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菲利克斯 · 1 「儘管時局動盪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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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1年的1月4日，一個風平浪靜的冬日上午，五個旅行裝束的男子，從哥本哈根的收費站出發，向著城外的港口錨地緩緩駛去。仿佛是在向著太陽前進。立於船頭回身望去，城市躺在一月淡薄的光線里沉默不語。這座小小的國際都會，那片環繞著伊格維[1]的嶄新成果——阿馬林堡貴族宮殿[2]——的優雅城區，就這樣漸漸遠去了。而前方等著他們的，是那艘沐浴在冬陽里的「格陵蘭號」海軍艦艇。大船十分耀眼，船桅、風帆、繩索，遠遠就能望見；或許也有人注意到船身投下的那片黑色暗影，隨即一絲隱隱的不安划過心頭。是的，他們將會登上這艘輪船，開啟漫長的遠航之旅，未來的數月時間，他們都得在旅途中度過了：輪船出發後要先往北行，到斯卡恩[3]附近，再往南行，進入地中海，穿行而過，前往君士坦丁堡。而後從那裡繼續旅途，去往亞歷山大，繼而抵達開羅、蘇伊士[4]；隨後便是遠行，南下穿過紅海，直到抵達阿拉伯半島南端，抵達那片生產乳香、沒藥、香脂的不可思議的土地。那片土地是亞歷山大大帝都曾夢想征服的人間天堂；不過那裡也是從未有人涉足的地方，包括年輕有為的亞歷山大大帝——或許他沒去那裡的原因恰恰就是從沒有人到過那裡。那個地方在很久很久以前就被稱為「阿拉伯菲利克斯」，即「阿拉伯福地」。
「阿拉伯菲利克斯」也好，「阿拉伯福地」也罷，它的名字對於此時擺渡船上的五個人來說，由於他們國籍不同，語言不同，表達方式自然也不一樣。有人喜歡用拉丁語，有人則習慣用德語。因為這支隊伍里只有兩個丹麥人，另外兩個是德國人，還有一個瑞典人。他們都還年輕，其中年紀最大的也不過34歲，最小的才28歲。此行一去，可以說，在未來好幾年的時間裡，他們都得互相陪伴，共同生活在一起，但在當下這個節骨眼兒上，這一行人彼此相識不過幾周而已。雖說他們已經上了同一條船，同往一處，然而彼此之間卻極有可能無話可說。沒錯，他們是奔著「阿拉伯福地」而去，不過此時並沒有誰的臉上洋溢著快樂與幸福。誠然，陌生的遠方確實帶有強烈的吸引力，但也不排除有未知的險惡，如果他們是因為覺察到了這一點，而有打退堂鼓的心理，倒也是人之常情。不過這只是一方面的原因，而我們也只是推測罷了。至於遠征隊為什麼會在剛剛出發後的這段時間內沉默不語（陰雲不散），或許還有更為嚴重的原因吧——其實都用不著推測。因為很不幸，那已是確切的事實。種種緣由一言難盡，總之，團隊雖小，內部的衝突與紛爭卻不小。他們早在出發前就已經鬧得很難堪了。
不過對於此次遠征考察的消息，國家並沒有透露給新聞媒體。直到一周以後，也就是1761年的1月12日，《哥本哈根郵報》（Copenhagen Post）的頭版才報道了這則新聞，宣布如下：
時局動盪不安，陛下雖勤於朝政，日理萬機，但仍舊不忘促進知識與科學的進步，為他的子民謀求更輝煌的榮耀，陛下為此，殫精竭慮，就在不久前，他派遣了一支乘坐「格陵蘭號」軍艦出發的學者隊伍，他們將會穿越地中海前往君士坦丁堡，再穿過埃及抵達阿拉伯菲利克斯，之後他們會取道敘利亞，返回歐洲；無論何時何地，他們都會全心致力於新的考察、研究、探索、發現，以期學術成就上的新突破，同時，他們也會在那邊收集有價值的東方手稿及抄本，並將其與東部地區的標本及珍品等，一併寄回。遠征隊包括以下成員：1.古典語言學家，弗里德里克·克里斯蒂安·馮·黑文教授；2.自然科學家、植物學家，彼得·福斯科爾教授；3.數學家、天文學家，工兵上尉[5]卡斯滕·尼布爾；4.醫學家、自然科學家，克里斯蒂安·卡爾·克拉默博士；5.畫家、雕刻家，格奧爾格·威廉·博朗芬先生。這支隊伍會在東方考察數年時間，加之在擔此重任前，他們也經過了好些年的認真準備，因此，就讓我們滿懷信心地期待吧，他們的勤奮、才幹、毅力，加上上帝的保佑，一定會取得可喜的豐碩成果，會為我們帶回先進的知識，特別是對《聖經》教義更為精準的解讀與闡述。
就在萬眾期待之下，丹麥遠征隊向著阿拉伯半島出發了。這支隊伍，不僅是丹麥歷史上向阿拉伯半島派遣的第一支大規模的遠征考察隊，同時也是世界歷史上向阿拉伯半島派出的第一支遠征考察隊。於是丹麥遠征隊在當時引起了廣泛關注。因為說到底，當時可是啟蒙時代啊，整個歐洲都在渴求知識，對這場大膽的事業自然是予以密切關注；來自整個歐洲大陸[6]的各個頂級大學的學者，都會給遠征隊成員寄去他們在這些未知領域的學術研究過程中遇到的問題，並期望對方能為其提供解答。如此，在整個18世紀剩下的幾十年里，他們把這場遠征尊稱為「阿拉伯之行」（Arabian Journey），正如其名，它代表著一種高度尊重，因為遠徵實現了諸多新發現的可能——儘管它本身歷盡悲苦艱辛；在此一百年後，英國探險家提及「卡斯滕·尼布爾的遠征」（Carsten Niebuhr’s expedition）時，也會帶著最崇高的敬意。而今天，在這場遠徵結束兩百年後的今天，我們卻已全然忘懷。
1761年，是「格陵蘭號」從哥本哈根出發的時間，但卻並不是這項遠征事業的真正起點。事實上，早在1756年的5月，當哥廷根大學（Göttingen University）的德國東方學專家約翰·大衛·米凱利斯，向丹麥外交部部長J.H.E.伯恩斯托夫[7]提出那個頗具首創性的建議時，這場遠行就已經萌芽了。話說米凱利斯當時就像是被這個新奇的想法擊中了一般——當然他後來也因此聞名於世。他是這麼建議伯恩斯托夫的，丹麥每年不是都會派遣傳教士到德倫格巴爾[8]嗎？應當抓住這個機會，對一些傳教士加以培訓，讓他們去探索阿拉伯半島的南部地區。
彼時哥廷根是漢諾威王朝[9]統治下的學術之都，由於血緣紐帶關係，漢諾威是和英格蘭聯在一起的，因此，就整個歐洲大陸而言，英國實證主義的腳跟，在這兒站得最穩。米凱利斯教授是個自然神論者，也是實證主義者。他摒棄了世人對《聖經》的舊有理念，並不認為書中的每句話都出於上帝的默示而神聖不可侵犯；相反，他只是把經文視為普通文獻，認為它是處於獨立的歷史學與語言學的系統之中，從而能夠對此加以考證。於是在研究過程中，他忽然想到，若能去到阿拉伯半島一探究竟，或許他在解析《聖經》語言文本時所遇到的一系列困惑就能迎刃而解了。例如，可以對阿拉伯半島上生長著的那些動植物進行考察與識別，而後便能明確它們是否也在《聖經》里出現過；可以對阿拉伯半島的地理環境展開研究，尤其是紅海的潮汐變化，這對以色列人逃離埃及那部分內容的理解極為關鍵。最後，米凱利斯還設想，前往那裡的調研人員也可以研究阿拉伯人的日常習慣、風俗傳統，以及他們的建築樣式與風格。總之，他的想法就是，阿拉伯人一直固守著古老傳統的傳承與沿襲，而如今像他們這般生活的民族，在這個地球上已經不多見了；因此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可以通過研究阿拉伯的文化形態來了解與之相似的那些古老的以色列人；並且僅就研究範疇而言，阿拉伯半島甚至要優於巴勒斯坦，因為後者在古今間隔的數世紀的時間裡受到了太多外來影響而已漸漸失去它的原有文化形態了。
米凱利斯在信中向伯恩斯托夫提議，如果丹麥真的打算把那些傳教士從德倫格巴爾派往阿拉伯半島，那就應該讓他們在出發前接受一次全面的初步培訓，至於培訓他們的人員，丹麥政府可以給哥廷根大學的兩個學生髮放三年的獎學金，讓這兩個學生得到充足培訓，再去哥本哈根，向那些被選定的傳教士言傳身教。由此，米凱利斯繼續說道，他很想推薦兩個學生擔此重任，一個是來自挪威的斯特倫，另一個是來自丹麥的馮·黑文，他倆在他的語言學課上成績都十分突出。
教授的提議立即在漢諾威王室貴族的這位伯恩斯托夫心中產生了共鳴，後者回應道，此事關乎文藝與學術事業的興榮，意義重大。對此，丹麥政府只有一個要求，懇請米凱利斯為那兩位學生提交一份更為具體明確的旅行日程安排。這一要求使米凱利斯調整了最初計劃，建議不妨就培訓一個學生——省卻再次培訓傳教士的麻煩——這個學生可以獨自承擔起前往阿拉伯半島的考察之旅。米凱利斯坦言，這樣做可能會導致更多開銷，但若站在學術研究的立場上考慮，他又覺得此次花費與投入十分值得。至於誰來挑起大梁，教授則從此次任命的候選人中推薦了得意門生斯特倫。
待到這一年剛剛邁進十月，伯恩斯托夫已給米凱利斯發去通知，國王弗里德里克五世已將此事提上議程，也接受了斯特倫的提名；另外，考慮到後者主要是一名語言學家，哥本哈根決定任命一名植物學家與之一同前往。
但故事後來並沒有順理成章，他倆誰都沒能抵達阿拉伯菲利克斯，這還得從另一個候選人說起。在整個過程中，丹麥的馮·黑文覺得自己被徹頭徹尾地無視了，內心甚覺屈辱。當聽說了斯特倫的任命後，他先是立即寫信給伯恩斯托夫，說，其實斯特倫不堪大任，此人一想到自己要全力承擔這種性質的考察工作，內心便畏懼得很；與此同時，他覺得自己應該向部長閣下表明心跡，即若斯特倫無法戰勝自己對迢迢旅途的恐懼心理，而決定謝絕這份皇室任命，那麼他本人，馮·黑文，欣然前往，義不容辭；能夠承擔這樣一場遠征考察是他一直以來的渴望，他定會排除萬難，不辱使命。這封信寫罷，馮·黑文便把說服的矛頭轉向了哥廷根的那位校友。在接下來的幾天裡，他可真是苦口婆心，那百般勸阻的模樣，就好像他是一個阿拉伯旅行方面的專家，對行途中的種種危險瞭若指掌似的。反正不管怎麼說，斯特倫沒過多久便聯繫到米凱利斯，請求他幫自己推掉這個重任；而馮·黑文則是如願以償，他自然很開心，幾近忘乎所以，以至於他對斯特倫描述的那些可怕的生死存亡艱難險惡，統統被拋諸腦後，仿佛它們都會瞬間消失掉一樣。但，只有命運本身——留意了他說的每句話——對此深思熟慮且銘記在心了。
其實米凱利斯選斯特倫參加遠征，既非貿然之舉，也無偏袒之意。畢竟身體是革命的本錢，二選一的時候他就跟馮·黑文解釋過，在阿拉伯半島的考察絕非易事，身體素質必須過硬，相比之下挪威人要更適合一些，但是丹麥人根本聽不進勸。而現在呢，斯特倫已經退出，米凱利斯覺得自己很難再拒絕馮·黑文的請命，便向伯恩斯托夫推薦此人：「馮·黑文是我校學生，目前已取得碩士學位。一開始他聽說機會給了斯特倫，心裡就有些不是滋味。他告訴我，他心心念念能有這樣一場遠征考察，並為此準備了很久，幾年前他就開始選我的東方學課程，恰恰也是這個原因。他日期夜盼著能承擔此次遠征考察，如此強烈的內心動力實為可貴，就是花錢、專門教導都不一定能培養得出的。此外，他博學多識，對考察所必要的輔助知識領域也都相當熟悉，包括植物學。」聽聽這赤誠之心，這齣類拔萃，真是可敬可佩。然誰曾想，這番薦詞到底還是讓教授打臉了。在幾年之後，就在給伯恩斯托夫寫另一封信時，米凱利斯卻無法自圓其說了，他幾乎是逐字逐句地推翻了自己在推薦信中所說過的話。然而到了那時再去澄清看清，卻已經來不及了。
作為加入這場遠征的條件，馮·黑文要求給他兩年的時間做初步研究，但在此期間丹麥政府每年必須給他提供500里格斯達勒[10]的津貼。一個月之後，也就是1756年11月2日，伯恩斯托夫通知米凱利斯，馮·黑文已經通過了審議，現在已被正式任命。
馮·黑文隨即投入了準備工作中，但他很快就被一些困難給鉗制了：遠征考察涉及的範圍極廣，他擔心自己一人應付不來。1757年的春天，米凱利斯不得不去信伯恩斯托夫，說，馮·黑文之前沒有考慮到自己要掌握這次考察所必需的全部數學知識，因此為大局計得再添一名數學家，主要負責相關的地理研究。如此設定的意圖，是讓新添的數學家給馮·黑文做助理。也就是說，馮·黑文仍舊作為這次任命的第一負責人——對此人享有命令權和指揮權。
馮·黑文之前提出的津貼問題，伯恩斯托夫也同意了，但為難的是，上哪裡去找一個適合遠征的數學家呢。雖然米凱利斯推薦了一個名叫瑟德貝里（Söderberg）的瑞典人，但這次舉薦被迫以失敗告終，因為那人參加了本國的一次革命，由於未能成功而慘遭流放；哥本哈根那邊似乎也尋不到合適人選；還有一個名叫伯爾青（Bölzing）的德國人，在慎重考慮過這項使命之後，還是選擇了放棄。眼看著1758年的夏天已經來臨，彼時距離出發的日子也越來越近，數學家的事卻還是沒有眉目。無奈之際，他們只好選了哥廷根大學的名學生來擔任這個助理。此人非常年輕，可以說是初出茅廬，名不見經傳。至於這不見經傳的名字，便是卡斯滕·尼布爾。
