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菲利克斯 · 6 為什麼是「阿拉伯菲利克斯」？

1 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有位聖人在帖哈麥地區居住下來，接著就有人特意前來聽他講道，摩肩接踵，絡繹不絕，自此一個城鎮便在那片土地上漸漸發展起來。於是才有了「拜特費吉赫」，這個地名是「智者之家」的意思，然而在1763年春天，沒有智者生活在拜特費吉赫。如果有的話，那智者一定會向丹麥遠征隊成員們解釋，前往穆哈的這場旅途，真的是萬萬使不得。 拜特費吉赫與另外三座重要城市——盧海耶、穆哈、薩那——基本上處於等距關係。盧海耶的話，遠征隊已經探索考察完畢，在此毋庸贅言。眼下他們去意已決，要離開拜特費吉赫以探索新的地區，從而為兩位病患另闢一處好居所，於是他們就面臨著二選一的難題了。要麼他們就向咖啡小山群進發，首都薩那就在其北；要麼就去海港城穆哈，這樣他們就得繼續深入帖哈麥沙漠的南部地區。彼時正值4月末，也就是說，夏天的前奏才剛開始。沙漠，的確是於不久前在春天的幾周時間內煥然一新了，然而用不了多長時間，它就會轉變成天地間的一個大烤爐，到那時，穆哈地區也將籠罩在熾熱潮濕的氣候里，各種細菌繁衍生息，能喝的水都會被污染殆盡，空氣悶熱難耐，吹不到一絲微風，到那時，穆哈便會如同人間煉獄。而薩那呢，恰恰是另一幅景象：首先那裡地勢高，山間氣息清澈新鮮，園子裡有蔬果不說，還有涼爽宜人的濃蔭，未受污染的水井。其實，這兩處都在此次遠征必須考察的城市之列，但到目前為止，就他們在葉門所受到的接待來看，就算沒有預先得到穆哈那邊提供的介紹信而徑直去首都，應該也沒什麼大問題。況且對於那些提前寄放在穆哈海關處的大木箱子，眼下他們也沒有任何的緊急需要。所以照一切分析來看，選擇應該指向的是直接前往薩那的路途，至於穆哈則可以等到氣候再一次秋高氣爽時再去，也不遲。這樣一來，他們就可以遵循薩那當地的過夏習俗：其實和當今時代的人們也沒什麼不同，就是但凡有點閒錢能支付得起的，都願意搬到山裡去避暑過盛夏。再說了，薩那比穆哈也遠不到哪裡去，主要是隊里還有兩位久病虛弱的患者，根本經不起鞍馬勞頓大顛簸，所以得往高處山地走，那兒氣候適宜，自然能為他們倆身體健康的恢復提供良好環境，相反，再看穆哈的炎夏溽暑，簡直不是人體所能承受的，別說在那兒養身體了，能不能存活下去都是個問題。顯然該做哪個決定不是明擺著嘛，實在沒什麼好猶豫的了。 然而，事實到底匪夷所思。遠征隊的表現就好像根本沒有深入探討過這個問題一樣。真的很奇怪，他們之間難道是像過去那樣產生了嚴重的意見分歧嗎？沒有理由如此，並且也找不到任何相關跡象。但事關整支隊伍生死存亡的決定，他們就這樣全體無異議地通過了，仿佛一艘船上的全體海員只不過開了個碰頭會議，便達成了一致決定——本著試試的念頭——遂即拔開了船底的通海閥門。沒錯，在拜特費吉赫的最後時間裡，整個丹麥遠征隊就和這艘拔了通海閥的船一樣。1763年4月20日，他們離開了「智者之家」，就要穿越南部的沙漠地區，到穆哈避暑去。 福斯科爾和尼布爾會在白天騎驢行進。一個是為了收集，不想錯過路上碰到的任何植物；另一個是為了給地圖採集數據。而遠征隊其餘人員，則是騎駱駝走夜路行進，那二人的行李及儀器設備也是由他們負責帶著。 暑熱之狠，似要把人吞噬了去。眼下，福斯科爾的華氏溫度計頻頻顯示100度。乾旱、沙化，周身一切莫不如此。滿眼看不到植物，也幾乎不見村莊，只偶爾有一支駱駝商隊在小路上擦肩而過——載著從海邊採集來的鹽貨，運到山區那邊交易。到了晚上，他們只能像以前一樣，找沿途的咖啡小茅舍過夜，就睡在泥地上。尼布爾還是時時要與找上門來的風寒發熱作鬥爭，每當他好不容易入睡了的時候，其他成員的抵達又會把他從夢裡給生生拽醒。因為根據安排，由後到的幾個負責帶儀器，而他的星盤用驢子也不好馱帶，於是也交了出去。等夜裡他們一到，他就得用星盤觀測星象了。他要憑此計算出他們所在的位置，然後把數據添加到那張地圖上去。1763年4月23日傍晚，眼看城門就要關了，福斯科爾和尼布爾終於抵達穆哈。精疲力竭。正要騎進城門裡去的時候，門衛把他們攔了下來。原因是嚴禁猶太人和基督徒在街道上騎驢行動。尼布爾認為這條禁令就是一個不祥的預兆，「這是什麼糟糕常規」，他說道。確實，自從他們離開開羅以來，這還是頭一回碰上。二人一時無言以對，只得拉著籠頭引驢前進，而這座古怪城市街道上人滿為患，他們穿行其中，緩慢而吃力，真是疲憊極了。能怨誰呢。不是計劃好接下來幾個月都要在這兒度過嗎。 還記得穆哈的巨賈之子吧，那位年輕的伊斯梅爾·薩利赫，會說一點荷蘭語，對歐洲人的各種情況了如指掌。當時他們還在吉達，他去登門拜會，現在說來，那差不多是6個月以前的事了，他的彬彬有禮，他的曲意逢迎，徹徹底底贏得了他們的歡心，以至於他們主動向他發出邀請，希望他能隨同遠征隊一起登上那艘來自馬斯喀特的咖啡船，當然了，他的隨船費用一律全免。當他們決定在盧海耶登岸時，這位伊斯梅爾·薩利赫又出謀劃策了，也算是回報他們的好意吧，他說他可以幫忙照看他們那些大木箱子——當然也包括福斯科爾收集到的植物標本——把它們帶到穆哈的海關處。於是他們便一百分信任地接受了他的提議，拱手轉交了自己最為寶貴的知識成果。他們深信自己遇到了一個有權有勢的朋友，等他們抵達他的故鄉時，對方一定會奉上莫大幫助。 回到1763年4月23日傍晚。當福斯科爾和尼布爾在城門那兒被攔下時，他們其實知道有三位英國商人和一大批輪船從孟買而來，也是剛剛抵達這裡。彼時他們確實是思前想後地糾結了一番。到底要不要去找那幾個歐洲人來幫忙安排一下自己在城裡的住處呢？後來他們還是打消了這個念頭。他們擔憂，自己一身灰頭土臉的東方裝束，如果讓人家誤以為是無業游民流浪漢怎麼辦，就像尼布爾寫的，如果人家覺得不是「地道純正的歐洲人」呢？話雖如此，他們終究還是弄到了英國人的住址，並且他們發現這些紳士真的是非常富有，也非常熱情好客。只是他們沒有去投靠人家。因為他們要直奔伊斯梅爾·薩利赫家。 再見到他們倆時，這位年輕人真是「喜出望外」啊。嘴裡忙不迭地道著，哎呀自己最好的朋友們終於來了，想念張嘴就來，倒弄得這兩人不大自在，都不知道接下去說什麼好了。他著即給他們找好一處住所，安頓好後就邀請他們來家裡做客，喝酒划拳。作為虔誠的穆斯林當然是不能喝酒的，但他不想讓他們自斟自酌，所以就給他們找來了可以陪酒助興的「變節者」，一個印度的天主教徒。此人一開喝，絕對是虔誠的酒鬼無疑了。福斯科爾和尼布爾對這種陪酒方式感覺不妙，遂好言謝絕了對方的「再來一杯燒酒吧」。而伊斯梅爾·薩利赫此時說話的語氣變得親密無間，他建議，你們把絡腮鬍子剃了吧，也把歐洲裝束換回來。總之，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在這裡你們千萬不能表現出自己對阿拉伯人好像很了解，不然的話就只會引起當地居民的各種懷疑。他們遂說起在這之後還要前往薩那的打算。東道主一聽，先是大驚失色，隨後轉為厭惡神情。如果你們就打算只身前往的話，則是萬萬不可；那些薩那土著粗蠻不堪，還處於未開化狀態；比較明智的選擇還是留在穆哈，不管怎麼說在這兒還有我保護著你們呢。他們於是給他講起了，之前在帖哈麥時大家兵分幾路所完成的長途考察，以及他們在各方各面所受到的熱情接納和友善對待。伊斯梅爾無論如何是沒有想到這些的，他的吃驚程度不亞於剛剛。出於穆哈人維護穆哈的心理，他聲稱自己當然要比他們更了解薩那人，那裡的人，對待歐洲人，哼，用的可是仇恨的冷暴力。他說這番話的時候語氣非常冰冷。隨後則話鋒一轉，說道，儘管如此，你們還是很幸運的，我父親在城中也算是有頭有臉的人物，到那時在各方面他都可以幫襯你們。 就伊斯梅爾·薩利赫的這番說辭，福斯科爾和尼布爾也由衷信了，一點都沒懷疑其真實性。他們還問到，明天他是否可以和他有權有勢的父親一起陪同他們前往海關去，好把那些寄存的從盧海耶發來的大木箱子給取走。得到應許後，他們便向主人告辭了，離開他家時，那位負責陪酒的印度人也一同退了出來。而後者就像打開了話匣子，登時變得滔滔不絕，他們一邊沿著街道往前走，一邊聽他大侃特侃，也許是酒後吐真言，印度人開始說起伊斯梅爾·薩利赫處於灰暗地帶的那一面——他對外國友人的鐘愛以及他那個有權有勢有頭有臉的父親。這下可好，福斯科爾和尼布爾心中不免疑團驚起，理想人物與現實人物根本無法重合。到最後，等酒陪徹底講完後，他們再也沒有什麼疑惑了。他們終於知道自己徹底被耍了。 第二天早上九點鐘，遠征隊其餘成員並行李及儀器設備也都到齊了。眼下包括尼布爾和福斯科爾在內，他們一行人都到了海關。然而除了看到穆哈的酋長親自把守在那兒之外，根本不見伊斯梅爾·薩利赫的身影，更別提他那位有權有勢有頭有臉的父親了。這時福斯科爾只得向那位酋長求助。他問道能否通融一下，先把他們從拜特費吉赫帶過來的這些物什給批准了，這裡面有廚房用具，還有他們的床，由於馮·黑文趕了一整夜路，加上持續的發熱折磨，現在已是氣若遊絲，必須立即休息。然而這個請求遭到了否決。海關工作人員表明，他們首先要檢查一下從盧海耶隨船發來的那些大木箱子。這其中有個箱子裝的是一些小瓶子，裡面盛著福斯科爾從紅海收集到的各種魚類。於是福斯科爾急忙懇求他們不要開瓶檢查，因為裡面裝滿了高濃度的酒精，一旦打開倒出來，魚的味道會特別刺鼻難耐。那些海關工作人員根本不聽，他們打開了瓶子，把魚兒都弄了出來，又在瓶子裡攪來攪去，想看看那些液體裡還藏了什麼別的東西沒有，最後索性把它們全都倒到了地上。結果呢，酒精摻雜臭魚，整棟房子裡都是那個難聞的味道。 卡斯滕·尼布爾寫道：「可想而知那些阿拉伯人聞到之後的反應吧。在他們的宗教禁忌里，但凡是酒可都一律不沾的。可想而知我們當時感覺有多羞愧吧。在那位酋長面前，他的海關辦公處都被我們的東西給弄得污髒不說，還臭氣熏天。」這種味道也加重了馮·黑文的難受和虛弱。他們於是再一次請求能否先看床鋪，檢查完了好還給他們。但又一次遭拒。海關工作人員仍舊堅持要打開從盧海耶來的那些大木箱子。這一回他們找出了那些軟體動物——之前在打包時還沒怎麼晾乾曬透——聞起來也是腐臭的味道。一時間，周圍看熱鬧的人群壓低了憤怒的聲音交頭接耳。海關工作人員也惱火起來：所有裝著軟體動物——福斯科爾非常仔細用心地打包過——的行李箱，都被扯了出來全部倒空，地板上到處都是，他們手拿撬棍仔細地在其中撥弄翻找。福斯科爾大聲呼求著，快別這樣做，這樣下去全都毀了。但這點阻攔絲毫不起作用。阿拉伯人沖他們說道，收集這種東西的人，肯定是腦子有問題、心智不健全，更別說還把這些東西寄到這裡來，不就是為了愚弄我們酋長大人和海關工作人員嗎。圍觀人群頓時議論紛紛。有一些人的看法更為奇怪，說這都是些極為珍貴稀有的生物，但是被歐洲人施蠱迷惑了它們的眼睛。至於酋長本人，看起來像是性情溫和的那類人，到這一刻為止，尚且還未聽信那些無稽之談。但是，緊接著工作人員就提溜出一些曲頸瓶來——福斯科爾在這些燒瓶里用酒精封存了一些小蛇。這下子眾人都愕然了，驚得也顧不上討論了。過了一會兒，是一位工作人員打破了沉寂，他找到了合理解釋，他說，歐洲人來葉門的動機現在已一目了然，他們就是要用這些毒蛇來毒死穆斯林。為什麼，他們之中還有一人專門假扮成醫生？分明是要藉此找到一個恰當合適的機會，好實施這個惡毒的計劃。酋長一聽百姓的生命陷入了危險境地，便失去了所有耐心，嚴聲厲色地宣布道，以真主之名，再也不准這些外國人在這個城市裡繼續逗留，今夜之前就得離開。不用說，看客當即一片譁然。這些歐洲人立刻就被逐出了海關，都沒能帶走一件東西，包括那些最基本的必需用品——廚房一切用具並他們的床鋪——統統都被扣留在裡面了。在他們身後，海關大門就這樣緊緊閉上了。 與此同時，侍從貝里格倫急急忙忙從遠處跑來。大事不好了。剛剛有一些阿拉伯人強行進入了伊斯梅爾·薩利赫為他們找的那座房子裡，把他們的鞍囊袋子都扔到了窗外，那裡面裝的是他們從拜特費吉赫帶來的書和儀器。現在，那座房子也已經被封死了。福斯科爾和尼布爾立即沖了回去——把那些得以倖存的物什先保全下來再說。他們很快就明白過來一切的幕後主使是誰了。這些不速之客的探望拜訪，奉的都是伊斯梅爾·薩利赫的命令。 福斯科爾真的要氣瘋了，一怒之下就跑去他家裡了。結果呢，百般問詢都無濟於事。這位彬彬有禮的謙謙公子仿佛是遁地消失了一樣。根本沒有人知道能在哪裡找到他。而這些可憐的歐洲人吶，眼下是聚到一處了，正一起在這個城市裡「四處參觀」。新住處，想要尋求一個新住處。太難了，可以說毫無希望可言，所到之處，迎接他們的只有辱罵聲。整座城市都已經聽說在海關處所發生的事情了，沒有人會願意給他們房子住的，他們害怕會被毒死。一小團人就這樣挨家挨戶地問了整整一天，且不說馮·黑文和尼布爾還飽受瘧疾的折磨。經他們問求過的那些人們會跟到街上去，衝著他們的背影大聲地威脅恐嚇，街上總有一群小男孩緊跟著他們，也是不停地嘲笑譏諷。直到接近傍晚時分。他們才遇到一個「kadi」（法官），願意做他們的擔保人，幫他們勸說一戶阿拉伯人家租給他們一間屋子。房子主人也清楚自己可以藉此機會撈一把油水，遂向他們要的是2倍租金。需要一次性交清四個月的預付費用，他說著，眼光向上斜睨過去，無不狡黠地等著對方的反應。尼布爾就把錢如數放到了桌子上。 沒過多久，他們所遭遇的不幸便傳到了從孟買來的那些英國商人耳中。後者遂即傳了信來，要請他們共進晚餐。也是到了這時，尼布爾才看見一束溫暖光芒：「這是我們所受到的邀請中最為融洽適意的一次，再也沒有比這更愉悅的用餐了。我們和英國人一起享用了一頓如此豐盛的晚宴，自從開羅出發這麼久以來，我們就沒有再見到過這樣溫厚淳良的同類，所以我們也是借著這個機會，找到了真正的、堅定不移的朋友。」 第二天情況仍沒有絲毫好轉。海關那邊扣留的物什他們也還是一件都要不回來。眼下伊斯梅爾·薩利赫再一次現身了，這回他直接把話挑明，說，安撫酋長的唯一辦法就是給他送禮，且不能少於50達克特——將近200克的銀子。你們知道不，酋長大人是不接受基督徒的造訪的，不過，伊斯梅爾·薩利赫說道，我倒是可以做個順水人情，替你們把錢呈送上去。此時遠征隊成員已經完全處於被動地位，明擺著只能順應這個阿拉伯人了，但還是先把他給打發走了，說他的好意他們心領了，他們還是希望由自己親手把禮物送給酋長大人。眼下遠征隊終於明白過來，整出鬧劇唱到最後還是錢的問題，但萬萬沒想到竟然是要這麼大的數目，真是獅子大開口。等過了這一日，第二天照舊還是沒從海關要回任何一樣東西時，尼布爾便做了決定，想辦法弄到了酋長府邸的拜訪准許，咬咬牙帶上50達克特，硬著頭皮送錢去了。如此心情沉重地帶著這麼一大筆錢到了那裡，差一點兒他就進去了。然而就是在大門外，他得知酋長意外中槍，傷在腳上，才不久的事兒。尼布爾遂即舒了一口氣，現在他終於有一個正當理由可以避免送錢了——送出去這筆錢意味著遠征隊的財庫也就所剩無幾了：「我當時轉念一想，真希望酋長當下就需要我們的醫生拜訪看望，這樣一來我們也就可以挽救自己的處境，而免於送禮了。」 但是尼布爾的希望落了空。的確有人向酋長獻策，說可以派人去請那位丹麥醫生，然而酋長並沒有採納，因為他擔心自己會被歐洲人尋機報復，擔心自己會被下毒。