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思奇講稿選 · 第21章 《馬克思恩格斯關於歷史唯物主義的信》講解 (1964.03)

【《馬克思恩格斯關於歷史唯物主義的信》輔導，是艾思奇在1964年3月間，給中央高級黨校「59班」、「60班」哲學專業所講的講課速記稿，這裡是按速記稿整理，用的是艾思奇自己的譯本(人民出版社出版，1951年7月第1版，1961年6月北京第8次印刷)，研究時，可參照《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新譯文(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編譯，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里沒有的4封信可參照《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還可參考196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這裡不再一一標明。講課稿原無標題，現在的標題是我們整理時所加。】 (一九六四年三月) 第一次輔導 (1964.3.10) 今天開始講馬克思、恩格斯書簡。 我準備用我自己翻譯的本子來講，因為準備時是用的這個本子，所以講時也用這個本子。這個本子翻譯的時間早一些，譯法接近直譯，稍微難看一些，其中有一兩處翻譯錯了，我講的時候提一下。大概編譯局要把這個本子重新校過，另外出版，既不是這本，也不是另外一本。出入不太大。 1.關於「歷史唯物主義的信」的意義和結構 「《書簡》集」也叫做《馬克思恩格斯關於歷史唯物主義的信》。很早的時候(大概在1936年、1937年)《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有一個版本，叫做《馬克思恩格斯關於歷史唯物主義的信》，所以我的版本也叫做關於歷史唯物主義的信，後來出的兩卷集裡，改叫做《書簡》，原因就是原來這信集裡只有9封信，連給庫格曼的信都沒有，後來馬恩選集再版時又增加了十一封，範圍比較大了。加上的這些信都是中間的，兩頭是原來的。加上的這些信里講階級鬥爭、政治、國家的較多，都是揭露拉薩爾、巴枯寧這些人的。因此，這本書已經不僅僅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一般理論，而是涉及到國家與革命的問題。由於這個原因，就不再叫做關於歷史唯物主義的信，而叫做《馬克思恩格斯書簡》。我的譯本仍然叫做關於歷史唯物主義的信，因為我原來最早出版的版本就叫這個名字，所以就沿用了這個名字。沿用以前的名字也不算大錯誤，因為革命問題、階級鬥爭、國家問題也可以算是歷史唯物主義。現在叫做《書簡》也好，因為它不僅限於歷史唯物主義的一般理論。如果仔細地讀一讀這11封信，就可以看到，這個本子雖小，但包羅萬象，比如：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的問題、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關係問題、國家與革命的問題、階級鬥爭問題，包括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全部內容。不僅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問題，而且是馬克思主義的戰略、策略問題、共產黨的組織問題、國際工人運動的問題，這些問題的基本原理在這書里都有了，不過沒有展開就是了。所以，這本書的內容是很豐富的。 有的同志說，你講講現在讀這本書的意義。我說，這裡的內容很豐富，這一點就很有意義。所謂意義，簡單地講，無非是能夠幫助我們提高對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觀點、世界觀的認識，加深我們對毛主席思想的認識，加深我們對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問題的重要性的理解。這裡面雖然沒有直接反對修正主義，但是反對了各種機會主義。這裡有一些反對機會主義的信，特別是1865年2月23日給庫格曼的信，是我們批判修正主義的很好的參考；還有第十五封信《馬克思和恩格斯給倍倍爾、李卜克內西、布拉格等人的通告》，也是我們反對修正主義的材料；此外，第十一封信、第十二封信都是揭露巴枯寧的，對反修正主義很有參考價值，這兩封信揭露巴枯寧搞宗派主義、分裂活動，嘴上講團結，利用團結的口號搞分裂，我們「七評」上面就引用了上面好幾段話。其他的反對蒲魯東的信里也有一些值得我們在反修正主義中參考的東西。 所以，學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意義就是看現在鬥爭需要解決什麼問題，就有什麼意義，它本身是包羅萬象的，很難說哪點有意義、哪點沒有意義，但是如果根據現在鬥爭的需要來說，就可以著重講某點特別有意義。這本書不僅幫助我們了解一般的歷史唯物主義、一般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著作，我們哲學專業要注意根本的理論方面；同時，要注意裡面反對機會主義的信，這對我們今天反對修正主義很有意義，這一點不能忽視。這方面的信主要就是中間的幾封。 整個這本書好像很有邏輯地安排，同時又是按照歷史的順序編的。包括從馬克思、恩格斯的最早期著作直到恩格斯臨終的時候(1846年到1894年)這麼長一段時間的信，按照時間排列起來。因此，對於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發展過程，也大體可以看到一些線索。同時，也可以看出馬克思和反馬克思主義的各種思想鬥爭。和馬克思、恩格斯鬥爭的機會主義主要有三派：拉薩爾派、蒲魯東派、巴枯寧派。杜林算不了什麼，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沒有什麼影響和活動，後來在德國工人運動中一時有了名望，但是時間很短，影響很小，不像拉薩爾、蒲魯東、巴枯寧，他們在理論上、實際上都和馬克思作過長期的較量。從這本書里，可以看出馬克思和機會主義鬥爭的歷史線索，可以看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馬克思、恩格斯時代的線索。 所以，這本書有些像小百科全書，仔細研究，味道很深。不但是歷史的順序，而且邏輯上也有一定的聯繫。 第一封信很長，裡面講到全部的由生產力到生產關係，再到上層建築，包括國家和觀念形態、由物質領域到精神領域的這樣一條歷史唯物主義的線索。 第二封信很短，接觸到了階級問題。 第三封信進一步談到無產階級的黨、憲章黨的問題，還提到關於馬克思主義和農民的關係問題、工人和農民的關係問題。 第四、五封信談到了和階級鬥爭有關係的軍隊問題。 第六封信就進入政治了。其中揭露了拉薩爾的投降主義。第一次鮮明地闡明了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政治影響應該怎樣，是否能夠隨便地妥協?闡明了在政治上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觀點和機會主義觀點的對立。 第七封信談到政治鬥爭。有政治鬥爭就有黨的問題，這裡就談到黨的問題，反對蒲魯東的無政府主義。 第八封信中間插了一個經濟學的問題，這是插進來的，本來這些信主要是講政治的。這裡寫了一些馬克思主義觀察問題的方法，就是不要只看現象，要看本質。科學的任務是觀察本質，不要只看表面現象。把庸俗的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政治經濟學對立起來。 第九封信就進入到國家與革命的問題，談到巴黎公社、法蘭西內戰。 第十封信也是談革命問題。 第九、十封信都是談革命問題，又是總結巴黎公社的經驗，稱讚巴黎公社。這裡有這樣的思想：革命士氣可鼓不可泄。儘管巴黎公社有錯誤，是失敗了，但是你應該承認他們有沖天的幹勁，對這種幹勁應該讚揚，這是歷史性的創造。所以，革命運動，不管他犯什麼錯誤，首先要肯定他的創造性。當然，錯誤也要檢查，但首先要從積極的方面來看，要看他創造歷史的英雄行為。 第十一、十二封信就進入到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問題。這裡主要是反對巴枯寧的宗派主義。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要不要權威?無政府主義者想利用反對權威來破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搞宗派主義。赫魯曉夫還不是反對「史達林主義」、反對「個人迷信」！這和巴枯寧反對權威有什麼區別?形式上有區別，實質上是沒有區別的。 第十三封信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有關係，這裡也是講宗派主義和黨的統一問題。前兩封信是揭露那些高叫團結、實際上搞分裂的人。這一封信里講到一個思想，就是我們要怎樣的統一，是主要爭取一兩個犯錯誤的人和我們統一，還是面向廣大群眾，從廣大的群眾中找統一的意志?對那些犯錯誤的人，你爭取他，他也可以進來，他進來以後當然經常要把錯誤的觀點帶到裡面來散布。這些人要搞分裂，分裂就分裂，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無產階級政黨主要有廣大群眾做基礎，有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做基礎，我們就可以忍受這些分裂。 第十四封信就是講，巴黎公社雖然失敗了，但也有勝利。這個勝利震動了世界，國際共產主義威信大大提高。但因此也就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有各種各樣的人想按照自己的要求來解釋這個運動，因此就要有各種不同的分歧，就會有人搞宗派。 第十五封信是一個通告，是對黨內新出現的機會主義的傾向提出警告，這種傾向是以三人的宣言表現出來的。三人裡面包括伯恩斯坦。這封信表明，馬克思、恩格斯已經預見到黨內要出修正主義。當時不叫修正主義，伯恩斯坦這些人還不敢大規模地向党進攻，還沒有系統地進攻，但是已經有宣言，並且已經提出綱領來了。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那時已經開始反對修正主義了。 講到關於政治方面的階級鬥爭、國家與革命的問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問題的，就是這幾封信。從第六封信到第十五封信，包括了以下六個問題，階級鬥爭、政治、國家、革命、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反修正主義。 從第十六封信起，就開始進入歷史唯物主義比較一般的理論範圍。 第十六、十七、十八、十九，這四封信都是講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關係，上層建築的相對獨立性。這兩個問題在第一封信里沒有講到，第一封信里只是講了一個方向問題，沒有講到上層建築對基礎、生產起什麼反作用。從第十六封信直到第十九封信，這四封信就專門講到相互關係問題，肯定首先是物質決定精神，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是最基本的，是第一性的關係。肯定了第一性的關係並不能否定還有第二性的關係，這就是精神反過來又作用於物質，上層建築反過來又作用於基礎，而且上層建築還有自己相對的獨立性。這個相對的獨立性表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每一種上層建築都有自己發展的歷史。它最後決定於基礎，但是它還有自己發展的歷史。比如，哲學有哲學的繼承性，它是利用以前的哲學才能發展，它並不是割斷以前的聯繫而簡單地、直接地從基礎產生的。