也跪著爬來爬去，幫助媽媽整理父親的書架。一排排整整齊齊的已被揩布抹乾淨的、從四面被插進去的印刷品像內臟似的回到了已開過膛的書架上，這時從搖搖晃晃、最不聽擺布的一摞書里忽然掉出來一本褪了色的灰皮小書。我純屬偶然地沒有把它重新塞回去，而是把它從地板上拾起來，然後拿到自己的房間裡去了。很多時日過去了，我愛上了這本詩集，不久又愛上了同一隻手簽贈給我父親的另一本與它結伴的書。但是過了更多的時日後，我才弄明白這兩本書的作者萊內·馬利亞·里爾克應該就是很久以前的那個夏季里，我們在一個被人遺忘的林間小站的轉圈子的路段上丟下的那位德國人。我跑去找父親求證我的猜測，他證實是對的，可是卻想不通此事為什麼會使我感到如此激動。 我不是在寫自己的傳記。我是在別人的傳記有此要求時著手寫它的。我和它的主角都認為只有英雄才配有真正的傳記，而詩人的經歷根本就不適於採取這種形式。一定要寫，就得搜集一些無關緊要的瑣事來湊數，而它們則會證明詩人對憐憫之情和強制手段做出了讓步。詩人使自己的一生具有如此自願地大起大落的坡度，因此它不可能被放在傳記的垂直線中，而我們卻希望在那裡看到它。詩人的傳記是無法在他自己的名下找到的，而是必須到別人的名下、在他的一群追隨者的傳記中去尋找。多產的個人越是孤僻內向，他的生平事跡就越具有集體性，而且毋需用任何寓意手法。天才作家的下意識領域是無法度量的。在他的讀者身上產生的一切感受就構成了這一領域，但他對讀者產生的影響是他無從知曉的。我不是在用自己的回憶來紀念里爾克。相反，這回憶是他贈予我的禮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