4月27日，他們獲准進入海關取回床鋪用品，但是褥墊已遭嚴重損毀，根本不能用了。4月28日，他們什麼都沒拿到。到了4月29日，他們也只是獲准拿回一些無關緊要的瑣碎零用。除此之外，就再也沒有了。就算現在尼布爾認識到——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權當那50達克特是必須得扔掉的了，他也做不到親自去把這些錢交到酋長府邸里去，去了估計都沒那個氣力帶自己回來，甚至就連乞求對方收下這筆錢的那種卑躬屈膝的態度，他都做不出來。於是這個任務只好交給福斯科爾去完成了。 要去親手送上這份禮，有那麼一瞬間，對於這個獨善其身的瑞典人來說，這的確是一個會令人刺痛的恥辱。但福斯科爾畢竟是福斯科爾，他依舊要捍衛自己的權利與尊嚴——這是他做事的原則，並且根據以往經驗，他知道如何將這種捍衛化為個人優勢，從而碾軋對方。因此他的樣子有點心不在焉，只是不耐煩地將這筆巨款從自己手上送交出去了，看起來就好像是很乏味的形式主義，不得不走個過場罷了；同時他還有點困惑：酋長收錢的時候咕噥了一些含糊其辭的客套話作為收錢的藉口，好像是有意等著福斯科爾來反駁自己似的。福斯科爾呢，對此不置一詞，他甘願冷冰冰，甘願兀自詫異，甘願不形於色。等到宴會結束之後，由於福斯科爾是可以用流利的阿拉伯語進行交流的，眼下這位阿拉伯人反倒變得彬彬有禮起來，特別殷勤好客的樣子，說自己很意外——並反問——福斯科爾他們怎麼不早點來探訪他。福斯科爾則冷淡回應，似乎對這些溢美之言無動於衷，他隨即轉換話題，提出了幾個一針見血的問題，令對方甚是難堪。就算這個阿拉伯人沒有受其賄賂，此刻他也實在找不到理由——為什麼他們的交談需要他屈尊俯就地恭維諂媚？酋長漸漸意識到，這次會面其實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人格之間的交鋒，而屬於他的那份尊嚴與高貴，就像是皺縮了一般，越想越令他難受，最終內心悔之不迭，早知道自己要被迫接受這份擺在眼前的冰冷待遇，他寧可不要那50達克特。但就在這時，福斯科爾起身告辭了，他先前的困惑已經有了答案，甚至可以說，他已經得到了所有想要的回答。至於酋長，眼下也只能是心知肚明地接受了對方的謝禮，而好自為之吧。 在這之後，穆哈的風果真說變就變了。第二天一早，遠征隊就收到了兩隻綿羊和一大袋稻米，都是酋長送的；海關那邊也把扣留的大木箱子原封未動地交給了他們；克拉默醫生也要去看酋長的傷腳了。福斯科爾走在街上，遭到了某個不足道的阿拉伯人的辱罵，此人立即鋃鐺入獄——只能說自認倒霉吧，誰讓他沒跟上事態的發展呢。此外，福斯科爾還得時刻提防著伊斯梅爾·薩利赫，以免他再把當前的好境況給攪黃了。眼下，當遠征隊其他成員都處於不大活躍的狀態時，福斯科爾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忙碌。顯然就連難以承受的高溫天氣都沒能阻擋他早出晚歸的步伐：協商談判，安排籌備，擬定協議。在不到兩周的時間裡，他儼然是當前處境裡的主人，而且是工作領導兩不誤，他的日常工作量比以往更大了。於是再一次地，他的日記里記滿了度量單位、計量單位、貨幣單位的各種表格。他研究這個城市與阿比西尼亞之間進行的金子與象牙的貿易，標記好沒藥、乳香、珍珠母的價格，他還發現阿拉伯人尤其對販賣鐵、鋼、槍筒炮管感興趣，「不過他們偏愛的不是圓形的，而是厚五邊形的」。 這段時間福斯科爾可以說是一個人做了五個人的工作。而另一方面，這些日子對於尼布爾和馮·黑文來說卻頗為焦灼。他們的身體狀況進一步惡化。在尼布爾的記憶里，他從未有過如此糟糕的處境。5月18日，他勉強用法語拼湊了一封寫給伯恩斯托夫的信，信中是他有史以來第一次，於無奈之下請求丹麥外交部部長寬恕他——由於染病在身——未能完成並寄出自己負責的考察記錄。眼下他把自己的「受寒」稱作「痢疾」。相形之下，馮·黑文則是另一種光景了。在穆哈他一封信都沒寫。過去很多時候，這位丹麥教授給自己的玩忽職守編造的藉口就是傷殘和得病。然而，當發熱已經不再作為一個託詞，而是成為真正折磨他的痛苦時，當他終於與自己冷酷殘忍的不祥命運面對面站立時，他所做的，卻是沉默地接受了命運的裁決。他寫的最後一封信就是在盧海耶時寫的那封，他在其中表達了自己的期望，他說自己想在阿拉伯菲利克斯待上兩年時間。其實馮·黑文打算在阿拉伯菲利克斯停留的時間遠不止兩年。所以他那封信仍舊是說謊了。然而在穆哈的他卻連一封信都沒寫。他的人生就這樣迅疾走到了彌留之際，對此，卡斯滕·尼布爾的記述如下： 由於在拜特費吉赫時就已經埋下了誘因的種子，眼下馮·黑文先生的身體狀況是一天糟過一天。傍晚之後，他會覺得稍好一點，特別是當他可以到戶外呼吸一點涼爽的空氣時。但在熾熱白晝的高溫籠罩下，他就十分熬不住了。22日到23日的這天夜裡，他是在屋頂平台上露天而眠的，那上面空氣涼爽宜人，他身體能感覺舒服一些。第二天晚上刮很大的風，他不敢再待在外面過夜，因為他還沒有習慣——像阿拉伯人那樣——把臉帶頭都蒙起來睡覺。而後在24日到25日的這天夜裡，他就再一次冒險到屋頂平台上睡了。結果第二天一大早——想必是夜裡嚴重受寒——他就病重了，嚴重到什麼地步了呢？自己都回不了床了，還是兩個僕人上去抬的他。下來後，他的光景就越發暗了下去，呼吸越來越弱，才到這一天的八點鐘，脈搏就基本全無了。我們遂切開了他的一條靜脈，這時他看上去似乎又回活了幾分。在接下來的一個鐘頭里他寫了遺書。儘管我們始終沒有放棄希望，我們相信他還會再好起來，然而到了晚八點，他就開始胡言亂語，不停說話，什麼都說，一會兒阿拉伯語，一會兒法語、義大利語、德語、丹麥語。說完後他就墜入了深深的睡眠之中，更準確地說，是陷入昏厥，隨後到了10點左右，他便撒手人寰了。 根據尼布爾的記述，雖說葉門這裡沒有用棺材埋葬死者的風俗習慣，但遠征隊成員無論如何還是找來了一個木匠，做了只大木箱，用來「盛放我們朋友的遺體」。英國商人還給他們派去了6位海員幫忙，都是來自印度的天主教徒，他們在5月26日接近黃昏時分，把死者的遺體運送到歐洲人的教堂墓地——就在市郊外的不遠處。那三位英國人也與福斯科爾、博朗芬、克拉默，還有生病的尼布爾一起，前往墓地送棺。至於葬禮，也是按照基督徒的儀式辦理的。 與此同時，卡斯滕·尼布爾在日記中也寫了一份訃告——考慮到這些話是出於刊登公布的需要——表達難免有誇大其詞的修飾與失真：「一直以來，馮·黑文先生致力於東方文獻資料的專注研究，可謂是鑽堅研微，苦心孤詣。在我們回歸之際，他將帶回包括東方學術領域在內的最為重要的研究發現——這原本是無可非議的期待。而今他已離去，所謂學術界之莫大損失矣。」 穆哈 尼布爾繪製，「7」為馮·黑文的埋葬地所在。 多年以後，尼布爾在給兒子講述時則對此坦陳不諱了：「馮·黑文首先是一位不合格的語言學家，其次是他所選的工作，其實是任何人都可以勝任的工作。他在整個遠征期間的唯一念頭就是回家，他最喜歡談論的話題就是他為自己規劃的舒適未來。研究和考察所帶來的那種振奮與快樂，本可彌補旅途中的很多困難及貧乏，而他卻絲毫感受不到。於是，我們從沒有人覺得是在放棄這場遠征，倒只有他自己一直在打退堂鼓。對他來說，美酒佳肴才是生活最值得追求享受的愉悅，而在阿拉伯半島，遠征隊所有成員都只能吃單一的食物，喝變質了的飲用水，他一開始是沮喪，繼而失望，大失所望後便覺得走投無路，常常怨毒咒罵，甚至有時會遷怒於其他同事。他生性好吃懶做，加之該地區又氣候炎熱，他就更有充足理由什麼事情都不做了。不僅如此，他還總是盛氣凌人，表現出一副目空一切不可一世的樣子。他總覺得自己是我們所有人里最為優秀出色的成員，覺得自己是遠征隊當之無愧的領頭人，因此最讓他懊惱的就是他始終沒能掌握隊里的經濟大權。最後他所遺留下來的文件都是些毫無價值的紙張，真的是連一點點有價值的研究發現都沒有。」[31] 就像克拉默博士的無能一樣，馮·黑文的失敗也是不爭的事實。丹麥遠征隊僅有的這兩個丹麥人——真是本色出演——詮釋了兩個毫無出息的角色，毫無疑問這便是丹麥沒有此二人的相關文字記載的主要原因了。對於以上這些，我們的確一度認為是板上釘釘的事兒，覺得事實就應該如此，然而，然而我們有沒有想過呢，這中間其實也存在情有可原的因素，是我們從前忽視了的未曾深究清楚的現實情況——甚至連馮·黑文自己心裡都不是十分明白。 第一點要提的現實處境是，他孤身一人。此一點，不論是從學者身份還是單單只從人的角度來看，始終都是如此。整個遠征隊如同一支專門由自然科學家組成的隊伍，而只有他自己是一名人文學者。這種截然反差很可能會加劇他與其他隊友之間的緊張關係（相比之下，什麼丹麥瑞典之類的國籍不同的問題倒真對人際關係沒什麼太大影響）。於是在遠征生活中，他與他們可以說是根本就說不到一處去——長此以往這在某種程度上就會產生足夠的孤立與隔閡。 再者便是遠征路線，這一路上所有的規劃安排原則上都是滿足絕大多數成員的需要。也就是說，滿足的是自然科學的需要。福斯科爾和尼布爾可以隨處進行他們的研究調查，但馮·黑文呢？作為一個語言學家，他的工作基本上就是與圖書館掛鉤的。而無論是吉達、盧海耶，還是拜特費吉赫，這些城市都沒有圖書館。除了聖凱瑟琳修道院之外，他們只有在首都城市才能找到圖書館。然而等到馮·黑文感染瘧疾久病不愈時，遠征隊統共也就才到過兩座首都城市而已——君士坦丁堡和開羅——在那兩處地方他也都購買到了頗有價值的手稿抄本。他僅有的那點成果確實屈指可數，但究其原因，我們需要特別記住的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即是等到遠征隊最後衣衫襤褸、身虛體弱地抵達薩那，抵達阿拉伯菲利克斯的首都，抵達遠征長途中的第三座首都城市之時，馮·黑文已經病逝於來時路上了。 這些看起來顯而易見的事情，之前確實從未著重說明過。從某種程度上看，他其實是迫於無奈而不得不接受當時處境，他陷入一種被動而長期的悠閒狀態，而只能忍受福斯科爾和尼布爾在各自領域內大放異彩，進行各種活動與探索，眼巴巴看著他們取得各種收穫，看著他們把那種要強的個性所飽含的熱情勁兒酣暢淋漓地宣洩消耗出來——他或許也有，而他卻不能夠。他生性懶惰，沒錯，這是他不作為的一個原因，但還有一點也是實情，就是他壓根兒沒得選只能接受的外部環境，這種外力反過來加固加強了他那不良的素質，最後懶惰便真的積習成癖了。他也嘗試過，很多次。但其自負和虛榮心總是讓問題變得複雜。而他所做所為所導致的其中一個結果，則是他與隊友之間的關係從一開始就變得僵滯而無望。曾經走投無路之際，某一瞬間他似乎是把自己逼上了極端，買來砒霜，然後呢，也就沒有然後了，邪念隨生即滅，即便他是真有賊心，實則也沒賊膽。無論他的手信還是日記，文字掩護之下不過是一個虛弱而匱乏的人，一個小男人，但絕不是一個謀殺犯。那些砒霜或許就是一種恐嚇罷了，因為對於這個無力同時又備受孤立的人來說，他太想表現自己了，太想讓眾人臣服於他，可是又有什麼方式方法適合自己呢？情急之下，他覺得唾手可得的也就只有砒霜了。說白了，其實就是他表現出來的反抗眾人的一種姿態吧，其實也與某些人的那種挑釁行動別無二致——相比之下，福斯科爾可以說是非常冷酷無情了。而若事實就像福斯科爾和尼布爾給馮·加勒的信中所懷疑的那樣。也就是說，馮·黑文真的有謀害打算的話，那麼他們一行人竟能活著抵達阿拉伯菲利克斯，也真可以算得上是創造奇蹟了。想想他們不停強調的隱隱遍布於周身的那些機會吧，其實對於任何一個謀殺者來說，尤其還是在異國他鄉，真有這麼多機會的話他幹嘛不下手還一直拖著呢？根本講不通。馮·黑文壓根兒就不敢，任何人他都不敢殺。這點確認卻是尼布爾和福斯科爾花了很長一段時間才得到的，然而啊然而，就算他們從一開始知道他不會這麼做，整件事情的發展其實也不會有什麼出入。正是因為發現了馮·黑文買砒霜一事，他們也為自己想做的事找到了理由。理由就是在出現任何謀害跡象之前，他不能再繼續長久待在遠征隊里了。所以他們試圖要做的，就是把馮·黑文從隊伍里剔除出去。後來，他們就給馮·加勒和伯恩斯托夫寄了兩封信，字裡行間都隱約透露出他們心裡的如意算盤，畢竟信中他們對此要求再三。然而事與願違，無論在君士坦丁堡還是在哥本哈根，馮·黑文的極端行為都被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了，到頭來卻像是他們扭曲事實誇大其詞。平心而論，此一事人證物證俱在，確實不是說說而已的小事，但同時也不是福斯科爾和尼布爾兩人說個對口相聲就能如願以償。總歸是一個巴掌拍不響。等尼布爾意識到這一點後，他便從這局遊戲裡抽身而退了，主動提出陪同馮·黑文前往「摩卡提卜山」。但是緊接著呢，這場較量就迎來了尾聲：在蘇伊士時，馮·黑文算對自己下狠手了，丟掉遮掩的鎧甲，直接把自己的「軟肋」亮了出來，還迫使自己逐字逐句地坦白了內心的擔憂及怯懦——他此次敗下陣來，也是永無挽回餘地了。 在最後這幾個月的時間裡，福斯科爾似乎常常對馮·黑文流露憐憫之情。然而，這份同情怕是流於表面而不由衷吧？也是因為有那麼一封信的存在，才讓我們得以窺見其內心深處原來一直掩藏著對馮·黑文的憎惡。那封信是從穆哈寄出的，不過千萬別誤會，不是給伯恩斯托夫匯報馮·黑文去世的那封簡信，而是他於百般繁忙的各種業務之中仍舊抽出時間寫給林內烏斯的長信。都說死者為大——再怎麼說馮·黑文也是九泉之下的人了——但福斯科爾在這封信里仍舊對他充滿鄙薄之意。彼得·福斯科爾寫道：「5月25日這天，我們隊里有一名成員去世了，就是那位馮·黑文教授。他的離去也算是造福了我們剩下的所有人，這場遠征真的一下子變輕鬆了，簡直無比輕鬆。像他這種性情古怪的人，擱哪兒哪兒麻煩。」 然而福斯科爾錯了，他這一生偏偏就錯在這一回。他們的遠征並沒有變輕鬆。也就是過了還不到一個月，厄運就降臨到這位斯堪的納維亞的學者身上，彼時對於遠征隊而言也是要承受一場飛來橫禍——彼得·福斯科爾與世長辭。 2 穆哈城郊外的墓地里。空氣中瀰漫著剛剛新翻過的泥土氣息，尚在人世的那一行五人正往回走，此情此景，他們聞到的卻是另一種苦澀氣息，反正不是個滋味兒。倒說不上他們是為死者心有戚戚焉，更多的還是為自己吧——這樣的突然離世確實是給他們所有人都敲響了警鐘。當前處境隨時都可能變得讓人承受不住，這一點他們是心知肚明的。之前在英國人的幫忙以及福斯科爾的英明決斷下，他們好不容易才從初抵穆哈的那段危機四伏的日子裡走了出來，然而還沒過多久，馮·黑文就病逝了。眼下的尼布爾看上去就像故去的自我所遺留下來的一個影子，馮·黑文的遭遇給他內心帶來的震撼也遠在任何人的感受之上。他非常清楚自己也正在與同樣的病魔糾纏廝鬥，即便他存活了下來也只能說是僥倖，不然的話剛剛入土為安的那個人就是自己無疑了。除了福斯科爾仍舊精力充沛孜孜不倦之外，其他人的狀態都不是很好。穆哈的溽暑天氣讓人吃不消，四肢乏力，無精打采，現在所有人都後悔莫及，當初就應該搬到山裡去避暑，繼續停留在帖哈麥地區真是一個錯誤選擇。然而從另一方面來看，人跡罕至的山區也未必就歡迎他們的到來，據穆哈人的說法，薩那的那位伊瑪目可是兇狠殘暴而又性情多變。 可就算待在穆哈，他們也不過只是暫時性的安定罷了。總有種朝不保夕之感。如果英國人的船艦還停泊在錨地那兒，那就意味著他們還是安全的；但是，要是人家在8月上旬起錨前往印度去了，那他們呢，又要何去何從？ 