另一方面，各種上層建築有相互的關係，政治可以影響宗教，宗教可以影響政治。不僅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互相間有第二位的決定作用。政治鬥爭當然最後決定於經濟，但政治鬥爭的形式(只講形式)往往又決定於別種上層建築。有一個時期，資產階級的革命就採取了宗教戰爭的形式。所以採取這種宗教的形式，並不是由經濟決定的，而是由當時的宗教情況決定的。如果在中國，資產階級的革命例如戊戌政變、辛亥革命就沒有宗教的性質，因為中國的宗教勢力不是那麼大的。當然，中國的農民戰爭也還有宗教戰爭，如太平天國。但是資產階級革命沒有宗教的性質。 這裡有歷史的過程，也有邏輯的過程，開始第一封信講第一性的關係，最後再補充第二性的關係，如上層建築對基礎的反作用。恩格斯後來的補充是因為早期沒有這樣的問題，批判蒲魯東主要是打擊他的唯心主義，所以強調由生產力、生產關係決定上層建築，強調了這個方面，就忽視了反作用的方面，忽視了上層建築的相對作用。 第二十封信是講農村公社問題，也是補充前面沒有講過的問題。農村公社是什麼東西，會有什麼發展前途?當時俄國還有民粹派，這封信好像是反駁民粹派在這方面的主張。1893年到1895年，列寧寫了《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主義者?》就是系統地批判民粹派的主張。恩格斯在這封信里已經開始談到民粹派對農村公社的錯誤看法。 最後一封信是比較綜合的，說明了基礎和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和基礎的關係，並且也具體分析了一下經濟基礎的概念。 這本書大體上就是這樣的結構，它既反映了歷史，也反映了馬克思主義的邏輯結構。邏輯結構和歷史發展過程是一致的，邏輯結構也是歷史發展的索引，是整個歷史過程的胎生學的反映。整個的邏輯結構概括了歷史，把歷史的複雜過程撇開了，只把歷史的最基本的關係概括出來，把馬克思主義的全部思想都包含在裡面了。所以，把這本書仔細讀一下，加以展開，聯繫別的經典著作，聯繫毛主席的思想、聯繫現在我們的鬥爭，是可以得到很多東西的。 我從前翻譯的時候，也沒有看全書，現在準備講課，就等於再學一遍，一學就感到內容很豐富。以前我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以前有人問我：你翻譯這本書有什麼體會?我一點體會都沒有，只是適應大家的學習要求。因為從前根本沒有這樣仔細地讀。 面對這麼多的東西，怎樣講呢?我想這樣：挑兩篇最難的讀一讀，對其他各篇只把一些重要的向大家提一提。準備讀一讀第一封信、第十八封信和最後一封信，別的信就不讀了，只把裡面重要的幾段指出來就可以了，因為那些信都容易讀，沒有讀《自然辯證法》那樣困難，我看大家是能夠讀下去的，問題是有些歷史知識需要考證，可以由別的同志作些輔導，把知識性的東西講給大家聽，這方面我就不講了。 2.第一封信(馬克思給安能科夫)逐段講解 現在就從第一封信講起。 馬克思的這封信(1846年12月28日於布魯塞爾)是他的另一部哲學著作，即《哲學的貧困》的提綱，他寫了這封信就準備寫《哲學的貧困》，所以這封信大體包括了這本書的思想。 第一段、第二段說明了蒲魯東那本書很不對，很不好，他要批評那本書。 第二段的意思就是講蒲魯東隨便抓了一些哲學的詞句就想來解釋經濟問題。這裡有一句難懂的話：「蒲魯東並不是因為作為可笑的哲學的所有者，才給予我們以政治經濟學上的虛假的批判，他之所以把可笑的哲學供給我們，是因為他不了解現代社會制度的鎖鏈……」(《關於歷史唯物主義的信》人民出版社出版，1951年第1版，1961年第8次印刷，第5頁，以下引文只標頁碼)這個意思實質上就是講，蒲魯東在哲學上沒有什麼了不起，他的經濟知識所以錯誤，並不直接地因為他有一整套錯誤的哲學，主要是他對現代社會制度的客觀情況不了解，所以勉強抓了一些哲學詞句套上去。這是知識的貧乏，主要是因為他對資本主義社會沒有什麼研究，對於資本主義的規律沒有什麼知識。「現代社會制度的鎖鏈」就是講資本主義的規律性聯繫。由於他在這方面沒有去研究，根本不懂，所以就要勉強地解釋。他沒有別的辦法，只好抓唯心主義的哲學，從傅立葉書里隨便抓一些片面的東西來勉強加以解釋。「現代社會制度的鎖鏈」是借用傅立葉的話，傅立葉當然也不知道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規律，但是他多少知道一些資本主義社會的罪惡。「鎖鏈」在馬克思主義手裡就要解釋成「規律」。 「為什麼蒲魯東要講到神，講到普遍的理性，講到與個人無關的人類理性，說它是任何時候都沒有錯誤的，說它先是和自己本身相等的，說人們必須對它獲得正確的表象，才能夠掌握真理?何以他要依靠淺薄地攝取了黑格爾的哲學，來把自己描寫成深刻的思想家?」(第6頁) 他的哲學思想實際上是淺薄的，但是還要借用黑格爾的名義把自己裝作深刻的樣子。他的思想內容，無非是說世界上有一種永久存在、永久正確的理性，這種理性不知道存在在哪裡，反正世界上有。人要得到正確的思想，就要從天上找到這種理性，要使自己的思想符合這種理性，才能得到真理。天上有一個永久的理性，只要你善於祈禱，它就會降臨到你的腦子裡來，宗教家經常講祈禱，請「上帝」給他「啟示」，牧師講道的時候就說：上帝給了我一個啟示，我講給你們聽，你們要好好地聽，上帝是正確的。蒲魯東的思想就是這樣的思想。你看，講社會主義的人可是又講神的理性。 蒲魯東為什麼這樣說?下面一段是解釋。蒲魯東覺得有一個永久正確的理性，這不是決定於個人，個人只能去認識它，適應它，但不一定能夠掌握它，個人的認識有時會錯誤，與理性不一致。為什麼有這種情況?他自己給我們提供了揭破謎語的關鍵。 「他自己就提供給我們揭破謎語的關鍵。蒲魯東在歷史中看見社會進化的某種序列。他看出歷史是進步的實現。總之，他看出作為單獨的個體的人們，沒有理解到自己所做的是什麼，他們是錯誤地設想了自己本身的運動。這就是說，一眼看去，他們的社會發展似乎是超越於、獨立於、不依賴於他們的個人發展的東西。」(第6頁)蒲魯東看到了歷史發展不依賴於個人的情況。本來他已經看到了規律，看到了歷史的必然傾向。但是問題在於：「他沒有能力來解釋這個事實」(同上)。 人的歷史為什麼不依賴於個人發展，為什麼人不能自覺地認識它?有的時候是出乎人的意外的。中國的形勢發展得這樣好，不是就出乎他們意外的嗎?今年有十大意外：石油自給，周總理到非洲這麼受歡迎，法國居然能夠承認我們，美國到處碰壁、對這麼小的南越竟沒有辦法等等，都是意外。為什麼歷史是人的歷史，但總是出乎人的意外呢?蒲魯東不能解釋這個事實。 由於他不能解釋這個事實，「於是在這裡就出現關於自己顯現著的普遍理性的臆說。再沒有比發明神秘的理由，也就是發明缺乏正確意義的空話這件事更容易的了。」(第6頁)好像有普遍的理性、客觀的理性支配人類的歷史，歷史是服從於這個普遍理性的，所以他就離開了唯物主義。如果他真正了解了歷史發展規律，那麼用唯物主義的方法就可以解決了，用不著用什麼理性來解釋。但是他不能這樣解釋，他覺得很奇怪、很神秘，只能用理性來解釋。客觀唯心論都是這樣產生的，所有的客觀唯心主義產生的原因和宗教產生的原因都差不多，由於人類對自己周圍的規律無法認識、無法支配，經常出乎意外，於是只好用上帝、鬼神來解釋。古代的人知識少，就說是上帝，近代的人文明一點，就說是普遍理性。所以，理性和上帝就是一個東西。 下面作一個結論：「蒲魯東先生不是正因為承認自己對於人類歷史發展的完全無知—當他從普遍理性、神等等大吹大擂的名詞里去找依靠的時候，他就承認了這一點—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承認自己沒有能力理解經濟的發展嗎?」(第6頁) 承認對歷史的完全無知，因而就不可避免地成為沒有能力去理解經濟發展的法則。用神來解釋歷史，實際上就等於承認自己無知。這並不是說，蒲魯東公開承認自己無知，他認為自己還是很有知識的。馬克思說他是客觀上承認了自己無知。這是對蒲魯東唯心主義的揭露。 下面是馬克思正面闡述自己的觀點：「什麼是社會，不管它屬於哪種形式?是人類的相互作用的產物。人類可以自由地選擇他們的社會形式嗎?決不能。人類的生產力發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會有一種相應的交換和消費的形式。在生產、交換、消費的一定發展階段上，就會有一種相應的社會結構的形式，就會有一定的家庭組織、階級狀況，一句話，就會有一種相應的公民社會。在這樣的公民社會基礎上，就會有一種相應的政治狀態，而這政治狀態正是公民社會之正式的表現」。(第6—7頁) 上面就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第一性的關係：由生產到交換、消費，一直到階級、國家、政治狀況等這樣一條線索。這都用不著解釋了。要解釋的是這樣的問題：人類的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有相應的交換和消費形式，為什麼馬克思在這裡不講生產關係?這是馬克思最早期的著作，那時他的概念還沒有最後形成和確立，生產關係這個概念還沒有使用。這裡說的交換，消費的形式就是指生產關係。我們不能用今天的觀點來要求馬克思最早期的著作，對他也應該有歷史的觀點，不可能要求什麼概念都確定下來。 這一段最後還有一句：「這一切，都是蒲魯東先生不會了解的，因為他以為，只要從國家轉向公民社會去求訴，也就是從社會之正式的總結轉向正式的社會去求訴，就算是做了大事情了。」(第7頁)這意思就是說，蒲魯東不懂得國家政治是反映生產關係、生產力的，他不懂得政治是國家經濟的集中表現，因而也就不懂得要解決經濟問題，根本的關鍵在於解決政治問題、國家問題。所以，他以為可以離開國家轉向工業、轉向經濟，直接通過經濟搞一個社會結構。也就是說，離開社會的集中的東西而只是講社會性，把目的放在社會本身而不放在解決政治問題方面。這是批評蒲魯東的無政府主義。 「還必須要再附加一點：人們對於自己的生產力—他們的全部歷史的基礎—並不是能自由選擇的，因為任何生產力都是已經獲得的力量，都是從前活動的產物」(第7頁)。這是沒有辦法選擇的，是以前已經形成了的。 接著說：「固然，生產力是人類的實踐能力的成果，但這能力本身卻決定於人類所處的情況：即由以前已經獲得的生產力在他們之前已經存在(不是他們所創造的，而是過去世代的生產物)的社會形式所形成的情況。」(同上)這裡也是說，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都是以前已經形成的，不是自由選擇的。 接著說：「任何後來的世代都是靠著先前的世代所獲得的生產力(它對於前者是作為新的生產的原料)而存在的，這一個簡單的事實，就在人類歷史中間構成了一種聯繫，構成了人類的歷史，這歷史，當著人們的生產力愈更發展了時，從而人們的社會關係也愈更發展了時，就愈更成為人類的歷史。」這裡是說，不僅僅是受自然的影響了。 「由此得出必然的結論：人類的社會史，常常只是他們的個人發展的歷史，不管他們對於這點是否意識得到。」這裡講的「個人」不是講一個人，而是講許多人。每一個人都有一定的作用。歷史是人創造的，歷史是人的歷史，每一個人都在歷史裡起作用。不過這一點他不一定能意識到。 「他們的物質關係構成了他們的一切關係的基礎。這物質的關係，只是他們的物質的、個人的活動藉以實現的必然的形式」。這裡的「個人的活動」不能簡單地解釋為個體生產，還是每一個人都參加了活動的。這是和「普遍的理性」對立的，歷史並不是受「普遍理性」的支配，而只是每一個人活動的總的結果。這裡總是提「個人」。這並不是個人主義，並不是認為個人決定歷史。而是說，歷史是人類的歷史，是許多個人活動的總的結果。 「蒲魯東先生把觀念和事物混淆了。」這是把上面的話總結一下。歷史是一個事物，不是受觀念支配的，觀念只是反映這個事物。而蒲魯東認為，理性就支配歷史，歷史是以理性為基礎的。這樣，就把事物本身和觀念混淆起來，好像事物的運動就是觀念的運動。歷史是許多個人活動的結果，所以是一種事物，它本身不是觀念，它本身的歷史不是觀念的歷史，觀念的歷史只是反映事物的歷史。蒲魯東認為歷史是觀念的歷史，就是把觀念和事物混淆了。 下面是另外的解釋：「人類決不放棄他們所獲得的東西，但這並不是說，他們也不放棄那他們藉以獲得某些生產力的社會形式。