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卡列尼娜 · 一
差不多過了兩個月光景。已是仲夏時節，謝爾蓋·伊萬諾維奇這才準備離開莫斯科。
在此期間，謝爾蓋·伊萬諾維奇的生活中發生了一些重要事件。他的著作《試論歐洲與俄國國家體制的基礎和形式》已於一年前完稿，這是他六年筆耕的成果。此書的某些章節和引言已在一些刊物上登載過，另一些章節謝爾蓋·伊萬諾維奇也對自己圈子裡的人讀過，所以這部著作的中心思想對廣大讀者來說已不可能是十分新奇的了。但謝爾蓋·伊萬諾維奇仍然期望它的問世能在社會上產生重大影響，即使不是學術革命，那至少在學術界引起轟動。
這部著作經仔細潤飾加工之後已於去年出版，而且送到書商手裡。
這篇文章發表之後，對此書的評論再沒有出現過，無論是發表在刊物上的，還是口頭形式的。於是謝爾蓋·伊萬諾維奇看出，六年來他耗盡心血與精力所寫就的著作付諸東流了。
謝爾蓋·伊萬諾維奇聰慧、有教養、身體健康、精力充沛，但不知道現在該把這全部精力往哪兒使。在客廳聚會時，在一般會議和委員會會議上，以及凡是有機會說話的地方的發言，占去了他一部分時間。但他是個久居城市的居民，絕不會像他涉世未深的弟弟來到莫斯科時那樣，全身心地撲在各種談話上。他還有許多空閒時間和剩餘精力。
謝爾蓋·伊萬諾維奇精確計算撰寫書評所需的時間，但是等了一個月又一個月，仍然不見任何反應。
謝爾蓋·伊萬諾維奇儘管打心眼裡瞧不起這位作者，但仍然十分認真地讀了這篇文章。這篇文章的筆調太可怕了。
該作者是個害病的、很年輕的諷刺小品文作家，文筆犀利，但極沒有教養，在個人交際方面膽小怕事。
諷刺小品文的作者顯然看不懂全書的內容。但是他在書中巧妙地東抄一句，西摘一段拼湊成一篇文章，讓沒閱讀過此書的人（其實幾乎誰也沒有閱讀過）看了之後以為，這整本書只是華麗辭藻的堆砌，而且用詞不當（已打上問號），作者是個不學無術的人。這一切做得十分機巧，連謝爾蓋·伊萬諾維奇本人都無法否認這種機巧。文章的可怕之處也就在這裡。
雖說謝爾蓋·伊萬諾維奇在審視這位評論者的論點是否正確時所持的態度十分認真，但他根本不去注意評論者所嘲笑的缺點和錯誤，因為十分明顯，這一切都是別人故意找茬，他旋即不由得詳細回想起他與該文作者的會見與交談。
雖說謝爾蓋·伊萬諾維奇不向任何人打聽此書出版後的情況，對朋友們提出的問題他也故作輕描淡寫地回答，甚至不向書商打聽書的銷路，但實際上他密切注視、十分關心這部著作給社會和學術界的最初印象。
眼下謝爾蓋·伊萬諾維奇的心情越加痛苦，因為此書完稿後，他再也沒有從前那種占據他大部分時間的著書立說的活兒可幹了。
眼下他整天忙得不可開交，連回封信和答覆別人要求的時間都沒有。
然而，過了一個星期，又過了一個星期，第三個星期也過去了，社會上仍沒發現任何反應；他的那些專家和學者朋友有時顯然出於客套才提到它。另外一些熟人原本對學術類的書籍不感興趣，因而根本不會提起它。社會上，尤其是當今社會上，關注的只是其他事情，對它十分冷淡。有關學術刊物一個月來對這部著作隻字未提。
有關這個問題的許多言論和文章的某些細節謝爾蓋·伊萬諾維奇並不同意。他發現議論斯拉夫問題已成為一種時髦的消遣，這種消遣往往就是全社會的談資，而且在不斷變換花樣；他還發現，許多人懷著自私和圖虛榮的目的來討論這個問題。他以為一些報紙刊載大量不需要的和誇大其詞的文章，其目的只有一個——譁眾取寵，壓倒別人。他看到，在社會上掀起的這場浪潮中，沖在最前面、叫得最響的全是些不得志和心懷怨恨的人：沒有兵權的司令，沒有實權的部長，沒有刊物的記者，沒有嘍囉的黨派頭目等等。他從這兒看到許多輕率可笑的東西；但他也看到並且肯定這種把社會各階級聯合起來，不能不令人動情的、毋庸置疑的、不斷高漲的熱情。屠殺同教教友和斯拉夫兄弟，引起了人們對受難者的同情和對壓迫者的憤怒。塞爾維亞人和黑山人為偉大事業而作出的英勇壯舉，激起全民族不光是口頭上，而且是行動上援助兄弟民族的願望。
幸好，在他的著作遭冷遇這段最痛苦的時期，從前社會上不引人關注的斯拉夫問題漸漸開始替代異教徒、我們的美國朋友、薩馬拉災荒、展覽會及招魂術等問題，而謝爾蓋·伊萬諾維奇原本就是討論這個問題的發起者之一，於是全身心地投入了進去。
在謝爾蓋·伊萬諾維奇所屬的那一階層的人們當中，這個時期除了斯拉夫問題和塞爾維亞戰爭之外，其他什麼事情也不談，什麼文章也不寫。以前一直閒得無事可做的那幫人現在竟不惜時間為斯拉夫人效勞起來。舞會、音樂會、宴會、祝詞、婦女服裝、啤酒、小飯館——一切都證明，人們是支持斯拉夫人的。
只有《北方甲蟲》在它一篇寫倒嗓歌唱家德拉班季的諷刺小品文里，才順便說了幾句貶低科茲內舍夫這部書的話，並指明此書早已受到大家的指摘和普遍的嘲笑。
另外還有一種現象令謝爾蓋·伊萬諾維奇高興，這就是社會輿論的出現。全社會明確表示了它的願望。「體現了一種民族精神，」事後謝爾蓋·伊萬諾維奇如是說。而且，他越是鑽研這個問題，越是清晰地看到，這必將是一個聲勢浩大、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事件。
到了第三個月，終於在一本正經八百的雜誌上出現了一篇批評文章。謝爾蓋·伊萬諾維奇知道該文的作者。有一次在戈盧布佐夫家同他見過面。
他忙了一個春天和部分夏天，七月份這才準備到鄉下弟弟那裡去。
他回想起那次見面時，他曾經向這個年輕人指出，他談吐粗俗無禮。至此，對方寫這篇文章的緣由也就釋然了。
他全身心地投入這項偉大的事業，不再去想他那本書的遭遇。
「我是否有什麼地方得罪了他？」謝爾蓋·伊萬諾維奇問自己。
他去鄉下歇息兩個禮拜，要在該民族最神聖的地方，在偏僻的鄉村，好好地欣賞一番他和首都居民、城市居民都已深信不疑的民族精神高漲的景象。卡塔瓦索夫早已打算履行對萊溫許下的去他家造訪的諾言，於是乘車同他一起前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