或去，或留，反正都是危機四伏，兩下里的處境都充滿了各種不確定性。這也就難怪會聽到反對的呼聲了：眼下都這樣了，阿拉伯菲利克斯這個地方，難道還有什麼進一步考察的必要嗎？但是，遠征隊里並不是所有人都堅持這種看法。這一回他們要想達成一致，看來是不得不經歷一番激烈爭討了。尼布爾提到了兩種占主導地位的看法：「一方想要隨同英國人在8月離開穆哈前往印度，隨後跟船去往倫敦；另一方想去薩那，要在葉門這個地方繼續待上一年再說。」尼布爾沒有具體提到誰是什麼態度。儘管如此。假若說的就是克拉默和博朗芬，是這兩人非常迫切地想去看一看薩那，想去那位伊瑪目住的宅邸拜訪他——這話聽來也確實不大可信，就好比說是福斯科爾和尼布爾主張放棄繼續考察這件事一樣，是不可信的。 不管怎麼說，去與留的爭論還是傾向了次要利益那方。主要是由於整個討論最終是以折中妥協的方式達成一致的。也就是說，最後決定的是他們要跟著英國人的輪船前往印度，但是呢，考慮到距離出發還有兩個月時間，他們遂決定利用這段時間作短途旅行，先到薩那一趟，而後在輪船起航前再回到穆哈來。這個決定意味著兩方願望都得到了部分滿足，同時兩方也要共同承擔——或者說均攤——這個決定所帶來的結果。只是，結果悲不堪言。 之前他們在拜特費吉赫，的確還可以通過前往薩那來挽救遠征隊當時的情形。而今卻已時移事異。山區雖然還是坐擁涼爽氣候，他們也終於決定要往那裡去了，那麼情形會好轉嗎？先看看眼下是什麼光景吧，他們在穆哈這座不利於健康的城市裡待了一個多月以後，已是身心疲乏，更不用說眼前等著他們的是一段向著山區漫長跋涉的強行進軍了。就算能夠快馬加鞭地趕路，他們也再追不上，或者說找不回，自己已經失去的體格與精力。別忘了，瘧疾也與他們同呼吸共命運呢。 這些暫且不說，何況還有穆哈酋長這一關要過。他們要走，酋長卻不放行。他的腳還沒好實落，遂離不開克拉默醫生。福斯科爾於是也把話說得很明了了，他們已經失去了一位同事，眼下還有一位同事也病得很重，所以他們當務之急就是儘快離開這裡，另尋一處涼爽之地。然而，他的這番理由壓根兒不起作用，酋長聲稱，在收到來自薩那伊瑪目的入境許可之前，他是絕對不會讓遠征隊離開的。可哪能就這麼浪費時間乾等呢，他們務必得立即上路，不然的話在英國輪船離開穆哈之前就趕不回這裡了。考慮到時間緊迫，福斯科爾遂提議道，可以讓他們先去塔伊茲，在那兒等候伊瑪目批准的許可抵達。這個方案酋長仍舊不配合，相比之下，他倒更願接受克拉默先生的提議——遠征隊的醫生應當留在穆哈繼續為他治療，其他人可以先行離開。 沒想到就是這樣一件偶然小事決定了整個事態的發展。一個赤腳醫生來到這座城市，仿若妙手神醫一般，宣稱他在不久之後就能治癒酋長的傷腳。克拉默啊克拉默，他以為自己立下汗馬功勞了呢，以為自己能藉此機會免於遠征了呢，誰知道，到頭來，酋長只是送了一頭驢給他，就當作是醫治的辛苦費了。酋長最終還是准了遠征隊的離開，也為他們寫了一封推薦信，到時好交給他在塔伊茲的同僚，不僅如此，酋長還派了自己的一個侍從跟隨前往，以供他們使喚。坦白講，這個侍從的到來並不怎麼受遠征隊成員的歡迎，他看上去是賊眉鼠眼的那種，面相上先就靠不住。所以他們懷疑這個侍從的首要任務是作為其穆哈主人安插在遠征隊里的間諜而負責監視他們的。不過眼下已經沒有時間再作進一步的協商了。他們把絕大部分的錢財都寄存在英國人那裡，但是帶上的儀器設備十分齊全，因為一旦他們覺得有必要在山區那裡待上一整年的話，這些都是少不了的。於是1763年6月9日的日落時分，尼布爾、福斯科爾、博朗芬、克拉默，還有貝里格倫，一行人從穆哈起程了，朝著薩那，阿拉伯菲利克斯的首都城市進發。 由於高溫難耐，一開始穿越帖哈麥沙漠時，他們只能在晚間趕路。人在濃重的夜色下根本看不清羅盤上的具體讀數，但是出於測繪地圖的需要，尼布爾無奈之下，也只能藉助於天文觀測來確定他們所行路線的方向。經過兩天的夜路之後，他們到達穆薩的村子，也就是從這裡開始，他們要進入山區地帶了，迎接他們的是危險重重的崎嶇石路。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便不再敢在夜裡鋌而走險了。莫說夜間了，就是白日裡，這山間小道也是危機四伏，雷鳴電閃伴隨暴雨突襲，傾盆滂沱的同時泥沙俱下，都是家常便飯，因此他們行走的道路也就會變成水浪翻湧的湍流。另一方面，溫度下降得非常明顯，早上福斯科爾用他的列氏溫度計測量時只有14攝氏度（相當於60華氏度）。此外，鄉間風景也隨之變換了風格。他們發現自己置身於一片豐饒的山區之間，放眼望去，到處都是綠蔥蔥的玉米地，真是漫山遍野。沿途還有放牛的農民，他們在路上安置了一些大水槽子，用來接雨水，好飲牲口。正午時分太陽毒辣，他們也能找到庇蔭地兒待著——無花果樹和羅望子樹底下都是乘涼的好去處。晚上，他們就在大型商隊旅館裡過夜，這種驛站旅館在他們的行經路途中都有分布，旅館外面也都設有圍牆，旅客可以帶著他們的駱駝一起進來，購買高粱麵包、咖啡、米飯、黃油。每天晚上大門都會關閉，直到第二天一早，每個旅客都確認過自己沒有丟失任何東西之後，大門才會重新打開，所以說在這兒夜宿也是十分安全的。 時間寶貴，耽誤不得，他們一路上快馬加鞭，到6月13日就已抵達山城塔伊茲了，此時距離他們從穆哈出發才只是過去了四天而已。福斯科爾和尼布爾之前曾來過這裡一次，就在他們二人從拜特費吉赫出發的那場長途偵查的過程中，那時他們還發現了麥加香脂樹。當時二人在旅途中全是喬裝打扮，現在他們一行人是以官方授權的客人身份而來，受到了酋長的接見及招待。不過這位酋長的神色游移不定，一直憂心忡忡地打量著眼前的客人，畢竟他也是未見其人先聞其名了——眼前的這些客人就是那些隨身攜帶裝滿活蛇的大木箱子的歐洲人。對於這件事，尼布爾在日記里淡淡地寫到，這一新聞顯然已不脛而走，整個阿拉伯半島沒有不知道的了。仿佛故境重演，這一回又是福斯科爾撫平了這位酋長的惶惑與不安。酋長把他們帶到一棟宅邸里——房子主人剛剛鋃鐺入獄了，作為待客的見面禮，他還差人送去了兩隻綿羊，一袋麵粉和一袋燕麥。有來就有往，作為回禮，他們就送了他一卷印度的亞麻布料——尼布爾在他的賬簿上清楚分明地記著其價值「24達勒」。事實上，貝里格倫才是有義務送禮給酋長的那個人。在宅邸大門外，他被一個門衛攔了下來，理由是不給小費就不准進。這時瑞典學者——算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辦法——給他的侍從解了圍。福斯科爾不動聲色卻又不失幽默地向門衛發問，難道僕人之間互相給小費是這個國家的風俗習慣嗎，要真是這樣的話，那他也必須跟你要點東西了，因為他現在正為自己的主人發愁該給你的主人準備什麼禮物呢。門衛一聽便笑了，也就讓貝里格倫進去了。眼下在這個山城塔伊茲，一切似乎都有條不紊，正展現出它最好的面貌與秩序來。 對此，遠征隊成員也是心滿意足。涼爽的氣候令他們神清氣爽，終於不用再忍受穆哈的炙熱了，他們現在每天只洗一次澡就可以。尼布爾常常用他的寒暑表測量氣溫，從其記錄的數據來看，塔伊茲的氣溫就是再高都沒高過穆哈的最低氣溫。目前來看，唯一令他們憂心的就是穆哈酋長當時在他們臨行前非要送給他們的那個僕人。因為對於遠征隊的各種事務，此人三番五次地插手摻和，擅自專斷，每當他們需要獲取信息而登門拜會當地有名望的居民時，此人也總是悄麼聲兒地就潛入府中，出現在他們的宴會之上。到後來福斯科爾不得不對他指明，他出現在這些場合中顯得十分多餘，是不應該的。結果呢，這個阿拉伯人覺得自己受到了冒犯，等遠征隊再去拜訪當地居民時，他就躲得遠遠的。但是沒過多久他們就意識到，酋長派來的這個間諜暗地裡又用別的手段干擾他們的事務。 塔伊茲 尼布爾畫的塔伊茲城素描：沿著道路向左走，通往薩那；向右則通往穆哈。 眼下，工作上的事情的確占據了他們所有人的精力。尼布爾開始收集這個城市的歷史信息和政府形式。由於博朗芬一整天都在忙著給福斯科爾畫植物，根本騰不出一點兒時間給他，所以他就自己動筆給城牆內的建築畫了一幅素描圖。從圖中不難看出，他是站在城牆外的北方向上來眺望塔伊茲的整體面貌的，這座城市位於蘇卜爾山的山腳下，這山因花聞名於世，漫山遍野花海爛漫，其種類之繁盛，據當地人的說法，全世界的所有花兒都在這裡了——那就不用說福斯科爾聽聞此訊時的欣喜若狂了：眼前就是這樣一座山，仿佛感天地而萬物生，不需要你翻山越嶺不需要你艱難跋涉，這欣欣向榮之景象你每天都能看到，就在眼前，你觸手可及。然而，令福斯科爾大為氣憤的是，塔伊茲的酋長下令不許他上山。可想而知他得有多麼惱怒吧。但這禁令也事出有因——當地政府和山上的一幫土匪正處於交戰狀態。且無論結果如何，反正對於酋長而言，什麼都比不上他自己在這個城市裡的權威重要。所以他不會冒險放人上山，一旦福斯科爾被殺死了，他怎麼和薩那的伊瑪目交代？一名歐洲學者在他的地盤上喪失生命，他如何擔得起呢？退一步講，就算福斯科爾平安無事，當地居民也會覺得此事荒謬，連酋長自己的士兵都不敢冒險前往的地界兒，一個外國人竟然可以在裡面閒逛遊蕩，且毫髮無傷？怎麼解釋得清！ 福斯科爾只好轉而計劃去別的山。6月18日，他向著蘇拉克出發了，然而只過了三天他就返回塔伊茲了，因為那裡在與一幫土匪發生過一次戰役之後，所有村子裡的人家都跑光了。這意味著福斯科爾在那兒根本找不到食物。於是三天之後無功而返，他疲憊不堪，又憤憤不平，遂即向酋長再次提出申請，希望他准許自己進入蘇卜爾山。繼而經過他持續多天的反覆申請要求後，這位長官終於在6月24日應允了，福斯科爾和尼布爾可以進入蘇卜爾山考察，前者收集植物標本，後者抄錄銘文石刻。由於他們已經在協商這件事情上浪費了數天的寶貴時間，眼下二人話不多說，著即收拾行裝，打算第二天一早就出發。正當他們倆一起忙著打包行李的時候，有人敲門了。是那個穆哈的僕人。阿拉伯人面無表情地通知，你們不得不取消前行的計劃了。福斯科爾粗魯地回應說，這你管不著。僕人接著就幽幽地笑了起來。管得著管不著，你們也都是無計可施，你們必須得照我說的做。原來他的主人給塔伊茲的酋長寫信了，信中堅持要求他們立即返回穆哈，次日拂曉前就得出發。 第二天一早，他們發現那幾匹用以運載行裝的駱駝就拴在門外面。福斯科爾仍舊堅信那封來自穆哈酋長的信件定出自僕人捏造，於是他便假借還未收拾好行李為由，設法拖延他們的起程。他告訴那個穆哈的僕人，塔伊茲的酋長想必還在等著他們的告別禮物呢，所以他得替他跑一趟腿，說福斯科爾本人想見酋長一面。一個小時之後這個僕人回來了。只帶回了一句話，酋長病了。 第二天一早，駱駝和驢子又一次被帶了過來，於是他們就被溫柔但堅決地提醒，他們此刻必須離開了。福斯科爾一聲不響。過了一會兒，他開始採取行動了。他下令，不得給駱駝裝載，同時清楚聲明，除非他本人和酋長交談過了，否則絕不離開塔伊茲。一如既往，福斯科爾就是福斯科爾，他的固執己見到底是起了作用。那天下午，一個僕人前來傳話，說酋長請他去一趟府上。福斯科爾意識到他有必要著即提出一些妥協折中的建議：他願意放棄去蘇卜爾山的短途行程，條件是遠征隊可以繼續留在塔伊茲，直到他們等到伊瑪目那邊的准信兒，看是否允許他們前往薩那。但是酋長不依不饒，絕口不應，遠征隊不用費勁去考察蘇卜爾山了，當然，也不能繼續留在塔伊茲。他們必須立即打包行裝回穆哈去。他就留給他們12個小時的時間來收拾行李。時間一到，他們必須離開他的城市。 看來抵達薩那的所有希望都在頃刻間幻滅了。再一次，遠征隊打包好他們的儀器設備，給外面等候多時的駱駝裝載上去。就在他們幾近收拾妥當的時候，一位信使快馬加鞭地送來了一封信。福斯科爾遂接了過去，打開來大聲讀著，把信的內容翻譯給其他人聽。這是穆哈酋長寫來的信，他只是想要通知他們，他的國家領袖——薩那的伊瑪目——已經傳下令來，希望他們繼續趕路速速前往薩那，片刻不可耽擱，同時記得帶上他們所有的奇珍異寶——之前在盧海耶和穆哈給海關眾人展覽的那些。隨信寄附的還有幾封推薦信，分別給伊瑪目本人和他的大臣——法基·艾哈邁徳，另外有一封給塔伊茲酋長的信，要求他協助遠征隊的再次起程。 讀完這封信之後，福斯科爾的第一反應就是要見酋長，他也更確信之前那封來自穆哈的信準是偽造的。等他來到酋長府邸時，卻在大門前被攔下了，酋長此刻正與他的哈來姆[32]共寢呢，並不希望被打擾，所以眼下不可能與他面談了。福斯科爾只好作罷，將穆哈酋長送來的信轉交到一名僕人手中。 第二天一早，福斯科爾態度非常堅決，他要引領遠征隊朝著薩那進發，哪還管塔伊茲酋長允許不允許。又是好一通收拾，將儀器設備打包好，大木箱子從裡屋搬到街上。然而此刻他們卻找不到任何一匹駱駝了。那位酋長，仿佛是重新弄清楚了自己的職責一般，通知他們說，他提供的這些駱駝是準備帶他們回穆哈的，因為他接到的指命是要送他們回穆哈，而不是去薩那。尼布爾寫道：「當下我們都不知道該向哪裡求助去。我們勢單力薄，根本無法讓自己對抗一個能夠隨意調遣五六百士兵的傢伙，此人之囂張，就算是頂頭上司下的命令他也不準備遵從。」這幾句話給人的感覺就是，自己周遭究竟要發生什麼，到底要怎麼樣，一時間尼布爾似乎也看不清楚了，無從判斷，無處下手。但是，於所有模糊中清楚無疑的一點他還是知道的，那就是他得再次將手伸向遠征隊的錢箱了。事實上呢，的確是這樣，這個酋長經手的所有事情最終的指向，就是錢。尼布爾自然不會忽視這一點。作為一個沼澤濕地農戶家出來的孩子，合理分配使用遠征隊的資金也是他有生以來肩負的至高職責所在，他真的不想再讓那麼多的錢在自己手中付諸東流；但另一方面還得避免引起武力衝突，到底如何是好，他確實得沉思再三了。 至於福斯科爾，仍舊堅持和上次一樣的態度，雖然在這類事情上，剖開他的動機成分仔細看看就會知道，這其中更多出於他驕傲自豪感的滿足，而不是節約省錢——畢竟酋長一收了錢就會不由自主地謙卑起來。這一回福斯科爾既不需要錢，也不需要士兵，他覺得有他自己就已足夠——這才是充分必要條件。他還是儘量運用之前的策略，希望能像最初在穆哈的那段混亂僵滯的日子裡，他救遠征隊於水火之中那樣。於是他去登門拜會了當地的法院院長——也就是這裡的法官——把他們收到的穆哈寄來的那些文件擺在他面前。兩人其實不費吹灰之力就達成一致了，因為這個法官也是一個正直的人，他當著福斯科爾的面，給塔伊茲酋長寫了一封信，信中申明酋長不可以違抗薩那的伊瑪目所下達的命令。幾個小時之後，酋長就回復他了。說整件事都是誤會。他絕沒有想要阻攔歐洲人前往薩那的意思，他只是希望他們能夠再等幾天，這樣他就能有充足時間為他們寫好——那些十分必要的——推薦信。 眼下福斯科爾除了接受這個回應，也無計可施了。兩天之後，酋長又差人送來一封信，而這封信里根本沒有他之前許諾要寫的推薦信。信使送來的只是酋長下達的命令，他們必須立即離開塔伊茲——回穆哈去。 現在尼布爾開始動搖了。他有些猶豫不決，或許他們真的應該嘗試用錢來安撫這個憤怒的男人？福斯科爾此時滿腔怒火，他堅決不同意，他不想屈服於酋長的淫威之下，索性出了門，再去找那法官一趟。法官呢，其實對酋長反悔一事已有所耳聞，眼下見了福斯科爾，就給他看了自己剛剛給酋長寫好的信。這信倒是很有福斯科爾的風骨，就只寫了一句話：「不要對這些外國人起貪念，他們是我們的客人。」 再一次，酋長很快就回復他了。說整件事都是誤會。