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菲利克斯 · 2 暴風雨

托基爾•漢森 《阿拉伯菲利克斯》
1 遠征隊成員登上風帆戰艦「格陵蘭號」之後,受到了指揮官菲斯克的友好接待,包括旅途各種所需也都已為他們準備妥善。在船長親自帶領下,這些飽學之士來到船上最好的兩處艙室,連人帶書籍、紙張文件、儀器設備等,一併安置妥當。這場盛大的遠征就要開始了。 然而,他們並沒有在1月4日這天拔錨起航。由於海面太過平靜,「格陵蘭號」為等待有利的海風,被迫在錨地停泊了兩天。也就是到了7日,在一陣南風的輕撫下,他們才得以揚帆北去,但是到了下午,溫風一聲不響地中斷了,取而代之的是吹向北面的強勁氣流,此乃天助也,於是他們在當天晚上就到了赫爾辛格。 在赫爾辛格,指揮官菲斯克亦復如是。在被迫等風來而耽擱行程的這段時間裡,尼布爾用他的新星盤測量了太陽高度角,從而計算出了卡隆城堡 [59]的緯度。雖說這些地方的數據都是已知的,但尼布爾還是願意抓住任何可能的實踐機會以檢驗自己的測算成果。 1月14日終於再一次迎來了南風。「格陵蘭號」遂和許多被迫停泊的輪船一同駛出了赫爾辛格錨地。當風帆戰艦經過卡隆城堡時,這個丹麥堡壘鳴槍三聲以示致敬問候;待到經過赫爾辛堡[60]時,則是四聲。站在甲板上的尼布爾見證了這個儀式,他在日記中記了下來,如瑞典致敬的槍聲是偶數,而丹麥的是奇數。然而到了傍晚時分,他們卻還是只和庫倫角[61]處在同一水平線上——風又停了。海員告訴福斯科爾,在冬季,這樣突如其來的平靜,通常是颶風預警,後來的天氣突變證明確實如此。夜裡起風了,整整一天半的時間,「格陵蘭號」都滯留在卡特加特海峽[62]和天氣搏鬥。直到1月17日,烏雲才四散開來,這時尼布爾用他的星盤確定了輪船的位置。結果顯示,這陣颶風已經把他們帶到了萊斯島[63],風力持續猛勁,菲斯克船長下令返回赫爾辛格——也就是前些天他們剛剛離開的地方。 在接下來很長一段日子裡,大家都無所事事。對於活躍的福斯科爾來說,這種狀態幾乎比颶風和暈船還要難捱。他在日記里寫道:「隆冬之下,廣袤無邊的大海上,毫無自然歷史內容可供考察。猛烈的颶風讓我們胡思亂想,同時又無事可做,包括學術研究。不是說這場遠征要去挖掘那些前所未有的發現嗎,如今可好,輪船始終停留在出發地,毫無進展可言。這種狀態真是令人無法接受。」 福斯科爾到底是坐不住了。他開始測量各種水流的含鹽量,研究各種各樣的海藻。對於一個植物學家而言,這也是海上唯一能夠吸引他的東西了:「他們把船錨從海床上拽起的時候,基本每回我都在場,有時船錨會帶上來一些海底植物,大多是海藻,幸運的話我可以在其中發現新品種。」還在赫爾辛格時,他就已經能夠列出七種不同的海藻,同時奠定了軟體動物採集的基礎:在它們設法縮到殼裡之前,他會用高濃度酒精將其殺死,這樣一來博朗芬也可以按照真實尺寸進行描摹了。 海風再次迎合他們的心意時,已經是1月26日了;在溫和的西南風中,「格陵蘭號」穿過卡特加特海峽,向北緩緩行駛。經過斯卡恩後,海風轉為西向,風力很快增強,接近颶風,他們有望到達一片開闊海域。卡斯滕·尼布爾在日記里盡力保持鎮定:「2月2日,一整天都是狂風大作,我們甚至都沒法在船上點燈。儘管如此,我們也不應該過度擔憂。當一個人在海上生活時,他必須適應種種不便,也得學會無視這種不盡如人意的情況。我們損失了一名海員,颶風期間,他從圍欄橫杆那兒掉到了海里,而我們卻無法施救。夜太黑,大海太遼闊。」 儘管當前環境惡劣,船長卻堅持不懈地努力著,希望能夠徹底遠離日德蘭半島沿岸;待到輪船駛出這片海域後,就掉頭向南,如此便可藉助風力繼續前進。計劃得倒是不錯,但現實卻是,經過整整24小時的掙扎,不僅徒然無功,輪船反而在風力的迫使下遠離了挪威,越來越往北了;到了2月8日,菲斯克決意奮力向挪威港開去。待到群山躍入他們的視線,他便向港口領航員發出信號。隨即便有一艘帆船向「格陵蘭號」駛來,此船極容易識別——船帆的中間部分是正紅色——這是挪威的領航船。然而風急浪高,領航員根本無法讓船身靠近「格陵蘭號」。任何努力都是白費,沒過多久,「格陵蘭號」不得不再次放棄靠岸。彼時,彼得·福斯科爾坐在客艙里,透過舷窗看著那艘小小的領航船,最終遁入那片皚皚白雪之間,沒了蹤跡。他把自己看到的這些景象都記錄了下來,包括兩艘船為了靠近彼此而付出的所有努力。顯然,福斯科爾是被這種崇高的努力深深打動了,他在日記里寫道:「只要現實允許,無論是否收到了信號,挪威領航員都會奔赴而去——每一艘輪船都會被鄭重對待。如此,可敬,可佩。規定和律令,不正是因為這些人的以身作則、恪盡職守,才顯得無上光榮、無比可貴麼。」 「格陵蘭號」裝飾圖案的設計圖 儘管沒有「格陵蘭號」的照片,但造船廠的平面圖得以留存至今。以上為船頭和船尾所設計的裝飾圖。這艘輪船首次下水是在1757年,因此它載著丹麥遠征隊前往地中海時,還是很新的。 奮力一搏失敗之後,菲斯克已經別無選擇,只得在颶風來臨之前奔回赫爾辛格。曾耗時四天的來程,在風力助推下,原路返回只用了24小時。但在泊進赫爾辛格錨地之前,「格陵蘭號」又失去了一名海員。 輪船在抵達前陷入了與天氣的殊死較量。對於皇家遠征隊來說,菲斯克在斯卡格拉克海峽[64]如此孤注一擲地費力周旋,使他們頭一回領略到大海的絕對浩瀚,以及暈船的痛苦。卡斯滕·尼布爾力求鎮定地寫道:「我徹底把自己交給了全能者[65],我也完全信賴配置軍官和船員們的技術,颶風持續期間,我還能夠平靜地躺在床上就寢已是十分幸運,而他們為了確保輪船的安全,不得不在冷雨寒風中堅守崗位。」彼得·福斯科爾也在日記中控訴以尋求內心安慰:「真沒想到如此重要的航程,從一開始就被各種艱難險阻團團圍住。我們難免會灰心喪氣,想就此聽天由命。但是我們也清楚,當前處境是時節所致也有氣候所迫,這百般阻撓並不單單只是針對我們,它們原本就存在。海上風雨顛簸,危險重重,我們既然無法輕易通行,就必須打起精神來,必須在這場海航中熬過去。」 在看過尼布爾和福斯科爾冷靜而誠實的敘述後,我們再把鏡頭對準馮·黑文——就知道什麼叫六神無主、失魂落魄了。在「格陵蘭號」與斯卡格拉克海峽殊死搏鬥期間,馮·黑文教授可以說整個兒身心崩潰了。再次抵達赫爾辛格錨地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菲斯克,請求放他上岸。船長當即回絕,且沒有向哥本哈根政府徵求許可令,這一來馮·黑文也惱了,遂向莫爾特可伯爵去信一封「連日來我備受煎熬,除卻暈船之外,還有船上生活的那種已超出我耐受極限的潮濕與寒冷。尤其是在這個月裡,連水都沒法喝了。還有很多不適難耐,出於對閣下您的尊敬,我在這裡不便明說,只得默默忍受,還請您海涵。但我說句真心話,其實自起航那天開始,我的生活就步入了長期的病痛忍耐與熬煎。」馮·黑文鄭重其事地講述了菲斯克在沒有國王指令的情況下直接拒絕放他上岸一事,他說自己很擔心,要是國王下達的命令不能在「格陵蘭號」再次起航之前送到赫爾辛格,他該如何是好呢。說到這裡他仿佛預見了最悲劇性的結局一般,說道:「我難道要犧牲在這個糟糕的冬天裡,犧牲在大海上嗎?若是如此,我懇請閣下准許我現在就離開。如果能夠得到來自丹麥國王陛下和閣下您的這樣一份恩准,那我真是不勝欣喜與感激,我將滿懷謙卑地感謝您至高的善良與悲憫。我唯一遺憾的是,死亡將要阻攔我觸及這份慈悲。」 真是一封令人動容的上訴信,仿佛一首古典的亞歷山大體詩,讓人如何忍心置若罔聞。就在此信抵達哥本哈根後的第二天,一封加急短訊被火速送至赫爾辛格。就這樣,馮·黑文得到了國王的批准:可就此下船登岸,改走陸路到馬賽——抵達馬賽後再重新加入遠征隊。