剛剛完成了數學家的任命沒多久，伯恩斯托夫又被告知，起先選好的那個和馮·黑文同往的植物學家，也臨陣變卦了。米凱利斯敦促他得儘快補上這個職缺。可這的確不是件容易事兒。但事在人為。1759年1月1日，這位德國教授給伯恩斯托夫發去一個振奮人心的消息：「我終於找到了擔任『阿拉伯之行』植物學家的極合適人選，可以這麼說，此人其實超出了我的預期。他是我先前的一個學生，名叫福斯科爾，出生於瑞典。來上我的課程之前，他就已研習過阿拉伯語，在植物學方面也相當出色——事實上他對整個自然歷史領域也是遊刃有餘——根本不需要進行任何初步培訓。若說此人的缺點，大概就是他秉持過分的懷疑主義，不過這一點也是『雙刃劍』，利用得當會使他更加適合這次考察。」
再一次，教授的滿腔熱忱溢於言表，在薦詞中對自己的學生讚許有加——只不過日後他不需要再對這番話後悔不迭；而伯恩斯托夫也是立即回信給教授，說自己已經接受他的提議，並授權與他，和福斯科爾協商有關細節。
最初的方案，是培訓兩個學生，然後讓他們教授那些被選出前往考察的傳教士。而最後取而代之的，是在這個基礎之上逐步形成的一個獨立自主的學術遠征考察隊。丹麥國王之所以立時接受了這個方案，是時代的整體風潮使然——支持文藝與科學事業正成為當時的一種風尚。普魯士的弗里德里克大帝[11]就把他的閒暇時光花在無憂宮[12]里：和伏爾泰進行哲學探討，或者和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一起演奏長笛。丹麥自然對此有所耳聞：既然這個弗里德里克能如此消遣解悶，那另一個弗里德里克便可以此為典範，效而仿之，豈不美哉？倘若丹麥國王也願意犧牲個人閒暇，以傾心於這種哲學的或藝術的消遣方式，那麼如此一來，必能像腓特烈大帝一樣聞名遐邇。不過作為國王的個人顧問，冷漠而精明的莫爾特克心裡很清楚，這麼做確實有點兒東施效顰，因為多數情況下，弗里德里克五世在娛樂消遣面前會把持不住自己，以至於末了回寢宮時總是「沉醉不知歸路」。但即便如此，莫爾特克也覺得無傷大雅，他力諫陛下實行積極慷慨的文藝政策，因為他更清楚的一點是，他們可以從中贏得尊崇和聲望，憑此揚名於世並萬古流芳——難道還不足夠嗎。
足夠。這些人順勢而為，的確無可非議。他們明白，眼下他們對文藝和科學事業的支持，實際上是一種具有長遠利益的投資——可以為自己贏取未來的聲望，亦可無懼年輪更迭歲月交接。他們希望能為自己成就這樣的功與名，以穿越日後漫長時間而不被磨滅。這種渴望是發自內心的，他們渴望能被世人記得久一點，再久一點。男人在這方面真是十足天真，他們想要功蓋天下，名垂青史，為人生獲得歷史意義，於他們而言，被人鍾愛和銘記是如此重要的事。他們甚至要讓遠在兩百多年後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仍舊記得：他們建造了阿馬林堡貴族宮殿；他們邀請德國詩人克洛卜施托克[13]在丹麥完成他的史詩《彌賽亞》，並賞賜他豐厚的酬金；他們加入到與瑞典的競爭中，只因學識淵博的林內烏斯贏得了科學界的至高榮譽；他們邀請植物學家厄德爾[14]在哥本哈根設計一座植物園，支持出版那本造價高昂的《丹麥植物志》[15]；他們在夏洛滕堡 [16]打造了一座自然歷史博物館，成立了皇家藝術學院[17]。儘管面臨戰爭的威脅和國家財政收入的困難，這些政要首腦仍要設法執行一個大膽而豐富的文化工程計劃，其中，最棒的想法之一便是「阿拉伯之行」：不僅僅是進行一些史無前例的嘗試，更重要的是在異國領域展開學術探究。這一舉措同時滿足了那個時代最狂熱的兩種追求：對科學投入的極大興致，和對外國尤其是東方地域燃起的高昂熱情——這給整個18世紀後期的歐洲留下了深刻印記和深遠影響。由於此次遠行的主要目標之一是實地考察收集資料，以期對《聖經》文本有更深刻的理解與剖析，因此執行這場行動的信念是不可動搖且毋庸置疑的。伯恩斯托夫老謀深算，把整個計劃的籌備與開展交與哥廷根大學的米凱利斯，自信這位興致勃勃欣然領命的教授定能不負重託。年輕的弗里德里克手上有這張王牌，縱使是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也得甘拜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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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黑文、福斯科爾、尼布爾的任命完成，意味著伯恩斯托夫和米凱利斯已經為即將到來的遠征考察配備了核心力量：排在首位的是語言學家兼人類文化學家，次位的是植物學家兼動物學家，末位的則是數學家兼天文學家。他們非常希望被選中的這三個人可以彼此欣賞相處融洽——但這種期待到底還是落空了。作為學者，他們的確可以組成一個整體；但作為人，他們彼此之間差異太大，組成一個所謂的整體後，反而在人性的烘托下呈現出意想不到的戲劇性。
三人中，最先被任命的是弗里德里克·克里斯蒂安·馮·黑文，他也是年齡最長者。1727年，馮·黑文出生於丹麥菲英島[18]南部的西斯凱寧厄教區，是一名牧師的兒子。父親在他11歲那年就去世了，除此之外，他的童年生活不為人知。母親名叫瑪麗·維蘭特，可能是哥本哈根著名的印刷商及出版人約胡姆·維蘭特的姐姐，約胡姆是靠發行輕鬆讀物發家致富的，此人同時也為《丹麥日報》的發行奠定了基礎。儘管丈夫去世得早，瑪麗還是設法繼續供兒子念書。18歲那年，也就是1745年，馮·黑文離開歐登塞去上大學，僅三年的時間，他便通過了神學專業的考試，再兩年後則獲得了語言學碩士學位。隨後他專注於東方語言學的研究，作為入門，他應該是先接觸了希伯來語，而後搬到了哥廷根——為的就是去聽米凱利斯教授的課程。
馮·黑文接替斯特倫前往「阿拉伯之行」的任命時，正值29歲。閱讀他在這個時期的往來信件——都是用標準而優雅的法語寫就——會覺得此人是一個在世間如魚得水的男子，天資聰穎且風華正茂。學術研究對他而言，與其說是一項嚴肅的使命，不如說是滿足個人愉悅的消遣愛好。他總是一副逍遙自在的樣子，好像什麼都了解，實則學識並不淵博；圓滑有餘而敏銳不足；打扮得倒是挺講究，看起來也風流倜儻，但若論及真正的風度，確是差得遠了。馮·黑文用計使同僚斯特倫知難而退一事，讓我們對他的品行有了一個大致判斷。但他身上絕對也有過人之處，這一點我們不能否認，不然的話，他怎麼能讓伯恩斯托夫和米凱利斯這等重要的人物妥協讓步呢。儘管父親早逝，他還是沿著求學這條道路走了下去，且從未中斷，那麼可想而知，在1756年時，他身上應該還承擔著不少債務。再結合他後來種種變本加厲的索錢行為來看，若不是因為債台高築，又能因為什麼？所以，說到底就是為了錢，錢才是他給米凱利斯施加壓力的真正動機——畢竟身負諸如此類的債務——而不是起先他口口聲聲說的「渴望排除萬難，不辱使命」。可能最初他是存有一絲僥倖心理的，於是也沒有細加考慮這個瘋狂的遠征方案到最後究竟會不會成功實施——他覺得不會。但不管怎樣，對於馮·黑文來說，承擔阿拉伯菲利克斯項目所獲得的資金支持，顯然意味著一筆可觀收入。他為加入這次考察所申請的附加條件，實際上是為自己保證了一個長久穩固的階段：他可以一邊做研究，為自己做好準備工作；同時每年還能從丹麥國王那裡領到一筆津貼。這筆賬算得穩賺不賠。
起初，馮·黑文獲批了兩年的準備時間，這兩年中他每年都能拿到500里格斯達勒，也就是現在的2500英鎊。這筆錢的數目不小吧？然而，就是在沒有承擔任何特殊責任及義務的情況下，他還是成功拿到了兩倍不止的津貼。馮·黑文剛被任命後沒多久，就開始設法停留不前，遷延觀望——急促要求他們去找一個數學家來協助他；而後在接下來的一年裡，他在米凱利斯的指導下研究阿拉伯語；但是到了1758年的春天時，他已經對這些研究感到厭倦，遂即心生一計，轉而叨擾哥本哈根的伯恩斯托夫，一再表明這次遠徵得往後推遲。伯恩斯托夫就去說服國王，另外提供給馮·黑文一份津貼，好讓他去羅馬的馬龍派教會學院[19]學習敘利亞語和阿拉伯語。至於馮·黑文說服伯恩斯托夫的理由，則是在羅馬他能學說阿拉伯語，能學習那些在哥廷根大學學不到的語言知識。
但這一次，伯恩斯托夫心存顧慮。他請教米凱利斯對這件事情的看法；德國教授則請外交部部長給他三周時間仔細考慮。最後終於在1758年的夏天，伯恩斯托夫收到了回覆：教授是反對的。在聽取了不少阿拉伯專家的意見之後，米凱利斯得出了這樣的結論：「若單單是為了學習現代的阿拉伯語和敘利亞語，此次羅馬之行是沒有必要的。」在最近這兩百年的時間裡，羅馬已經沒有人會說阿拉伯語。即便能在那裡尋到一兩個，他們說的家鄉話也是敘利亞語，而不是阿拉伯菲利克斯的語言。馮·黑文之所以會去羅馬，應該是想在那裡研究真正的東方手稿及抄本，畢竟在別的地方找不到。除此之外，米凱利斯也想不到其他可以解釋羅馬之行必要性的原因了。
毫無疑問，米凱利斯的回覆產生了負面影響。然而沒過多久，也就是在1758年的9月9日這一天，伯恩斯托夫通知米凱利斯，他還是同意讓馮·黑文去羅馬了，並且給他漲了年津貼，這筆錢很充足，他這趟羅馬之行的開銷也包含在內。至於他此行去羅馬的任務，便是「加強東方抄本讀寫能力方面的練習」。
馮·黑文最終達成了訴求，但他並不著急出發。前往羅馬的行程是在1758年夏天就獲批了的，然而等到1759年的春天都已經來臨的時候，他卻還沒有邁出北德半步。轉眼就入四月了，馮·黑文仍舊只是賦閒在法蘭克福，這時，他突然收到伯恩斯托夫的一封信——外交部部長想知道他這段時間都在幹什麼。為了給自己洗白，馮·黑文把過去三年里他所做過的與學術沾邊兒的事情都擺在檯面上講了起來，還從中推諉道：至於那一類阿拉伯語抄本，但凡哥廷根大學有的，他都找來閱讀了；此外，原本他還可以完成一篇關於先知那鴻[20]的評註，但遺憾的是健康狀況不允許，他只得暫時把寫作放到一邊。（不瞞閣下您，可嘆城市罹難，戰亂不斷。如我不逢其時，賤體抱恙，加之三年時間身不由己，輾轉苦思之餘，傾注心血，然所得成果仍是這般寥寥，令我甚是羞愧。）（恕我直言，此間長久滯留于哥廷根，並非我願，只因協佐尊師米凱利斯，不得已而為之；未料歲月如梭，不覺間已延滯十月有餘。如若不然，無論巴黎羅馬，黑文必是仰取俯拾，甚或滿載而歸矣。是故心中如有塊壘，鬱悶難當；然事已至此，我亦無言以綴。）這些含混不清的暗示，似乎都在指向一點：馮·黑文和當初的恩人曾把他極為讚賞地推薦給伯恩斯托夫之間已經不和。至於學生和老師之間為什麼會變成這樣，我們不得而知，不過，憑此信有一點可以清楚斷定：馮·黑文已經把錢都花光了。他只得被迫在法蘭克福等上一陣子，等莫爾特克伯爵應承給他的匯款，也就是國王發放的下一筆津貼。
這封回信寫於1759年4月。彼時馮·黑文千等萬盼的下一筆津貼已從哥本哈根寄出，可是此後收錢人卻杳無音信了。伯恩斯托夫想再次與他取得聯繫，但這回只能是給米凱利斯去信。然而米凱利斯也不知道眼下那個丹麥人究竟在什麼地方。到了8月，教授向失望的伯恩斯托夫匯報，自己並沒有聯繫上馮·黑文，用他的原話來說，即馮·黑文「去什麼地方之前總是忘記知會我一聲」。看來這一回馮·黑文是忘光忘淨了。一直持續到12月，米凱利斯仍未打聽到此人半點兒消息，他只得沮喪地向伯恩斯托夫匯報：「有一件讓人擔憂的事，我必須得向閣下您坦白。其實我已經很久都沒收到馮·黑文的來信了，包括義大利那邊也沒有消息。之前他在法蘭克福和斯特拉斯堡時給我寫過信，但其中並沒有透露自己什麼時候出發或是要去往哪裡，因此我根本沒法寫信給他，從而便徹底失去了聯繫。或許最好的辦法，是向他在哥本哈根的親戚打聽一下他如今身在何處，如果他們也不知道的話，那就再去向匯給他津貼的人打聽打聽。」