他絕沒有想要阻攔歐洲人前往薩那的意思。 這一回，福斯科爾再也不想留給自己任何機會，來變更自己的想法了。他快速行動起來，下達命令讓大家打包行裝，他自己去安排行途所需的駱駝和驢子。第二天下午遠征隊必須準備好離開塔伊茲。不管三七二十一了，那個穆哈的僕人也被他打發走了。福斯科爾另找來一個僕人代替——此人是那位法官推薦給他的。所有一切都在火速進行著。福斯科爾仿佛有分身術一般，一會兒在這兒，一會兒在那兒，哪裡都有他身影。眼下一切終於按照他的計劃進行了。次日下午，他租的驢子和駱駝也都送到了。一切準備妥當，所有成員整裝待發。 但只有一人除外——福斯科爾。他病倒了。瘧疾悄無聲息地潛伏，伺機而動，毫無預兆地把他一下子撂倒在地。大廈崩塌。街上，駱駝都已裝載完畢，而床上的福斯科爾面色灰青，膽結石引起的劇痛把他折磨得死去活來，時不時還伴有發熱帶來的陣陣寒慄，在十指用力的緊抓下，床身和著他的身體，不住地顫抖。一個小時過去了，疼痛稍有緩解。尼布爾進來看他，站在床邊也是什麼都做不了。怎麼能讓福斯科爾在這種身體狀況下騎行去薩那呢？不可能，不可能連命都不顧了。出了問題誰都擔不起這個責任。當前，他們除了再一次推遲出發也別無他法了。然而，發熱使福斯科爾的身體倒了下去，但卻奈何不了他的意志。他一如既往地固執己見。任何再進一步推遲行程的想法，他都不贊成，也不同意。他們自從穆哈出發以來，三周的時間已匆匆過去，距離英國輪船出發前往印度也就只剩一個月多一點的時間了，但他們連去薩那的1/4段路途都沒走完。如果他們還要去首都的話，眼下一分一秒都不能再耽擱了。是的，他們必須去首都。他們必須按計劃出發。 福斯科爾鐵了心要走，他要到街上去。尼布爾根本勸阻不了他。此刻他就站在大門口那兒，聲音低微而堅決地要求所有人立即跨上坐騎。大家半躲半閃的目光投向這個步履維艱的病人。而他目不斜視，由貝里格倫和法官的僕人架著自己虛弱的身子，好歹被扶送著跨上了驢鞍。 那是1763年的6月28日，夕陽西下，這支小型旅隊就要出發了。在福斯科爾的外套內側口袋裡裝著一封信，這信是塔伊茲的那位法官寫給他的。在過去的這段時間裡，他們倆一起對抗酋長，雖說彼此間交流很少，倒也不乏默契。正因為他與福斯科爾身上有著相同特質吧，面對強權，他們總是希望靠正義的力量捍衛自己的權利。再加上各自都是簡約的交際風格，一來二去，兩人遂漸漸成為十分要好的朋友了。於是在他們行將起程之際，法官就把這封信作為自己的臨別禮物送給了福斯科爾。這是一封與薩那伊瑪目有關的介紹信，但讀信人卻不是這位阿拉伯菲利克斯的統治者。當下福斯科爾懷揣著信，將奔赴這個位高權重的伊瑪目，這個統治著阿拉伯半島最富饒地區的伊瑪目——事實上這封密信就算讓他看了也無妨。如同之前給酋長寫的信一樣，內容簡潔明了，只有一句話：「相信他是為善之人。」 行途漫漫。等待著福斯科爾的是生死疲勞的考驗。仿佛一個人的遠征。儘管身邊有一支小型旅隊，所有人同行同息同疲勞，但就生死而言，只有他自己明白，這其中一線之隔的孤獨抗爭的滋味。 尼布爾的工作正是測量這漫漫行途，就像以往測量丹麥遠征隊走過的所有路程一樣。然而實情並不如意。他在日記中抱怨，一路上旅隊總是走走停停，他都無法準確計量出他們走過的距離。不只是他，大家都覺得不盡如人意。出發當天夜幕都降臨了，他們才剛剛走到塔伊茲城門外的一家旅館。接下來的路途便是一天短似一天的行進。每天越來越頻繁的不得已的沿途停駐。那些髒破陳舊的咖啡小茅舍，是他們找到的容身之處，要躲避時不時澆注下來的傾盆大雨，也好讓福斯科爾有一陣短暫停歇。就這樣，四天時間過去了，他們才到阿布村莊。次日一早，也就是7月2日，福斯科爾騎在驢上，已經虛弱得跟不上駱駝行進的速度了。於是到了下一個村莊拉阿德時，他們只好將旅隊人馬兵分兩路。趕駱駝的人帶上牲畜先走一步，他們則陪著病人慢慢地跟在後面行進。深夜裡他們終於抵達巴克恩河谷。此時，福斯科爾被膽結石折磨得幾近疼暈過去，任他意志力再怎麼堅定，這會子也在驢鞍上支撐不住了，險些要直直地栽下地來。之前無論如何，每天他們起碼能走上6英里的路程；而後到了7月3日，這一天完完整整走到黑，才不過行了3英里路。眼下他們總算是來到了——自穆哈至薩那途中的最高山峰——蘇馬拉山腳下的門西勒村。 也總算有一份幸運以慰風塵——終於不再是那些破舊髒亂的咖啡小茅舍——他們在門西勒找到了一家基礎設施齊全、相對來說足夠乾淨舒適的大型商隊旅館。屋子裡是石磚地面，他們甚至能有一個單獨的房間與其他旅客隔開。於是遠征隊當即決定接下來的一天就在這裡度過，希望福斯科爾能把他的精氣神兒恢復起來——病人此刻終於不再抗議行程的推延了。但是第二天一早，當尼布爾出去支起星盤打算測定此處的具體地理位置時，卻不幸再次與風寒撞了個正著，遂即發起熱來，就像他之前在日記里提到的，一陣陣的「寒冷」，自他在拜特費吉赫的那次傷寒之後，就時不時地找上門來。眼看福斯科爾的身體沒有絲毫好轉的跡象，他們一致贊同繼續住在這個設備完善的大型商隊旅館裡，直到尼布爾和福斯科爾的身體有所恢復再說。和上次一樣，虛弱疲敝的瑞典人對此沒有任何異議。但是那些負責趕駱駝的腳夫就不以為然了，他們嚷嚷著，不光人要吃飯，還有那麼多動物呢，這荒山野嶺窮鄉僻壤的，上哪兒去弄來那麼多的糧食？連一天的都湊不出來。他們信誓旦旦地向尼布爾提議，在蘇馬拉山的另一邊，還有一個更大的城鎮傑里姆，大家應該到那兒去，因為從門西勒到傑里姆，要比前一天從巴克恩河谷到門西勒走的路程還近呢。考慮到蘇馬拉山處處是懸崖峭壁，幾乎無法通行，他們遂承諾自己會帶人回來把病重的福斯科爾馱運走，一定把他帶到山那邊去。尼布爾說服自己信了，打算照他們說的走走試試，看看次日傍晚能不能抵達傑里姆。然而不幸的是，他到那時已經沒有必要再檢驗這些阿拉伯人的說辭了。從門西勒到傑里姆的路程，至少得有巴克恩河谷到門西勒路程的5倍。 因此，他們在舒適的大型商隊旅館裡只是休息了一天時間，便在1763年7月5日再次出發了。尼布爾和博朗芬一起，一大早就走了，日出之前的清晨比較涼爽，他們要在這段時間裡快馬加鞭地趕路。克拉默和貝里格倫則留下來，和福斯科爾一起等待馱運人員的到來——那些阿拉伯人說好會回來帶走病號的。 遠征隊成員剛一分開，困難就接踵而至。尼布爾和博朗芬往山上行進了一段之後，就非常懊悔自己選擇在這一天的大清早出發。眼下他們正爬到半山腰的背陰地帶，空氣寒冷刺骨，身上穿的衣服又薄得可憐，而其餘那些厚衣服都留在了門西勒，和行李一起，都已打包、裝載到駱駝上了。他們瑟瑟發抖，也只得繼續向上跋涉。尼布爾在日記里寫到，他不光「寒冷」難耐，胃裡也跟著翻江倒海，每次都是還沒走多久就得停下來，靠著山岩一陣哇哇大吐。不僅如此，由於他們之前從塔伊茲到門西勒的沿途一路都能找到充足水源，旅途中隨身攜帶飲用水的習慣就在不知不覺間被他們慢慢摒棄了。現在可好，在蘇馬拉山，他們連一滴水都找不到。更不用說尼布爾每次嘔吐完了都沒有水漱口。好容易才穿過那座山口，此時正午的陽光照射過來——他們也終於走到山的向陽面兒了。「我發誓我從來都沒有過這樣口渴的感覺。」尼布爾都賭咒發誓了，他從來不是那種誇大其詞的人，可想而知他得渴到什麼地步吧。這種情況持續了很久，後來日頭都偏西了他們才抵達山腳下，恰好碰上一個在田裡勞作的農民，恰好農民帶了水——他們這才討到了一點生命之源。 翻山越嶺，最後終於抵達傑里姆。這一路上尼布爾的身體遭受種種煎熬，儘管如此，他們每經過一個村莊，尼布爾都會記得打聽當地的地名。在他所繪製的葉門地圖上，從門西勒經由蘇馬拉山延伸至傑里姆的這段路程所涵蓋的地區中，總共出現了5處地理位置名稱。等到他計量出他們所走過的路程時，之前所有的猜疑也就得到了證實——實際路程真的要比阿拉伯人向他們描述的遠太多了。那麼，其他人呢，現在怎麼樣了，走到哪裡了？尼布爾在傑里姆城外來回踱著步子，一直看著山路那邊，眼下他是到這兒了，克拉默和貝里格倫呢，還留在門西勒的商隊旅館裡嗎？尤其一想到病重的福斯科爾，他心裡就更是七上八下。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山路上仍舊空無一人，任何旅隊的影子都沒見著。直到日薄西山之時，尼布爾才瞅見前方有一小團塵雲揚起。千等萬盼，這一小隊人馬總算是到了。尼布爾立即快步上前迎接他的朋友們，卻不料等待著他的境況竟是那般觸目驚心。 回到門西勒的商隊旅館。他們的處境可以說是急轉直下。那些趕駱駝的阿拉伯人說好了會回去馱運病人的，結果呢，福斯科爾、克拉默、貝里格倫白等了他們一個上午。直到正午時分，他們仨才徹底明白過來自己被放了鴿子——這幫穆斯林或許覺得背運一個基督徒是降低身份有失尊嚴的事情。反正不管怎樣，他們在門西勒無人問津已是不爭的事實，不僅如此，糧食也供應不上，眼看著人和牲畜都要沒得吃了。要是他們還想在太陽落山前趕到傑里姆的話，就不能再等靠下去了，必須即刻起程。但病人情況很不樂觀，福斯科爾內臟疼痛欲裂，此時再讓他坐到驢上騎行前進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最後，他們只好把一匹駱駝上的行李全部挪走，再用繩子將他牢牢捆縛在駱駝背上。眼下這是他們能想到的唯一可行的辦法了。 就這樣出發了。正午的陽光垂直照射下來，堅定不移地烤著這隊上山下山的人馬，仿佛他們跋涉的腳步越是艱難，它就越是毒辣。目之所及，足之所及，別提什麼山野景色了，就連一棵綠樹，在陽光赤裸裸的照射下，給他們帶去的都是切膚般的灼燒疼痛。天空不見一片雲彩，赤道近區的太陽就像會噴射火焰一樣，落在病人身上，灼燒著，繼而與他身體的疼痛一併燃燒起來，火勢熊熊，烈焰吞心。直到太陽退隱在山屏後方，這條「苦難之路」[33]才算走完。彼時傑里姆城外，尼布爾奔向他們，不禁驚恐萬狀，他都要認不出眼前這個病入膏肓的朋友了：仿佛馱獸身上的一個漏灑至半的麻袋，彼得·福斯科爾橫躺著，被捆綁在駱駝背上，嘴裡持續不斷湧出嘔吐物，沿著牲畜沾滿塵土的肋腹緩緩流下。他臉色發青，眼睛睜著——意識還是清醒的——似乎要說什麼，卻只是睜著，連一句話都說不出。痛苦之情難以名狀。 他們緩步走到傑里姆的旅館。眼下已經沒有房間可以單獨租給他們了，除了那間擁擠的公共房間——也是人滿為患——但也只好就此先安頓下。然而，他們這些異鄉人一進到那個房間裡，就引起了眾人好奇，沒過多久他們身邊就團團圍聚起一群人來，你推我搡的，俯視眺望著他們的行李物品，大呼小叫的，對他們評頭論足，對那些儀器設備指指點點，不知道都是些什麼古怪玩意兒，就向他們問東問西的。但大家說的都是些俏皮話，無非是趁機拿他們打趣逗樂，房間裡（嘲）笑聲浪此起彼伏，好不嘈鬧。尼布爾意識到，在這裡是別想有片刻安寧了，他們必須重新租一個房子。於是他囑託克拉默和博朗芬照顧好福斯科爾，自己拖著疲憊的身子再次走進這座城鎮的暮色里。傑里姆的規模比一個村子大不了多少，稀稀落落的房屋，但每一間都住滿了人。尼布爾就這樣挨家挨戶地叩門問房，過了很久，天都黑了，他終於以一個高得離譜的價格租到了一間屋子——福斯科爾總算有了一個可以安然宴息的去處。 可是等他回到旅館，又面臨著新的難題。無論好說歹說，在場的穆斯林都無動於衷——只顧著看熱鬧——沒有一個願意幫助他們把病人從旅館這兒運送到那個房子裡。於是就在這些阿拉伯看客的圍繞下，博朗芬、克拉默、貝里格倫，還有疲敝的尼布爾，共同把福斯科爾連帶行軍床一併抬出旅館，來到大街上。當下這一小隊人馬周圍即刻聚集起嘈雜人群，他們只得一邊厲聲呵斥著，一邊從人群中開闢出一條前進的小路。總算是挪到了新住處的跟前兒，克拉默去開大門，不得不把幾個阿拉伯人搡到一邊去——然而在當時那種意志消沉的光景下——他的動作可能是氣急敗壞了點。結果呢，那些個站著看事兒不腰疼的人被推惱了，當即就向他們扔起了石頭。幾個歐洲人躲都躲不及，直到最後鑽進屋子裡，大門在身後關上，門閂緊緊拉死，他們這才鬆了口氣，免去可能會被亂石砸死的悲劇——而門口扔石頭的聲音仍舊鬧哄哄地持續了好一會兒才平息下來。福斯科爾終於能好好休息一下了。眼下他躺在這個昏黑的房間裡，頭頂上方的那根蠟燭安靜地燃燒著，他想試著舒展四肢，卻無奈疼痛與寒熱交迫，整個身子都在不住地顫抖。 在隨後幾天裡，尼布爾一直在日記中勸服自己相信福斯科爾正在一點點好轉。這個向來實事求是的男人幾乎都不敢正視眼前的現實處境了。他的身體一直是病而未愈的虛弱狀態，現在博朗芬和貝里格倫也開始抱怨自己常常覺得「寒冷」。他們都沒有勇氣再走到這個敵意重重的城鎮中去。尼布爾原本想去登門拜會那些有名望的人——以收集當地的各種信息。可是眼下他也不得不放棄這個念頭了，取而代之的是他讓自己坐在福斯科爾病房裡的窗前，對著外面的風景畫畫。這樣的生活一直持續了好幾天後，他才敢讓自己試著去市場上轉轉。去幹嘛？用他自己的話說，「是為了不讓自己繼續憂思縈懷」。泥坯房子茅草屋，街上牛糞隨處見，他就這樣一連好幾個鐘頭地在外面四處閒逛。不過獨自走在街上時，他看起來和一個阿拉伯人無異，於是並沒有人覺察或留意到他的存在。就這樣，他腳踩拖鞋，步履疲憊而沉重地向前走著，時而問問某些商品的價格；時而在平曠廣場上席地而坐的那些裁縫、修鞋匠、鐵匠等手藝人的貨攤前駐足觀看；也會在某個會做包皮環切手術的人的鋪子外面停留片刻，這類人通常也會給人治病，用放血療法，或是用他銹跡斑斑的刀子割開患者臉上的皮膚，再在傷口上塗搽葫蘆巴籽粉。 這天是1763年7月10日。隨著夜幕緩緩降臨，尼布爾返回住處，彼時情況極為不妙，福斯科爾被再一次的發熱緊緊攥在手裡，看上去生不如死。自從塔伊茲出發以來，他一直在和病魔抗爭，無論是抵達門西勒前的長途跋涉，還是翻越蘇馬拉山的那段苦難之路，儘管他都苦苦撐了下來，但就在最近這5天的時間裡，他的意志，已經被徹底瓦解掉了。眼下福斯科爾再也沒有任何心力去反抗了。這天夜裡10點鐘左右，他陷入深度睡眠，自此不省人事。待到第二天上午，剛過九點半，彼得·福斯科爾，在阿拉伯菲利克斯的傑里姆咽下了最後一口氣，時年31歲。 尼布爾畫的傑里姆城素描，當時他就是坐在福斯科爾病故的那個房間窗前畫的這幅畫。 是日下午，尼布爾只得向當地機關上報死訊。他派遣由塔伊茲法官推薦給福斯科爾的那位僕人，去當地酋長和法官那裡請求幫助。酋長對此事不理不睬，法官倒是推薦了一個阿拉伯人，他認為此人應該會賣給遠征隊一小塊地用以埋葬死者。尼布爾著即前往購地。然而買賣剛敲定沒多久，那廝卻不得已而反悔了。原來是因為那塊地緊挨著一條水渠，而周圍農田的灌溉全靠這渠中之水，於是鄰居們就威脅這塊地的主人了，說，要是那個基督徒埋在這裡的話，一旦渠水出了什麼問題——無論乾涸了或是腐壞了——你都得負全部責任。 與此同時，酋長那邊也傳來口信，他要立即和遠征隊的一位成員面談。尼布爾遂有備而去——決心要秉承福斯科爾生前的風骨氣節——面對強權一毛不拔。那位酋長告訴他，依據當地律法，無論是一棵菩提樹還是一個猶太人，只要是死在他的地盤上，那麼他便是死者的唯一合法繼承人。尼布爾知道，由於博朗芬一直以來都勤勤懇懇地幫助福斯科爾繪製植物標本，後者出於感激之情已經把自己的所有財產都贈給了前者，因此，尼布爾冰冷地回答說，死者既不是一棵菩提樹，也不是一個猶太人，而是一個歐洲人，就算是穆哈的酋長在當初他們失去另一位同事的時候，也沒有作出這般聲明，還要繼承——剝奪——死者的財產。