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思奇講稿選 · 第22章 《實踐論》、《矛盾論》在黨的歷史發展中的作用和意義 (1964.04)

【1964年4月16、17日,中央高級黨校「秀才班」(「59班」、「60班」、「61班」)黨史專業班進入專業學習，按照學校的教學計劃和學員的要求，艾思奇從黨史的角度講解了毛澤東的《實踐論》和《矛盾論》，主要闡述了這兩篇著作在黨的歷史發展中的作用和意義。我們便用這個中心意思作為標題。講稿按速記稿整理，在個別地方有所刪節，基本上保持原貌。】 (一九六四年四月) 第一次講課 (1964.4.16) 今天，給黨史專業的同志們講一講毛主席這兩篇哲學著作，準備分為四個問題來講。 一、毛主席在當時為什麼要寫《實踐論》《矛盾論》? 二、關於《實踐論》和《矛盾論》這兩篇著作提出的任務，所要解決的問題。所謂提出的任務，簡單地說是反對主觀主義，反對實際工作中的唯心主義。 三、從認識過程上來克服主觀主義。 四、從方法上克服主觀主義。 第三個問題主要講《實踐論》，第四個問題主要講《矛盾論》。 大家要求我把《實踐論》和《矛盾論》的內容講一講，第三、第四是講主要內容的。這和哲學課不同，哲學課是要把內容中的各個方面都講一講，現在是講黨史課，結合黨史講最主要的內容，和實際工作中最有密切聯繫的內容。 1.毛主席為什麼要寫《實踐論》、《矛盾論》? 這個問題總的回答很簡單，就是為了要在革命鬥爭的新的歷史時期、更好地進行革命鬥爭作思想準備。所謂新的歷史時期，在當時就是抗日戰爭時期。寫《實踐論》、《矛盾論》的時候，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結束了，這是1937年，大概是八九月這個時間。我是9月底(或是10月初)到延安的。這時毛主席剛把《矛盾論》講完，我很遺憾，沒有聽。當時是給抗日軍政大學講課。我到延安以後，得到了毛主席講課的提綱。 這個時期算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結束了，基本上從「七·七」事變就算結束了，或者說早一點是「雙十二」事變(1936年)放了蔣介石就基本結束了。但還有一些殘餘，後來還有一些小衝突。到了「七·七」事變，日本進一步進攻，這時國民黨正式宣布抗戰。八九月蔣介石在廬山會議上正式宣布向日本抵抗，他說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都有抗戰之責，這話是在廬山會議上宣布的。這對我們有利，地無分南北，我們在北方，什麼人都有抗戰的責任，我們也有。抗戰正式開始是「七·七」事變，「七·七」事變以後廬山會議正式宜布，國民黨代表中國向日本宣戰。 在這個時候毛主席有一些空隙。內戰停止了，內部的鬥爭不用太忙了，毛主席有時間讀了很多哲學書。搞哲學這樣的理論，一般地搞當然隨時都可以，但要系統地搞，像毛主席這樣寫出講義，是要有一些時間的。所以這是為了更好的在新的歷史時期(抗日戰爭的歷史時期)進行革命鬥爭，為了在新的革命鬥爭裡面少犯一些錯誤、少走一些彎路。毛主席考慮到要使全黨作思想準備，這個思想準備工作，就是要我們的同志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世界觀，能夠學會用無產階級世界觀來觀察新的歷史時期的問題。所以，毛主席親自教育我們的黨，教育我們的黨員幹部，主要是長征以後集中起來的骨幹，有了長期鍛煉的幹部，對這些幹部進行世界觀的教育。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為什麼一定要做這樣的思想準備?提出這樣的任務，也是總結了歷史經驗的結果，總結了兩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經驗，覺得有必要做這樣的思想準備。這不是毛主席自己要做準備，毛主席自己是有準備的，是講我們黨的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要做準備。因為，前兩次國內革命戰爭我們幹部沒有準備，儘管我們有很忠實的幹部，儘管我們在鬥爭中非常英勇，非常堅決，但是沒有這樣的思想準備。因此，出現了這樣的結果：兩次國內革命戰爭都犯了大錯誤，都走了很大的彎路。應該說，前兩次國內革命戰爭都有偉大的成績，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打垮了北洋軍閥，這是很大的成績，後來失敗了，但是，共產黨發展了，由小組發展到很大的隊伍，有幾萬人。失敗以後還有幾千人，而且共產黨的力量表現出來，並且取得了經驗。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轉入了農村，取得了農村革命的經驗，找到了農村包圍城市的經驗，創造了在當時中國這樣一個條件下怎麼進行革命鬥爭的規律，這個規律當時僅僅適用於中國，在當時是一件世界上其他國家所沒有的怪事。毛主席講只有中國有這個條件，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中，只有中國才能在整個白色包圍下，出現紅色小點，能夠在農村裡面建立根據地，當時在世界上其他國家不可能有這種情形，所以，毛主席的《井岡山的鬥爭》、《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都說成是中國的特殊規律。 今天看起來不是一個中國的問題，形勢發展了。當時要想在非洲，要想在馬來亞，要想在拉丁美洲出現農村革命是不可能的。因為那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有一個資本主義穩定時期。那時帝國主義在大戰以後，在俄國革命以後，能夠空出手來鎮壓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運動。所以，俄國革命以後，許多國家的革命都被鎮壓下去了。時間最長的是非洲的摩洛哥革命，打了好幾年，最後也全部被消滅了。歐洲也有好幾個國家爆發了革命，都失敗了。只有俄國一個國家勝利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有一個資本主義相對穩定的時期，這個時期除了中國以外，其他國家不可能出現農村革命根據地，所以在那個時期來說，是全世界一件怪事。怪事這是個形容詞，其實也不是怪事，是中國特有的情形。原因是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其他殖民地國家是一個帝國主義控制的，內部沒有幾個帝國主義爭權奪利，沒有軍閥內戰，比如印度就沒有這種情形。我們中國是半殖民地，就不同了。許多帝國主義要爭奪這一塊地方，帝國主義的爭奪反映在國內，出現了軍閥混戰，反動派不能集中起來，不能團結起來對付人民革命，他們的矛盾沒有辦法解決，因此革命有可能在帝國主義矛盾、軍閥矛盾中間找到發展的地盤，可以利用這個矛盾。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創造了這麼一條無產階級的新道路，摸到了這麼一個新規律。這一條道路發展到現在可以說是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情形，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情形就不同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帝國主義能夠有一個時期空出手來鎮壓別國的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情況不同，我們中央最初有一種估計(這是一個假設)，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許多國家的革命要遭殃，可能要被鎮壓下去。這個事實也有，但結果不是這樣，這個假設後來改變了。中央八屆十中全會以來，我們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革命沒有一個時期停止過，資本主義沒有一個時候穩定，資本主義世界(就世界範圍來說)，相對穩定不存在了。革命是此起彼伏，而且是一個接著一個的勝利。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最早勝利的是中國、朝鮮、越南，古巴是比較遲的，這是講社會主義革命，其他一般的不是社會主義革命，是人民鬥爭勝利的有阿爾及利亞，它現在不是社會主義，沒有走社會主義方向，而群眾有一大部分要走社會主義方向，領導者是資產階級，不大願意走，但有人民的壓力，不能不有所進步的表示，能不能做是另外一個問題。沒收外國的企業，沒收大企業，沒收大莊園，聲明分配土地給農民，他分配土地想用恩賜的辦法，不是用發動群眾的辦法。革命一個接著一個的勝利，現在還在不斷地爆發，武裝鬥爭不斷地出現。有的地方被鎮壓下去了，比如剛果，有的地方起來了，比如南非、委內瑞拉就是最明顯的，方針、方向清楚。拉丁美洲有一些黨的領袖想搞和平過渡，但是不斷出現左派，巴西的領導想搞和平過渡，但是黨分裂了，也存在農民戰爭。所以帝國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不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那樣有能力來鎮壓各國人民的革命運動，它更衰落了，力量更削弱了，削弱很多，使得它沒有力量能夠把各國此起彼伏的人民革命運動鎮壓下去。在這種情形下，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一種特殊怪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成為普遍規律，農村武裝鬥爭的道路成為許多國家進行革命的一般道路。特別是亞洲、非洲、拉丁美洲這個世界矛盾最集中的地方，人民革命力量最大，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鎖鏈中間最薄弱的環節，在這個環節上，農村武裝鬥爭成為一個普遍的規律。通過農村的武裝鬥爭進入人民革命，一直到實現社會主義革命，這條道路成為現在人民革命的一個基本道路。能不能算是基本道路，沒有文件可查，我覺得是這樣，可以這樣說。我們講問題可以多少加一點創造，如果錯了，我收回，如果是對的，是創造。十月革命的基本道路在今天有一個特點，就是可以通過農村武裝鬥爭，有了這麼一點發展。 從前十月革命的時候，曾以為社會主義革命是要從城市搞起，後來變成了一種教條，在「左」傾冒險主義占統治地位的時候，妨礙了中國革命。中國革命經驗證明，不能把它作為教條。現在，通過城市實現社會主義革命，把城市鬥爭作為實現社會主義的惟一道路，這個教條實際上成為修正主義議會道路。因為你一定要在城市裡面搞，而城市裡面敵人的武裝力量是最強大的，一般情形下在城市裡搞暴動，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一種情形下(歷來的經驗都證明這一點)，就是由於對外或對內戰爭中，反動派的武裝垮了，比如巴黎公社為什麼能在巴黎搞起來?因為在普法戰爭中，法國打敗了，統治階級的暴力機器垮了，在這個條件下，城市裡面搞起來了。俄國革命也是這樣的。沙皇的軍隊在東線總司令興登堡領導下在一次戰役中打垮了，被俘虜了二十多萬人，在這種情況下，城市革命有可能搞起來。在平時，反動統治者沒有因為戰爭搞垮了軍隊，你在城市裡面搞，要取得革命勝利一般是不可能的。眼睛裡面如果只看到城市，結果是議會道路。這次中央很明確指出：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是世界矛盾的焦點。現在革命首先在這個地方搞起來，這個地方就整個世界來說，是世界的農村，而革命，多半是從農村搞起來的，古巴是從農村里搞起來的，阿爾及利亞是從農村里搞起來的，南非也是從農村里搞起來的，委內瑞拉正在農村裡面搞，巴西也正在農村裡面搞。現在沒有一個國家革命是首先在城市裡面勝利的。所以現代修正主義的觀點認為講時代要看到現代的新情況，實際上它根本沒有看到現在的新情況。 中國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時候找到了這樣一個農村武裝鬥爭的革命道路，找到了在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通過農村包圍城市這一條革命道路，這是一個有歷史意義的偉大創造。所以，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成果也是非常偉大的。抗日戰爭以前的兩次國內革命戰爭，首先應該肯定有偉大的成果。 但是，也遭受到了很大的挫折，犯了很大的錯誤。遭受挫折的原因是犯了錯誤，如果不犯錯誤，中國革命早就勝利了。錯誤很大，使得革命功敗垂成，為山九仞，功虧一簣。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已經打到南京，結果垮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建立了很多根據地，已經相當鞏固了，又垮了，白區損失百分之百，蘇區損失百分之九十，都垮了。損失是很大的，挫折也很大，很痛心。原因就是黨在幼年時期，沒有經驗，也就是沒有思想準備。經驗總結為思想、理論，才是真正有經驗，有了思想準備。所以，根據兩次國內革命戰爭的成功和失敗，就要考慮到重新給黨做一些思想準備工作。如果有了思想準備，進一步革命就會搞得更好了。當然，革命總是曲折的，不能希望革命的發展是直線式的，一帆風順的，即使有了思想準備，即使指導思想已經完全正確，幹部也能夠領會正確的指導，但也不一定就能夠避免曲折，也不能希望一點錯誤、一點損失也沒有，要是這樣希望，就是幻想，沒有這種可能。一切事物的發展是曲折的，革命是嚴重的階級鬥爭，所以，曲折是免不了的，但是如果有思想準備，就可以做到少犯錯誤，特別是可以避免犯大的錯誤、避免犯全黨性的、路線性的錯誤。 沒有思想準備，就會像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那樣，犯全黨性的、戰略性的錯誤。從中央的領導起，陳獨秀是中央的最高領導人，他的路線就是錯誤的，是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後來有李立三、王明、博古、瞿秋白同志很短時期的盲動錯誤，也是多少帶有全黨性的。本來是已經有了毛主席，但毛主席的路線沒有能夠成為黨的路線，沒有被全黨幹部接受，而多數幹部接受了陳獨秀、李立三或者是王明、博古的錯誤路線。就是全黨幹部沒有思想準備，多數人不能分清是非，因此多數人跟著錯誤路線走，而正確的路線反而孤立了，在這種情形下發展為全黨性的路線性的錯誤。如果黨的幹部有了思想準備，即經驗經過了總結，那麼全黨性的、路線性的錯誤，也就是大的錯誤就可以避免了。 抗日戰爭以後，我們黨還是犯了許多錯誤的，但都沒有成為全黨性的，到現在一直還有錯誤，但都不是全黨性的，包括前幾年的「五風」錯誤，這是普遍的錯誤，但你不能說這是全黨性的錯誤。不能說是中央的，因為中央及時看到了錯誤，北戴河會議以後幾個月，毛主席看到了這個問題，開了鄭州會議，如果堅持下去，可能是路線性的。個別地方可能是路線性的，但全黨來說不是路線性的。所以，如果有了思想準備，像我們在抗日戰爭時期那樣可以避免犯很大的錯誤，可以少犯錯誤，可以在某些問題上不犯錯誤。一點錯誤不犯也不可能，這麼大的一個黨，怎麼能一點錯誤不犯呢?但是我們可以少犯錯誤，犯了錯誤也不太大，即使犯了錯誤，能夠及時發現，及時糾正，如果能夠這樣做，就能避免大的曲折，在革命發展過程中少繞大彎路。完全不繞彎路是不可能的，因為，彎路有的是主觀的，有的是客觀的，不可避免，如果敵人力量比我們強大得多，這時你不走一點彎路怎麼行?有的時候，彎路是要走的，曲折是要經過的，我們不能避免一切曲折。但是，可以避免太大的曲折，太大的失敗。我們應該有這樣的要求，而且可以實現這樣的要求。有這種必要，而且有這種可能，只要是革命的，應該提出這種要求，也可能實現這種要求，條件就是一個：要有思想準備。中央指導正確，全黨有思想準備，至少是主要幹部要有思想準備。 毛主席寫《實踐論》、《矛盾論》的時候，兩次國內革命戰爭已經過去了，民主革命的兩個階段已經過去了，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1938年六中全會有一個「論新階段」，進入了這個新階段應該要求我們搞的更好一些。過去雖然有很大的成績，但是沒有搞好，中途失敗了，挫折很大，現在進入了新階段，我們應該避免以前那種失敗，凡是正確的領導者，一個好的領導者，應該提出這種要求，應當擔起這個領導責任。毛主席在進入新階段以前，就考慮到這個問題，考慮的結果認為應該要使黨的主要幹部有思想準備。 怎麼才能使黨的幹部能夠有思想準備，關鍵問題在什麼地方?關鍵要借毛主席的話來講，就是重要的問題在於學習。特別是向錯誤學習，也就是要善於總結經驗。學習就是總結經驗，學習的基礎就是經驗。當然要學習理論，但不通過總結經驗來學，是沒有辦法學好的，我們已經有了兩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經驗，很夠我們幹部學習的，我看那時毛主席的想法就是要教育黨的幹部向錯誤學習，總結經驗。總結經驗可以從各方面總結，可以從政治方面總結，可以從軍事方面總結，也可以從經濟方面總結。