只不過教授的提議晚了一步，來不及了。至於為什麼來不及了，他其實心知肚明——也是他甚為擔憂的原因。眼看著1759年的冬天正在到來，其他成員在很久之前也都已選拔完畢，準備了這麼久，遠征考察隊可以出發了。10月，按照原定計劃，前往德倫格巴爾的輪船已經從哥本哈根起程，但是遠征隊卻沒有一同出發。因為領隊人，弗里德里克·克里斯蒂安·馮·黑文，如同人間蒸發，在此之前消失得無影無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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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運的是，米凱利斯收到了福斯科爾的肯定回答——也算他對馮·黑文事件的將功補過吧。福斯科爾就是他在1759年初向伯恩斯托夫高度稱讚的那個瑞典科學家，他比馮·黑文要小5歲，也是一個牧師的兒子，不過兩人之間的共同點也就僅此而已，福斯科爾在其他各方面可以說是與那個好逸惡勞的丹麥人截然不同。1732年，他出生於赫爾辛基[21]，大約在10歲那年就被烏普薩拉大學[22]破格錄取了，而後便在烏大專研神學。對於那個時代而言，一個如此年輕的孩子能夠進入大學學習是一件非同尋常的事情，自然是引起了轟動（與質疑）。儘管如此，僅三年時間過去，年少的福斯科爾就用筆桿子證明了自己的真才實學——那時他已經能夠用希伯來語創作長篇文章。但是，由於家中兄弟姊妹眾多（福斯科爾的父母育有三子七女），隨著時間的推進，這位牧師父親的經濟能力很難支撐三個兒子都上大學。於是在1744—1750年的數年時光中，彼得·福斯科爾不得不留在家裡，接受僅有的「私塾」教育：來自父親的拉丁語、希臘語、哲學和神學。
但福斯科爾似乎並沒有因此荒廢時間而錯失良機。1751年，他在通過考試之後，因「學識淵博、成績突出」被推薦為某獎學金的獲得者候選人，該獎學金會在他就讀於烏普薩拉大學的五年期間持續發放，包括他在國外任何一所大學深造的兩年。後來福斯科爾便被授予了這項榮耀的資助；在烏大接下來的幾年裡，福斯科爾跟隨著名的林內烏斯學習植物學，剛拜在尊師門下沒多久，他就對林內烏斯心生敬佩，甚至近乎偶像崇拜；再之後便迎來了他的國外求學之旅，1753年10月13日，他通過了註冊申請，正式進入哥廷根大學學習。他打算在這裡攻讀神學和哲學，以及米凱利斯教授的東方語言學（米凱利斯那時年僅36歲，但已經成為當時最知名的東方學者）。作為一個無神論者，福斯科爾早就摒棄了進入教會服務以及就任聖職的想法。而那時，正是他天生好爭善辯的性格促使他做了這個決定：借撰寫博士論文的機會，投入到對沃爾夫主義[23]的專題批判之中。沃爾夫主義，一種哲學學說，在當時可謂享盡整個學術界——自然也包括福斯科爾在哥廷根大學的那些教授老師們——的臣服與膜拜。儘管他與他們之間存在觀點上的根本差異，福斯科爾的工作還是引起了極大的關注和賞識。遂即不久，他就被授予了一項至高榮譽，並且成為當時得此榮譽的最年輕者：這位年僅24歲的博士被推選為德國國家科學院[24]的准院士。
因此，當福斯科爾在1756年秋天回到母校烏普薩拉大學時，他已經成為頂尖學術圈裡的精英人士。就在回歸後的這段時間裡，他投身到了批駁工作中，以筆為武器，與德國和瑞典的那些批判他博士論文的學者展開了唇槍舌戰；而他所給出的回應，無不顯示那是來自一個敏銳聰慧而又冷酷無情的頂級辯才。仿佛一夜之間，福斯科爾聲名鵲起；但與名聲幾乎同時到來的，是一個接一個迅速湧現的敵人。這些敵人原本是笑語盈盈慈眉善目的支持者，只因他兵鋒所指刀劍無情，令他們深覺自身被辱掠侵犯，於是轉身之間，就站在了他的對立面。他有著天才級別的才華，只此一點力挫群雄，是情理之中，原本無可非議；但又恰恰是因為他恃才傲物甚至放曠，不懂得收斂鋒芒，由是招致猜忌，不被容納，反被視為大患，不可原宥。等到幾年之後，隨著另一篇充滿爭議的論文橫空出世，福斯科爾也再一次暴露於睽睽眾目之下，腹背受敵——烏普薩拉各個大學的全體教職員將會群起而攻之。所有覺得自己曾被福斯科爾蔑視過的人，都想趁此機會狠狠打擊他一番。彼時對於這篇論文的函復便是報復手段之一：回函簡要說明了此文引起的反響，並駁回了他刊登發表這篇論文的要求。
就這篇新論文而言，彼得·福斯科爾在其中大膽地提出了一些觀點，比起任何對沃爾夫主義的純粹批判，這些觀點都要顯得更加異端。因為他提到的都是平民百姓並不了解甚至是一無所知的事——「禍患」之處恰在這裡——仿佛能夠一語驚醒夢中人。但他這麼做，卻在無形中給自己再一次樹了勁敵，而這些勁敵可不是哥廷根大學和善可親的教授們，這一回的對手要危險多了——他打到了國家權勢集團的營地。至於那篇引起軒然大波的論文，是他用拉丁語和瑞典語創作而成，題目就叫作「論平民的自由」（Thoughtson Civil Liberty）。雖然他寫作這篇論文的時候，瑞典已經不再是君主專制的國家。但在當時，任何新著作要發表，都必須先呈報給上面，經過國家政府的查看，即「帽派黨」的仔細審核。換言之，國家檢查委員會對所有手稿實行的審查制度，意味著言論自由其實是處於高度密切的監管之下，這甚至要比瑞典國王享有獨斷權的時代更為封閉專制。
正是在這種制度之下，福斯科爾提出了捍衛平民自由的論點，並以此為中心，闡述了20條清楚明確的理論依據。他首先聲明，對於一個人而言，除了生命本身，沒有什麼比自由更寶貴。而威脅公民自由的唯一危險因素，恰是來自國家中那些憑藉官職、等級、金錢而擁有無上權力的人，因為他們會濫用手中權力，不惜犧牲他人利益，來為自己謀得好處。甚至有些共和政體也是穿新鞋走老路，他們打著自由的名義，許政府官員以空頭支票，到最後大多數人還是淪為統治階級的奴隸。因此，權力為國王一人所有，比掌握在人民手中更加危險可怕。過去在查理十二世的統治之下，瑞典的子民、物資、金錢，統統被榨乾，然而百姓仍舊維持現狀，只因這個英雄曾經保衛過祖國。但最終他還是沒能守衛祖國，恰恰相反，他是那個一手將之毀滅的人。可見，反抗這種獨權謀私的行為，就是一種自由，要公開聲討任何與公共福祉背道而馳的事情。因此，平民自由應當包含有限的政府權力，和無限的言論自由。如此，也是政府保障國家安定的最佳經略——壓迫的統治只會引發暴亂和武力。讓普羅大眾用筆桿子去表達他們的不滿，而非用劍，不是更好嗎。人若無法擁有自由，何談捍衛自由？
這番言論，可謂字字如矢，句句中的。但總而言之，實在太過犀利：此文一旦發表出來，被聲討的權勢集團如何容得下？因此所有高等院校都拒絕了這篇論文的刊登要求，他們希望就此掐滅這個或許會引發一場「爆炸」的苗頭。可福斯科爾何許人也，他的固執和自信，豈會允許自己因幾所大學行政管理人員的阻撓就輕言放棄。自然不會。收到這些回絕後，福斯科爾遂即向國家檢查委員——也恰恰是他的敵方大本營——提出抗議，投訴所有大學對其論文發表不予通過一事。結果可想而知。瑞典最高審查機構當即就肯定了那些行政部門的做法：這篇論文含有危險的思想觀念，不能予以刊登發表。但福斯科爾也拒絕接受國家檢查委員會的決定，遂正式提交書面申訴，而對方卻未予置評地駁回了。面對駁回，福斯科爾依然故我，又給上面寫了一封信，不過這次他主動表示文稿可作修改，只要是國家檢查委員會認為不正確的地方，他都可以改。然而這個提議也被拒了。福斯科爾又寫了第三封信，懇請對方給自己一份詳細的說明，為什麼始終不給通過，到底是哪些內容他寫錯了，或者不該寫；並且重申道他可以改正那篇論文中出現的任何錯誤。這封信照樣也被回絕了。常言道，事不過三——福斯科爾決定進行一場公開的戰鬥。他跟一位印刷商簽了協議，以自費方式在瑞典出版了這份手稿：1759年11月23日，這篇《論平民的自由》首先在烏普薩拉大學「出版」，由薩維烏斯[25]初版印刷了500份。等最後一份也印刷完畢，福斯科爾就親自將這整整一版的文稿全部裝訂成冊，並在這天下午分發給了烏普薩拉大學校園裡的學生們。
這時，隱形的武器開始真正對準這位只想通過筆桿子來捍衛自己權利的年輕男子。國家檢查委員會由此頒布法令，沒收這篇論文；同時下令給大學校長，把散出去的小冊子全部召回。而作為大學校長的卡爾·馮·林內烏斯，這位深受福斯科爾愛戴的老師，將當時搜集到的79份論文複本，全部付之一炬。福斯科爾當然對這次沒收行動表達出強烈抗議，緊接著，他就被傳喚審訊了。在面詢過程中，他被要求放棄那番自由聲明，公開認錯，並被聲色俱厲地威脅道，倘若還不知悔改，那就等著接受法院的審判吧。但福斯科爾拒絕了。他不會放棄自己的主張，更不會公開認錯收回前言，哪怕是一個字，他都不會收回。於是事態愈演愈烈，公共輿論都聚焦在這個固執的年輕學者身上，對此，國家檢查委員會開始不安起來，他們竭盡全力去平息這件事——雖然能做的不過是給他一個警告。
福斯科爾也注意到了敵方的猶豫，遂而不但拒絕接受他們的警告，還在平安夜這晚，向瑞典國王提交了一封請願信。在信里，他向國王詳細講述了這篇被沒收的論文內容，並藉此著重闡述了其中關於捍衛自由的幾點重要性。但國王並不贊同福斯科爾所寫，不過為大局計，他還是得對此下達一條「嚴肅而必要的懲戒」命令。要知道國王的決定是無可非議的。在寫過一次，兩次，繼而多次都無果後，福斯科爾只得讓這件事不了了之。可是如今看來，很明顯這場戰鬥他打贏了。因為就在此事過去幾個月後，1760年的瑞典議會大會成立了一個委員會，旨在商討「出版自由」（the freedom of press）的相關事宜；1766年，瑞典頒布《出版自由法》，書報審查制度廢除——筆桿子最終戰勝了劍。到那時，這個「出版自由」的捍衛者和得勝者，曾經的年輕鬥士，卻已經離開人世三年了。
在與瑞典當局漫長的鬥爭過程中，有一件事對福斯科爾極為有利，即他是服務于丹麥國王的。這種效勞的榮耀給他整個人帶去了一種權威光環，使人們覺得，甚至是不情願地承認：此人能得到另一位國王的賞識正是得益於他的先鋒思想和特立獨行。1759年9月，正當鬥爭進入白熱化狀態時，《瑞典水星報》（Swedish Mercury）就刊登了下面這則嘉許通告：
彼得·福斯科爾博士以自然歷史學家的身份，接受丹麥國王陛下的邀請，加入由陛下出資建設的一支學術遠征隊，前往東印度群島、考察地中海東部沿岸諸國及島嶼（包括敘利亞、黎巴嫩、巴勒斯坦等地）；因此，除卻在遠征中享有的諸多福利，他還會被授予教授的職稱和榮譽。毋庸置疑，這是教授自身價值體現的證明。在自然歷史領域，福斯科爾教授學識淵博，尤其對歷史比較語言學和東方語言學專研頗深，因此，他將被奉以雙倍的遠征考察酬金。
1759年的春天，經過和父親以及林內烏斯的詳盡商討之後，福斯科爾決定接受他原來的老師的邀請，加入這場丹麥遠征。雖說父親與恩師雙重出謀劃策，但這二人的出發點根本不同。林內烏斯是立即覺察到了罕有的可能性：要是他的忠實使徒真踏上這趟前往東方的長途旅程，那麼他就可藉此擴展自己的「收藏博物館」；然而父親擔憂的卻是兒子在遠征途中的人身安全，他擔心危險重重令人防不勝防，遂建議無論如何，要向求賢若渴的米凱利斯表示出不情願來，以此，儘可能把參加這次遠征的酬金往上拔高。
後來，彼得·福斯科爾終於答應了，也確實提出了很高的條件。從1759年1月1日起，直到遠征隊起程，他要求丹麥政府每年支付給他500里格斯達勒；至於遠征期間，他也堅持要求享有相同數目的津貼，膳宿和裝備的所有花費一併在內；酬金之外，他要求授予自己教授職稱；另外強烈表示，遠征隊應當在去德倫格巴爾的途中考察南非——一個被林內烏斯稱作「植物學家的天堂」的國家——並准許他在那裡為自己的恩師收集植物和種子。此外還有一點是他十分堅持的，即遠征隊的所有成員都應處於同等級別。話雖如此，福斯科爾的這個強烈要求其實並不是期望整個組織成員之間享有民主關係的意思，恰恰相反，他只是藉此表明個人態度：同處一隊，若有地位在他之上的領導者，他都不願意也不打算承認其權利。最後一條是留作長遠計劃的，在這場遠徵結束之後，他應當被賜予一筆終生撫恤金，同時他也有權使用這筆撫恤金——在世界上任何一個適宜他生活的國家——豐衣足食安身立命。關於這筆撫恤金的數目，他在給米凱利斯的信中寫道，「對我而言，無論在這方面給出什麼暗示，都是不合適的做法；但皇室的饋贈，自然要配得上國王的身份才合適」。
這是目前為止，米凱利斯最難向伯恩斯托夫開口的一次，要知道，就連消失了的馮·黑文都不曾敢要求這麼多。在給丹麥外交部部長的信中，米凱利斯試圖對此輕描淡寫。至於福斯科爾要求的那項權力——用終生撫恤金在任何一個由他自己選擇的國家安身立命——米凱利斯在信中寬慰地寫到，自然而然，這個國家是丹麥無疑了。他之所以這麼說，也是想讓自己擺脫這份干係，其實在剛收到福斯科爾的信時他就這麼想了。因為後者在信中還是慣常生硬的傲慢語氣，單刀直入，咄咄逼人：「若涉及思想與言論的自由，那我是不會臣服於權力的束縛及控制的，畢竟這種情況我在瑞典遇到了，不能保證丹麥就沒有。」如此一來，米凱利斯便憂心忡忡地將這封請願信寄向了哥本哈根，他覺得裡面提到的諸多要求肯定不會被通過。沒過多久，伯恩斯托夫回信了。丹麥國王很高興可以幫助福斯科爾先生在學術界裡立住腳跟，當然了，也會滿足他的要求。
由此，1759年的7月21日，丹麥外交部部長同意了福斯科爾提出的所有條件。但因為馮·黑文的神秘失蹤，同年10月，遠征隊沒能跟隨輪船一同出發前往德倫格巴爾；一直到了第二年福斯科爾才收到通知，命令他9月抵達哥本哈根。