完全相反，為著要使爭取得的成果不至於喪失，為著不要失去了文化的果實，人類在他們的交換方法不能再和既已獲得的生產力相適應的一瞬間，就不能不改變他們的傳統的社會形式—我這裡所說的「交換」是指最廣義的用法，就等於德文里的『往來』(Verkehr)的意思。」(第8頁)這裡講的「交換方法」、「社會形式」都是指生產關係。這裡講的「文化成果」也不是指思想文化，而是指人類進步的成果，即生產力發展的成果。生產力是一種文化，廣義的文化包括生產力。我們到故宮博物館去參觀，古代的銅器、鐵器有許多是生產力，但是也叫文化。要使生產力的成果不致喪失並繼續發展，就要在一定的時候拋棄生產關係。「交換方法」就是指生產關係。「往來」就是指人和人的聯繫。 接著下面是：「舉例來說，譬如特權，行會和社團的制度，中世紀的法規等，都是社會關係，這些社會關係僅只是適應於既已獲得的生產力和以前存在過的雖使這些制度產生出來的社會狀況」。就是說，這些社會關係以前是適合生產力性質的。 「在這些社團和法規的庇護之下，資本就積蓄起來，海上貿易發展了，殖民地也建立起來，而人們如果還要想保守著那使這些果實在其庇護之下成熟起來的形式，那麼他們就會連這些果實也要失去。由此才發生了兩次暴動，即1604和1688年的兩次革命。」(第8頁)這裡講，有了資本主義的生產力，行會就不能要了，歷史上發生的兩次暴動，就是為了取消行會制度的。 「一切舊的經濟形式，一切和它相適應的社會關係，以及舊公民社會的正式表現即政治的狀態等，在英國都被打碎了。這樣，人類實行生產、消費，交換等所依據的經濟形式，都是過渡的、歷史的。隨著新的生產力的獲得，人們就改變他們的生產方式，又隨著生產方式的改變人們就改變一切的經濟關係，而經濟關係僅只是這種特定生產方式的必然關係。」(第8頁) 這裡面的「生產方式」、「經濟關係」混用了。我們講生產方式，是包括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所以生產方式已經包括經濟關係了，這是現在這樣用的。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用得不是這樣嚴格的，他說的生產方式有時是指生產力，就是指技術方式、勞動的方式、勞動使用什麼工具。生產方式是兩方面，一方面是說用什麼工具，另方面是在生產中人採取什麼方式，互相結合。就是說，人和什麼樣的生產資料結合，人和人怎樣結合，這樣兩個方面。這裡講的生產方式主要是講人和什麼樣的工具，什麼樣的生產資料結合，實際上就是指生產力。這兩方面是分不開的。 「這些都是蒲魯東先生所不了解，尤其是很少論證到的。由於沒有注意到歷史的現實過程，蒲魯東先生就給我們提供一些幻影作為補充，而這幻影是力圖要成為辯證法的幻影。他不覺得有必要來講一講17、18和19世紀的事，因為他的歷史是出現在想像的九霄雲霧之上，並且是高高地存在於時間和空間的限界之外的。一句話，這是黑格爾派的廢物；這不是通常的歷史—人們的歷史，而是神聖的歷史，—觀念的歷史。」 這裡講黑格爾的歷史是在九霄雲外的歷史，不是在現實世界裡面的歷史，所以說是觀念的歷史。 「……按照他的觀念，人類只是被觀念或永久的理性利用來使自己發展的工具。」 黑格爾有一句很有名的話：世界上的英雄人物都是絕對精神的工具，拿破崙到了德國的時候，黑格爾說：這是騎著白馬的絕對精神。因為個人是沒有意思的，所以黑格爾把個人和絕對精神對立起來了。 「……進化，照蒲魯東先生的說法，那是在絕對觀念的神秘天國里實現著的進化。如果你揭去了這神秘詞句的掩蓋，你就會看見蒲魯東先生是在向你敘述著那種秩序，那裡面的經濟的範疇都是在頭腦中安排成的。用不著很大費力就能證明，這是最糊塗的頭腦的秩序。」(第9頁) 他口頭上說世界理性支配歷史，實際上他解釋歷史是用他自己腦子的觀念來安排歷史，不去研究客觀世界，糊裡糊塗的想，這種頭腦是糊塗的頭腦，是脫離現實的，憑腦子想來隨便解釋問題。和黑格爾一樣，教條主義雖然講的是馬列主義，但實際上是把腦子裡凝固化了的一些死的東西看做是支配客觀實際的動力。 下面就具體地批評蒲魯東的那些範疇。 「蒲魯東先生的著作一開始就討論到他所愛好的玩藝，即價值。對於這一部分作品，我現在不打算加以分析。」 「永久理性的經濟進化的系列，是從勞動分工開始的。」他認為蒲魯東腦子裡所想像的那種發展是從勞動分工開始的，所以首先講勞動分工。「對於蒲魯東先生，勞動分工是極其簡單的事情。但是，難道等級制度不能算是勞動分工的一定的樣式嗎?難道行會制度不能算是勞動分工的另外的樣式嗎?又，難道在英國由17世紀中葉開始而到18世紀末葉完結了的工場手工業時代的勞動分工，不是絕對地有別於現代大工業的勞動分工嗎?」(第9頁) 這裡批判蒲魯東的勞動分工的概念是死的概念，簡單的就是勞動分工，他不知道勞動分工是一種生產力發展的不同形式，不懂得行會制度的時候，有封建時代的勞動分工；資本主義初期工場手工業時代，有工場手工業時代的分工；而工場手工業時代的分工，又不同於現代大工業的分工。有各種各樣的勞動分工。這些問題是蒲魯東一點也不研究，說明他對經濟一點都不懂，就是簡單地講勞動分工。勞動分工怎麼來的、怎麼發展的，他就沒有這種觀念。 「蒲魯東先生是那樣不善於了解事情的本質，以至於竟會忽略掉連普通的經濟學家也不會忘記的事情。講到勞動分工時，他全然沒有感覺到有必要談一談世界市場。難道說14和15世紀，當殖民地還不存在，當歐洲還不知道有美洲，而和東亞的交往僅只能依賴君士坦丁堡的時候，那時的勞動分工不是應該根本地區別於已經有了殖民地的充分發展的17世紀的勞動分工嗎?」〔第9—10頁) 就是說，勞動分工隨著市場的發展也有不同。 「但還不止此。難道說各民族的一切內部組織，他們的一切國際關係，不是勞動分工的一定樣式的表現嗎?難道說這一切不會要隨著勞動分工的變化而變化的嗎?」(第10頁) 這一段講蒲魯東不懂得生產力可以決定生產關係，可以決定社會組織，他是用當時的語言來講的。 「蒲魯東先生是那樣不能夠理解勞動分工的問題，以至於連城市和鄉村的分化也沒有提到，這分化，以德國為例，是從9世紀到12世紀之間產生的。」(第10頁) 我們讀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有這樣的好處，就是他們在作理論分析時，同時就說歷史概況，所以，可以使我們知道許多歷史過程，讀了這一段，我們就知道在歐洲什麼時候有城市和鄉村的分化。以此為榜樣，如果我們研究中國的經濟，也要研究一下中國的城鄉分化是什麼時候出現的。理論分析要和歷史概況密切結合，這種方法是要經常注意的。總要研究歷史經驗，概括歷史經驗，毛主席、黨中央從來就是這樣。我們聽了周總理、陳毅同志的報告，他們在非洲時，人家和他們談問題，他們總是講中國歷史的經驗，講了就能解決人家的問題。馬里凱塔總統一定要在公報上寫他是搞社會主義的，如果我們簡單地反對，他就不高興，我們就講我們的歷史經驗。我們到了全國勝利，還不談是社會主義，要等待、要研究，使人民腦子裡成熟了。不能以為我們搞社會主義就寫上社會主義，你寫上大家不能接受，就會脫離群眾。把歷史經驗一概括，他就沒有話講了，還很佩服。如果非常生硬地說：你的社會主義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我們不能寫。那就要搞僵了，還叫什麼統一戰線?所以，說服人要善於利用歷史經驗。毛主席和外國人談話也是用這種方法。因為講我們的經驗就講到普遍規律，我們的經驗帶有典型性，講我們的經驗也能說服人，人家也不好反駁，因為我們講我們的經驗，並不強加於你，供你參考，但是你不能不尊重我的經驗。我們這樣大的國家，這樣大的勝利，他也不能不尊重。所以，這樣就能夠說服人。蒲魯東根本不研究歷史，馬克思、恩格斯十分注意研究歷史，講城鄉分化是決定於生產力的發展，他有確鑿的證據，時間、空間確確實實的，在9至12世紀中間，德國有了城鄉的分化。 「……在蒲魯東先生看來，這分化是永久的，不變的規律，因為他既不知道它的產生，也不知道它的發展。他在自己的全部著作里是這樣地論述著，好像這一定生產方式之下的產物，是會永久地繼續存在下去似的。蒲魯東先生關於勞動分工所講到的一切，都不外是亞當·斯密以及其他許多人在他以前已經講過的東西的概括，而且還是非常膚淺的，不完全的概括。」〔第10頁) 亞當·斯密是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所以蒲魯東的經濟學觀點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 「永久理性的第二步進化，是機器。」這是說勞動分工產生機器的觀點，第一步是勞動分工，第二步是機器。「勞動分工和機器之間的聯繫，被蒲魯東先生講得非常神秘。勞動分工的每一種樣式，都有過自己的特殊的生產工具。例如從17世紀中葉到18世紀中葉，人們就不是完全用手工作，他們有許多器械，而且還有極複雜的，如像車床、船隻、槓桿等等。」(第10頁) 「由此可見，把機器的出現一般地看做勞動分工的結果，是非常荒謬的。」(同上) 馬克思說，它們的關係應該反過來，工具的發展產生勞動分工的不同形式，而不是勞動分工產生機器。所以蒲魯東是荒謬的。 「順便指出，蒲魯東先生對於機器發展的歷史之缺乏了解正像對於它的產生的歷史一樣。」 這裡說的「它的產生的歷史」就是認為機器是勞動的分工產生的。至於機器怎麼發展，蒲魯東也不怎麼懂得。 「……應該說，1825年—第一次普遍危機的時候—以前，消費的需要一般地是比生產的發展快，而機器的發展，則是市場要求的不可避免的結果。」資本主義的第一次經濟危機是1825年，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事實。「從1825年起，機器的發明和應用僅只是企業主和工人之間戰鬥的結果。但這隻對英國來說才是正確的；至於說到歐洲各民族，那麼，他們之被迫應用機器，乃是因為不論在他們本身內部的市場上和國際市場上都受到了英國的競爭的緣故。最後，在北美洲，不但由於對別的民族的競爭，也由於勞動人手不足，即由於北美洲工業的需要和它的人口之間不相稱，喚起了機器的採用。根據這些事實，你就可以斷定，當蒲魯東先生把競爭的怪影當做第三步進化，當做機器的反命題召喚出來時，是表現了怎樣的一種識見。」(第11頁) 蒲魯東是這樣的公式：勞動分工產生機器，因此，同樣的，勞動分工使機器發展了。但是，現在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歷史上機器的發展有各種各樣的原因，所以蒲魯東根本是主觀主義。同時，機器的發展原因之一還有競爭，由於歐洲受到英國的競爭，所以歐洲非用機器不可，所以競爭產生機器。但是蒲魯東認為機器以後才有競爭，所以把競爭當做機器的反面，這完全是一種主觀的錯誤的思想。 「最後，把機器看成與勞動分工、競爭、信用等等相併列的經濟範疇，一般地說也是荒謬的。」(第11頁) 下面就解釋。 「機器不能算做經濟範疇，正如拉耕犁的牡牛一樣」，這是一種工具，工具不是經濟範疇。馬克思說，生產力要素和經濟不是一回事。 「……現代機器的應用，是我們現代經濟制度的一種關係，但機器的利用方式並不等於就是機器本身。火藥總是火藥，不管它的使用是為著要引起人類的傷害，或者是為著要治療人類的傷害。」(第11頁) 這裡附帶可以聯繫這樣的問題：現代修正主義把核武器的出現這件事說成是決定了時代的變化，使得戰爭的正義性和非正義性不存在了。這種觀點也是把一種工具簡單地看成是一種社會關係。好像核武器的出現就沒有正義與非正義的區別了，時代就變了。實際上，核武器的出現是一回事，這是人類發現的一種工具；另外，正義與非正義是一種社會關係，這種社會關係決定於經濟關係，決定於階級關係，決定於社會制度，這是完全不相干的兩回事。所以馬克思講，火藥總是火藥，至於用火藥來治療人們或者傷害人，那是人的關係問題，和火藥不是一回事。 「蒲魯東先生作了空前的努力，來把競爭、壟斷、稅收或警察、貿易差額、信用和所有制等，按照我這裡所列舉的秩序，從自己的頭腦中構想出來。」(第11頁) 在競爭以後，又出現了壟斷。競爭、壟斷、稅收、警察……這種排列都是主觀的。 「……幾乎所有的信用制度，在英國，在18世紀初期，在機器還未發明以前，就已獲得了自己的發展。」不是在機器競爭的時候，而是在機器以前。「國家信用僅只是使稅收得到提高和使資產階級掌握政權後所造成的新的需要獲得滿足的新的方法。最後，所有制在蒲魯東的體系里構成末尾的範疇。在現實的世界裡卻相反，勞動分工以及蒲魯東先生的一切其他範疇都是社會關係，它們在總體上構成現在時候人們稱做所有制的東西。」(第12頁) 所有制不是最後出現的，勞動分工的出現就有所有制，各種社會關係都以所有制為基礎。