這位丹麥教授,還沒來得及成為自己朝思暮想的遠征領隊呢,眼下卻如亡命徒般,不顧一切地爬上了那艘擺渡船。他爭先恐後的模樣不禁令旁觀者啞然,又沒人和他搶什麼;如今船已回歸避風港灣,最驚駭的危急關頭已然過去,毫無疑問,此時此刻他內心的感受不光是解脫,更多的是羞恥吧。遠征隊的其他成員站在甲板上,默不作聲地盯著他。而他也是,余怒未消地盯著他們。互相盯著,直到看不見了,直到船把他送至終點,赫爾辛格堅實的大地再一次踩在他腳下。終於,他得到了老早之前就想要的保障。這就足夠了,所有虛驚都可以被拋諸腦後,他整整衣襟,邁開穩健的步伐,留下一個看上去不慌不忙的背影,消失在我們的視線里了。 2 又過了一個月,丹麥的春天到了。彼得·福斯科爾在他的日記里寫道,在赫爾辛格的那些小花園裡,「雪花蓮」——也就是冬季雪滴花——從光禿禿的淡綠褐色的灌木叢下面探出頭來。「格陵蘭號」仍舊滯留在錨地。2月將盡時,菲斯克試圖第三次出擊,與斯卡格拉克海峽這隻咆哮的汪洋猛獸進行搏鬥,但是再一次地,他被逼退回來。等到輪船終於再次從赫爾辛格起錨時,卡斯滕·尼布爾通過持續累計的路程發現,從離開哥本哈根開始算起,這兩個月以來,他們已經駛過了2800英里,還有30英里就要駛進地中海海域了。不過獲得了這些數據之後,尼布爾也有了批評「格陵蘭號」航海設備的理由。他其實早就留意到輪船器械有些不準確。在檢查過一次測程儀後,他便確信,不僅測程儀線有一點點短,而且計時沙漏每次所計也不是半分鐘,事實上是28秒。於是「格陵蘭號」的配置軍官不得不向這位不滿的天文學家解釋:使用時需要將測程儀線拉緊,由此才設計得短了一點點;至於計時沙漏,則是為了彌補高速航行時引起的誤差,必須得在28秒時漏沙完畢,因此,要將儀線精確無誤地停在那個標定位置上,是很困難的。這種得過且過的做法令尼布爾大為反感,他並不接受這些所謂恰當的測量儀器;他在日記里力薦天文儀器,認為這才是在海上確定位置的唯一精準的工具。無疑他是正確的。即便是在當今時代,計時沙漏仍舊是28秒漏沙完畢。 3月10日這天,菲斯克做了第四次嘗試,這回成功了。駛離赫爾辛格兩天後,他們抵達北海[66]。福斯科爾注意到,先是有(歐洲)蒼頭燕雀和其他小鳥開始停留在甲板上;大賊鷗隨後而至,它們會追捕輪船周圍的海鷗,直到那些鳥兒放棄嘴裡的食物,而就在這時,大賊鷗會迅速飛撲上去。在北海海域裡航行沒多遠,「格陵蘭號」便又一次遭遇風暴的侵襲。這回是一場刮向北方的猛烈風暴,真是驚心動魄。3月13日,根據尼布爾的測算,他們當時應該是與一片被福斯科爾稱為「赫特蘭」的陸地處於同一緯度上。乍一看,「赫特蘭」這個名字似乎並不能反映「格陵蘭號」的行程信息,我們只知道它大概位於設得蘭群島和斯塔萬格周邊之間的地區。但具體在哪裡並不清楚。不過,福斯科爾卻給我們提供了另一條信息,使這兩處地方與「格陵蘭號」當前的位置關係一目了然。他在日記里是這麼說的,至於尼布爾用星盤所確定的那個位置,其實他早已經掌握了相關信息:通過觀察海上貓頭鷹——一種長有黑尾翼的白色大鳥——海員們叫它「鸕鶿」。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鳥兒,分布在北海和大西洋上,它們只會在僅有的幾個地方繁殖後代,其中一處就是設得蘭群島。福斯科爾一時間看到許多「鸕鶿」,因此他推斷,輪船一定離它們在設得蘭群島的繁殖基地不遠,於是他幾乎和尼布爾一樣精準地確定了他們所在的位置。即便是在這樣一片荒無人煙風暴不休的汪洋大海上,對於同一個問題,大自然從兩種角度耐心地給出了回答。 蒼頭燕雀消失了,大賊鷗和海鷹也飛走了,但是風暴留了下來。3月25日,幾乎又是一夜颶風;第二天早上,尼布爾的星盤顯示,「格陵蘭號」已經被趕回到冰島沿岸。 風最終還是停了。3月31日,對於丹麥風帆戰艦上的所有人來說,都是一個非比尋常的大日子。他們在日記里清楚地記下了這一天:當「格陵蘭號」在動盪洶湧的海面上顛沛流離了一周之後,「終於在3月31日迎來了美好的春日氣候,海面水平如鏡自然甚好,只可惜無風,我們一整天都沒挪動」,尼布爾寫道。這些話在彼得·福斯科爾的日記里也得到進一步證實:「數月以來,陰雲密布的天空終於在3月31日黎明曙光中,露出澄明、怡人、清新的面容。我們所有人的精神與思想,都宛若新生。以往通過觀察海面來判斷氣象,是毫無意義的事。然而這一回,我必得記下,華氏溫度計在傍晚6點鐘時顯示49度。」我們可以想像這個大西洋的夜晚,在經過了一整天晴空萬里下的龜速航行後,此刻已是晚飯時間,天色仍舊明亮如晝;一些海員在前甲板上閒聊打趣,夜幕終於緩緩降臨在平靜的大海上,北極光開始顯現。也難怪丹麥遠征隊的所有成員都會覺得身心靈肉宛若新生,畢竟前些天他們還被迫漂泊到了冰島附近呢——彼時羅盤的指向已完全失效。但是現在呢,至少華氏溫度計已經開始正常顯示了。在這個平靜的、來自北方的夜晚,他們也許是頭一回覺得,自己真的在向阿拉伯菲利克斯駛去。 就是這樣的傍晚,彼得·福斯科爾或許正在「格陵蘭號」的甲板上,俯下身子全神貫注於破解輪船兩側海水中的神秘「鬼火」現象。早在赫爾辛格等待的那段日子裡,他就想為海水中的「鬼火」尋求一個合理解釋。他自然是反對那種說法的——來自海中行善的仙女涅瑞伊得斯。對此,福斯科爾更忠於堅持自己的試管實驗。他給其中一支試管加滿了(在黑暗中)發微光的海水,並發現十四天後,當他再次搖晃時,那些海水仍舊能發出夜光;他便用細麻布過濾了海水,結果還是可以,儘管弱了一點;接著他又嘗試用四張厚度的草紙過濾海水,隨後夜光消失了。但他通過自己的顯微鏡觀察時,不管是麻布還是紙張,都沒有發現任何生物。於是在「格陵蘭號」剩下的大段旅程中,福斯科爾一直都在進行他的解謎實驗,最後他推斷,發光的物質不可能是海水裡的鹽,因為過濾了的和不再發夜光的水中都沒有流失鹽分。但在紙上殘留的黏液中,他還是沒有發現任何生物;因此發光體一定來自於這些黏液本身。福斯科爾目前的假設是:那種黏液來自某種發光的水母。水的流動導致它們將一些發光的黏液流失其中。這也是為什麼這些物質遍布於所有海水中,並使海水也會發光,即便不包含活生物。福斯科爾的解釋是有紕漏的,其實他自己也意識到了,錯誤源自他的實驗過程,他承認,只通過顯微鏡觀察過濾黏液而作的推論證明,是不夠有力的。到後來,調研結果顯示,「鬼火」現象的出現,實際上就是由於活生物的存在——只不過所謂的涅瑞伊得斯其實是單細胞的鞭毛和跟足蟲罷了。 這種神奇的生物雖然有了另一個名字,但依舊微光不減,好似先鋒一樣帶兵在前,引領著「格陵蘭號」劈波斬浪,繼續航行在向南的漫長旅途中。轉眼步入4月,風帆戰艦仿佛和海風一樣,經過了3月最後一天的休整,變得精力充沛。他們在一股北面吹來的新鮮海風的推動下,加速南去,直奔愛爾蘭西部。只是一周以後,輪船由於嚴重的颶風耽誤了幾天,尼布爾再一次寫到,一名海員從(牽拉船桅和風帆的)繩索那兒落入海中。到後來,也就是4月13日,尼布爾總算在測量太陽高度角時發現,輪船已經距離西班牙北部的菲尼斯特雷角不遠了。他們現在可以滿懷希望地等待陸地出現在視線里了。但與此同時,溫度也急劇上升,福斯科爾對氣溫的驟然改變很是責怪,因為輪船上陸續有海員感染壞血病死亡;而後他便見證了熱浪是如何席捲了整艘輪船,隨即帶走許多生命。最後終於在4月21日,他們看見了陸地——經過六周的海上漂泊,這是那天傍晚「格陵蘭號」駛離挪威海岸之後的頭一回——是葡萄牙南部的聖文森特角。尼布爾在日記里以深刻而共鳴的筆觸記敘了這次勝利抵達。因為他的測算只超了44分鐘,或是說,僅僅3刻鐘。而更值得一提的是,眼下福斯科爾也在日記里寫下了有關「工兵上尉先生」的讚美評價。可以看出,在互相幫助共同承受考驗及磨難的漫長過程中,這兩人之間的關係已經明顯和緩了許多。