待在瑞典首都的最後那段時間裡，福斯科爾做的最後一件事，是請人給自己畫了一幅肖像。畫上男子看起來非常強健，志向高遠：眉眼之間透著傲氣，以淡漠的目光投向看著他的人；面部表情舒朗柔和卻又有所收斂——絲毫看不出慈悲或迎合的跡象；只是略微外凸的下唇暗示著，這外表的平靜掩蓋著他內里危險而易急躁的性情。他的毛皮大衣敞開著，右手插進口袋，使他的上半身輕微向後仰，給他帶來一種不動聲色的高貴氣質，但卻不是那個時期人物肖像畫上常有的那種自命不凡和自我陶醉。福斯科爾的確胸有成竹，但他不狂妄自大。畫上的男子堅定如鐵，精力充沛，他不是以各種卑劣狹隘的手段來延遲出發的那類人，他清楚自己的價值。要麼就一無所得什麼都不做，要麼就是每年500里格斯達勒的酬金，並全力以赴。
待那幅人物肖像畫完成，福斯科爾就告別了家人和朋友，動身離開了。林內烏斯希望他能給自己寄回來一截正道花期的香脂樹枝，希望自己能在有生之年得見此樹模樣，按照其特徵做好分類編目。他曾在《內梅西斯·迪維納》[26]一書中寫過，那一天他的愛徒來告別時，說話結結巴巴的，有幾分口吃。林內烏斯覺得這是不祥之兆。同樣的情形還發生在他的另一個很有前途的使徒學生身上，那個年輕的彼爾·勞弗令[27]，當時也是在臨行前順道過來拜望恩師，說話也是磕磕巴巴的不順當。和福斯科爾一樣，勞弗令也是一名植物學家，在前往南美庫馬納[28]的遠征考察途中，他身染瘧疾而在痛苦中死去。
1760年9月20日，彼得·福斯科爾作為最先抵達丹麥的遠征隊成員，受到了伯恩斯托夫「最莊重的」禮儀接待。幾天之後，他被引見給隊里另一位成員。那是一名年輕的德國測繪員，恰在他抵達哥本哈根的那天從哥廷根出發。福斯科爾了解到，後者是以數學家和天文學家的身份加入遠征隊的。他叫卡斯滕·尼布爾，給人感覺非常謹慎小心，沉默寡言，總是一副羞怯的樣子。顯然，福斯科爾的民主平等觀念並不包含對大學學歷的一視同仁，他仿佛降貴紆尊般地和尼布爾打了個招呼，態度專橫。他早就聽說了這個「星辰瞭望者」的一些情況，並未覺得他有什麼過人之處。據他所知，尼布爾既不是教授也不是博士，現在看來，他連碩士都不是。他就是一個地籍測繪員。僅此而已。乏善可陳。
4
卡斯滕·尼布爾來自弗里斯蘭省[29]的平原沼澤地帶。1733年3月17日，他出生在海邊濕地的一個小農場裡。父親和爺爺都是農場主，讀書識字對於那個家庭來說，毫無實際用處。除了在禮拜天去聽牧師講道之外，其餘時間裡他們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黃土背朝天，日復一日。尼布爾一家雖然有自己的土地，但仍舊生活清貧，勉力生存：年久失修的屋外廁所、冬天裡瀰漫不散的海上大霧、女人牙齒脫落、孩子感冒咳嗽，這些常年都是生活的一部分。他們從來沒好奇過阿拉伯菲利克斯那兒究竟有什麼；他們養的牲畜被拴在外面的沼澤地上，那些潮濕的奶牛悲哀地凝望著，仿佛在為他們遺憾，為什麼這戶人家既不會讀書也不會寫字。
對於一個貧窮而孤苦但終會獲得財富和聲望的小男孩來說，在這樣的環境中度過人生的童年時光，仿佛是童話故事裡必須滿足的先決條件。還不滿六個月時，他失去了媽媽，而後便由繼母撫養；等他長得再大一點，他就得習慣在農場裡工作了；後來又經歷了漫長的遊說，父親尼布爾才不情願地同意，把他送進學校；但後來父親也去世了，叔叔作為監護人便中止了供他上學這件「蠢事」——然而這時的卡斯滕不過才剛學會閱讀。由於他分得的遺產都不夠用來買下原先的那個農場，無奈之際他只得留心有哪方面的教育培訓是自己能夠支付得起的。至於以前那種學校教育，他必然與之無緣了，因為要學的東西太多，而花費又太大；這也是為什麼他後來選擇從事音樂，並寄希望於成為一名管風琴樂手。他學習拉小提琴、吹長笛——據說當時的腓特烈大帝也會在他的波茨坦王宮（無憂宮）里演奏長笛。然而好景不長，他叔叔認定這種形式的教育也是多餘的。於是卡斯滕·尼布爾的「學業」再一次被迫中止了。
時間一晃而過，眼下他已經16歲了，性格有些內向，但身體強壯健康，雙手充滿力量。青壯小伙子自然是要去工作的，何況他從小就在農場長大，打理農場再合適不過。這不，他的監護人給他安排了一個好去處，就在阿爾滕布魯赫（Altenbruch）的沼澤濕地社區：和父親一樣，叔叔名下也有一個農場，尼布爾剛好可以在這裡「學以致用」。毫無疑問，這回和以往短暫的求學經歷不同——他和叔叔一待就是四年。四年之後，他已長大成人，終於可以安排自己的未來了。細心的他留意到，由於缺少對沼澤濕地的精準測量，當地農民只要在土地使用上出現了什麼分歧，都必須得大老遠地跑一趟，去漢堡那邊請專業人士前來幫忙。也就是說，這個地方沒有自己的地籍測繪員。因此，在切實而冷靜的考慮過後，尼布爾決定承擔起這份職責。他必須成為一名測繪員，此外別無他志。但是不管怎麼說，他得先讓自己接受這方面的必要培訓才行。由是，同樣在22歲這一年，馮·黑文早就獲得了神學和語言學的學位，福斯科爾也忙著準備有關沃爾夫主義的博士論文，而卡斯滕·尼布爾，才剛剛進入漢堡的一所學校，在某張長椅上坐下來，開始學習字母和九九乘法表。
多虧了父親留給他的那筆遺產，尼布爾才能支付得起必要的私教課程；只用了一年時間，他就可以進入語法學校學習了——儘管其中的研習課程非常有限。1757年，也就是米凱利斯和伯恩斯托夫商量「阿拉伯項目」的第二年，尼布爾獲得了哥廷根大學的入學資格，並且拜在克斯特納[30]教授門下學習數學。克斯特納很快意識到他是一個悟性極高的學生，遂助他申請了獎學金，以支持他繼續學習接下來的包括天文學在內的相關課程，購買必要的天文儀器設備。尼布爾完全沒想過會遇上這等幸運的事。對於從小在沼澤地長大的鄉村小伙兒來說，大學世界簡直就是一個處處充滿快樂的知識殿堂。數學和天文學的原理、定律及法則，讓他看到其中純粹而又清晰的真理，各種存在有條不紊，各種現象也可以被解釋，在這個空間裡，與之有關的一切都仿佛充滿了光。尼布爾萬萬沒想到，如此難得的幸運竟然又一次與自己撞個滿懷：眼下他剛剛得知，自己的名字和丹麥正在計劃的一場史無前例的遠征考察聯繫在了一起。
許多年以後，當再一次和自己的孩子提起這一天時，尼布爾稱其為「改變人生走向的日子」。以下便是他的兒子，準確地說，也就是那個喜歡高調頌揚的B.G.尼布爾 [31]（Barthold Georg Niebuhr）所做的記錄：
那是1758年夏天的一個午後。克斯特納教授剛剛結束了一場國家科學院召開的會議。此時此刻，他徑直走進了我父親的房間。「要是讓你去參加一場阿拉伯的遠行怎麼樣？」他問道。「若有人報銷的話，為什麼不去？」父親如是回道。他對家鄉無牽無掛，迫不及待地想要看看這個世界。
「丹麥國王會負責所有開銷」，克斯特納隨即將整個計劃都告訴了父親。父親立即表態要加入遠征隊。這項提議正中他心，遠征、考察、探險，這一類的事業，他的確渴望已久了。但表態的同時，父親也說了兩點顧慮：儘管他內心懷有對科學和真知的最高崇敬，可他還是會懷疑自己，能否勝任這項工作，又能否在這樣一場遠征中真正起到一點作用。克斯特納讓父親放心，他保證會有足夠時間讓父親做好充分準備，在準備過程中，除了目前正在學習的課程之外，父親還可以拜在邁耶教授[32]門下研習天文學。由於父親非常勤奮，意志力也堅定，克斯特納自然對他深信不疑。所以眼下父親唯一缺少的就是邁耶教授的支持，只要後者同意指導他學習，那就什麼都好說。於是當天晚上他就去拜訪了邁耶教授。然而，後者並沒有像克斯特納一樣對此事表現出極大熱情，相反，他告誡父親，在任何毫無後路可退的抉擇面前，切勿草率決定，尤其是在自己根本不了解將會面對什麼樣的艱難險阻的時候。不過話雖如此，邁耶還是答應了指導父親研習天文學的請求。
緊接著就在第二天，父親去向米凱利斯毛遂自薦。米凱利斯不以為意，只是將他的快速決定視為年輕人的一時衝動，並勸父親三思而後行，讓他等一周再來給出答覆。一周時間過去了，父親並沒有任何動搖，他十分堅定地表明了自己的決心。這一回，米凱利斯接受了。
伯恩斯托夫也批准了卡斯滕·尼布爾的請命，承諾給他充足的時間做遠征準備，並發放一年的補貼——相當於馮·黑文在過去兩年中所享受的津貼。自那時起，卡斯滕·尼布爾的生活重心便徹底轉移到了此次遠征的準備工作上：他繼續學習為輔助地理測量而必需的數學知識；努力拓展自己的歷史學知識；訓練自己在機械方面的實操能力，這樣一來，如果儀器出現問題，他自己也能修好；另外還有兩點，也是準備的重中之重，即跟隨米凱利斯學習阿拉伯語，接受邁耶的天文學「一對一輔導」。
阿拉伯學起來的學習的確任重道遠。尼布爾在複雜的語法面前失去了耐心，他覺得米凱利斯太容易拘泥於理論的細枝末節。幾個月之後，他仍舊停在課本第一頁上毫無進展，就索性放棄了。而另一方面，邁耶——這位在學術界舉足輕重的數學家——對他的教授，令他身心暢達；他們師徒二人，學得迫切，教得懇切，教學相長，好不熱烈。邁耶發現了一種通過觀察解讀月相來確定經度的新方法；就像林內烏斯和福斯科爾之間的關係一樣，前者把後者參加阿拉伯遠征當作是為自己擴增植物標本收集的一個機會，邁耶也在尼布爾身上發現了一個意料之外的機會，即可以將他的那些理論統統投入試驗。尼布爾承諾，基於邁耶在那時尚未發表的月亮圖表，他會應用邁耶的方法，竭盡全力來完成經度的推算工作。作為交換，邁耶也積極投入對尼布爾的儀器設備的詳細研究中。他們一起設法弄到一台象限儀[33]，尼布爾想用它來測量太陽和其他恆星的地平緯度，還想用它來對地球進行角度測量。為了儘可能地測量精準，邁耶甚至會親自動手來校準儀器。我們可以想像他倆為這項工作俯身彎腰的樣子：尼布爾認真地觀看著，同時，邁耶相當謹慎地記下這台新象限儀所顯示的度數。每當邁耶擦拭儀器時，光照在平滑的銅台上，映成一面小鏡子；他們眉頭緊皺，沉默不語，而這個時刻，往往充滿了無限崇敬，就如我們在首次邂逅「星盤」[34]這一概念時的反應。星盤，往後我們還會經常遇到這個詞，因為卡斯滕·尼布爾將會用它測量阿拉伯菲利克斯。
由於馮·黑文的失蹤，尼布爾的這段準備時期比最初預估的要久一些。直到1760年9月29日，也就是米迦勒節[35]這一天，他才離開哥廷根，坐上開往哥本哈根的郵政車。抵達後不久，他就被引薦給著名的彼得·福斯科爾。在這位男士面前，他深知自愧不如，儘管對方只是年長了一歲，卻已經取得如此多的成就。相應地，他們會面時的氣氛也一點都不活躍。福斯科爾先生看起來心事重重，與這位未來的同伴交流時也只是心不在焉地回應著。
但和伯恩斯托夫坐在一處的時候，情況就好太多了。這位外交部部長十分友好，會帶著慈父般的喜悅傾聽他。當尼布爾情不自禁地給他展示自己的新星盤時，伯恩斯托夫便問道為什麼不把這個儀器所花費的賬單寄給他報銷。尼布爾直截了當地回答說，他目前正接受著丹麥國王賜予的補助金，所以他認為理所應當是自己來支付買星盤的錢。當時的情景可想而知，伯恩斯托夫坐在一旁定定地看著他，手托著下巴聽他講著，若有所思地點頭稱是。或許他也會在某一瞬間忽然聯想到，那些流入馮·黑文手中的無止境的旅行花費和津貼，還有滿足福斯科爾要求的所謂的教授薪資和終生撫恤金。但無論如何，他還是告訴尼布爾，丹麥國王將會且理應支付儀器的相關花費，此外，伯恩斯托夫以個人名義提出，如果尼布爾先生願意擔任遠征隊的財務負責人一職，那麼他將會不勝欣喜。他還提到了瑞典植物學家彼得·福斯科爾通過自己的提議而被委以「教授」之事，遂問及尼布爾是否有意擁有相同頭銜。尼布爾反倒被這個提議驚住了，忙回答說他還沒拿到學士學位。伯恩斯托夫則又問他是否願意擔任隊長一職。尼布爾極難為情地婉拒了，說自己實在是太年輕了，他還鼓起勇氣向部長坦言，只要能給他一個工兵上尉的頭銜，他就很滿足了。
「作為一名工兵上尉，如果能夠為大家提供精準的觀察與測量，我便會感到十分光榮；但作為教授或者隊長，如果大家知道我在高等數學的高深領域並沒有什麼鑽研成果，我會覺得很羞愧」，他這樣說道。
伯恩斯托夫沉默地看了他一會兒。隨即決定委任他為「工兵上尉」，這個職位和地籍測繪員差不多。但尼布爾覺得恰如其分。由是，卡斯滕·尼布爾得到了允許，繼續做一個無名之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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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布爾抵達哥本哈根後沒多久，又有兩位成員即將加入丹麥遠征隊。阿斯卡涅斯[36]教授和厄德爾[37]教授共同擬寫了一份建議書，指出這個團隊理應增加一名插圖畫家，負責為收集的標本繪出逼真的素描圖像；此外，還需增加一名自然科學家，負責協助福斯科爾教授，同時擔當遠征隊的醫生一職。
