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菲利克斯 · 3 埃及一年

1 從羅得島起程後，遠征隊所要面對的種種情況中又添不測，那便是來自死亡的威脅：既可能會死於悄然潛伏不易覺察的流行病，也不排除異國外邦的當地人通常充滿敵意的態度和行為；當然還有可能會死於一個男人憤恨至極的絕望報復計劃——它本身所投射出的不祥之兆，陰影般地一直籠罩著他們的生活。種種威脅就變成了他們生存處境中赤裸裸的現實所在，（好比）復調音樂[88]，這些存在會與他們對「福地」的追尋「和諧地」地統一為一個整體。就像那些無意識的動機，或多或少地潛伏在他們意識深處，不被覺察地共存，成為一體的復調。恐懼會與希望交織共存，結為同盟。可想而知，這五個男人會因此而變得率真自然，但與此同時，也變得更溫馴聽話了。就像令生活稍稍釋緩的那一絲陽光，它不僅僅依靠照耀在物體表面所展現出來的光亮，同時還靠陰影，在陰影映襯之下才勾勒出了邊緣。因此，在羅得島之後，遠征隊的成員會漸漸明白，遠征這一路，必定是明滅起伏，明暗交間。 的確，在很多具體的方面，來自死亡的種種威脅都毫不含糊，影響到很多重要事情的推進過程。從他們在埃及停留的時間說起。起初，他們只是把埃及當作一個必要通道——經由、來去——只作必要停留；而現在由於新情況突如其來，他們就在這裡持續逗留了一年多，但除了那些早就想解決的困難仍舊存在且進一步惡化之外，基本上一無所獲。在他們的日常工作中，在他們的信件里，在他們的匯報和日記里，這個新處境讓他們的情緒波動不斷。雖然對環境的新鮮感暫時取代了心中的失望，有關人員的註冊登記工作，占據了他們所有精力。但好景不長，新的矛盾和威脅會像不速之客，把他們的熱情逼退，讓他們看到生活原本幽暗的底色。就像擺錘的一次擺動，故事情節反轉後，會刻畫出遠征隊倖存者的形象——但他個人鐘擺的擺動並沒有隨時間而減弱，恰恰相反，在現實世界裡增強了。 這一程起始於亞歷山大。遠征隊成員來到的是一座業已敗落的城市，然而，各種事物的新鮮感湧上心頭，很快就驅逐了黯然愁緒。甚至才來第一天，福斯科爾就全神貫注於他的植物學研究了。不然的話，我們這位相當冷漠的學者怎麼會沉浸在觀察中無法自拔：「當地的植物群是我從沒見過的，野生勃勃，無所顧忌，一派茂盛景象。一點都不像家鄉那兒的溫室空間裡所展示的那些植物。人、國家、大自然，萬事萬物於我都是新的。所有的植物也是新的。除了好好採集觀察之外，我還能做什麼呢？」 眼下福斯科爾已經接連出去很多天了。在海邊那一整片區域裡，他一邊走一邊探尋，從清早就出去，一直到日落才結束。有時他也會在城中某植物園裡的一個小花壇前站定，俯下身來細細觀察，好幾個小時就這麼過去了。他在日記里愉快地記錄了亞歷山大隨處可見的棕櫚樹——是他生平第一次見。也就是在這裡，他開始研究起那種稀有的香脂樹，那可是林內烏斯生前極度渴望一睹其狀貌的植物。這種樹也是此次遠征中植物學方面的首要研究對象，因此，在福斯科爾的日記中，我們會看到他是如何期盼，又如何失望。「他們告訴我，這裡的確有一棵名副其實的麥加香脂樹，但得到這座城外面的一個園子裡才能找到。為了尋找這種最為稀有的樹，我聽罷片刻都沒耽誤就跑出去了。然而，當我按照他們說的，去到了那個地方時，我面前不過是一個空蕩的場地，不過是些剛剛栽好的樹。或許是我找的地方壓根兒就不對。後來，有位住在內部城區的猶太人主動要給我帶路，他斬釘截鐵地告訴我，他就在一個大石瓮里種了這麼一株稀罕物。猶太人都住在他們自己的街區里，到那兒要通過那條街上僅有的一道門；然而後來真正進到那片住宅區時，除了從一戶家庭穿到另一戶的黑黢黢的通道外什麼都沒有。我就這麼硬著頭皮走過了那些相當不靠譜的通道，而最後真的抵達時，我只看到了一株『花園香脂』[89]，與我要的相去甚遠。真是期望越大失望越大，那一瞬間毫無驚喜可言。唉，我多麼想親眼見到、親筆描述真正的麥加香脂。」 還好其他考察沒被辜負。眼下這裡有大量的稀世奇珍可供觀賞、記錄。在尼布爾的陪同下，福斯科爾參觀了歷史遺蹟，都是亞歷山大的不朽傑作。他們從一處行到另一處，就用毛驢代步（這裡的大街上滿是備有鞍座的毛驢，可租用，隨時出發）。他們看到在那些廢墟之上的，克婁巴特拉宮殿，龐培神柱[90]，以及著名的方尖碑[91]，更不用說，靜躺在這座城市地下的那片墓穴[92]。通往墓室的通道漆黑不見底，他們對著裡面打了好多槍，以嚇走那些生活在這兒的豺狼虎豹，而後他們才敢往裡走。福斯科爾發現，亞歷山大的房子都是用同一種石材建造的，而開闢在山坡地下的這座陵墓也不例外，他由此猜想或許早年間這裡就只是一個採石場，人們一邊在這兒打造一座全新的地下城鎮，一邊為地表之上的其他城鎮開採石材。這位植物學領域的思想家回到了地面上，站在過往的這些紀念碑像面前，他開始不斷地沉思人類歷史，不免感慨萬千：「儘管我對這些歷史事件並不知情，但我站在這兒，看著這些壯觀雄偉的遺蹟舊址，這些作為古人先輩們獨具慧心、勤勞不息的最好證明，那種崇敬感便油然而生，涌在心頭；我不禁想到，我們當代的這些偉大建築——令我們備感自豪的建築作品——或許就會在某個時機成熟之時，轟然變成廢墟。並且我們不確定『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後世人也會對它們那樣崇敬嗎？是否會像我們一樣，充分地感受到古埃及歷史遺蹟中的光輝與榮耀？」 福斯科爾和尼布爾在1761年參觀考察的絕大部分遺蹟，其實早就被另一位旅行家記述過。此人同樣來自丹麥。他就是克里斯蒂安六世[93]於1737年派往埃及的，年輕的海軍軍官F.L.諾登[94]。他曾沿尼羅河而下，遠航至努比亞[95]。諾登把他整個旅程的一部分用文字記錄下來；一部分通過大批的雕刻版畫記錄下來——這些畫像出現在他死後國家出版的那本書中，即《埃及到努比亞的遠航》[96]——曾震驚當世——它是記錄那次遠航的第三部分，也是最後一部分，出版發行的那一年，距離「格陵蘭號」從哥本哈根出發的時間，不過六年而已。因此對於尼布爾來說，就諾登已經測繪出的那張亞歷山大地圖，他決定不對其作任何增添改動，取而代之的是，他要專注於檢查這位前輩所完成的那些極為重要的測量工作。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當他投身到這項工作中時，才發現沒有那麼容易——他的工作環境可以說是阻撓重重。事實證明靠近龐培神柱的那塊高地，的確適合用來採取方位，雖然只是稍高一點，卻可以把老城牆的很大一部分都收入視野之中。這天尼布爾展開工作，正忙於調整儀器的時候，人群突如其來地在他身邊聚攏起來：「當時有一個人——一個土耳其商人——注意到我正在調整星盤的方向，對著這座城市。他對此好奇得很，堅持要透過取景器看個究竟，而當他看到一座上下顛倒的塔時，就表現出極大的憂慮和不安。於是這件事很快就被傳開，流言四起，說我來到亞歷山大，是要傾覆整座城市，讓它就像那座塔一樣。」 就其工作所激起的這種流言，尼布爾起初並不怎麼在意，但是後來鎮上開始出現了種種惶惑不安的騷亂跡象。如此一來，整件事就被呈報給了地方長官。這下好了，每當尼布爾把這個「禍國殃民的罪惡儀器」帶在身邊時，他的土耳其僕人就拒絕陪同出行，於是尼布爾又不得不另找個疑懼心少些的人來替換他。人們多次想把他的星盤從他身邊拖走，以便損毀它，讓它失靈。沒多久，他就只敢在這座城市外使用它，但在那兒也會生出很多誤解。有一天尼布爾想測量一下尼羅河三角洲南部的太陽高度角：「我正忙著，一個莊稼人——來自附近的黑人聚居區——向我走來，看起來對我手中的物件非常感興趣。我也想給他看一些他之前沒有見過的東西，所以我就將象限儀的目鏡調整到對著城市的方向，但是當他看到所有的房屋都是朝下的模樣時，他就嚇壞了。他問我的僕人這是怎麼一回事，後者則回答說，國家政府就是對這個城市的居民格外不滿，遂派我來毀滅它。這個可憐的農民一聽，立刻變得非常悲痛，問我是不是不會給他充足的時間，好讓他回去帶上自己的妻兒、牛群，轉移到安全之處。我的僕人就向他保證會給他兩個小時的時間，這個農民一聽，就飛也似地向家裡衝去了。」 接著，從荒唐滑稽到肅穆沉重，從熱情四射到錯愕不安，故事來了一次徹底的反轉。在亞歷山大的這段時間裡，遠征隊成員一直住在那位法國領事的家中。有一天傍晚時分，他們登上屋頂，從這兒望向宣禮塔，看著日薄西山，到徹底沉沒餘暉，他們想在此刻享受一下夜幕降臨時的涼爽。然而沒想到的卻是，目睹了一出令人痛心的悲劇，就突發在他們下面的那條街道上。一批貝都因[97]強盜從沙漠一路趕來，衝到鎮子上，對著老百姓下手，有些沒能逃掉的百姓，都被他們圍困在了法國領事館的前面，被那些憤怒的強盜毆打致死。這次事件令歐洲學者們望而生畏且心有餘悸，也因此留下了根深蒂固的記憶，對他們而言，這是第一次看到東方殘暴野蠻的一面，這給他們提了一醒，讓他們看清自身危險處境——如果他們別無選擇只能面對這樣一幫充滿敵意、群情激憤的暴民。也就從那一天開始，只有在確信絕對安全的情況下，尼布爾才敢使用他的星盤。 環繞在他們周圍的諸多危險中，始終有一份是來自馮·黑文的存在。10月初上，尼布爾寫信給馮·加勒，再次提起這個丹麥人買砷一事，並詳細敘述了此人如何想要掌握遠征的經濟大權、如何想讓自己成為領隊等事。從一開始，馮·黑文就與其他人勢不兩立，尼布爾說道，不光是他不喜歡與之為伍，博朗芬也一樣，就連克拉默到後來都向馮·黑文表明態度了——他們與他不想有任何瓜葛。「色厲而膽薄，還被強烈的控制慾念攫住了心識，這樣的人如何共事？細思極恐而不可思議。」尼布爾在信末重複自己的堅決意志，若馮·黑文敢輕舉妄動，他必一槍崩了他。很明顯，他是在尋求馮·加勒的幫助，希望在抵達開羅時，他們可以擺脫掉這個心胸狹隘的同事。而擺脫掉他，的確是所有人都心照不宣一致贊同的事。 然而，他們在亞歷山大的那段時間裡，駐君士坦丁堡的外交大使始終沒有書信寫來。10月31日，他們登上一艘小型的埃及輪船，離開了這座城市。此船將會沿海岸線一路航行，直到抵達位於尼羅河西部狹長地帶的拉希德[98]，也稱羅塞塔（Rosetta），到了那兒，也就意味著到了尼羅河奔騰匯入地中海的地方。對福斯科爾來說，他們抵達尼羅河三角洲後，各種各樣的新發現、新認知、新經驗迎面而來：一直生活在內陸湖畔的候鳥群，不計其數、成群結隊地掠過頭頂；土地平曠，在高大的棕櫚樹叢之間，水稻與三葉草欣欣向榮。在拉希德，他們向一些方濟各會[99]修道士借宿；過了些日子，其中有一位修道士就隨同尼布爾、福斯科爾、博朗芬，一起前往城市外圍的那座瞭望塔，望塔上面的視野非常開闊，可以俯瞰整個綠意盎然的三角洲。由此，博朗芬作了一幅畫，這幅畫也是他在整個遠征過程中最成功的畫作之一。福斯科爾也極盡文字來描述那片視野：「從這個有利視角向外看去，景色無與倫比，盡收眼底。拉希德整座城市、阿布吉爾[100]堡壘、邁阿迪亞湖[101]、地中海海域、尼羅河寬廣流域中的島嶼和河岸，目之所及的一切都在埃及的夏日光輝中鋪展開來。」 11月6日，遠征隊重返旅途，繼續坐船沿尼羅河行進。下一站就是開羅了。每當途中遇到風力阻礙時，船上就得有五個男人下來，去岸上用繩子拉著沉重的船艇逆風而上。他們以這種方式前行得極為緩慢，但這種平和溫柔的節奏讓福斯科爾非常滿意，因為每當他看見河岸上有某種稀有花朵時，他都有充足的時間跳上岸去，採集，收好，再趕上行船。其餘時間裡他會坐在甲板上，欣賞沿河變換的風景：棕櫚樹，房頂平坦的棕色泥坯房，上面有很多苞米堆，每天早上都會引來一群小鳥落到上面覓食；地面上晾曬著大片大片的稻穀，十歲左右的孩童負責用踩踏的方式給稻米脫粒兒，那些女孩全身赤裸，男孩只戴了一頂紅色小圓帽；時不時地，會有身穿藍色破舊外套的男人騎驢而過，或者是頭頂陶罐兒的女人從河裡向岸邊慢慢走去。 日落時分他們會在城鎮外不遠處拋錨泊定。由於河中強盜頻繁出沒，他們不得不每天安排一個警衛守夜。這人得在甲板上來回行走，月光之下，與粗壯的桅杆、長長的略有傾斜的帆桁一起，呈現出暗黑色的廓影。只要聽見蘆葦叢中有窸窸窣窣的聲響，警衛便會拿出他的槍來，當空開上一兩槍，以此表明船上的人都是有武器裝備的，時刻防衛著呢。槍聲爆破在潮熱逼人的夜裡，毫不留情，餘音迴響。這時，會有一隻受驚的鷺鷥振翅飛進夜空，也有一回聽到一陣赤腳跑過的聲音，就在船近旁。真正是冷月熱塘夜更深。警衛收起了槍，看著鳥兒飛遠不見影了，此時河灘周圍，一切又回歸了平寂。 2 1761年11月10日，遠征隊抵達開羅。馮·黑文給馮·加勒寫了一封信，講了他們在這兒的借宿情況。這封信是在兩周之後寄出的，其中著重反映了這位世界級講究的紳士，是如何執著於住宿的舒適度和那些繁文縟節的。 「第五天夜裡，我們抵達開羅海港。第二天上午，即11月11日，星期三，我們在荷蘭領事館的一名翻譯陪同下進了城。到那兒之後，我和一位法國人留下看管我們的行李，後來我把它們都搬到了那座房子——位於法國街區的克萊芒特先生租給我們的住處。當真正親眼見到那座房子時，我儘量克制自己內心的萬分驚恐：只有三間破舊的房間，沒有任何家具，窗子上也沒有玻璃。他們告訴我們這個國家的風俗習慣就是房間裡不擺家具，同時窗戶上不裝玻璃。因此，對於我們來說，當務之急就是要給房間配備家具，給牆上洞開的地方都裝上玻璃。那個法國人，看到我們處境尷尬，隨即提出要給我們供用一些家具。那位荷蘭領事也提出我們可以去他那兒住，我想他那兒定會有足夠的房間給我們所有人。