這句話的意思是這樣：所有制不是在最後，而是幾乎在最前面。 「……離開了這些關係，資產階級的所有制就不外只是形上學的和法律的幻想。」(第12頁) 還沒有所有制以前就有這種社會關係。 「……另外時期的所有制，封建的所有制，是在全然不同的社會關係中發展的。由於斷定所有制是孤立的關係，蒲魯東先生就做出了某些比方法論的錯誤更壞的事情：他暴露自己不懂得把一切資產階級的生產形式統一起來的那些聯繫，他暴露自己不懂得一定時期的生產形式具有著歷史的和過渡的性質。由於沒有看見我們的社會的建制都是歷史發展的產物，由於不能理解它們的產生以及它們的發展，蒲魯東先生對於它們就只能給予教條主義的批判。」(第12頁) 這一段的意思就是說，所有制在很早就有，對所有制本身也要歷史地看。蒲魯東最壞的一點就是不懂得把一切資產階級的生產形式統一起來的那些聯繫，他暴露了自己不懂得這種關係的歷史過程，不懂得一定時期的生產形式具有著歷史的和過渡的性質，他把所有制的各種方式都看做是永久的、固定的支配人類歷史的，所以，蒲魯東就是一個教條主義者。 「當要說明發展時，蒲魯東先生就不得不依靠虛構。依他的想法，勞動分工、信用、機器等等的發明，都是為著給他那麻煩的觀念—平等觀念服務的。」(第12頁) 他認為分工、信用、機器等，最後總是要發展到平等。 「……他的解釋是極端地幼稚。所有這些東西都在平等的名義之下構想出來。但，不幸的是它們都是趨向於反對平等的。」(第12頁)實際上，所有這些東西都是和平等相矛盾的。「他的全部議論都處在這種情況中，這就是說，他採取隨意的臆測，但是，由於現實的發展每一步都和他的虛構相牴觸，他就由此做出結論，說矛盾存在著。同時他卻掩蓋了這一點：即矛盾僅只存在於他那麻煩的觀念和現實的運動之間。」〔第12頁) 他也承認了矛盾，但是，他就不知道他的那種虛構的觀念和現實的運動是惟一的矛盾。這並不是說否認客觀矛盾，他所講的矛盾實際上並不是矛盾，他真正碰到的矛盾，主要是他的麻煩的觀念和現實的矛盾，這不是否認矛盾的意思。 「這樣，蒲魯東先生首先是由於沒有歷史知識，因此就不了解，人們是在發展自己的生產力的時候，也即是在生活的時候，就發展著一定的相互之間的關係，而這些關係的性質是不可免地要隨著這些生產力的改造和發展而發生變化。」(第12—13頁) 馬克思的這個分析中沒有用「生產關係」這個詞，但是並不是沒有生產關係的含義。所以這一點一定要注意。 「……他不了解，經濟範疇只是這些現實關係的抽象，並且只在這些關係存在著的時候才具有真理性。」(第13頁) 人的主觀範疇受客觀的支配，範疇只是歷史經濟關係的反映，如果這經濟關係不存在了，那麼這範疇就沒有實際意義了。這一句話很重要，是唯物主義的觀點。重要的是他兩句話在一起，範疇要反映現實的關係，範疇是現實關係的抽象。不僅僅是反映，而且範疇的真理性要關係存在的時候才具有。這個關係如果已經過去了，你還要使用這個範疇，那就要犯錯誤。所以，真理也還是相對的，要在它所反映的事物存在時才有真理。所以，沒有永久的範疇。修正主義者就認為有永久的範疇，自由、平等、博愛，這是永久的，將來共產主義就要實行自由、平等、博愛，其實這是資產階級革命的口號。資產階級的革命過去了，這個口號就沒有真理性了。現在講自由、平等、博愛就是騙人的口號。因為現在我們一方面要自由，一方面也要有些人不自由，自由和不自由是聯繫的。平等也是這樣，資產階級只有法律上的平等，法律上的平等也是有限制的，沒有經濟平等。我們講平等也不是講平均主義，不是抽象地講平等。平等友好，在一定的條件下，和不同制度的國家做買賣可以講，兄弟國家的關係在討論問題時要有平等的關係。修正主義在講平等，對待別的兄弟國家就不講平等，這不是騙人嗎?博愛，更不行了，愛敵人行不行?所以這是騙人的話，一點真理性也沒有，因為不符客觀事實。 下面馬克思講，由於他不懂這些，「這樣，他就陷落到資產階級經濟學者的錯誤當中，他們把這些經濟範疇看做是永久的，而不是歷史的規律—這規律，僅只對於歷史發展的一定階段，對於生產力發展的一定階段才是現實的。因此，蒲魯東先生不是把政治經濟學的範疇看做現實的、過渡的、歷史的社會關係之抽象，而是神秘地顛倒著問題，把現實的關係看做僅只是這些抽象的東西的體現。」（第13頁） 現代修正主義者就是把共產主義看做是自由、平等、博愛的最高體現，是所謂「人情」的體現，就是人道主義範疇的體現。現代修正主義主要還是主觀唯心主義，但是在這些問題上還有一些客觀唯心主義。主要是主觀唯心主義。 「……而這些抽象的東西，乃是自從開天闢地就已睡眠在上帝的胸懷裡的一些公式。」(第13頁) 所有這些公式，在盤古開天闢地以前就在上帝的腦子裡了，還是黑格爾主義。 「這裡，我們良善的蒲魯東先生就開始陷於嚴重的智力上的困境。倘若所有這些經濟範疇都是神的心胸里的流出物，倘若它們都是人們的隱秘的和永久的生命，那為什麼，第一，發展會存在著；第二，蒲魯東先生會不是保守主義者?對於這明顯的矛盾，他是用對抗的全部體系來作為說明的。」 為什麼說還要改革、還要發展，為什麼不早一點實現上帝的這種範疇?為什麼以前不會實現，偏偏要蒲魯東才能實現?蒲魯東就用他的全部對抗的體系來說明。他怎樣調和對抗的體系? 「試舉例來解釋這個對抗的體系。」 蒲魯東的體系裡面有互相對抗的一些範疇，他要把它調和。 「壟斷好，因為這是經濟範疇，也就是神的流出物。競爭好，因為它同樣也是經濟範疇。」 兩個對抗都好，怎麼辦? 「……至於壟斷的現實和競爭的現實，那卻是不好的。」(第13頁) 他這樣解釋：作為神的範疇是好的，但是作為現實存在，壟斷和競爭是不好的。 「……尤其因為壟斷和競爭彼此要互相吞沒的，就更不好。怎麼辦呢?蒲魯東先生以為，這兩種永久的神的思想既是互相矛盾的，那麼顯然地在神的胸懷裡也同樣會具有著雙方思想的綜合」(第14頁)。蒲魯東只有用神的思想調和，人是沒有辦法調和的。「在這裡，壟斷的壞處由於競爭而得到均衡，相反地也是一樣。」(同上)現實世界不調和沒有辦法，由於神的因素就調和起來。 「……觀念雙方之間的鬥爭會得到那樣的結果，即只有它們的好的方面向著外部顯露出來。神必須培養這些隱秘的思想，然後應用它們，而一切就會美滿了。」(同上) 就是說，要像神一樣，把自己對抗的概念的好的東西都設法顯露出來，使它把那些壞的東西都能夠消滅，不顯露出來，這樣就會融合、美滿了。 「……必須去發現那隱藏在與個人無關的人類理性的混沌中間的綜合的公式。」就是調和的公式。「蒲魯東先生是一分鐘也不動搖地以發現這個秘密的資格自任。」(第14頁) 就是對立面的融合論、對立面的調和論，現代修正主義者也是用這種觀點來歪曲對立統一的規律。對立面是經過鬥爭使矛盾解決的，不是經過調和來解決矛盾，任何矛盾的對立面都不能調和，不管是對抗的或非對抗的。比如我們黨內正確與錯誤的思想，這是非對抗的矛盾，但是這個矛盾的解決是否能把正確思想和錯誤思想加以調和就能解決?不能，只能經過兩種思想的鬥爭、批評與自我批評，把錯誤克服了，然後才能解決。我們所謂矛盾是不能調和的，意思就是說，矛盾是不能經過調和來解決的，而是要經過鬥爭來解決。並不是沒有調和，調和是有的，不過矛盾不能通過它來解決。修正主義者就是和資產階級調和，要想調和矛盾。調和會不會解決矛盾。對立面的統一暫時是有的，有條件的調和是有的；但是調和並不能解決矛盾。兩種不同的意見在一起談判，得到一個調和，公報是混合的公報，這當然有一個暫時的統一性，可是矛盾並沒有解決。馬克思主義者和修正主義者能不能經過談判搞一個調和的公報?不可能。 1960年莫斯科會議以及1957年莫斯科會議，在個別問題上有一些調和，那是沒有解決矛盾，因此修正主義抓住公報里調和的地方，特別是和平過渡問題大做文章，所以矛盾還是發展了。我們不否認一定的條件下調和的事實，但是有這種事實並不等於矛盾要經過調和來解決，矛盾是不能用調和的方法來解決的。蒲魯東也是一種庸俗的調和矛盾的論點，他一分鐘也不動搖地想來調和矛盾，所以他就是機會主義，實際上是和資產階級站在一邊。在這個地方，馬克思用辯證法來反對他的那種變相的形上學。 「但是，請把視線略微投到現實生活上去吧。在現代的經濟生活中，你不僅僅會找到競爭和壟斷，也同樣會找到它們的綜合」，這是另外一種綜合，「不是表現為公式，而是表現為運動。壟斷生出競爭，競爭生出壟斷」。(第14頁)對立面互相轉化。「然而這種均衡化的結果是造成愈更困難和愈更混亂的局面，而不是如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想的那樣會排除現代局面的困難。」(同上)矛盾總要經過革命才能解決。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矛盾越來越激化。「這樣，如果把現代經濟關係所從屬的基礎加以改變，把現代的生產方式加以消滅，你就會不只是消滅掉競爭、壟斷和它們的對抗，也會消滅掉它們的綜合—競爭與壟斷的現實的均衡化所由此產生出來的運動。」(第14頁) 「這裡我給你舉出蒲魯東先生的辯證法的範例。」(同上) 「自由和奴役表現為對抗。我不需要講到自由的好的方面或壞的方面。至於奴役，它的壞處也用不著提及。只有一點需要說明—這就是奴役的好的方面。」(同上) 大家對「奴役的好的方面」不懂得，馬克思主義分析的方法是一分為二的，奴役也有好的方面，不是說奴役好，只是說它有一些積極的作用。 「……問題不在於間接的奴役，不在於無產階級的奴役。問題是在於直接的奴役，在於蘇立南、巴西、北美南部諸州等地的黑種人的奴役。」(第14頁) 黑奴是直接的奴役制度。 「直接的奴役之成為我們現代工業的基礎，是正如機器信用等等一樣。」(第15頁) 「沒有奴役就沒有棉花，沒有棉花就沒有現代工業」。當時紡紗用的棉花主要靠非洲的黑奴種出來，美國南部就主要是種棉花。 「……奴役使殖民地具有價值，殖民地創造世界貿易，而世界貿易—是巨大的機器工業所不可缺少的條件。在黑人貿易沒有建立以前，殖民地給『舊大陸』的產品是很少的」美洲沒有黑奴就沒有這麼多的棉花。「並且也沒有使世界面貌發生什麼顯著的改變。這樣，奴役—這是具有巨大意義的經濟範疇。沒有奴役，北美洲—最進步的國家—也許會變成家長制的國度。」(第15頁) 奴役是經濟範疇，是生產關係，資本家使用黑奴，奴隸是生產力、勞動力。 「……只要把北美洲從世界地圖上除去，你就會看到貿易和現代文明的無政府狀態，它們的完全的衰落。」(同上) 當時的黑奴這樣重要，沒有黑奴，資本主義就不存在。 「……而奴役的消滅，就可以看做是從世界地圖上抹掉美洲。這樣，正由於奴役是經濟的範疇，所以它是自從開天闢地就會為一切民族所遇到。現代的人民只能在自己中間掩蓋著奴役，但在『新大陸』又使它暴露出來了。蒲魯東先生的關於奴役的這些想法究竟是為著什麼呢?他是要尋找自由和奴役的綜合，尋找真正的黃金般的中心，換句話說—尋找奴役和自由之間的均衡。」(第15頁) 他專門講奴役的好處，使奴役和自由均衡起來。黃金般的中心，就是說找到天平支架中的一點使兩邊平衡，這像黃金一樣，很不容易找到。找到了重點，兩邊就平衡了。這裡的翻譯是用直譯法，所以有時看起來有些難懂。 「蒲魯東先生很能了解人類製造毛呢、麻布和絲織物這些事；而了解這樣一些微末的事情，並不算是很大的勞績。但蒲魯東先生所不了解的是，人類還能適應著自己的生產力來生產出他們在其中製造呢料和麻布的社會關係。蒲魯東更了解不到的是，人們不但生產著與他們的物質生產相適應的社會關係，並且還會創造出觀念、範疇。」(第15—16頁)觀念、範疇不是要有就有的。「也就是創造出一些社會關係的抽象的觀念的表現。因此，範疇也和他所表現的關係一樣，不是永久的，它是歷史的和過渡的產物。」(第16頁) 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博愛是道德的範疇，不是屬於當時歷史的，現在就沒有真理性。 「……蒲魯東先生卻完全相反，把抽象和範疇看成最初的根源。照他的意思，創造歷史的就是它們，而不是人類。抽象、範疇，只就它自身來看時，也就是，把它從人類和人類的物質行動分離開來看時，自然是不死的、不變化的、不運動的，它本身只是一種純粹理性的產物，這不外等於說，抽象這東西就是抽象的。多好看的同語反覆?」(第16頁) 就是說，沒有什麼意思。把抽象的東西離開了人的生活，看起來當然是永久的。我已經把它抽象了，變成普遍的東西，然後我又說是普遍的、永久的。這是我抽象出來的東西，是普遍的東西，我就把它看做是永久的。那有什麼意思呢?自由、平等、博愛離開了資產階級革命來看，那當然可以看做是永久的東西，如果我們把它聯繫起來，說這是資產階級的口號，那他就不是永久的東西了。所以馮友蘭說抽象的繼承，他總是想不開，總覺得這是對的。