在當時黨的歷史上有這種情形，軍事方面的總結比較早，1935年在遵義會議上做了軍事總結，那是一個迫切需要，敵人追在屁股後面，生死存亡問題要決定，「左」傾冒險主義的領導已經垮台了，不能不總結，並且不能不依靠毛主席來總結，所以在遵義會議上把軍事問題做了總結。我們看遵義會議的總結裡面對政治方面還是有保留的，沒有總結，那時要把政治問題提出來總結是不行的，做不到，因為當時的領導集團除了毛主席以外，王明、博古、張聞天都在，如果把政治問題提出來總結，在遵義會議時說在政治路線上也錯誤了，全黨要大吵起來，時機不成熟。在這方面要學習毛主席，解決問題要一步一步地解決，時機不成熟要等待。政治上不是沒有錯誤，第五次反「圍剿」之所以失敗，並不僅僅是軍事問題。首先是政治問題，而且主要是政治問題。按照道理來講，應該要在政治上解決才能最後根本解決。一個黨發生了根本問題，要在政治上解決，在路線上解決。比如和修正主義的鬥爭，最後還是政治上解決。因為，這個鬥爭最主要的是政治鬥爭，但最難解決。最不容易妥協，最不能調和的也是這個問題，其他枝節問題搞一些讓步容易，政治上根本路線問題不能讓步，對修正主義不能讓步，我們也不能讓步。黨的問題，革命問題，最主要的、更根本的是政治問題。可是，在遵義會議上不能解決，但是，問題一定要解決，不解決全黨統一不起來，黨的統一首先是政治上的統一，在政治路線統一的基礎上，組織上統一，然後其他方面才能統一。在遵義會議上時機不成熟，所以毛主席在等待，只把一個最迫切的問題解決了，解決了軍事問題，批判「左」傾軍事路線的錯誤，能得到全黨接受，教條主義者也不能不接受，張聞天就比較快地接受了。政治問題就很難，「七大」的時候，對於民主革命時期的政治路線接受了，後來有的人又犯教條主義的老毛病。所以政治問題是很難解決的，如果一個人犯了根本性的政治錯誤，很不容易解決，當然，不是不能解決。所以，要注意不要犯政治上、路線上的錯誤，要經常警惕這一點。 要根本解決問題，全面解決問題，必須從政治上解決，必須對全黨的經驗，革命的經驗做政治總結，這個政治總結在遵義會議上是做不了的，什麼時候做的呢?在1945年「七大」的時候才做了，從1935年至1945年是10年，毛主席從遵義會議開始等待了10年。在遵義會議上，軍事上做了結論，政治上做了保留，遵義會議決議初稿對「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肯定了兩句，後來「毛選」上沒有了，因為那時是一種暫時的讓步，「毛選」出來應該刪掉。 要做政治總結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必須對全部歷史經驗做全面分析，必須對黨內各種歷史上的爭論加以全面清理，從各方面分清是非，不但要分清是非，而且要搞清楚為什麼是，為什麼非，分清是非，必須把為什麼搞清楚，不然，還是等於沒有分清是非。要做到這一點，需要什麼條件?需要有一個分清是非的標準，就要使黨的幹部能夠掌握分清是非的思想武器。所謂思想準備，就是指的這個東西，就是使我們黨的幹部能夠掌握分清是非的思想武器。他掌握了這個武器，就會總結經驗，不掌握這個武器，雖然有經驗也不能總結，有同樣經驗的人，他的思想武器不同，世界觀不同，立場、觀點不同，可以有不同的結論。不要以為有了經驗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了，有了經驗，自己就背起了包袱，我是老經驗、老資格，我就是一定正確了。不見得。有了經驗，沒有一個分清是非的思想武器，沒有正確的立場、觀點、方法，同樣會犯錯誤，甚至會犯的更大一些。因為他有了經驗，他可以拿經驗做武器，有經驗也可以嚇唬人。有經驗是好的，但運用的不好，可以嚇唬人，可以俘虜沒有經驗的人，可以使一些沒有經驗的人盲目服從。這種事情不少，赫魯曉夫你說他沒有經驗?他還幹了幾十年的革命，但他是修正主義。他是在蘇聯黨裡面長期做中央負責工作的人，不能說沒有豐富的經驗，現在是中央書記，部長會議主席，那還會有錯誤?有錯誤還能做部長會議主席?還能做黨的總書記?青年小伙子一定會這樣想。不但是青年小伙子，就是老伙子也還是會這樣想的，因為它是列寧的黨、蘇聯有40年的革命經驗，怎麼會錯呢?現在有很多人是拿這一塊招牌，它是40年的黨，列寧的黨，怎麼不聽他的話?怎麼不服從他?所以是非的標準，分清是非的思想武器，首先要掌握起來，不掌握起來，不可能正確總結經驗，不可能真正分清是非。 是非的標準是實踐，搞革命失敗了，那你就是搞的不對。所以遵義會議的時候，軍事工作的決議能夠做下來，因為實踐就是一個標準，不管你吹的多好，打了敗仗，敵人追打的你沒有辦法，誰也不能不肯定這一點。有了實踐作基礎，就可以初步分清是非了，只要有了一些經驗，哪一件事辦的對，哪一件事辦的不對，逐步可以了解。但是，並不等於就能夠了解為什麼是，為什麼非。只有實踐的經驗，可以大體上知道是非，但是如果對實踐經驗沒有一個正確的立場、觀點、方法加以分析研究，是非還不能夠最後分清，因為原因可以這樣講，也可以那樣講。史達林後期在肅反問題上，黨內生話問題上，還有在農業上出了一些問題。肯定地說，史達林是有一些事情做的不對的，但是，為什麼對?為什麼不對?可以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解釋，也可以有修正主義的解釋，赫魯曉夫可以利用這個錯誤的經驗發展修正主義；莫洛托夫不會否認有些事情做錯了，但是他沒有發展修正主義。所以僅僅憑經驗初步分清哪一件事情是，哪一件事情非，如果不進一步說為什麼是，為什麼非，還是不能解決問題。還可以產生錯誤的想法。所以，解決問題不是只靠經驗，而要靠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武器。這就是說，不從思想上解決問題，不從立場、觀點、方法方面解決問題，沒有真正掌握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還是不能根本解決問題，不能真正總結經驗。王明、博古也學習過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他不是沒有讀過這種書，但是他不能解決問題，因為他不能掌握，他的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是口頭上的，不能成為武器，用莫斯科宣言的話來說：不能把它運用到實際工作裡面去。就是言行不一致，說的是辯證唯物主義，做的不是辯證唯物主義。德波林學派錯誤的特點就是這樣，講辯證唯物主義，但不能在實際上用辯證唯物主義，只是講的是這種武器，但不能掌握這種武器，不能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去解決工作中、實踐中的問題，不能說明一二個實際問題。講是講得好的，但說明一二個問題就錯誤了。這種情形，還是沒有真正在思想上解決問題。 所以，要能夠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武器，要真正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把辯證唯物主義運用在實際工作裡面，才能夠正確地總結以往的經驗，也才能正確的觀察當前的問題，預見將來的問題，才能對革命工作的當前情況，發展的前途，做出正確的觀察和估計。所以，毛主席就考慮這個問題，要使我們黨的這些有經驗的幹部，不僅僅是有經驗，而且能夠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世界觀這個武器，來總結這些經驗，這樣我們黨的幹部，對革命工作得到一種思想準備。因為有了這樣的考慮，毛主席就寫哲學提綱，寫《實踐論》、《矛盾論》，對黨的幹部進行教育，這樣做才能真正把經驗很好地總結起來，才能真正從錯誤中間學習到有價值的東西，因此，也才能真正克服錯誤。這樣來批判錯誤，才能得到積極的結果，才能把壞事變成好事，這一點也是有經驗做根據的。在抗日戰爭以前，兩次國內革命戰爭中，對錯誤不是沒有批判，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曾經受了批判，盲動主義受了批判，後來立三路線又受了批判，結果還是犯錯誤，不但犯更大的立場、路線的錯誤，而且在抗日戰爭時期又犯陳獨秀的錯誤。為什麼已經批判過的錯誤又重新犯呢?為什麼不能克服這些錯誤呢?以前不了解，後來了解了。這些錯誤雖然經過批判，但不能真正克服，原因是對這些錯誤的分析，沒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做基礎，沒有真正用無產階級世界觀來分析這些錯誤，批判這些錯誤。陳獨秀機會主義的錯誤，在瞿秋白同志領導下批判過，這個批判沒有解決問題，因為沒有分析為什麼犯錯誤，沒有把錯誤的根源搞清楚。盲動主義批判了，是「六大」批判的，但是「六大」決議裡面有許多新的錯誤的因素，以後又出現了立三路線的錯誤，還是一種盲動主義。「四中全會」又批判了立三路線的錯誤，可是又犯王明、博古的錯誤，錯誤更大了。這是更大的「左」傾冒險主義。這一點在1941年、1942年整風的時候已經認識到這個問題，我們黨在整風的時候已經講過為什麼過去批判了的錯誤沒有解決，就是沒有把錯誤的根源搞清楚。沒有用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分析，所以重犯這種錯誤。大家可以看一下《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裡面就講了這個問題。 就是因為這些原因，所以在民主革命進入抗戰新階段的前夜，這時毛主席對黨的幹部進行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教育，寫了《實踐論》、《矛盾論》，目的就是要叫我們全黨幹部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這對解決黨內問題，解決是非問題，對克服過去的錯誤問題，抓住了最關鍵的問題。《實踐論》、《矛盾論》在黨的歷史上起這樣的作用，為了總結過去的經驗，為了分析過去的是非，為了使黨善於向錯誤學習，真正能夠克服錯誤，為了這個目的，抓住了一個最關鍵的問題，就是黨的主要幹部的思想準備問題，就是要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世界觀這個武器問題。在當時凡是我們正確的領導者，我們英明的領袖都不約而同地考慮到這個問題。比如少奇同志在當時曾經寫過這樣的文章：《人為什麼犯錯誤?》，就是在毛主席寫《實踐論》、《矛盾論》以後不久，內容就是講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這也是為了要使我們黨的幹部對黨的革命工作做思想準備，使我們許多同志能夠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世界觀、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同樣是抓住了這個關鍵問題。所以劉少奇同志是毛主席偉大的幫手、偉大的親密戰友不是偶然的。同樣是從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真正考慮每一個時期的革命問題，每一個時期的關鍵問題。 學習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使黨員有思想準備，是我們黨善於學習經驗的關鍵問題，這一點不僅僅是當時理論上的考慮，也是有歷史經驗證明的。毛主席為什麼在兩次國內革命戰爭中始終正確?經驗證明，毛主席之所以始終正確，是毛主席在兩次國內革命戰爭中間一直注意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世界觀問題，隨時注意反對主觀主義。為什麼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毛主席就能夠考慮到首先搞農民革命運動?搞農民運動講習所，就是反對陳獨秀的主觀主義，從中國的實際經驗出發，掌握辯證唯物主義。共產黨要靠工人，如果不懂辯證唯物主義，眼睛就看到工人、城市；懂得辯證唯物主義，知道共產黨要有同盟軍，要到農村裡面找。為什麼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毛主席首先到井岡山?古田會議決議很明顯地說明這個問題，「決議」上第一次提出了反對主觀主義。反對主觀主義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在實際的工作裡面堅持辯證唯物主義，不要搞唯心主義。在這樣一種根本思想指導下，所以毛主席始終是正確的，和王明、博古這些人的路線鬥爭的時候，提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群眾路線的思想當時就有了，這些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世界觀的問題，從馬克思列寧主義世界觀這個根本環節上去掌握問題，所以，毛主席不僅僅是在寫《實踐論》、《矛盾論》的時候才考慮到黨的幹部的思想準備問題，才考慮到掌握無產階級世界觀問題，而是在以前，在指導革命的時候，一貫注意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問題。因此他的指導沒有犯根本性的錯誤。當然，小的錯誤不能說沒有犯，毛主席自己也講，小錯誤也是有過的。幹革命工作，一點小錯誤都沒有，不可能。我們說毛主席一貫正確，就是因為他的路線始終是正確的，世界觀是正確的，因此不能因為暫時問題，一個時期的問題，材料不夠、經驗不夠、看的稍微偏一些，就說他不是一貫正確。我們現在的中央一貫正確，毛主席一貫正確，這是應該肯定的。列寧說他犯過個別的錯誤，馬克思、恩格斯也說犯過個別的錯誤，你不能說馬克思、恩格斯不是一貫正確，列寧不是一貫正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是一貫正確的，史達林後期在許多大一些的問題上不能說是一貫正確的，因此，一貫性就取消了。他的錯誤是比較大的，不是個別的、暫時的，是好幾年，而且這個錯誤涉及到部分世界觀問題，在某些方面出現了主觀性、片面性，所以，他的一貫性就有缺點。但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主席是一貫正確的，因為在一些個別問題上，暫時的看法稍微不合實際一點，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人也不可避免。這些經驗也證明，抓世界觀問題，是黨的思想準備，搞好黨的工作，善於學習經驗，是克服錯誤的關鍵問題。毛主席在1937年寫了《實踐論》、《矛盾論》，向黨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哲學教育，不是偶然的，是根據長期的實踐經驗做基礎的。 根據上面講的這些，我們可以這樣說：毛主席在抗日戰爭初期，提出了這個哲學問題，號召黨員幹部來學習，這一件事情的本身也是一個歷史經驗的總結，這就是說，兩次國內革命戰爭說明有這個必要，兩次革命戰爭中間發生的屢次錯誤與失敗，說明黨的幹部需要有一個思想準備，要不重犯錯誤，必須有這個思想準備，如果沒有這個思想準備一定要重犯錯誤。所以，毛主席對黨的這些主要幹部進行馬克思主義哲學教育。《實踐論》、《矛盾論》這兩篇著作的寫作不是隨便憑空想出來，不是一般的認為馬克思主義者、共產黨員都要學習哲學。這種考慮也是有的，但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特別迫切需要這一點。 為了抗日戰爭搞的更好，而且還有一個原因，是抗日戰爭的問題更複雜，抗日戰爭中間要抓住的矛盾問題，要解決的問題可以說比前兩個時期要複雜一些。因為，以前都是國內戰爭，以後變成了民族戰爭。當然，國內還有鬥爭，沒有很好的思想準備，要想在抗日戰爭裡面，使工作能夠比較順利的進行，是很困難的。我們在座的幹部基本上都經過抗日戰爭，有許多同志兩次國內戰爭沒有經過，但抗日戰爭都是經過了的，抗日戰爭工作的複雜性，我們現在回想起來是了解的。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觀點來處理這些問題，哪裡能處理得了。國外有矛盾，國內也有敵我矛盾。敵我矛盾有兩種：一種是同汪精衛政府的敵我矛盾；一種是對蔣介石政權的敵我矛盾。敵我矛盾中有統一戰線，又有人民內部矛盾。對民族資產階級、農民是人民內部矛盾。而民族資產階級中一部分是對抗性矛盾、是敵我矛盾，一個時候是敵我，一個時候是人民內部，性質非常複雜。一個國家分為三個政府，一個是重慶政府，一個南京政府，一個是延安，一個姓汪，一個姓蔣，一個姓共。實際上也是一個「三國演義」，在中國有兩次「三國演義」，1500年前有一個「三國演義」，1500年後又有一個「三國演義」。我們現在可以設想，如果毛主席不做《實踐論》、《矛盾論》這樣的報告，不寫這樣的著作，不根據這些著作對党進行整風，抗日戰爭的8年能不能得到勝利，是很可以懷疑的，甚至於可以肯定不可能得到勝利，可能又要遭受一次失敗，蔣介石的天下可能穩下來，現在蔣介石不是在台灣，還是在南京，這是很可能的。 「左」傾冒險主義，右傾機會主義，特別是右傾機會主義在抗日戰爭中幾次出現，初次出現是王明帶來的，後來又出現也是外國帶來的，最後到我們反攻的時候，還是有一種右傾的企圖，還想我們不要和蔣介石打仗，這是國際上的意見，國內也不是完全沒有人同意的，也不可能完全沒有人同意，因為在人民解放戰爭前有一個時候，有些人有和平幻想。