對於第一個職位，新成立的藝術學院選出了一名畫家，名為格奧爾格·威廉·博朗芬。此人也是一名雕刻家，時年32歲，來自德國南部的紐倫堡（Nuremberg），曾應召前往丹麥，為貴族克萊文費爾特製作家族歷史的雕刻版畫。在哥本哈根，他拜在偉大的普賴斯勒 [38]門下學習，後者的學生包括後來蜚聲藝壇的克萊門斯[39]。與深受法國影響的克萊門斯相比，博朗芬繼承了那種更為粗獷，或者說有些粗糙的南德風格。作為一名畫家，他幾乎稱不上出眾，但也並非沒有天分。早在1754年，他就曾被皇家藝術學院授予一小枚黃金獎章，而五年之後，那幅他稱之為「摩西和燃燒的荊棘叢」（Mosesandthe Burning Bush）的版畫，則為他贏得了更大的榮譽與獎章。當時博朗芬自然沒有想到，幾年之後，他會親身走遍那片地域。除此之外，他的作品還是以顯赫人物的肖像畫為主，其中較為著名的，有《丹麥王室的畫像》，描繪的是奧爾登堡王朝[40]的諸位國王在腓特烈堡[41]里的執政畫像；以及相對來說繪作規模更大的，伊弗·羅森克蘭茨[42]的肖像畫。到後來，他負責完成了A.G.莫爾特克[43]的肖像畫，這幅作品，被普遍認為是他最成功的一幅，也正是這幅畫像為他贏得了丹麥遠征隊的任命。
身為畫家和雕刻家的博朗芬，的確是一個非常稱職的手工匠人，雖然他身上沒有十分耀眼的光芒，但他做事勤勉認真，一絲不苟，為人心平氣和，安寧溫順。他很少會有走極端的時候。即便是展露嚴肅的那一面時，說話也不刺耳，總會帶著幽默愉快的語氣。這也是性情使然。所以相處沒多久，其他人就覺得他是個友好和善的夥伴，從不惹是生非。雖說在極偶爾的情形下，這種愉快明朗的心境也會為思鄉的惆悵、憂鬱，以及孤獨感所籠罩，但博朗芬自始至終都兢兢業業，無論被要求做什麼工作；他時常會持續多天不間斷地工作，這份勤勞是出於自覺，而不是被動。因此，他也是遠征隊中唯一一個不會被牽扯到內部矛盾里的人。
不過，矛盾的第一次轉化就發生在另一個和博朗芬同時被任命的人身上，也就是被選出擔任遠征隊醫生一職的那個人。他叫克拉默，丹麥人，曾就讀於哥本哈根大學，跟隨來自德國的克拉岑施泰因[44]教授學習自然歷史學和醫學。相較於遠征隊的其他成員來說，我們對克里斯蒂安·卡爾·克拉默的情況知之甚少。1732年1月19日，他出生於哥本哈根，母親是索菲·卡斯，父親約翰·克里斯多福·克拉默是勳爵張伯倫·馮·普勒森的管家，毫無疑問，父子二人皆得益於這層關係——張伯倫時不時地能在宮中為這名年輕的醫學學生美言幾句。只不過克拉默直到滿21歲時才進入大學校園，七年之後，也就是1760年，他通過了醫學的畢業考試。他的博士論文是關於昆蟲的，聽起來很厲害，事實上卻是一部很乏味的作品，原創性很低，當時只是為了確保自己能拿到為加入丹麥遠征隊而必須具備的那個頭銜，於慌忙倉促間趕製出來的。1760年12月29日，克拉默被授予博士學位——距離遠征隊從哥本哈根出發只剩六天。除卻這篇博士論文，他的作者身份也就僅限於1759年出版的一本書。至於那本書的內容，我們則是一無所知，其實坦白講，即便那書就擺在面前，我們也不見得想了解其中到底寫了什麼。做個不太恰當的比較吧，這種不感興趣的程度，就好比我們看到福斯科爾關於「出版自由」的作品時，那種很感興趣的程度。因為光看它的題目就已經足夠了：《金絲雀及其護理》（Canariesand Their Care）。
和博朗芬一樣，克拉默溫文爾雅，友善和氣。但在他的專屬領域裡，他並沒有展現出什麼過人能力，在其他方面也是庸碌無為。由於這些品質，或者更正確地說是他所缺乏的這些品質，讓他像一塊無足輕重的，也許忽然就遭遇山體滑坡的小石塊。
對於彼得·福斯科爾來說，他尤其不能接受克拉默的加入。因為這個瑞典人從斯德哥爾摩離開時，還有一個老鄉與之一同前往哥本哈根。老鄉名叫法爾克[45]，比他低一屆，也是林內烏斯的使徒之一，也被認為是前途光明的植物學家兼自然歷史學家。在徵詢過林內烏斯的意見之後，福斯科爾問法爾克是否願意前往哥本哈根，因為這樣他就可以盡力引薦他來擔任自己的助理，從而助其加入丹麥遠征隊。而法爾克想的是，他不僅能憑藉這個機會成為非常重要的個人助理，同時他也會是那個職位僅次於福斯科爾的人，這意味著由他來做那件事會更加方便——把植物標本直接寄給熱切盼望的林內烏斯。
因此在抵達丹麥後不久，福斯科爾就向伯恩斯托夫提交了一封請願書。伯恩斯托夫呢，其實在很早之前就已經表明自己的態度——他已經做好心理準備以接受福斯科爾最過分的請求。而這一回，福斯科爾提出了四項要求。一是他想得到一份擔保：遠征隊將會在林內烏斯最喜歡的國家——非洲大陸南端的好望角——短暫停留；二是他想獲得一個許可：給林內烏斯寄種子、植物以及其他標本；三是他想開設一個賬戶：以報銷所有的特殊花費；四是他想要一名助理：即同樣來自瑞典的約翰·彼得·法爾克先生。
最末這條是有些放肆了，因為當時福斯科爾明明已經知道，他的助理已經選好了，就是那個丹麥人克里斯蒂安·克拉默，但他還是送出了這封請願信。然而，在他抵達哥本哈根四天之後，情形如何已一目了然。當時他給林內烏斯寫了一封信，信中提及讓丹麥政府接受法爾克的重重困難。「這是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他寫道，「一方面我得注意言行，不能冒犯他們；另一方面，和一個不靠譜的人共事，還不能讓他拖累了我，反正不管怎麼說，兩下里都不是容易事兒。我會盡我所能為自己謀權得勢的。」
其實我們已經看過福斯科爾是如何「為自己謀權得勢的」了：當初他筆戰群儒，將那篇博士論文的批評者們擊得潰不成軍；後來在「出版自由」論戰期間，他也是橫眉冷對千夫指，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在過去的兩回對抗中，他都捍衛了自己的權利；在過去的兩場戰鬥中，他都不得不做出選擇，要麼對他的反對者發起反攻，要麼投降認錯，接受他們的觀點。而他在這兩種情況下的應對方針是一致且明確的，那就是衝鋒陷陣，絕不退縮。因此在當前他所面臨的情形下，福斯科爾仍舊清楚自己應是據理力爭的一方：毫無疑問，法爾克比克拉默強太多了。於是此時此刻，他依舊選擇了出擊進攻。
他提出的三項最重要的申請，都被伯恩斯托夫拒絕了。米凱利斯當然也不贊同讓遠征隊在南非停留——他可不想連累自己為此受責；再說了，這支遠征隊從一開始就是本著探索阿拉伯的計劃才被組建起來的——又不是為了跑到林內烏斯的理想國去尋找什麼植物標本。更何況這趟遠征是丹麥國王出資支持的，其間得到的任何成果，丹麥政府是絕對不允許他們寄往其他國家的，收貨地址有且只有一個，必須是丹麥。僅憑這一點，理由已是無可辯駁。但對於負隅頑抗的福斯科爾來說，仍舊有可乘之機。他決定還是要再用一點策略，來確保他的兩項請求都被滿足，因為他知道寬宏的伯恩斯托夫是非常容易打交道的人。那麼到後來究竟是什麼原因使他機會盡失呢？與其說是丹麥政府的強勢態度，不如說是禍起自身。特別是法爾克一事的再次要求。
此時請願書已上呈給伯恩斯托夫一月有餘，克拉默將會隨同遠征隊一起前往阿拉伯菲利克斯已是板上釘釘的事。在這個節骨眼兒上，福斯科爾又給伯恩斯托夫去信一封，信中他再一次要求讓法爾克代替克拉默。且看此信如何振振有詞：「哥本哈根雖然出於研究目的也成立了不少學術機構，但事實上這些機構都只是剛剛投入運作而已；相比之下，烏普薩拉的自然歷史研究則居於領先地位，也就遠比哥本哈根的成熟；眼下我的同事便能夠證明這一點，他有一封林內烏斯先生的親筆推薦信，此人深受先生教導，學識淵博，堪當大任。由是我就斗膽說一句，請您接受我的懇求。如果他能加入遠征隊，他能帶來的巨大成就便指日可期。然若以一個在自然科學最重要的領域都亟須補課的人而取而代之的話，那麼，我又能指望從他那裡獲得什麼幫助呢。」
如果說之前福斯科爾還剩一次可以說服伯恩斯托夫的機會，那麼現在的他，是真的已經用光用淨了。再有任何輕舉妄動都不過是徒增自己的愚笨。他只用了四五行字，就清楚分明地告訴了剛剛答應任命他為教授，並讓他得到終生撫恤金的丹麥政府：相比於瑞典，丹麥在自然歷史領域的大學教育不過是業餘水平；並且，相比於瑞典的候選人，丹麥政府為自己的遠征隊選拔的人是無能之輩。對於優先選擇法爾克一說，最初僅出於學術考慮，福斯科爾或許還有據理力爭的餘地，但就目前而言，如果丹麥政府把他反對克拉默的行為看作一種民族優越感的展現，那他就只能是迎風吐唾沫——自作自受了。
果不其然，這封信迅速激起了抗議。克拉岑施泰因教授早就有所耳聞，福斯科爾把他描述成一個鄉巴佬，說他連自然歷史標本的分類編錄工作都做不好，而且聽後者的意思，仿佛是世界上只有林內烏斯一人清楚這些事該怎麼做。而今白紙黑字，說自己的學生不及林內烏斯的學生。他感覺自己被狠狠地羞辱了，遂即找到伯恩斯托夫抗議此事，他說福斯科爾這樣過分偏袒自己的老鄉，其根源在於他們瑞典人的民族歧視。伯恩斯托夫認為他說得在理。於是福斯科爾的請願根本沒有商量的餘地，丹麥政府毫不猶豫地給克里斯蒂安·卡爾·克拉默下達了任命。
這下挑起了恩怨。福斯科爾一聽說這項任命，氣得直頓足，憤怒沖昏了頭腦，他當時就去找克拉岑施泰因理論了。我們永遠都無法知道兩人之間這次激烈會面的具體細節，但有幸的是，我們找到了克拉岑施泰因的個人陳述，就在一年之後他寫給林內烏斯的一封信里。雖然這些講述難免會有一邊倒的嫌疑，但總體來看和我們了解的福斯科爾的性情基本一致，應該是很接近事實的：
他是一個人來的。我很難違背自己的善良天性，所以還是格外友好地接待了他。但他卻時時充滿敵意，動輒發怒。剛一進門，他二話不說就開始譴責我，那麼多不堪入耳的詛咒、辱罵，劈頭蓋臉而來，讓我都忍不住覺得眼前這個人大概是發高燒了神志不清，不然怎會失控到這般地步。我回答他，這些辱罵冒犯的話，他不應該直接衝著我來，就是要撒氣也應該對著阿斯卡尼俄斯，畢竟是他帶頭給克拉默任命的。並且我也很不習慣這種對話方式。但他還是不停地說說說。後來我就失去了耐心，我對他說：「你怎麼可以到這裡來，就在我的家裡，羞辱我，何況我在這件事情上還是清白無辜的。你憑什麼？」這時他說：「哼，克拉岑施泰因教授！要是我公開說你比林內烏斯差很多的話，你不應該覺得這是在冒犯你。要知道能和林內烏斯相提並論，並不是件讓你羞愧的事。」「恰恰相反」，我回答他，「在這兒，在哥本哈根大學裡，即便你羞辱了我，國外的林內烏斯也不會如你所願被捧到天上去在這兒，是我，不是林內烏斯，在教授自然歷史。最起碼，我的學生不應為被灌輸這樣荒謬觀點：我不能勝任這門分支學科——的教授工作。就算在我心裡，我接受林內烏斯在我之上，那也是我自己的事。而至於你，我必須要強調的一點是，你根本沒有資格對此作出任何評價，因為對於我所做的以及我不了解的事，你都一無所知。」他隨即說道：「我無意要惹你生氣，但我要告訴你，在林內烏斯的對比之下，你就只能算個侏儒。」為了克制自己想要動手打人的衝動，我站起身，離開了沙發，回應道：「很好！我或許是個矮子，但也是那個站在林內烏斯肩膀上的矮子。」此番論罷，話題就轉向了遠征隊的其他成員。他開始了對克拉默的「機槍掃射」。但我建議過克拉默，不要參與跟這個狂徒有關的任何討論。畢竟就在我自己家中，此人都毫不猶豫地侮辱了我——他已經被自己的瘋狂吞噬了。
但福斯科爾並沒有善罷甘休。繼克拉岑施泰因之後，他又把矛頭轉向了伯恩斯托夫。11月24日這天，福斯科爾書面知會丹麥外交部部長：剛剛有個叫克拉默的學生來拜訪過我。那個學生聲稱自己被選定為我的隊友，且在即將到來的遠征考察中與我平起平坐。福斯科爾是要提醒伯恩斯托夫，他曾經要求過一個助理，但「由於這個新同事無論從哪方面來說都不是我的下屬，那麼我也就沒有這個義務去檢驗他是否合格。只不過我完全有理由假設，要是他沒有像我一樣充分研究過自然科學，而我們倆卻還被看作地位平等的話，這將意味著我得獨自進行研究工作，而他卻可以坐享其成。」於是福斯科爾再一次要求，把遠征機會給予「林內烏斯博士能力超群的學生吧，也就是之前向您推薦過的我的那位忠實可靠的朋友——法爾克」。如果伯恩斯托夫不同意，福斯科爾要求，至少允許他考察一下克拉默博士的學識，然後根據他所呈報的結果，再作定奪也不遲。