抽象的東西是永久的、具體的東西，所以他說我們就是繼承了抽象的東西。就是因為他的抽象和歷史條件剝離開來，所以他覺得它就永久了。 資產階級的學者怎麼也不能理解，抽象的概念總是一定歷史條件的反映，所以只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是真理。我們現在也可以繼承他的概念、名詞，但只是在形式上借用這個名詞。我們現在講的自由是借用資產階級用的名詞，並不是繼承他的抽象的東西。人要思維，當然總要用一些概念，有一些是可以創造的、有一些是可以把現成的拿來應用，從概念形式上把它借用過來，如此而已。並不是把資產階級概念、資產階級思想抽象地繼承下來。 「於是，在範疇的形式上所看到的經濟關係，對於蒲魯東先生也成了永久的公式，它既沒有起源，也沒有發展。」(第16頁) 「用另外的話來講，蒲魯東先生並沒有直接肯定，說資產階級的生活在他看來是永久的真理，他是間接地肯定了這一點，因為他把在思想的形式的表現資產階級關係的範疇加以神化。當資產階級社會的產物在思想的、範疇的形式上呈現到他前面來時，他就把它當做自發地生出來的、天賦著獨自的生命的、永久的本質。因此，他沒有超過資產階級的水平線。」(第16頁) 他們的哲學思想本身是資產階級的範疇，他把它看做是永久的，結果事實上等於肯定資產階級的生活是永久的真理。這是一個普遍的範疇。替資產階級的生活辯護的科學家一般地都不直接地說這一個生活是永久的，但是他把生活裡面反映出來的概念說成是永久不變的真理。這樣一來，就把他所辯護的制度說成是永久的。董仲舒講：「天不變，道亦不變」。他所謂的道就是封建統治階級的道，道不變，實際上就是說封建統治永久不變。蒲魯東講的某些道的不變，就是理性不變。中國舊的「道」翻成現在的語言，就是理性。蒲魯東講理性不變，他的理性就是資產階級的理性，因此他講理性不變，實際上就沒有超過資產階級的水平。 「……因為他是用資產階級的觀念來立論，並把他們當做永久的真理，他就要尋找這些思想的綜合，尋找它們的均衡，卻看不見它們的保持均衡的現代的方式，正是惟一可能的方式」(第16頁)。 只有現在他才能說成精神、觀念，超出了這些觀念的都要消滅。 「事實上，一切良善的資產者們所做的，他都做了。」(同上) 良善的資產階級，就是主觀上以為自己是在做好事，他們主觀上都認為自己要把社會制度搞得很好，甚至要為勞動者謀福利，實際上他是資產者。主觀上以為自己是為人類謀福利，為勞動者謀福利，甚至真的以為是替人類的幸福著想。蒲魯東也是這樣，他以為他搞社會主義，他要來解放工人階級。 「……他們都告訴你們說，競爭、壟斷等等，在原則上，也就是作為抽象的概念來看，是生活的惟一基礎，但在實際上，他們都還希望著許多其他的東西。他們都希望競爭不要有競爭的悲慘結果。」這是好心。「他們都希望著不可能的事，也就是希望資產階級生活的條件不要具有這些條件的必然的結果，他們都不了解，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是一種歷史的、過渡的形式，就像封建的形式是過渡的一樣。」(第17頁) 董仲舒就希望封建社會按照道的原則永久地存在下去，他不希望會發現封建社會的具體罪惡，不了解封建社會是一種過渡形式。 「……這錯誤的發生，是由於他們以為資產階級人類是一切社會的惟一可能的基礎，是由於他們設想不到那樣的社會制度，在裡面人會不再是資產者。」(第17頁) 現代修正主義者也有這種味道，他就是認為不可能有那樣一種共產主義，那種共產主義裡面的人不要求個人的利益，不追求個人的物質刺激，他認為追求個人利益、追求個人幸福是永久的範疇，永久的真理，所以共產主義也是為了實現這種永久的真理。赫魯曉夫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代表，也覺得「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人都是自私的，人的積極性的惟一鼓勵的方法只有一種，就是物質刺激，最多再加上精神刺激，精神刺激無非是名譽、表揚，不是什麼政治思想，和物質刺激是差不了多少的。他認為人都是要名利的，他不相信人不要名利，因此他認為走向共產主義惟一的道路就是物質刺激，就是個人主義。蔣介石從前「剿共」的時候，得意洋洋，曾經說過這樣的話：我不相信人不要錢，不相信人不要做官，我有錢一定能夠搞垮共產黨！他就不能理解有一些人就是不要錢，就是不要做官，甚至生命都可以不要，就是要共產主義。他不能理解，赫魯曉夫也不大能理解，他以為像紐西蘭這樣一個小黨，幾百人的小黨，那還不容易嗎?六百鎊(英幣)就想收買它。他就沒想到，這個黨雖小，就是收買不了，他們就不愛錢。夏吉的黨雖然比紐西蘭的黨大一些，但是行得通，因為他和赫魯曉夫一樣，可以收買，大概八九萬盧布，比六百鎊高一些。他不能設想，在資產階級的人以外還有另外一種人，蒲魯東也是這樣，他講的是社會主義、實際上他的真正的思想是資本主義，他腦子裡的人是資產者。蒲魯東是主張分散小生產，不主張集中的生活，實際上是為個體生產辯護，為小生產者辯護。 「因此，蒲魯東先生必然是教條主義者。」(第17頁) 又是一個教條主義者！客觀唯心主義—它是教條主義，教條主義也就是客觀唯心主義。修正主義一般是主觀唯心主義或經驗主義，只看眼前利益，表面現象，感覺就是實踐，物質就是感覺的複合，有用的就是真理。修正主義一般的是這樣一種世界觀，教條主義是客觀唯心主義。蒲魯東是教條主義者。 「……他把那引起現代世界的變革的歷史運動，歸結為要在兩重的資產階級思想中間去找到適當的均衡、綜合的問題。於是這位靈敏的青年就用技巧來發現隱秘的神的思想。發現兩個孤立的思想的統一，其所以是孤立的，僅僅是因為蒲魯東先生使它們從實際生活孤立起來，使它們脫離了它們所表現的現實性的結合，即現代的生產的緣故。」(第17頁) 像競爭和壟斷，實際上不是互相孤立的，是互相聯繫的，但是蒲魯東先生使它脫離了經濟，變為兩個東西外部對抗的、互相孤立的概念。 「……蒲魯東先生用自己的頭腦的荒誕的運動，來代替那人類已獲得的生產力和不能再適應於這生產力的社會關係中間的衝突 所產生的偉大的歷史運動」，他不研究歷史運動，而用頭腦里的荒誕的運動來代替它，「來代替那一國的許多階級中間以及在許多的國家中間準備著的可怕的戰爭，來代替那惟一能夠解決這些糾葛的、實際的、強有力的、群眾的行動，來代替這一廣泛的、長期的而又複雜的運動。」(第17頁) 一句話可以這樣解釋，蒲魯東不去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矛盾，不去暴露這些矛盾，不去研究由於這些矛盾引起的階級鬥爭、國內、國際的戰爭，以及為了解決這些矛盾必不可少的群眾的革命鬥爭，這些東西他都不要，他只要腦子裡主觀空想的對立的調和、綜合。現代修正主義也是這樣，不要暴露矛盾，不要去展開和解決鬥爭，不要開展群眾的革命鬥爭來反對帝國主義、改造世界，相反地，要調和矛盾，遷就、讓步、迎合、投降，想通過調和來解決矛盾。 「……這樣一來，有學問的人，能夠知道神的隱秘的思想的人們，就創造著歷史，而普通的人民只要在實踐中承受他們的啟示就行了。」（第１７—１８頁） 修正主義不也是這樣嗎?就是那些明智的人、明智的頭腦創造歷史，至於亞、非、拉美搞民兵、游擊戰爭的人，都應該聽那些明智的人的話，當然他還是主觀唯心主義，和蒲魯東不同，但是就這一點來說，是一樣的，是掩蓋矛盾、取消鬥爭，反對人民的革命運動，用自己認為是明智的頭腦來代替這種運動。 「……這樣你就可以了解，為什麼蒲魯東先生是一切政治運動的露骨的敵人。現代的問題的解決，在他看來，並不是通過社會的行動，而是通過他頭腦中所進行的辯證法的轉動。」馬克思的修辭很漂亮。「在他看來，範疇即是推動力」，先改變範疇，然後作為結果來改變實際生活。「因此就用不著靠改變實際生活來改變范 疇。完全相反，應該先改變範疇，然後作為結果，就發生現實生活的改變。」(第18頁) 「由於熱望著調和矛盾，蒲魯東先生就根本不問一問，是不是應該把這些矛盾的基礎本身加以推翻。」矛盾的基礎就是根本的制度，他根本不問。「他和那些想把國王、眾議院和上議院都看做社會生活的不可少的部分，看做永久的範疇的政治教條主義者完全一模一樣。」他認為現存的制度的基礎不能推翻。「他只想去尋找新的公式來使這些勢力得到均衡，其實它們的均衡恰恰是在它們的現代的運動里，在這些勢力之一或者成為另一勢力的勝利者，或者成為奴隸的運動里。」(第18頁)這裡說的現代的運動，就是指資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主要講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無產階級的革命已經起來了。均衡只有依靠運動來解決，只有依靠兩個勢力的鬥爭，誰戰勝誰的鬥爭來解決。 「……像這樣，在18世紀就有過很多平庸的頭腦努力想尋找真正的形式來使社會的諸階層，即貴族、國王、國會等等得到均衡，而到後來，不論國王、國會或貴族都沒有了。」(第18頁) 資產階級有革命的資產階級，有自由的資產階級，自由的資產階級就是改良主義，他的改良主義就是要和國王、貴族妥協。18世紀出現了許多資產階級革命家，但是也還有一些平庸頭腦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這些改良主義者都失敗了。 「……一切構成封建存在之基礎的社會關係的覆沒，一切構成封建存在中對抗勢力之基礎的社會關係的覆沒，就是這些對抗勢力的真正的均衡。」(第18頁) 這裡均衡不是調和，而是矛盾解決了。矛盾的真正均衡實際上就是矛盾的解決。 「因為蒲魯東先生把永久的觀念，純粹的理性的範疇擺在一個 方面，而把人類和他們的實際生活(在他看來，這只是那範疇的應用)擺在另一個方面，因此你在他那裡一開始就遇到關於生活和觀念，靈魂和肉體之間的二元論—在種種的形式里反覆出現的二元論。你就可以看到，這樣的對抗，只不過是表示蒲魯東先生對於他們神化了的範疇的平凡的起源和平凡的歷史沒有能力來理解罷了。」(第18—19頁) 這裡說的二元論不是一般哲學上講的二元論。蒲魯東的觀點是唯心主義的、黑格爾主義。這裡的二元論是講他們的整個言論，他的思想和現實的矛盾沒有辦法解決，他的思想經常受到現實的反駁，他的現實生活和他的觀念、靈魂和肉體之間，就是他的理性和客觀實際兩者之間是無法一致的。最後一句話，就是蒲魯東把範疇神化了，把平凡的歷史擺在一邊，結果就無法理解，這兩個東西經常打架、經常互相否定。 「我的信寫得太長了，我已不能再涉及到蒲魯東先生對共產主義的那些可笑的責難。請你暫且同意我這一點：對於現代社會情況不了解的人，是更沒有能力來理解那為破壞這個社會而進行的運動，以及這個革命運動的文獻表現的。」(第19頁) 蒲魯東根本不懂得革命。 「我對蒲魯東先生完全同意的惟一的一點，—就是他對社會主義的溫情幻想所表示的反感。」(第19頁) 這裡講的社會主義的溫情幻想，就是指空想社會主義，是不實際的，不能實現的，他以為他的觀點是實際的。 「……在他以前，我已經因為嘲笑了卑屈的、溫情的、烏托邦的社會主義而引起了許多人對我的敵意。」(同上) 因為他對烏托邦有反感，我也曾經嘲笑過烏托邦，因此，在這一點上大家有同感，都是對空想的社會主義不同意。 「……但蒲魯東先生只能算是為自己造成了一些奇怪的錯覺，因為他是用自己的小資產階級的溫情幻想—我指的是他關於家庭，關於夫婦愛的誇誇其談以及他的一切庸俗議論—來和社會主義的溫情幻想相對立。」(第19頁) 蒲魯東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代表，他是讚美那種小生產、小家庭夫婦的代表，所以他的思想是庸俗的。他用這種小資產階級的幻想來和空想的社會主義的幻想相對立，他以為自己比那些高。這是一種奇怪的錯覺，其實他並不比空想社會主義高，還比空想社會主義庸俗。 「而後者，例如就傅立葉來說，是比我們良善的蒲魯東先生的驕傲自大的鄙俗見解更為深刻得多的。」(第19頁) 那種社會主義的溫情的幻想雖然是空想，但是他的思想比蒲魯東深刻，因為它能夠揭露資本主義的罪惡，不是像蒲魯東那樣掩蓋資本主義的矛盾。所以說它深刻得多，就是因為他想搞社會主義、想解放無產階級。蒲魯東是肯定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所有制，而傅立葉是想要取消私有制。 「……由於他自己也很感覺到自己的論據的完全空虛，自己談論這一切事情的十足無能，因此突然不能自抑地陷於狂怒，陷於高傲的憤怒、哀號起來，發狂、謾罵、譴責、詛咒，捶胸頓足，向神和人吹噓自己的清白，說社會主義的醜事與自己毫不相干！」