酋長的兒子倒是十分圓滑，說是不要只從字面意思來理解，他父親的話無非是說，在外來客亡於此地的情況之下，他作為這裡的統治者是應該得到一份厚重謝禮的。尼布爾回道，作為遠征隊的財務負責人，若寫不出一張正當合理的收據憑證，他是無法支用任何一分錢的，由此他便要求酋長以書面形式告知——究竟他想要多少錢。眼下尼布爾已經把話說到這一步，酋長無言以對了，遂只能就此作罷。同時酋長還有些忐忑，他很清楚接下來遠征隊是要前往薩那的，他擔心此事會被上奏給伊瑪目。 尼布爾從酋長那裡出來之後，就徑直進城，最終他還是設法找到了一塊地，那地既不挨著灌溉水渠，也沒靠近耕地。只是上哪兒再找六人運送屍體入棺呢，尼布爾也犯難了。他不光開出了非常高昂的價格，還保證道下葬的過程可以在半夜三更的時候進行，這樣一來就沒有人會發現了。即便如此，仍舊沒人應承。直到第二天，他才好不容易找到六個衣衫襤褸的苦力——只有他們願意接這運屍下葬的活兒。是夜凌晨三點，趁城中居民熟睡之際，這一行六人集合完畢，領走了福斯科爾的棺材。由於害怕會被發現，他們心中一直惴惴不安，幾乎是奪命穿過街道飛奔到墓地，十分倉皇匆忙地埋完了事——棺材距離地表只有一鏟子的深度。經過了白天那一番的找尋與協商，尼布爾被折騰得精疲力竭，身心交瘁的他彼時臥病在床，站都站不起來，因此，「葬禮儀式」舉行的時候，也就只有博朗芬和克拉默在場了。 然而就在幾天之後，他們得知，福斯科爾的屍體在下葬的第二天晚上就被一些阿拉伯人給挖了出來。這些阿拉伯人暗中留意到他是裝在棺材裡下葬的，遂覺得棺材裡定有某些價值連城的陪葬品。於是這些盜墓者就破棺取屍，把纏好的裹屍布也解了開來。最終卻一無所獲。失望之餘他們連屍體都沒包——更別說屍歸原棺了，直接扔在地上就一走了之了。後來是一個猶太人把此事上報給酋長，酋長隨即令他把屍體重新埋回去。而這個猶太人爭道，除非有報酬，否則不干。酋長說，這好辦，你只管把屍體埋好，報酬嘛，那具棺材就歸你了。 3 想當初馮·黑文去世時，尼布爾在他的日記里不無誇飾地寫了一份告別挽言，而這一回，則免去了那套華麗而違心的說辭，只要實事求是地陳述便已足夠：「我們滿懷沉痛地哀悼福斯科爾先生：一直以來，他行成於思，業精於勤，時常外出跋涉，進行植物學的各種長途短途考察；他與每個地方的普通老百姓都能打成一片，也是在這種交流接觸的過程中，他把自己的阿拉伯語磨練得極為精湛——從而成為我們團隊在阿拉伯語言文化方面最為出色的隊員。所以對於我們來說，他的存在就像是領隊人一樣，常常是我們的典範與榜樣；與此同時，對於這場遠征，他可謂是全身全心地投入與付出。他始終不懈地追求著，迫切希望實現我們這場遠征的成功。平心而論，他仿佛是命中注定為阿拉伯遠征而生的男人。即便是在我們的生活遇到諸多不便與艱辛的階段，他也鮮少有垂頭喪氣或暴躁動怒之時。此外，他身上還有極為可貴的一點，那就是在遠征剛剛拉開序幕的時候，他就能做到像一個當地人一樣去生活。這一點對於遠征而言十分必要，如若不然，最為博學的人——福斯科爾先生——便不可能在征途中的各個地方都取得如此豐厚的研究成果。」 尼布爾的這番話，不是對一位學者的紀念，而是對一位同事的深深緬懷。眼下這場死亡危機給遠征隊帶來的損失十分嚴重：福斯科爾生前就是團隊的策劃人和組織中心，安排分配任務從不會為權謀私，他向來一視同仁。細細品味尼布爾的這番緬懷，其實不難讀出他的擔憂，對於眼前，對於未來，沒有了福斯科爾的遠征隊，將要如何獨當重任？不過，尼布爾在憂患之中倒也看清楚了整件事情的本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即遠征隊之所以落得眼下這一步，根源並非在傑里姆停留的這幾天。後來他也向自己的兒子講起過福斯科爾一生的功過是非，其中著重強調了這位死者在科學界所取得的成就：「福斯科爾是整個遠征隊里最博學的，如果後來能活著返回歐洲，他或許就會成為整個歐洲最博學的人。他勤勉，孜孜不倦，同時又吃苦耐勞，無畏無懼於任何艱難險阻。他的缺點就是爭強好勝，固執己見，以及骨子裡的或冷漠或激憤的性情。」 至於尼布爾用寥寥幾句速寫而成的這幅人物肖像，倒是十分精準清晰。性格成分里，積極與消極的，還真是一半一半。福斯科爾並不總是平易近人，他骨子裡冷漠，同時也自信自足。他身上有很嚴苛的正義感，以至於他會對一些人產生太過尖銳的評判，比如對馮·黑文，後者時而弄虛作假，逃避責任，總是矇混過關，令其難以忍受。但是這種正義感同樣也會激發他，以真情實意，結交最純潔正直之人，而這些人一旦為他的真誠所打動，就會為他全力以赴，甘苦與共——這一點確實是信而有證，福斯科爾與博朗芬之間就建立了深厚友誼。其實福斯科爾是一個很難相處的人，對他來說，真理永遠高於一切，為此他甚至不惜捨棄以人為本的處事原則（這也是世人覺其冷漠的一個原因）。他固執己見，從不妥協讓步，不圓滑不通融，得罪人惹惱人也就是常有的事。他也從不拐彎抹角，對於那些不贊同他的人，向來都是直抒己見，如果對方仍舊堅持，那他必會迎戰到底——直到對方潰不成軍。福斯科爾對他人要求苛刻，精益求精，永不止步，因為他對自己的要求就是如此。 再說他在科學界的聲望。根據尼布爾的評價，福斯科爾躋身歐洲最出色的學者之列，對於這一說法，任何嚴肅學者，無論是與他同時代的還是後來時代的，都沒有否認。他的博學多才表現在諸多領域，神學、哲學、語言學、經濟學，同樣還有化學、地理、動物學、植物學，且在以上所有領域中，他都取得了全新的研究成果。特別是他對植物和動物進行的描寫與說明，其精準，其細緻，可以說是前所未有。努力換來了豐厚回報，他所採集到的標本各種各類，不計其數，十分珍貴。 然而，見識廣博、洞悉真知，決心與毅力，如此種種混合到一起之後，卻也徒勞無功。到頭來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整個遠征期間，福斯科爾真正擔心的事情只有一件，那便是其他人可能會竊取他的研究成果——在他找到時機徹底完成之前。他不想和任何人分享這份榮耀。為此他發明了數字編號暗碼，並以縮寫的形式運用到他所有的文字描寫說明中，如此一來，這些暗碼就可以自成系統而難以被人識破。坦白地說，他的擔憂並不是毫無根據的。然而，哥本哈根卻不是那個真正截獲了他理想的敵人。「萬一我沒有機會活著回去的話，那，我和科學也好，科學界與我也罷，其中損失之慘重，真是無以言表了。」他在給林內烏斯的那封信里似乎預見了這種可能性。沒錯，死亡才是。死亡截獲一切，不由分說。 當福斯科爾在1763年7月11日病終於傑里姆之時，他的所有手稿及絕大部分的採集標本都還是原封未動的，由此可以估量一下還剩多少。1761年他們待在君士坦丁堡期間，他曾留下並打包了一大批植物標本，以及「格陵蘭號」航行過程中他所採集到的海洋動物。福斯科爾曾經十萬火急地要求立即將這些大木箱子寄發走，不然的話，酒精在當時那種溫熱的氣候下很容易就會揮發乾淨。但是馮·加勒卻不急不忙。等到這些辛辛苦苦採集來的成果終於被送到哥本哈根時，都是兩年以後的事了，而那時，絕大部分生物也都腐壞了。隨後到了埃及，福斯科爾也寄走了三大包植物，好多個箱子，裝有酒精封存的動物，昆蟲標本和大量鳥類標本。這批委託運送的貨物抵達其目的地時也都遭到了嚴重破壞，因為運途中遇上的一些海盜偏偏對這些東西感興趣。後來在蘇伊士，他也寄走了一箱自然歷史標本，而這個箱子壓根兒沒到終點，直接不知所蹤。接著他們到了阿拉伯半島，他什麼都沒寄，所有家當和收集品都裝在了那些個大木箱子裡，後來經由伊斯梅爾·薩利赫代運到穆哈海關——虧得有這個傢伙的「幫忙」——在那兒所遭到的破壞，正如我們先前所見，福斯科爾的很多收集都未能倖免。於是再一次，高溫致使酒精揮發，不少箱子裡的魚都腐爛了，結果就是不得不將這些爛魚投進紅海里去。然而，就算經歷了如此不幸，保留下來的起碼還有12箱，福斯科爾死後，這些箱子也都從穆哈被運到了孟買。到孟買以後，它們又被送到加爾各答，那裡的一位丹麥商人會負責把它們帶到德倫格巴爾。然而等到了德倫格巴爾時發現，運輸過程中那些箱子又遭到了嚴重損壞，大量包裹都進了鹽水，那些盛著標本的燒瓶也都碎了，酒精要麼揮發要麼失效了。德倫格巴爾的那些傳教士只得將以上這些統統扔掉，剩下的則由亞洲公司出錢，重新用更結實的箱子打包好後，裝載到一艘丹麥輪船上，駛往中國。等到旅程全部結束以後，輪船將會返回哥本哈根。1766年，也就是在福斯科爾去世整整三年以後，他生前的收集所剩下的最後一部分才得以抵達丹麥。 按理說，種子是最方便運寄的。即便如此，出於某些原因，福斯科爾在這方面的工作強度仍舊是不亞於動物標本的採集。福斯科爾不僅從君士坦丁堡、開羅、吉達、盧海耶都寄出了種子，而且還給這些種子非常仔細地編上號碼列了目錄，多達347種——想必是到那時為止的數量上限，且無論後來他在葉門發現的那些。不管怎麼說，這都不是一筆小數目了。然而事實上，福斯科爾寄出的種子數目——是這個總和的6倍——總計有2000多種，都是單獨寄出的大批量。還記得福斯科爾當初的那個計劃吧，是的，他確實付諸實際行動了：他給歐洲所有極具影響力的高等院校都寄去了種子。這個計劃最初還是他在馬賽逗留期間的一個設想，為的是能夠讓他有機會給林內烏斯分享自己調查研究的勞動成果。福斯科爾從君士坦丁堡、開羅、吉達、盧海耶四地，向歐洲各地的植物學家寄出種子，分別有哥本哈根的厄德爾烏普薩拉的林內烏斯、倫敦的米勒、巴黎的朱西厄、萊頓的布爾曼、蒙特彼利埃的索瓦熱。因此，他就要準備六份不同的種子集合，並且還得把所有條目都列得清清楚楚，於是他在給林內烏斯的信里提到了自己準備的不容易：「確實是讓我的工作量加重了很多，但一想到這是在為科學而工作，我也甘願如此，不遺餘力。」由於這些採集全都抵達了哥本哈根和烏普薩拉且沒有損毀，那麼想必其他城市的大學應該也都收到了。除了以上提及的這些種子之外，還有福斯科爾在遠征過程中搜集編寫的那本大型植物標本集，從這本集子最初的文本內容來看，其中含有1300種不同植物。最後，這本植物標本集也是毫無損毀地成功抵達了哥本哈根。 至於福斯科爾的手稿——他們在他死後整理了七個大包裹——將會隨輪船從孟買送至哥本哈根，包括他的遠征日記、對各種動植物的詳盡描寫說明，以及諸多方面的論著。其中，論著涉及穆斯林的風俗習慣、葉門語言的發音法、哥普特教會、麻風病，還有葉門的早期歷史。另外，手稿還包括他所到過的那些國家地區的價格、貨物、貨幣、計量單位等方面的記載；我們前面還提到過，早期福斯科爾曾在開羅寄出了論文專著，包括《開羅—亞歷山大的植物群綜述》《埃及陸生生物繁殖能力研究》《埃及植物系統編目分類》。第一篇是送到哥本哈根了，後兩篇據德國領事館的那位秘書特姆勒所言，則是「沒有收到」。 儘管一路上遭到損失毀壞的不計其數，福斯科爾還是有很大一部分的收集成果及手稿順利抵達了目的地。既然如此，按理說這些辛苦所得此時應當處於安全保管中了吧？終於不必再遭損毀，終於可以被呈給權威機構進行詳盡的科學審查了吧？然而真相，卻是苦不堪言。福斯科爾瀝盡心血換來的這些成果，無論在翻閱千山萬水的過程中遭受了多少毀損，都比不上它在哥本哈根的命途慘烈。 也許天公不作美吧，事件的起因還是那些動物標本——最終抵達哥本哈根的少說也得有十個大木箱子。這些箱子的收件人是彼澤·阿斯卡尼俄斯。此人是自然歷史博物館的館長，也是弗里德里克五世在夏洛滕堡宮建設的「經濟自然歷史階梯室報告大廳」的一位教授。阿斯卡尼俄斯是克拉岑·施泰因教授的密友，二者都是當初力挺克拉默的那一派，毫無疑問，記憶如昨般歷歷在目，彼時與福斯科爾之間因候選人而起的那場惡戰，這兩人自然是不會忘記的。那麼，阿斯卡尼俄斯先生是否對這個機智的瑞典人仍舊心懷憎恨？或者僅僅是他這個人原本就這樣冷漠？緣由雖不明確，但是事實無可爭辯：在接手了裝有死者的標本的這些箱子和包裹之後，他就置之不理了，既沒有打開，也沒上呈給任何的科學審查機制——如此一來他也省卻了給數百個玻璃容器更換酒精的麻煩。就這樣，好幾年過去了。在烏普薩拉，林內烏斯開始焦躁不安了。他迫切地想要知道那些標本的情況，於是他就詢問丹麥當時最有前景的動物學家，布呂尼奇。隨後在1765年年初，他收到一封回信：「關於那些豐富而寶貴的材料，目前情況尚不明確。但我知道它們是福斯科爾先生的畢生心血。幾年前，這裡曾收到過他的採集成果，裡面的那些標本基本都是來自地中海及其周圍地區，也有一部分來自埃及本土。當時我也看到了，心底里頗為震撼，十分佩服，若沒有勤勉刻苦的付出，如何能有那麼壯觀的收穫量？如此豐碩的成果，可想而知得有多麼龐大而繁雜的收集過程：箱子裡裝滿了昆蟲和鳥類的標本，還有各種玻璃容器，裡面盛著魚、兩棲動物、蝸牛等，都用酒精封存。但很遺憾，我只是匆匆一瞥，還沒來得及展開細緻的檢查工作，它們就都被轉交給阿斯卡尼俄斯先生了。當時一同轉交的還有從阿拉伯半島寄來的其他物品。我不知道事實是否像我看到的那樣——我衷心希望不是——有很大一部分動物，特別是那些魚，由於潮濕和高溫的影響，已經腐壞了。」布呂尼奇非常清楚接下來會怎樣，但他無能為力無可奈何。林內烏斯試圖通過米凱利斯，間接地向伯恩斯托夫小心謹慎地打探一下情況，並主動提出自己可以幫助破譯福斯科爾的編號暗碼。他確實是很禮貌地提出了要求——這要求聽來難免有多管閒事的意味：「我實在無法想像那個全權負責的人能自覺自愿地保管好那些標本而不讓它們遭受任何損毀。我確實不放心。」 然而，林內烏斯的擔憂到底還是成了真。那些箱子自抵達之始就被置之不顧了，一直處於無人問津的狀態。當那些受委託運送的箱子包裹——經由孟買、加爾各答、中國——抵達哥本哈根後，也是面臨了同樣被棄置的命運。就這樣，幾年時間又過去了。容器里的酒精都已經揮發乾淨，動物屍體腐爛，乾魚受潮，鳥類標本也淪為虱子、跳蚤、飛蛾的殖民地。1770年索伊加匯報說，那邊仍舊沒有採取任何措施。隨後施特林澤上台，實行改革，清整黨派，阿斯卡尼俄斯被罷免，布呂尼奇隨即於1772年接任，最後終於能夠著手處理福斯科爾的箱子了。然而到那時，收集成果也已經是百般腐損潮毀，很大一部分都只能落得個被扔掉的下場。布呂尼奇、法布里丘斯、奧托·米勒，三人都把這些標本運用了起來，作為他們描述新物種的基礎。但後來哥本哈根於1807年慘遭炮轟，這些箱子的命運便再度被束之高閣，長達30餘年的時間無人問津，無人檢查。對於彼得·福斯科爾「如此豐碩的成果」，當今時代的動物博物館中只收藏有昆蟲、魚、珊瑚和貝類——後者宛若天助神力——它們並不會由於人為的忽視而那麼容易變質腐壞。 再說回福斯科爾收集的植物材料。種子是2000份有餘，經他分類、編號，打包、分發，寄送到歐洲不同地區城市的6所大學——運途中難免時常遭遇各種不測。不過起初一切進展都還順利。可想而知，烏普薩拉的林內烏斯一收到福斯科爾寄來的種子就迫不及待地播撒了，最終栽培成活的植株起碼有80棵。哥本哈根的奧德爾也很認真負責，把種子都播撒在他個人的植物園內，栽培成活的植株多達230棵。以上這些都還只是福斯科爾從君士坦丁堡和開羅兩地寄出的種子。而後來委託運送的那些——就不歸奧德爾管了——全都落到了阿斯卡尼俄斯的手中，當然也就和那些動物標本是相同的遭遇。等到1772年，布呂尼奇打開這些認真封裝過的、加有標記的包裹時，種子自然而然已經失效完盡。那麼，歐洲其他四個城市的大學呢？他們收到福斯科爾——「出於科學的利益」——寄給他們的種子了嗎？