我們的醫生，克拉默先生，滿懷感謝地接受了那裡的一個房間。儘管如此，就我個人看來，住在那裡並不是特別有利的選擇，部分原因是距離太遠了，部分原因是這位威尼斯領事（就是上文的法國人）——從他那兒我能看得出來——和那位荷蘭領事是死對頭。最終，那位法國人向我提供了一間文雅又舒適的公寓，位於貝佐阿爾丹先生的宅邸，後者是這兒赫赫有名的法國商人，因此我就接受了他們提供的住處，這個房子位於法國街區，這點尤其令人滿意。博朗芬先生和天主教聖方濟會的一些托缽僧住在一起；福斯科爾先生和尼布爾先生兩人，則住在從克萊芒特先生那兒租來的房子裡。我們在這兒也都有僕人和廚房，所以也會自己準備食物，我們從亞歷山大走之前買了一些必要的用品，有燃料、葡萄酒等等。」 馮·黑文最後提到的共享廚房，很快就會引起遠征隊其他成員新一輪富有戲劇性的猜疑。不過眼下他們還是覺得這種住宿安排，讓全體人員都很滿意。福斯科爾和尼布爾，堅持要住在從克萊芒特先生那兒租來的簡陋房子裡，如此一來，這兩位朋友終於與馮·黑文隔離開來了。相應地，馮·黑文這邊也對自己住的那間舒適公寓十分滿意，在這兒他可以和法國外交官以及商人待在一起，和他們進行漫長而文雅的交流，談論伏爾泰和克萊龍小姐；而對於和事佬克拉默而言，毫無疑問，他很開心住宿是這麼安排的，因為他終於能藉此機會，遠離那位詭計多端的丹麥同胞，同時也遠離了福斯科爾和尼布爾——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令他人心慌不安的旺盛精力和執行工作的各種積極主動。自從離開哥本哈根到現在，克拉默就沒做成什麼事，也沒有做任何收集，更沒做什麼記錄。他需要一個假期。光是眼看著福斯科爾和尼布爾展露出的旺盛精力——而自己卻無能為力——他就覺得心神疲憊厭倦至極。 而這兩人正盼望著君士坦丁堡那邊的回覆——命令馮·黑文和目前遠征隊的其他人員分開來。但他們卻等了好些時日，直到抵達開羅一個多月以後，才收到一封來自那位丹麥外交大使的信，信中充滿失望、抱怨和不快。馮·加勒在信里是這麼開頭的，對於他們在羅得島上寫的那些事，他感到了內心的惶恐，但又隨即表明，儘管如此，他還是很難相信馮·黑文真的會有這樣令人畏怖的計劃。要果真如此，就等於聲名掃地且罪大惡極。因此他認為應該這樣做比較妥當：目前而言，要盡全力與這位丹麥語言學家以同事關係和諧共處，總之不能讓他覺察到克拉默其實早已把他買砷一事告訴他們了。至於對他的憤怒和厭惡，他們必得盡其所能地藏而不露，假裝他們之間的關係還是很友好的，是建立在對彼此信任的基礎之上的。總之，就是這件事——他們已知毒藥的這個事實——他們千萬不能再讓其他人知道。與之相似的任何事情，馮·加勒說，都會惹得國王陛下勃然大怒，隨後等著他們的，便是陛下的疏遠厭棄甚至處置——這都是一瞬間就可以降臨的事。由此，尼布爾受到了訓斥，因為他之前寫過，如果情況需要，即便不得已，他也要斃了馮·黑文。「諸如此類的暴力舉動，將會引起全世界的關注，是最不合時宜之措，也會嚴重損毀皇室遠征隊建立起來的名聲。不僅如此，還會將整個民族的榮耀以及你所在遠征隊中這些世界上最出色學者的榮譽，都付之一炬，毀於一旦。」最後，馮·加勒告訴他們，他已經發送了一份密報給國家外交部部長馮·伯恩斯托夫男爵閣下，也對他傳達了他們希望馮·黑文遠離此行的訴求。所以現在，一切都將取決於伯恩斯托夫對此事所採取的決策，馮·加勒堅持勸他們留在開羅，並維護遠征隊全體成員的統一。 回復是給出了，但對這種沒有最終定論的且傾向於否決的回答，福斯科爾和尼布爾明顯備感失望。但必須得承認的一點是，福斯科爾寫道，在開羅這裡，他們的確不是那麼害怕了，部分原因是幸虧馮·黑文覺得他們現在居住的這座房子不夠好（而自己出去住了），部分原因是現在他們周圍生活著很多歐洲人，如果要採取那種暴力方式解決的話，的確不是理智可取的做法。但不久之後，遠征隊就會離開歐洲街區向沙漠地區行進，一旦到了那裡，他們就會被當地視為「蠻夷」，生活在那些狂暴野蠻的阿拉伯人之間。「我們經常不得不自我提醒，我們其實是在極度危險的情況之中生活著，並且無可奈何，因為這種威脅是出自我們自己人。閣下您不妨設想一下，這樣的情形對於我們所有人來說，是如何寢食難安。這就好似噩夢一般。不久前他惱羞成怒，又要求道——其實是威脅——讓我們把遠征領隊一位移交給他。為此，我們查閱了皇室規定的條約，裡面相當明確地說過，我們所有人一律平等，但這一條並沒有鉗制住他，截然相反的是，他還聲稱這一點將會很快被解決。據我觀察，他所展露出的太多太多跡象都在表明，他是會一不做二不休的。說實話如果沒有他在其中，我們這個團體真的會快樂幸福得多。」 尼布爾也表達了相同的意願：要是馮·加勒留給他們的一線希望能夠實現，那他們所有人都會備感幸福與快樂。他承認，就他要槍斃馮·黑文的這一決定，大使反對得極是。「但是誰又能做到袖手旁觀呢？就眼睜睜地看著，我們所有人都害怕的事情，發生在那樣一個沒有法律管轄的地方嗎？因此，我滿懷謙卑地表達我的希望，願閣下您理解我，向伯恩斯托夫男爵閣下稟報此事時，可否不作反對的闡釋，只作客觀轉述呢。我將不勝感激。」 從目前來看，似乎只有「坐以待救」了。福斯科爾曾在羅得島點燃的那根導火索，如今再也不敢向君士坦丁堡那邊展露絲毫。現在，他只得讓火星子千里迢迢地一路燃向哥本哈根了，翼望於它能帶來希望的結果。福斯科爾、尼布爾、博朗芬三人，一邊繼續著他們在開羅的工作，一邊緊繃著心弦等待伯恩斯托夫的回覆。 3 有許多事要做。對丹麥遠征隊而言，接下來數月是一段忙碌時期。1月初上，埃及短暫的冬天剛剛過去，彼得·福斯科爾開始進入沙漠展開遠足考察，夜裡留宿於小村小鎮上，把稻草鋪在身子底下睡去。如此馬不停蹄的他正在深入推進植物學的調查研究，其間，身邊就只有一對阿拉伯助理陪同。進入1月中旬，他已經抵達塞得港了——走的正是前往蘇伊士的商隊路線；到月末時，他又出去了，這一回仍是繼續開拓考察邊界，足跡遠至邁塔爾和比爾克地區的村鎮，麥加商隊通常會在那些地方搭帳篷宿營。待到春暖花開之時，他又旅行返回亞歷山大，採集那些在雨季過後迅速生長開花的花兒；而後剛剛迎來3月，他便再次走進沙漠——在邁塔爾附近的谷地——繼續埋頭於他的植物學研究。 得益於自己似乎永不疲倦的旺盛精力，光是不同種類的花兒，福斯科爾就收集到了120多種，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完全不知名的。此外，他還收集了很多種子，也包括當時在土耳其收集的，其豐富程度多達好幾百種。與此同時，他也對這個國家的動物群進行了觀察研究。每回的考察所得一收集完畢，福斯科爾就把自己關進他那間工作室——在開羅的克萊芒特先生的那座房子裡——開始將他各種各樣的發現分門別類。1762年的春天過去後，他的工作成果以兩篇論文的形式呈現：一篇是《阿拉伯地區—埃及的植物群綜述》，另一篇便是相應的《動物群綜述》。到了7月30日，他寫信給林內烏斯，說起這些分類編目工作的完成，還有他給在哥本哈根擔任（最高）行政長官的莫爾特克寄去的論文。「我給他們發的是急函，懇請他們收到後立即將文章印刷出來。但有一點我不確定，就是哥本哈根那邊的人會不會反對呢：畢竟論文是由我這樣一個外國人寫的，而不是出自遠征隊的那位所謂『丹麥自然歷史學家』之筆。不知道他們會不會以此為由而心生反對。」事實證明，福斯科爾如此擔憂的確是有道理的——但沒辦法吶，命運就是這麼安排的。 除這些全面而詳盡的動物學及植物學的工作之外，待在開羅的那段時間裡，福斯科爾還專注於另一方面的研究——相當程度上其實已經超出皇家指派給他的專業任務範疇。在君士坦丁堡，也包括在亞歷山大，他被各種各樣的獨具東方特色的商品貨物吸引住了。所以每天一到傍晚時分，他便去集市上閒逛溜達，以作消遣。這個時候剛剛好，一天中最烘人難耐的熱浪已經退去，在集市上，他和一些商人交流，弄清楚不同商品的用途，包括它們的成分和成本。在亞歷山大時，他廣泛而深入地調查研究了阿拉伯人烘焙麵包的方式；在沙漠裡展開植物學考察期間，每天傍晚到小村小鎮上宿營時，他都會碰到將要起程的商隊，因為那都是他們常會經留的地方，白天他們在這兒歇腳休整，夜晚降臨前便撤營起行，在星辰的指引下繼續在沙漠裡趕路。如此種種都會讓他感覺到，自己正在邂逅一個特質鮮明的美麗新世界。是的，用不了多久，他就能確信，那真的是一個引人入勝的世界，就像他的花兒一樣。 那段時間，也就是在克萊芒特先生的房子裡，他忙著準備那兩篇要發表的學術論文時，他發現，在太陽快要落山時出去，能看到那些剛來不久的商隊。對他來說，這無疑是很合心意的發現，這位埋身於各種研究的教授，甘願為之花上一個鐘頭的時間徘徊逗留：夕陽餘暉下，能看到空氣中瀰漫著的塵埃，他就在光與塵中，兜轉於成包成捆的貨物、折膝而跪的駱駝，還有那些沉默不語的人之間。那些人身著及踝長袍，打赤腳走在沙子裡。就這樣，他發現了那些商隊其實來自麥加，其規模之大，足足有幾千頭駱駝。他們跋涉一路來到開羅，帶著翡翠、珍珠、鑽石、風信子，麝香[102]、靈貓香[103]，印度的棉布和絲綢服飾，基列的乳[104]。待到萊麥丹結束的一個月後，福斯科爾再一次看到商隊，他們正要離開開羅，踏上回麥加的路途。而此時商隊一併帶回的有：金銀絲線混織的絲綢、蠟光紙和普通紙、法國及威尼斯的服飾、藍色和白色的亞麻布（雖然說的是希臘製造，但其實是產自開羅）、縫紉用具、火藥和槍支、糖漿和芝麻油、白色和棕色的蜂蜜、蠶豆、梨子、小扁豆、大米、小麥，以及各種各樣的食用穀物，更不用說鐵釘、鹽、氨水等各類物什了。 在某些夜晚，他拜訪了一支商隊，他們來自蘇丹[105]內地的森納爾州 [106]，那裡的人被叫作「結拉巴長袍」[107]，因為他們身上都圍著黃色、藍紫色或猩紅色的大披巾。這些人的頭髮短而蜷曲。掌權領隊的都是「包黑炭」一樣的黑人。他們會在老鄉——同是「結拉巴長袍」——開的小客棧前勒韁停駐，以售賣珊瑚和琥珀，對方則以珠寶、念珠、鏡子、馬刀和槍支等物品來換取。他們從非洲一併帶來的還有奴隸（包括年輕女奴）：在這些奴隸之中，小男孩大約8歲，只需要花費25馬赫布卜[108]；年輕男子則是20—30歲不等，花35—40馬赫布卜即可買到；若是閹人，則價格高達110馬赫布卜；至於年輕女人，若是處女，則至多需要40馬赫布卜，不是處女，最多只需30馬赫布卜，如果是會做飯的女奴，價格便可以高達60馬赫布卜。不過除了奴隸之外，這支來自蘇丹的商隊還帶來了大量別類貨物：一群猴子，每隻只需幾帕拉[109]；鸚鵡，每隻賣2馬赫布卜，但若是會學舌的，就要25馬赫布卜；乳白色的整根象牙，以及紅、黑、白、黃等色的犀牛角，在它們之中，黃色犀牛角當屬最佳；還有鴕鳥的羽毛和特殊的鴕鳥油，後者可用於治療風濕病和關節炎；以及用象皮製成的鞭子，鍊金術士需要的金砂，用豌豆制的可穿項鍊的念珠（做禱告用）；可使煙勁兒更烈的鹽，用於催情的藥粉，必得烹熟後才能食用的羽扇豆[110]；各樣大小的各種瓜果和豆類；能治眼睛疼痛的菜籽兒；還有稀有的阿拉伯樹膠，產自科爾多凡州[111]，可用於製成藥物、染料和漂白劑；還有秋葵乾果，治療腹部絞痛效果極好，以及名副其實的羅望子果[112]餡餅，如果某人吃下太多秋葵果乾而不適的話，這無疑是最佳解藥。 即便是當今時代，在沿尼羅河河岸分布的努比亞沙漠地帶，仍可看見一直延續下來的那支蘇丹商隊。傍暮時分，在沙漠遠處綿延行進著的駱駝長隊，給沙丘鑲上了一道剪影組成的流蘇邊緣；或是某個清晨，在一個黑人聚居的小鎮集市上，整支駱駝商隊停下來，被小孩子和吠犬團團圍觀。現在基本上只有那些特定的動物會被帶到北部，到索哈傑[113]和開羅的市場上。就仿佛隨著時間的流逝，非洲最深處的所有財富都被售賣罄淨；那裡不再有秋葵水果，不再有金砂，不再有猴子。當然了，也不再有被運販的「人貨」，這或許會讓人不禁認為：那兒沒有會做飯的女人，卻也沒有被賣得更便宜的女人——因為她們都不是處女了。 對於彼得·福斯科爾在這段時間的活動，有一點不得不提。無論是在開羅對商隊的調查研究，還是他深入沙漠的外出考察，自始至終，靠的都是他相當突出的語言天賦。根據尼布爾的記述，待在開羅的時間裡，福斯科爾不僅對阿拉伯語的主要語法形式了如指掌，而且對尼羅河三角洲的各種方言也熟悉精通。儘管如此，他的求知心常會讓自己陷入各種危險境遇。有一天下午，在邁塔爾附近，他和助理走散了，隨後就被一個財迷心竅的阿拉伯人襲倒在地。萬幸的是，在最後一刻，他的助理找到這兒來，趕走強盜才救了他一命。因此，對於返回亞歷山大的這段長途旅行，他就被警告不要走直線騎行穿過沙漠，而應該選那條相對慢些的沿河路線——但這些話於他不過是耳旁風。結果呢，眼看著離目的地就只剩一小段距離時，他被充滿敵意的貝都因人包圍了。這次經歷讓他頗為難堪。具體情況我們可以在他回到開羅後寄給林內烏斯的一封信中讀到：「我知道在返回亞歷山大的路上很可能會被強盜圍截攻擊，對此我也做好了十足準備，所以當時遇到那些人我並沒有覺得灰心喪氣。除卻那些丟了也沒所謂的東西之外，我就沒帶什麼貴重物品在身上，並且就我的穿衣打扮來看，不過就一普通農民而已。一般來說這些阿拉伯人多少還是有些善念的，至少能留人一條活命，只要這人不做任何反抗且將他們所要求的雙手奉上就行。於是他們便給我留下了褲子、帽子，一條能包住我上身的披巾。至於我的襯衫，當然是不得不脫下來給了他們。」 