資產階級、右派、國際上有這種意見，國內民族資產階級很希望我們搞南北朝，甚至於搞所謂中間路線，讓民主人士當總統、學習捷克的貝納斯。捷克在解放後，最初是中間人士當總統，那個時候，捷克沒有修正主義，資產階級要復辟，把它打垮了。要是沒有毛主席給我們黨這樣的思想準備，我們以後的前途是不能設想的，不能設想有今天這樣好的前途，這一點要充分估計。 我們學習《實踐論》、《矛盾論》一定要充分估計它的作用，不要把這兩篇著作簡單的當成是哲學教科書，而應當看成是黨在緊要關頭，毛主席對黨的貢獻，非常有力的戰鬥武器，是對以後的勝利起決定作用的。當然僅僅有這兩篇文章也不行，如果沒有後來的學習、沒有發展成為整風運動，用馬克思的話來說，這個哲學思想沒有掌握群眾，也不能起這麼大的歷史作用。這個著作之所以起作用，毛主席不但講了，而且把它變成了實際行動，掌握了我們的幹部，以後通過幹部掌握了群眾，所以發生了改造世界的偉大力量。 《實踐論》、《矛盾論》本身也不是一個簡單的教科書式的著作，是我們中國革命經驗的正確總結。經驗總結可以從各方面總結，軍事方面、政治方面、思想方面。思想方面總結的最高點，是哲學總結，提高到世界觀的高度。哲學的總結是政治總結的準備，沒有世界觀水平的總結，政治總結也是搞不好的。《實踐論》、《矛盾論》為後來的1942—1945年的整風運動，以及對這個時期的整個黨的經驗的全面總結，打下了思想基礎，打下立場、觀點、方法的基礎。 馬克思主義是不斷發展的。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是從革命中吸收新的經驗，使自己豐富起來。馬克思主義哲學也是這樣的。《實踐論》、《矛盾論》又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通過中國兩次國內革命戰爭經驗的總結，使自己豐富起來，使哲學豐富起來，這兩篇著作不像教條主義者那樣簡單地重複馬克思、恩格斯書本上的詞句，而是把馬克思、列寧，甚至把史達林時期哲學發展成果，這一普遍真理結合到中國實踐經驗上來，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不是發展，大家看一看這兩篇文章就知道了。的確是發展了，而且是在很重要的問題上發展了，因為以前不論是馬克思、恩格斯、還是列寧都沒有寫過這樣的文章，我這樣說，並不是貶低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不是這樣的意思，相反地，是證明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偉大，他們所發現的這些觀點，他們奠定的世界觀，能夠不斷地在新的實踐經驗裡面得到證明，不斷地在新的鬥爭中能夠發展，永遠有生命力，永遠能夠成為無產階級有力的戰鬥武器。如果僅僅從字面上比較，有的東西，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沒有寫到，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裡面稍微一般一些、原則一些，但在毛主席的著作裡面，就充分展開了。 毛主席寫這兩篇文章不是隨便寫出來的，花了很大的功夫，看了很多書，在寫這個文章以前，考慮了幾個星期，好幾天睡不著覺，考慮這個問題怎麼寫。毛主席那時四十多歲，精力很旺盛，精心創作，花了很大的力量寫的，所以，他的著作到現在越來越感到正確。最初我們讀的時候，對它的意義看不出來，今天來看它的意義，結合社會主義建設和現在反修正主義鬥爭來看，它的生命力是很強大的，所起作用是很大的。我們有些同志寫哲學文章，隨便考慮一下就寫了，隔上二年看起來，就有許多毛病。毛主席這兩篇著作已經是二十多年了，到現在還是值得我們學習，還可以看出許多新的東西。所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都有這個特點，你碰到新的情況，再去讀它，又發現新的東西。《共產黨宣言》到現在這麼多年了，現在讀還是有新的東西，經典著作是不朽的，它有這種不朽的特點。 2.毛主席這兩篇著作所提出來的任務 講理論總是先把要講的內容首先點一下。寫理論文章都有一個一般的規律，開頭總是要把中心意思點出來，一開頭就看出要解決什麼問題，就使人想看下去，寫文章是這樣，講理論一般也是習慣於這樣講，現在把要解決的問題簡單地說一下。 這兩篇文章所要解決的問題，簡單來說，是要教導我們黨的幹部在實際工作中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在實際工作中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的黨性，在實際工作中反對主觀主義。毛主席寫這兩篇哲學著作所提出的任務是這樣的，要求我們解決這樣的任務。三句話可以重複一下：在實際工作中運用辯證唯物主義，這是莫斯科《宣言》裡面的話。在實際工作裡面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的黨性，就是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在實際工作裡面反對主觀主義。 毛主席寫哲學著作，正如他自己所講的，不是無的放矢。我們有一些人寫哲學著作，也不是無的放矢，不過目的有一點不同，是換一點稿費。當然也不是說所有寫哲學文章的都是這樣，但有一些人是這樣的，馬馬虎虎一寫，在報紙上發表，換稿費，不是一定要解決實際問題，這種情形從來都有。這也是有的放矢，但這是另外一種，是個人主義的有的放矢，不是真正馬克思主義者的有的放矢。還有一種是教條主義的有的放矢，就是要嚇唬人。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來看，都不是有的放矢。寫文章換稿費、寫文章嚇唬人，都不是有的放矢。有的放矢是為了實際工作，「的」是針對實際工作，實際工作就是它的「的」。為了指導實際工作，為了克服實際工作裡面的錯誤，《實踐論》和《矛盾論》，特別是《實踐論》就是要告訴我們幹部一個問題：為什麼我們會犯錯誤?什麼是是?什麼是非?為什麼是?為什麼非?使我們幹部學會正確分清是非，學會區別什麼是正確的路線，什麼是錯誤的路線，學會總結經驗。從總結經驗裡面找出來什麼是錯誤，什麼是正確，為什麼錯誤，為什么正確，正確和錯誤怎麼區別。 毛主席在《實踐論》、《矛盾論》裡面給我們以回答。就是說，凡是正確的思想，正確的路線，從思想上來說，從哲學上來說，就是主觀與客觀能夠求得一致，為什麼是錯誤的?就是主觀與客觀分裂。《實踐論》裡面說：「唯心論和機械唯物論，機會主義和冒險主義，都是以主觀和客觀相分裂，以認識和實踐相脫離為特徵的。」這一句話告訴我們，錯誤的原因在哪裡，一切錯誤思想的原因是什麼，陳獨秀為什麼會錯誤?王明路線為什麼會錯誤?立三路線為什麼會錯誤?從根本上來說，就是主觀與客觀相分裂，就是認識與實踐相脫離。反過來說，正確的思想，馬克思思想、恩格斯思想、列寧思想、毛主席思想的特徵就是主觀與客觀不分裂，主觀與客觀經常能夠取得一致。指出了這一點我們得到了一個什麼結論呢?要克服錯誤，就是要努力使我們的主觀認識和客觀實際求得一致，使認識與實踐不要脫離。克服錯誤的方法，就是克服主觀與客觀相分裂，克服理論與實踐相脫節。毛主席的《實踐論》、《矛盾論》總的來說是要求我們在思想上實現這樣的任務，做思想準備就是要準備我們的思想能夠實現這個任務，準備我們在新的革命鬥爭階段，努力使主觀認識與客觀求得一致。並且發現某些有分裂的地方，努力克服這種分裂，隨時注意不要使我們的認識脫離實際。這就是《實踐論》、《矛盾論》向我們黨的幹部提出來的要求，也就是提出來的任務。 這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任務，馬克思主義哲學怎麼改造世界呢?就要通過一個方法使主觀認識與客觀實際情況能夠經常取得一致，使我們的認識經常不要與實踐脫節。求得主觀與客觀一致，認識與實踐不要脫節，並且要努力，不努力是不行的。為什麼一定要努力呢?因為主觀與客觀是一個矛盾，主觀與客觀經常有矛盾，認識與實踐也經常有矛盾，因此我們必須注意努力克服矛盾，求得一致，這樣才能克服分裂。 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主義哲學和一般的唯物主義哲學有點不同。一般的唯物主義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有一個共同點，都肯定正確的認識是主觀與客觀一致，主觀正確反映客觀。因此，要克服錯誤也就是要克服主觀與客觀的分裂。這是一切唯物主義者都注意到的問題。克服錯誤就是要克服主客觀的分裂，努力使主觀認識能夠反映客觀。但是，馬克思主義以前的哲學不能解決一個問題，就是他不能告訴我們主觀與客觀為什麼會分裂?因此怎麼克服分裂這個問題他也不能解決，因為他找不到原因。原因找不到，也就沒有辦法來解決問題。一種錯誤，凡是找不到原因，也就沒有辦法解決錯誤。陳獨秀機會主義的錯誤，在批判以後沒有找到原因，所以沒有克服。立三路線的錯誤當時批判了，也沒有找到原因，也就沒有克服。舊唯物主義有一個缺點，雖然認識到認識應該正確反映客觀，錯誤就是因為主觀認識與客觀實踐分裂，可是，不知道為什麼分裂，所以舊唯物主義不能完全解決(部分解決也可能的)怎麼克服主觀與客觀分裂的問題。我們說他不能完全解決，就是說他也可以解決一些，不是完全不能解決，如果完全不能解決，舊唯物主義在歷史上就沒有作用了。舊唯物主義還是能夠解決一部分的，因為它肯定了主觀應當反映客觀，因此它也指導人們努力研究客觀世界，在歷史上也起一些作用。它提出這個原則，使人有一個努力方向，有了這個努力方向，多少總能解決一些問題。所以過去的舊唯物主義對於科學的發展，對於歷史上的革命運動也起一些作用。資產階級革命的時候，唯物主義幫助了資產階級認識了一部分社會規律，認識到應當革命，打破了宗教思想，打破了唯心主義，認識到傳統思想是不對的，應當搞革命，比如法國的唯物主義起了作用，但只能起一部分作用，暫時的作用，法國革命勝利以後，資產階級的認識方向就錯誤了，它不知道社會還要發展，認為資本主義永久不變。因此舊唯物主義不能長久起指導我們認識的作用，不能像馬克思主義哲學這樣指導我們不斷進行革命。26年前，毛主席的《實踐論》、《矛盾論》指導我們勝利地進行抗日戰爭，又進行了人民解放戰爭，這兩篇著作今天照樣能夠指導我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指導我們不斷地進行革命。但資產階級唯物主義只能指導一個時候的革命鬥爭，不能完全解決主觀與客觀的分裂問題，不能長久解決這一問題。而《實踐論》、《矛盾論》就能夠解決問題，能使主觀符合客觀，能夠正確反映客觀，幫助我們不斷地在革命鬥爭中取得勝利。 為什麼馬克思主義哲學能夠做到這一點：馬克思主義哲學比舊唯物主義高明的地方、優越的地方在哪裡呢?高明的地方就在於馬克思主義哲學既有舊唯物主義的長處，與舊唯物主義正確的東西完全一致，但是，舊唯物主義的缺點，馬克思主義哲學卻完全克服了。舊唯物主義裡面積極的東西，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有的；舊唯物主義中消極的東西，馬克思主義哲學卻沒有。舊唯物主義中正確的東西，馬克思哲學有：舊唯物主義所沒有的正確的東西，馬克思主義哲學也有。 舊唯物主義缺乏什麼呢?有一點是正確的，它肯定了人的主觀認識應該反映客觀，正確認識是客觀實際情況的正確反映。這一點舊唯物主義是有的。但是有兩個最重要的東西，舊唯物主義卻沒有，就是以前的唯物主義它不懂得：第一，人的認識依賴實踐，與實踐分不開，是以實踐為基礎；第二，人的認識是不斷發展的過程，主觀反映客觀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這兩點舊唯物主義沒有。舊唯物主義認為，正確的認識只要人偶然找到一個正確的方法，就能夠一下子認識一切真理，不了解正確認識是不斷發展的過程，沒有盡頭。正確認識不是一下子就能夠得到的，是要經過一個過程才能逐漸正確起來。由不正確到正確，由片面到全面，由不知到知，由知道很少到知道很多，這是一個過程。舊唯物主義者不了解這一點，因為它沒有辯證法。不懂得這一點，也就不懂得正確與錯誤的原因，找不到為什麼會犯錯誤的原因，為什麼有時好像是正確的東西，忽然一下變成錯誤。常常有這種情況，有一個時候的的確確是正確的思想，隔一個時候變成了錯誤?這一點舊唯物主義不懂得。教條主義為什麼會錯誤?不是因為他的教條絕對錯誤，他的教條的來源，原來是正確的，但是被教條主義者一用，變成錯誤的了。真理會變成錯誤，因為條件、地點變了，運用錯了，它就錯了。在認識過程裡面，這個時候它是正確的，在另一個時候運用不當就錯了。所以，舊唯物主義不懂得這兩點，但是這兩點正是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認識裡面最重要的東西，而舊唯物主義沒有。 所以，舊唯物主義者不能完全解決分清是非問題。為什麼是?為什麼非?不能最後解決。馬克思主義哲學就能夠解決這一點，就能夠完全弄清正確與錯誤的原因。我們說的這兩點，集中起來主要的一點是：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是統一的，用辯證法的觀點來處理唯物主義的問題，處理人的認識問題，處理反映論問題。唯物主義認識論中心是肯定了主觀與客觀是有矛盾的，而且這個矛盾是絕對的，是永遠有矛盾的，矛盾的統一是相對的。因為主觀與客觀的矛盾是絕對的，因此，人的認識不可能一下子就完全正確。也就是說，主觀與客觀不可能絕對一致；就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客觀實踐的一致，也不是絕對的。就是最正確的認識，也是在不同程度上與客觀實踐有不一致的地方，最正確的認識也有某些不正確的地方。列寧曾經反覆講，人的主觀認識，最多也不過是與客觀實踐近似而已。主觀與客觀的一致，實際上是近似的反映。有沒有絕對的反映，正確到主觀與客觀不是近似，簡直是一個東西了，沒有這回事。凡是懂得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人，應當肯定這一點，不要把這當成一個缺點，這是真理。人的認識對於客觀實踐只能是近似的，能夠最大限度的近似，就算是最正確的認識，因為不管你怎么正確認識，比較起客觀實際來總要少一些東西，因為客觀實際總要比你的認識豐富一些，再怎麼聰明的人，腦子裡認識問題，總沒有客觀實際這樣豐富，任何時候總有一些東西還沒有認識。馬克思主義者不能不肯定這一點，不肯定這一點，就會自滿了。 過去哲學界一個致命弱點，就是它會自滿，連黑格爾這麼著名的人，這麼大的哲學家，認為自己的哲學達到了頂點，世界上的哲學問題被他發現完了，從此不要再努力了，以後的人不要再學習了，這是錯誤的。一個人一到認為自己的認識已經到完全與客觀一致了，有了這樣的思想，就不能進步了，也就沒有辦法進步了。你研究一下，我們過去犯錯誤的人，是不是有這種毛病。王明認為自己的思想絕對與客觀一致。這些人不能批評，你批評他，他就大發雷霆，就打擊你。 我曾經和王明有過一些接觸，有一個時候我翻譯列寧的《談談辯證法》，他也翻譯，他翻譯後把稿子拿出來給別人看，我覺得他翻的不錯，有的比我好，但在個別地方，有些字我看是翻譯錯了，就是在講到肯定發展是對立的統一，因此才能夠認識到發展的源泉。「源泉」這兩個字他翻成「鑰匙」，這兩個字本來俄文是雙關，鑰匙與源泉可以通用，但是按照德文、英文是「源泉」，他翻成「鑰匙」。我提意見說，你的稿子總的比我翻的好，我有很多地方要向你學習，但這兩個字是不是考慮一下，把它翻成源泉好一些。我這個態度是非常客氣的，但這意見一提，很快就挨了一個批評，是一個很大的帽子，好像是成為「二元論」，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時王明已經被批判了，我的膽子也大了，我說，你是錯誤的，按照英文、德文原意，從全文來說翻成「源泉」還是好一些。這人不懂得認識論，自認為自己已經掌握了認識的真理，一個字都不能批評，這不是技術上的問題，跟他一起工作的人在政治上根本不能提出意見，當他領導的時候，你不能提批評的意見，每一個字都必須服從。你們想一想赫魯曉夫是不是這樣的人，他所說的話，你們誰敢對他哪個字批評一下，你試一試，當然我們不是蘇共黨員，沒有這個機會，假如有這個機會，你試一試，不挨棒子才怪呢。這些人的腦子裡沒有辯證法。 應當虛心聽取別人的意見，應當聽取群眾任何一個微小的意見。當然，群眾的意見也可能是錯誤的，要分析，但有時是對的。古人比赫魯曉夫、王明聰明一些，中國有句古話這是千古不朽的，「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這也是辯證法。這些修正主義者、教條主義者就沒有辯證法，他以為自己是智者，智者千慮絕無一失，愚者千慮絕無一得。他們的邏輯、認識論就是這樣。馬克思主義者，辯證唯物主義應當肯定主觀與客觀的一致不是絕對的，最大限度也只能是近似的，列寧的《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講了這個問題。 認識既然是近似的，是不是總是要有錯誤呢?小小的錯誤總是有一點的，有一些不叫錯誤，就是主觀有某些不一致的地方。馬克思主義者想問題，有一些地方和客觀不一致，這不是錯誤，這是某些不一致，這是必然的。所以，正確認識是什麼呢?我們說，沒有一個人的認識是一貫正確的。我們說中央一貫正確，毛主席一貫正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一貫正確，是什麼意思呢?