為此，卡爾·克里斯滕森曾做過調查。倫敦那邊，米勒連一粒種子都沒收到；巴黎那邊，朱西厄對此事聞所未聞；萊頓那邊，布爾曼從沒見到過福斯科爾的包裹；蒙彼利埃那邊，索瓦熱與以上三位收貨人一樣，對派件詳情一無所知。 另外還有福斯科爾的大型植物標本集——其中包含了大約1300種不同的植物——也在託運遺物之列，完好無損地安全抵達了哥本哈根，隨後被轉移至阿斯卡尼俄斯教授的保管之下。這集子自此也是陷入了一段漫長沉寂的等待。中間雖曾有羅特博奧研究其中的一些植物，但給出的描寫說明不過蜻蜓點水。直到後來馬丁·瓦爾[34]的投入，才算是開啟了對標本集真正的科學鑑定，然而到那時為止，福斯科爾已經去世整整20年了，那些植物也都因蛀蝕和受潮而遭到嚴重毀損，其中許多都已不復存在。霍內認為，現在看到的這冊大型植物標本集中所包含的植物，應該只是當初福斯科爾發現的1/3。直到150年以後，卡爾·克里斯滕森重新匯編了一本《福斯科爾的植物標本集》，才得以憑其歷史價值為福斯科爾鳴不平。誰說不是呢。那麼多的心血付諸東流，被白白糟蹋浪費了，那集子從未像福斯科爾希望的那樣，對當代科學研究產生重要意義和深遠影響，為他贏得生前身後名。從未，從未。 那些從阿拉伯菲利克斯遠道而返的大木箱子，就丟在堆滿雜物的儲藏室里，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等待著，等待著被開啟。而人們仿佛是無暇顧及。在那些個年月里，難得有人會去爬這段吱吱呀呀通往閣樓的朝不保夕的樓梯，更沒有哪個福斯科爾回來面對它們——除了越積越厚的灰塵。然而等到兩百年過去以後，世界各地的動物學家和植物學家都慕名而來，就是為了在哥本哈根一睹當年福斯科爾「豐碩成果」倖存下來的，殘餘剩貨。 他手稿的命途也沒好到哪兒去——儘管手稿與自然歷史的收集物大有不同。照理說，比起一箱子動植物，寄送和保存一份手稿要更方便容易得多。既不會腐爛變質，也不會招來飛蛾，無論駭浪滔天，摔磕碰撞，它都能經受得起，但獨獨受不起的則是漠不關心，不聞不問——而這恰恰是福斯科爾手稿的遭遇。 還有論文。福斯科爾之前在埃及，基於亞歷山大和開羅附近的植物群，寫的三篇論文中只有一篇被送達目的地。不幸的是，這唯一送達的一篇也隨即在哥本哈根消失了。除此之外，福斯科爾的其他主題研究不勝其數，其中麻風病、哥普特教會，以及葉門的古老歷史，這幾方面的研究時常會作為參考的原始資料而被引用到尼布爾的書寫之中，但是這些資料卻從來都沒有作為獨立的作品被發表出來。至於那本寫得滿滿當當的日記——涵蓋了他從出發第一天到離世前兩周的所有遠征經歷——實際上也是完好無損地抵達哥本哈根了，然而也同樣沒有被發表出來。在1774年10月27日的《新學快訊》上，有這樣一則簡短的紀事：據哥本哈根報道，「丹麥現任國家外交部部長，馮·伯恩斯托夫伯爵發表聲明，已故的福斯科爾教授前往東方的遠征日記，不日將交付刊印。非常期待這本日記的問世」。但是，這則期待已久的新聞在宣告完後，便沒了下文。福斯科爾的日記根本沒有問世。如同他從埃及發出的那篇論文，就那樣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學者卡爾·克里斯滕森在致力於完成福斯科爾傳記的過程中，也始終堅持不懈地在尋找，然而整個19世紀，這份日記手稿始終處於失蹤狀態，因此他也是始終尋而未果，遂萬不得已而放棄了。到20世紀20年代初，亨里克·許克終於在基爾大學的圖書館中找到了這份手稿。即便如此，當局照舊不急於發表，所以無論是卡爾·克里斯滕森還是亨里克·許克，在世時都沒能看到這本日記問世。直到1950年，距離作者寫下日記的第一行字都過去將近190年的時間了，彼得·福斯科爾的日記才在烏普薩拉發表出版——書名為《前往阿拉伯菲利克斯的旅程》。不過到此時，那份日記中關於他們考察的國家及人口的大量信息，自然是失效無疑了。 這部文字記述可說是七大包裹里的「主將」，好在抵達哥本哈根時尚且完整無損。包裹里還有兩篇分別對動物學和植物學進行長篇論述的手稿，用拉丁文寫就，後於1775年發表，也就是我們前面提到的——《阿拉伯地區-埃及的植物群綜述》和《動物群綜述》。翌年，又有一本畫集問世，名為《自然與發現之圖志》，其中含有43幅博朗芬的精心之作，都是他為福斯科爾所畫的標本寫實圖。從這些作品的問世來看，其實福斯科爾在自然科學領域的最重要的研究發現也算是被保留下來了，儘管它們備受忽視，但畢竟還是只局限於他所在的那個時代。不過值得注意的一點是，至今我們都不清楚當時負責發表福斯科爾作品的那個瑞典人究竟是誰，但可以確定的是，此人的編輯能力非常不專業，尤其體現在那本《植物群綜述》上，這本書足有379頁——被認為是福斯科爾的主要研究成果——經他一出版卻弄得通篇都是錯誤。那位編輯的校勘工作根本沒有做到位，書稿中的植物與文字說明對應不起來，這就導致整本書里處處都是錯誤解說。也就是說，他其實沒把福斯科爾當初在田間野外所完成的這些筆記很當一回事兒；相反，他覺得就是某種理論的實踐基礎罷了，於是既沒有校訂也沒有組稿，最後就那樣草率付梓了，還用說麼，整本書都是亂序的。通篇看來，連一點基本的邏輯連貫性都沒有。原本福斯科爾最偉大的成就，就如此被迫淪入一團無厘頭的混亂之中了。這種情況持續了150年，直到後來卡爾·克里斯滕森還原了整部作品。他好比是把這本弄錯了的鴻篇巨製一點點地全部切分開來，得到無數小塊的文字描述碎片，再像玩拼圖一樣，把無數個單位碎片拼合起來。如此他就拼出了那張正確的圖，也就是福斯科爾曾經日積月累完成這部鴻篇巨製的思路歷程。彼時再看這部作品則是一目了然：福斯科爾的研究發現包括300種植物，涵蓋24個不同的屬，這些就算是放在卡爾·克里斯滕森的時代，仍舊能稱得上是新發現；再看他對這些植物的描寫說明，都是基於非常精準而細緻的觀察，確實是前所未有；不僅如此，這本書也展露出福斯科爾在植物形態學方面的十分淵博深厚的學識；他能捕捉到這些植物的變態，能發現性狀的消失蛻變，並進一步總結形成理論，可以說在這方面的闡述，他是遠遠領先於自己所處的那個時代的。毫不誇張地說，他堪稱是植物地理學的奠基人之一。但由於沒能及時對那些資料進行恰當而準確的劃分和排版，那本書也就沒能對當時學術界產生什麼影響。出於對福斯科爾的欣賞、敬佩，以及無不惋惜，卡爾·克里斯滕森總結道：「對一個人，及其作品、成就所展開的歷史敘述，若是只局限於迄今為止他——對科學發展所作出的——被世人承認或知曉的研究貢獻，那麼在這種視野下，對福斯科爾的講述就會變得乏善可陳。」 什麼都沒留下。等到所有存貨都清點完畢，這就是最終結果。馮·黑文在這場丹麥遠征中沒有作出任何科學貢獻，這已是我們有目共睹的結果。兩位教授野心勃勃，互為勁敵，最後也步入了一樣的命途。遠征一路走來，一位是好逸惡勞，缺乏積極主動，滿腦子都是個人的舒適享受，沒有主見，也毫無理想可言。他身後什麼也沒留下，除了一本不足取的日記，而且還是僅僅記述了遠征過程的某一段特殊時期——他徹頭徹尾的尷尬而可恥的慘敗經歷。另一位是從早忙到晚，業精於勤，對萬事萬物都有著濃厚興趣和強烈求知慾，天才般的想法和理論層出不窮。他人習以為常視而不見的事物，他卻善於從中發現並加以鑽研，旨在窺見那神秘奧妙之所在。他廣泛收集，分門別類，描寫、說明。他不僅留下了日記，還有七大包裹手稿，十大箱子標本。比起另一個，他的遺物確實足夠多了。兩人的努力成果可以說是判若天淵，但到頭來結局卻是一樣的。沒有生前身後名，無異於，什麼都沒留下。 只有一件除外。那是一株名為「福斯科爾」的植物，是福斯科爾發現的，但是由林內烏斯為其命名，後者經常會以科學家或科學事業贊助人的名字來命名植物，所以對於當時那個時代而言，這可是很多人夢寐以求的殊榮。因由便是如此，當初福斯科爾獨自前往亞歷山大進行長途考察——行途一路不乏戲劇性，在這期間他發現了一種花兒，他覺得是新品種，等回到開羅後他就寫信給林內烏斯說及此事，要求他給這個新發現命名。 林內烏斯把福斯科爾寄來的種子種下去了，待到花兒長成後，他便進行了仔細考察，結果卻事與願違。這花兒不是新品種。他也就不能再為其命名。不過，福斯科爾寄給他的快遞包裹里還有很多種子，林內烏斯把它們都種在了烏普薩拉，從播種到植株長成，將近兩年的時間就這麼過去了。隨後不久，他就聽聞福斯科爾在遙遠的傑里姆病逝一事，由此他便決定用學生的名字來命名另一種植物——以此榮耀聊表其紀念之情——這種植物的成體植株也來自福斯科爾當時寄來的種子，但在對比之下，它確實是新物種。最初，福斯科爾在這植物種子的外包裝上寫的是「Caidbeja」，因為他當時是在塞得灣附近的村子裡找到的，那村距離開羅又很近。眼下林內烏斯將其更名為「Forsskalea」，並沿用了福斯科爾的描寫說明：tenacissima；hispida；adhaerens；uncinata。 一聽說這件事，卡斯滕·尼布爾簡直要怒髮衝冠，發誓永遠都不會原諒林內烏斯對死者的所作所為。根據他兒子的敘述，尼布爾覺得後者的命名行為十分卑鄙，實在有辱死者人格。針對尼布爾的這番指責，無論克里斯滕森還是許克，也都曾試著為林內烏斯開解罪責。他們知道，就是由於那幾個形容詞，尼布爾才會這般憤怒不平，但他們認為林內烏斯不該為那幾個形容詞背鍋，因為那不過是作為植物的性狀描述，原本就是福斯科爾自己寫的。話雖如此，但這理由及解釋，未免還是單薄了些。眾人，怕是不信服吧？畢竟對此抗議的不止卡斯滕·尼布爾一人，許多同時代的學者，像貝克曼、林德貝里等也都持有相同看法。毫無疑問，原因還是出在偉大的林內烏斯身上。他的命名原則有跡可循，世人都知道：他用一個人的名字來命名一種植物，總是會試圖在這種植物和這個人的個性之間實現某種和諧統一。統一就統一吧，既然必定會對獻名之人形成某種暗示性的對照，那麼他林內烏斯明明是可以選擇其他植物的。事實關鍵的地方就在這裡，林內烏斯選出的——用來刻畫福斯科爾形象的——那種植物，恰恰是那麼鮮明突出、引人注目。如此一來，讓人怎麼相信這純粹是一樁巧合？這自然也是尼布爾為死者鳴不平的緣故。不過，就算林內烏斯是有意而為之，也不至於像尼布爾設想的那樣不堪。侮辱踐踏人格這種說法，還是言重了。他這麼做也是情有可原吧。他只是碰巧對上了事實。他了解彼得·福斯科爾也很清楚，要紀念這個男人的榮譽，用蘭花和玫瑰，是不相宜的。如同傑里姆城外的沙漠墳冢旁，開不出一朵嬌弱的花兒。美麗與芳香都會消損完盡，自然都不是福斯科爾的寫照。唯有強烈的、熾熱的、持續的、侵蝕的、令人產生疼痛感受的……才是他的個性所在。回看那四個流芳百世的形容詞：tenacissima、hispida、adhaerens、uncinata，邦硬而倔強、野生而狂熱、棘手而執拗、稜角分明而銳不可當。在世人心中，彼得·福斯科爾即是Forsskalea，一株會蜇人的——蕁麻草。 4 經歷了彼得·福斯科爾從生病到去世的那段日子，遠征隊前前後後也耽擱了不少行程，時間一下子變得格外緊迫，的確是連一天也浪費不起了。眼下距離英國輪船從穆哈出發還有不到一月的時間，可是他們到薩那的路途卻連一半都沒走完。福斯科爾下葬的第二天，尼布爾、博朗芬、克拉默、貝里格倫就從傑里姆出發了，他們要繼續穿越大山的旅程。這一走，聽上去有點兒砥礪前行的味道，仿佛他們此時是帶著不畏艱險的必勝決心。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雖說他們正向著這場遠征最後一個最重要的目的地進發，但這一行人其實深感前途渺茫，不過是心照不宣罷了。在傑里姆歷經的種種讓所有人都覺得自己的生命岌岌可危。福斯科爾是他們所有人中最精壯的那個，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如果連他都會那樣一命嗚呼，那麼他們這些人還有什麼指望呢？尼布爾的傷寒發熱症狀反覆發作，持續數月而不見好轉。就在最近幾周里，博朗芬和貝里格倫的身體也是迅速走下坡路。這寒熱先是奇襲，繼而埋伏，什麼時候會正式發動總攻？今天？明天？一周時間內？到那時他們將會忍受怎樣的痛苦折磨？眼看在這個國家的征途就將結束了，而阿拉伯菲利克斯，卻像是受了詛咒一般厄運不斷，難道是要讓他們死無葬身之地？ 特別是尼布爾。在經歷了一系列不幸之後，他受到的打擊十分嚴重。首先是失去了福斯科爾，意味著他失去了一位情同手足的隊友。自馮·黑文不作為開始，遠征大任自然就落到這二人肩上，而他倆不僅責無旁貸，更是聯手齊心，立志共同成就這番輝煌事業。不僅如此，遠程開始一年多後，福斯科爾儼然已成為團隊各個方面的領導核心：他負責與阿拉伯人協商接洽，他擬定計劃，他帶領大家去執行，去落實，去實現。如今呢，留下尼布爾獨自一人承擔這份重任，孤立無援，身邊的博朗芬和克拉默雖然比他年長，但都不中用，且不說這二人行動力很弱、決策力沒有，就到現在了，他們連阿拉伯語還不會講。 一切讓人感覺無望。尼布爾開始深深懷疑他們是否有人能活著返回家鄉，這懷疑也加重了他的另一個擔憂。如果整個遠征隊全軍覆沒，那所有辛苦所有心血換來的成果，該怎麼辦？那些裝滿福斯科爾的標本的大木箱子，交與誰照管？尼布爾現在帶在身邊的，有七大包裹都是福斯科爾的手稿，此外，還有他已經寫了1000多頁的日記，更不用說，還有他的地圖和各種天文數據，博朗芬繪有鄉野風光、城鎮、衣著服飾、植物動物的所有畫作。若是遠征隊無人生還，那誰來保管這些財產，把它們帶回哥本哈根？如果整支隊伍就這樣消失在茫茫山際間而沒有任何成果倖存，那麼故國以及整個歐洲，又會作何評論？難道說，這些年曆盡艱險瀝盡心血而換來的所有成就，最後竟落得個一朝毀之全部歸零的結局？ 他兒子寫道：「這是父親在遠征途中的一個節點。當時他被那種絕望的感覺緊緊捏住了咽喉，卻連一點反抗的力氣都沒有。到後來，他發現自己其實陷入了一種無力狀態，甚至由於長期以來一直如此，已經習焉不察。這也是歐洲人在熱帶國家，飽受疾病及憂懼折磨時，常常會有的生理反應。」繼離開傑里姆以後，尼布爾屢屢精神不振，加上前面這次突如其來的中途停擱遷延過久，於是在接下來的旅途中，即便清楚霍達法和扎菲爾兩地的村莊很有歷史價值，他也只是打馬而過了，既沒有深入其中仔細考察，也沒有抄錄那裡的希米亞里特語的銘文——這些銘文倒是成了19世紀幾次遠征的目標任務。7月13日晚上，他們抵達達馬爾。這是一行人從傑里姆出發後的第一個夜晚，落宿時，向來審慎的財務負責人非但沒有選普通客棧，反而租下了一間房子，房租交了整整一個月的。趕了一天的路，鞍馬勞頓，本來以為能讓大傢伙兒好好休息一晚，誰料想這薄願卻也成了奢望。真是宿不逢時，這天夜裡恰好發生山石滾落，於是一宿驚心動魄。可屋漏偏逢連夜雨，第二天貝里格倫臥病在床，已是起身都難，但其他人還得繼續趕路，只能留下他聽天由命了。 不完整、不集中，勢單力薄，死氣沉沉。眼下，尼布爾、克拉默、博朗芬，正走在漫漫遠征路途的最後一段。一路無話。每個人都陷入了自我沉思。甚至都沒留意到一群阿拉伯人藉口要諮詢克拉默醫生而一直好奇地跟著他們。這個時節正值雨季，雨水來得格外兇猛，每天下午雷暴一過，他們的衣服行李也就都濕透了。仍舊是一程無話，除了緊伏在驢背上，任憑寒熱在內灼燒著他們的身子，任憑雨水在外傾盆而下。隨後，7月16日的黃昏時分，仿佛否極泰來般的，暴雨頓止，天地廓清，太陽破雲而出。