可是，福斯科爾即便打消了反抗的念頭，但那個頑固執拗、據理力爭的他忽然發現，向強盜交出他們所要求的東西，其實是屈服順從，而這一點對於他來說，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是啊，他忘記了自己的原則，一次次地挑釁那些手持皮鞭而與他一樣冷漠倨傲的人，就像他曾經在瑞典面對最高權力機構時的行為。可以說，到目前為止，幸運仍是與他同在的；但不久之後的一個下午，在金字塔旁，當他幫助尼布爾進行測算工作時，他的固執使他倆陷入了危險境地。 4 福斯科爾專注於外出考察植物的時間裡，卡斯滕·尼布爾也一樣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中，如同埃及這座城市一樣繁忙。在那部四開本的日記中，他對這座城市的記錄竟多達149頁，其中還不包括大量的版畫插圖——都是摘自他自己的和博朗芬的繪畫（雕刻銅版印刷而成）。他就在繪製那張詳盡的城市地圖的過程中，開始了自己的調查研究。他記錄了這座城市不同的街區、清真寺，以及所有的大型廣場；對於當地從尼羅河取水的供水系統，包括用於淨水的工具，他也進行了一番說明；他講到這座城市的居民，他們的禮儀和風俗習慣、衣著，當地政府的組織形式，以及商品貿易——關於最後一項，他非常仔細地列出了一張進出口貿易的長清單，以作具體詳盡的介紹說明。另外在日記本中，對於戽水車薩基亞、磨粉機、榨油機、農耕工具、樂器、硇砂[114]等，他都給出了全面而完備的操作說明。為了便於理解，他還在所有說明上都附了清晰的工作原理圖。在這些素描繪圖中，有一張畫的是一台被尼布爾稱為「小雞的溫箱」的設備——從原理上來說，它與我們現在使用的（體弱或早產嬰兒）保溫箱沒有本質區別。不僅如此，甚至連埃及人玩的各種各樣的遊戲，也都成了他深入研究的對象；他寫道：「這些東方的原住居民會如何打發他們的休閒娛樂時光呢？我知道了解這些的確不是最最重要的事情；但目前人們仍在玩的那些小遊戲，基本上都有著非常古老的歷史，因此我想，它們或許可以反映古代的創作者在創作這些豐富多樣的遊戲背後所要表達的深層含義」--而這恰恰也是米凱利斯教授之前的所思所言。 埃及人的水利設施 卡斯滕·尼布爾畫的機械設計圖，圖中裝置為埃及人用於灌溉農田的戽水車。 在這幾個月里，尼布爾與博朗芬走得很近，因為這位德國教授非常關心阿拉伯人所實行的割禮一事，於是尼布爾就經常得回答他提出的那些複雜問題。為此，他有時會去找阿拉伯學者討論，但有時也會憑經驗給出一種更為直覺的回答。有一回，尼布爾、福斯科爾、博朗芬三人一起，拜訪了一位非常傑出的阿拉伯人。這是一次格外難忘的經歷。我們且聽尼布爾娓娓道來：「我們去拜訪了一位在開羅十分有地位的阿拉伯人，他擁有自己的鄉間莊園，大約在城外六七英里的地方。就是在這次會訪期間，福斯科爾和博朗芬兩位先生表示，他們很想看看受過割禮的年輕女孩是什麼模樣，並且想把她畫下來。我們的主人十分慷慨，立即下令將那個大約18歲的年輕農家姑娘帶進來。他說我們想看什麼，便可以隨意看。於是當著在場形形色色的土耳其僕人的面，我們的畫家就把姑娘的那個地方完全寫實地畫了下來。但是他的手一直在抖，他很害怕那些穆斯林會對此不悅而有什麼衝動之舉。他們確實不悅，但礙於這個房子裡的主人是我們的朋友，他們就不敢表現出任何反抗行為。」 卡斯滕·尼布爾在開羅期間所取得的突出成就，要歸功於他作為一名測繪員所具備的優秀才幹。前面提到的那位丹麥海軍軍官，F.L.諾登，已經完成了對埃及和努比亞的偉大探索，他繪製出的尼羅河流域地圖，從第二瀑布遠至開羅，內容詳盡；但他卻忽略了——至少是同等重要的——從開羅到地中海的這一段流域，也就是在這裡，尼羅河分成了兩條主要支流，其中一條的河口在達米埃塔[115]，而另一條就在羅塞塔。由於這些地區的人口極為稠密，其小城鎮數目也因而極為可觀，那麼，要測繪出尼羅河流域這一部分的地圖，此項任務的龐雜程度，絕不亞於測繪前面提及的遠達第二大瀑布的那一長段。而這，就是尼布爾當下正在展開的工作。他一路向北，從羅塞塔到開羅，已經把其中所有小城鎮都記入初步繪製的草圖中；但尼羅河兩條主支流的另一條——也就是從開羅到達米埃特的那一段——他還尚未進行考察。因此，從1762年4月的最後一天，一直到5月15日，他與博朗芬，還有兩個土耳其僕人一起，又完成了這段從開羅到達米埃特的河流往返之旅。在所有那些規模稍大的鎮上，他都用自己的星盤測量了當地的太陽高度角，收穫頗豐也順利，畢竟地勢低平，幾乎處處都能看到真實的地平線，所以測定的結果也就精準無誤。此外，他也用自己的羅盤測定了尼羅河流經他們路過的每個城鎮時的流向；儘管如此，不得不提的一點事實是，只要他進到城鎮裡面，就必得放棄使用他的儀器。因為他們還是會吸引過去一群憤怒的民眾——此種現象仍舊沒有改觀——後者仍是認為他正在施展巫術。因此，取而代之的是，他用羅盤仔細測量這些城鎮的街道及廣場的方位，讀取數據；此外，他還耐心地踱步於主幹道及其周圍區域，記下步測出的數據。這樣一來，到後面的工作時，他就能憑藉這些數據來實現他的計劃。 在這些調查研究的基礎之上，尼布爾已經考察清楚的城鎮，在開羅和米埃特之間多達174座，在開羅到羅塞塔之間多達135座。他在記錄每一處城鎮的名字時，用的都是阿拉伯語和西語兩種形式，同時標註好指南針測定的尼羅河經過這個地方時的流向。在他忙於測繪這張地圖的同時——這也是他測繪的諸多大比例尺地圖中的頭一張——他摸索出一套工作方法，這是一種建立在簡單原理之上的方法。對此，他到後面會給出詳盡闡述，但在初期，就是它純粹的簡潔性、原始性，對遠征隊而言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事實證明的確如此，只要遵循這套方法，諸事行將順遂，如若棄置不顧，便有災難臨頭。 在君士坦丁堡期間，尼布爾和馮·加勒待在一起，那時他們就已經意識到，對於遠征隊成員來說，穿著阿拉伯服飾旅行是多麼有必要，但與此同時，還是有些不對勁，總有什麼讓他們——作為身處東方世界的歐洲人——看起來與眾不同，明顯的格格不入。後來，隨著在開羅待的時間越來越長，尼布爾慢慢確信了那些不對勁的事兒：光是穿得像阿拉伯人，說阿拉伯語，也還是不夠；他們必須得照著阿拉伯人的方式生活，飲食、起居都要和阿拉伯人一樣，尤其是也要睡那種稻草鋪成的床墊。只有這樣，才可能有機會與他們建立起真實的聯繫，也從而避免那些疾病。相反，如果他們在當下這種全然不同的環境裡，還要繼續沿用歐洲的那套方式生活的話，那麼他們隨時都可能會被這裡的疾病當頭一棒放倒在地。 實際上這就意味著，遠征隊成員必須嘗試調整他們自己以適應當地普通人的生活了，同時也意味著他們得放棄那些特權，那些他們憑藉介紹信而從當地顯赫人物那裡可能會享受到的特權。財富會讓一個人看起來有距離感，尤其是在一貧如洗的阿拉伯城鎮上，那看起來簡直就是既扎眼又招憎恨。確實如此，在尼布爾還沒動身去達米埃特之前，當這種特權轉化成實際而具體的事項時，他就見識了這種特權所帶來的不靠譜的意圖。由此，尼布爾提到，當需要一個當地人做助理時，他更願意接觸一位普通商人，因為可以要求此人來提供某些應需人員，而不是經由某些政要名流所推薦的某某人。「當一個人得知自己是被某位顯赫推薦時而來，他會立即陷入一夜暴富的幻想情景里。於是從那一刻起，出於對他的需要，他將不會放過任何能讓自己多賺錢的機會，或者說，他會盡其所能使自己在對方面前有著不可或缺的存在感。為了能夠恰到好處地展示自己的熱心，他會假裝當下採取的每一個步驟都是帶有危險隱患的，即使此刻並沒有什麼可擔心的。諸如此類的情況總會讓我感到，還是用一位誠實可靠的當地商人最好，因為一般來說，他們對各種情形了如指掌，即此時此刻此情此景是否真的需要這樣擔憂。更不用說，他們還有自己的船夫和駱駝領隊，而這些人會更加重視自己與商人之間的良好關係，因此他們更仰賴商人，而不是那些政要官員，說到底從官員那兒也巴望不著一絲一毫。」於是尼布爾選了一個普通人擔任自己的嚮導，就像他自己說過的那樣，他更願意「向那些可憐的、只收到一點點饋贈就會很高興的學生那兒」尋求自己所需要的信息。相反，他不願意用那些胡亂施加影響的人，「他們的心被更重要的事情占據著，加之太過驕傲，根本不情願與一個基督徒聊好幾個小時」。 尼布爾的此番評論，是他真實三觀的有力證明。他沒有先入為主的觀念，或者說偏見。很少有像他這樣的，大部分歐洲人都傲慢放肆且自以為是。在1762年，這種思想觀念仍舊很頑固，即在殖民主義擴張的概念之下，始終暗暗傳遞著的一種認知：歐洲國家是掌控著這些外國人民的。由此出發，他發現如果要獲得這些外國人的信任，真正可行的方式，是聲明自己已經摒棄人和人之間那種附屬與掌控的關係，同時，要和他們說同樣的語言，穿同樣的服飾，採取他們那種樸素的生活方式。可以這麼說，尼布爾的這些想法，已經趕超下一代人的思想。然而，亞洲和非洲最近兩百年的歷史，恰恰是被迫建立在與之對立的行為準則（道德原則）之上。 還好尼布爾為人謙遜，生活簡樸，加之行事低調，使他避免遭遇那些更為戲劇化的事件——那些曾如此頻繁地發生在福斯科爾進入沙漠的旅途之中的事件。只有一回他發現自己可能要身處險境，也就是他身邊伴隨這位信心十足的植物學家的時候。因為後者始終覺得，把那層令自己高高在上的優越感外衣脫掉，是很難的事。那是1762年的春天。福斯科爾之前就曾承諾要協助尼布爾，到吉薩金字塔[116]那裡去做一些測量工作。於是某個下午，在兩個阿拉伯嚮導的陪同下，尼布爾帶上他的星盤——把它放在鞍子的前面——與福斯科爾一起騎驢前往。他們穿過了一個又一個沙丘。就在快要到達金字塔的時候，他們忽然發現一個全副武裝的阿拉伯人，正策馬奔騰，仿佛要全力衝出沙漠一樣，向著他們衝來。 為了更為真切地感受事發現場，我們必須要聲明的一點是，當時那裡全然不同於當今時代所呈現給我們的旅遊景象。因為那時拿破崙還沒遠征埃及，也沒有像傳說中的那樣，把金字塔打造得像歐洲各國首都一樣豪奢：那裡沒有帶泳池浴缸的賓館，沒有網球場；那兒也沒有馬術學校或夜總會，沒有賣明信片和彩色膠片的書報亭，沒有柏油馬路——在那上面的某個車載小酒館中——可以看到奇阿普斯[117]金字塔和哈夫拉[118]金字塔，沐浴在月光下，或是泛光燈下。相反，彼時那裡是開羅的偏僻地帶（只能騎驢到達），這些體積龐大的金字塔則佇立於沙漠之中，被沙塵風暴席捲鞭笞，與斯芬克斯一同半掩於塵沙，為滾落的石塊所環繞。與世隔絕一般，風沙侵蝕，物換星移，它們仍在。頭頂上的浩瀚星辰，倒是常來看它們，也仿佛是那裡僅有的遊客。廊道塌陷了，墓室也早被洗劫一空，而它們還是佇立在那兒。當某位蘇丹[119]心血來潮，想在開羅修建一些新建築時，又或是附近村子裡的人們需要蓋一個新牛舍時，它們就被當作便利的採石場了。 就是置身於這樣一片荒無人煙的沙漠，福斯科爾和尼布爾看著那個陌生人快馬加鞭地飛奔而來，在他們的驢子前面勒緊了韁繩。當這人弄清楚他們是有任務在身時，便主動請纓，要帶領他們前往金字塔。但福斯科爾拒絕了，因為他覺得他們身邊有那兩位嚮導便已足夠。然而這個阿拉伯人卻一本正經地表示，無論他們接受與否，他們是不能夠阻攔他跟他們一起走的。於是，他就騎著馬和他們一起向前走去。正當他們要繞過一座沙丘時，他忽然加快速度騎到前面，將手中長矛一擲，刺進福斯科爾面前的沙堆里，說，除非給他施捨一些錢，不然別想再往前走。眼前這遭遇不禁令卡斯滕·尼布爾吃了一驚：「福斯科爾先生不僅拒絕給他任何東西，並且拒絕承諾，任何承諾都不行，無論什麼。而眼下的真實處境，是我們幾個騎在驢上，手無寸鐵，可以說對這個酋長一樣打扮的人毫無防備，尤其是我們根本指望不上那兩位嚮導幫忙。因此，說時遲那時快，我騎著驢子爬到沙丘頂上，向福斯科爾先生喊道，有很多人在下面的曠野里勞作呢。這個酋長一聽見我這麼說，立馬變得相當客氣，好說好商量的。由於這個阿拉伯人之前說他要陪同我們騎到吉薩，但這時我們決定不再往前騎了；相反，我們要往回走，到距離吉薩差不多三四英里的一個村子裡。遂在回返的路上，這個年輕的酋長惱羞成怒，然而恐生事端，我們也只得忍耐著。到了要分道揚鑣的時候，他再次向我們索要賞金。要是給他一點錢，興許他也就滿意了。但福斯科爾先生態度很明確，不給，就是不給，一點都不給。男人這時意識到，光以口頭要求是得不到任何回報的。於是他的手就猛地伸向我同伴的腦袋，搶走了他的包頭巾。而我朋友此刻的反應，是感到嘆為觀止，他真的『嘆服』了。他轉瞬間變得冷漠，繼而轉過身去，向另外那兩位阿拉伯人說道：『你們都是貝都因人；在我們國家，人人都會說，只要我們歐洲人處在貝都因人的保護之下，無論去哪都一定是萬全的。因此，要是你們就這樣眼睜睜地看著我被你們自己的族人搶劫了，那我回到家鄉後，一定會告訴他們，以後萬萬不可相信貝都因人。』這番話一出，隨即強烈地激起了阿拉伯人的自豪感，他倆當即就強行讓那人把包頭巾歸還給他。接著那人便回過身，向我走來，而由於我也不會給他任何東西，他遂飛速地夠到了我的星盤--我騎在驢上，緊緊將它護在身前。」 一個騎馬的埃及人 博朗芬畫的一個埃及的阿拉伯人。根據尼布爾的敘述，在金字塔附近曾試圖襲擊福斯科爾的那個貝都因人，也是同樣的裝束（該圖時由克萊門斯製作並裝裱的版畫）。 尼布爾的確是個寬厚包容的人，但也的確無法忍受那雙粗魯野蠻的手放在自己的星盤上。說到底，星盤就是他最可靠的嚮導，能夠給他任何人都不能提供的信息，並且在埃及這兒，它更是完全不可替代的。