無非是我們的領袖人物，我們這些經典作家能夠做到這一點，使他的主觀認識不斷地接近客觀實際，不斷地深入事物本質，不斷地由片面到全面，由表面到本質，由不知到知，經常能保持主觀認識與客觀實際最大限度的接近，最大限度的近似，這就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能夠做到的事情。做到這一點就了不起，能夠永遠做到這一點，經常做到這一點，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一個人估計問題能經常八九不離十，就是了不起的。一個人估計問題經常百分之百是不可能的，能經常做到八九不離十就了不起了，這就是一貫正確，黨裡面沒有一個人能夠比得上毛主席這一點，當然，還有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鄧小平同志等中央一批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者，也可以說是這樣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也是這樣的，史達林差一些，到了後期不是八九不離十，是三七開，變成了六七不離八。我們這些人估計問題能夠四五不離六就不錯了。我們能夠做到四五不離六，或者五六不離七，就很不簡單，能夠經常做到這樣，就很不錯了。這並不是說我們現在的水平就可以了，而是說現在的水平，努把力還是可以提高的。毛主席不是不能學習的，長期努力可以提高，可以接近的。司馬遷在「孔子世家」里說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這是司馬遷讚揚孔子，從前人的眼睛裡面的孔子，就是現在我們眼睛裡面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主席。這話很好，意思是，孔子是一座很高的山，我們仰望他呀，不斷向他走去，不斷地努力接近他呀，雖然還不能到他那一步，我們的心總是不斷地向他努力。我們對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主席，雖然不能到他們那一步，但總是努力向他們學習，努力接近他們，心裡不斷地嚮往著他們。 反過來說，錯誤是什麼呢?錯誤的原因在哪裡呢?正確的認識是在認識過程裡面不斷接近客觀實際，不斷地保持近似。錯誤是相反的，我們在認識過程裡面，不是不斷的接近客觀實際，而是在一個時期忽然離開了客觀實際，甚至不斷地越離越遠，錯誤就是這樣發生的。往往是開始認識是正確的，是接近客觀實際的，但是，在認識過程裡面脫離了實踐，不注意保持近似，結果實踐發展了，客觀實際發展了，而我們的主觀認識還是停頓不前，結果是主觀與客觀分裂了。不是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而是實踐、認識之後停頓了，不再實踐、不再認識了，在這種情況下，也許原來是正確的認識，經過一個時期，變成了錯誤。得到了一個正確思想，如果努力下去，不斷豐富，原來的內容還是保持著，經過了豐富，還是正確認識，只要它不斷的發展，原來正確的認識還是正確的。但是，原來的認識只有這麼一點，不再豐富了，實踐發展了，它本身貧乏，就離開了正確的認識，就變成了錯誤。這個錯誤，不是在最初出發的時候就錯的，不是一開始就錯，是在發展的過程中，比起發展的實踐來說，是分裂了，所以就錯誤了。馬克思的某一句話原來是正確的，後來也應該可以是正確的，只要是補充新的內容，他的話永遠可以有生命力，但是，不補充新的內容來處理新的問題，就分裂了，就錯誤了。這不是原來正確的東西本身變成了錯誤，不是真理本身變成錯誤，而是真理本身要發展，你不讓它發展，就變成錯誤的了。所以原來是正確的東西，在認識過程中不去努力進一步接近客觀實際、脫離實踐的發展，就變成了錯誤。要保持原來正確的東西永遠正確，你必須要豐富它，否則，就可以和客觀分裂，就變成了錯誤，甚至於變成荒謬的東西。這是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認識論。 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一個規律，《實踐論》也是告訴我們這個規律，要我們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每一個循環都使我們的認識達到高一級的程度，這樣才能使我們的認識一貫正確。中央和毛主席認識問題就是這樣的。《毛澤東選集》第一篇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那個正確的認識，後來在《毛澤東選集》的其他著作里不斷地發展，不斷充實，不斷豐富，革命每發展到一個段落，總是添上一些新的內容，所以他一貫是正確的。如果毛主席僅僅靠第一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來指導中國幾十年的革命，一點也不加新的內容，會不會犯錯誤呢?肯定是會的。但是，毛主席不是這樣做的，所以他是一貫正確的。 不斷向新經驗學習，不斷吸收新經驗來豐富我們原來的認識，任何時候防止主觀認識停頓起來，這樣保持我們中央的思想一貫正確。我去年講毛主席一貫正確，沒有主觀主義，沒有唯心主義，但有人不同意。我今天再一次肯定這一點。應當承認中央的領導一貫正確，毛主席一貫正確。因此，我們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的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次要的，錯誤是個別的，凡是一貫正確的東西，一貫正確的領導所做出來的工作，一定是成績為主，而且我今天還要肯定這一點，成績是九個指頭，缺點是一個指頭。去年有一點不敢講這話，那個時候講大受反對，你說成績是主要的可以勉勉強強的接受，說成績是九個指頭、缺點是一個指頭，是不大容易接受的。當然我這樣說，沒有中央文件做根據，因為今天中央還沒有這樣講，也可能是錯誤的，但我認為可以這樣講，大家考慮考慮，錯了我收回。為什麼我今天可以這樣說呢?去年不能這樣說，是因為以前的三年直接在困難中，直接感到大量的缺點與錯誤，不能充分理解成績為主，因為看的缺點太多了，困難太多了，根據直接經驗，你說九個指頭、一個指頭這個原則，腦子裡有一點想不通，你現在根據情況好轉的這樣快這一點來看，我們現在可以重新肯定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這個原則，這麼大的困難、這麼大的天災、犯了這麼多的錯誤，能夠在很短時間裡面把它轉過來。從困難轉變的這樣快這點來看，不能不肯定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這個理論。我們相信，以後日子過的越長、越能夠肯定這一點，再過一年，到了秋收以後再看。六億多人的事，要想在一年就看出它的是非，看出正確與不正確，是不可能的。要經過一個時期才能看出，現在已經看出這個苗頭來了，我想現在重新肯定一下毛主席這個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指示，我們不妨敢想敢說，錯了我們收回。現在有「三不」原則，大家不會給我戴「左」傾冒險主義的帽子。 要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認識論來了解中央的指導為什麼是正確的，為什麼毛主席一貫正確，他之所以一貫正確，就是他能夠按照馬克思主義哲學所發現的人的認識規律，指出要使人的主觀認識不斷保持對客觀實際的近似狀態，不斷接近客觀實際的發展過程，不斷從經驗裡面學習、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不斷地循環往復，每循環一次，都使我們的認識達到一個新的階段，這是《實踐論》的中心思想。大家要我講一講中心思想，這就是它的中心思想。這是指導我們的思想，是指導我們行動的方向性的原則。這個原則是毛主席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因為以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說的沒有這麼完全，沒有概括出這樣一個公式來。如果大家一定要說我是貶低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我是寧願戴這個帽子的。列寧也只是概括一些，由感性、直觀到理性認識、再到實踐。列寧這個概括當然是正確的，同時，在實踐上也包含毛主席講的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但是列寧的著作中沒有展開，毛主席的《實踐論》把它展開了，所以就更明確了。這並不是說列寧就錯了，列寧對這個規律已經掌握了基本思想，這種思想在恩格斯的著作裡面也有了。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也講了，但還是萌芽狀態。毛主席的發展，並不是說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根本觀點裡面，加了什麼另外的東西，而是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基本思想進一步展開了，他的基本思想還是那些，並沒有另外的東西，不過他展開了，就像一棵小樹，從前是小樹，現在變成了大樹。樹還是那棵樹，並沒有變成另外的樹，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樹，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樹，經過了幾十年以後，變成了大樹，原來是一棵小松樹，現在變成了大松樹。這裡面沒有什麼貶低不貶低的問題，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這樣生長發展的。毛主席就是能夠掌握這樣的規律，能夠認識規律，不只是在思想上認識這個規律，不是口頭上說，不只是在文字上寫出了一本《實踐論》，而是把規律運用在實際行動中，做實際工作的時候，就是不斷地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永遠保持主觀認識與客觀實際處於最大限度的近似狀態。毛主席的全部著作，所有黨的歷史經驗都證明毛主席把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辯證唯物主義運用到實際工作裡面去，因此才能正確指導我們黨的工作，正確指導我們這樣一個偉大的黨、偉大的國家、這麼多的人口來進行革命，能夠比較迅速地得到勝利，能夠避免犯根本性的、全黨性的、路線性的錯誤，能夠經常保持一個正確的路線，有了錯誤及時發現，及時糾正。比任何人更快地發現錯誤，比任何人更早地提出克服錯誤的辦法，這是毛主席在工作中的特點，這就是一貫正確，這裡面沒有什麼主觀主義，沒有什麼唯心主義的問題。這一點我覺得可以肯定，如果去年還有同志不了解，不能接受這一點，我希望能夠把這個思想清理一下。 這就是《實踐論》、《矛盾論》的中心內容。 第二次講課 (1964.4.17) 今天接著昨天的問題講下去。昨天把第一個問題基本上講完了，但還沒有完全講完。所以還要講一點。昨天主要是講《實踐論》、《矛盾論》的任務，任務就是反對主觀主義，在實際工作中堅持唯物主義，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的路線，堅持哲學的黨性。 什麼叫主觀主義呢?昨天也講了，主要就是主客觀分離。 分離的原因，往往不是一開始就分離的，是在認識的過程中分離的，在認識過程中，主觀認識逐漸脫離實踐，這樣，就不能夠使認識不斷地接近客觀實際。人的認識總是和客觀有些矛盾的。所以某些主觀和客觀不符合的地方總是永遠要存在的，甚至部分的錯誤也總是免不了的。問題就是要看認識能不能越來越更接近客觀，能不能經常保持認識和客觀實際情況最大限度的近似狀態。 我們講的反對主觀主義要注意一個問題是，主觀主義是在實際工作中的一種很大的錯誤，根本的錯誤，也就是路線性的錯誤。陳獨秀的錯誤、王明、博古的路線錯誤，修正主義的錯誤，這些都是主觀主義。我們這幾年來刮「五風」的時候，某些地方、某些個別部門的錯誤是很大的主觀主義。主觀和客觀發生了很大的分離，有時候分離到完全違反客觀的情況，根本不顧客觀情況去作工作。這一種叫主觀主義。 至於我們的認識和客觀實際有某些不符合的地方，甚至於有某些個別的錯誤，這不能說是不錯，照習慣說法，基本上不錯，根本上不錯，但個別的部分、有些地方有些錯誤，那麼這種情況能不能叫主觀主義呢?能不能叫唯心主義呢?這種情形就不能叫做唯心主義，不能叫做主觀主義。所以，要加以區別，要把主觀和客觀某些不符合同錯誤加以區別開來。個別的部分的不太重要的錯誤、不帶根本性的錯誤，和根本錯誤有區別。就是說，不能把任何錯誤、任何主觀和客觀不符合的情形都叫做主觀主義，都叫作唯心主義。如果不作這種區別，那麼馬克思、恩格斯也有唯心主義，列寧也有唯心主義，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因為那種個別的小一點的錯誤，他們也犯過嘛！不能因為有這種情形，就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有主觀主義，他們的世界觀就有了問題，不能這樣說。這個思想，我以前也反覆講過，大家在許多問題上也注意到，我覺得還有重複的必要，因為涉及到這個問題，重複一下是為了使大家比較深刻地了解，為什麼中央是一貫正確的，為什麼毛主席是一貫正確的。另一方面，我們要反對主觀主義是反對的什麼東西。我們要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堅持哲學上的黨性，反對主觀主義，目的是要照列寧在「左派幼稚病」一文中說的，不要犯大的錯誤，犯小一點的錯誤，小錯誤犯了以後，可以比較快的看出來，及時改正。能夠做到這一點，那就算是堅持了辯證唯物主義。在實際工作中，經過努力做到這一點，就算是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的路線。 唯物主義是一條認識的路線，就是在發展的過程里，在走的過程里，不斷接近客觀，主客觀不要分離。主要是這樣一個問題。我們要反對的是這樣一種錯誤，就是在實踐過程里不經常依賴實踐，而在一定時候脫離實踐，主觀和客觀分離了。這種情形，就是實際工作中的唯心主義。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就是反對這樣一種主觀主義。 主觀和客觀某些不一致，或者個別不重要的錯誤，這種情形是不可避免的。但主觀主義是可以避免的。如果能夠正確地掌握辯證唯物主義的路線，在認識上就永遠不脫離實踐。所謂不脫離實踐，就是要不脫離無產階級的革命實踐。這是一個立場問題。階級立場不對，那個實踐也不對，那個實踐的方向也不對。不脫離革命的實踐，不脫離改變世界的無產階級的實踐，不脫離廣大人民群眾的實踐，就是說，不脫離群眾路線，能夠經常做到這一點，那麼就有可能避免主觀主義，就有可能避免犯大的錯誤。出了個別的錯誤，也能很快糾正，能夠修正錯誤。所以，辯證唯物主義要求我們在認識上結合實踐，而且要結合階級實踐。毛主席在《實踐論》裡面說一點也不能夠脫離實踐。實踐性和階級性是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實踐就是階級的實踐。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是有實踐性的，有階級性的。這種哲學要求我們經常注意到認識不能離開實踐，要求我們在考慮哲學問題的時候把實踐作為基礎，而且必須是無產階級的實踐、必須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人民群眾的實踐，要在行動上，在實際工作里，通過這條實踐的路，才有可能克服主觀主義。 《實踐論》、《矛盾論》這兩篇著作，中心任務就是要幫助我們找到一條道路，找到一種正確的方法，在實際工作里克服唯心主義，克服主觀主義。所謂找到一條道路，就是找到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路線。不是形上學、唯心主義的路線。這條路線，就是永遠結合階級實踐的路線，在認識上永遠不脫離階級實踐的路線，方法上就是辯證法。《實踐論》告訴我們的這一條道路，可以避免主觀主義，避免唯心主義的道路，堅持哲學上黨性的道路。《矛盾論》告訴我們一個克服主觀主義的方法。我們學習《實踐論》、《矛盾論》，主要是要注意這一點，一條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的路線，一個堅持唯物主義的方法，學會克服唯心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方法。 下面具體講兩篇文章的特點。第三個問題是講《實踐論》的特點，就是要告訴我們在認識過程中克服主觀主義。這是《實踐論》的中心任務。第四個問題是講《矛盾論》的特點，就是要告訴我們克服主觀主義的方法。 3.《實踐論》的作用和意義 黨史上說明了一個問題，「左」傾機會主義，右傾機會主義，就其錯誤來說，是根本性的錯誤，就其思想來說，是十足的主觀主義，是主觀和客觀分離的典型表現。