尼布爾對這個瑞典人的孜孜不倦由衷欽佩,而福斯科爾也不得不承認,初出茅廬的測繪員不僅一次次測算航行,甚至給出的結果比船長的儀器都要精準。至於克拉默的存在,福斯科爾在哥本哈根時的確小題大做了。事實證明,他的助理形同虛設,既不是負擔也不成威脅。這個年輕的醫生,無論對含鹽量還是「鬼火」現象,都不感興趣,所以,福斯科爾可以安心地進行自己的實驗。另外,福斯科爾也和博朗芬相處得十分愉快,後者從未有過抱怨——即使他得常常為教授那些可憐的軟體動物一遍又一遍地畫圖。而現在,「格陵蘭號」最終看得到陸地了,博朗芬也看到了更令他心潮澎湃的繪畫素材。他畫了兩幅美景,都是從直布羅陀海峽穿過時觀察到的,分別是南北兩側的歐洲和非洲的海岸。 在這之前,遠征隊被迫在卡特加特海峽和北海度過了一個風暴肆虐的冬天,然而現在,地中海的春天都給彌補了回來:天朗氣清,南風和暢,全天如是。這突如其來的美好轉變,也令尼布爾心情舒朗;只有一件頗為遺憾的事,即他沒能說動菲斯克在西班牙的港口短暫停留,以便為輪船更換新鮮的飲用水。眼下他已經發現,隨船所帶的那些水都不能喝了。至於福斯科爾呢,目前的情形他沒有什麼好抱怨的。因為他得到了准許,可以打開其中一個槍口[67],使用最低電池檔位,所以他此刻可以站在海面之上用漁網捕撈軟體動物。「隨著輪船的緩慢航行,我的捕魚位置也要經常變化。我選擇站在輪船的向陽面上,這樣應該能夠更容易地看清那些小生物。但事實卻不盡如人意。其實它們只有在暗處時才容易識別,並且都是星星點點的,非常不好辨認,所以即便是光天化日之下也很難看清它們。後來我注意到,這些生物會在日出日落時大量湧現,等到我逐漸對這種捕魚方式越來越熟練的時候,我就不會放掉網裡的任何浮葉或樹枝;相反,我會把它們都拖上來細細搜查,這就發現了依附於其中的各種各樣的軟體動物。沒錯,它們就是靠著這些小型船舶擺渡自己的。」 在如此悠閒的航行節奏下,風帆戰艦正緩緩靠近馬賽。到了傍晚,溫度時常能夠高達華氏62度,這時福斯科爾也會看到一大群蝴蝶飛過輪船。接著在5月9日,他們看到了普羅旺斯海岸,四天後,「格陵蘭號」停泊在埃斯塔克[68]海灣的錨地,距離馬賽有幾英里。 博朗芬畫了一些畫,都是關於這個村鎮的。福斯科爾上岸後開啟了一個短途旅行:一方面是有關植物學的涉獵,另一方面是拜訪蒙特彼利埃大學著名的植物學家弗朗索瓦·德索瓦熱,和安托萬·古恩兩位教授。「他們以無可挑剔的熱誠接待了我,如此盛情,既是因為我個人,也是因為我所肩負的使命。」在蒙特彼利埃,福斯科爾忽然想到,遠征隊應當給歐洲所有的大型高等院校寄去種子,這樣一來便能使林內烏斯從他的遠征採集成果中有所獲益。他立即寫信給伯恩斯托夫,重申自己之前的要求:拜訪非洲南部,也建議遠征隊或許可以經由哥本哈根來給蒙彼利埃、巴黎、烏普薩拉、切爾西和阿姆斯特丹等地的高等院校寄送種子。他也寫了封信通知林內烏斯,說他目前已經找到一種途徑,來給恩師提供與他研究發現相關的信息,而不是任其成為丹麥人的知識。「林內烏斯教授,如果我寫給您的信中要提及一種動物或植物,我就只寫出這個物種和科屬的編號;但是為了在丹麥那邊能夠審批合格且被作為他們自己的發現成果來發表,我會一直把編號的前兩位顛倒過來寫,舉個例子,82就寫成28,435就寫成345,諸如此類。」 福斯科爾對他的計劃很滿意:因為最終林內烏斯還是很有希望用到他的考察成果的;這場遠征的展開也比他所期望的要順利;在馬賽的這段時間裡已經碩果纍纍,他與其他成員的關係也還不賴……在這些樂觀積極的反映下,有那麼一瞬間福斯科爾甚至都忘記了遠征隊「不合格成員」中最糟糕的那個丹麥人。而事實上,這種如魚得水的自在日子也就快要畫上句號了。5月14日這天,兩個月的航行終於結束,丹麥遠征隊的所有成員都上岸了。此時,馮·黑文也已抵達馬賽。 「格陵蘭號」在馬賽 另有三艘小型丹麥輪船與「格陵蘭號」一同抵達馬賽,這三艘皆為商船,由後者護送到士麥那。該圖由博朗芬所繪。畫的前景中有兩人,很明顯,其中一名便是畫家本人,而另一位衣著考究的男士——正俯身朝向一株植物——不是福斯科爾是誰呢。 3 當遠征隊其他人都留在「格陵蘭號」上,繼續過著與世隔絕漂無定所的海上生活時,弗里德里克·克里斯蒂安·馮·黑文也沒讓自己閒著。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在卡特加特海峽的颶風期間由於個人行為而喪失的尊嚴,以及他在赫爾辛格的錨地對遠征隊集體的叛離,終於在他的一番努力下得到了部分挽回和彌補。馮·黑文十分清楚,今後若想再在一個對自己有利的氛圍中我行我素,怕是很難了,既然如此,他想道,還不如通過打壓自己的隊友,來盡力恢復這其中的平衡。為此,他給丹麥政府,使原本就很緊張的關係進一步惡化。 他緊緊攫住不放的理由,便是「沒有新發現」。當時在給莫爾特克伯爵的信里,他要求得到離開「格陵蘭號」的許可時,就充分利用了這一點。在那些令人動容的話語中,他描繪了自己的「終結」情景,而後繼續說道:「一想到絕大部分隊友都要經受旅途的折磨,我心裡也不好過。身處炎熱氣候中,很容易得病,也很容易相互傳染,此外,惡劣的旅途環境也會對意志力產生巨大損耗。到目前為止,遠征隊能有機會進行的研究,除了太陽高度角的觀測之外便是一些海藻的辨識,而這無疑都是早已明確的知識內容,再去重複有何意義呢,反正都沒有新發現。」 彼時「格陵蘭號」還在赫爾辛格錨地眼巴巴地等著天氣好轉,而已經踏上返回哥本哈根旅途的他,卻向政府提交了一封建議書,其中提出的要求,就像之前為了去羅馬遊學而找的理由一樣——誇大其詞言過其實。首先,他認為博朗芬很粗俗,又沒受過什麼教育,他認為那個畫家的位置應該由別人代替,他強烈推薦彼得·克拉默——此人後來成為舉世聞名的劇院的舞台策劃。而後他再一次運用自己熟悉不過的拖延策略,畢竟他曾得益於此,在羅馬享受過18個月徒勞無功卻堂而皇之的遊學歷程,如今他又要尋求許可,想在君士坦丁堡停留數月,以學習阿拉伯語、土耳其語和希臘語。此外,他還要求考察期間尋訪各種各樣的村鎮時,遠征隊應該由他一人掌握所有路線的決定權,包括什麼時候應該走訪什麼村鎮,以及在這些村鎮分別停留多久;他甚至還進一步要求,涉及外國勞動力的僱傭分配時,他應該擁有最終決定權。簡言之,百般要求匯成的是一封請願信:他想當遠征領隊。雖然之前他也曾被拒絕過,且深感顏面掃地,但他余念未滅,為了強調自己的勝任資格,他保證「會在儘可能地給予寬容的前提下,使用這份領導權。事實上,也只有如此,才能防止各種層出不窮的分歧」。最後,他在建議書里自然不忘要求一筆400里格斯達勒的津貼,以支付他前往馬賽的旅費。 這封請願信所遭受的命運,和他的上一封信一樣:他唯一從伯恩斯托夫那裡得到的,是錢。博朗芬沒有被取代;馮·黑文也沒有得到在君士坦丁堡停留的許可。最重要的是,他並沒有成為遠征領隊,也就無法擁有至高權威,他原本謀劃著在抵達馬賽後可以一雪前恥,眼下看來,一切都泡湯了。他只是得到了400里格斯達勒。毫無疑問,這筆錢的到來也傳達著另一個命令:事不宜遲,他必須快點上路與大部隊會合。 隨著春天的到來,馮·黑文再一次坐上了穿越德國的驛站馬車。這一次他選擇在巴黎停歇。從他寫給伯恩斯托夫的一封信里,我們可以看到,在丹麥經歷苦寒隆冬之後,馮·黑文這次停歇權當是給自己的安慰獎賞,真是要多愜意有多愜意。想當初在菲斯克船長與斯卡格拉克海峽的殊死較量期間,這個男人只能嚇得躲在「格陵蘭號」甲板下面的客艙里戰戰兢兢,閉門不出。如今可真是換了一番天地吶,作為一個對全世界都很挑剔的男人,馮·黑文在巴黎找到了如在家中的感覺,因此一待就是好幾周。