因此，若不是這個阿拉伯人想要強取他的儀器，性情平和的尼布爾也不會火冒三丈。 「遺憾的是，我卻做不到像福斯科爾先生那樣，臨危不亂、冷靜平和地取回自己的東西。我抓住他纏在脖子上的大方巾，此刻他雖騎在馬上但雙手沒有抓韁繩，因此一下子就從馬上摔了下去。但這也讓我立即陷入千鈞一髮的境地。由於落馬，這個年輕人感到顏面掃地，遂變得氣急敗壞，畢竟他是當著一些農民的面——這些農民逐漸在我們周圍聚集起來——被一個基督徒拉下馬來摔倒在地。隨即他就掏出了手槍，指向我的胸膛。實不相瞞，在那一刻我覺得死亡已經近在咫尺了——但這把槍里也極有可能並沒有裝子彈。加之其他在場的阿拉伯人也在儘量平復他的情緒，最後他讓我們明白一點：他可以就此罷休，只要給他1/2國家銀行達勒[120]。」 在接下來的一段日子裡，在類似於這種恐怖分子的威脅之下，尼布爾和福斯科爾繼續他們在金字塔的工作。尼布爾藉助羅盤，測量金字塔所處的方位，他發現塔身四面剛好對著北、東、南、西——後來更新的測量設備其實也沒怎麼影響這個測量結果，因為校準金字塔每一面的方位，與羅盤的基本方位（正北東南西）對比，這兩者之間的出入微乎其微。此外，尼布爾還爬到奇阿普斯金字塔和陡峭的哈夫拉金字塔頂上去作測量——此舉在當今時代也就只有訓練有素的登山者才敢嘗試。等他下來時，他深信這兩座金字塔應是自上而下被渾然劈成的——這也是大多數專家都同意的一種說法。 最終，尼布爾試圖測量這兩座金字塔的高度。他自我開解道：「面對這些建築史上的曠世奇蹟，我知道可以用來細細研究的時間已所剩無多，更何況自己還時不時為一些潛在的強盜暴徒所圍繞。因此，我也不能總是選擇那種最為直接——雖然也是最為可靠——的辦法，加之我的測量工具呢，也不總是像我所希望的那樣精準。」讓我們來看看他後來選擇的方法是什麼。尼布爾在地面上繼續用自己的星盤測量角度，憑此進行若干巧妙的三角換算。沒錯，他就是藉助數學裡的三角關係計算出了奇阿普斯金字塔的高度，足有440英尺。如果我們假設他正使用的是丹麥尺度，即丹麥的一尺相當於0.31385米，那麼由此他估算出的奇阿普斯金字塔的高度，就變成了138.09米。根據最新的測量工具——一種非常複雜的精密儀器——所測出的奇阿普斯金字塔的高度是137—138米。也就是說，這兩者間的差異僅為71公分——幾乎不到0.5%的一個誤差。對於哈夫拉金字塔的測量，他也採取了類似的方法，所得結果比現代數值還是高了一點。而就這兩座金字塔的高度來說，事實上，當今時代的是比尼布爾那時所測量的要低一點點的，這是兩百年來風沙侵蝕而塔身下降的不可避免的一個結果。雖說如此，但這並不能作為理由來充分解釋他手動測得數值所造成的差異，畢竟這個誤差是無法忽略的。當時為了測得金字塔的長度——由於上面總有大量石塊墜落——尼布爾也只得滿足於用步子測量，雖然他盡其所能地精益求精，但這個方法所得結果的偏差還是高達5%。 尼布爾計算金字塔高度所採用的測量方法 尼布爾測量金字塔所藉助的三角關係圖。 儘管存在這些誤差，在吉薩的這段時間裡，他還是成功取得了此次遠征的首個重要成果。值得銘記的一件事是，當拿破崙·波拿巴對法國士兵說出那句廣為流傳的話時——「金字塔頂上有四十個世紀在俯視你們」——那個來自北弗里斯蘭省沼澤地的鄉村小伙子，早已在36年前測出這座金字塔的高度，且誤差不超過0.5%。拿破崙的話在整個歐洲產生迴響，而尼布爾的測量結果卻沒有，同樣也沒有人為此喪命。從另一方面講，他們似乎喚醒了千百年來那些默默無聞的過去，那些勞動人民揮灑浸透在這些花崗岩石中的汗與血，因此，這裡或許真的有某種存在，就在高處俯視著拿破崙。而古埃及人用以表達他們自己的那些最初的想法，仿佛經由卡斯滕·尼布爾，藉助他的地理測算這一媒介，再一次瞭然於世。在沙漠裡，在這兩座充滿神秘與迷惑的採石場，它們重現於奇阿普斯法老和哈夫拉法老的墳墓。 從某種意義上說，相對於那些直接用星盤測量就可以得到結果的工作而言，尼布爾在金字塔的測量工作的格局，則顯得更為廣闊而深遠。這是我們第一回看到，他也開始深入思考研究，那些並不是只用簡單易懂的幾何公式就能夠弄明白的事物。他留意到建造金字塔的岩石中的那些小化石，差不多有硬幣大小，甚至在當今時代還被阿拉伯人稱為「Fadda abu el-haun」，即「斯芬克斯的恩惠」。除了這種化石之外，他當時還發現了另外一種更小的化石——如今在埃及的山地上還有大量分布。尼布爾撿起這些化石中的一顆，或許他是從福斯科爾那兒了解到，這顆化石曾經是一隻在海里生活的軟體動物。也就是說，在那個遠古的時代，它生活的那片海覆蓋著現在的整個埃及。尼布爾站在那兒看著這些化石，驚嘆地想道：「這種不計其數的蝸牛從出生再到覆滅，究竟用了多少年？那時這座山達到現在的高度了嗎？一直到埃及這個地方徹底變乾旱，又過了多少年呢？尤其是，如果水的逐漸消失情況是像最近幾千年來一樣呢，如果就是以這麼緩慢的速度呢？那麼，後來又過了多久，埃及這片土地才變得人口富足，富足到可以讓人們開始夢想建造第一座金字塔？以及時間又轟隆隆碾過多少年，才建成了我們現在仍舊可以看到的這整個金字塔群？然而，即便是現在的我們，仍舊不能夠明確指出，究竟是在哪個世紀，是由誰，建成了最後一座金字塔。」 隨著在吉薩金字塔的測量完成，尼布爾在埃及的工作也要結束了。數月倏忽而過，他們期盼的伯恩斯托夫的回覆仍舊杳無音信，加之他們的起程一次又一次被推延，眼下尼布爾不得不為自己活躍的思維另找一些出口。他決定臨摹謄錄一些象形文字的碑文。當時是在開羅最繁華的某條街道上，尼布爾看到一座（雕花大理石）石棺上面刻有這種文字，遂引發了這方面的好奇心。他在日記里寫道，這份抄寫工作之艱難，起初幾乎艱難得令他感到無望；不過，在一點一滴地完成大量練習之後，他覺得埃及文字也沒到難於上青天的程度，和希臘文古阿拉伯文差不多吧。 這份工作，用他的話說，全是「個人的興之所至」，然而從他的日記來看，整個工作所包含的內容非常繁複且細緻：他複寫的大型版紙至少有13份，每份上面都是非常仔細的手寫象形文字。尼布爾寄希望於這些謄本，或許能有助於解答埃及文字之謎。然而這種希望到底是徒勞的，因為這謎底一直懸而未決，直到55年之後，商博良[121]天才般地破譯了羅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而抄寫古老碑文的尼布爾呢？他的確也會成為破譯某一種語言的直接原因，並且起到了至為關鍵的推動作用。不過不是現在。就我們遠征隊的整個歷史進程來看，要講到這一段尚且還需時日。 但不管怎麼說，這13份謄本還是能給觀賞者留下一種強烈深刻的印象，雖然在完成過程中遇到種種困難，而從作品本身卻幾乎看不出那些艱難的痕跡。要知道謄抄的碑文是在一條開放的街道上，熙來攘往，時常會有一些好奇的阿拉伯群眾過來圍觀，他們半是震驚半是憤怒，無奈之下，尼布爾也只得在圍觀中展開自己耐心細緻而又進程緩慢的工作。正是由於這些人群的糾集，尼布爾很快就引起了當局的反對；於是，這些所謂的「saradsj’s」（其實與普通警察並無二致）就窮盡各種想當然的託詞，赤裸裸地向他「敲竹槓」。由於尼布爾為自己選的助理是一名「可憐的學生」，又由於那些叫罵的侮辱和怨憤的騷亂，遂接二連三地，這兩個人總是被迫中斷他們的工作。有一天下午，一個警察威脅尼布爾，說要是他不立馬消失，當街就會給他一頓暴打。那位穆斯林身份的學生就建議他趕緊撤離，因為那個人的威脅已經相當明確，如若遷延後果會很嚴重。尼布爾被迫屈服於淫威之下，在那群烏合之眾的嘲笑聲里，他收起紙筆等用具，消失了。走在回家的路上，那種難言的羞恥籠罩著他，讓他憂傷，又深感刺痛。最終他向自己的阿拉伯學生倒出苦水，為什麼他就應該忍受這些侮辱呢，何況還是來自這樣一群無知之徒，而自己卻沒能力還擊？ 繼而一陣沉默。他們沿著街道往前走了一會兒。後來那位穆斯林回答他了：「狗要吠你，你還能不讓它叫麼？再有，驢已經踢了你，難道你踹回去，就能讓自己好受嗎？」 5 根據當時皇家下達的指示來看，在開羅臨摹象形文字這一工作，這一項艱巨的任務，本應是遠征隊的語言學家馮·黑文教授的分內之事。但如果這位盡享尊貴的紳士也能像尼布爾所做的那樣，在相同的情境下，被迫忍受、經歷種種不便，那也確實令人匪夷所思。總的來看，待在開羅的他並未試圖做好本職工作，可以說連這樣的想法都沒有。那段時間裡，福斯科爾對沙漠商隊的到來饒有興趣，尼布爾正忙著測量金字塔的高度，而這位丹麥人呢？在法國街區貝佐阿爾丹先生的宅邸中，過著與世隔絕般的豪奢生活。沒想到就是這樣，馮·黑文教授還另有其難。 自從在開羅安頓下來，馮·黑文所寄出的手信中，目前仍尚存於世的唯有五封：三封是寫給馮·加勒的，一封寫給莫爾特克，還有一封寫給特姆勒——駐哥本哈根德國大使館的一位秘書。前四封信都是用法語寫就，最後一封是用德語——通篇流利完美，無可挑剔。在這些信中，他以巧妙措辭遮蓋自己在開羅玩忽職守的事實，如此，微妙之間，那些根本未完成的工作也就不易被覺察了。 先說說馮·黑文在信里陳述的內容。身為一位教授，應當謹言慎行，斷不可輕浮草率才是，但他呢，他將一切社交俗務事無巨細地訴於馮·加勒：他參加了那位法國領事和威尼斯領事舉辦的招待會。他發現前者「年輕、富有、冷靜、沉默寡言，但人人贊他溫文爾雅」，然而後者看起來是「年事已高，雖弱不禁風，但性情暴躁易怒，架子十足」。由此種種，馮·黑文一開始覺得自己是參加了一個極為寡淡的招待會；但出乎意料的是，那位威尼斯領事（儘管他之前還覺得人家「性情暴躁易怒」）格外和藹可親。經過了對兩位領事的拜訪，接下來便是城中那些頗有名望的歐洲巨賈了；馮·黑文匯報說，這些人他都正式拜訪過了，他還說「這些紳士們，加上他們的家眷，總共得有40個人吧」，可想而知，在這段時間裡他忙得多麼不可開交。 不過以上這些也就算是他講述社交生活的一段前奏而已。馮·黑文進見穆斯塔法帕夏本尊，也就是開羅的市長大人，在寫給馮·加勒的信中，他足足費了好幾頁的筆墨來講述這次拜訪。市長大人禮貌周到地接待了他；市長大人身穿華美的紫貂色長袍禮服；市長大人向丹麥國王陛下問安；馮·黑文教授發表一小段感恩致辭時，在座所有人無不起立傾聽；馮·黑文教授彎腰鞠躬並致以微笑；這所房子裡的奴隸及侍婢更是數不勝數，他們給馮·黑文教授供以「咖啡、冰凍果子露，還有甜香四溢的玫瑰露」。 而後他的社交注意力則轉向了——西奈的大主教大人；亞歷山大的主教閣下；安熱利·德阿薩納西奧先生，一位富有的希臘輪船大亨；尼科洛·帕雷姆布爾先生，另一位富有的希臘輪船大亨——這位丹麥教授備受尊崇悅納，所到之處極盡精緻奢華的迎接與款待，自然也包括那最最甘醇芳香的玫瑰露。克拉默先生倒是還沾上了點光。馮·黑文教授說起這自家同胞兄弟，竟不吝溢美之詞。可以這麼說，在開羅逗留的那段漫長時間裡，若不是他馮·黑文偶爾大發善心地說了這麼一段好話，估計連被讚譽者本人——克里斯蒂安·克拉默——都沒想到原來他自己還是有所作為的。作為遠征過程中的唯一一點憑證，我們不得不把它完完整整地引用在這兒了：「作為一名醫生，克拉默先生在開羅很受歡迎。那位威尼斯領事曾請他會診，奧迪巴斯基帕夏也托他前去給驢群和馬匹做檢查。」 埃及人的帽子 埃及人帽子的式樣，博朗芬畫。 然而提及自己參加的學術性活動時，我們的語言學家就不似這般事無巨細地說明了。他只是順帶著對莫爾特克提及，在開羅，他已經弄到的「手稿大概有50份左右」，而後就此打住，不再展開任何相關的細節說明。但數月之後等他再匯報時，數目反而是大幅度減少了，這一點從他寫給特姆勒的信中可以看到，他說在埃及，他「只找到幾本珍貴的希伯來文的《舊約》，這些文字少說也是1000年前的，另外，還有一些阿拉伯書籍」。他的歷史學方面的研究呢，他告訴莫爾特克，在這一方面，他理應毫無成果可言：「任何人想要研究穆罕默德時代之前的阿拉伯歷史，都無異於是讓自己誤入歧途白費力氣，因為在這方面，所有可以研究的內容，都被那位歷史學家波科克[122]說盡了。既然如此——就算身處阿拉伯當地——我們還能了解到更多的歷史信息嗎？我對此深表懷疑。法蘭西學院也曾執迷於此，而最終所得微乎其微。」從這番話中不難看出，令馮·黑文深表懷疑的，還有遠征隊其他成員的工作成果——比如在吉薩進行的測量工作。「就拿金字塔來說吧，」他不屑一顧地評論道，「我不相信我們之中有誰可以在那兒研究出新的成果來，因為我們之中沒有誰在建築學方面是行家裡手」。 在他寫給莫爾特克的信中，馮·黑文最終說起了自己的「口語」研究。但他究竟做了些什麼工作，聽起來也是閃爍其辭：「其餘時間，我都用於專門的語言學調查研究，但要圓滿結束這項工作所需時間是很長的，而目前待在埃及的這段日子根本不夠，因此，現階段的我尚且無法與其他學者進行這方面成果的有關交流。此外，米凱利斯先生也對我提出要求，在埃及也好，在阿拉伯當地也罷，不要太執迷於語言學的調查研究。」 把這些敷衍搪塞藉口推諉總結一下。簡言之，馮·黑文在埃及一年多的時間裡進行的所有工作活動，就是購買了兩本希伯來文的《舊約》。克拉默先生這邊，則是治好了一頭驢。剩下的呢，都就著玫瑰甘露喝了。 然而基於現狀，以上還不算是這位丹麥教授工作上最為嚴重的疏漏。除了語言研究、謄摹碑文、購買古籍之外，皇家所下達的指示中，還派給馮·黑文一項相當明確的任務，也是遠征隊待在埃及期間必須完成的。早些年間，有一部分英國人在西奈沙漠裡發現了一座小山，當地的阿拉伯人稱為「摩卡提卜山」——「銘文之山」。