彼得·福斯科爾的這些話，徹底超出了讀信人的忍耐極限——即便是好脾氣的伯恩斯托夫。對於任命克拉默一事，外交部部長雖已確定無疑，但他還是感受到自己再一次身處壓力之下：福斯科爾要求任命法爾克，如果不能，此人便要試圖坐在判官的位子上，來評判一個已經被丹麥各教授以及丹麥政府認可接受了的學者。這個瑞典人的傲慢態度令伯恩斯托夫勃然大怒，以至於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裡，福斯科爾為丹麥國王效勞的未來地位也變得岌岌可危。但伯恩斯托夫非常清楚的一點是，在遠征隊起程之前，即便是擁有外交部部長大權的他，也無法再及時找到另一位植物學家替換此人。遂也只能是「罷了罷了」，事已至此。不過福斯科爾看起來倒像是得到了莫爾特克的支持（他曾為後者精心組織安排了哥本哈根的貝殼收集工作）。莫爾特克當然不會忽視，福斯科爾的性情有多離奇，相應地，他的天分就有多驚人。因此極有可能的一種情況是莫爾特克心知肚明。也就是說，首相大人在不動聲色的淡漠外表下，其實已經暗暗觀察到了這趟渾水的底：真正的問題，與其說是福斯科爾失禮冒犯，倒不如說事實上他是對的。
四天後，國王給遠征隊的各個成員下達了指示，包括對福斯科爾的明確斥責，以及對他最初寫給伯恩斯托夫那封請願書里的請求的駁回——以上這些都已經眾所周知。「由於我們政府支付著整個阿拉伯遠征的所有開銷，那麼理所應當，遠征隊一路上收集的任何東西，動物、鳥、魚等諸如此類的標本和材料，都要按照我們亞洲集團公司的地址直接寄回來，並且只能寄給我們，不准寄往其他任何地方。如果在這些收集中有任何副本是我們不需要的，那可以視情況而定，考慮福斯科爾教授的心愿。就如上文提到的，既然從始至終遠征隊的開支都是由我們政府獨自承擔，那麼相應地，承擔遠征事業的人選也是由我們自己決定。因此，在這裡，我們由衷地希望，候選人克拉默醫學博士做好準備，前往阿拉伯。」
作為回應，福斯科爾給伯恩斯托夫寄了一封更長的信，向他擔保，那不是民族歧視，而是對學術的關心導致他行為失控。他懇請伯恩斯托夫不要把他往壞處想——這樣的話會破壞他在工作中得到的所有樂趣；他還表明自己會接受所有安排。看過這封信後，伯恩斯托夫基本上已經原諒了這個不可一世的教授。但福斯科爾內心真實的怒火併沒有平息，它們都淋漓盡致地表現在另一封信里了，也即他在向恩師林內烏斯傾訴衷腸時，對克拉默的醫學論文作了如下評價：「我的隊友同事克拉默最近以一篇題為『丹麥昆蟲標本研究』的差勁論文，拿到了他的醫學博士學位。但如果你翻閱一下，就會發現這其中並無任何新事，涉及昆蟲學的所有內容都抄襲了萊塞的研究成果；剩餘部分則源自您的《自然系統》。他們從瑞典買了一批昆蟲標本，都是早就貼好了標籤的。現在他們想像真正的專家一樣大展鋒芒，這真是天大的笑話。」
他給林內烏斯的這封信寫於1761年1月1日，距離遠征隊起航僅剩四天時間。有關克拉默的糾紛一直持續到1760年年末。隨後這齣鬧劇卻忽然向著始料未及的劇情展開：一個新人物突然出現在熒幕上，並占據了中心——身為碩士的弗里德里克·克里斯蒂安·馮·黑文，從羅馬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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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次聽說馮·黑文的消息，還是1759年4月，當時他從法蘭克福給伯恩斯托夫寄了一封信，匯報自己歷經六個月煎熬後，終於要離開哥本哈根，踏上前往羅馬的旅途。但是從那之後就完全陷入了一片沉寂。沒人知道這位丹麥學者在做什麼。同年8月，米凱利斯不得不向伯恩斯托夫提議，找馮·黑文的親戚要他在丹麥的地址。有關這方面的探詢貌似也沒什麼結果：馮·黑文消失了。1759年10月，丹麥前往德倫格巴爾的輪船起航了，但學富五車的遠征隊並不在上面。
直到遠征方案的計劃被徹底打亂——馮·黑文終於成功地把個人的準備時間足足延長了一年之後——伯恩斯托夫才收到此人的一封來信。這封信是1759年11月11日寄到丹麥的，按理在這個時候，馮·黑文應該已經回到哥本哈根很久了才對。而現實卻是，他躊躇滿志、畢恭畢敬地向部長閣下宣布，他才剛剛抵達羅馬。這趟旅途占去他一年時間不說，除去即時旅費開支，還花掉丹麥政府一年500里格斯達勒的津貼。
在給伯恩斯托夫的信中，馮·黑文以巧妙的藉口為自己鋪設了整整一路。他說起自己在5月22日那天是怎樣離開法蘭克福的：經由美因茨、斯特拉斯堡、巴塞爾、伯爾尼、日內瓦、尚貝里、都靈、熱那亞，最終在7月20日這天抵達來航[46]。「如果從這兒出發直接去往羅馬，八天內應該也能抵達。但出於對羅馬糟糕的夏天氣候的顧慮，阻滯了我前進的計劃。所有人都在警告我別去。面對他們善意的提醒，我實在是找不到可以反對的理由；同時我內心也十分清楚，我所肩負的使命不允許我拿生活和健康來冒險——如果只是換來早到或晚到（×）[47]五周的結果。恰恰這時天不助我，羅馬果然像大家擔心的那樣。如此我便覺得自己應當前往佛羅倫薩。佛羅倫薩的氣候可真是溫和吶，到那兒以後，我充分發揮個人優勢，在大公的圖書館裡展開研習，隨即決定在那兒停留一陣子，把最糟糕的時節先過了再說。就這樣，前往羅馬的日子一直推遲到了9月中旬。但到那時，我又被一場感冒擊倒了，因此就又耽擱下來，這不，直到這月初我才抵達羅馬。」
在羅馬似乎也是一樣，總有層出不窮的種種困難來和他作對。早前那一回，米凱利斯跟他強調過，前往義大利首都來尋找阿拉伯語的教導是沒有意義的事，那裡沒有人會說阿拉伯菲利克斯的地方語言。但馮·黑文卻不以為然，他說重要的是自己要去那裡「加強東方抄本讀寫能力方面的練習」。如此說來，這也應該是他在梵蒂岡圖書館[48]唯一能做好的事了。然而，在抵達羅馬三個月之後，他寫信告訴伯恩斯托夫，眼下於每天的早晨和傍晚時分，一位來自敘利亞的神父會指導他阿拉伯語的學習；直到抵達四個月之後，他才報告說自己剛剛拿到了前往梵蒂岡圖書館的推薦信；五個月之後又說，多虧了一位法國大使，這封推薦信才成為一張進館的准許憑證。終於，在抵達羅馬六個月之後，也是他離開丹麥十八個月之後，這位學者總算展開了他的語言研究。然而好景不長，命運又對他動了動手指。3月22日，他給伯恩斯托夫去信，說，不幸的是，梵蒂岡圖書館只在早九點到中午時間對外開放。「但是」，馮·黑文又補充道，「相比於已故的，我更願意與生氣蓬勃的人進行探討與學習，加之我只能在早上見到我的敘利亞神父，如此一來，我就基本上沒有什麼空閒時間做別的事情了——在圖書館裡抄寫原稿抄本的工作得讓別人來做了」。
瞧，這個讓人不快的「巧合」到底是出現了。最後落得個什麼結果呢？待在羅馬的那段時間裡，馮·黑文連一份手稿都沒謄抄下來。但是他卻依舊要到了一筆額外的200里格斯達勒的旅行經費。
此時已經是夏天了。7月15日這天，米凱利斯寫信給馮·黑文，傳達皇室下達的相關命令：最晚9月底，遠征隊所有成員都要在哥本哈根集合完畢。丹麥國王將會報銷他們前來的路費。福斯科爾和尼布爾每人收到100里格斯達勒，考慮到馮·黑文的路途最遠，他便可以得到300里格斯達勒。
我們已經看到前兩名成員是如何服從皇室命令抵達哥本哈根的。但到了馮·黑文這兒，事情就又有了特殊情況。「閣下，這是無論如何都辦不到的啊！」他在8月16日給伯恩斯托夫的信里抗議道。「我已經沒有錢回返，承蒙閣下仁慈，就連上回國王陛下賞賜的那200里格斯達勒的津貼，我都沒有收到。我需要400里格斯達勒作為回去的路費。如果在下個月結束前，我能收到這筆錢（但估計是不可能的，因為從哥本哈根寄信到羅馬要七周時間）——我會即刻動身，11月就返回家鄉。」然而，馮·黑文明顯低估了這兩座城市之間的郵寄速度，因為這筆錢已經在路上了：200里格斯達勒的津貼加上另外一筆300里格斯達勒的津貼來報銷路費。也就是說，已經超出了他所要求的（400里格斯達勒）。他於9月中旬收到這筆費用，但並沒有立即動身返回哥本哈根。彼時尼布爾和福斯科爾已經坐上他們各自前往丹麥的郵車，而這位精於拖延的大師，卻依舊留在義大利，樂不思「丹」——而這個夏天那裡的空氣卻明顯不像他之前說的那麼糟了。
或許，要是馮·黑文知道後果的話，他會麻利點兒動身的。在哥廷根，米凱利斯教授對他迴避皇室命令一事感到義憤不平。8月25日，他寫信給伯恩斯托夫，懇請丹麥政府寬容馮·黑文並寄去他想要的全款，但在其他方面，他並不認可馮·黑文那些無禮失敬的說法。「一直以來，他在我心裡都是一個反覆無常、放任善變之人。唉，當時我之所以推薦他，主要是看重他的才華，儘管我與他也有過好幾次衝突。但不管怎麼說，從他的信里可以明顯看出，他的品格並不比遠征隊的其他任何成員高尚，不足以掌管隊里的各項事務，所以此次遠征的基金不能交與他管理——應當託付給尼布爾。」
我們可以看到，隨後伯恩斯托夫就接受了教授的建議。眼下馮·黑文根本就是在蓄意破壞伯恩斯托夫的計劃——但他也進一步毀掉了自己成為遠征領隊的機會。在收到丹麥寄給他的路費之後，馮·黑文又繼續在羅馬待了將近一個月才離開，因為（正如他寫道）有很多要告別的人和事，他不得不推遲他起程的日子。直到10月9日，他才到達威尼斯，原本打算只待三天就走，「但不如我願，我不幸又在這裡逗留了三天」。而穿過德國的路途，就更不用說有多慢了。10月28日，他離奧格斯堡已經不遠，他在信中為自己的慢騰騰作了一番解釋，並希望「得到閣下的諒解：設想一下，與其因為忽視必要的安全措施而使自己陷入意外及損失的危險中，還是安然無恙地抵達要更好一些，縱使會晚一點」。11月14日，他到達漢堡，再次需要休息一段時間；於是直到12月，他才回到哥本哈根。唯一令人遺憾的一件事是，再一次，丹麥前往德倫格巴爾的輪船起航了，但丹麥遠征隊並不在上面。
這艘輪船本來會帶著遠征隊踏上漫長的旅途，先繞過非洲大陸南端，前往印度東南部的德倫格巴爾，然後再千里迢迢回到阿拉伯菲利克斯，這也是最初的方案中保留下來的計劃；原方案假設的是讓丹麥殖民地的傳教士負責阿拉伯的調研考察。由於最後提到的這一點已不再是計劃的一部分，而前面的那一點（航行路線）卻沒有變更——就目前來說，執行下去並沒有什麼意義。馮·黑文也是最早發現這一點的人；他的返鄉過程如此緩慢，不僅是因為他一貫的散漫悠閒，同樣也是因為他想要扼殺計劃中這一不合理的部分。在8月23日從羅馬寄出的信里，他已經向伯恩斯托夫說明自己心中所想：「要是我們打算隨同那艘前往德倫格巴爾的輪船離開哥本哈根，那麼顯然，我就不指望自己能及時抵達了。因為無論如何，就算到了德倫格巴爾，也沒我們什麼事；並且它既不是最短，也不是最安全，更不是最佳路線。」馮·黑文指出，去德倫格巴爾的想法，本是源於最初的傳教士計劃；而他建議，遠征隊不如走最短的路線去阿拉伯：經由開羅、蘇伊士、紅海——（根據他聽說來的）這裡並不像米凱利斯教授以為的那麼危險。
馮·黑文並不是唯一一個思考過這條路線的人。1760年2月，米凱利斯收到一封「針砭時弊」的建議書，是某個時任皇家國務顧問、奧爾登堡地方行政長官的馮·哈梅爾先生寫給他的，此人一方面對德倫格巴爾的路線方案提出了尖銳批評，另一方面，他建議應該直接去往阿拉伯半島，說是讓遠征隊取道君士坦丁堡：「遠征隊的成員們可以先接觸那裡的商人，因為行商之人必然會走最佳最妥路線；同時可以向皇家派駐君士坦丁堡的丹麥外交大使請求支持，以幫助他們熟悉東方禮儀和風土人情。」
先前對於這一類方案，伯恩斯托夫是持反對態度的，但由於馮·黑文遲遲沒有回到哥本哈根，耽誤的兩月如今是既成事實，考慮到丹麥政府的利益，他接受了這個方案。12月14日，福斯科爾寫信給林內烏斯，說他們的路線有所變更：「我們將會乘坐一艘戰艦去往君士坦丁堡，由那裡再去埃及，而後從亞歷山大前往蘇伊士，順紅海而下到吉達[49]（也就離麥加很近了），從吉達出發後，沿紅海繼續航行，抵達阿拉伯菲利克斯的穆哈[50]。」
此次遠征的最終路線敲定了。馮·黑文的想法雖然被採納了，但他現在明白過來，自己的勝利是伴隨一場可恥的失敗而來的。和福斯科爾一樣，他會被授予教授頭銜，但他並不是遠征的領隊；所有成員不分等級，一律平起平坐。他也沒有被授予任何掌管資金的權利——遠征隊財務負責人一職由尼布爾擔當。
他聽到這些消息時仿佛遭了當頭一棒。他是隊里年紀最長的那個，除了年輕的克拉默，他也是唯一的丹麥人。為了這次遠征做自我準備，他接受國王給他的津貼差不多有五年時間了。然而現在他卻不是那個領隊的人。最初他沒覺得這次遠征會真正成行；當他意識到這是動真格的時，便開始了一系列無所不用其極的拖延策略。顯然，比起在阿拉伯的繁重工作，更讓他感興趣的是皇家撫恤金。當所有的疑慮都被打消，當所有的拖延策略都用過之後，如果還是必須參與到這場冒險計劃中去，那麼他至少也要讓自己舒舒服服的，他想的是由自己來做領隊，這樣一來，至少在分配艱難的工作時，他是掌握決定權的。他從一開始就這樣設想，正因如此，他才會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己是受保護的。他選擇讓其他人在哥本哈根等他兩個月，由此強行對方案作出了重要的變更；他從沒有一瞬間懷疑過自己的特權，他覺得自己在未來的遠征各項事務中必然也掌握著同樣決定性的權利。對此他深信不疑。這是他抵達哥本哈根時的想法；直到後來他獲悉自己並不是遠征領隊。那份支配權，那份財務掌控權，在很久之前就被移交到了一個比他大概年輕六歲的鄉巴佬手中。