那段日子裡他看了一場由克萊龍小姐出演的伏爾泰創作的新悲劇——《唐克雷德》;還去拜會了著名的達朗貝爾[69],並被奉為上客,與之談論起當時最暢銷的新書——作者是一個名叫盧梭的古怪男子——《新愛洛伊斯》[70];他出席了各種招待宴會,還參觀了教堂,唯一讓他失望的,是某天晚上的一出歌劇辜負了他的期待。後來很不幸,他被迫在里昂待了一陣子,也是因為勃艮第颳起了陰冷的西北風,他有些著涼。但到4月底,他的確再也找不到藉口拖延行程,好在對他而言,這個城市也沒有什麼新奇之處可吸引他繼續逗留了。眼下他必須繼續趕路。別無選擇,必須重返遠征之旅,向著阿拉伯菲利克斯進發。 5月7日,馮·黑文抵達馬賽,一周之後,他在這裡見到了丹麥遠征隊的其他成員。他們都很高興,雙腳終於再次踏上堅實的大地,千難萬險的風雨同舟之後,他們此刻已結成堅固同盟。他聽說了福斯科爾與尼布爾之間的友好關係;也看到了他想除掉的那個畫家的所有畫作;此外,他還發現,福斯科爾不僅已經開始了一系列「有意義」的實驗,同時也為廣泛而全面的標本採集工作打下了堅實基礎。現在,他比過去更有理由感覺自己像個外人。所以極有可能,就是在那時他下定了決心,要抓住第一個機會來加倍報復。 他的確沒等多長時間。抵達馬賽後不久,為接風洗塵,指揮官菲斯克邀請丹麥遠征隊成員一同進餐。晚宴期間,談論內容逐漸轉向了政治方面。而就這一話題來說,馮·黑文也認為自己持有相當高明的意見。他們提到近來的瑞典王位繼承人選舉落幕一事。結果是阿道夫·弗雷德里克掌權,而丹麥王儲落選。在馮·黑文看來,這就是一個嚴重的錯誤,而錯誤的製造者,則是那位赫赫有名的大貴族,瑞典王室的伯爵大人,也是瑞典的「禮帽派」[71]領袖——卡爾·古斯塔夫·特辛[72]。馮·黑文當即不屑一顧地評論道,那就是「一個聲名狼藉的人」。 在那場關於出版自由的持久戰之後,彼得·福斯科爾雖然算不上是「禮帽」黨派的自己人,但他了解這位傑出的特辛大人。馮·黑文言之過甚。他義憤不平地回應,特辛伯爵大人盡職盡責、盡其所能地服務於國家,他有著令人欽佩的品格,高尚的思想,他不該被這樣詬病。隨後是一陣短暫的沉默。接著福斯科爾又說道:「對特辛如此評價的人才是聲名狼藉!」 馮·黑文以沉默回應了福斯科爾的指責。但當眾人結束晚餐時,他站起身來,徑直走到瑞典人面前,質問他是否依舊堅持剛剛在宴席上表達的觀點。我們知道有個詞叫「覆水難收」,倔強的福斯科爾更是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何況他曾經孤身一人對抗整個斯德哥爾摩,眼下又憑什麼要在一個馮·黑文面前讓步呢。他冷漠地看著眼前的人,重複了他前面說過的話:對特辛如此評價的人才是聲名狼藉! 現在好了,一切土崩瓦解。馮·黑文徹底被激怒。據一位可信的知情人士(我們稍後就會提到)透露,當時馮·黑文怒不可遏,當著眾人的面,沖福斯科爾大罵了一句千古流傳的話:「你連給我擦屁股都夠不著!」 此話一出,戲劇便拉開了序幕。憤怒與仇恨交織許久,直到舞台最後落幕,繼而多年過去,尼布爾在給君士坦丁堡的丹麥外交大使寫信時,回憶起這段過往,提及馮·黑文的憤怒之火,自船長的「悲劇晚宴」上燒起來後,便一發不可收拾,並在之後很長一段時間裡一直沒有平息:「戰艦上的一切都面臨著怨毒的攻擊。甚至就連馮·莫爾特克和伯恩斯托夫兩位大人都未能倖免。遠征隊的所有成員都遭受過他的羞辱,除了克拉默先生——老鄉一次又一次地讚揚其能力。但馮·黑文對他自己也是一樣惱怒,他不能原諒自己就這樣離開了哥本哈根,加入這樣一個糟糕的組織,卻沒有凌駕於一切之上的至高權威。」 馮·黑文再次登上「格陵蘭號」的第一個傍晚,原本是打算維護他的個人權威的,最終卻以失敗結尾。他比過去更為孤立無援。唯一一個還能允許他施加一點影響的人,是可憐的克拉默,他的同胞同事:他足夠淳樸,因而對任何人都能做到言聽計從。儘管如此,這個金絲雀護理專家很多時候也會覺得自己是在容忍一個反覆無常的怪教授。而馮·黑文將他的同事分成了兩組:一是那些他不能忍受的,也就因而是不可信任的;二是那些他能忍受的,但也同樣是不可信任的。 於是,所有人都要為他受傷的驕傲埋單,所有人都感到自己成了受害者。那福斯科爾呢?情況恰是截然相反了。這個瑞典人安靜篤定,每個人似乎都對他敬重有加,他總是正確的,他用每個機會證明了自己不容置疑的能力,而那些讓馮·黑文喪失信心的困難阻礙,基本上對他沒有什麼影響;相反,他展現出無窮無盡的旺盛精力和心神耐力,尤其是大家有目共睹,他總能迅速地展現出自己身上明顯的優勢;甚至是阿拉伯語,這個本應是馮·黑文大顯身手的領域。於是,馮·黑文對福斯科爾的憤怒,只能由沸騰漸而冷卻,終至化為仇恨。不難想像,他對福斯科爾的榮耀會多麼嫉妒,而福斯科爾又會怎樣受到他的侮辱。是啊,那個堅定的回答結束了船長晚宴的同時,也拉開了他倆之間的明火戰爭。 前文提到過,「格陵蘭號」開往地中海,要負責護送丹麥商船從馬賽到士麥那,以防禦英國私掠船:在英法殖民戰爭期間,整個海域在私掠船的稱霸下變得極不安全。5月底,三艘商船已經準備好拔錨起航;6月3日,船隊正式出發了。 海航行進兩天以後,指揮官菲斯克展示出了他的果敢和魄力。對於這次經歷,尼布爾給出了最為全面的記述:「6月5日這天下午,遠處有四艘輪船進入視線,沒過多久我們就看清了他們的國旗。原來是英國船。由於丹麥與英國之間是和平關係,嚴格來說,我們戰艦應該不會遭遇任何敵對行動。但考慮到我們的商船剛從一個法國港口出發,因此我們不能保證英國人不會想當然地以為,我們是被派來更近距離地視察他們的。所以我們的船長也做好了要擊退他們的準備。船上所有的大炮都各就各位,小型武器也分布開來,所有的床,無論是軍官的還是乘客的,都被拖到甲板上了。用一句話來說,這是在準備戰鬥。向晚時分,我們聽到一聲炮響,隨即便是我們船長給出的回擊。天氣很柔和,然而這一整天裡,我們時時刻刻都在提防英國船,哪怕是他們有任何一絲靠近。大概在次日午夜降臨前,一艘戰艦——皇家海軍上將桑德斯[73]的四艘戰艦之一——開到我們面前。在一番簡短的問詢回答之後,雙方船隊繼續各自中斷的旅程。6月7日晚上,我們再一次看到遠處出現了十艘船艦,我方於是再次全副武裝;入夜以後,外國船隊消失了。次日,一艘英國戰艦的船長要求檢查我們的三艘商船。當我們的船長拒絕時,他看到我們已經全副武裝,時刻準備著保衛自己,他也——雖然表現出強烈的遲疑和不滿——不得不撤退了。」 在這些激動人心的事件之中,還出乎意料地發生了一件事,整個期間卡斯滕·尼布爾都對其全神貫註:1761年的6月6日,金星繞其軌道運行至太陽前面。雖然這時所有海員都在忙於輪船的全副武裝,但為了觀察記錄這一罕見現象,尼布爾還是在甲板上把他的星盤以及天文望遠鏡都安置好了。天氣雖柔和,然而船身的搖晃卻令他無法讀到內心渴望的準確數據。儘管如此,眼下的畫面中還是有它非常迷人的地方:這個極為投入的天文學家就站在前甲板上,忙著操作他的儀器,而與此同時,海員們圍繞著他展開戰鬥的各種準備,不遠處,粼粼波光的海面上,是坐等著的英國戰艦。為什麼這個世界尚未麻木沉睡?很可能的一個原因是,即便千鈞一髮之時,還是會有人心無旁騖地做事情。會在沙漠裡周而復始,他也會在代爾夫特[74]的山牆上全神貫注。就是這個男子,在排槍布陣之中,在殺氣騰騰之中,正屏氣凝神地觀察著金星的運行軌跡。 指揮官菲斯克成功屏退了敵方的戰艦,一周之後,丹麥船隊駛入馬耳他[75]海港。福斯科爾記錄了這次抵達。「我們鳴禮炮13響,回應我們的分別是來自軍艦長大划艇的4響,來自城中的11響。從海港這兒遠望,那些屋舍的坐落排布,就像一個(古羅馬時代的)圓形劇場,整個城市美不勝收,也正是因為這種階梯排布,鳴炮聲才響徹天際。」福斯科爾和尼布爾隨即登岸,「格陵蘭號」在海港停泊的六天時間內,他們的成果也相當豐厚。