據那些英國人說，岩石上面布滿銘文，歐洲學者推斷這是出自摩西之手，是他當時引領以色列人逃出埃及後穿過西奈沙漠時所刻。因此，他們得考察這座山岩，復摹這些銘文，破譯這些內容，從而確定這些文字的源起——這也是此次遠征擔負的所有目標任務中最受密切關注的一項。那麼，誰來翻開《聖經》研究的新篇章呢，誰來擔任摩西與弗里德里克五世之間的媒介呢？沒錯，就是這位丹麥人，被賜予此等榮耀的，就是弗里德里克·克里斯蒂安·馮·黑文。 這位教授，憂心忡忡是他，夜郎自大也是他；洋洋得意是他，怏怏不樂也是他。從一開始我們就看到，在這項艱巨的使命面前，他扭轉局勢，極盡迂迴之術，從某種層面上看，就像一個小矮人非要把一件巨人斗篷穿在身上一樣。早在君士坦丁堡時，他就開始展露出驚恐不安。那時他幸運得不行，偶然間聽那位法國大使說起——此人早就試著勸說他不要白費力氣——任何深入阿拉伯菲利克斯腹地的嘗試都是毫無希望之舉，因為那座小山根本就不存在——馮·黑文心急火燎地把這條訊息傳達給伯恩斯托夫，還不忘附上那一句，在君士坦丁堡壓根兒就沒人聽說過這座特別的小山。 在開羅，他故伎重演。那位西奈的大主教大人說，這座摩卡提卜山倒是有，但銘文一事卻是聞所未聞。在整個高貴優雅的法國街區上，沒有一人曾聽說過那裡有什麼碑文，一點點傳聞都沒有！馮·黑文因而更有理由不相信了，但他卻做了一個出人意料的決定：擔負起前往那裡考察的責任。1761年11月，他向馮·加勒匯報說，由於高溫影響，在夏天是無法前往沙漠的，等冬天一到，他必將去考察那座小山。馮·黑文似乎是忘了，他寫這封信時正身處冬天，顯然這會子沒有什麼理由可以繼續拖延了。他應當立即動身出發。然而兩月倏忽又過，在1762年1月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到，馮·黑文依然沒有離開開羅，再一次，他重複相同的話，「赤日炎炎似火燒，夏天前往西奈山根本受不住啊」。這會兒明明是春天，可聽他一講，踏上旅途仍是困難重重的事：「這個季節里會有一股熾熱的氣流從南部吹來，直湧進沙漠，如果我們這時進入其中，毫無疑問會喪失所有興致，且代價高昂。要想對那片灼熱地域一探究竟，需要持續數周甚至數月時間，都不一定會有什麼收穫。因為那些碑文或許壓根兒就不存在」。馮·黑文上回草率地下了保證，本該言出必行，在開羅期間抓住任何能夠抵達那裡的機會，然而一轉眼他就猶疑不定畏步不前了。「千真萬確，就像我之前說的那樣，這趟旅程必然會艱險交迭，也會讓人身心交瘁。」他提到，據說近來有16位進山朝聖的人，在那裡被當地的阿拉伯人囚禁了；更有甚者，一些貝都因人還劫掠了近海的一艘輪船；最近有一位剛剛從西奈沙漠回來的多納蒂[123]先生，「精疲力盡，經受了嚴重的侵犯與侮辱不說，沙漠裡的阿拉伯人對他態度十分惡劣，根本就不准他在那裡採集藥草」。馮·黑文總結以上陳列出的各種不幸遭遇，讓人瞬間聯想到那一回，風帆戰艦停留在赫爾辛格時他相似的不安與驚恐：「這些都是近在眼前的實例。我真心希望，我自己不會，不會成為這些不幸中的一員。」 幾月光陰走似車，馮·黑文仍舊沒有做好讓自己接受磨難的準備。4月16日，他寫信給特姆勒，專為商議赴西奈的旅行計劃。老調重彈，他說只能在冬天成行，又以一貫的措辭誇飾夏日的高溫，也少不了說起「銘文之山」地區的不幸遭遇——自然他筆下的這份新聞快報內容又嚴峻了不少：被抓捕的那16位朝聖者現已擴增到17位；近海地帶被襲擊劫掠的不只是一艘商船，是三艘，而第四艘還沒來得及陷入倒霉境地，就直接在紅海遭遇了沉船。最後當然要說的是，在開羅有越來越多的人表示，他們從未聽說過摩卡提卜山。但到末了他卻反其道而行——仿佛是以危急形勢彰顯個人高義——表明自己的看法與態度時，他說他堅信有且一定要找到那座小山，「萬不得已之時，就算要把連在巴勒斯坦、阿拉伯半島和埃及之間的那一整片沙漠踏遍，我也要找到它」。 馮·黑文在他的巨人斗篷下晃來晃去，翻雲覆雨，大言不慚地憑空瞎吹。他不敢直截了當地要求給自己卸除這份責任，同時他也的確擔心自己會落人話柄——畢竟他一直把反對掛在嘴邊——他怕自己不能在哥本哈根那邊樹立起極為良好的形象。於是，在這封給特姆勒的信中，馮·黑文找到了一個理由，一個不那麼容易被反駁的藉口。他寫道，他幾乎可以說是在前往西奈的旅途上了：當時眼看著就要出門了，可恰恰在這一刻，馮·加勒下達的指示到了——遠征隊成員一律留在開羅，切不能自行分散為小集體，直到等來伯恩斯托夫進一步的指示再說。除此之外，馮·黑文還寫道，博朗芬直接拒絕和他一起去往西奈。結尾處他又補了幾句：「要是沒有別的突髮狀況，就算一個人我也欣然前往，即便明知有不測我也會漠然視之，一往無前，直到我們再次回到家鄉。願得上帝護佑！」 從他這一通新的理由之中，我們不難看出，哪些是真事兒，哪些僅僅是託辭。馮·加勒是命令過遠征隊，目前全體應當等留在一處，但這很明顯不能解釋成馮·黑文的那層意思，後者不過是以此為由，心安理得地拖延自己應赴西奈的重要旅程。那照他這麼說，福斯科爾本不該去亞歷山大，尼布爾和博朗芬也不能去達米埃塔了。經歷過買砷事件以及在「格陵蘭號」上的專橫無禮之後，要說馮·黑文無法說服博朗芬陪他一起前往西奈，這種情況的確大有可能；但要說他曾制訂過任何這一類二人出行的嚴肅計劃，卻是根本不可能的。那封信的最後兩行，說只要沒有其他突髮狀況，他獨自一人也會欣然規往，那些話也不過是他為自己虛構的故事情節罷了。他所說的話，除了給這次未能成行的重要旅程扯出連篇藉口之外，沒有任何可信價值。誠然，無論是在他的信件里，還是在別的文件里，馮·黑文總是以這樣一種他特有的含混不清的表達方式來閃爍其詞。不過從另一方面來看，信的內容其實可以反映他的現狀。這與他在君士坦丁堡的絕望買砷事件是有著密切因果關係的。是的，現在他只有自己為伴。其他人都不想與他有任何瓜葛。信中字裡行間都透露著這個事實。因此，把所有掩飾一一剝落後，真相就會大白——為什麼應赴西奈的旅途始終沒有著落。他並沒有那種自己帶頭做事的勇氣，同時他也找不到任何人來協助自己。直到幾個月之後，多虧了遠征隊里其他一位成員，出人意料地做出果毅決定，他的處境才得以改變。於是，我們的馮·黑文教授才有了前往西奈的可能。 滯留在開羅的數月里，大家都在等盼伯恩斯托夫的消息，團隊內部的關係也沒有得到改善。另外，在馮·黑文和福斯科爾這兩個宿敵之間，戲劇性衝突隨時隨地都可能會上演。3月15日那天，事態惡化升級，以至於尼布爾只得寫信給馮·加勒，落款處也有福斯科爾和博朗芬的簽名。在信中，他再次請求，將馮·黑文撤離遠征隊：他講到他們如何等盼哥本哈根那邊的決策，而一直以來又是如何毫無音信；信中再現了福斯科爾與這個神經過敏的丹麥人之間的衝突畫面——儘管類似於這樣的唇槍舌劍還有很多；這一回仍舊是涉及某些政治方面的談論，馮·黑文對某位荷蘭人評頭論足，語言不堪入耳： 已經第十次了，他還是口氣輕蔑，出言貶損，而我們的植物學家平心和氣，冷靜回應。就算當時沒有荷蘭人在場，那些極為微妙的表達也是很容易讓人覺察到的，尤其是一下子提及整個民族的時候。馮·黑文煩時火冒三丈，說彼方根本沒有資格來糾正他。自那以後，他就變得怒不可遏，總是說那種毀謗中傷之話，粗鄙不堪，就像當初在風帆戰艦上時一樣。此人言行之不可理喻，還表現在他會被憤怒沖昏頭腦，隨手就抓起一個罐子，威脅著要砸向我們植物學家的腦袋。此時此刻，兩人之間的衝突到如此地步，事態愈演愈烈，我們趕緊上前搶下罐子，阻止更壞情況的發生，也謹遵閣下您一直以來的勸告與主張，即不能對他施加逼迫，同時那種會讓他做賊心虛神經過敏的話，一句也不要講。但這並沒有阻止他繼續說那些粗鄙不堪的話，儘管我們也提醒他，之前已經有過一回，因為這些類似的話語，他不得不作出檢討道歉，並且還是當著閣下您的面。然而沒有用，他一點兒都不吸取那件事的教訓。因此，我們植物學家現在只有虔心祈禱，哥本哈根那邊能夠對這次新的侮蔑事件，給出一個圓滿的解決方案。 對於我們遠征隊其餘成員來說，和這樣一個人生活在一起，真是太困難了。是，他現在確實沒和我們住在同一所房子裡，但他卻莫名其妙地好多次在晚飯時間前出來，去到我們的廚房裡，隨後再離開，說是要去和那些法國商人吃晚餐。閣下您設身處地想一下，我們見聞此種情境之後，心情會怎樣沉重鬱悶，就是晚餐放在眼前，也都沒有胃口了。就對此事不吭聲吧，或許不需要再擔心當時他從君士坦丁堡買到的那些東西——儘管我們這樣安慰自己，但他若想傷害我們，還是有很多別的辦法的。我們這幾個，有的為了尋找植物進行考察研究，曾深陷險境，被阿拉伯人包圍；有的為能測繪出那些城鎮鄉村地圖，也曾甘願讓自己暴露在類似危險境地之中。在這樣一個國家裡，人為了得到錢，什麼事都做得出來！那麼，派一個阿拉伯人來尾隨我們其中一人，然後一個土耳其人來尾隨我們另一人，最後用這種方式把我們二人分別解決掉，是很容易就能辦到的事。於此人陰謀詭計籠罩之下的我們，已寢食難安的我們，懇切地請求閣下，您儘快把我們從其中解救出來吧，此事真的刻不容緩，已是燃眉之急。 記得第一回，是在羅得島上發出這樣的呼救，轉眼間6個月都過去了。然而又一個月打馬而過，仍舊沒有哥本哈根那邊的任何消息。迫不得已，福斯科爾只能悄悄傳信給伯恩斯托夫，以求得一決策。4月20日，他去信給丹麥外交部部長，在末尾處這樣寫道：「請閣下您明察，外交大使馮·加勒先生就是我們的公正審判者，在那段時間裡，他一直與我們遠征隊保持聯繫。同時感謝閣下您的憐憫心與正義感，我們得以滿懷信心地期盼，此事無需久待，必將撥雲見日。」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這兩封信都在用事實說話。與那封寫於羅得島的信不同，當初的講述由於出乎意料，多少有些啼笑皆非的語氣，但到了現在，他們只想坦陳事實，切切懇求。隨著時間一月接一月地過去，他們的處境越來越糟糕。福斯科爾與馮·黑文之間那根緊繃著的弦兒，已經到了千鈞一髮之際，只需稍一使勁，便將斷裂。整個遠征隊都無法正常工作，也因此陷入一種動彈不得的狀態；他們千等萬盼，只求哥本哈根那邊給出一個人心所向的決策，以重啟這支隊伍，讓他們繼續完成當初的宏偉計劃。等到福斯科爾最後的信也寄出後，換來的卻又是數月的漫長等待，石沉大海一般。大家漸漸心灰意冷。眼下夏天又要到了，距離曾經在菲斯克船長晚宴上的第一次衝突，也已經過去一年多了，福斯科爾和尼布爾幾乎已經不抱任何希望，他們發出的請求仿佛還在迴響，但卻沒有收到任何回應。阿拉伯菲利克斯顯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遙不可及。一切歸於沉寂。埃及的炎炎盛夏包圍了開羅。尼布爾中斷了銘文謄摹的工作，只能和博朗芬一起，在稍有涼意的夜晚吹奏一會兒長笛。無奈之下，福斯科爾的植物學短途旅行也被迫中止，因為在河流枯水期的影響下，基本沒有植物繼續生長，而幾個月前採摘的植物如今也在他手裡枯萎凋謝了。 在一切沉寂之中，1762年的6月也行將結束。而後不久，謝天謝地，伯恩斯托夫的決策終於到了，終於。這次總共收到三封信，分別給福斯科爾、馮·黑文，還有尼布爾。話不多說，這三人自然是連忙退回自己的房間，迫不及待地打開了皇家公函上的印章。 6 東方樂器 東方樂器，博朗芬畫。 在哥本哈根大本營。由弗里德里克五世發起這項冒險而富於創新的事業，深深激起了民族榮耀自豪感，人們感到這是在進行一項神聖而不可侵犯的偉大事業。在18世紀末期，就如當今時代一樣，科學是神聖事業；通過派遣這五位科學人才，國家和民族都感到極為欣慰，因為他們走在科學研究的最前沿。然而，這個團隊內部有矛盾衝突？他們都已憂心如焚？這些事讓普羅大眾知道？不必說了，不應該也不可能。何況，《丹麥皇家郵報》（Royal Danish Post）於1761年12月21日（星期一）這天，還發表了關於遠征隊的首篇新聞報道，行文高奏讚歌，字裡行間無不洋溢著歡欣自得： 尊敬的國王陛下一如既往地促進科學發展、推動知識進步，為致力於此，在這一年年初，他派遣了一個學術團隊前往東方考察——當然這已是眾所周知的事。事實上，他們此行的首要目標，是在那個迄今為止對我們而言仍是鮮為人知的國家——阿拉伯菲利克斯，考察三年時間。現在，據我們得到的可靠資料來看，他們在過去的一整個夏天裡，不僅僅在君士坦丁堡為這次漫長的遠征旅途做足了規劃和準備——都是學術界裡相當重要的課題；同時在各類必需品方面，他們也得到了四面八方的供給與支持，特別是奧斯曼土耳其國王提供的通行證，以及來自各駐外大使向奧斯曼朝廷遞交的推薦信等，如此一來，這一行人的安全得到了保證，他們到各個地方的通行也已獲得准許。後來，他們一路穿過地中海，抵達埃及的亞歷山大，全體平安康健，狀態極佳。他們獲許在開羅停留數月，隨後就從這兒沿既定路線前往西奈山。到達西奈山後，由於此地的特殊存在性，他們要專注於研究那些刻在山岩表面上的古老碑文，據說這些文字是在摩西帶領以色列子民出逃時所留，因此這必將是對《聖經》歷史至為關鍵的解讀與詮釋。未來我們的團隊會從這兒繼續他們的遠征，沿紅海順流而下，終達阿拉伯菲利克斯。 就在《丹麥皇家郵報》刊登這則新聞之前，那封從羅得島發出的不速之信，彼得·福斯科爾在其中的驚人披露，迫使君士坦丁堡向哥本哈根全盤托出。福斯科爾的信實在是令丹麥外交大使左右為難。馮·加勒立即意識到，那二人之間的關係已經緊張得間不容髮，而信中關於裁辦某人的訴求，卻令他無計可施——這個決策太過重大而他自己一人做不了主。