(第19頁) 這裡有一些像赫魯曉夫，自己感覺到空虛，只好用謾罵、發狂來掩蓋自己的空虛。 「……他並有對社會主義的溫情幻想或他所認為的溫情幻想給予批判。」(同上) 實際上他並沒有真的批判。 「……他像聖者，像教皇一樣，把詛咒加在貧窮的罪人身上，而對小資產階級的及可憐的、色情的和宗法式的家庭幻想則唱起光榮的頌歌。」(第19—20頁) 這也有一些像赫魯曉夫，他不是咒罵那些貧窮的人嗎！他說，人多不過是一堆肉，是死屍運動。 「……這並不是偶然的。蒲魯東先生是徹頭徹尾的小資產階級的哲學者、經濟學者。」〔第20頁) 這裡的所謂「經濟學者」，實際上就是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 「……小資產者在發現了的社會裡，由於他本身的地位關係，一方面會成為社會主義者，而另一方面又成為經濟學者，這就是說，他迷惑於大資產階級的豪華，又感受到人民的苦難。」(第20頁) 他迷惑於大資產階級的豪華，但是又感到人民的苦難，所以就要搞社會主義。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小資產者有兩重性，這一段講得非常深刻。 「……他同時是資產者又是人民。他在自己的靈魂深處有著這樣的驕傲：他是不偏不倚的，他發現了那敢於說與中庸之道的確有所不同的真正的均衡。這樣的小資產階級把矛盾加以神化，因為矛盾是它的本質的基礎。」(第20頁) 他承認有矛盾，但是又要調和矛盾、掩蓋矛盾。 「……它本身不外就是具有形體的社會的矛盾。它需要在理論上來證明它在實際上的情形，而蒲魯東先生的功勞就在於做了法國小資產階級的科學的解說者；」他在理論上反映了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這是真正的功勞，因為小資產階級將是以後一切社會革命的組成部分。」(第20頁) 馬克思承認蒲魯東有一個功勞，就是把小資產階級的觀點理論化了，又系統地提出來了。這樣，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怎樣聯合小資產階級，並且和小資產階級作鬥爭，改造小資產階級，使他成為社會主義革命的組成部分。社會主義革命的組成部分不等於無產階級革命的組成，但是在無產階級革命中也會有小資產階級參加，所以，了解小資產階級是非常重要的。馬克思也是一分為二，一方面批判他的錯誤，另一方面肯定他有什麼功勞，在哪一點上有共同的根本的利益。是否定的，但是又肯定他做了一些歷史上需要做的工作。 「我很想把我關於政治經濟學的書……。」〔第20頁〕 這一段不必解釋了。 第二次輔導 (1964.3.12) 3.第二至第十六封信的概略講解 現在講第二封信。第二封信很短，是講階級問題的，大家都能看懂。要注意的就是關於階級的學說，馬克思以前已經有人注意到，這裡面主要的是關於階級學說的特點。這個特點在什麼地方呢?講了三條：第一，它的來源是生產；第二，有個去路，有個來龍去脈；第三，將來消滅要經過無產階級專政。 雖然很短，但關於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的學說講得很深刻，很清楚。和修正主義有原則的區別，和資產階級學說也有原則的區別。資產階級學說：第一，不看生產；第二，否定無產階級專政；第三，否認階級消滅要經過無產階級專政。修正主義就是否認無產階級專政，否認階級消滅要經過無產階級專政。 第三封信，馬克思講到英國憲章黨和他自己的關係。這裡重要的就是，這些憲章黨的主持人「相信我們是憲章黨的惟一親密的同盟者」(第22頁)。別人要出錢買票才能參加的會，他是被邀請去的。下面講那時大家不承認這點，他說：「任何時候我們都有權利來把歷史已經歸屬於我們的地位重新抓住」(第22頁)。工人運動、工人黨，歸根結底要馬克思主義來領導，可能一個時候被機會主義者所影響，他講法國僑民集團，法國人可能是指受蒲魯東影響的人。 這封信的最後一段講德國革命問題，值得注意的是最後一句：「德國的一切事情都有賴於無產階級革命要能夠得到某種再版的農民戰爭的支持。那時一切就會很順利……」。(第23頁)這是他的工農聯盟思想，這個思想在《拿破崙第三政變記》中已經開始有了。他總結了拿破崙政變的經驗，為什麼拿破崙那樣的流氓會做了皇帝?歸根結底是靠法國小農的支持。那時候農民不認識無產階級，對拿破崙有幻想，拿破崙解決土地問題，這實際上不是拿破崙的功勞，是法國革命的功勞，使農民得到土地。後來拿破崙成了領袖，農民以為是拿破崙的功勞，拿破崙第三(他是拿破崙的侄子)就利用農民對拿破崙的崇拜思想出來活動，做了皇帝。 在《拿破崙第三政變記》里，馬克思就講到拿破崙第三得到農民支持上了台，將來農民對拿破崙第三的幻想破滅，那時拿破崙的紀念碑就要倒了。農民就會支持無產階級，無產階級革命就會勝利。那句話就說明了這個意思。 第四和第五封信沒有什麼好講的。第四封信主要的意思是第二段開頭一句話：「軍隊的歷史，比任何事物都更明白地顯示著我們的關於生產力和社會關係之聯繫的見解的正確性」(第24頁)。第 五封信也是這個思想：「……對於我們的生產手段決定勞動組織的學說，能夠有比在殺人工業里所有著的還更輝煌的確證嗎?」(第24頁)。 戰爭是政治的尖端表現，戰爭的主體—軍隊，把社會的矛盾更突出地表現出來。因此馬克思主義基本的理論，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原理，在軍隊里特別會首先表現出來。這是這兩封信的中心意思。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軍隊又是政治的最高表現，戰爭也是政治的最高形式。所以，軍隊里特別突出地能表現馬克思主義的許多基本原理。如果聯繫到現在來說，為什麼現在解放軍總是走在前頭呢?這是有道理的，當然人民解放軍首先是有黨的領導，許多事情值得我們學習。聯繫這個問題來考慮，軍隊在許多重要的事情上走在前頭。 第六封信，是馬克思在1865年2月23日給庫格曼的，這封信很重要，我們現在研究反修正主義的問題很值得參考。我提出幾段大家注意一下。 第27頁，第三條開頭一句：「由於還在他進行宣傳工作以前，我就從倫敦這兒向他詳細地解釋過和證明過：要對『普魯士國家』進行直接的社會主義的干涉—這是荒謬的見解」。普魯士資產階級國家和封建勢力妥協，要用社會主義思想直接干涉它，使它按照社會主義原則改變，那是荒謬的見解。馬克思和拉薩爾在當時就爭論這個問題，拉薩爾和馬克思的思想相反，他想去干涉，勾結普魯士政府，幻想普魯士政府可以搞社會主義。實際上是他投降了普魯士政府，投降了俾斯麥，出賣了工人階級。但他說是可以進行社會主義干涉，這是表面的藉口，是錯誤的。現代修正主義的思想就是這樣，和平過渡就是這樣的思想。什麼叫和平過渡?在現有政權下可以過渡到社會主義。通過結構改革，現有政權可以改變為社會主義?！拉薩爾早有結構改革的思想，馬克思早已駁斥過了。 下面揭露拉薩爾的背叛，他和俾斯麥簽訂了條約。拉薩爾剛死的時候，馬克思並沒有揭露這點，有種種的原因；他和拉薩爾還有點友誼，有個伯爵夫人苦苦哀求，寫了申訴信。伯爵夫人受了拉薩爾的幫助，對拉薩爾有好感，在拉薩爾死後，寫了申訴信，替拉薩爾說好話。馬克思、恩格斯覺得應該參加到《北極星》雜誌里。這是拉薩爾派主持的，想參加進去影響他們。由於這些原因，暫時沒有揭露他，只寫了個聲明。但後來《北極星》派搗亂，所以馬克思在這封信里把他的底交出來了。 這封信還有一點，第29頁這一段很重要，這是講拉薩爾犯錯誤的原因，為什麼會叛變工人階級的原因：「拉薩爾走上了這條歪路，是因為他是米克爾式的『現實的政治家』」。他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不是無產階級革命家，他是米克爾式的現實政治家。米克爾是當時的資產階級政客，拉薩爾是學資產階級政客的，是現實的政治家。 我要特別提起大家注意，赫魯曉夫經常講現實性。去年年底他接待合眾社記者，發表了談話，甚至這樣說：我們馬克思主義者樂觀主義的基礎就是現實主義。他不講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基礎是辯證唯物主義，而講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基礎是現實主義，樂觀主義就是一種世界觀。赫魯曉夫要說這種話的原因，就是想把話說得使資產階級喜歡聽，因為資產階級經常講現實主義。戴高樂是現實主義，甘迺迪是現實主義，資產階級政客喜歡講現實主義，赫魯曉夫也跟著講現實主義，甚至說是我們世界觀的基礎，他是為討好資產階級而說這個話的。同時說他的世界觀不是辯證唯物主義，是資產階級的現實主義。 現實主義是什麼東西?現實主義是實用主義的代名詞。他是政客，要從政治上考慮，要用能更普遍影響人的名詞，所以叫現實主義。現實主義是資產階級政客的現實主義，赫魯曉夫嘴裡講的現實主義或現實態度，都是實用主義。 拉薩爾這種行動中也表現了實用主義，這點馬克思也有揭露。「這是因為資產階級習慣於只看見直接橫在他們腳底下的作為『現實性』的利益」(第29頁)。所謂現實，就是習慣於看到直接橫在他們腳底下的、現實的利益，就是眼前利益。實用主義的特點就是眼前利益。下面說：「也因為這個階級在事實上甚至於對封建主義也到處進行了妥協」。一個是為眼前利益，一個是對環境採取妥協態度，應付環境的態度，這不完全是實用主義嗎?那時候沒有實用主義的名詞，但已經有了實用主義。拉薩爾機會主義的思想基礎，就是實用主義。 這一段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下一段還講資產階級實用主義。「另一方面，由於卑劣的『現實的政策』，—它使德國資產階級忍受了1849年至1859年的反動並對民眾之被愚弄採取了袖手旁觀的態度」(第30頁)。現實的政策就是這種政策，甘迺迪耍和平手腕，這是他的現實政策。戴高樂的現實政策承認中國，這當然好了，從中國方面說，是中國的勝利。但從戴高樂方面說，他的現實政策有他的打算。一方面承認我們，和我們搞友好關係，另一方面也要和我們鬥爭。不過現在和美帝國主義的矛盾更大，所以對我們在友好方面講得多點。對資產階級的現實政策，是不能不警惕的，因為它主要是談眼前利益，為著眼前利益，可以搞點對人民有利的事情，但它只是暫時搞點對人民有利的事情，決不是為了人民，而是為了進一步來剝削人民。如果你不注意，就要上當，就要被愚弄。它剛承認我們，就向蔣介石致敬，如果我們不公開宣傳不承認兩個中國，它也就不會那樣快的想辦法對蔣介石方面施加壓力。蔣介石撤回大使，和法國斷交，是因為富爾的一個談話，當然富爾是代表戴高樂的，他公開講蔣介石政權不能代表政府，只是一個個人的政治代表，這樣蔣介石政府吃不消了，就主動斷交。 我們平常看到資產階級講現實的政策、現實主義覺得還有點好，它現實了嘛。我們有時講反映現實，這是革命的反映現實，用革命的態度反映現實，和現實主義不一樣。名詞有點混淆，聽不出問題來，要在哲學上加以揭露。上一次我講實用主義，對這點沒有很好地展開來講。 這篇文章中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個問題，這裡面講現實的問題是好幾種。在31頁上說：「我相信施維澤爾等人是有真誠的心情的，但他們是『現實的政治家』」。「我相信施維澤爾等人是有真誠的心情的」，這是客氣話，也許他們主觀上想搞社會主義，但他們是「現實的政治家」，「他們想就現存的條件來作打算，而不願意讓米克爾獨占『現實的政治家』的特權」。他們要向資產階級政客爭風頭，和資產階級搞和平的競賽。也許他們真心想將來搞社會主義，但他們現在要和資產階級比賽，要學資產階級。也許赫魯曉夫腦子裡想將來搞共產主義，可以作為他主觀上想搞共產主義，馬克思對施維澤爾就是這樣的解釋。也許他將來要搞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但現在要向資產階級學習，要向資產階級爭地位，要作官。 「他們知道，在普魯士(並且也在德國其他地方)工人的報紙和工人運動是只能在警察允許之下存在的」。他們明明知道這點，「因此他們就想來順應當前那樣的環境，想不去刺激政府，等等」，不作非法活動。「全然就像我們的『共和主義的』現實的政治家一 樣地『接受』霍亨索倫族的皇帝」(第32頁)。