彼時他們在騎行途中，經過了一些富饒莊園，周圍還有大片果園，園子裡滿是葡萄藤、核桃樹、杏樹，果子都已透熟。樹上的葉子滴滴答答落著雨珠，道路上的小水窪映著夕陽的最後一抹紅暈。再繞過一道彎，霎時間，山村風光現於眼帘。三個男人當即勒騎駐足，靜默俯瞰。山谷、房屋，雨後停留在半山腰的水汽還尚未散去，裊裊升起的炊煙探入其中，混融一體了。天地此刻沉浸於寂然之間，萬物莫不如此。近前還有一隻食蜂鳥棲於枝頭，默不作聲地端詳著三位遠道而來的客人。他們虛弱至極，乍一看到如此景色，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良久才確認，山谷間的這座城市確實不是寒熱患者看到的海市蜃樓。是真實的，空氣中瀰漫的新鮮泥土芳香是真實的，樹葉上的雨珠滑落的滴答聲是真實的，振翅飛起又落回同一枝梢上的綠色食蜂鳥是真實的。眼前的確不是幻象。是薩那，是阿拉伯菲利克斯的首都。經過這兩年半以來的長途跋涉，他們終於到了。 尼布爾、克拉默、博朗芬，三人仍舊穿著各自的阿拉伯長袍，這長袍還是他們當時在埃及買的，經過天長日久地穿著磨損，已經破舊不堪，滿是塵土灰泥。再往上看，是三人憔悴枯槁的面色，數日來飽受疾病折磨的他們，此刻看上去更像是一幫將要餓死的土匪強盜。他們一致認為，眼下不能就這樣衣著襤褸地直接進入伊瑪目的城市，因此他們暫且先到附近的咖啡小茅舍里稍作休息調整，換下這一身髒爛行頭。只不過他們所有衣服中最顯風度的，也就是之前君士坦丁堡入手的那些土耳其服飾了。雖說在此地穿一身土耳其服裝不太相宜，但好在這些衣服乾淨整潔且不破舊。等到梳洗過後，把鬍鬚也修剪過了，他們就換上這些乾淨衣服。整裝完畢，隨即出發，繼續沿山路而下。上路沒多久，只見一個阿拉伯人向著他們快馬加鞭而來。此人在他們面前勒馬停住，看上去好像頗有地位，自我介紹時措辭也頗為講究。他是伊瑪目的國務大臣法基·艾哈邁徳的文官。他說，伊瑪目對他們的到來真是期待已久了，每當有傳報說他們即將抵達，伊瑪目就派他騎出城外前去迎接，並轉告他們，陛下為之安排了一處居所，供其自行支配，意欲停駐多久都可，全憑己願。 這一晚睡得踏實啊。風餐露宿漂泊無定的日子過了這麼久，他們都快忘記躺在真正的床上是什麼感覺了。第二天一早，他們正坐在那兒喝著咖啡，伊瑪目的見面禮就送到了——這禮物之豐厚，都可以一字排開了。除了綿羊五隻，另有三匹駱駝滿載而來：廚房食用油、蠟燭若干、稻米數袋、各種菜蔬。隨禮而至的還有伊瑪目的口諭，說自己正忙著為軍隊支付薪水而實在抽不出身來，請三位原諒他這兩天不能接待他們。尼布爾在日記中對此耽擱表示強烈反對：英國輪船起航的日子，他一直牢記在心，可是眼下他們身為客人，還沒受到伊瑪目的召見，若是就這樣在薩那城裡四處奔走的話，又顯得太不禮貌了，所以耽擱的這兩天意味著他們得在那處居所里無所事事地度過。不過話說回來，這兩天時間也能讓他們的身體在某種程度上得以好轉。他們的精神的確恢復了不少，因為貝里格倫也從達馬爾趕過來了。這個堅韌剛毅的瑞典人奔波了一路，看上去有點疲憊，有點睏倦。他坦言，自己走這最後一程真是舉步維艱，比當初在普魯士打的任何一仗都要吃力，可又別無選擇，只能沿著這條通往薩那的路一直走下去。一路上，人們只要一看到他的模樣，就拒絕給他提供任何住所，因為他們害怕他會死在自己那兒。後來有一個地方的人們找了一頭驢子給他，就是為了擺脫掉他——讓他騎上驢子趕緊離開。 眼下遠征隊凝聚在一處，大家的精氣神也都再一次恢復起來。在這個美麗的地方，尼布爾吃著葡萄，得以暫緩，得以暫時拋開對過去的悲哀和對未來的憂懼：「那是一段短暫的美好時光，我們生活得如此舒適。這棟房子裡的每一個房間都布置得十分妥帖，房子周圍被一個大果園環繞，裡面有各種各樣的果樹，看起來都像是野生的。那是一個充滿阿拉伯風情的果園，建有噴泉和池塘，綠樹成蔭，隨處可棲。」 兩天之後，7月19日，他們受到了伊瑪目的接見及招待。這天正午之前，法基·艾哈邁徳的文官來接他們去王宮。為了迎接他們的到來，宮殿里可以說是事無巨細地精心準備了一番，彼時都已安排妥當。陽光明媚，廣場上仿若灑滿碎金，馬匹、侍從、各級官員陳列其間，把整個廣場圍得水泄不通。後來伊瑪目的馬官到了，他手執一根大棍棒，一邊吆喝著一邊向前，眾人紛紛退居兩側，如此，一條通往殿內的大道清理出來了，遠征隊成員得以進入。卡斯滕·尼布爾是他們之中唯一會說阿拉伯語的人，遂作為領隊。此刻，這位出身於沼澤濕地而自學成才的鄉村小伙子，要面見阿拉伯菲利克斯的伊瑪目了。以下就是尼布爾講述的他與國王陛下的這次會面： 這次晉見是在一個大廳內進行的。此廳極為寬廣，呈矩形結構，其上覆有拱形圓頂。大廳中央設有一座噴泉，泉水噴涌而出，射向14英尺的空中。水池後面是一段升高的平台，再往後又有一座高台，那裡便是伊瑪目的御座所在了。自噴泉至平台周圍的整塊地板上，都鋪著波斯地毯。至於王座，則設在那方形高台之上，檯面上鋪著絲綢，座上置有三大塊靠墊，皆為上乘質料，做工精美，其一放在伊瑪目身體後面，另兩塊置於左右兩側。而王位上的伊瑪目本人，則是以東方傳統盤坐，兩腿交迭於身體下方；穿一件明綠色短罩衫，兩袖寬長肥大，外面披著金色斗篷，開身，沿胸膛垂於身體兩側，在中間系了一個大大的蝴蝶結。伊瑪目的兒子們站在他的右手邊，左手邊站的是他的眾弟兄。在他面前的那方平台上，站著他的國務大臣法基·艾哈邁徳；再往下一階，就是眼下遠征隊所在的位置。剩下的便是各級阿拉伯領導人，他們依次分列於大廳兩側，靠牆而立，其隊伍之長，一直延伸到廳門那裡。 我們就此穿過廳廊，被徑直帶到伊瑪目跟前，親吻他的右手背、掌心，還有沿其膝蓋垂落下來的一邊衣角。對於一個人來說，在受阿拉伯王子接見時，這三項親吻禮儀中，通常只有第一項和最後一項。因此，對於一個外國人來說，如果王子伸出掌心來讓其親吻，那就是至高無上的榮耀。整個大廳里肅穆莊重，寂然無聲。就在我們觸及伊瑪目的右手時，忽然聽到傳令官的大聲高呼，那話意思倒很明顯，大概是說，真主保佑我伊瑪目，真主與他同在。殿內瞬時響應他的這聲高呼，在場所有人都跟著重複，那聲音聽來極為悠長深遠，仿佛發自丹田之氣。由於我是走在最前面的，我當時就一直在想，到時候一定要儘可能地用流利的阿拉伯語來表達讚美；但是想的過程也不妨礙我留意觀察整個殿堂，其壯觀華美，恢弘氣勢，在阿拉伯半島的其他任何地方都不曾見過。可必須得承認的一點是，我著實被他們的呼聲嚇了一大跳。特別是我觸及伊瑪目手的那一刻，他們就在那時開始大聲呼應的。但我很快又恢復了鎮靜，因為當我同事接過伊瑪目的手來行吻禮時，他們又一次開始高呼。就是在那一霎那我忽然想到了自己的家鄉，覺得眼前的儀式像極了我們的「三呼萬歲」。 卡斯滕·尼布爾聽不太懂薩那的地方話，因此他與伊瑪目的交談不得不藉助於一個翻譯來進行。由於他並不想對這場遠征的目的及動機展開詳細述說，他便解釋到，他們都是丹麥人，此次穿越紅海而來，因為這是抵達丹麥殖民地德倫格巴爾的最短路線。他們希望能在這趟旅程中考察伊瑪目領導下的這片大好河山，世人都曉得這裡是福地，既富饒，又美麗。很多事情尼布爾連提都沒提。他沒有說他們為了這份光榮差事喪失了兩名同事，他也沒有說他們在穆哈期間破費了50威尼斯達克特，他更沒有說，傑里姆和達馬爾的人民都是用石頭來向他們表示歡迎的。他說的是，他們的旅程無論行進到何處，都是一路平安，足見伊瑪目治國有道，他還強調說，這樣的誇獎在伊瑪目聽來定是意料之中的事吧，就像後者一定知道自己的子民，這片土地上無論何處的子民，在迎接他們時，定是熱情好客、體貼周到、以禮相待的。隨後他便示意其他人將他們的「罕見之物」都陳列出來。首先亮相的是放大鏡和望遠鏡。他們這個業餘馬戲團也算是身經百戰了，這一回又獻上了精彩演出：伊瑪目看到了遠處的人們頭下腳上地在空中漫步，也看到一隻虱子變成了一隻龐然大物。尼布爾還展示了他們的氣壓計和羅盤，博朗芬的一些繪畫，還有一些版畫、地圖和圖表。最後，他們向伊瑪目和法基·艾哈邁徳獻上自己準備的禮物：手錶以及福斯科爾的部分儀器。如此，陳列展示的所有物品都很受歡迎，無一挑剔，無一質疑。等到遠征隊返回住處時，他們每個人都收到了一個錢包，裡面裝著價值99科碼西的錢——也就是3達勒——全是面額很小的硬幣。財務負責人倒是對這個奇怪的回禮有點摸不著頭腦了：「伊瑪目給錢的形式，實在有點特別，他似乎就是專門給我們硬幣的。不過，反正在市場買任何東西都得付現錢，或許，這就是阿拉伯人無微不至地為他人考慮的一面？給我們這麼多小子兒，可能是覺得，這樣一來，我們就省去大面額兌換的麻煩了。」 在伊瑪目的接見之後，遠征隊成員也就獲許在首都城中自由行動了。尼布爾隨即展開對這個城市的地圖測繪工作。然而，由於他們抵達這裡的消息早就傳遍了大街小巷，總有一幫好奇的圍觀群眾會在他工作過程中產生干擾。於是他只得放棄使用星盤和羅盤測取角度方位，轉而拾起在埃及時用的老法子來：裝作若無其事地走路，實則在用步子測量街道。等他完成了地圖的草圖後，他便開始試著了解這座城市的貿易情況——這是以前他和福斯科爾經常會做的一項工作。他考察了這裡的大型市場，記下那些集聚了各種貿易的大街小巷：食用油、木炭、鐵器、葡萄、玉米、黃油、鹽、麵包，最後一項永遠都是正在出售（幾乎在阿拉伯半島的所有地區都是如此）。這座城市裡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市場，裡面有允許拿衣服以舊換新的攤位，還有很多攤位專賣來自土耳其、印度、波斯的各種貨物：藥草、藥劑；梨子、杏子、桃子、無花果，既有曬好的果乾，也有新鮮的水果。許多街道上的營生五花八門：鐵匠、鞋匠、馬鞍匠、裁縫、帽匠、泥瓦匠、石匠、金匠、裝訂工、文書。所到之處，各種新鮮菜蔬瓜果琳琅滿目，單單就葡萄來說，尼布爾仔細數過了，起碼有20種。 阿拉伯菲利克斯的首都完全超出遠征隊的預期。薩那是真正的人間天堂。更有幸者，在上次晉見過後，遠征隊受到來自各方名貴要人的友好接納。在這裡，無一人向他們敲詐勒索，無一人向他們扔石頭砸窗戶。伊瑪目親自為他們找好一處居所，比遠征途中住過的任何地方都要舒適。眼下，伊瑪目還邀請他們在這座城市客居一年。且不說薩那是此次遠征的主要目的地，就說他們在開羅也曾逗留過一整年的時間，如此看來，他們還有什麼理由不滿懷感激地接受這份慷慨的邀約呢？這一年結束後，英國輪船還會再次返回穆哈，到那時再帶上遠征隊前往印度，從而經由德倫格巴爾回到家鄉。這其中的好處與方便真是不言自明的。與其匆忙倉促地踏上返回穆哈的兇險路途，還不如在薩那靜享一年悠長安寧的時光——在這或許是最好的生活條件下——養足體力，恢復精神，潛心做自己的調查研究。真是有百利而無一害。是啊，有百利，有百利。怎樣呢，尼布爾真是毫不猶豫——他，拒絕了伊瑪目的邀請。 尼布爾自己也覺得有必要對此給出解釋說明。究竟為什麼決定返回呢？他在日記中口若懸河般地作了一番自我剖白。起碼，有五個理由。首先，兩位教授已不在人世，隊中無人能夠在這個國家展開語言學和自然歷史方面的調查研究；其次，尼布爾到目前為止所做的準備工作，足以讓他繪製出一張十分詳盡全面的葉門地圖；再次，尼布爾對伊瑪目的殘忍行徑已經有所耳聞，好些人落入其手，都慘遭迫害；又次，前車之鑑，穆哈酋長和塔伊茲酋長曾多次刁難為難他們，尼布爾不希望遠征隊再繼續遭到這些地頭蛇的欺壓凌辱；最後，則是大家都擔心這裡的惡劣氣候進一步妨害他們的身體健康。 事實上，尼布爾之所以會拒絕伊瑪目的友好表示而想迅速離開薩那，緣由歸根結底只有一個，也就是他在日記中沒有直言明說的那一點。他們不只是擔心，他們是真的怕了。馮·黑文和彼得·福斯科爾的死亡如出一轍——這是他們有目共睹的：病情一旦惡化起來，就迅速瓦解整個人的身體及意志，可卻弄不清楚究竟為何，包括克拉默，對此也是無能為力。他們內心非常清楚，這種疾病已經在自己身體內部潛伏下來了，所以他們害怕，害怕自己也會不久於人世。還不僅如此。最壞的假設是，如果他們所有人員都命喪薩那的話，那麼，遠征的各種文件、記錄、收集來的標本，也將沒有機會回到哥本哈根了。那麼整個遠征大業功虧一簣，也就一無所成。這其中利益之損害，此刻也是分外清楚了。尼布爾的身體仍舊沒有痊癒；原本筆耕不輟的博朗芬也是連續數周都沒有畫畫了；貝里格倫被寒熱折磨得痛苦不堪；抵達薩那之後，克拉默也開始抱怨這種莫名其妙的「寒冷」。這便是尼布爾果斷決定離開的真正原因。立即動身返回穆哈，是他們拯救這兩年多來的所有精神勞動成果於水火的唯一機會了。死亡之神如不速之客，一個接一個地登門造訪，站在他們每個人身邊悄聲耳語，發表了同樣的恐嚇和威脅。如果他們還想逃離死亡的手掌心，他們就必須逃離阿拉伯菲利克斯。 英國輪船說不定在8月上旬的哪天就起航了。晉見伊瑪目那天是7月19日。由此滿打滿算，他們也就還有14天的時間。而尼布爾一開始做的計劃——是在7月20日離開薩那——不免太過樂觀了。因為眼下又是被迫無奈的遷延耽擱。首先，一場精心籌備的告別盛宴已經由伊瑪目安排下了。送往，迎來，基本無二，還是那些儀式過場。可這一回卻不只是一錢袋的小額硬幣的問題了。尼布爾，作為遠征隊的核心領導人，被贈予了一套傳統服飾——是只有阿拉伯貴族才穿得起的。伊瑪目同時還給遠征隊送了駱駝和驢子，以作他們回程時的交通運輸工具。最後作為告別禮，他還給了他們很多錢——價值200達勒。一下子倒讓尼布爾有點手足無措了，這麼多的贈禮錢財，如何接受是好，要是接受了會不會顯得他們有失禮儀和尊嚴？不過，一想到在穆哈時曾被誆去的50威尼斯達克特，他就說服自己收下了。此事尚且如此，然而還有一事耽擱了回程。最後的這次歡送宴上，尼布爾不怎麼在狀態。就在那個金碧輝煌滿目琳琅的廳堂之上，他不幸又一次遭到風寒奇襲。從尼布爾的日記中可以看出，當時他的身體狀態很不樂觀，整個人如坐針氈，以至於這位最有禮貌的人不得不向伊瑪目失禮了，他懇請後者允許他到外面的陰涼地里坐一會兒——或許能稍緩體內難耐的發熱症狀。可憐的尼布爾被折磨得死去活來。 不料在受到伊瑪目接見之後，新的麻煩又出現了。這回都是供他們使用的那些駱駝惹出來的好事。因為好些掮客從中看到了商機。這些人以為遠征隊是做買賣的，以為自己摻和進來就能從中抽得利潤。於是這些無賴掮客各種造訪，遠征隊又不得不費口舌，向他們解釋，消除誤會。就這樣，一連好幾天的寶貴時間就這麼浪費掉了。直到7月26日，這支小型商旅才做好起程準備。 一身阿拉伯裝束的尼布爾 尼布爾穿著薩那伊瑪目送給他的阿拉伯民族服飾。 可是此刻又面臨著艱難的抉擇。尼布爾必須要在兩條返迴路線中做出選擇，一條是原路返回。也就是說，主要道路得經過塔伊茲；另一條則是不經常走的路線，需要穿越危險的人煙稀少的山區地帶，經由莫夫哈克和薩姆富爾，抵達拜特費吉赫。尼布爾決絕地選擇了後者。路途非常遙遠不說，交通也不方便。但是他寧可在破舊的咖啡小舍里歇腳落宿，也不願意再次被傑里姆和塔伊茲的兩位酋長玩弄於股掌之中。為此，他確實也做好了心理準備，就算是要繞一大圈彎路也在所不惜。不過尼布爾選擇走這條路線，除了能避開以上兩個地區之外，其實對他要繪製的葉門地圖有很大價值，因為如此一來，他就可以弄清楚從薩那直線延伸到拜特費吉赫的整條路途的地理概況了。 與時間的賽跑就這樣開始了。四個寒熱受虐者為了及時抵達穆哈，真是披星戴月，馬不停蹄。