身為一個外交官，他把能想到的緩和之計也都用了，而此時他別無選擇，只能採取自己最不討喜的這個辦法：謙卑謹慎地向外交部部長匯報這件極不愉快的事。 1761年11月17日，馮·加勒決定將福斯科爾的這封信呈報給哥本哈根的伯恩斯托夫。隨函寄附的還有一份長達數頁的匯報，是他用法語寫就。這番扣人心弦的講述，目前就收藏於丹麥國家檔案館。好似故事終於舒展開翅膀，其間不為人知的部分顯現出來，聚光燈打在這齣戲劇的主要人物身上。一切瞬間明朗。 對於當前始料未及而愈演愈烈的狀況，他想瞞也瞞不住了，必須硬著頭皮向閣下匯報，在一番扼腕長嘆之後，他話鋒一轉，說起遠征隊當時待在君士坦丁堡的那段日子。他講道，如何在他們初來乍到之時，自己就已覺察到遠征隊成員之間的不妙氛圍，原因就是他們當時很明顯地分為兩派：「一切一目了然，那位馮·黑文先生拉著同胞兄弟，也就是那個醫生，與自己聯手；而那個天文學家和畫家，則是向著福斯科爾先生這邊。」 看到種種隱情吐露，怨訴不迭，又看到雙方齟齬於其中，馮·加勒對其追本溯源後，於此刻向伯恩斯托夫道出了個中細節，即發生在「格陵蘭號」戰艦上的那一出充滿戲劇性的晚宴。他並沒有如實複述馮·黑文對福斯科爾的侮辱與踐踏，只說「馮·黑文說的話粗鄙不堪，出於對閣下您的尊敬，此話我不當講。但是鑒於問題的嚴重性，我得把那話的惡劣性質還原一下。就這麼形容吧，會那樣說話的人，和那些最讓人無法忍受的懦夫沒什麼區別，好比是一條小狗被逼急了要咬人。」 沿著必須道出的醜惡，他卻以必需的優雅繞道而行。終於講完這段後，馮·加勒著即說起自己是如何成功說服了他們，讓雙方互相原諒，並在整個團隊的見證下擁抱彼此。然而，不久卻聽說馮·黑文一門心思要尋求報復，一想到這，他就感到深深的悲哀與痛心。但是，他繼續寫道，「進一步講，就算在此人的性格深處或許真的潛伏著罪惡的種子。可話說到這兒，我必須得承認自己的內心想法：我總歸覺得這件事是他們的想法太過黑暗，他們是在把設想中的一切歸咎於馮·黑文，並讓我對此作決斷，這樣的話就太不人道了，我傾向於相信他不會加害他們。唯一核證過的事是，他的確買了砷一類的有毒藥品，而實際上他作為教授的職責範圍又用不到這些藥品，如此一來，待那位醫生向其他人講述這件事後，就引起了各種可怕的懷疑揣測；而我也立即聯繫了他們信中提到的那個藥劑師，據此人所說，那些藥品的總量比起這些學士們所聲稱的，要遠少得多。」 既然傑出的外交官說到這至關重要的一點，那麼作為後世的知情人，就不得不插嘴說兩句了。不為別的，只是得戳破這個徹頭徹尾的謊言。的確很遺憾，但這是無法迴避的事實：馮·加勒去世之後，他所留下的文件中，有一張是藥劑師開具的賬單——同樣也保存在哥本哈根的國家檔案館裡——可供我們細細審查。發票抬頭是「Comptedes Médicamentque Florentapoticaire eu l』honneur de fournir pour Messieurs les voyageurs de la cour de Danemark」，即藥物說明，「藥劑師佛洛倫特很榮幸為來自丹麥王朝的旅客提供藥品。」這張單子上寫著，馮·黑文實際購買的砷，是價值24阿斯皮爾的分量。我們現在雖然並不清楚這種特殊貨幣所代表的購買力度，但我們可以參考賬單，聯繫實際情況。我們可以注意到砷的總量其實是賬單上面數目最小的那兩項。要知道即便是在當今時代，就其效力所需的量而言，砷的確是一種造價低廉的原料產品。通常情況下，無須多少便能達到一刀封喉的效果。換句話說，最多5克就足以致命，而放到現在若要買100克砷的話，花費還不到4先令[124]。這就意味著，只需要大約2.5便士就能放倒一個人。就算我們現在對人類生命估值很低，也不得不說這個價格簡直是低得離譜了。所以，至關重要的一點，並不是馮·黑文為買這些毒藥所花費的金額——而是藥的量。福斯科爾匯報說，那個丹麥人買了兩包。這是什麼概念？足以放倒一個排。再看看馮·加勒在向伯恩斯托夫報告時是怎麼爭辯的。要是那位外交大使，真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在第一時間掌握了藥物來源的第一手資料，那他仔細查看藥劑師給的這張賬單時一定會恍然意識到，福斯科爾所言不假。亨里克·許克[125]有研究表明，那張單子上的藥物也可以用重量來計算。據稱，馮·黑文拿到的是31duells的黃砷，4盎司的砒霜。若是通過這種貨幣來對照的話，我們可以對這兩種單位進行一個準確換算：32duells= 1ounce，也就是說，馮·黑文當時買了大約有5盎司的砷而1盎司是30克多一點點，那麼由此可得，兩包的砷差不多有150克。考慮到一個人用量至多5克就能致命，照這麼一算，他買的量足以殺死（至少）30人了。也許有人並不明確一個排大概是多少人，那就這麼說吧，馮·黑文買的這些藥，再幹掉5個去阿拉伯菲利克斯的遠征隊，也是綽綽有餘。 馮·黑文買砒霜的收據單 這是馮·黑文從藥劑師佛洛倫特那裡購買砒霜的收據單。單據最後所列的兩項，分別是「黃砷」和「白砷」。 明明鐵證如山，馮·加勒卻說了句「遠少得多」。他試圖以輕描淡寫，將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在接下來的匯報內容中，他依舊秉承這個方式，使伯恩斯托夫根本無從知曉事態的真實嚴重性——那些從中作梗的話，直接左右了丹麥外交部部長決策的風向標。最終結果便是給遠征隊其餘人員帶去了深遠而不可測的影響。外交大使繼續講道，他認為他們對立衝突的雙方的確是有必要分開的。別忘了馮·加勒剛剛還對福斯科爾信中所言展開了一系列的懷疑及辯駁，但現在他又很支持後者所提出的要求——此舉是他所採取的更為靈活的外交謀略，這其中有他作為外交官的一種特殊的思維邏輯方式。馮·加勒接下來會對福斯科爾這個人作進一步論述，這番論述會讓我們立即明白過來，此人基本上已經失卻那種直言不諱的能力了。 畢竟對於任何當權者而言，「醜聞」的發生一直被視為「不能原諒的罪過」，而馮·加勒也希望能避開這個雷區。遠征隊應當分開，為了能讓這個建議站穩腳跟，馮·加勒隨即對遠征隊各成員展開了一系列的人物簡評。這就好比是同一個故事的不同版本，作為讀者的我們，則可以藉此機會換個角度看看這齣戲中早已為我們所熟悉的人兒，在他筆下是如何被刻畫的：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性格，或者說個性，每個人也都有其值得嘉許的才華及成績。就這個團體而言，各成員也是如此。馮·黑文先生顯然有不少可取之處。就說他在文學領域的學術研究吧——這也是他的強項所在，我必須承認，沒有比他更合適的第二人選了。要是他的品格和性情也能得到如此讚譽，那就更好了。有關這些，那封附信所言太過武斷，太過非黑即白。反正到目前為止，我所看到的他並不狂躁易怒，也沒發現他有任何暴力傾向。至少在君士坦丁堡的這段時間裡，他的情緒處理得很好，脾氣也控制得不錯。至於福斯科爾先生，他還是天才一樣，才華橫溢，博學多識。他的思維創造力中時刻閃爍著各種火花，這自然離不開他獨一無二的洞察力。但他很冷漠，總是一副置身事外的樣子，這讓我不由得想到，他的品性始終保留著他本國的民族劣根性。所以這二位之間的矛盾，可以說是來自斯堪的納維亞的兩個民族之間源流至今的古老偏見，而他倆都很難從各自的偏見中走出來，所以很明顯，即便他們共同承擔著遠征使命，也永遠都不會達成一致。」 前面對於買砷一事他就輕描淡寫，這裡遂又故伎重施，馮·加勒把馮·黑文病態的虛榮自負，改頭換面為一絲絲的「反瑞典情結」。換句話說，以上所言是為了讓伯恩斯托夫的眼睛只局限於這二人之間的敵對狀態，他要強調的是他倆的私人恩怨，在某個惱羞成怒的時刻尖銳化了，於是氣急敗壞之下，讓人覺得這其中有謀殺企圖。基於此念，馮·加勒又對遠征隊其他成員展開了一番人物簡評匯報。他接著說下去： 「尼布爾先生兢兢業業，做事無可挑剔。說起他的品行，當真無愧於『正直』二字，財務一事就應當交付於他，沒有再合適的。說到這兒——在下還有一句冒昧之言——當時沒有將財務交與馮·黑文的確是正確的選擇，他花錢如流水，而尼布爾是持度節儉的人。這些評價都是基於我以往對他們的觀察及接觸。尼布爾呢，理想地來說，要是他能比真實的自己再果決、再堅定一些的話，就更好了。至於那位畫家，應該說他是我們認識的人中最為和善友好的那一類人，與任何民族、國籍的人都能和諧相處，叫人挑不出什麼毛病來。我覺得他既做好了自己的本職工作，同時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認可。還有那位醫生，人也不錯，何況就其取得的成就來說，在埃及人和阿拉伯人眼中，他已經算是年輕有為。即便他處於完全依附於馮·黑文先生的狀態，其他人還是會公平公正地對待他。或許並不是由於自己內心愧疚，他才吐露出整個事件——從而拉響了遠征隊整體的警報——或許他是另有隱情。沒準兒就是這位教授對他太過頤指氣使了，而他對這位教授心懷不滿也不一定。」 馮·黑文應當與其他成員分開。馮·加勒終於在最後，折回這個提議，說接下來的安排，或許可以讓其他人繼續按原計劃遠徵到阿拉伯菲利克斯，而那位丹麥人則留下來，在開羅以及大馬士革繼續深入他的相關研究。通過這個辦法，他說，應該可以免去醜聞的散播，防患於未然，阻止學術界人士的說三道四。由此，他建議伯恩斯托夫就裝作什麼都沒發生，無論是對丹麥遠征隊還是對整個世界。至於他下達給他們分開的命令，就說是哥本哈根這邊考慮到術業有專攻，遠征目標應當分而取之，遂經過一番深思熟慮之後才做出了這個決定。 而後就此打住，馮·加勒結束了他的匯報。那些不愉快，他已經向部長閣下一一講述完畢，且巧妙地自圓其說，最後呢，沒有產生一丁點兒不愉快的影響。一方面，他將這二人之間的矛盾大而化小小而化微，只是將買砷一事一筆帶過，同時將其歸咎於無傷大雅的民族偏見。另一方面，他認為如果這場遠征還想順利繼續下去的話，二人應當立即分開，為此他高談雄辯。總而言之，兩方面的態度都被他占盡：所有言辭為的便是無論伯恩斯托夫現在作何決斷，馮·加勒都可以讓自己謙卑地表明，他的態度與閣下完全一致。 後來的事，正如他所期望的那樣。哥本哈根那邊，伯恩斯托夫不免失望地與莫爾特克商討此事。1762年2月9日，他去信給馮·加勒，回覆說，聽聞遠征曲折離奇，他感到憂慮，也感到悲傷，畢竟這項事業耗資巨大，經歷了重重困難才得以開啟，如今卻開始展露頹敗跡象。至於其餘事項，伯恩斯托夫也贊同馮·加勒的看法：要是沒有其他可行辦法，要是群情激憤無法平復安撫，那就只得把那人分隔開了。首相之見亦是如此。此時，伯恩斯托夫在這封加密信里附了一條皇室命令，即以上所說，馮·加勒是可以代為施命的，如果他認為有必要。 如果他認為有必要——這一句話至為重要。不得不說，伯恩斯托夫，在一語雙關的說話藝術上也是很有一套的。就分隔馮·黑文一事，他確實已經放手交給馮·加勒去辦理了，但隨後他便在信里逐一列舉出，由於這麼一分隔而可能將導致的一系列不利情況。 首先，伯恩斯托夫說道，這也是事實，即馮·黑文特地為此準備了許久，無論是西奈山之行，還是西奈之後的遠征。要是現在就命令他留在開羅以研究歷史遺蹟——並且這些遺蹟或許早就有人研究過——那無異於是把他從一項他曾為之精心而努力準備過的任務中給排除了，取而代之的是給他一份平淡無趣索然無味的工作。那麼你可能會問了，西奈山之行就一定大有收穫嗎？不一定，因為確實也極有可能他們從中發現的只是許多無價值的碑文——但畢竟這些都是無法提前預知的事。也恰恰是由於未知，國王陛下才派遣一人到那裡去，一個能夠對這廣為人知的聖地進行探索並發現其重要價值的人——馮·黑文便是遠征隊中那唯一一個滿足這些要求的人。這種獨一無二的不可替代之處同樣適用於其他成員，派往阿拉伯半島遠征隊的每一位成員的任命都是如此，他們都肩負著自己的使命，缺一不可。此行要求他們對《聖經》原本的奧義進行新的詮釋——這也是重中之重。那麼話又說回來，馮·黑文就是最有能力來完成這項重要研究的人，也正是如此，為了協助他完成這項艱巨任務，國王才委派給他一名畫家、一名醫生、一名植物學家、一名天文學家。 伯恩斯托夫的高見，無不揭示出他始終被蒙在鼓裡的事實。他對馮·黑文在學術及人文方面的「短板」一無所知，而現在，丹麥外交部部長又繼續說道，這其中牽扯的是更為微妙的根本利益關係： 不僅僅如此。如果我們把馮·黑文排除在遠征隊之外，那麼福斯科爾先生將會取代他的位置，從而成為整個組織的「領頭羊」。難道我們就能保證他，一個瑞典人，會和其他人相處得好嗎？要知道這些人並不是他的同鄉同胞。我非常清楚，他們之間是平起平坐的，不存在高下之分，但是，總會有那麼一個人不自覺地成為領頭，這個人也就因而會常常視自己比他人更特殊。那我們現在就假設那個人是福斯科爾先生吧，他在遠征隊其他成員之間順承了這個位置，事事做得天才一般出色，然後呢，整個學術界會怎麼看？那將只會認可他自己，說盡他一人的好話。就好比是只靠他一人便成就了整個遠征隊所要實現的所有目標，那樣的話，就沒有比這再讓我們國家民族蒙羞的事了，我們難道要看著一個外邦人，剝奪掉這項功業的所有榮耀嗎，不要忘了，這項偉大事業最初可是在咱們國家孕育而生的理想啊，是多虧了咱們自己君主的慷慨助力才得以成行的遠征啊。 伯恩斯托夫最後總結時，再次提到馮·加勒有權行使對馮·黑文下達的秘密示命——如果堅信這是避免遠征中途崩徂的唯一方式的話，但他隨即又在信末附言道，他個人衷心希望馮·加勒能夠不行使這道密令而將諸事處理妥當。 