在毛主席寫《實踐論》、《矛盾論》的時候，對這個問題，我們黨已經取得了充分的經驗。 到1937年的時候，我們黨已經有了十幾年的歷史，在這十幾年中，根據實踐所提供的充分的經驗，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什麼是主觀主義。因為有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又犯過三次「左」傾冒險主義，還有局部的羅章龍、張國燾路線的錯誤。各種各樣的錯誤，提供了許多材料，告訴我們什麼是主觀主義。毛主席的《實踐論》，無非是把這些經驗加以概括。在《實踐論》的文字里，沒有寫歷史上的許多錯誤，因為這是哲學著作，不一定把具體事情講的很多，而且在當時也不好講，如果在1937年那個時候就寫出來，三次「左」傾路線都是主觀主義，都是主觀和客觀相分離的，那也不行。那時沒有現在這樣的情況，當時說出來，很多幹部不能接受。雖然有這樣的事實，但對事實的本質，許多人不了解。有了經驗，並不等於了解經驗中暴露出來的問題的本質。知道陳獨秀的錯誤，知道立三路線的錯誤，知道王明、博古的錯誤，但並不等於就能夠了解這種錯誤的本質，而且在當時還有些人堅持錯誤。在沒有總結以前，你在當時如果說王明、博古是犯了政治路線的錯誤，那他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那要爭吵不休的。所以，當時明確地寫出來沒有辦法使人接受。另一方面，當時黨還沒有作結論。所以《實踐論》、《矛盾論》里沒有明確指出來。它舉的例子是國民黨到延安去的考察團，不舉黨內問題為例。但實際上它概括了以前的錯誤，並且從認識論上找出了這種錯誤的根源。 單從《實踐論》的意義來講，就是在我們黨經過了十幾年的工作，取得了經驗，犯了一些錯誤之後，能夠從哲學著作上，從世界觀的水平上，來概括這些錯誤，把這些錯誤的根源、原因找出來。《實踐論》把過去那些錯誤總結出來兩方面的根源。所謂兩方面的根源，就是一方面從經驗(感性)認識方面找到了根源；另一方面從理性認識方面找到了根源。兩種根源產生了兩種形式的主觀主義。這兩種形式在後來整風的時候概括為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在《實踐論》里沒有明白這樣講。但是，《實踐論》已經從實質上講到兩種錯誤的形式。一種錯誤就是理性認識脫離感性認識，脫離實踐。在《實踐論》上講，這種認識否認實際經驗，否認親自參加變革現實的革命實踐，從書本上得到的一點東西自稱為「知識里手」的人，實際上是指的教條主義。另外一種形式，就是經驗主義，只是滿足於個人的局部經驗，不上升到理性認識。 從革命工作的錯誤中做出哲學總結，找出錯誤兩方面的根源，指出了錯誤的兩種根本形式，指出了主觀主義的兩種形式，這應該說是毛主席對馬列主義哲學的一個新的貢獻。因為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這樣的名詞，以前的馬列著作里也講過，但那些講法多半是涉及到一些純粹學術上的理論問題，以前講實際工作里的教條主義、經驗主義，沒有毛主席講的這樣深刻。「我們的理論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這句話從恩格斯起就講了，但是為什麼有些人把理論當做教條呢?這個原因用專門的哲學著作來作系統的說明，這應該說是毛主席的貢獻。這是對馬克思主義過去反對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思想的發展。發展馬克思主義，決不是脫離原來的基本原理來發展的。而是把原來的基本原理更展開、更深入地作了說明。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也批判了教條主義。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特別批判了經驗主義。但是，對這兩種主觀主義的根源，作了系統的說明，這是毛主席的貢獻。 為什麼主觀主義會有兩種根源，會出現兩種形式?毛主席在《實踐論》里作了系統的分析。他的分析方法是把辯證法運用到認識論上來，把人的認識看做不斷發展、充滿矛盾的過程。人的認識是矛盾的過程，這個矛盾就是主觀和客觀的矛盾。主觀和客觀永遠有矛盾。犯錯誤的人，是主觀和客觀有了大矛盾不能解決。不犯錯誤的人，或者政治路線掌握得很正確的人，也不能夠說主觀和客觀沒有矛盾。矛盾是絕對的。沒有矛盾，認識不會發展。馬克思、恩格斯的認識跟客觀世界有沒有矛盾?應該說有矛盾。如果說沒有矛盾，那麼馬克思、恩格斯死後，就用不著列寧再來寫《帝國主義論》了。《資本論》是正確反映了資本主義發展的規律。可是到了帝國主義時代，僅僅是《資本論》所說的那些東西，如果簡單地運用到帝國主義時代，那就不夠了，那就有矛盾。《資本論》解決了19世紀以前資本主義客觀發展過程和人的主觀認識的矛盾。馬克思用了幾十年的功夫解決了這個矛盾。但是，到了20世紀，又發生了矛盾，所以列寧又來解決這個問題。 革命的主觀認識和革命的發展過程也有矛盾。巴黎公社的時候，馬克思最初的認識就跟巴黎公社運動有點矛盾，因為他開始時不大讚成巴黎公社的一些同志搞暴動，他感到要失敗，所以不大同意。但是，巴黎公社已經搞起來了，他又讚揚巴黎公社，從巴黎公社裡學到許多新的東西，學到無產階級專政的具體形式。這樣就解決矛盾了。 到了20世紀，俄國革命出現了，如果列寧簡單地按照巴黎公社時期馬克思的思想，來指導行動，那就不夠了。列寧最初在俄國革命以前，並不知道俄國革命的無產階級專政，應該採取什麼形式。列寧在主觀上對這個東西是無知的。俄國革命逐漸醞釀起來，究竟採取什麼形式，列寧的主觀和客觀是有矛盾的。等到俄國革命開展起來，工、農、士兵創造了蘇維埃，然後列寧才找到了克服主觀和客觀的矛盾，從運動中找到了蘇維埃的形式，作為無產階級專政在當時的好形式。 後來，我們中國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曾經多多少少用教條主義的方式用到中國來，我們也成立了蘇維埃共和國。但是後來怎麼樣?蘇維埃這個名字不大適合中國的情形。所以現在我們是人民代表大會的形式。當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這個名字，是從哪裡來的呢?還是從蘇聯搬來的。當然，我們並不是說用了這個名字就完全錯了。在這個名字之下，毛主席根據中國的情況，正確指導了革命運動。但是，在教條主義的領導下，把這樣一種形式作了錯誤的運用。關於這個問題，大家可以研究。當時採取蘇維埃共和國這種形式，採用這樣的名字是不是妥當?至少可以這樣說，採用這樣一個名字，是當時沒有很好解決主客觀矛盾的表現，是教條主義理論還起作用的一種表現。不是說我們的共和國即當時的整個蘇維埃根據地就錯了，不是這種意思。在這種形式下，毛主席的領導是正確的。當時所以不能不採取這樣的形式和這樣的名字，是我們黨在歷史上還沒有解決主客觀認識的矛盾，至少沒有很好解決，沒有充分考慮到在中國農村革命運動里，用什麼名字更好，更接近現實，主觀近似客觀，用什麼名義算是最大限度近似客觀，這個問題沒有很好解決。毛主席就叫做農村革命根據地，或者後來在抗日戰爭時期叫解放區。教條主義者一定把它叫做獨立國，叫蘇維埃共和國。毛主席的著作里總是把它叫做根據地。因為它是中國的一部分。所以利用這種形式是不是完全解決了主觀與客觀的矛盾?恐怕還沒有。還有主觀主義的影響。後來到了長征以後，在抗日戰爭時期，蘇維埃共和國的名字取消了。抗日戰爭時期就是根據地、解放區，現在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會制，這是完全適合中國的情況的。 認識的過程就是要克服主客觀的矛盾。主客觀的矛盾包含著認識和實踐的矛盾，包含著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的矛盾，也包含著正確和錯誤的矛盾，不知和知的矛盾，包含著各方面的矛盾。我們反對主觀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克服認識與實踐、感性和理性、不知和知、正確與錯誤這些矛盾。總的來說，這些矛盾就是主觀與客觀的矛盾。就是要克服主客觀的分離，克服錯誤。從認識論上來說，克服主客觀分離、克服錯誤的方法是什麼呢?這個方法就是正確地運用、掌握認識的規律性。在人的認識過程里，正確地掌握認識的規律。不論是經驗主義、教條主義，不論是右傾機會主義和冒險主義，都是在自己的認識問題和考察問題的過程里，違背了認識的規律。 《實踐論》就是告訴我們怎樣才能夠不違背認識的規律。首先是告訴我們人的認識有一些什麼規律。認識了這個規律，就懂得怎麼樣才能夠不違背這個規律。《實踐論》里告訴我們的是什麼樣的規律呢?總的來講，就是從實踐中逐步取得感性認識，逐步取得經驗，然後把感性認識加以總結，使它變成理性認識。按照《整頓黨的作風》來說，就是把感性認識變成綜合性的、有條理的知識，然後用這種理性認識去指導實踐。認識的基本規律就是這樣的。這個規律，大家在學哲學的時候都反覆學過了，用不著怎樣解釋了。這個規律，是一個不斷反覆的過程。《實踐論》裡面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一個很重要的貢獻，就是系統地說明了認識的規律是一個反覆不斷的過程。我們用辯證法的名詞來說，就是不斷地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理性認識又回到實踐，然後重新又來一個循環。這一個否定之否定不斷循環的過程，是認識的根本規律。就是說，認識永遠是按照螺旋形不斷發展的。如果我們認識了這個根本規律，而且也照著這個規律去考察問題、解決問題，那麼就有可能保證我們的認識能夠最大限度地近似客觀實際。如果我們的認識不能照這個規律做下去，就是說在螺旋發展中間有了停頓。認識規律是不允許有停頓的，要不斷地從經驗到理論，由感性到理性，又回到實踐，要求不斷反覆，不容許停頓，如果我們有所停頓，那就是違背了這個規律。主觀主義是怎樣產生的呢?主客觀分離是怎樣出現的呢?原因是什麼呢?根本原因就是違背了這個規律。就是在認識的過程上，認識不斷上升的螺旋形發展過程里，我們在某一點上停頓下來，那麼就從某一點起，開始主觀和客觀分離，就要犯更大的錯誤。如果你的認識本來是正確的東西，一停頓下來，正確的就變成錯誤的了。 歷史上各個階段的一些領導者所犯的路線錯誤，不管是「左」傾冒險路線，或者是右傾機會主義，不管是教條主義，或者是經驗主義，你要找他的根源，都可以從這一點上來找。可以肯定，這些錯誤都是由於在認識不斷發展的螺旋過程里，在某一點上停頓下來，不跟著革命鬥爭的發展前進，那麼就犯這種分離的錯誤。為什麼會出現經驗主義?為什麼會出現教條主義?根據這個規律來看，就很清楚。 經驗主義之所以是錯誤的，之所以是主觀和客觀分離的，就是有經驗的人就局部經驗範圍內使自己的認識停頓下來，滿足於已經有了的經驗，滿足於一知半解。經驗主義這種主觀主義形式，是由於在認識的經驗階段(認識的感性階段)停頓下來，不總結經驗，不讀書，不運用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來總結我們的經驗，所以才出現經驗主義的毛病。他們得到一點具體經驗，從這裡面作結論。說通俗一點就是這樣的，根據一點局部的經驗，就對問題作全面的結論。 我們說修正主義的觀點是經驗主義、主觀唯心主義。為什麼可以這樣說呢?就是因為修正主義丟掉了普遍真理，而解釋問題總是抓住某些個別事實把它誇大。大家可以看一看列寧的《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這篇文章，有一段講到修正主義認識錯誤的根源，他說：從科學方面來說(就是講認識)，修正主義者在這個問題上的毛病，是他們把一些隨便抽出來的片面的事實弄得從表面看起來很像普遍的現象。他們不是把大量的材料加以分析，而是抓住一個經驗就作結論，就把它說成是普遍的東西。在現代修正主義的言論里，我們可以找到大量的材料，每一篇修正主義的文章里，都可以找到這樣的材料，脫離事情各方面的聯繫，只抓住某一點，比如說，古巴事件，作了那麼一個卑鄙的讓步，當時的確有這麼一個現象，美國劍拔弩張的形勢鬆了一點，造成了一個印象，好像大戰避免了。這是不是一個事實呢?是事實的一個方面。修正主義者對帝國主義那樣卑躬屈膝的讓步，緊張形勢多少鬆了一點，解除了當時那種緊張的狀態，但並沒有解除一切緊張，對古巴的包圍依然存在。他們就抓住了這個事情做出了結論：這是他對和平的很大功勞。這是經驗主義的主要方法。 在黨史的過程中，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主要的是教條主義，當時的經驗主義者是為教條主義服務的，做了俘虜。怎麼樣做了俘虜呢?從認識上可以得到說明，因為經驗主義者常常總是看到一點，看不到全面的聯繫，對教條主義提出的主張，他可以從某些個別經驗里去找到證明。教條主義者說，革命應該是進攻的，因而提出了冒險主義的戰略，這種冒險主義的戰略是錯誤的，經驗主義者可以根據他的一個戰役，或者一個戰鬥的勝利，他可以做出結論，說教條主義的戰略是對的。為什麼是對的，你看我們這個戰役把敵人打垮了嘛！這說明我們可以進攻。在一個戰鬥上，一個戰役上，在毛主席的指揮下，的確是進攻過敵人，消滅了敵人。他就根據這一點來為教條主義服務，他根據這一點把他誇大，做出結論，認為在整個的戰略上可以進攻。「禦敵於國門之外」，教條主義根據外國的經驗，提出了這種戰略上進攻的方針。經驗主義者根據一個戰鬥、一個戰役的勝利事實來為他服務。他之所以是經驗主義，他停頓在局部的經驗之下，根據局部經驗就做了一般的結論，不繼續研究各方面的經驗，不分析總結各方面的經驗。這就是經驗主義。 教條主義，就是自己的認識停頓在理性認識的某一點上，從認識的規律來說，在認識過程的某一點上停頓下來，不再去注意新的經驗，就是在理性認識環節某一點上停頓下來，不在新的革命實踐中繼續吸收新的經驗，這樣使主觀和客觀分離，這就是教條主義。這個比較容易了解。王明、博古這些人，從外國書本上一些國際總結出來的經驗(也就是形成一種書本上的理論)，把它簡單地搬到中國來，卻看不起中國的經驗，輕視農村革命新的經驗。所謂「山溝里沒有馬列主義」，這句話就是教條主義者停頓在書本理論的某一點上，不繼續吸取新的經驗一種教條主義的典型口號。 《實踐論》指出了主觀主義的兩種來源和兩種形式，這是《實踐論》的要點之一、中心點之一。指出主觀主義兩種來源、兩種形式這一點，也就使我們懂得了怎麼樣去克服兩種形式的主觀主義，使我們懂得了從兩方面去克服主觀主義。 我們大家知道，在毛主席寫《實踐論》、《矛盾論》的當時，黨內領導的思想中，占統治地位的是教條主義，遵義會議以後有所改變，一般還是在軍事問題上有根本的改變，其他問題上還沒有根本改變。當然也有一些改變，毛主席的威信樹立起來了，但是在具體問題上許多幹部還有迷信教條主義的情況。一直到抗日初期，王明回來以後，還有很大一部分同志跟著他走，項英同志就是。教條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占了很大的統治地位，這種情況，主要是在遵義會議以前，遵義會議以後有所改變。教條主義占黨的指導思想的主導地位，所以當時主要危險是教條主義。因此，毛主席著作的主要批判鋒芒是對著教條主義的。但是，毛主席的著作是馬列主義的，因此是全面的。所以從《實踐論》、《矛盾論》里不但可以找到克服教條主義的武器，而且也找到了克服經驗主義的武器。 當時，教條主義為什麼會占統治地位呢? 主要原因，我們黨是處於一個幼年的階段，一般說來，是缺乏足夠的經驗的，除了少數人(像毛主席)以外，一般黨員是缺乏足夠經驗的。這就使得教條主義得以占統治地位。當時我們黨有一個特點，就是因為自己沒有經驗，非常相信國際上的經驗，非常相信蘇聯的經驗。這是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的忠實。我們黨跟印度黨很大不同之點，就是非常忠實於馬克思主義。但不是所有的黨員都是這樣的。可是，由於我們幼年的黨非常忠誠地相信馬克思主義，相信蘇聯的經驗，教條主義者就利用了這一點，來使自己占統治地位。因為他們有兩個東西，一個是有些書本上現成的知識，而我們許多同志沒有讀多少馬列主義的書，書本知識比較少，又缺乏足夠的經驗；另一個是還有外國的指揮棒。教條主義的來源有兩方面，書本上的現成知識，外國的命令，這兩個東西，在當時，我們處於幼年的黨的一般黨員，都是非常相信的。教條主義就是利用我們的這個特點，也是個弱點，篡奪了黨的領導地位。 那麼，當時的教條主義，是不是只限於「左」傾冒險主義呢? 還不是這樣的。當時就有右傾機會主義，主要也是教條主義。陳獨秀的思想是經驗主義還是教條主義呢?恐怕還不能說是經驗主義。他也沒有多少經驗。他的右傾機會主義有兩個來源： 一個是資產階級革命的舊的狹隘的教條把資產階級革命理論片面化了，認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只能夠由資產階級領導。這個思想在當時是反對列寧的。列寧的著作第一次提出資產階級革命在帝國主義時代，應該由無產階級努力奪取領導權。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就有了這種思想的萌芽，但還沒有明確提出來。列寧的著作明確提出來了。無產階級應該積極參加資產階級革命，而且要從資產階級手裡奪取領導權。當時的教條主義是反對列寧主義的。利用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沒有明確提出民主革命應該由無產階級來領導這個論點，結果就出現了右傾機會主義。