資產階級現實的政客向封建皇帝妥協，無產階級「現實的政治家」向資產階級投降。 第32頁倒數第一段也講了這個問題，拉薩爾的信徒和馬克思作對，舉出兩個原因：「第一，他們極端愚蠢地生怕失掉自己的影響」，患得患失。「第二，他們知道我是公開反對德國人所謂的『現實的政治家』的。(這是這樣一種『現實性』，它使得德國遠遠落後於一切文明國家。)」(第32—33頁)所以我們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公開反對現實主義。 這封信值得注意的，就是這些問題。 第七封信是反對蒲魯東主義的。第一封信是批判蒲魯東的理論，這封信是反對蒲魯東在國際工人運動中的一些破壞行為。 第一段有兩句話可以注意一下，「我有意地限制了它的論點」，馬克思給第一國際搞綱領，在日內瓦會議上，他的綱領有意識地把論點加以限制，不要搞得太高，「使它們可以取得工人們的直接的同意和共同的行動，並且為階級鬥爭的需要和把工人們組織成階級的需要提供直接的營養料和推動力」(第34頁)。根據工人階級現在的情況，把自己的革命論點稍微限制一點，這不是原則上取消，是按照工人現在能接受的程度。這不是應付環境，應付環境是應付資產階級。這不是應付資產階級，是為了提高工人，根據工人階級現有的水平來提高它，最大限度地把工人階級組織起來。他的目的是把工人團結起來，組織起來，搞的綱領就要做到這點。 要團結最大多數。毛主席講得更形象了，毛主席又發展了，組織群眾，搞群眾運動要爭取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怎樣爭取?就是靠我們的政策、綱領。綱領、政策不好，路線不好，就爭取不到百分之九十五，這是很重要的問題。革命必須依靠這樣的力量，因為這樣，就要反對無政府主義，反對蒲魯東主義。 蒲魯東是什麼態度?這裡面有描寫：「他們傲慢地對待一切革命的、也即是從階級鬥爭本身生長起來的行動，傲慢地對待一切集中的社會運動，也即是那些可以通過政治的手段(如像勞動日的法律上的規定)來加以貫徹的運動」(第34頁)。他們是反對政治運動、反對集中的社會運動的。第一封信講到蒲魯東輕視政治，認為只要靠頭腦的轉動，就可以使世界轉動。蒲魯東不向社會求訴、不向國家求訴，意思就是說，不要解決國家問題，不要解決政治問題，只要去解決一般社會問題就行了。不要集中地解決社會問題，只要零碎地解決社會問題。國家問題、政治問題，就是集中起來解決社會問題。階級鬥爭、各種運動，這是政治問題，這是政治運動，也是目標在於奪取政權的運動，至少是為國家問題鬥爭的運動。政治和國家分不開，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怎樣集中?集中到國家問題上。政治問題的核心，是國家問題，政治革命的問題，就是奪取政權問題，一切革命的基本問題，就是政權問題。革命的政治運動就是要奪取政權，國家問題是政治問題的核心。蒲魯東的根本錯誤，就是不向國家問題去求訴，以為撇開國家可以解決社會問題，只要直接去處理一件一件的社會問題，就算是做了了不起的事情。 這封信主要是反對蒲魯東這種觀點。 下面還有句話可以注意：「藉口自由，藉口反對統治權或藉口與一切權威作對的個人主義，這些先生們—他們十六年來安靜地容忍了並且容忍著最可恥的暴政」(第34—35頁)。對暴政一點不關心。「在事實上只是宣揚了由蒲魯東主義所觀念化了的普通的資產階級經濟」，「藉口與一切權威作對的個人主義」。現在赫魯曉夫與史達林作對，藉口反對個人迷信，實際上搞他的個人主義。對待馬克思主義者搞個人主義，但對一般群眾，他又要搞權威主義。 第八封信是講經濟學，這封信在這裡，邏輯上是插進的東西，不過歷史順序是這樣的。我們不是講經濟學，所以不一定要多研究。 有兩點可以注意一下： 第一點，就是關於按比例分工規律的問題。「同樣地誰也明白，為要產生出與多種多樣的需要的量相適應的物品的量，就必須有多種多樣的，在數量上確定了的社會綜合勞動的量」。有多少物品，就要有多少勞動。下面一句比較重要：「社會勞動按一定比例分工的必然性，決不會在社會生產的一定形式之下被消滅，能夠變更的只是它的表現方式」(第36頁)。這句話值得研究。就是講社會勞動按比例分配、按比例發展是必然現象。自從有勞動分工以後，整個來說，勞動就要按比例分配，整個社會勞動的發展也要按比例發展，這是必然的，是帶支配力量的總的趨勢。問題就是形式不同。比如資本主義社會按比例分配、按比例發展的必然性，是要通過危機來解決的。因為它是一種無政府生產，所以不會有意識地來按比例分配勞動，這個生產發展到一定程度，比例大大破壞，結果發生危機。在危機的調節下，比例有適當的恢復。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採取有計劃的形式，比較自覺的形式。 這句話講形式會變更，就是這個意思，一個是資本主義社會，是盲目的，被按比例分配勞動規律所支配；社會主義社會，則能比較自覺地掌握按比例分配勞動的規律。社會主義社會不一定能立刻百分之百地掌握有計劃按比例的規律。我們搞了十幾年，是不是能完全掌握?我們的方向是要掌握，是要運用這個規律，但不是一開始就能完全掌握。我們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有意識地要去掌握這個規律，主觀上有這個方向。所以我們的社會是社會主義社會，至少基本上是社會主義。在實踐上還不能完全體現這個規律，我們的計劃並沒有百分之百的體現這個規律。基本方向是正確的，中間還有許多盲目性，特別是最大的比例，工農業的比例長期不自覺。毛主席看的最早，1953年就提出工農業並舉，1959年著重講農業為基礎。這樣才開始更正確地認識到這個比例。從1959年提出農業為基礎，到全黨了解農業為基礎還有幾年的距離。大家了解了，實踐上完全貫徹了又要有個過程，所以說還有距離。我們掌握規律，要經過反覆實踐，中間會有差錯的問題，只要方向是這樣，就是社會主義。 這段話是比較重要的。 後面講現象和本質的關係問題，這是哲學問題。這裡面講到思維和存在統一的問題：「另一方面，正如你正確地指出的那樣，理論的歷史終歸證明了，價值關係的理解經常總是同樣的，不過有時比較明確些，或者比較模糊些」。人對價值的理解，不管是哪個國家，總是不謀而合的，為什麼不同地方的人的思想會一樣呢?這是「由於思維過程本身是從特定的關係中成長起來，它本身就是自然的過程」(第37頁)。因為它要反映它的自然過程，它有它的自然規律。「因此現實地理解著的思維只能是同樣的，不過隨著發展的成熟性的不同，特別是隨著思維器官的發展的不同，而有著程度上的差別罷了」(第37頁)。不承認天才，這也是片面的，有天才的問題，但不是說天才不可以學，不能完全學到，也可以接近。上高山不一定能完全達到，往那裡走去，總是一天一天接近。馬克思、恩格斯，我們要學習，還是可以接近的。思維反映存在，所以只要存在條件一致，思維也是基本上一致，只有程度不同。中國的封建社會和歐洲的封建社會完全沒有來往，可是兩個社會的思想本質上一致。所以，真理只有一個，對價值的正確理解只能有一個，離開這個就是錯誤的。 下面批判，「庸俗經濟學者一點也沒有認識到，現實的、日常的交換關係，和價值的大小是不可能直接成為同一的」。大家學過經濟學，就可以不講了。「資產階級社會的全部要點就在於，在那裡根本就沒有任何自覺的、社會的生產調節」(第37頁)。蘇聯就是要放棄這種自覺的、社會的生產調節，事實上他也沒有調節，赫魯曉夫上台十年就是盲目指揮，到處碰釘子。「合理的東西和具有自然的必然性的東西，只表現為盲目地作用著的平均數」(第37頁)。資產階級社會裡，合理的東西、必然的東西，只是在不斷被動的過程中作為平均數表現出來。只要有反覆的實踐長期的確切的統計，就可以摸索出它的規律來。 研究經濟學比較不容易，要研究各種統計，而且要研究長時期的統計。《資本論》里常常出現幾十年的統計，一個一個的表，用這些統計來證明規律。搞經濟學一定要掌握長期的統計才行。搞一般的社會規律也要這樣，只看眼前不行，要看幾十年的統計。只看眼前是庸俗經濟學，赫魯曉夫就是庸俗經濟學者，在哈薩克開荒就是兩年增產，一點東西就高興得沖昏頭腦，立刻做出結論。現在10年了，10年再一看就很清楚了。沒有10年以上的統計，就看不出規律。 一般看問題也要這樣，往往有這種人，看問題只看現在。我們有時候只看現在一時困難了，就以為規律就是困難的規律，一時好了，就以為好得了不得。毛主席經常在困難的時候看到光明，在得到勝利的時候指出困難。1957年是我們勝利的時候，他強調社會主義建設不是風平浪靜的，沒有一點困難，是很不合理的幻想。那時候很多人頭腦發脹，看不到困難，這當然不是修正主義，也不是實用主義，但有經驗主義的味道。這種經驗容易改正，因為是不熟悉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只要經過學習就了解了。 「庸俗經濟學者卻認為，只要他針對著內部關係的揭露而自負不凡地提出反對的主張，聲明事物在現象上是另外一回事，這就算是做出了偉大的發現了」(第37—38頁)。庸俗經濟學就是想用表面現象反對內部關係的科學。我們說，帝國主義的本質不變，赫魯曉夫說甘迺迪很明智，艾森豪威爾關心和平，用表面現象掩蓋事物的本質，反對我們揭露事物的本質。馬克思這裡批判的是庸俗經濟學，我們批判的是赫魯曉夫庸俗的主觀唯心主義。 下面的話很好：「事實上他所引以自負的，乃是在表面性面前匍匐獻媚，乃是把表面性看做根本的東西。」(第38頁)馬克思最反對這種對科學危害性最大的觀點，也就是形上學的觀點。 下面兩封信是講巴黎公社的，又回到階級鬥爭了，這是國家問題了，用不著多少解釋。 第九封信有一段話說：「如果你看一看我的《拿破崙第三政變記》的最後一章，你就會看到，我是主張最近法國革命的意圖不能像從來那樣把官僚的軍事機構由一雙手轉遞到另一雙手，而要打碎它，而這也就是大陸上一切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前提條件。」(第39頁)打碎國家機器，這一段的中心思想就是這樣，和修正主義針鋒相對，這是用不著解釋的。 第十封信可以注意的，是關於哲學問題。第二段是講偶然性的問題。他認為偶然性在歷史上還是起作用的，不過不起支配作用。「這些偶然性本身當然要作為組成部分而進入一般的發展進程中，同時又為另外的偶然性所抵消。但事情的加速和延緩在很大程度上卻依賴於這些『偶然性』」(第41頁)。這是大家可以理解的。 群眾要起來革命，但眼前由於偶然原因，有重大困難。巴黎公社時普魯士軍隊站在巴黎門口鎮壓革命。這怎麼辦?馬克思說只有兩條路，看哪一條好。「因此他們就逼使巴黎人在二者之間擇一：或者接受挑戰而進入鬥爭，或者就放棄鬥爭」(第42頁)。革命形勢面前出現嚴重困難，你究竟是勇敢地鬥爭，還是放棄鬥爭?馬克思是主張勇敢鬥爭的，他說：「在後一種情形下面，工人階級的道德敗壞，會比隨便幾個領導者的犧牲更是極大的不幸。工人階級對資本主義階級和代表資本主義的階級利益的國家的鬥爭，由於巴黎公社而進入了新的階段」(第42頁)。如果放棄鬥爭，那就是工人階級的道德敗壞，堅決鬥爭，可能失敗，可能犧牲幾個領袖，但犧牲幾個領袖也是值得的，工人階級的道德精神大大振奮，可以向全世界工人階級宣布，工人階級敢於作這樣的事情，可以作這樣的事情。巴黎公社失敗了，公社萬歲，有了這個先例，就可以從中取得經驗。像右傾機會主義者，膽小鬼；不敢鬥爭，或者失敗以後，垂頭喪氣，像普列漢諾夫那樣，對工人階級來說就是道德敗壞。這和赫魯曉夫也是針鋒相對的，赫魯曉夫說，革命不是為了死，即使是壯烈地死去，也不值得。還說：「我們根本不打算死，我們就是要活著」。他認為壯烈的死，都是不值得的，而馬克思的看法卻相反，認為犧牲幾個領袖不要緊，比放棄鬥爭值得，英雄地死，比跪著投降有價值。英雄地死去，對歷史做出了貢獻，創造了歷史。 下面講工人階級對資產階級的態度：「工人階級對資本主義階級和代表資本主義階級利益的國家的鬥爭，由於巴黎公社而進入了新的階段。」(第42頁)這是直接奪取國家政權的階段，直接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階段。前面的階段是準備奪取政權，以前的直接行動只限於向國家要求立法，要求八小時工作，沒有到直接打碎國家機器的階段，「儘管這一次的事情並不曾直接有所成就，但具有世界歷史意義，重要性在於新的出發點卻仍然爭取到了」(第42頁)。這是新的出發點。 毛主席的氣可鼓而不可泄的思想，馬克思早已經有了。 第十一封信，是馬克思給波爾特的，這是反對巴枯寧的，反對宗派主義的。