很明顯，伯恩斯托夫信中的說話技巧與馮·加勒在匯報中的如出一轍。言辭華麗虛飾，真實情境就這樣被扭曲歪解。和外交大使一樣，對於羅得島寄信所言——福斯科爾、尼布爾、博朗芬在其中控訴——的真實隱情，丹麥外交部部長几乎不聞不問，只是一筆帶過。兩位教授之間的敵對之所以充滿戲劇性，本質上是因為他們之間的對立反差：福斯科爾精力充沛、能力又超群，馮·黑文才知匱乏、卻傲慢自負。於是為了將這種敵對合理化，伯恩斯托夫竟就接受了外交大使的看法，即所謂的民族差異性使然，然而據我們所了解，這只不過是其中無關緊要的一部分。最終，伯恩斯托夫和馮·加勒一樣，視錯不錯，將錯就錯，把一切歸咎於遠征隊成員之間這種所謂的民族偏見，相信正是基於此才生出種種事端。 就伯恩斯托夫而言，他會作如此觀想也是有緣由的，這要追蹤到曾經發生在哥本哈根的那一起激烈衝突——福斯科爾與克拉岑施泰因。那份記憶在他腦海里至今鮮活，更何況馮·加勒又在匯報中扭曲了事實。福斯科爾曾試圖將林內烏斯帶入丹麥遠征隊的工作狀態中，並希望讓那個叫法爾克的瑞典人取代他認為不夠合格的克拉默。之前他所做的這一切，無非是為學術研究打通便利之途，當然了，事態後來的發展無疑是讓這些設定都失效了。可正是由於他妄自尊大而言行失控，曾經為達成那些想法所採取的極為不妥的方式全都被哥本哈根政府看在眼裡，從而後者便只會認為，他的種種行為都是瑞典民族優越感的一種表現。不就是想要獨占鰲頭嗎？學術研究特權沒有爭到，索求不成反賠大本，現在可好，要為曾經的鬥爭付出代價了，代價慘烈。過去那一場所謂的發生在丹麥人與瑞典人之間的衝突，在遠征隊內部的鬧劇中只不過是冰山一角，現在可好，在伯恩斯托夫的信中已然變成那個堂而皇之的動因，那個不希望移除馮·黑文的動因。而真正緊張危險的情境卻因此被保留了下來。在這場遠征接下來的發展過程中，其他各種意想不到的結果也會接踵而至，而它卻一直都在。 不管怎麼說，馮·加勒心知肚明。一個外交官，他必須是一個能夠讀懂言外之意的人。馮·加勒便是這樣的人。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他是一個非常出色的外交官，因此對他來說，伯恩斯托夫的信充滿了背後深意。坦言之，這封密函與一封空函並無差別。它不過是一個象徵形式。既然伯恩斯托夫在其中已傳達出自己的不安了，那麼馮·加勒就要好好利用它。既然他之前的用盡心思就是為了與外交部部長達成一致——不管後者會如何決定，那麼再次向伯恩斯托夫的匯報便是小菜一碟。1762年4月17日，他寫道「閣下您明鑑萬里，羅得島怨訴而引起的所有疑惑，如今已煙消雲散」。馮·加勒承諾，他會立即著手辦理此事，對這些怨憤的人提出忠告，勸導他們恢復理性明智，儘量平息他們之間的矛盾衝突，這樣一來，他們至少能夠容忍彼此的存在，也能夠互相幫助彼此完成這項共同承擔的使命。 因此，外交大使的說服工作內容，也就是他寫的三封信——正如前面提到的，已於1762年6月被送至在開羅的遠征隊成員手中。這的確是項艱巨的任務，其中兩封信尤其能證明這一點。第一封信給福斯科爾，其實是寫給整個遠征隊的，信中只是給出官方回應的信息，即羅得島信件中所有請求都被回絕了。儘管如此，馮·加勒所寫的另外兩封，分別給馮·黑文和尼布爾的信，卻是精妙絕倫，無不顯示其長袖善舞的外交能力。 特別是那封寫給馮·黑文的信，給人的感覺就是高空走鋼絲。開篇冗長，極盡溢美之詞，把這位丹麥教授捧上天后，馮·加勒才小心翼翼靠近正題： 親愛的朋友，我深知你學富五車，才高八斗，對此我不得不深表敬意為先。只是有小事一件，擾我心神良久，終不得解，請恕我直言。此事關乎集體的團結統一，關乎品行的端正良潔，關乎心靈的友善美好，尤其還與共同利益息息相關。而這共同利益，自然你也明白，就是你與你的遠征隊友一起肩負著的遠征事業。只有這一切牢固於心，才能讓遠征穩步前進，抵達榮耀終點。待取得此等成就，方不負國王陛下，其慷慨、其愛國、其求知若渴，另有整個學術界翹首以盼、拭目以待。當下我正要表的，非那微不足道的齟齬過節，自馬賽至君士坦丁堡一路上發生的瑣碎分歧，你我清楚這其中不過是一點誤會。我相信，雙方曾在我見證下努力達成的和解，是如我所願，是真誠而真實。儘管如此，在後來這段時間內，我還是收到一封來自開羅這邊的信，信中表示，那次和解似乎並沒有保證其穩固長久。這些紳士們倒沒有苛責怨訴，他們只是對某些始料未及的事有所耳聞，從而惴惴不安。但我確實得告訴你，我親愛的馮·黑文，他們對這件事非常關切——還給我列出相關依據來：你萌生過與他們水火不容的心念麼？你明白的，整個學術界的目光都聚焦於你身上——即便你不是此次遠征的領隊——在他們眼中，你也是最傑出最優秀的那名成員。馮·黑文先生，眾所周知，你是一名丹麥人。就此一點，遠征對你來說，難道不是幸運之至、榮耀之至嗎？為了你的君王與國政而奮鬥，參與到這樣一次使命之中，這使命且是由你的祖國規劃發起，是在其王冠的護佑之下，勇攀高峰，使你的祖國人民永垂不朽！以上帝之名，你應當視這項使命為你人生中最為珍貴的事情。想想正等待著你的那份榮耀與稱譽，再想想另一方面，任何天災人禍般的災難事故可能帶來的後果——或許會讓此次遠征的整個目標功虧一簣。我是擔憂，若陷入那種不幸情況之中，任何批評指摘都會徑直衝你而去，而國王陛下也會由此落入公眾世界的譁然輿論之間。 此事我不必對你隱瞞，出於必要的義務，我也同樣對福斯科爾先生講了這些話：我把這些交代給他，一如我交代於你。就我所在的角度來看，理解萬歲，平和萬歲，應與所有人和諧與共。總而言之，一個人應當脫掉所有偏見的外衣以防患未然，當留心聽從理性的呼喚、銘記對祖國人民的責任，特別是要謹記我們的神耶和華。相信你聰慧過人，無須我再多言。最後我想說的，便是懇求你把我所說的話，當作一個朋友的肺腑之言來看，不要告訴別人，你要相信，我只是真心實意為你好。 精明圓滑的馮·加勒以一石擊二鳥，這次言傳意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成功。他既誇讚馮·黑文以滿足其虛榮心，同時又給他發出警告。他既讓馮·黑文知曉自己對他的疑慮，又處處暗示那位丹麥人清白無辜。假若馮·黑文真想要用他從君士坦丁堡買到的砷來毒殺他人，那麼他權當是讀了一封預警的訓斥信；如果他根本就沒有那種壞念頭，那麼這已經被精心粉飾過的威脅，也不會讓他覺得有什麼冒犯之處。 不用說，當外交大使把筆轉向卡斯滕·尼布爾的時候，話風就是截然不同的感覺了。沒有讚美客套，沒有模稜兩可直入正題，就像對大使館的員工那樣直言不諱。不過另一方面，馮·加勒還得要求尼布爾對信的內容保密，於是他在信中對後者寫了一句（加了下劃線的）話：「讀完這封信後要嚴格保密。」 起初，馮·加勒告知尼布爾——除了他寫給遠征隊其餘人員的那封信之外——他必得親自對後者進行一番單獨的囑託：「你很清楚，之前提出的分隔要求，是不合我們君王的心意的。相反，這個團隊要作為一個整體，齊心協力以繼續這場遠征，且刻不容緩。因此，現在就看你如何決定。遵循這些示命，越快越好。」 與此同時，馮·加勒讓尼布爾放心，之前他威脅要槍斃馮·黑文一事，並沒有像他曾設想的那樣，被過分闡釋或曲解。「恰恰相反，我向上面所匯報的，全是認可你的評價，凸顯你正直的品行，讓人感覺你或許是那個最有能力做好的人，即便通過規勸不能完全調解他們之間的矛盾，那至少也能引導他們文明得體地生活，友好和善地相處。把這個目標牢記在心，那麼一方面，你得做到恰當地看待馮·黑文先生的應激性行為；另一方面，也要恰當看待福斯科爾先生並不完全是自然反應的表現，從某種角度來解釋，我們姑且認為他表現出的是一種——冷靜。什麼意思呢，就是你必須得時刻提醒自己，得有意識地來看待他所做出的反應，才會覺得，哦，正當反應不該是冷漠（總之就是不要總覺得他就是正確的）。因此，在不失卻後者對你的堅定信任的前提下，你必須盡力去贏得前者的信任。說白了就是，你得一碗水端平。」 簡言之，是馮·加勒和藹地拍著尼布爾的背，慷慨地分享著自己屢試不爽的妙招——如何盡善盡美地做到一舉兩得。但就到這一步為止了。從這一刻起，他等於是申明了推辭的理由，以後遠征隊成員之間再有什麼紛爭，都不需再呈報給他。對於最初馮·黑文買砷一事，他毫無意義地斷言：「至於備受爭議的藥物一事，你們那都是無稽之談，是杞人憂天。在這件事情上請相信我，無須擔憂，世界不像你想像的那麼邪惡。我對這件事實在已無話可說。」 整件事就這樣不了了之。世界不像你想像的那麼邪惡——這就是那三封信的主旨。6月的那個午後，福斯科爾、馮·黑文、尼布爾，回到各自房間裡讀信，那句話仿若是埃及的夏天寫給開羅的。他們的希望已然幻滅。在他們一次次向馮·加勒、向伯恩斯托夫請求幫助後，在他們逗留於埃及等待近一年後，在那一頁頁雅致精巧的外交話語後，現在所謂的判決就這樣走向事件的高潮，那就是沒什麼可判決的，一切如常，一切照舊。 7 「對於公民的自由來說，唯一的危險因素，恰是來自於國家中的那些憑藉官職、等級或金錢，而擁有無上權力之人」，他曾如此勇猛而無畏地為公民論自由，自那部論著被明令禁止以來，三年已然過去。當福斯科爾收到丹麥政府部門下達的指示時，極有可能就在某一瞬間，他想起了自己寫在其中的這句至理名言。與馮·加勒一比，福斯科爾永遠都不是那種能用話語來一舉兩三得的人。在給這位丹麥外交官的回信中，他批駁了丹麥朝政，其沉穩平靜，就像他在瑞典時為出版自由而進行的論戰一樣。這個遠征命令是丹麥國王發出的，福斯科爾寫道，寄予厚望的初心與企盼，已一落千丈，如今是跌至谷底的憂慮和不安。對馮·黑文買砷一事就這樣輕描淡寫，一筆帶過？不，他不能接受，他要一針見血地道出實情：丹麥朝廷只是不情願面對這個男人的無知以及他欺詐的品行。「一旦事實真的證明他就是那樣的人，而我們卻要容忍這一切，為的是保有這個怯懦者的祖國同胞的聲譽，那誠實本分的我們呢，就會被暴露並犧牲在這樣一種最卑劣不堪的危險之中。所以就目前看來，我們好像根本不能指望從你們寬厚仁慈的政府那裡，得到多少理解和同情。」一語中的。這就是福斯科爾對馮·加勒的禁令的回擊，後者不是拒絕弄清楚他們的任何懷疑嗎。好，那麼就在這一點上，這位外交官將會聽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聲討。這麼做顯然會讓事情更好，福斯科爾說，讓馮·黑文知道他們其實是在防範著他的，任何妄圖傷害他們生命的行為，也定會反過來讓他自己身陷險境。在這之前，福斯科爾向上提出辦法，預期能夠很快除掉他，但是現在，這個希望幻滅，他必須要求馮·加勒嚴懲那個丹麥人。如果沒有達成所願，他會覺得自己有這個義務來親手完成它。 在福斯科爾頑強抵抗的背後，是瀰漫在羅得島上的三個簽名人之間的失望情緒，清楚分明。就連隨和的博朗芬，也因此深感沮喪。儘管他沒有福斯科爾的英勇——站到權威面前對峙，但他還是決意將這些失望寫下來。「能夠接到任命，為國王陛下完成心愿，乃是我榮幸之至」，他給馮·加勒寫道，「但與此同時，我必須得承認，這樣的一場遠征於我和我的兩位同事來說，如啞巴吃黃連，有苦難言。但遠征是國王陛下的心愿，他的命令我們必定無條件地服從。就我而言，我將會盡我所能來維繫整個團隊之間的平靜與安寧——我唯一祈求的是那位黑文先生可以配合我們」。 就是尼布爾，也並沒有對那位外交官的論辯感到信服。他在回信中聲明，一直以來，這是每個人都有目共睹的，福斯科爾先生對待工作勤勤懇懇，一絲不苟，從未見過他暴躁易怒，而且他看待諸多事物的眼光，都是深入、深遠、深刻的。以上這些品質與能力，在另一個人身上根本看不到，尼布爾說，「儘管我的法語和義大利語說得並不好（當然我很樂意學習完善），然而我發現自己根本無法適應馮·黑文教授的語言方式。他的阿拉伯語水平始終不怎麼樣，即便是我單獨和他待在一起時，他說的大部分話都像是憑空捏造出來的。他所有的政治預言，到現在為止，都已被證明是錯誤的。然而他始終頑固不化地堅守自己的觀點，同時把所有不贊同他觀點的都視為愚人。鑒於此，請閣下您不要再責備我，因為比起後者，我真的更願意和前者相處為伴」。 這一回尼布爾向馮·加勒表示，無論是在福斯科爾面前，還是在馮·黑文面前，自己都會感到缺乏信心。在這封信的開篇他就詳盡闡述了這個問題，至於外交大使非常希望看到的，他擔任起這兩方中間的調解者一事，尼布爾是這麼說的：「我還沒能順利地讓他們倆達成一致。況且無論與他們倆中的任何一個相比，我都算不上是一個思想者。而他們倆在哲學領域都有很高的成就，正是如此，比起互相敵對的雙方，一直以來我才是那個更為焦慮不安的人，而他們則可以做到用一種哲學上的達觀來看待所有事情，他們會直接轉過身去，在下一秒鐘繼續做他們的研究，就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一樣。」 還記得那年夏天，他對「學問和真知」燃起的熱情，純真而樸素，令他大聲質問自己，能否真正擔負起遠征使命，是否配得上「卡斯滕教授」這一頭銜。而今在其映照下，以上那番充滿諷刺意味的話語，正是見證了他在態度上的徹底轉變。這期間經歷了太多。那個來自沼澤濕地的年輕人，一路自學，懷著青春的熱忱，去到哥廷根大學，在邁耶教授的指導下，看到了天文學和數學的神聖光輝。自「格陵蘭號」從哥本哈根起程以來，18個月的時間已然過去，尼布爾抓住了無數個研究的機會，與「學問和真知」面對面交流。