三次「左」傾冒險主義的教條主義性質，是很明顯的。李立三闡明的是城市暴動的路線。王明、博古的教條主義路線是很明顯的，這是用不著說的。就是陳獨秀這樣的問題，大家可以研究一下，我看恐怕也是教條主義。把書本上的資產階級革命的理論片面化了，把馬克思、恩格斯革命的東西取消了。馬克思、恩格斯關於資產階級革命的思想雖然不很明確，但也有無產階級要奪取領導的因素。在1848年的革命中，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來了，無產階級應該有自己獨立的路線，不要跟著資產階級走。雖然他們沒有明確講到要領導，但實際上有這種意思。這種革命的成分，右傾機會主義把它取消了。 另一個就是陳獨秀從外國搬來了教條，外國的東西就是托洛茨基反對列寧的革命的東西，就是反對無產階級要領導民主革命的觀點。托洛茨基又是冒險主義，又是機會主義。關於這一點，大家可以深入研究一下，我沒有搞這個專業，提不出很充分的材料來。據我的了解，我覺得可以這樣說。經驗的成分也有，比如害怕資產階級離開革命。因為資產階級經常威脅著要分裂。從經驗中也可以看出來、資產階級在民主革命里，總是要分裂出去的。陳獨秀恐怕主要的還是教條的問題。所以，教條主義不一定就是「左」傾冒險主義。把教條主義跟「左」傾冒險主義等同起來，是錯誤的。 現代修正主義提到的教條主義同時也就是「左」傾冒險主義。他們把宗派主義、「左」傾冒險主義和教條主義當做一回事。實際上修正主義、右傾機會主義本身也有教條主義的來源。修正主義主要世界觀的基礎是經驗主義、主觀唯心主義，這是他們主要的東西，而不是教條主義。因為他們把馬列主義的根本原理取消了。他們在馬克思的著作里找不到他的有力根據。因此，修正主義者要修正馬克思主義的藉口就是經常強調新的經驗，強調實踐。所謂實踐，有兩種解釋：我們的解釋，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實踐，廣大人民群眾的實踐；修正主義者講的實踐，講的經驗，是某些個別的經驗，個別的事實，他要我們注意某些個別暫時的事實，暫時的現象，丟掉了遠大的東西，全面的東西。列寧已經說過，修正主義的特點，是遷就眼前的事變，為了無產階級的眼前利益，就丟掉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現代修正主義者有這麼一種提法，你看，和平過渡有可能，為什麼有可能?現在資本主義國家裡有民主、有議會選舉，共產黨還可以到議會裡取得議席。有沒有這樣的事實呢?的確有這個事實。他就根據這個片面的事實做出了結論，說無產階級可以通過這條道路取得政權。列寧的《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這篇文章，對於這一點有很明確的反駁。他說：修正主義者看不到議會制度和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中的不可避免的內在的辯證法。他只看到議會可以使無產階級的代表有點席位，他不知道這種資產階級民主發展的結果，最後會引起比先前更激烈的暴力革命，他看不到辯證法規律發展的前途，只看到資產階級革命眼前某些好處，忘記了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修正主義一般的哲學基礎，都是經驗主義。 經驗主義也有兩種。毛主席批判的我們黨的歷史上的那種經驗主義，還不一定是主觀唯心主義的形式。我們過去有很多好黨員，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英勇鬥爭，取得了許多經驗。這種經驗，的的確確是鬥爭的反映，是客觀事物的反映，不是主觀幻想，不是個人腦子裡隨便想出來的。一般說我們認識的經驗主義是這一種，他的缺點就是狹隘一點。他的經驗是局部性的，沒有很廣泛的基礎，但他的經驗的的確確是客觀事實的反映，不是自己想出來的。我們說的經驗有這種問題。 毛主席在《實踐論》里說的另一種經驗主義，就是把經驗看作主觀自身的東西，那就是主觀唯心主義的經驗主義，那就是馬赫主義的經驗主義。現代修正主義的經驗主義，基本上是這種主觀唯心主義的經驗主義。就是從主觀出發產生經驗，這一些經驗根本不能夠反映任何客觀事實，就是從主觀要求出發生造出來的經驗。這種經驗的內容是什麼呢?是從主觀利益出發的主觀幻想，是個人主義的，也叫唯我論，我認為對就是對的，對我有利的那就是對的。現在資本主義國家為什麼有那些修正主義者，那樣喜歡和平過渡，為什麼那樣害怕革命，就是從自己的主觀利益出發。他們有一個經驗，就是如果不搞革命，他可以做官，可以在議會裡面每年有很高的工資。在義大利，不僅可以在議會裡做官，而且也可以在地方政府里做官。這些人是從個人利益出發來考慮經驗問題的，所以他很害怕革命，不但害怕國內革命，而且害怕國際上緊張局勢。因為國際上一緊張，本國的資產階級搞法西斯主義，一搞法西斯主義，他的議會議員就幹不成了，官也做不成了。為什麼這樣怕國際戰爭?當然我們不要世界戰爭，但是戰爭來了也有辦法對付，有什麼可怕的！修正主義就怕，修正主義的許多言論里清楚地講到這一點，如果戰爭起來，資產階級國家就要法西斯主義化了，他們的所謂工人運動就要受很大損失，就是他的議會官做不成了，和平的官做不成了，要到「地下」受苦了。唯我主義、主觀唯心主義的經驗主義是修正主義的主要基礎。 我們黨史上像毛主席批判的經驗主義，不是這一種，雖然也是錯誤的，但不是主觀唯心主義。他的經驗是客觀鬥爭的具體反映，或者是個別的、有局限性的、局部性的經驗。在過去，我們黨的幹部中有沒有主觀主義的經驗主義呢?也有，但是少數。黨內有個人野心的人，從個人野心出發找事實、找材料，來證明他的機會主義。 經驗主義怎麼樣為教條主義服務呢? 關於這個問題，可以順便解釋一下。經驗主義為教條主義服務，是通過一種辦法，就是用局部的經驗為教條主義服務，用局部的經驗來證明教條主義。右傾機會主義、教條主義者說資產階級革命應該由資產階級領導，那麼經驗主義者也根據一個局部經驗，比如某個資產階級領袖在某個個別時候，的確做了一篇演講，的的確確要革命。蔣介石在廣州政府時大講世界革命，有時個別的行動也像是革命的，在個別問題上也要表示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也有事實。蔣介石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也在行動上有個別部分的表現。經驗主義就根據這種個別的、暫時的事實，就來肯定教條主義的教條是正確的。教條主義之所以能夠俘虜經驗主義，就是因為這樣。教條主義能夠用教條嚇唬人，而經驗主義能夠用局部經驗證明教條主義。所以，有經驗的人如果不把自己的經驗加以總結，不吸收更多的經驗，那總是可以被教條主義俘虜的。教條主義之所以能夠占統治地位，原因之一，就是有一些經驗主義者擁護他。沒有經驗主義者的擁護，他的教條主義的統治地位也站不穩。這是我們歷史上許多事實證明了的。 《實踐論》的主要貢獻，就是指出了主觀主義兩種危險、主客觀分離的兩種來源，指出兩種形式的主觀主義。因此，也就使我們找到了克服經驗主義、克服教條主義，即克服不同形式的主觀主義的方法。經驗主義來源於兩方面，形式是兩種。所以要從兩方面克服經驗主義。當時，毛主席主要是反對教條主義，著重指出了克服教條主義的方法。不論是《實踐論》，還是《矛盾論》，都是這樣的，比較著重於克服教條主義的方法。《實踐論》、《矛盾論》以外的著作，也是多半針對教條主義的。毛主席一再強調：「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口號。這個口號堅持了好多年，這個口號主要是針對教條主義的。這就是說，克服教條主義的方法，就是要認識中國革命實踐的經驗，要經常從實踐中吸取新的認識來源，不要使我們的認識停頓在局部的經驗方面，不要隨隨便便根據個別的經驗來對問題下判斷。經驗必須總結，必須有大量的材料來豐富經驗。不經過總結就來對問題作結論，那麼一定要成為經驗主義。毛主席說，克服教條主義，要重視經驗；克服經驗主義，要總結經驗。這些理論問題，從前講哲學的時候對大家講過，大家也了解。 總的來說，不管克服經驗主義也好，或者克服教條主義也好，要避免主觀主義，避免犯大錯誤，總的方法就是要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不斷總結我們的實踐經驗。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就是辯證唯物主義，就是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不僅是方法和觀點的問題，也包括我們的立場。我覺得史達林的一句話是對的，他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第一句話里就說：「辯證唯物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黨的世界觀」。辯證唯物主義是一種世界觀，這種世界觀是有它的立場的，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個特點，就是公開承認自己的階級性。它的階級性的特點表現在什麼地方呢?是不是只有馬克思主義才有階級性，馬克思主義以外的哲學沒有階級性呢?當然不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以外的其他哲學也有階級性，任何一種哲學都有階級性。問題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有自己的特點，是公開承認階級性的；而其他哲學都不敢公開承認自己的階級性。《實踐論》里講的這句話，跟史達林那句話是一致的。修正主義就要修正這一點。老修正主義修正了這一點，認為馬克思主義者不一定要辯證唯物主義，也可以要康德主義，也可以要馬赫主義。現代修正主義也照樣重複老修正主義的精神，就是認為無產階級的世界觀不一定是辯證唯物主義，他實質上是這樣做的。 蘇聯的哲學當然也講辯證唯物主義，可是他們就有一個特點，他們現在所有的辯證唯物主義著作，閉口不提辯證唯物主義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或者不特別提出來。現在他們怎麼樣提呢?他們說辯證唯物主義是人的哲學，真正人的世界觀，所有的人都接受的世界觀。這是他們口頭上的提法。蘇聯庫西寧寫了一本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裡面一部分講唯物主義的發展，沒有一句話講到唯物主義的發展跟階級聯繫著，很突出。講唯物主義的發展，從古代到馬克思主義前，全是講唯物主義跟自然科學的關係，不講唯物主義跟階級的關係，不敢公開承認辯證唯物主義的階級性。這是他們理論上、口頭上的提法。在實踐上，現代修正主義實際上是丟掉了辯證唯物主義，採用實用主義。所謂實用，凡是與我有利的就對。「左」傾冒險主義也好，右傾機會主義也好，都認為對我有利的就是對的。一切以我的利益為標準，我認為有利的就是對的。 我們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考察問題、解決問題， 來總結我們的實踐經驗，這是我們克服主觀主義總的方法。這裡指的方法有兩方面，如果對教條主義來說，就是要立場、觀點、方法跟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對經驗主義來說，對自己的經驗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加以分析總結。對教條主義者來說，就是要注意實踐，注意經驗；對經驗主義者來說，要著重讀馬列主義的書。這是毛主席在《整頓黨的作風》里講的，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考察問題，來總結經驗。這種做法也就是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能夠做到這一點，就算是在認識過程上克服了主觀主義。 《實踐論》的中心思想，就是這樣一些。 4.《矛盾論》的作用和意義 《矛盾論》的主要意義，就是幫助我們黨從方法方面來克服主觀主義。辯證法是世界觀，又是方法論；唯物主義是世界觀，也是方法論。最近，有些人批判史達林，說史達林把理論和方法割裂了。這個批判在日本也有，在法國也有，在蘇聯也有。我覺得這種批判是不對的。因為史達林並沒有僅僅把辯證法看做方法，也沒有忽視唯物主義這個方法的作用。那完全是斷章取義。因為史達林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里第一句話就講：「辯證唯物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黨的世界觀。」如果沒有這個世界觀，你就不能算是無產階級的黨。修正主義的世界觀是離開辯證唯物主義，它雖然名字叫無產階級政黨，實質上不是無產階級的黨，它已經失去了無產階級黨的世界觀。所以，史達林的第一句話就把辯證唯物主義當做一種世界觀提出來的。毛主席的《矛盾論》也是把辯證法當做世界觀來提的。史達林不僅僅把它當做方法提出來。 有些搞哲學的人，之所以說史達林把辯證法僅僅看做方法，把唯物主義看做理論，是因為史達林曾這樣講「辯證唯物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黨的世界觀。其所以叫做辯證唯物主義，是因為它對自然界現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現象的方法，它認識這些現象的方法，是辯證的，而它對自然界現象的解釋，它對自然界現象的了解，它的理論，是唯物主義的。」所謂了解，也就是一種方法的意思。我們在了解事物的時候，用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理解。史達林的哲學是有些錯誤的，但在這一個問題上是沒有錯誤的。在這個問題上批判他，那是一種無的放矢。這是不正確的批評。 修正主義想取消辯證唯物主義黨性的特點，他不敢承認哲學的階級性，而且也不敢公開承認黨性。所謂實踐性，就是指的這個哲學把實踐當做自己認識的基礎。這個哲學肯定人的認識一刻也不能離開實踐。實踐是真理的標準。我們這裡說《矛盾論》是幫助我們黨從方法上克服主觀主義。這個意思不是說辯證法僅僅是一個方法，這是講它的作用。它是一種能夠幫助我們掌握考察問題、分析問題、總結經驗的正確方法。至於辯證法本身，首先是一種世界觀，是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所看到的實踐，這就是我們的世界觀。無產階級眼中的實踐，應該是辯證的，是永遠發展的，是不斷革命的。永遠由低級到高級，由簡單到複雜，經過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沒有任何時候停頓在一點上，沒有任何時候站在保守主義的立場上，任何時候都是不斷革命的。這是我們眼睛中的實踐。這種看法作為方法來考察一切問題，分析、解決一切問題，來總結我們的經驗。 我們學習《實踐論》時，就學到一個原則，就是要不斷地在實踐中發展我們的認識的方法，是從實踐中取得經驗，然後加以總結，變成理論，變成思想，變成全面性的、有條理的、綜合性的知識，這種知識的內容就是能夠正確反映客觀事物的規律性、客觀事物內部的聯繫。經驗主義的經驗知識，是不能夠反映事物的客觀規律，反映它的內部聯繫。根據議會裡面可以允許共產黨作代表這個事實做出結論說，和平道路有希望。這種經驗主義的講法，能不能反映事物內部的聯繫，能不能反映資產階級民主的規律性呢?那是不能夠反映的。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我們黨的絕大多數同志們都是英勇鬥爭的，但是有少數同志被困難嚇倒了，他們根據某些困難就做出決定來，說革命沒有希望，或者做出結論說應該跟資產階級妥協，應該跟資產階級走，這些人做出的結論就是經驗主義的解釋。這些結論能不能反映革命實踐的內部聯繫呢?能不能反映革命的規律呢?不能反映。革命的規律是經過困難達到勝利。不能由於困難就說革命沒有希望，不能由於困難就向資產階級妥協，跟資產階級走。為什麼王明的教條主義得到經驗主義者的支持。因為這種經驗主義者根據片面的困難經驗做出了應該跟資產階級走的結論。比如，項英同志犧牲了，犧牲了的同志我們說他的壞話不大好，他可以代表這些有些經驗的人，在經驗中有點嚇倒了，因此覺得應該向資產階級妥協。這就支持了右傾教條主義，經驗主義為教條主義服務，經驗如果不總結，就不能反映客觀事物的規律。 要使我們的認識能夠反映事物的規律性，就要總結經驗。總結經驗的「總結」兩個字，首先是你不能夠片面，不能把局部的經驗拿來作結論。你把許多經驗綜合起來，然後才能叫總結。認識的任務就是要達到理性認識。《實踐論》裡面講過，達到理性認識的方法就是總結經驗。可是，總結經驗就有一個問題，你怎麼樣總結?有會總結的，有不會總結的。不會總結就會做出錯誤的結論，儘管你有很多經驗，不會總結就要總結出錯誤的結論。也可能你的經驗不是很少，而是很多，經驗很少做出的結論會犯錯誤，經驗很多如果不善於總結也照樣會犯錯誤。所以這裡面就有一個方法問題。方法不對，儘管你有經驗，但也總結不好。善於總結經驗，就是要在總結經驗的時候，能夠掌握到一種正確的方法。這個方法就是辯證法。辯證法的核心，就是分析矛盾的方法。就革命的經驗來說，民主革命也好，社會主義革命也好，就拿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來說，辯證法主要是分析階級矛盾的方法。