但很快尼布爾就意識到，這是他在葉門走過的最為艱難的路途了。在莫夫哈克境內，他們片刻也不敢停留，一直強力行軍。大雨滂沱，傾盆而下。駱駝在泥濘海河中舉步維艱，時不時還有山石墜落。到7月30日，他們快要抵達哈利西的村莊了。緊接著在前面負責趕駱駝的領隊卻突然停了下來。無法繼續前行。眼前這條窄路沿著懸崖邊緣延伸下去，而大雨卻給衝出了一道陡峭溝壑，足足好幾碼寬。根本不可能帶著駱駝穿過。其餘的阿拉伯人跟上來後也是一致同意，眼下無路可走了，又沒有其他道路通往拜特費吉赫，他們必須掉頭返回薩那。但對尼布爾來說，這麼做無異於是在葉門繼續停留一年。他立刻下令給這些阿拉伯人，從山腳下搬石頭，堵住那水流的深凹處，這樣一來，駱駝就能通過了。但尼布爾沒有領導派頭，言行缺乏威嚴，所以那些阿拉伯人只是聳聳肩，拒絕遵從命令，他們說，要是照他說的做，那得起碼耗費兩天時間才能把溝壑填上。怎麼辦呢，尼布爾只得走到克拉默、博朗芬、貝里格倫面前。看來他們必須親自動手了。於是那一天剩下的時間裡，這四個病人就吃力地拖著石頭往溝壑里填，而那些阿拉伯人則是袖手旁觀，一直旁觀，一直旁觀到他們發覺，幾個歐洲人還真的要把溝壑填起來了，直到這時，他們才一個個地伸出援手來幫著搬石頭。差不多黃昏時分，終於填得可以讓駱駝走過去了。繼而太陽下山，他們隨後抵達薩姆富爾，到那兒時已是精疲力盡，不想混亂之中，尼布爾竟把羅盤弄丟了。 第二天一早，仍舊是大雨如注。天才剛拂曉，他們就繼續上路了。這一天之中，他們光是在塞罕河[35]中涉水的次數，少說也得有12回。他們自身早已是里里外外全部濕透，都濕得麻木了，再濕也無妨了，但是駱駝不行。就駱駝來說，涉水所耗費的時間是一回比一回長。所以都到傍晚時分了，他們還沒能走出哈茨吉爾。 過了這一晚，就迎來8月1日了。可到穆哈的路程他們就連三分之一都還沒有走完呢。尼布爾當機立斷，他們必須加快速度前進，減少中途的停歇休息，日行2倍路程。就在這天夜裡，他們抵達拜特費吉赫。 最後這一段行程總算把他們帶出這片暴雨地帶了。進入沙漠區域，高溫又把他們團團籠罩，無論是人還是駱駝，都像背上了更重的負擔。在拜特費吉赫，尼布爾同意休息一天，但條件是他們必須在日落時再次出發，利用晚上時間的涼爽，快快趕路。眼下終於是尼布爾熟悉的地區了，他可以繼續增加他們趕路的速度。接著8月3日一早，他們就抵達澤比德了，這裡的酋長給他們提供了糧食和新駱駝。是日傍晚，他們繼續向著謝爾德舍進發，並於深夜時分抵達——這比他們預先估計的要快。然而就在咖啡小茅舍里休息了一個鐘頭後，尼布爾下令讓大家再次出發。於是，在8月4日日出之前，他們抵達了邁烏西德。這個村子坐落於海岸邊上。隨著太陽沉入紅海之中，紅海看上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火紅燦爛。彼時他們又一次跨上驢子，揚鞭而去。12個小時之後，尼布爾便可以把這最後一程記入日記本中了。他寫道：「8月5日，上午9點，旅途結束，精疲力盡，我們再一次進入穆哈。」 但是，尼布爾、克拉默、博朗芬、貝里格倫，卻沒能實現他們此行的心愿。他們用盡最後力氣趕到海港碼頭。只一會兒的時間他們就明白了——他們來晚了。英國輪船已經起航。 5 這四人從薩那騎到穆哈，真可謂疲命拼盡，生死置之度外。我們只需比較一下去時的天數和里程，就知道回程時他們是如何不顧一切地趕路了。追蹤卡斯滕·尼布爾日記本中的這段日期，可以看到，遠征隊是在6月9日離開穆哈的，而7月17日才抵達薩那。整段旅程占去38天時間，中間包括在塔伊茲和傑里姆度過的日子。也就是說，去時實際用在路上的時間是16天。再看回程，他們是7月26日離開薩那，8月5日抵達穆哈。考慮到最後抵達時是在清晨，所以要計算的行途時間應該到8月4日為止。換句話說，他們去程用了16天，而回程只用了9天，且不說他們返回時走的是更長的路線，暴雨如注，寒熱交迫，渡河涉水，道路沖毀——還得親自修好方能繼續向前拚命跋涉。而駱駝的前行速度是不變的。這就意味著，實際上他們每天行進的時間之多，是之前的2倍。 奔命、過勞、透支，身體哪能承受得住？既是如此，那就不得不為此付出代價了。眼下他們虛弱無力，不堪一擊。身體崩潰的主要因由還是在於兩地氣候的劇烈反差。山區的薩那，空氣輕薄而舒爽；哪像位於熱帶的穆哈，空氣滯重而悶熱，讓人喘不動氣。再加上積勞成疾，才進入穆哈不過三天，尼布爾就臥病在床，與一場高燒殊死搏鬥，昏迷不醒。兩天之後，就輪到了博朗芬。再一天，連克拉默和貝里格倫也扛不住了。就這樣，四人都倒下了。眼下距離馮·黑文去世還不到三個月，遠征隊剩下的四名成員還是躺在那幢房子裡，卻都是臥病不起，臥的還是同一種病。 確實都很受折磨，不過好在痛苦中還有安慰。那是他們剛剛抵達的第二天，尼布爾特意去拜訪那些英國商人——其實只是為了確認一下——沒想到他們中有一位還留在城裡沒有走。此人名叫斯科特，尼布爾在日記里記述了這位英國朋友對四位病人的照顧有多麼周到體貼。「他給我們帶來各種各樣的歐洲吃食，這在當前情況下，對於原本只能吃上阿拉伯食物的我們來說，簡直是比收到神丹妙藥還要好呢」，尼布爾說道。不僅如此，斯科特還帶來了更重要的提神劑，足以安撫他們歸來後的失望情緒。那就是輪船的事。其實駛往印度的輪船只有三艘。由於他們賣給阿拉伯人的貨錢還沒收齊，這第四艘輪船就只得推遲出發時間了。至於它目前沒有在碼頭停泊的原因嘛，則是斯科特——為了充分利用中間耽擱的這段時間——派它往吉達運貨去了，等把那一船的咖啡送到，預計在8月的最後一周就會回到穆哈。 這個英國人果然預料得不錯。8月20日，那艘輪船再次停泊在穆哈碼頭。但與此同時，丹麥遠征隊成員的情況卻還不及先前了。在接下來的這一天，也就是1763年的8月21日，當他們離開阿拉伯菲利克斯時，只有卡斯滕·尼布爾一人能夠站起來走路。而克拉默、博朗芬、貝里格倫三人，都是被抬上船的。 由於仍有一些阿拉伯人的貨款還未收齊，船長約翰·馬丁一直等到8月23日下午才拔錨起航。他什麼船貨都沒載，印度那邊並不稀罕咖啡豆。如果非要說載了什麼貨物的話，那就是錢了。都是當時隨船運到穆哈的那些貨物換來的錢款——將近25萬達勒，全部是現金。剩下的那部分隨船貨物呢，則是一打大木箱子，裝滿了乾魚和各種軟體動物；七大包手稿，門類繁多；一個大文件夾里，夾滿了壓扁的植物。如此相較之下，後者的那些玩意兒實在顯得無足輕重，不值一提，放在約翰·馬丁船長駕駛的這艘要穿越印度洋的雙桅帆船上，看上去就像雞毛蒜皮一樣無所用之，仿佛丟了也不足惜。 在北風輕柔的推動下，兩天之後，輪船抵達非洲和阿拉伯半島之間的海峽。畢竟是海上空氣新鮮，尼布爾的精神為之一振，終於可以再次拿起儀器了。他記得米凱利斯教授有一個懸而未決的疑惑。也就是說，在他當前所處的地理位置，是否曾有一條連接起非洲與阿拉伯半島的陸路，如果真有的話，那這條陸路得有多長。教授對此持否定看法。而眼下尼布爾不僅測定出聖安東尼海角的緯度，還作了多次的聲距測量，因此，他現在已經可以回答教授的這個疑問了。 8月26日，起風了。沒過多久，非洲及阿拉伯半島的海岸線，也消失在他們身後，再也望不見。此時，克拉默也有所好轉，起碼能讓自己走到甲板上透透風；但博朗芬和貝里格倫的狀況卻很不樂觀。卡斯滕·尼布爾寫道：「克拉默先生的身體狀況，應該是從上船的那一刻開始好轉的。但博朗芬先生卻是每況愈下，光景一日弱似一日，到8月27日傍晚時分，我問了他一個問題，可他已經虛弱得說不出話了。從那時起，他便陷入了深度昏迷。後來我想給他吃一點營養品或是一點藥，卻發現怎麼都叫不醒他了。就在這樣的不省人事裡，他於8月29日午前11點左右，徹底離開了人世。」 「對於這位畫家應當得到的讚揚和稱頌，我想用四個字來形容：無以言表，或溢於言表。他手執畫筆，留下了多少作品啊。那麼多的城市景觀、各地的傳統服飾，尤其是他為福斯科爾先生繪畫的自然歷史標本……他的能力與他的勤懇，這些便是最有力的說明。他不僅是一個畫家，更是一個雕刻家，可是他很不幸，他不能返回哥本哈根了，也就不能親自把他的畫作刻到銅版上。我真心為他，為他的不幸和不能，感到悲哀和痛惜。而我們的侍從貝里格倫，也是在運上船時就已經病得很重了。他之前曾在波美拉尼亞對抗普魯士的戰爭中，為一名瑞典騎兵上校效勞，遠征這麼久以來，他從哥本哈根開始就一直跟隨我們。他的身體非常強健結實，原本在阿拉伯半島遠征過程中的艱難，對他來說是完全能克服的。然而現在，他已經承受不住了。在博朗芬先生去世後的次日，也就是8月30日，他也去了。至於兩具屍體，都被拋入大海。」 從阿拉伯菲利克斯起程才不過一周時間，遠征隊就減少到只剩兩人了。 說到哥本哈根那邊。光天化日之下，波光粼粼的印度洋上已經完成了兩次下葬，而哥本哈根那邊呢，自然是對整個連環死亡事件還一無所知。一連數月以來，伯恩斯托夫還在繼續寫信——給那些已經死去多時的成員——強行下達指示和命令，最後等他終於收到訃告時，一整年的時間都已經過去了。1764年8月1日，三則用紅字印刷的「雜訊」，出現在《皇家專報》上。首尾兩則極為簡短。第一則是在匯報國王陛下「再次出城前往布雷根特莊園」。最後一則也是只有一句話：「一男子因負債逃往城外。」在這兩條國內新聞中間夾著的，則是一條信息量非常豐富的資訊： 我們剛剛得到確切消息，有一則非常不幸的新聞要宣布。無論是科學愛好者，還是考古研究人員，一定對阿拉伯遠征有所了解。這場遠征是由國王陛下發起，斥巨資打造，方方面面精心準備，傾注了無限關注與心血，並由著名的米凱利斯擔任顧問，出謀劃策，最終組織起一支學術考察遠征隊。這支隊伍用了8個月的時間橫越阿拉伯菲利克斯，兢兢業業無有一絲倦怠，深入探索了那片土地上的每個角落，完成了各色各樣的價值收集，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然而，在萬能上帝的意願之下，他們命途坎坷，可嘆可憐，所有人接二連三地被疾病擊倒，只有兩位死裡逃生。另外三位，都抱病而終了。馮·黑文教授和福斯科爾教授，分別於去年5月25日和7月11日相繼離世。隨後博朗芬先生也被死神奪取生命。最後還有一位瑞典侍從，也隨他們而去。就此剩下的兩位倖存者，工兵上尉卡斯滕·尼布爾，和克拉默博士，為了挽救自己的生命，走投無路之際二人不敢有片刻拖延，只得於去年8月23日從穆哈動身，前往東印度的孟買去了。 等到這則告示刊印出來時，由於滯後性，它的表述並不完整。因為就在那時另一起死亡也已發生，不然這則告示就是精確無誤的了。所幸這場遠征還是按計劃正在執行中，因此所有犧牲，也算是沒有白白葬送生命。 但是仍舊有一個問題懸而未決。福斯科爾曾在遠征開始的第一天就產生了這個疑惑，在日記里，他問自己，為什麼阿拉伯菲利克斯被叫作「福地」。真是想不通這樣一個古怪的名字到底從何而來。那片土地被稱作「福地」，難道是說，它是人間專門掌管「命運」的領地？他們所有的信件和日記，都應驗了。馮·黑文宣稱自己要在那裡待上兩年時間。三個月後他便不在人世了。彼得·福斯科爾說那裡一定能許他一個功成名就的未來，讓他的研究成果震撼整個科學界。三個月後他在傑里姆被死神拖走了。他們抵達盧海耶不過六個月的時間，尼布爾就在薩那意識到，如果倖存者還要繼續留在阿拉伯菲利克斯的話，那就等死吧。 這個回答，算是很接近正確答案了。馮·黑文當時要是花大力氣好好研究的話，他是能夠窺探究竟的。倒不是因為他對詩歌的興趣，關鍵在於他是一個語言學家。 這個謎題其實是在一個誤解之上產生的。因為「阿拉伯菲利克斯」這個名字是一個翻譯上的錯誤。就是我們當代稱呼這個國家的另一個名字，「葉門」，這個字眼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在阿拉伯語中，「葉門」最早是表示「右手（邊）」或「右邊」的意思。但是當阿拉伯人想要「確認」地球上的四個方位時，他們總是會面朝東方，就像在歐洲辨別方向時自然會朝向北方一樣。因此，「葉門」這個詞，起初就是「右」的意思，到後來「南」的含義也就出現了。所以說，何為葉門？只是坐落於右方的一塊土地罷了，只是朝向南方的一塊土地罷了。眾所周知，阿拉伯人視右邊優於左邊。「左」在當今的阿拉伯地區仍有「骯髒」的意思，是被視為次一等的，差的，不及「右」；而「右」或「葉門」，則逐漸演變成帶有「幸運的」（「福氣的」）或「有裨益的」（「仁善的」）的含義。「阿拉伯葉門」一詞，在一系列的曲解翻譯後，就變成了歡欣鼓舞的阿拉伯（Eudaimon Arabia）、阿拉伯福地（Arabia Felix）、鳳凰于飛的阿拉伯（L』Arabie heureuse）、幸福快樂的阿拉伯（Das glückliche Arabien）。這個詞語的真正含義，其實就是「阿拉伯半島南端」。 卡斯滕·尼布爾並不知道這一點，但是他再也沒用過「阿拉伯菲利克斯」一詞。他就把這個國家稱作「葉門」。飽經憂患，備嘗艱辛之後，這片土地再也不是他心中的人間福地了。儘管如此，他還是在日記中寫道：「在未來的日子裡，我不希望由於我們的悲慘經歷，歐洲君主便不再支持這種類似的遠征考察，我也不希望學術界的專家人才由此對這種遠征望而卻步。要是我們能對『寒熱』症候多加警惕和防範，要是我們從一開始就依照東方本土習俗生活，要是我們遠征隊每一位成員彼此之間更多一點信任，少一點因懷疑和爭鬥而帶來的怨恨和挫敗，那我想，或許我們全體都能幸福快樂地回到歐洲。」 當尼布爾說到「幸福快樂」的時候，言外之意也很明顯。他是個不相信空話的人，也不迷信於那些措辭表達。什麼「阿拉伯菲利克斯」，什麼「幸福快樂的阿拉伯」，或許他不曾真正相信過。但毫無疑問，彼得·福斯科爾和馮·黑文相信它存在。這二位都對「幸福快樂的阿拉伯」深信不疑，即便兩人信奉的都算不上是同一個國家：對前者來說，此地意味著機遇，能讓他取得重大的學術成就，為自己博得榮耀、功名、利祿——丹麥國王承諾的終生撫恤金；而對後者來說，此地意味著錢，意味著餘生享不盡的榮華富貴。在這兩個人中間站著的，是一個沼澤濕地農民的兒子。他既不是教授，也不是博士，更不渴望成為遠征隊的核心。他什麼也算不上。但是，等到遠征亡命，殘餘幾人生死未卜地被載離阿拉伯菲利克斯之後，唯一一個還立於人世間的，就是他了。 [31]卡斯滕·尼布爾這番一針見血的評價，深受後世認可，即福斯科爾的兩位傳記作家——卡爾·克里斯滕森（Carl Christensen）和亨里克·許克（Henrik Schück）——很相信這番評價，過去這麼多年以來，他們算是唯一關注並研究過丹麥遠征隊的人了。——英譯者注 [32]哈來姆（harem），尤指舊時某些穆斯林社會中富人的女眷，即前面提到的土耳其富人的「女眷」。 [33]「苦難之路」（Via Dolorosa），位於聖城耶路撒冷，從耶穌被審判的地方起，到他被埋葬的地點（今天的聖母教堂），共分為十四站。 [34]馬丁·瓦爾（Martin Wahl，1749—1804），生於挪威，丹麥植物學家、動物學家，曾在烏普薩拉拜於林內烏斯門下研習植物學。 [35]葉門的河流都是時令河（季節性河流，如我國的塔里木河的下游地段），這些河流只在一年之中的豐水期可能有水流，其他季節都處於乾枯狀態，因此葉門屬於無流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