馮·黑文不禁覺得自己被嚴重羞辱了。遠征即將成行，計劃是不會再變更了，只有天知道他日後將會怎樣一無是處——眼下的他自然是不知——他只清楚自己這回是無論如何也逃不掉了。除了當機立斷堅決表明態度之外，別無他法。放手一搏令他非常絕望，但也是他目前唯一的機會了：等到其他所有成員被召集到一起來會見新人馮·黑文時——根據後來尼布爾的記述——他要求將財務權移交與他；如果要採取投票表決的方式，他要求自己比別人多兩票，並擁有否決權。當被問及理由時，他相當狂妄地回答道，這是因為其他人都不及他有學識。
哦？是嗎。彼得·福斯科爾對此來了興致。
7
雖然在這件事情上，現存的信件沒有給我們提供進一步的線索，但明眼人都能看出來，從一開始，遠征隊這兩位教授之間就可謂劍拔弩張。福斯科爾怎麼能接受得了別人說他才疏學淺孤陋寡聞？誰說都不行，誰說誰不安生。再想想這兩人的個性特徵，一個是羅馬之行鍛造出來的藉口王兼拖延俠，另一個是為自由為法爾克戰鬥到底不知疲倦的詭辯才，天知道他們倆會生出多少事端。而那些後來看到悲慘結果的人，就事後諸葛亮地責怪伯恩斯托夫，沒有讓尼布爾從一開始就擔任這場遠征的領隊。有目共睹的一點是，由於他們的個人作為，福斯科爾和馮·黑文在哥本哈根都很不受待見；然而尼布爾，毋庸置疑是受到伯恩斯托夫最為深切關懷對待的那一個。但尼布爾畢竟是隊里最年輕的，不要忘了福斯科爾後來也只是冷漠地接受了那個「尷尬的年輕學生」。然而，當財務權移交給尼布爾這件事公諸於眾時，馮·黑文憤怒不平，福斯科爾卻保持了沉默。很明顯，他們倆在這一點上又是一樣的，即都無法接受尼布爾被授予的權威；再者，尼布爾謹慎小心、沉默寡言的性情，導致他根本不具備領導者的氣場。
一則是尼布爾發現自己很難做出影響他人的決策。他謙遜的本質，加上幾乎全靠自學的實際情況，都促使他內心時而產生對自己的隱隱懷疑，尤其是在自信心爆棚的馮·黑文和福斯科爾的鮮明對比之下。尼布爾先前已經謝絕了教授頭銜，而對任何讓他擔任遠征領隊的提議，他大概也會採取相同態度。天生不喜歡引人注目的他，更願意安安靜靜做事，如果一個任務可以靠自己獨立完成，那就最好不過。「抽象化、推測、臆斷，都不是他的方式；他需要將事物具象化。」他的兒子如是說道。尼布爾生來就是一個觀察家。他的能力既不在勇猛的決策上，也不在閃光的想法上，而是在耐心細緻的描述中——無論在他眼前擺著的是什麼。他曾經想要成為一名管風琴手，隱身於某個鄉村教堂的管風琴樓廂里，再現著那些由別人寫就的樂章，盡他所能。他曾經也想成為一名測繪員，獨自一人出去，在茫茫曠野中，儘可能準確地測定那些規定的邊界線。而最終，尼布爾滿懷熱情選擇的，是奔赴這場前往阿拉伯菲利克斯的遠征。
就遠征的所有成員而言，就這場冒險本身而言，他應該是最深受其吸引的那個。正如他兒子所說的，在阿拉伯沙漠裡等著他的任務，「與他內心深處的願望完全一致」。比起沼澤濕地的荒野環境，比起農場邊界線的枯燥劃定，他在沙漠裡的工作將會更加默默無聞，然而於離群隔絕之中，他卻可以測量繪製出一整張的國家地圖。他並不想要更多的財富，他也毫無野心將權力凌駕於他人之上。這個28歲的鄉村小伙子漠視榮耀和權力，卻對遠征考察滿懷希望與期待——不過恐怕只有他一人如此——至於丹麥遠征隊的其他胸有成竹、驕傲自負且能爭善斗的大學士們卻並不像他這般樂觀淡泊。尼布爾並不想要成為什麼了不起的人，只要能過得充實、快樂、幸福，對他來說就已足夠。
毫無疑問，伯恩斯托夫很快便意識到，不只是福斯科爾和馮·黑文絕不接受尼布爾擔任領隊的問題，實際上是尼布爾本身也不適合這個角色。為了讓他成為財務負責人，伯恩斯托夫可以說是盡己所能地在幫扶他。而另一方面，按照馮·黑文的強烈要求，路線方案的規劃早已調整完畢，他會堅決執行這一決策。反正眼下無論如何是沒有時間再對遠征方案作任何變動了。1760年12月21日，風帆戰艦「格陵蘭號」已經在哥本哈根城外的錨地泊定。除了五位學者之外，皇室還會再派一名侍從隨同前往。此人名叫貝里格倫，瑞典人，體格強健，沉默寡言，之前曾為一名與普魯士作戰的騎兵上校（colonel ofthe Hussars）效勞。他們六人都已接到命令，為即將出發的行程做好準備。隨後在聖誕節之際，卡斯滕·尼布爾接到國王給丹麥遠征隊下達的最終旨命——由43段組成——以下便是其中最重要的遠征要求：
遠程隊將乘坐「格陵蘭號」戰艦前往君士坦丁堡，在那裡中轉前往阿拉伯菲利克斯。只要心中時刻記著此次遠征的目的，那麼一切考察收穫皆有可能。
此行路線有如下安排：經由君士坦丁堡到亞歷山大、開羅；穿過埃及去西奈；順紅海而下到穆哈。遠征隊成員的通行證和推薦信，將由國王陛下派駐君士坦丁堡的外交大使提供。至於遠征隊在阿拉伯菲利克斯的停留時間，初步暫定為兩年，如有必要，三年也可。
你的首要任務是盡你所能學習阿拉伯語，在這個過程中，植物學家和語言學家將會協助你。
你等需要穿越阿拉伯腹地，同時也要完成沿海岸線的旅途。此行我已安排一名醫生與你等同行，那麼在不危及生命的前提下，我也希望你等能夠不懼艱辛勞苦，對那些致命疾病橫行的大量地區進行走訪考察。
遠征隊的每位成員都需要寫日記，條件允許的情況下，要時常寄副本回來。
遠征隊成員在穆斯林面前要謹言慎行，要尊重他們的宗教，在穆斯林婦女面前要舉止端莊，不得放肆，不得過分親密。
2000里格斯達勒用於購買手稿，但注意價格需合理：2/5分配給語言學家，2/5分配給植物學家，1/5分配與你；購買種類：自然歷史、歷史、地理的筆跡，以及任何有關希伯來語《聖經·舊約》的古代手稿、抄本，阿拉伯語翻譯的《聖經》抄本，尤其是那些最古老的、有別於現在使用的語言體系的文本。
各成員需要勇攀學術高峰，全力以赴解答疑難，無論是由米凱利斯教授提出的，還是其他歐洲學者寄過去的。解答的副本需和日記一起寄回。
所有成員一律平等；出現意見分歧時，少數服從多數。
但凡走過的地區，你必須廣泛收集數據，通過全面而系統的經緯測量及計算，繪製出相關地圖，對於當地乾濕季節之間存在的任何差異也需要做好標註，要留心觀察過去那些時代的各種遺蹟、人口規模、國家出生率。此外，你還需要特別留心觀察紅海的潮汐變化規律、出生率與死亡率之間的比例、一夫多妻制對人口增減方面的影響、兩性之間的關係、城鄉女性人口的數量，等等。
克拉默博士需要專注調研所在地區的古怪疾病，並找出應對疾病的措施；要幫助生病的阿拉伯人，由此來贏得他們的信賴。
馮·黑文教授需要觀察記錄那裡的風俗習慣，特別是《聖經》和猶太戒律中有所述及的；需要設法廣泛而深入地研究阿拉伯人、希伯來人、敘利亞人，嘗試去了解在伊斯蘭教興起之前的宗教服務與無宗教信仰者的習俗；需要謄抄古希伯來語和希臘語的《聖經》手稿的任何變體文本；若遇到自己不能解釋的手稿抄本，無論古阿拉伯語抑或東方語言，在謄抄時都需要格外小心嚴謹。
福斯科爾教授需要採集動物和植物標本，特別是《聖經》中提到的。
畫家博朗芬先生，要保證遠征隊其他成員需要協作時，提供相應幫助。
最後，整個團隊要一起從巴斯拉[51]返回，取道阿勒頗[52]、士麥那[53]，而後返回歐洲。
由此，在經歷了多年準備和激烈的爭執後，丹麥遠征隊即將揚帆起航。現在一切都取決於風帆戰艦「格陵蘭號」的指揮官菲斯克[54]先生。在新年之際，這艘大船即將拔錨起航；1761年的1月4日這天，六人已經乘著擺渡船，緩緩駛離收費站。一周之後，《哥本哈根郵報》頭版刊登了這則新聞快訊：「時局動盪不安，陛下雖勤於朝政，日理萬機，但仍不忘促進知識與科學之進步，為其子民謀求更輝煌的榮耀，陛下為此，殫精竭慮……」
儘管時局動盪不安。也許只有在如此動盪的時局，人們才會夢想遠航去阿拉伯菲利克斯。1761年的丹麥，全國上下都瀰漫著對戰爭的不安和恐懼。即便那時的丹麥政府正在執行著一個比以前——也是比以後——任何時期都要盛大的文化方案，但國家所面臨的內憂外患卻已無法遮掩。首當其衝的便是府庫錢糧，國家財政赤字，這是與德國打仗的結果；為加固國防，伯恩斯托夫不得不派遣一個多達2.4萬人的軍團到霍爾斯坦[55]駐紮。而另一邊，俄羅斯帝國帶來的戰爭威脅也迫使他外交活動頻繁，焦躁不安；當時距離彼得三世[56]派軍進駐梅克倫堡[57]已經不遠了，那個君王還宣稱他要將丹麥皇室趕到德倫格巴爾去。這些年來，丹麥幾乎時時刻刻都面臨著此種威脅。放進歷史長河裡，下一個時代幾乎可以被稱作世界大戰時期。腓特烈大帝並不滿足於只在無憂宮裡吹長笛。1761年，七年戰爭[58]的第五年，而在印度和美國，一場血戰到底的英法殖民地爭奪大戰也已經進入第六年。所以對於丹麥國王來說，這應該才是他「勤於朝政，日理萬機」的最主要原因吧——無論如何國庫不能持續空虛下去。由於英國私掠船的橫行霸道，丹麥商船在海域上頗不安全，貿易也就遭受到嚴重損失，為了保護商人，抵禦大英帝國的威脅，丹麥政府不得不使用戰艦來保商護航。
「格陵蘭號」是一艘海軍戰艦，在1761年的新年之際即將出發前往地中海，護送丹麥的商貿船隊從馬賽到士麥那。沒錯，當時擺渡船上的六個人迎著陽光遠望，映入他們視野的就是這艘大型輪船，也就是在這個風平浪靜的冬日上午，他們集合到了一起，緩緩擺渡前行，靜靜凝視遠方。只不過六人各懷心事，各自沉默：瀟灑的馮·黑文——也瀟灑不起來了——對自己的降級感到憤恨不平，充滿悔怨；一絲不苟的福斯科爾一臉冰冷，就在四天前他還向林內烏斯抱怨那個「天大的笑話」，如今「笑話」作為自己的助理就在眼前；而「笑話」本人，這個不幸的克拉默，看著眼前這場趟即將展開且會持續多年的遠征旅途，內心湧現的真實想法再清楚不過了——他從一開始就不想參加；還有那個敦厚誠實的鄉村小伙兒，來自沼澤濕地的尼布爾，最初見面時福斯科爾表現出來的屈身俯就模樣還歷歷在目，然而如今他更得面對馮·黑文每天家常便飯似的羞辱侮蔑；最後是親切友善的博朗芬，在這個寒冷得連陽光都透著凜冽的冬日早上，他依舊十分平靜地在思索著什麼——他總是過於平靜了；身處整個團隊的緘默氛圍中，瑞典侍從貝里格倫應該是唯一一個沒有陷入沉鬱情緒的人吧，畢竟他經歷過的戰爭比這糟糕多了。
所以他們一行六人，真的在路上了。他們最終將會抵達的那個國度，與世界上的很多地方一樣，有著莫名其妙的名字。這是人類賦予它的充滿魔力的名字。古往今來總是如此，名字的緣由尋究起來，不過是人內心的那份渴望與嚮往凝結而成的呼喚。對於那一片盛產焚香、沒藥和香脂的土地：「歡欣鼓舞的阿拉伯」，是亞歷山大大帝給它起的名字，只因為他沒能在有生之年將其征服；「阿拉伯菲利克斯」，是它的拉丁語名字（「阿拉伯福地」）；在馮·黑文優雅的措辭中，那裡是「鳳凰于飛的阿拉伯」；而在尼布爾的日記中，那裡則被稱為「幸福快樂的阿拉伯」，他從一開始就是這麼寫的，直到有一天他真正抵達那裡。而後他便只是將其簡稱為「葉門」。但這看起來不過是個巧合而已——將「阿拉伯福地」簡稱為「葉門」——只是換了個叫法罷了。
但或許，在這個突然轉變的名字背後，有什麼深意也不定。可再轉念一想，如果這一切只是出於偶然性的決定呢，即便是有史以來第一支被派往那裡的丹麥科學遠征隊，即便那是一片曾被亞歷山大大帝賜名為「歡欣愉悅」的土地。那個地方，真如他們內心認為的那般獨特嗎，「那裡真的會推動知識往更高更遠處，真的是《聖經》更恰切的詮釋地嗎？」說到《聖經》，其實這方面我們可以不用考慮，透過歷史的層層面紗，我們最終會發現，那不過是他們為奔赴這場異國他鄉的奇妙歷程而找來的一個藉口而已。所以除此之外，必定還有什麼東西在吸引他們。沒有人曾說起過，也不見哪封信里有提及——但它確實是一直在那兒。是了，他們就是想知道，那個國度為什麼叫這個名字。當然了，這個疑惑登不得大雅之堂，無法出現在任何一封請願信里，只因它不是個足夠嚴肅的問題。可即便如此，那個時代的人們依然好奇著。在那個冷冰冰的唯理主義時代，阿拉伯遠征隊就像是希臘神話中居住在北方樂土上的人，渴望在南方某處找到一片樂土——渴望在這個正處於酣眠的時代里激起一點點波瀾。歸根結底，他們是好奇的：那裡究竟有什麼，使它如此不同？即便是在那個唯理主義根深蒂固的時代，同樣也是在那個最動盪不安的時代，每個人的身體裡仍舊住著一個年輕的亞歷山大大帝——對自己未能征服的那片「歡欣鼓舞的阿拉伯」之地，心心念念。
於是，向來打破砂鍋問到底的彼得·福斯科爾，自然也開始好奇了，那個國家到底為何會有一個如此不尋常的名字呢。在日記本的第一頁上，他開始詳盡記錄遠征隊上船後的第一天，他問自己，「為什麼阿拉伯菲利克斯被稱作『幸福之地』，就因為是『幸福之地』，才要世人遠渡重洋去探尋嗎？」為什麼叫「幸福快樂的阿拉伯」？我們閉上眼睛看到，1761年1月4日，在這個平靜的冬日上午，他們六人沉默不語，乘著小船緩緩擺渡而去。於是我們也不禁重複著福斯科爾的疑惑，為什麼是「阿拉伯菲利克斯」？