有關這個石島的林林總總,他們都寫進日記。福斯科爾匯編了一部《馬耳他野生植物群》,內含87種不同的植物;他研究了海岸上提取海鹽的大型機器設備以及島上的貿易情況,也清楚了馬耳他人如何從西西里的山頂上把冰雪弄下來,再用它冰鎮飲用水的過程。 福斯科爾還記述了城中的歷史遺蹟、房屋、教堂,尤其對他第一次親眼所見的天主教物化禮儀的盛大展覽進行了一番細緻而深入的觀察與思索。當遊覽到聖約翰大教堂(Cathedralof St.John)時,他看到一組展出的宗教聖物,這位飽學之士的懷疑主義思想又被點燃了:「陳列之中,有一根刺,據說是來自耶穌的荊棘王冠,如果按照哈塞爾奎斯特[76]的研究來說,它應該是由西番蓮的刺製作而成。但我無法以植物學家的眼光,容忍這根『聖刺』——充其量不過是一小截白色而筆直的尖骨——堂而皇之地展示在那兒。」 他們在外面廣泛遊覽涉獵的這段時間,尼布爾也做了不少事情,他根據這座島後來在地圖上變更了的位置,測量驗證它的經緯度。這是第一次(當然不是最後一次),這個來自沼澤濕地的年輕測量員能夠在島上和海岸邊盡情地漫步遊走。很明顯的一點是,和福斯科爾在一起久了,他也深受其懷疑主義的影響。他們仔細打量著島上的那個洞穴,傳說是聖保羅在遭遇海難後找到的避難所,隨即他們在一堆眩目的白堊中發現了那個小小的被稱為「蛇眼」的東西,當地人相信這就是證據,是聖保羅驅逐了島上的蛇。尼布爾不帶感情地評論道,或許只是因為蛇無法在這種石地上生存:「毫無疑問,人們也能發現其他這樣的小島:從沒有聖人去過,但也從未有過蛇。」 離開馬耳他之後不久,在一場痢疾的突然襲擊下,尼布爾病倒了。遠征隊的其他成員,眼見著一些感染疾病的船員死去,也開始為他們這位年輕的天文學家捏一把汗;尼布爾自己也在日記里寫道:「我是沒有任何希望看到君士坦丁堡了,更不用說阿拉伯。」當他們抵達希臘群島時,正值炎夏高溫——每天傍晚福斯科爾都會測量——華氏溫度計顯示79度。熱浪讓這個病榻上的男人輾轉難耐:幸好被這場熱病擊倒後還沒出歐洲(否則客死他鄉)——這樣想多少能讓他心裡寬慰一點。 6月30日,他們抵達士麥那。這一回,由於在馬耳他遊覽時的同伴不能前往,福斯科爾不得不只身踏上短途考察之旅。「我幾乎沒什麼力氣,連支撐著自己在客艙窗前那兒多坐一會兒的力氣都沒有。我真想好好看看這個著名的商港。」尼布爾在日記里寫道。這煎熬要把他折磨盡了。在士麥那停留的那段時間裡,遠征隊的其他成員都感受到了東方撲面而來的第一印象:覆蔭的陽台面向大街,人們或靠或臥在那兒,看著過往行人;男人女人都蜂擁向市場,購買秋葵、水果,以及亞伯拉罕樹製成的藥粉,男人包頭巾、穿白色長袍,女人用面紗蓋住臉龐:未婚的戴白色,已婚的戴黑色,不禁讓人覺得,待芳華一逝,她們就和寡婦沒兩樣了。 在士麥那,福斯科爾發現了一種鳥,之前從未見到過。他叫它「塞琉古鳥鶇」。當地人告訴他,在《古蘭經》里是禁止獵殺這種鳥的,因為它一天能吃下1萬隻青草蜢。福斯科爾發現的這種鳥,就是現在被稱為「牧師玫瑰」,或「玫瑰椋鳥」的一種鳥。它的確是一種椋鳥:頭頂、咽喉、翅膀和尾部都是黑色,背部和身下卻是玫瑰紅色,頸部那裡有一小撮成簇的羽毛。其實《古蘭經》並沒有記載玫瑰椋鳥,但它在那時的東方十分常見,因為它們備受需要——確實是捕青草蜢的好手。人們經常會站在那兒觀看「福斯科爾的忙碌小鳥」:它會把昆蟲分屍,卻通常不會立即吃掉它們。實際上,這種小鳥一天究竟能否吃掉1萬隻青草蜢,並沒有人真正去數過。在那個時代,類似於這種沒落實的說法,實在是太多了。反正不管怎麼說,如今是連一隻玫瑰椋鳥都看不到了。 4 「格陵蘭號」在7月10日離開士麥那,駛向更北方的忒涅多斯島,也就是現在的「博茲賈阿達」。遠征隊的成員要在那裡下船,告別菲斯克船長;丹麥的風帆戰艦六個多月以後則會回到他們的家鄉總算是把他們送到這個門戶了——堪稱比丘之國彈丸之地的丹麥。忒涅多斯島,就是他們從歐洲進到東方世界的入口。他們會從這兒乘坐一艘土耳其的小船駛向君士坦丁堡。可尼布爾現在非常虛弱,只能被架著運上這艘外國輪船。這段日子裡,他的日記也總是充滿那種極端定論的話。就在他陣發性的害熱期間,在那艘新船上,他仔細觀察了那些外貌突出的土耳其人,他發現「他們的語言,他們的衣著,他們整體的言行舉止,實在是太怪異了。還想在東方國度里發現什麼樂趣嗎?算了吧,我對此不抱任何希望了」。其實錯責不在那些土耳其人身上,是可憐的尼布爾自己病弱,他在那段艱難時期可真是為腸胃受盡了折磨。 穿越達達尼爾海峽[77]和馬爾馬拉海的那段旅途,是由很多段慢程拼接起來的。這艘土耳其輪船已經超載,只能在風力不太強的情況下航行。於是福斯科爾每天都會設法要求上岸,一去就是幾個小時,在這段沿海的玉米田和棉花地里,繼續擴展他在植物學方面的研究發現。直到7月30日這天,遠征隊才抵達君士坦丁堡。到那兒以後,遠征隊成員將去投奔丹麥駐外大使,馮·加勒,他是伯恩斯托夫家族中非常年輕有為的外交官。從現在開始,他得在這些過境旅客和哥本哈根政府之間,扮演好中間人的角色。 等候遠征隊成員到來的這段日子裡,馮·加勒的家宅早已變成一個大型郵局。歐洲的每一所大學都特地寫信來,懇請這個旅行考察團去調查研究每一個「窮盡想像」的困惑:從在性交過程中,受過割禮的男人是否會比未受割禮的男人體驗到更為極致的快樂;到還要過多久,這個乾旱少雨的阿拉伯沙漠,才會被視為終將擴散至整個地球的乾旱化進程的開端。 在這些信件里,也有一封來自伯恩斯托夫,回復的是福斯科爾從馬賽寄出的那封請願信。盼望已久的答覆終於來臨,國王非常愉快地准許了提議:以遠征隊的名義,分送種子給歐洲的大型高等院校。最終啊,最終,福斯科爾還是爭取到了這個資格——來取悅他所崇拜的林內烏斯。另外,他被允許在回鄉途中經過非洲南部,前提是只要遠征隊成員中有人自願與他一同前往。從這一條件的申明來看,伯恩斯托夫顯然希望能夠對這個瑞典人有所掌控,畢竟後者是想借丹麥政府報銷的路費,來成全自己環遊世界的私願。考慮到唯一可能前往的丹麥人——鑒於福斯科爾和馮·黑文之間易燃易爆的處境——應該是這個沒有作為的克拉默了,因此,對於自己和林內烏斯的共同計劃,福斯科爾目前還看不到可以實現的機會。不過這也不是什麼難題,按照他以往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作風,對於(即便是)國家政府剛剛回絕的要求,他也會當即呈上書信一封,再次重申請命。 不管怎麼說,可以給烏普薩拉寄種子,這一許可到底還是激勵了這位孜孜不倦的植物學家。由於尼布爾的身體狀況,他們在君士坦丁堡停留的時間不得不延長了一周又一周。在這段時間裡,福斯科爾常是進進出出,忙個不停。他不滿足於只是逗留在這座城市,徘徊於花園植物園間的研究,所以他開始了長距離的深入考察。沿著馬爾馬拉海沿岸,順著直抵黑海的海峽,福斯科爾走訪了一大批村鎮。他和一些土耳其漁民交上朋友,與他們一起出海,深入海峽中,藉此機會來記錄下他們捕獲的魚和貝類,研究當地的海洋植物。他還研究了各個地方的土壤;收集並迅速寄出了種子;調查了村鎮裡的——過去由查士丁尼大帝[78]建造的——供水系統;此外,他編制了一張染料清單:皮棕、靛藍、亮黃、古紅,這些染料都是村鎮集市上的猶太人在賣。 這些調查研究進行著的同時,在大使家中安寧的環境裡,虛弱的尼布爾終於也接受了治療。他的身體正逐漸恢復,在君士坦丁堡療養一個月之後,尼泊爾也能夠試著在城市裡小逛一會兒了。他和馮·加勒商討遠征隊的經費問題,後者會幫助他從開羅的豪商巨賈那兒弄到匯票,還會為他寫介紹信,把他引薦給埃及和阿拉伯世界有影響力的人物。 他們也商定,等離開君士坦丁堡時,遠征隊成員必須換上東方服飾。