當然也要分析其他矛盾，要分析各種矛盾。但是，中心問題，各種矛盾的中心點，是階級矛盾。毛主席在《農村調查》序言裡講到我們要作調查，對一切事物作周密的調查研究。調查採取的馬列主義的基本方法，就是階級分析的方法。階級分析的方法就是辯證法，就是辯證法在歷史上的運用，在社會運動中的運用。 《矛盾論》這篇著作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教導我們懂得掌握分析矛盾的方法。當然它也是教導我們懂得辯證法的世界觀。但是，這個世界觀對我們搞革命工作的人來說，它的意義就是要我們能夠掌握辯證法的方法。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要學會掌握辯證法的方法，掌握分析矛盾的方法。不善於總結工作的人，就是不善於用掌握、分析矛盾的方法，不能在大量的經驗里去研究它的矛盾，分析它的矛盾。根據分析矛盾的結果，找出解決矛盾的方法，這是辯證法的主要任務，也就是《矛盾論》的主要任務。這個思想，在《矛盾論》第一節最後一段就講過這個問題，以前講過，現在不念了，無非是講我們學習辯證法的宇宙觀的重要任務，是學習分析矛盾、解決矛盾。 主觀主義為什麼成為主觀主義，為什麼他會犯錯誤呢?主要有兩個原因，一個是不重視直接實踐的經驗，第二個是不善於總結實踐的經驗，不能掌握分析矛盾的方法，不能把我們經驗里所暴露出來的客觀事物的矛盾，作具體的、全面的分析。就我們中國過去歷史上的問題來說，不管經驗主義也好，教條主義也好，從方法上來講，主要的是不善於分析國內階級鬥爭的形勢，不善於分析階級關係。就是違背了《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的原則，即是要根據階級分析的結果來分清敵友，分清敵友之後，就可以正確地決定戰略、策略。毛主席之所以始終是正確的，就是因為他一開始就注意到對我們國家的問題採用辯證的方法考察問題、總結問題。從他的著作里的第一篇文章起，就開始努力對我們國內的階級關係作具體的、全面的分析。毛主席的著作和其他那些有錯誤的人的文章最根本的區別，就在這一點。不管是陳獨秀也好、王明也好、李立三也好，我們把他們寫的東西拿來跟毛主席的著作作個比較，其中根本的不同點：一個是不懂得掌握辯證法、不會分析階級；一個是充分掌握辯證法，善於分析階級，這種分析跟國內現實的階級關係達到最大限度的近似程度，最大限度地反映我們真實的階級關係。毛主席的特點就在於這一點。一直到搞社會主義革命，毛主席還是緊緊抓住分析階級這一個環節。有些地方，有些人覺得現在已經不能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但是，毛主席用了階級分析的方法。比如對於農民、對於農業合作化以後的農民，有一個時期，我們好多人有這種觀點：土地改革以後，在中國的條件下，沒有多少富農，就是中農了；再進一步合作化以後，都是集體農民，都是社會主義農民，還有什麼階級！關於這個問題，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是全世界馬列主義理論的一個新問題，現在別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馬克思主義者也講社會主義的農村沒有階級問題。只有我們中國，毛主席在1955年底，把我國的農民分成上中農，下中農，把農民分為階層來了解，然後解決了在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在黨的歷史上，毛主席之所以能夠一貫正確，就是因為他始終準確地掌握階級分析的方法。 列寧曾經關於馬克思、恩格斯說過這樣的話：我們看馬恩通信集，如果要問他們有什麼特別突出的特點，那就是一點，始終如一地貫徹辯證法。不管教條主義者或者經驗主義者，在方法上來說，都是不懂得分析矛盾、不懂得分析階級。當然，教條主義者因為他是一個共產黨員，他也自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者，讀過幾本書，馬克思主義是主張階級鬥爭的，因此，他們寫的文章當然也談到階級。如果你說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不談階級，這也不是事實，談還是談的。如果一點不談階級，那就不能把自己裝成馬克思主義者。修正主義要假裝馬克思主義，不採用一點馬克思主義的名詞是過不了關的。現代修正主義者的著作里，完全不談階級是沒有的。過去黨史上的主觀主義者也講階級，也講辯證法。但問題在於他們不是真正認真地掌握分析矛盾的方法，不認真掌握分析階級的方法，相反，把分析矛盾、分析階級的方法加以個人的曲解。曲解有兩種情況，一種是談階級，但儘量把某些階級矛盾掩蓋起來。比如把敵對的階級矛盾說成不是敵對的，甚至說成雖然有階級，但是沒有矛盾。另一種，對階級矛盾雖然也加以承認，也肯定，但對這些矛盾只作片面的、表面的分析，不作全面的、具體的分析，不做深刻的分析。用這種方法來觀察問題、解釋問題、總結經驗，結果就會歪曲階級的真實關係，使得我們主觀的認識和客觀階級關係的真實情況發生分離。在黨內，或者號稱馬克思主義者的人，他們在談階級的時候，多半是這兩種，口頭上談階級，實際上否認階級矛盾，或者口頭上承認階級矛盾，但不作全面的分析、了解，只作片面的、表面的分析。這兩種錯誤方法產生兩種機會主義。大體上第一種方法多半是右傾機會主義的基礎，第二種方法多半是「左」傾冒險主義的基礎。 右傾機會主義、修正主義多半是在方法上掩蓋階級矛盾。掩蓋階級矛盾也有兩種掩蓋的方法： 一種是承認有階級存在，也看成有階級矛盾存在，但儘量把這個矛盾看成不重要的東西，甚至把一切都看成已經沒有矛盾了。陳獨秀的機會主義就是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看成是不重要的，至少在民主革命運動里認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應該沒有矛盾，具體在政治上來說，不需要跟他爭奪領導權，無產階級不需要有自己獨立的關於民主革命的戰略、策略，無產階級應該把資產階級的戰略、策略當做自己的戰略、策略。現在印度的丹吉完全把尼赫魯的觀點當做自己的觀點。這就發生了一個問題，這樣的黨跟國大黨一樣，還有沒有存在的必要?陳獨秀主張給資產階級抬轎子。無產階級既然給資產階級抬轎子，你組織黨幹什麼?組織黨是為了跟資產階級作鬥爭。你不跟他作鬥爭，反而還要給他抬轎子，還有什麼存在的必要！義大利的黨就有這樣的問題。加入你這個黨，不如加入社會民主黨。加入你那個黨不過是為了爭取選票而已，加入社會民主黨也可以做到這一點，如果你不給我當議員，我肯定加入社會民主黨，也許他會給我。這樣，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就沒有矛盾了。抗戰初期，王明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也是這樣的，口號是一切通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所謂通過統一戰線，服從統一戰線，就是一切通過「蔣委員長」。一切通過他，好像共產黨存在的必要就沒有了。從歷史上總結一下，看來，右傾機會主義就有這個問題，儘量掩蓋階級矛盾，掩蓋階級分析的方法，把矛盾看成不重要的，把對抗的矛盾，看成非對抗的矛盾，甚至看成沒有矛盾。 掩蓋矛盾還有一種方法，就是把階級矛盾偷換為另外的矛盾。 你們可以從我們黨的歷史上研究一下，有沒有這種情況。現代修正主義在很多地方採用了這種方法。比如帝國主義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矛盾，他把它換成另外一種矛盾，叫做發達國家和不發達國家的矛盾、先進國家和非先進國家的矛盾。現在世界上的修正主義有這麼一種世界觀，人類世界已經沒有帝國主義和殖民地的矛盾，只有先進與落後的矛盾。所謂先進包括帝國主義，包括蘇聯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樣一來，蘇聯和帝國主義的矛盾沒有了，社會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矛盾沒有了，帝國主義和殖民地的矛盾沒有了，只有一個先進與落後、發達與不發達的矛盾。用這種方法來掩蓋矛盾，在形式邏輯上叫這種手法為偷換概念的方法。你不細心研究，看不出毛病來。的確好像有這樣的事實，帝國主義跟殖民地有發達不發達的區別，從生產力來說，有這種情況。你說沒有事實根據，也有一點。實用主義者總有點事實，單單從生產力方面來看，這種區別就是先進與落後的問題，不像一個階級矛盾的問題。他把生產關係丟開了，社會制度丟開了，想用生產力方面的區別來取消生產關係方面的區別。用這種方法掩蓋了階級矛盾，這是現代修正主義者的一種手法。一般的右傾機會主義的方法就是這樣的，取消辯證法。 「左」傾冒險主義，主觀主義的來源，主要還不一定是掩蓋矛盾，掩蓋矛盾就不會成為冒險主義。冒險主義還是要鬥爭的。要鬥爭，就要承認矛盾。問題是他對矛盾的分析是片面的、表面的。右傾機會主義也是在表面上把矛盾看做不重要的，一個時期看起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可以妥協了，表面看起來好像一團和氣，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可以坐下來談判，我們曾經和尼赫魯在一個時期搞得很好，尼赫魯來中國，我們去幾十萬人歡迎；周總理去，他們也是幾十萬人歡迎。萬隆會議，和他們談得很好。如果只看到這種表面現象，看不到深刻的對立，也可以做出右傾機會主義的結論。冒險主義在分析矛盾時，一般是有表面性、片面性的。比如我們黨的歷史上「左」傾冒險主義的主要毛病，就是沒有注意對中國力量的分析。這一點是跟史達林的教條有關。史達林在《列寧主義問題》里把打擊方向指向中間分子。教條主義把這句話用來指導中國的革命。對中間階層，他不去爭取，而且把他看做主要危險。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王明、博古的文章經常有這樣的提法，認為中間分子比反動派更危險。這種提法，在當時的一般黨員來說，還是相信的，我那個時候也有點相信。他也有理由，因為他是站在中間，容易欺騙黨，他是民族資產階級，站在中間跟無產階級對立，你看不出來。如果你看不出民族資產階級跟無產階級的矛盾，當然會變成右傾機會主義。可是，你把民族資產階級看得比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更危險，看不出他的兩面性，不去爭取，相反卻去打擊他，那就會出現冒險主義。王明那時的思想，可以說是從史達林那裡來的教條主義。 史達林這個人，我們黨已經肯定了，他是三七開，主要還是對的。他在1927年前後一直到1930年，把反對托洛茨基、反對布哈林的鬥爭搞成世界性的鬥爭。我們在《再論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一文中，肯定了史達林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有很大的貢獻。這一點不能否認。我們中國反對陳獨秀主義，也是跟史達林反對托洛茨基有聯繫的。大概史達林在1926、1927年前後，對中國革命的看法基本上是正確的。他的主要正確的地方有兩點：一點是肯定中國的革命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第二點是無產階級要發動農民。這個思想基本上跟毛主席的思想是一致的，而跟陳獨秀、托洛茨基派相反。所以，在這一段時期，史達林對世界革命是有貢獻的，對中國有貢獻。史達林後來在1936年反對德波林主義時(那是在哲學問題上)，也是有貢獻的。在政治上批判托洛茨基、批判布哈林，在哲學上批判孟什維克唯心主義，在哲學上也是有功勞的。這個鬥爭後來也對中國有貢獻。毛主席寫《實踐論》、《矛盾論》時，也綜合了當時批判德波林學派的成果。《矛盾論》特別明確提出反對德波林學派。但是，史達林有一個缺點，他的辯證法是不徹底的，他的馬克思主義也是三七開。他早期還是正確的，但已經有缺點，到了晚期，主觀性、片面性就發展了。他打擊中間派這種思想那是早有了的。《列寧主義問題》是在1924年寫的，他在1924年分析階級這一方面就有不徹底性，就有片面性。當然，他這個思想是根據列寧的著作來的。列寧的「兩個策略」中，主張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時候，跟資產階級鬥爭到底，麻痹資產階級的動搖性。在當時的情況下，列寧這樣提出來是對的，也應該參加民主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應該跟資產階級聯合，同時要反對資產階級的動搖性，要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不要像資產階級那樣不敢搞徹底。資產階級不願意把民主革命搞到底，無產階級一定要搞到底，用搞到底的辦法跟資產階級鬥爭，麻痹資產階級的動搖性。列寧是這樣提的，史達林的思想是根據列寧的觀點來的，但是過分誇大了。他把進行民主革命鬥爭到底，麻痹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改成打擊資產階級，把打擊目標指向資產階級，就過火了。本來是真理，他說多了一點，就變成錯誤的。民主革命的打擊對象，怎麼是自由資產階級呢?應該是封建勢力，應該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不能夠把自由資產階級當做打擊的對象。列寧沒有提出這樣的思想，因為當時俄國的資產階級基本上是反動的，不能夠說有革命性，向封建勢力妥協是主要的。所以，在俄國革命時提出又聯合又鬥爭，是不恰當的。在向沙皇政府進攻的時候，暫時搞一點統一戰線也是有的，但一般不提又聯合又鬥爭。因為這跟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不同，俄國本身是帝國主義。史達林對列寧這種思想，把資產階級當做全國的打擊對象，說得過火了一點，這就錯了。史達林很早就有片面性，分析階級時就有片面性。這種片面性被王明、博古當做教條用到中國來，在中國也要打擊中間勢力，那就犯了更大的錯誤。史達林那時是在俄國革命已經勝利之後，他在這個問題上的片面性的錯誤，只是限於理論方面，把教條搬到殖民地、半殖民地來，這個錯誤就變成行動了。這樣一種不顧客觀事實的片面分析，就產生了「左」傾冒險主義。教條主義的「左」傾冒險主義，就使當時黨的路線(「左」傾冒險主義的路線)和中國的客觀實際發生很大的分離，造成很大的錯誤，很大的損失。史達林主要是有功的，但是有缺點。他的缺點被教條主義者發展了，所以造成了1930年以後兩次特別是第三次嚴重的「左」傾冒險主義。這個冒險主義是從史達林那裡來的。當時毛主席早就看出了這個問題。 但是，《矛盾論》里又講了，我們黨內的教條主義思想是和德波林學派有關係的。這又怎麼說明這個問題呢?本來教條主義大都是從史達林那裡來的，為什麼又說和德波林學派有關係呢?史達林反對德波林學派，教條主義又是德波林學派，那麼教條主義也反對史達林了?恐怕大家在這個問題上會有疑問，要解釋一下教條主義又是德波林學派這個問題。 史達林在1929、1930年反對德波林學派是有功勞的，但是後來史達林自己的思想也陷入了德波林派的錯誤，他自己的片面性、主觀性到後期發展了。為什麼能夠這樣說呢?原因是這樣的，德波林派的主要特點，不是不講馬克思主義，不是不講辯證唯物主義，主要的特點是理論脫離實際。當時史達林批評德波林學派，說他是孟什維克的唯心主義。他的唯心主義的主要內容是理論脫離實際，是空講理論，抽象地講理論。對當時的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絲毫不去研究，不注意當時的革命實際經驗。這個毛病，後來史達林自己也逐漸逐漸發展了，特別是在集體化得到勝利以後，從1932年起，特別是1936年以後，史達林沒有注意到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期間的階級鬥爭，是長期存在的，實際生活裡面階級鬥爭也不斷出現。但是，在1936年他就作了結論，說階級鬥爭不存在了。階級沒有了，階級鬥爭不存在了。這個結論是德波林主義，是主觀主義的，是脫離實際的。對於中國的問題，史達林到了後來的看法，也不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不僅僅是對中國，對所有其他國家的指導，他不顧實際情況，有時對階級觀點作了右的分析，有時候作了「左」的分析。對王明、博古那時的關係來說，對中國階級關係，是作了「左」的分析，打擊中間力量。 到了後來，從1935年起，主要轉折點是共產國際召開了第七次代表大會，是季米特洛夫領導的，代表大會規定了反法西斯的統一戰線的方針是對的，但那裡面開始出現了右的東西，一切通過人民陣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這個思想，從那個時候就開始存在了。史達林右的思想，在蘇聯國內來說，是從1935年到1936年開始的，肯定蘇聯沒有階級鬥爭。