但誰也未曾料到，此行一去經年久，回鄉不惑只一人。
[1]尼古拉·伊格維（Nicolai Eigtved，1715—1754），丹麥著名建築師，在1730—1740年成為丹麥建築中法國洛可可風格的主要支持者。他設計並建造了那個時代最著名的建築，其中一些至今仍然存在。
[2]阿馬林堡貴族宮殿（Amalienborg），是四座皇家貴族宮殿。
[3]斯卡恩（Skagen），丹麥最北部小鎮。
[4]蘇伊士（Suez），埃及東北部的港口城市。
[5]工兵上尉（Engineer-Lieutenant），皇家海軍軍官職稱，指工程部門的工程師獲得的類似於軍事部門的職稱。
[6]不包括英國和愛爾蘭。
[7]J.H.E.伯恩斯托夫（J.H.E.Bernstoff，1712—1772），德國—丹麥貴族，丹麥首相，外交部部長。
[8]德倫格巴爾（Trankebar），或「Tranquebar」，位於今天的印度東南部泰米爾納德邦，曾是丹麥殖民地，丹麥東印度群島的一部分（1620—1845）。
[9]漢諾威（Hanover）王朝，是在1692—1866年統治德國漢諾威地區和在1714—1901年間統治英國的王朝。由於在英國本土，最後三位斯圖亞特君主均無子嗣成活至成年，但斯圖亞特家族一位公主嫁到了德國漢諾威，她的漢諾威後裔因此擁有了英國王位繼承權。
[10]里格斯達勒（Rigsdaler），也稱國家硬幣達勒，丹麥舊時貨幣（銀圓），1625年首發，1875年廢除。
[11]普魯士的弗里德里克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 of Prussia，1712—1786），即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大帝，此處譯作「弗里德里克」是為呼應下文。他是歐洲歷史上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還是一名作家、作曲家。
[12]無憂宮（Sans Souci），18世紀德意志王宮和園林，位於德國波茨坦市北郊，為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模仿法國凡爾賽宮所建。整個王宮及園林面積為90公頃，因建於一個沙丘上，故又稱「沙丘上的宮殿」。無憂宮是18世紀德國建築藝術的精華，全部建築工程延續時間達50年之久。雖經戰爭，但從未遭受炮火的轟擊，至今仍保存十分完好。
[13]克洛卜施托克（F.G.Klopstock，1724—1803），德國詩人，最著名的作品是史詩《彌賽亞》。
[14]格奧爾格·克里斯蒂安·厄德爾（Georg Christian Oeder，1728—1791），丹麥植物學家、經濟學家。
[15]《丹麥植物志》（Flora Danica），一本綜合性植物圖集，1753年由厄德爾提出，從1761年到1833年，歷時123年完成。
[16]夏洛滕堡（Charlottenborg），建於1672—1683年，是挪威總督Ulrik Frederik Gyldenløve的住所。然而，這座建築不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而是以女王夏洛特·阿馬利亞（Charlotte Amalie）的。
[17]皇家藝術學院（Royal Academy of Arts），當皇家藝術學院於1753年搬入時，夏洛滕堡歸屬國王弗里德里克五世。起初，學院僅使用了建築的一部分，大部分房間都被用作藝術家的家和工作室。
[18]菲英島（Fyn），丹麥第二大島，介於日德蘭半島南部和西蘭島之間，西瀕小貝爾特海峽（Little Belt），東臨大貝爾特海峽（Great Belt）。
[19]馬龍派教會學院（Collegio Maronitico），成立於1584年。馬龍派（Maronites），東儀天主教會，曾經是基督教的一個產生比較早的教派，早在敘利亞還是羅馬帝國的行省時，（據說）為敘利亞人馬龍（？—410）所創；該派保持古代敘利亞教會的傳統禮儀，使用敘利亞語和阿拉伯語；直至16世紀時，該教會才承認羅馬教皇，與天主教會合一。事實上，16世紀的馬龍派教會學院只是一個邊境教堂，封閉在黎巴嫩的山脈之間，不僅與羅馬相隔離，同時也與基督教世界的其他地方處於隔絕狀態。在馬龍派宗教學院，所有來自東方帝國的神職人員都會受到歡迎。
[20]先知那鴻（Nahum），也譯作納胡姆，那鴻。《舊約》中的生活在7世紀的希伯來先知。《那鴻書》是《舊約》的一卷，共3章。記載了尼尼微城傾覆的預告、景況、原因等。
[21]赫爾辛基（Helsingfors），芬蘭的首都，也是最大的港口城市。
[22]烏普薩拉大學（University of Uppsala），瑞典一所國際著名的頂尖大學，全球Top100名校，坐落於瑞典古都烏普薩拉市。
[23]沃爾夫主義（Wolffianism），萊布尼茨哲學中所蘊含的極端唯理主義因素在他的思想繼承者沃爾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德國著名的哲學心理學家、數學家）那裡被進一步系統化，從而發展成為一種形上學的獨斷論。
[24]德國國家科學院（German Academy of Science），源於1652年成立的利奧波第那科學院（Leopoldina），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科學院，以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利奧波德一世命名，是德國最古老的自然科學和醫學方面的聯合會，也是世界上存續時間最長的學術機構（研究中心）。
[25]薩維烏斯（Lars Salvius，1703—1773），瑞典出版商、記者。薩維烏斯一直是瑞典圖書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在他之前，書籍印刷是小規模的，書店由德國人主導。
[26]《內梅西斯·迪維納》（Nemesis Divina），林內烏斯於1758—1765年運用其自然理論知識為其子卡爾（Carl）創作的一部道德典訓。林內烏斯在這本書中將自然描述為神聖啟發的和諧系統，其中的每個生物體都在發揮著特定的作用，從而維持整體的平衡。書中探討了「神學實驗」，即「經驗神學」對人類生活的神秘操縱和影響。
[27]彼爾·勞弗令（Pehr Löfling，1729—1756），瑞典的博物學家和植物學家，林內烏斯的十七使徒之一。
[28]庫馬納（Cumana），委內瑞拉東部重要城市，加勒比海岸港口，蘇克雷州首府。位於曼薩納雷斯河畔，始建於1520年，為南美最古老的居民點之一。
[29]弗里斯蘭省（Friesland），位於荷蘭北部的一個省，毗鄰歐洲最重要的濕地自然保護區——瓦登海和瓦登島。
[30]克斯特納（Abraham Gotthelf Kästner，1719—1800），德國數學家。
[31]B.G.尼布爾（Barthold Georg Niebuhr，1776—1831），丹麥—德國的政治家、銀行家和歷史學家，德國最先研究古羅馬歷史的專家，也是現代學術史學的創始人。
[32]邁耶（Tobias Mayer，1723—1762），德國天文學家，哥廷根大學的地理、物理、天文學教授，自學成才的數學家。
[33]象限儀（quadrant），又稱地平緯儀，天文學家通常利用象限儀測量太陽和行星的子午線高度，進而確定緯度、黃道傾斜角和觀測地點的恆星坐標。
[34]「星盤」（astrolabe），一種構造精密而複雜的磁傾計，白天或夜間都可使用，歷史上是天文學家和航海人員用以測量可視天體地平緯度的儀器。其用途非常廣泛，包括定位和預測太陽、月亮、金星、火星相關天體在宇宙中的位置，確定本地時間和經緯度，三角測距等。
[35]米迦勒節（Michaelmas Day），紀念天使長米迦勒的節日，西方教會定於9月29日，東正教會定於11月8日。其日期恰逢西歐許多地區秋收季節，節日紀念活動十分隆重，尤其在中世紀，許多民間傳統習俗都與它有關。
[36]阿斯卡涅斯（Peter Ascanius，1723—1803），挪威生物學家，林內烏斯的學生，於1759—1771年在哥本哈根教授動物學和礦物學，於1755年當選為皇家學會的外籍會員。
[37]厄德爾（Georg Christian Oeder，1728—1791），德國—丹麥的植物學家、醫學博士、經濟學家和社會改革家，後來於1753年領導出版了那本造價高昂的《丹麥植物志》（Flora Danica）。
[38]普賴斯勒（Johan Martin Preisler，1715—1794），德國雕刻家，其絕大部分作品是在丹麥完成的。
[39]克萊門斯（Johan Frederik Clemens，1749—1831），著名蝕刻版畫家。
[40]奧爾登堡1108年首見於史籍。12世紀初為伯爵領地，1345年建市，是德意志境內的一個邦。從該邦的統治家族中產生了北歐（丹麥、挪威和瑞典）的奧爾登堡王朝。1448年奧爾登堡的克里斯蒂安伯爵被選為丹麥第一任國王。
[41]腓特烈堡（Frydensberg），又叫水晶宮，始建於1560年。
[42]伊弗·羅森克蘭茨（Iver Rosenkrantz，1674—1745），丹麥政治家，丹麥、挪威、瑞典的貴族。
[43]A.G.莫爾特克（Adam Gottlob Moltke，1710—1792），丹麥的朝臣，政治家、外交家，國王弗里德里克五世的心腹。
[44]克拉岑施泰因（Christian Gottlieb Kratzenstein，1723—1795），生於德國，醫生、自然科學家、工程師，是那個時代啟蒙運動的典型代表人物。從1753年起，他在哥本哈根大學任教，曾四次擔任校長。
[45]法爾克（Jonas Peter Falck，1732—1771），瑞典植物學家，林內烏斯的使徒之一。在烏普薩拉大學跟隨林內烏斯學習植物學的同時，擔任後者的兒子卡爾·林內烏斯的家庭教師，1762年完成博士論文答辯。
[46]來航（Leghorn），一譯里窩那，義大利城市。
[47]這裡的「×」是原文符號。馮·黑文在「晚到」後面劃了個「×」，表示他有思考過，也清楚晚到是不對的。
[48]梵蒂岡圖書館（Vatican Library），建於1475年，藏有大量手稿，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圖書館之一。
[49]吉達（Djidda），17世紀起作為朝覲者的中轉港而興盛，每年約有15萬以上的海外穆斯林在此登岸前往麥加朝覲，是麥加的主要進出口岸。
[50]穆哈（Mocha），即摩卡咖啡的盛產地，也作「摩卡」（Mokha），葉門西南部非常重要的港口城市。
[51]巴斯拉（Basra），伊拉克巴斯拉省省會，位於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交匯的夏台·阿拉伯河西岸，伊拉克第一大港及第二大城。建於635年，曾被戰火摧毀，891年重建。
[52]阿勒頗（Aleppo），敘利亞第一大城市，阿勒頗省省會，占據了幼發拉底河和地中海之間的關鍵位置，是古代商路上的一個重要地點。
[53]士麥那（Smyrna），土耳其第三大城市伊茲米爾（İzmir）的舊稱。
[54]菲斯克（Fisker，1753—1819），丹麥海軍軍官。
[55]霍爾斯坦（Holstein），北鄰丹麥，南接德國的漢堡市、梅克倫堡-前波莫瑞和下薩克森三州。歷史上的霍爾斯坦包括今天的霍爾斯坦和丹麥的南部。
[56]彼得三世（Peter Ⅲ），俄羅斯帝國的第七位皇帝。
[57]梅克倫堡（Mecklenburg），德國東北部歷史地區名。
[58]七年戰爭（Seven Years』War），1754—1763年，主要衝突集中於1756—1763年，當時歐洲主要強國均參與了這場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