尼布爾在他的日記里作了一番解釋:「在阿拉伯世界,我們複雜的裝束,任何與眾不同的衣物,都會使我們成為當地的笑料。就我們自己而言,歐洲服飾也的確不舒服。所以從現在起,我們不僅得學著適應沒有椅子的生活,同時身為歐洲人感受到的其他方面的諸多不便,也得一一克服掉了。」 馮·加勒幫助遠征隊置辦那些必需的衣物。到9月初,他們已準備就緒,即將重新踏上征途。然而,就在起程前不久,一個意外發生了。這件事對余遠征路途造成了嚴重影響,也給君士坦丁堡的這位好客主人留下了痛苦回憶,多年以後,仍覺歷歷在目。此番起因,依舊是弗里德里克·克里斯蒂安·馮·黑文。 自從在馬賽,在菲斯克船長的晚宴上衝撞過之後,只要馮·黑文與福斯科爾共處一室,這二人必會針鋒相對。君士坦丁堡期間,他倆都盡其所能地克制自己。福斯科爾投入他在附近地區的長途跋涉時,馮·黑文也忙於收集和購買珍貴稀有的阿拉伯手稿。這麼多年以來,我們現在終於看到,馮·黑文也能拿得出些實質性的成果了,這還真是頭一回。在他們逗留的最後這段時間裡,他給伯恩斯托夫寄去了他購買的書目,絕大部分是歷史和詩歌,但也有兩本價值連城的阿拉伯語辭典。 正是由於馮·黑文的成果都擺在這兒了,我們才說他是個自相矛盾的人。就在這之前不久,他又一次打退堂鼓了。他在給伯恩斯托夫的密信中表示,阿拉伯菲利克斯之行必然虛度。當然,他沒有直接這樣說,也沒有長篇大論。他只是提到自己曾和某位法國大使交流過,後者聲稱「要深入阿拉伯福地,顯然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啊,都到君士坦丁堡了,即便還有幾周就要出發前往亞歷山大,馮·黑文還是試圖證明這次遠征的不可能,仿佛自從他與福斯科爾衝撞過後,這個遠征對他的吸引力就更不及從前了。最初,他是畏怖於沙漠的危險和工作的辛勞,而現在,同事對他的不屑一顧,使他的擔憂更加重了。如同添柴加薪一般,那種被自己人孤立的感覺,深化了他在陌生人中被孤立的難受。還記得在赫爾辛格時,他曾在信中預言了遠征隊所有成員的過早死亡嗎,而今故伎重演,他又聲稱「永遠不可能實現目標」。他是對的——就他自己而言。對馮·黑文來說,深入阿拉伯菲利克斯,毫無疑問,是不可能的事。他只會擔驚受怕,就像當初颶風來襲,他在斯卡格拉克海峽時表現的那樣,但這一回,他不可能再離開輪船,腳下也不可能再有堅實的土地讓他踏上去。於是他不得不依靠別的手段。 儘管在君士坦丁堡期間他會儘量躲避,但其實這已是他越來越避不開的命運安排。所以他並不滿足於只是說服伯恩斯托夫,讓其相信整個阿拉伯之行都是無望無果的,就像他不單單對此憤懣不平,他還感到絕望——所以他要採取秘密措施。不過諸多端倪都未能逃過馮·加勒敏銳的雙眼。大使心中也疑惑呢,究竟是為何,這位丹麥教授和瑞典教授之間冷若冰川?眼看他們起程的日子迫近了,大使決定要調查一下。這一調查,整個故事的來龍去脈——包括「格陵蘭號」晚宴的前因後果——全都清楚明朗了。於是這位經驗豐富的外交官便主動肩負起了勸和責任。兩位教授總算在他的說服之下,各自表達了對先前衝突行為的抱歉。他又懇請他們倆,當著此行所有人的面,互相道歉,並擁抱彼此。最終二人也給了他面子——福斯科爾和馮·黑文互相道歉,並擁抱了彼此。 馮·加勒認為,他們之間的矛盾衝突就此消解平息了。然而很快他發現自己錯了。他們的言行舉止照舊沒變;一切都似乎在表明,福斯科爾只是勉強形式化地道了歉;而對於馮·黑文來說,此次和解的作用則如同心上插著的那把匕首擰轉了一下,反倒使痛恨更深了。這不,在馮·加勒的起居室里和解後沒多久,真實情況就現了原形:馮·黑文向克里斯蒂安·克拉默吐露了心聲,他說,看著吧,我遲早會和那個瑞典人平起平坐的。就在他們起程前一天,這兩個丹麥人相約去了佛洛倫特的藥房,馮·黑文在這兒為旅途訂購了一些藥物。當藥劑師把它們一袋袋拿出來放到櫃檯上時,年輕的丹麥醫生不禁驚恐萬分,耳邊迴響起馮·黑文說過的要對付福斯科爾的話,此時此刻,他終於明白那些可怕的威脅具體是什麼了。 在為旅途訂購的藥物之中,丹麥教授準備了8阿斯皮爾[79]的黃砷和16阿斯皮爾的砒霜。 5 1761年9月8日,萬事俱備,只欠起程。真正的冒險,此刻才算剛剛開始。嶄新的東方服飾穿戴在身,這些學者紳士與東道主馮·加勒揮別之後,登上了那艘駛向亞歷山大的輪船。 這是一艘來自烏爾齊尼[80]的亞得里亞海港[81]的小型土耳其輪船。航行開始後,遠征隊邂逅的是一個新世界,這個世界與他們在「格陵蘭號」上習以為常的那個世界迥然不同。這艘輪船的航行目的再簡單不過,只是要把一船的年輕女奴運送到埃及市場上去。毫無疑問,從一開始,這些令人好奇的「船貨」就抓住了我們旅行考察團的興致。在此期間,福斯科爾把他的軟體動物和海洋植物也都拋在了腦後,他在日記寫道:「這回我們是和一位商人同行,他帶了一船貨物前往開羅,但和歐洲港口交易的貨物大相徑庭,他帶的是女人。出於謹慎,以防他人垂涎,他採取了所有安保措施:那是一個特殊包廂,就在我們客艙之上,是預留給那些年輕女子的,他會親自給她們送食物——不允許他人進入。此外,他還在艙門裡邊掛了一條毯子,這樣一來,在他自己進出時,那些女人就可以避免被外面的人看到。」從這些描述中可以看出,福斯科爾作為學者,他精準的洞察力絲毫未減;對此,尼布爾也似乎研究得很認真細緻:這些年輕女子——他在日記中是這麼描寫的——「得到了相當優渥的待遇。既然要把她們帶到埃及去販賣,商人就得確保她們抵達那裡的市場時是健康而快樂的——這對挑選她們的主戶來說非常重要」。雖然到目前為止,似乎除了這一件之外,其餘的事都乏善可陳,但事在人為,一切皆有可能嘛,眼下這兩位學士對即將到來的旅途還是充滿了某些,說不太清的希望。因而他們並不喪氣。 9月8日這天,正當船要拔錨時起風了,此風對航行極為不利,他們花了好長時間才駛離君士坦丁堡;三天之後,也就是11日這天,他們穿過了達達尼爾海峽——福斯科爾和尼布爾在這裡登陸:福斯科爾收集了一些花種,因為之前在戶外展開植物學考察旅行的過程中,他就留意過那些花兒;尼布爾呢,則架起他的星盤,展開觀測和記錄,畢竟之前由於病痛纏身,這些工作都被迫疏忽了。 旅途繼而經過希臘群島。在忒涅多斯島的錨地,他們遇見了來自威尼斯的戰艦,對方卻拒絕鳴炮致敬,因為這項榮譽為法國和大英帝國的輪船所專有。9月19日,他們駛過薩摩斯島[82]時,頭頂上的天空黑雲密布,重重地向群山壓下來。土耳其船長很害怕遇見帕夏船長[83][84],此人是這片海域上的海盜頭子,會向任何被他捕獲的船隻勒索一大筆過路費。在羅得島[85]的外面,帕夏正與六艘戰艦坐等在那兒,因此這個島上的所有居民都閉門鎖戶,以防遭到掠奪侵襲。 然而這段日子裡,遠征隊成員正面臨著相當棘手的問題。9月21日這天,輪船在羅得島海港錨定,而讓所有人驚慌失色的,既不是頭頂船艙里那些美麗的女奴,也不是羅得島錨地外面充滿威脅的帕夏,是克拉默。他傾吐出心底的秘密,關於君士坦丁堡的佛洛倫特藥房,關於那個發現。 依據日記中所述,那天剛一到羅得島,尼布爾、福斯科爾、博朗芬就立即登岸了,然而那兩個丹麥人,馮·黑文和克拉默,一直到了第二天才下船。但無論是尼布爾,還是福斯科爾,關於遠征隊分成兩撥上岸的原因,他們倆的記錄中都沒給出任何說明或暗示。為什麼這三個人在9月21日,會想要單獨待在羅得島上呢?答案就藏在丹麥國家檔案館中,也就是那封寫給駐君士坦丁堡的丹麥外交大使的信。日期:9月21日,地點:羅得島。信的內容是由福斯科爾用磕磕絆絆的德文寫就,但落款處也有尼布爾和博朗芬的簽名。行文如下: 寬宏仁慈的大使閣下: 您好! 在君士坦丁堡的那段日子裡,大人您對我們這個小團體非常友善慷慨,毫不吝惜地給予我們慈父般的體貼與關懷。