其間他見證了福斯科爾堅持不懈的嘗試，以按照林內烏斯的想法重塑這一場遠征；他也看到了馮·黑文山洪暴髮式的憤怒，就因為對其能力不足的一點微不足道的暗示。這一個為了騙過丹麥政府，不擇手段到捏造編碼的地步；另一個索性買來砒霜密謀。他們我行我素，頑固、傲慢、任性、苛刻。一個精力充沛，另一個好逸惡勞，但兩人的共通之處是覺得自己傑出超群，名揚萬里，並且對此堅信不疑。即便在整個事件中，這一個要比那一個好得多，但就他優柔寡斷的性情而言，與他們為伴仍舊是一件令他深感疲憊的事。好不容易才得以近距離審視這些自稱是「學問與真知」的化身之人，他看到了什麼呢？——叫囂的怨訴、無聲潛伏的野心、陰謀詭計、不可一世，如此種種，交織一團。 尼布爾對此事產生了全新認知。在給馮·加勒的信中，他直言不諱地總結道，自己現在要從福斯科爾和馮·黑文這場紛爭中抽離出來看問題：這場紛爭早就威脅到整趟遠征的久安，並且使每一個成員都要經受無妄之災的威脅。正如我們起先看到的那個尼布爾一樣，有條不紊、沉著鎮靜地觀測金星，任憑風帆戰艦上槍支彈藥的派布武裝。現在他繼續自己在遠征中的工作，任憑那兩位哲學博士的咒罵侮辱橫飛過自己頭頂。當與穆斯林談起他們的信仰時，他並不想讓對方改宗換教，現在也是一樣，他不想改變哪一個——只想從遠征隊的這場內部戰爭中抽身而出。他們中的任何一個，只要從人性的角度來看，和另一個一樣好，並無差別，他的確願意把他們往好處想。但這種態度本身並不意味著，他會繼續讓自己捲入到他們的對立中去。以後他和哪一個都不對立。馮·加勒讓他一碗水端平。尼布爾按照他說的做了——不過是把碗放到了地上。 從圓滑處事的角度來講，雖然尼布爾所採取的態度與馮·加勒的建議不同，但其結果卻是一樣的。並且我們很快就會看到，這個結果會如何令人大吃一驚。不過從其個人角度來看的話，如果尼布爾真的遵從了外交大使的建議，那後來的形勢發展就會截然不同。他在信中告訴馮·加勒，自己無論是對福斯科爾還是對馮·黑文都沒有信心。他沒有靠近這個，也沒有傾向於那個，更沒有像他被建議的那樣，和兩個人都保持好關係。他就讓自己獨來獨往。漸漸地，遠征隊其他成員好像也和他一樣「獨立」了，儘管沒有他表現得這麼明顯。若真如此，那這就是伯恩斯托夫干預調和之後的第一個有目共睹的結果。其本身意圖不就是讓他們都一樣，人人平等不搞特殊化嗎？好了，看看現在的結果，他們果然是所有人都變得一樣了——只不過是一樣地孤立。其本意是根除掉內部矛盾，好比是要禁住一條雙頭惡龍，而制伏手段卻是從中間把兩個頭劈開，結果呢，惡龍仍在。只是所有成員都變得一樣孤立了——最終意味著——遠征隊內部由兩派敵對，變成了五人對立。 眼下我們要回到1762年8月3日——整個團隊之間瀰漫著一種失望而沮喪的氣氛。9月末，蘇伊士會有輪船出發前往阿拉伯半島的吉達。不要忘了馮·黑文的重要使命。他本該從蘇伊士前往西奈山的那場考察屢屢被推延，而現在已經沒有時間再讓他乾耗而眾人徒等了。一行五人各自都在為行程做準備，不日即隨同商隊離開開羅前往蘇伊士。然而就在他們準備期間，壞消息卻接踵而至。來自西奈半島的薩瓦勒哈[126]部族的一夥強盜洗劫了港口附近的整片區域，7月準備出發去蘇伊士的那支商隊也被劫掠一空，還有許多人被殺害。這大概就是遠征隊待在開羅的最後幾周時間裡士氣大減的真實緣故。 然而與此同時，遠征再次出發的各項事務也都已準備完畢。只是留在開羅最後的這段日子裡，遠征隊成員之間籠罩著的消沉情緒始終不散——這一點在卡斯滕·尼布爾的日記里得到了直觀展現。眼下萬事俱備，他們唯一巴巴等著的就是一句話的事兒——何時前往商隊的集合點。為了打發時間，他們雇了一些會跳舞的埃及女孩前來給他們跳舞解悶，由於這五位成員都是未婚男子，這些跳舞女孩遂不能在他們的房間裡表演： 我們只好讓她們在外面的街道上跳舞。在開羅，絕大部分歐洲商人的宅邸都坐落於運河沿岸。這條河蜿蜒穿過這座城市，在一年中的某些特定時期，河水會變清，只要尼羅河還沒有漲到使攔河大壩決堤的程度，那些跳舞的女孩便能藉此時機從歐洲人這兒大撈一筆。眼下為了儘可能驅散即將到來的旅程所帶來的那些令人不安的思緒，我們就找來這麼一班會跳舞的女孩，讓她們在我們居所前面乾涸的河床上表演。緩歌縵舞，此起彼伏，聊以忘憂。起初，我們觀看這種表演並沒有發現什麼特別的樂趣，一方面是樂器和歌聲，聽來都極為悽慘；另一方面是那些女子展露的體態身姿，在任何思想健全的男子看來，都是過分暴露，難免有傷風化。還有，一開始我們覺得她們一律都很醜，黃皮膚的手，鮮紅色的指甲，臉、胳膊、脖頸上的黑色或藍色的裝飾物，腳腕上大圈的鐲子，還有大耳環和大鼻環，頭髮上不知抹了多少髮油，離得很遠也能聞到。儘管這所有的一切，都不怎麼合我們的心意，儘管她們都沒有嘹亮美妙的歌喉，儘管吧，儘管所有，我們還是慢慢地感覺到，她們中也有唱得極為動聽的，並且平心而論，她們的確都很美麗動人，直到最後，我們完全傾心於她們的歌聲與舞蹈之中了，仿佛她們是歐洲最美妙的歌手和舞者。 此情此景，令博朗芬繪出一幅動人畫作，毫無疑問，這幅畫便是尼布爾日記中提到的遲來的認可——是那些年輕女子光彩照人的美妙寫照。畫幅前景是一名蒙面的阿拉伯人，抽著一根大約一碼[127]長的菸斗，背景是幾棵棕櫚樹，樹旁有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席地而坐，正奏著手中的古老樂器。繼續往前看，便是演奏者和抽菸斗人之間的那些手舞足蹈的女孩：四個赤足的年輕女子舞於沙地之上，沒有蒙面，身上一襲柔美的長袍，領口處敞開，露出結實飽滿的乳房。 為了驅散即將起程所帶來的那些令人不安的思緒，遠征隊成員尋求到的就是慰藉。正是這些年輕女子，隨著起程日子越來越近，她們也似乎變得越來越美麗。此情此景，不免令人回憶起福斯科爾和尼布爾的那段經歷——在駛向亞歷山大的船上和那些女奴相處的經歷。一方面，這些年輕女子的目光撫慰了他們，威脅和危險被拋在腦後。另一方面，他們恍惚以為，前往阿拉伯菲利克斯，只不過是在那兒生活一陣子。 舞女 博朗芬畫的年輕舞女素描：在去往蘇伊士的前夕，她們在為丹麥遠征隊表演。 於是他們在開羅的這一段漫長停留，講到最後，會讓人聯想起從哥本哈根出發的那段海航的尾聲，仿若一弓拉兩弦得到的雙音效果。不難想像，這位年輕而真誠的天文學家，站在克萊芒特先生的宅邸前面，站在緩緩垂落的夜幕下，沉浸在女孩兒們的舞蹈中，已然忘我。你看，年輕女孩兒赤足在暖熱的沙地上跳舞，你聽，那音樂悠長綿延的哀悼，不絕如縷，仿若從沙漠裡吹來的風，奏響了樂器。尼布爾就這樣一直站在傍暮夜色里，耳聞歌聲，目睹舞步。或許那歌聲唱的是愛情，或許唱的是赴戰的英雄；又或許，只是在訴說一個古老的故事：一個要去尋找幸福與快樂的人，在路上遇到了死亡，而後死亡就緊跟著他的腳步，一直跟著，直到他抵達目的地實現自己目標那一刻，死亡才躍上了他的肩頭，仿佛是好奇一樣，想看看他究竟找到了什麼。 [88]復調音樂（counterpoint），「主調音樂」的對稱。多聲部音樂的一種，舊稱對位。它是以兩個、三個或四個在藝術上有同等意義的各自獨立的曲調，前後疊置起來，同時協調地進行為基礎。 [89]花園香脂（Mormordica balsamina），一種非常脆弱的一年生植物，高達70厘米，具有分枝的莖，葉柄以規則的方式排列，沿著莖的葉腋中有大的不規則的花。 [90]龐培神柱（Pompey’s Pillar），又稱騎士之柱，原是薩拉皮雍神廟的一部分，神廟僅僅存在很短時間就被毀了，只有石柱保存下來，成為航海者的航標。 [91]方尖碑（obelisk），古埃及的傑作之一，是古埃及崇拜太陽的紀念碑，也是除金字塔以外，古埃及文明最富有特色的象徵。 [92]地下墓穴（catacombs），即亞歷山大地下陵墓，坐落於亞歷山大城西南的馬里尤特沙漠中，1980年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93]克里斯蒂安六世（Christian VI，1699—2746），1730—1746年的丹麥和挪威國王，是奧爾登堡王朝第一位不參加任何戰爭的國王。 [94]F.L.諾登（Frederic Louis Norden，1708—1742），丹麥海軍上尉，探險家。 [95]努比亞（Nubia），非洲東北部一地區，指蘇丹北部和埃及南部的沿尼羅河地帶，位於尼羅河第一瀑布下游與尼羅河第四瀑布下游之間。 [96]《埃及到努比亞的遠航》（Voyage d』Egypte et de Nubie），1755年出版。在這之前（1741年）也出版過諾登航行中所作的繪畫。但由於1742年，諾登死於肺結核，英年早逝的他把文件和繪畫等都交給了朋友。這也是這部作品晚了這麼多年才問世的原因。 [97]貝都因人（Bedouins），阿拉伯人的一支，是以氏族部落為基本單位在沙漠曠野過遊牧生活的阿拉伯人。主要分布在西亞和北非廣闊的沙漠和荒原地帶。 [98]拉希德（Rashid），也稱羅塞塔（Rosetta），埃及的海港城市，位於尼羅河三角洲西北部，距羅塞塔河口約13公里。建於9世紀，是地中海地區與印度貿易的重要中繼站。 [99]方濟各會（Franciscan），1209年由聖方濟各創辦的天主教托缽修會，提倡過清貧生活，衣麻跣足，托缽行乞，會士間互稱「小兄弟」。 [100]阿布吉爾（Aboukir），也作「Abu Qir」，亦譯作「阿布齊」，埃及地中海沿岸村莊，位於亞歷山大東北21公里，拉希德以西。阿布吉爾堡壘應位於阿布齊灣與歷史上的阿布齊潟（xì）湖之間的地區。 [101]邁阿迪亞湖（Lake Madie），Madie，即El-Ma』adia，邁阿迪亞，現在的伊德庫潟湖（Idku Lagoon）旁一小村。 [102]麝香（musk），是麝科動物林麝、馬麝或原麝雄體香囊中的乾燥分泌物。是一種藥材，又名寸香、元寸、當門子、臭子、香臍子。 [103]靈貓香（civet），是靈貓科動物（大靈貓和小靈貓）香腺囊中的分泌物。具有行氣、活血、安神、止痛的功效。 [104]基列的乳香（balmof Gilead），源自《聖經》。基列，約旦河東，在死海以北的一大片土地。那裡出產一種香料，稱為基列的乳香，可用作治療傷口，或作為化妝品。 [105]蘇丹（Sudan），位於埃及下方，非洲東北部、紅海沿岸、撒哈拉沙漠東端。 [106]森納爾（Sennar），位於蘇丹東南部，東鄰衣索比亞。 [107]結拉巴長袍（djellabe），伊斯蘭教國家男女均穿著的寬敞長袍。 [108]馬赫布卜（mahbub），奧斯曼帝國統治下使用的一種金幣。 [109]帕拉（para），一種價值很低的貨幣。 [110]羽扇豆（lupin），「Lupin」在希臘文里是「悲苦」的意思。 [111]科爾多凡州（Kordofan），蘇丹一州，位於蘇丹西部。 [112]羅望子果（tamarind），一種水果，也可作調味料。其果肉可生食，也可做熟後食用。可藥用，治療腸胃不適。 [113]索哈傑（Sohag），位於上埃及中部，尼羅河西岸。 [114]硇砂（sal-ammoniac），音「náo shā」，中藥名。為氯化物類鹵砂族礦物鹵砂（硇砂）的晶體或人工製成品。具有消積軟堅、化腐生肌、祛痰、利尿之功效。 [115]達米埃塔（Damietta），埃及最古老的港口之一，處在地中海與尼羅河的交匯處。 [116]吉薩（Gizeh），現埃及第三大城市，在尼羅河下游左岸，與開羅隔河相望。吉薩金字塔是一個金字塔群體的總稱，而不是指哪一座單獨的金字塔。 [117]奇阿普斯（前2598—前2566），即胡夫（Khufu），全名胡尼胡夫，埃及第四王朝第二位法老，希臘人稱他為奇阿普斯（Cheops）。他曾經遠征過西奈半島和努比亞。 [118]哈夫拉（Khafra，約前2558—約前2533），埃及第四王朝的第四位法老，希臘人稱他為希夫倫，他繼承了胡夫的王位，在吉薩建立了世界上第二大金字塔——哈夫拉金字塔。 [119]蘇丹（Sultan），有別於國家「蘇丹」，指阿尤布王朝的統治者。 [120]1/2國家銀行達勒（Speciedaler），即48斯基令（Skilling）。其間換算關係如下：96斯基令=1國家銀行達勒，2國家銀行達勒=1里格斯達勒。 [121]商博良（Champollion，1790—1832），法國著名歷史學家、語言學家、埃及學家，是第一位破解古埃及象形文字結構並破譯羅塞塔石碑的學者，從而成為埃及學的創始人，被後人稱為「埃及學之父」。 [122]波科克（Pocock，1604—1691），英國的東方學專家和《聖經》學者。 [123]多納蒂（Donati），義大利旅行家，他於1761年參觀了埃及西奈的聖凱瑟琳修道院。其日記發表於1879年。 [124]先令（shiliing），這裡指英鎊先令，1英鎊=20先令，1先令=12便士。便士是最小的貨幣單位。1971年英國貨幣改革時，先令被廢除使用。 [125]亨里克·許克（HenrikSchück，1855—1947），瑞典文學史學家、大學教授、作家。 [126]薩瓦勒哈（Sawalha），生活在西奈半島上的諸多部族之一。 [127]碼（yard），長度單位，1碼等於3英尺（36英寸）或0.9144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