在國際範圍內，在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中，忽視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只看見廣大人民跟法西斯的矛盾，作為主要矛盾來看是對的，但是還有一個次要矛盾，即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那時候沒有看出來，是不對的。那時提出一切通過人民陣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是不對的。季米特洛夫組織的那次大會，總的來說，是對的。但裡面有主觀主義，有些片面性，所以王明在抗日戰爭開始的右傾機會主義，是有來源的。這個來源，從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時就有了，是從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搬來了教條。「左」傾冒險主義一般有片面的分析，右傾機會主義也有片面的分析。我們說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有「左」傾冒險主義的來源，主要是對矛盾作了片面的分析，關鍵問題是對中國階級的作用沒有正確的估計。 所以，《矛盾論》的中心內容，是在方法論上揭發了主觀主義的兩種來源和兩種形式。就是從分析矛盾這個問題上揭發了主觀主義的兩種來源、兩種形式。一個來源，是掩蓋矛盾，因而就產生了右傾機會主義；另一個來源，是分析矛盾有片面性、表面性，因而就產生了「左」傾冒險主義。在當時來說是這樣的，後來也產生了右傾機會主義。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主要是產生了「左」傾冒險主義。主觀主義的形式是這樣的，從認識論上，從認識的過程上來說，主觀主義有兩種形式，即經驗主義、教條主義。從方法上來說，又表現出兩種形式，一種是掩蓋矛盾，即右傾機會主義的形式；一種是片面地分析矛盾，即「左」傾冒險主義的形式。片面地分析矛盾，也產生右傾機會主義。右傾機會主義和「左」傾冒險主義，都是主觀主義的形式。 我們還記得，1953年有一個時候，高崗問題發生前後，毛主席曾經講過一段話，說現在有新的主觀主義的形式。兩種主觀主義的形式，一種是急躁冒進，一種是保守主義。這是講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急躁冒進和保守主義都是主觀主義的表現形式。「左」傾冒險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又是主觀主義的不同形式。這種不同形式的方法上的來源，對矛盾的分析，對辯證法的掌握，是不正確的，甚至是否認矛盾，或者是反對辯證法，或者是不能真正掌握辯證法，出現了片面性。 這樣，我們可以看到《矛盾論》，幫助我們根據黨的歷史經驗總結出來的主觀主義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的形式，因此我們也根據這個理論上的貢獻，就可以找到克服主觀主義的另外兩方面的方法。兩種根源、兩種形式，可以用兩種方法來克服主觀主義。這兩種方法，《矛盾論》本身已經有了，一種是針對右傾機會主義的主觀主義，在方法上要強調矛盾的普遍性，要強調階級分析方法的普遍性。《矛盾論》里關於矛盾的普遍性這一段，是我們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反對修正主義的主要武器。修正主義的病根、它的危害，在方法論上就在於否認矛盾的普遍性。修正主義要假裝馬克思主義者，他在口頭上也不會完全反對辯證法，不完全否認矛盾，他也要講講辯證法，講講矛盾分析的問題。但是，他搞修正主義是抓住了這麼一點：就是把矛盾說成不是普遍的，把階級矛盾說成對有階級社會來說，不一定是普遍的，在某些情況下就沒有矛盾，某些情況下沒有階級。或者是有階級，但這種階級矛盾也不重要了。這是右傾機會主義或者修正主義在思想方法上的主要病根，就是否認矛盾的普遍性。 德波林的錯誤之一，就是認為矛盾不是自始至終存在的，事物的發展某一個階段上有矛盾，而在另一個階段上又沒有矛盾。右傾機會主義或者修正主義者，他就是這樣運用德波林學派這一點。陳獨秀也不是根本否認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有矛盾，他認為在民主革命階段裡面，無產階級完全應該跟資產階級走。他從這一點來反對辯證法，否認矛盾的普遍性。這在事實上就等於否認了辯證法。因為承認辯證法，就一定承認矛盾的普遍性。你不承認矛盾的普遍性，就認為辯證法不是根本的規律，對立的統一不是根本的規律，那麼也就否認了辯證法。針對右傾機會主義，針對修正主義，我們一定要特彆強調矛盾的普遍性。史達林之所以後來犯右的錯誤，由於他否認社會主義社會有階級、有階級矛盾。否認了這一點，就走向右了。狄托之所以是修正主義，他主要是否認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之間的矛盾，否認帝國主義和殖民地國家之間的矛盾。所以我們要反對否認矛盾的普遍性，這種修正主義的手法，要強調矛盾的普遍性，強調階級分析的方法的普遍性，階級分析的方法的長期性。要肯定這一點。反對修正主義把階級矛盾偷換成另外的矛盾，這是《矛盾論》給了我們一個反對主觀主義的一方面的武器。 另外還有一方面，就是針對著冒險主義，針對著教條主義，要克服「左」的教條主義，就應該特彆強調矛盾的特殊性。所謂強調矛盾的特殊性，就是強調在分析矛盾的時候，分析階級的時候，要作到最大限度的全面性、具體性，儘可能作深刻的分析。因為「左」傾冒險主義，教條主義在方法上的主要毛病是缺乏這一點，即忽視了矛盾的特殊性，忽視了對矛盾作全面的、具體的、深刻的分析。 《矛盾論》這篇著作，在黨史上主要是為了反對教條主義，所以毛主席在這裡面特別是對矛盾的特殊性的問題講的多一些，並且講到要用更大的力量來研究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因為當時許多同志都作了教條主義的俘虜，不大注意對中國的矛盾的研究，對中國的階級特點不大注意。所以毛主席特彆強調這一方面，是它在黨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所決定的，而對普遍性這一方面講得少一些。如果我們在研究辯證法、運用辯證法、運用矛盾的分析方法的時候，能夠既注意矛盾的普遍性，又注意矛盾的特殊性，我們就能夠得到克服各種機會主義的好處，既可以克服右傾機會主義，又可以克服「左」傾冒險主義。因此，研究辯證法要全面掌握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要把普遍性的觀點和特殊性的觀點結合起來，不能偏廢哪一方面，不能只注意普遍性而不作具體分析，也不能藉口具體的特點而把矛盾的普遍性否認了，偏於哪一方面都會犯錯誤。只有把兩方面結合起來，我們才能夠完全克服主觀主義。 所以，毛主席的《矛盾論》里有一句話：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結合是辯證法的精髓。所謂掌握普遍性，就是任何時候都要肯定事物是有矛盾的，社會是有階級矛盾的，在分析以前，我們腦子裡先作這種準備，就不會犯錯誤，這是矛盾的普遍性。這一點要堅決不動搖。有了這個堅決不動搖的觀點，在進一步分析矛盾的時候，就要注意全面性，儘可能深刻的分析，不要抓住一方面，忘記另一方面。能夠這樣做，就能夠正確掌握辯證法的方法，就可以把我們的世界觀正確運用到工作上來。《矛盾論》本身就是全面注意到這兩方面，雖然它比較偏重強調特殊性，由於它的目的是要解決當時教條主義統治的問題，反對教條主義。當時的主要危險是教條主義。為了反對這個主要危險，所以比較多地強調特殊性。但是，我們在學習《矛盾論》的時候，要注意它是全面的。《矛盾論》教導我們，一方面毫不動搖地肯定矛盾的普遍性，毫不動搖地堅持矛盾分析的方法；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分析的全面性，注意儘可能全面的具體的分析特殊矛盾問題。真正注意矛盾的特殊性，也才能夠注意矛盾的普遍性。在考察問題的時候，真正能夠全面的、具體的分析它的矛盾，這個行動本身也就貫徹了矛盾的普遍性。所以，主要還是能夠掌握矛盾的特殊性，普遍性寓於特殊性中。你對特殊性的認識夠了，那自然而然就貫徹了普遍性。因此，就是現在我們用更大的力量研究矛盾的特殊性，也還是必要的。現在我們要反對右傾機會主義，我們不是主要反對冒險主義。我們在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主要是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當然是反對否認矛盾的普遍性這一點。但是，在分析國際國內的問題上，能夠很好地做具體的分析，做全面的分析，我們也會自然而然地堅持了矛盾的普遍性。克服修正主義，不僅僅是堅持普遍性就夠了。要徹底克服修正主義，還是要對世界矛盾、國內矛盾做全面深刻的分析。我們的《再論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這篇文章，它的最大優點，就是第一次對當前時代的世界矛盾做了比較最全面最深刻的分析。將來有些著作里，當然還可能做進一步深刻的分析。 怎麼樣才能做到抓住矛盾的特殊性呢?《矛盾論》也給我們指出了一些最根本的原則。這些原則可以從兩方面來說，一方面，對一個矛盾我們應當怎麼樣掌握它的特點，它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如果同時有很多矛盾，我們怎麼樣去掌握它的特殊性?研究矛盾的特殊性，需要從這兩方面來研究，要解決這兩個問題。 如果只有一個矛盾，我們怎麼樣掌握它的特點呢?這個方法，首先是對矛盾的雙方(即對立的雙方)的特點先做研究，了解了對立的雙方的特點，然後綜合起來，那麼對整個矛盾的特點也就了解了。比如在我們過去的民主革命里，如果把反動派、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的特點弄清楚了，又把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勢力這一方面弄清楚了，那麼對民主革命的矛盾特點也就弄清楚了。當時的反動派，無非是國外依靠帝國主義，國內霸占農民的土地，靠土地來剝削農民。而另一方面，民主勢力則是要從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壓迫下解放出來。這兩方面的特點都弄清楚了，那麼整個矛盾的特點也就清楚了，就是人民要從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下解放出來這樣一個矛盾。不是要實行社會主義，而是要搞民主，要實現民族獨立，就是民主和反民主、民族解放和民族壓迫的矛盾。任何一種矛盾，要把它的特點弄清楚，首先要把兩方面的特點弄清楚。不弄清楚這一點，你解決矛盾時就會犯錯誤。比如，如果弄不清當時矛盾的一方是要從封建壓迫下解放出來，不是從資本主義壓迫下解放出來，就可能在當時的革命中要反對資本家。「左」傾冒險主義就有這個問題，打擊中間力量，就是打擊資產階級，就把革命的階段性搞混亂了。這樣也把革命戰略、策略搞錯了。 王明、博古的錯誤在什麼地方呢?對蘇區來說，要反對什麼富農路線。當時革命的人民只要求反對地主，而他的打擊對象把富農包括在內。把革命的階段搞錯了，也就搞錯了戰略和策略，就是對矛盾的雙方沒有搞清楚，因此對整個矛盾總的特點沒有搞清楚。這是一個問題。毛主席的《矛盾論》里關於矛盾的特殊性這一大段主要是解決這個問題的。中心思想是要我們注意分析矛盾各方面的特點，然後再綜合起來看矛盾的總的特點。 另外一個問題，如果矛盾很複雜，同時有許許多多矛盾交錯在一起，那時應該怎麼去掌握這許許多多矛盾的特殊性呢?解決這個問題，就要找出主要矛盾。因為主要矛盾是決定許多交錯複雜矛盾的共同特點，這樣一個關鍵性的矛盾，能夠規定其他矛盾發展的一種矛盾。要善於分析矛盾，不但要注意一定矛盾的具體特點，而且要注意從很複雜的矛盾中找到主要矛盾的特點，掌握主要矛盾的特點。這個問題，是黨的歷史上很重要的問題。「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之一，就是不知道這一種變化，不懂得掌握主要的矛盾的問題。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在「九·一八」以後，我們革命的主要矛盾已經開始由國內矛盾轉到民族矛盾方面來了。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前期，國內矛盾是主要矛盾，全國人民跟蔣介石統治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但是，在「九·一八」以後，國內矛盾逐漸失去了主要性，日本帝國主義跟中國人民的矛盾轉變為主要矛盾。這個變化，教條主義者不理解，因此他就要打擊民族資產階級。他不把聯合全國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看做主要的戰略任務，而提出另外的口號，就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反動派和革命派的最後決戰。把它當做主要的口號。教條主義者就犯了這樣的錯誤，看不清楚主要的矛盾。所以《矛盾論》里特別專門講了主要矛盾，解決了當時歷史轉變關頭的一個重大問題。後來《毛澤東選集》裡面《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戰爭和戰略問題》這兩篇文章，是以掌握主要矛盾的思想為基礎來分析全國的矛盾的。 所以，《矛盾論》就是幫助我們找到了克服主觀主義的方法、使我們的認識能夠正確地反映客觀的形勢，使我們找到這樣一種武器。這個武器里的主要東西，要我們掌握矛盾的特殊性，抓住矛盾的特點，對矛盾做具體深刻全面的分析，找到複雜矛盾中的主要矛盾。這一個方法，是毛主席不僅僅運用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普遍真理(只有教條主義才從書上抄來真理)，而且是結合中國十幾年的革命經驗，總結了這些經驗，然後提出辯證法應該怎樣運用，特別是要掌握矛盾的特殊性，掌握主要矛盾。這個思想在後來我們中國革命的發展過程中，起了很大的指導作用，成為我們的主要武器。首先是在抗日戰爭的時候，幫助我們黨掌握了正確的戰略方向，幫助我們抓住了民族矛盾這個主要矛盾，又注意到在解決民族矛盾這個大前提下來解決第二類矛盾，包括我們國內跟蔣介石的矛盾。解決這些矛盾時，又注意到這些矛盾的特點。不像王明那樣，忽視了矛盾的對抗性。雖然注意到這個矛盾是第二類的矛盾，但也不忘記它是對抗性的。抓住了主要矛盾，又抓住了每個矛盾的具體特點，這樣就使得我們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戰略、策略搞得很正確，使得我們革命能夠比較順利的發展，我們的勝利是比較快的。這個思想在當時幫助我們中國革命發展的更快，避免了全黨性的路線錯誤。《實踐論》、《矛盾論》出現以後，我們黨還犯過錯誤。但是，全黨的路線性的錯誤避免了。一個時期因為沒有克服教條主義，部分的右傾機會主義出現了，可是沒有影響整個中央，沒有影響全黨。抗日戰爭時期是如此，人民解放戰爭時期，部分的錯誤、個別性的錯誤也有一點，「左」一點的也有，只有部分暫時的偏差。暫時的錯誤不算主觀主義。總的領導不能算主觀主義，這是在運動的過程裡面，有時候不可能避免，有時是可以避免的暫時錯誤。但在人民解放戰爭中很順利。就是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的十幾年來，也不能說出現過什麼全黨性的錯誤，個別地區也許可以說有路線性質的錯誤，但全黨性的錯誤則沒有。前幾年因為我們對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沒有經驗，對初步搞起來有經驗，因為蘇聯有這方面的經驗，但怎麼使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發展這件事，全世界都沒有經驗，蘇聯始終停頓在集體農莊的水平上不能前進。如何前進?要靠我們自己創造，我們一點經驗沒有。1958年以來這幾年雖然有這麼多的損失，有錯誤，有缺點，甚至於死人，但我們摸出一套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從沒摸出來的道路，這是了不起的成績。像我們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建立一套農村革命根據地的經驗，今天看來，價值也很大。對亞、非、拉美的國家來說，很有價值。古巴的勝利，不是因為看了毛主席的著作才取得勝利的嗎?其他亞、非、拉美國家的共產黨，都要參考我們那個時候的經驗。那個時候，也有犧牲，也有困難。現在看來，那時的錯誤、缺點是一個指頭，成績是九個指頭。如果歸結于思想上的原因，要歸功於毛主席給了我們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武器。 應該說，《實踐論》、《矛盾論》在我們黨的歷史上的貢獻是很大的。在我們黨的建設方面、革命思想建設方面的貢獻是很大的。應該作充分的估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