因此我們再次心懷崇敬地向您表示由衷的感激,並且保證,我們餘生都會以一顆感恩的心,來銘記您、瞻仰您。 今天,我們已經抵達羅得島。在這裡的法國領事館,我們遇到了一位紳士,他正要前往君士坦丁堡,主動提出要幫我們捎信。現在,我們終於有機會把這件事,儘早地、好好地講給閣下您聽。大約兩天前,第一次聽我們的醫生,也就是克拉默先生說起這件事的時候,我們所有人都震驚了。 就是我們待在君士坦丁堡的最後那天,藥劑師佛洛倫特,當著我們的醫生克拉默先生的面,向我們的語言學家馮·黑文——也是在其要求下——提供了兩種砷。並且量多得驚人。當我們的醫生表示出對此事甚為擔憂時,這些藥物的接受者就把它們打包好,交給我們的醫生來妥善保管,希望以此減輕他的疑慮。但就從那一刻開始,我們的醫生寢食難安,惶惶不可終日。所以,他將整件事都告訴了我們,還給我們看了兩包藥。現在,這些密封好的藥,會隨著我們一同,前往埃及。這兩種藥,數量如此之多,足以讓我們所有人一命嗚呼。我們相信大人您,已經很清楚這個人的品格。眾所周知,他是多麼迫切地想要成為財務負責人,掌管經濟大權。我們的醫生還告訴我們,那次他在大人您面前承認了自己的過錯後,就發下毒誓,在他回家之前,他會廢掉那個早該為他的羞恥負責之人。 他可是買了兩大包砒霜,究竟要用來做什麼?一想到他一貫自命不凡的本性,我們思慮再三,還是會不由地聯想到他買這些毒藥背後最可怕的那種打算。毫無疑問,一個瘟疫肆虐的國度里,定會有大量暴斃而亡的人,如果一行人突然死去,又何足為奇?世人都會覺得,那一行人之所以死於非命是疾病作怪——這種想法再自然不過了。如此一來,就沒人會再懷疑死因,也不會有人剖屍,真相便會永遠被掩藏。我們也相信,一旦我們其中一個被害,那麼必然所有人都逃不掉,因為任何倖存者,都意味著他的罪行可能會暴露於世。所以我們已經別無選擇,只好再次請求您的幫助和庇佑。我們的確甘願拿生命赴險,無論遠征中的任何危險。但對我們來說,自家同事的日常威脅,反而好像比其他任何危險,都更令人害怕,防不勝防。我們請求閣下您理解,能否辛勞一趟,向那個藥劑師佛洛倫特查問清楚,是否有人向他買過兩大包砒霜和黃砷,是不是他親手把藥遞交出去的。買毒藥的人或許自己還留了一些,即便沒留,到埃及後他也可以想要多少就弄多少,對他來說這都是小菜一碟的事。我們實在想不出合理的解釋——在旅途中儲備這些毒藥能做什麼用。要是我們能在抵達埃及時收到閣下您的示命就好了,請求您幫我們永遠開除掉這個同事吧,不然的話,這人不會善罷甘休,禍及自身的同時,也禍及我們所有人! 此致敬禮,即請久安! 您最忠誠的奴僕 彼得·福斯科爾 卡斯滕·尼布爾 C.W.博朗芬 P.S.語言學家和我們的醫生目前還在船上。 1761年9月21日 寫於羅得島 彼得·福斯科爾寫自羅德島的信(最後一頁) 「眼前就是羅得島,要跳就在這裡跳吧!」[86]如果福斯科爾上島後,於執筆寫信之際,不禁將此名言脫口而出,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他的控訴,使他點燃了一根導火索,即便這火星能夠不辭辛勞地燒下去,一直燒到君士坦丁堡,那它也還是會導向一桶炸藥,爆炸的瞬間,便會炸毀整個遠征隊。與此同時,卡斯滕·尼布爾還給馮·加勒的秘書——舒馬克先生——寄去一封信。他也在信中講了馮·黑文買砷的事,隨後寫道:「我倒是真的希望,他買這些藥,是用來救他自己的。因為我認為,對於他這樣的人而言,要想從全部罪惡中療愈救贖自己,這應該就是最佳方式。但如若不幸,事實是另一種情況,定要將我捲入這樣一場羞恥的謀殺計劃中的話,那麼作為一名工兵上尉,我希望自己清楚,應當如何懲辦這樣的邪惡行為。我承認這麼做,的確也很難讓自己心安理得;可我寧願更為光榮地英勇就義,也不要成為懦夫苟且偷生。就算真的會在這場意外中犧牲,我也相信,天堂的大門會為我們敞開。」看完他說的這些話後,也就清楚了他的立場:要是那個丹麥人真的敢對大家下毒手,那尼布爾一定會先發制人。 在這件事帶來的陰霾籠罩下,就連帕夏向他們提出的放行條件——即便要求得很過分——也顯得如此微不足道了。因此,任何人都覺得沒有必要再在那些條件上費腦筋周旋。9月22日,他們滿足了海盜的要求。於是,輪船再次起錨,再次載著一船艙的女奴,緩緩推進那片廣闊的大海中去。只有尼布爾日記里的話不無犀利地道出了實情,眼下遠征隊的某些成員之間的關係仍舊十分緊張。當時是在遠征隊成員與一個穆斯林之間(後者是船長的抄寫員)偶然引發了一場關於宗教的討論。在這個過程中,馮·黑文費盡口舌,想要讓對方變更信仰,皈依基督教。為此他還妄下定論,說當基督教徒要優於當穆斯林。此話一出,那位抄寫員遂變色離席,臨走前給所有人撂下一句話:任何人,無論他是信哪門子神,只要不是信真主安拉,那就狗屁不是。從尼布爾的記述來看,他對此所持態度——儘管也可能有其他原因——是明顯傾向於那位穆斯林的。「通過這件事,那個好人給我們提了個醒,什麼才是最好的呢?是你要堅定不移地信奉自己的宗教信仰,這沒錯,但你也要允許別人堅守他們自己的宗教信仰。各自安好,即是最好。對我而言,我並不熱衷於讓別人改宗換教,那不是我的工作。但在那之後,每當我——向知理明義的穆斯林——詢問他們宗教的基本教義時,我也一定會告訴他們基督教徒過去的各種經歷,但我從不會聲稱它比《古蘭經》宣揚的教義更優越;因此,他們中也不曾有人,會因這樣的講述而變得激憤。」簡短的一段話,展現了一個真實的尼布爾。把不同信徒分出個三六九等優劣高下?那不是他的想法。他的信仰的確讓他受益。所以他希望去照亮別人,而不是轉化別人。真理畢竟是個人的。 一如既往,輪船航行在廣袤無際的大海上。自離開君士坦丁堡後,這是頭一回,大家心知肚明,卻又心照不宣,只是任憑氣氛再一次冷僵掉。他們一個個都回到各自尋常的忙碌中去了。克拉默和馮·黑文,兩人總會聚在一處,用丹麥語聊很久;博朗芬得完成福斯科爾在土耳其製作的植物標本的繪圖;尼布爾呢,他終於結束了天文和氣象的觀測,就在這時,客艙上方會又一次傳來那些年輕女奴的歡笑聲浪。 當天色變得更暗些,船身兩側的海水也會再次發出微弱的光。福斯科爾每天傍晚都會從舷窗那兒收集海水,以在他的顯微鏡下觀察,而後他會在日記里講述自己做了很久實驗。他諷刺地寫道,無論觀察得有多細緻,他還是沒能發現海神涅柔斯[87]之女的任何蹤跡。但從他的日記中可以看出,福斯科爾還是有意外收穫的。雖說這位年輕的瑞典男子在船身周圍的發光海水裡苦求無果,但那位美麗的海仙女涅瑞伊得斯,反倒就在這艘船上,和他幽會了。 彼得·福斯科爾寫道:「為了捕撈那些微光,我得經常從客艙的舷窗那裡收集海水。每當我這個歐洲人在那兒捕撈時,住在客艙上方的那些女子就會藉機俯瞰。我聽到她們討論的聲音,便向上看去,這時,她們就會非常快地往回一縮,幅度很小,不過是象徵性地。因為她們還是露在外面,先是一個,然後又一個,第一次會很迅疾,下一次時間就會長點兒,直到最後我們就開始說話了,相互之間還定好了下一次約會。」瞧,這件事就這麼發生了。不過很幸運的是,我們還可以通過尼布爾的日記,來跟蹤一下福斯科爾,看看這次約會發展得怎麼樣,尤其是那些小細節。喏,以下就是尼布爾對這則趣聞軼事的記述(版本略有出入): 福斯科爾先生與我,常會坐在我們客艙內部的行李箱包上閱讀和寫作。頭頂上方時不時傳來那些女子的嘈雜聲,我們便會從窗戶那兒探出身子去,想要弄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最自然的反應莫過如此。這時,那些女奴——還不習慣這種好奇的觀望——看到了她們心中所謂的奇怪的野蠻人(由於我們現在還沒有完全適應東方習俗,因此在室內就沒有纏穆斯林的頭巾),接著就開始對我們惡語相加。我倆雖不罵粗口,但也不至於被她們囂張的氣焰嚇得退回艙內,尤其是我們也留意到了,這群姑娘中有一些在試著安撫勸說,讓那些嚷嚷的安靜下來。於是,一回生二回熟,漸漸地她們便能習慣看到我們了。我們也會給她們展示各種各樣的水果,以及一些歐洲製作的糖果甜品。要是她們看到自己喜歡的東西,就會從上面的窗戶那兒把圍巾放下來,這樣我們就能把那些東西系在裡頭,讓她們拉上去。她們甚至也給過我們一兩樣小物件。但我們還是連一句土耳其語都不會說,她們中也沒有人會說歐洲語言,可我們會通過打手勢來理解彼此的意思。在很多時候,那些極為友好的年輕姑娘都會和我們說一些相同的話。為了弄明白這些話的意思,我們向那個抄寫員請教了很多,都是那些姑娘常說的土耳其單詞。通過這個辦法,我們了解到了,她們之前是在警告我們要小心謹慎,要我們在上面那些男士們做禱告的時間裡露面。然而,即便是通過這種方式,我們有時也不太明確她們的意思。最後,那些姑娘採用的是輕叩窗戶的辦法,以此為信號,來告訴我們此刻她們是單獨在上面的。就這樣,這趟旅途因為這種交流,給我們彼此都帶來許多意想不到的歡樂。 是的,原本在羅得島的飛鴿傳信一事,已經拉開了黑雲壓城的序幕,沒想到在故事行進過程中,在地中海這兒還唱了一段小插曲,這著實讓他倆的精神得到了舒緩。看這兩位飽學之士,忽而中斷他們手中的研究,側耳傾聽叩窗的信號聲;隨後再給那些年輕女子把糖果甜品系好,看著它們被吊上去。這一切,讓他們仿佛走進了一片充滿愛與幸福的沙漠綠洲,也讓他們產生了對另一個世界浮光掠影的感受。因為那個世界,阿拉伯菲利克斯,看起來就像海市蜃樓。 離開羅得島剛好有一周時,尼布爾不得不警告船長——此人航行不用測程儀和羅盤——埃及海岸低平,因而非常危險,雖然到現在幾乎還沒看到岸影,但事實上已經在逼近了。9月26日,輪船抵達亞歷山大港,而遠征隊成員一直等到第二天才上岸,因為他們希望遇到那位法國領事。在這之前,尼布爾寫道,船上大概有6—8人死去。自從離開羅得島之後,瘟疫就在船上蔓延開來,有一些實在扛不住的也找克拉默醫生治了,但最後還是無力回天。令尼布爾欣慰的是,遠征隊成員們都好著,沒有任何疾病症狀。他的這些話,不禁令人想起他們寫給馮·加勒的那封信里的句子:「毫無疑問,一個瘟疫肆虐的國度里,定會有大量暴斃而亡的人,如果一行人突然死去,又何足為奇?世人都會覺得,那一行人之所以死於非命是疾病作怪——這種想法再自然不過了。」事實上,真正的瘟疫已經放過了他們,但另外的傳染病卻在無意間被他們繼續帶在了身上。 這是他們將要首次踏足阿拉伯土地的前一晚。待到第二天早上醒來,福斯科爾和尼布爾忽然發現,那些年輕的女奴,就像尼布爾日記中寫的那樣:「已經在夜裡被悄無聲息地帶走了。」她們就這樣不告而別了——這句話聽起來失落極了——也標誌著這場從哥本哈根開始的漫長漂泊接近尾聲。而此時此刻,我們也不由地想到,這些年輕女子將會面臨怎樣的被選擇的命運呢。或許尼布爾和福斯科爾也會想到這個問題。或許當他們在那個早上發現那些女子的船艙已經空了的時候,當福斯科爾想起當下正威脅著這場遠征的那些危險的時候,他就在一瞬間記起了——在旅途的最初——他向自己提出的問題。為什麼,把阿拉伯菲利克斯稱為「福地」?為什麼一直以來,要弄清楚那點微微發光的鬼火,竟這般難? [59]卡隆城堡(Kronborg),丹麥赫爾辛格的一個要塞。 [60]赫爾辛堡(Helsingborg),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一個要塞。 [61]庫倫角(Kullen),瑞典西南部的半島。 [62]卡特加特海峽(Kattegat),丹麥日德蘭半島和瑞典之間一海峽。 [63]萊斯島(Laesö),卡特加特海峽北部的最大島嶼。 [64]斯卡格拉克海峽(Skagerrak),在丹麥與挪威之間。 [65]全能者(Almighty),即上帝。 [66]北海(North Sea),英國東海岸附近的大西洋海域。 [67]槍口(gunports),這項技術大概可以追溯到15世紀後期,隨著炮兵在海戰中的出現,將槍炮安裝在船體上,有些在船頭和船尾也有。 [68]埃斯塔克(Estaque),法國南部的一個村莊,位於馬賽西部。 [69]達朗貝爾(d』Alembert,1717—1783),法國數學家、機械師、物理學家、哲學家和音樂理論家。波動方程解的公式以他的名字命名,有時被稱為d』Alembert方程。 [70]《新愛洛伊斯》(La Nouvelle Héloïse),讓-雅克·盧梭於1761年發表的書信體愛情小說,又譯《新愛洛伊茲》。 [71]「禮帽派」(Hats Party),瑞典自由時代(1718—1772)的兩大政黨之一,為區別於保守的便帽派(The Caps)而得名。 [72]卡爾·古斯塔夫·特辛(Karl Gustav Tessin,1695—1770),政治家、詩人、作家、收藏家、藝術鑑賞家,是18世紀瑞典議會「禮帽派」的創始人,於1738—1739 年以出色的口才被封為貴族。 [73]桑德斯(Admiral Sanders,1715—1775),皇家海軍軍官,1727—1766年服務於大不列顛王國皇家海軍,參加了「七年戰爭」。 [74]代爾夫特(Delft),荷蘭南荷蘭省的一個城市,地處海牙和鹿特丹之間。 [75]馬耳他(Malta),一個位於地中海中心的島國,有「地中海心臟」「歐洲的鄉村」之稱。 [76]哈塞爾奎斯特(Hasselquist,1722—1752),瑞典的旅行家和博物學家。在烏普薩拉大學跟隨林內烏斯學習,也是其眾多使徒之一。1750 年當選為瑞典皇家科學院院士。 [77]達達尼爾海峽(Dardanelles),世界上用於國際航行的最狹窄海峽之一,位於土耳其西北部,連接歐亞大陸邊界的一部分,將亞洲土耳其與歐洲土耳其分開。 [78]查士丁尼大帝(Emperor Justinian,約482—565),東羅馬帝國皇帝(527—565),統治期一般被看作東羅馬帝國由古典時期希臘化的重要過渡期,其本人也被稱為「最後一位偉大的羅馬皇帝」。 [79]阿斯皮爾(Asper),土耳其和埃及從前的銀幣名,後來作為錢幣的單位,等於1/120皮阿斯特。 [80]烏爾齊尼(Dulcigno),亞得里亞海沿岸最古老的定居點之一,始建於公元前5世紀。 [81]亞得里亞海(Adriatic),地中海的一個大海灣,位於地中海的最北端,義大利與巴爾幹半島之間。 [82]薩摩斯島(Samos),希臘島嶼,在愛琴海東部,是愛琴海中距小亞細亞大陸最近的希臘島嶼。和小亞細亞只隔窄狹的薩摩斯海峽。 [83]帕夏(Pasha),奧斯曼帝國行政系統里的高級官員,通常是總督、將軍及高官。帕夏是敬語,相當於英國的「勳爵」。 [84]帕夏船長(Captain Pasha),即加齊·哈桑帕夏(Gazi Hasan Pasha,1713—1790),1770—1790年擔任奧斯曼艦隊司令,1738年參加了對奧地利和俄羅斯的戰爭,隨部隊收復了貝爾格勒。 [85]羅得島(Rhodes),希臘第四大島,愛琴地區文明的起源地之一。 [86]原文是「Hereis Rhodes,herethe deed done!」出自《伊索寓言》中的「羅得島的故事」。故事是講一個愛吹牛的運動員曾向別人炫耀自己在羅得島可以跳得多麼遠,而眼下卻無法向別人展現自己的那些本領。 [87]涅柔斯(Nereus),希臘神話中的一個海神,蓬托斯(大海)和蓋亞(大地)的兒子,住在愛琴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