第十二封信也是反對巴枯寧的，恩格斯更具體地揭露了巴枯寧的破壞過程，馬克思主要是在理論上講到宗派主義應該反對。 第一句話就是：「共產國際的創立，是為著要用工人階級進行鬥爭的真正的組織來代替社會主義的和半社會主義的宗派」(第43頁)。要有一個能進行階級鬥爭的真正組織。這個話用到現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上也是很好的武器。馬克思特別講到反對宗派主義的必要，在工人運動成熟的時候特別需要。在工人運動沒有成熟以前，那是準備階段，出現各種宗派是不可免的，成熟以後，就應該統一起來，真正進行階級鬥爭，反對宗派主義的分裂。不是不要分裂，有了宗派主義，就要和宗派主義分裂。宗派主義的分裂陰謀、破壞陰謀要揭露，要堅決反對。 第二段說：「國際的歷史，也正是總委員會對於宗派的不斷的鬥爭，正是對於那些企圖在國際本身內部鞏固起來來反對真正的工人階級運動的淺薄嘗試所進行的不斷的鬥爭。」(第43頁)宗派還會鞏固起來，反對真正的工人運動，這是一種淺薄的嘗試。這都可以聯繫現在。 下面有一段，講到蒲魯東主義在巴黎開始很占優勢，法國是小資產階級國家，小農多，蒲魯東主義很得勢。後來集體主義發展了，後來終於與他們相對形成了實證主義、集體主義以及其他集團。那還不是馬克思主義，但已經主要搞集體主義。實證主義就是注意一下實際要求。工人階級要求組織起來、統一起來進行鬥爭。 下面講，巴枯寧的話是沒有任何理論知識的。我們「三評」了一句話：一個人如果說他在理論方面毫無所知，但作為陰謀家倒是很有本領的。我這本有點出入：「如果說他在理論方面是個零數，那麼，作為陰謀家倒是符合他的本性的」(第45頁)。宗派主義最主要的特點是搞陰謀活動。 第45頁最後一段，講到什麼是政治運動：「另一方面，一切的運動，一切使工人階級作為階級來反對統治階級併力圖通過『從外面的壓力』來戰勝後者的運動，都是政治運動」(第45—46頁)。政治運動，是整個階級對整個階級的鬥爭，通過外部壓力，這不是說純粹是外部鬥爭，是人家說的話，用外部壓力戰勝後者，這裡有國家鬥爭、政治鬥爭的意思包含在內。 下面解釋經濟運動，是個別工廠中、個別工業部門的鬥爭。下面說：「相反地，如果運動的目的是在於要強迫發布關於八小時勞動日的法律，等等，那就是政治運動」(第46頁)。政治運動是要整個階級動起來，強迫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讓步，這就是政治。發布法律等等就是國家問題，雖然沒有推翻國家，但要變成國家法律。政治運動，歸根結底是要涉及到國家的。 下面說：「這樣，從工人們的分散的經濟運動中到處成長著政治運動」(第46頁)。分散的經濟運動集中起來，成為全階級的，就是政治運動。經濟鬥爭變成集中的東西，變成整個階級的鬥爭，變成圍繞國家問題的集中鬥爭，就是政治運動。 下面說：「成長著力圖把自己的利益用普遍的形式，用對於自己的社會具有強制力量的形式實現出來的階級的運動。」(第46頁)政治運動就是把自己的利益變成普遍形式表現出來，變成全社會的強制力量。靠什麼強制?靠國家力量。政治運動如果沒有這種形式，工人階級不是要去把自己的力量普遍化，不是要使它成為全社會帶有強制性的，就不叫政治運動。 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問題。 為什麼要講這些東西?就是蒲魯東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都是反對集中鬥爭的強制力量的。 最後還講這個問題：「在工人階級還沒有把自己的組織發展到足夠開始向統治階級的集體的權力即政治的權力舉行決定性的攻擊的地方，他就需要時時刻刻在這方面從事準備。」(第46頁)工人階級要準備對資產階級的政治權力進行攻擊。下面說：「為此就要不斷地進行反對這個權力的宣傳鼓動，就要對於統治階級的政策保持敵對的陣勢」。工人階級經常要把自己的綱領和統治階級的綱領對立起來，而不是要混淆起來。你不對立起來，就沒有辦法教育工人準備對資產階級進行總有一天要來到的集中的攻擊。修正主義恰恰相反，就不願意對統治階級的政策保持敵對的陣勢，不願意反對資產階級的政治權力，相反地，要替它塗脂抹粉，向它妥協。義大利就是這樣，要在現有的憲法下進行改革。丹吉完全是個叛徒，把尼赫魯的綱領當做自己的綱領。馬克思說：「要不是這樣，工人階級就會被後者所玩弄」。不這樣，統治階級就可以玩弄工人階級，修正主義者就是幫助資產階級玩弄工人階級，生怕刺激資產階級，總是希望說出話來資產階級喜歡聽，連哲學也要說得資產階級喜歡聽。資產階級說現實主義，他也就說現實主義。資產階級講馬赫主義，他也跟著講馬赫主義。馬赫主義是列寧所駁倒了的，所以不敢公開跟資產階級教授走，沒有公開宣傳資產階級教授的哲學。蘇聯也不是絕對沒有，有人就說史達林對資產階級哲學太宗派主義了，否定一切。不敢說用資產階級哲學代替馬克思主義哲學。現在不敢，可是採取另外的方式，跟著資產階級政客的屁股後面跑，資產階級講現實主義，也跟著講現實主義。修正主義幫助資產階級玩弄工人階級，他自己也玩弄無產階級。 第十二封信是一些具體的揭露，可以不講了。 開頭一段著重講到巴枯寧主張的特點，就是認為一切罪惡來自國家，所以要根本反對國家。這封信主要是指出這點，其他都是一些具體歷史，就不講了。 第十三封信，是恩格斯給倍倍爾的，是講黨的統一問題。黨的統一、黨的分裂，是統一和分裂的辯證法。有許多話在「七評」里都引用了，因此用不著多講，只是提幾點值得注意的地方。 第三段有一段話很重要：「依照許多經驗所證明了的我們的意見，宣傳方面的正確的策略並不在於要從這裡和那裡去奪取敵人的組織成員中的個別人物和集團，而是要去影響廣大的、尚未被吸引到運動中來的群眾。一個由我自己從荒地里找到的新人，比十個常常要把自己的不正確的觀點因素隨身帶到黨內來的拉薩爾派投誠者更有價值。」(第57頁)這段話很重要，就是我們宣傳的對象主要是什麼，政治上聯合的對象主要是什麼，主要是面向廣大群眾，不是某個團體裡個別的頭子、某些領袖，那些人物和我們的思想是不一致的。當然也要爭取，也有一定的好處，但不要把希望寄托在這些人身上。修正主義者和社會民主黨的關係與馬克思主義者不同，馬克思主義者是要去影響社會民主黨的群眾，修正主義者就是想和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去拉關係，赫魯曉夫就是專門和修正主義領袖拉關係。去年開反對氫彈原子彈大會，赫魯曉夫的代表就和社會民主黨右派勾結起來，反對共產黨。你能在群眾中找到一個真正覺悟了的工人，比10個經常和我們鬧意見的頭子要好得多。這是馬克思主義面向群眾的觀點。 你看，甚至說：「如果能做到僅僅吸收群眾而不要地方的領袖，那也還行。遺憾的是常常要附帶地接受一大堆這類的領袖，他們不是由自己過去的觀點聯繫起來，就是由自己過去公開的主張聯繫起來，並且他們首先總是想證明他們並沒有背棄自己的原則，證明社會民主主義工人黨反倒宣傳著真正的拉薩爾思想。」(第57頁)他想證明社會民主黨宣傳拉薩爾思想，這是指巴枯寧。巴枯寧反對馬克思，把馬克思和拉薩爾拉在一起，馬克思反對拉薩爾的事實他根本不管。他參加國際的領導，經常要證明他的對。不要姑息這些人，這些人搗亂太厲害，分裂出去沒有什麼了不起。 下面一段有些話就是「七評」引用的。「不要因為關於『統一』的叫喊聲而把自己弄迷惑了。那些最喜歡把這個口號掛在嘴上的人，恰恰就是挑起糾紛的主要角色；目前瑞士尤拉的巴枯寧主義者們正是這樣，他們是所有的分裂活動的挑撥者，卻對於統一比一切都叫喊得更厲害。」(第57頁)赫魯曉夫對統一叫喊得最厲害。這一段最後一句說得非常重：「這就是為什麼最頑固的宗派主義者和最喜歡播弄是非的人以及最卑劣無恥的人在一定的時候要用最大的聲音叫喊統一。」(第58頁) 對待這些人採取什麼態度呢?下面一段講了，搗亂很厲害的人，群眾也知道他搗亂了，就是說分裂已經成熟了。我們要不要調和?恩格斯說：「如果我們在海牙採取協調的態度，如果我們抹煞了已經成熟的裂痕，結果會像什麼呢?宗派主義者，也就是巴枯寧主義者就會獲得更多幾年的時間，來借著國際的名義做出更多的蠢事和醜事來」(第59頁)。到裂痕已經成熟的時間，要來調和，結果只有讓壞人多做一些醜事、蠢事。赫魯曉夫為什麼要說停止論戰?就是希望多延長几年，多做點醜事。這樣會有什麼危險呢?危險很大。他說：「最發展的國家的工人們，會要因為不滿而走開」。搞醜事的人在這裡，真正覺悟的工人要走開。「氣泡不會破裂，它會因為受到針刺般的傷害慢慢蜷縮起來，而最近將來的大會—在那裡，危機一定會要發展起來—將會變成最庸俗最醜惡的個人間的內訌」。現在妥協，將來鬧得更厲害。「因為原則在海牙已經被犧牲了」。原則已經犧牲了，將來鬧得更壞。「這樣一來，國際就要在實際上遭到破滅，為了統一而『破滅』」(第59頁)。想統一，結果整個國際都垮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左派分裂出來，或者把右派領導打下去，不這樣作，統一就完全垮台。 第60頁第三段很重要，也是講分裂問題的。這裡引了黑格爾的話，他講辯證法有些好東西：「此外，老黑格爾就已經說過：黨是這樣來證明自己的生活力量，它走向分裂，並忍受得起分裂」。經過分裂，還能更團結。「無產階級運動不可避免地要通過種種的發展階段，在每一階段都有一些不願意再前進的人們堵塞著道路。僅僅這一點就說明了，為什麼『無產階級的團結』在實際上到處都是以各種各樣的黨的分派的方式來實現的」。這是辯證法：團結是以各種分派的方式來實現的，團結是以分裂來實現的。「這些分派相互間進行著生死的鬥爭，就像古羅馬帝國處在最嚴重的被迫害時期的基督教宗派那樣」。基督教最初是奴隸，被壓迫勞動人民的宗教，在紀元3世紀以前是被壓迫的，由耶穌誕生二三百年間是受壓迫的。那時基督教為了團結抵抗羅馬統治者的壓迫，內部常常要鬧分化，因為有些人被收買了。12門徒里有個猶大，得到30元金幣，就分裂出去，把耶穌出賣了。以後11個門徒繼續團結起來，一直搞了幾百年，後來到3世紀，羅馬一個皇帝用各種壓迫、收買的辦法，殺的殺，有一部分收買了。這個皇帝叫君士坦丁，把所有拉攏了的基督教的頭子，開了個宗教會議，承認基督教為國教。掌握在統治者手裡以後，基督教變成統治階級的教了。 這一段講的是毛主席一分為二的思想，團結總是通過分裂發展起來的。不斷地鞏固團結，不斷地發展團結，但同時又不斷地分裂。把壞東西分裂出去，團結就能進一步鞏固，進一步發展。從前修正主義分裂出去，後來丹吉分裂出去，以後還有什麼人分裂出去還要看鬥爭。分裂不分裂，在於改造不改造，向好的方面改造，就可以不分裂，堅持壞的東西，總歸要分裂。赫魯曉夫這樣的人恐怕沒有希望，恐怕總歸是要分裂出去的。我們還有策略，說要分裂，不是馬上和赫魯曉夫分裂。但要看到這個趨勢，看到一分為二，不要那樣害怕，不要那樣大驚小怪。如果有一天分裂來了，就分裂，如果能不分裂，就不分裂，容忍到一定程度，非分裂不可，就分裂。容忍的目的就是要爭取一部分人、改造一部分人。有些人跟修正主義走是可以覺悟的，是被迫的。周總理到阿爾巴尼亞去，阿爾巴尼亞的同志作東歐的工作。東歐也不是不能一分為二的，就是蘇聯也是一分為二的。所以在一定的時候容忍，就是要做工作。你主動的分裂，太快了也不好。要經得起分裂，願意分裂就分裂，但也不要時機不成熟就分裂。群眾還沒有了解的時候，修正主義還沒有徹底孤立的時候，你提出分裂就脫離群眾。 可是，我們的世界觀告訴我們，分裂是必然的，團結也是必然的。分裂和團結是對立的統一，一切都是對立的統一，一切都是一分為二。有人提出問題：馬克思主義是否也一分為二，當然會一分為二。既然根本理論是一分為二，當然它本身也是一分為二。問題是怎麼分法，馬克思主義一方面有革命性，一方面有科學性。馬克思主義有普遍真理，有具體實踐，這也是一分為二。革命搞過頭了，也會忘記科學性，太注意科學性，有時候就忘記了革命精神。我們有些搞理論工作的人，在搞理論批評的時候，純粹搞理論批評，忘記了還要在政治上給他一些打擊。要統一起來，要能結合。這個矛盾結合好了，就是完全的馬克思主義，結合得不好，就會出偏差。偏差很大，就會變成錯誤。在發展馬克思主義過程中，也會分出反馬克思主義，這並不是外來的，這是在馬克思主義發展過程中，在馬克思主義隊伍中分裂出來，分出修正主義，分出教條主義。教條主義就是普遍真理和具體實踐沒有結合。這個矛盾沒有結合得好，只注意到普遍原理，忽視具體實踐。結果普遍原理變成空的，變成教條主義。現在的教條主義不是這樣，現在的教條主義根本沒有普遍真理，機械地搬外國的現成的綱領，這是另外一種形式。 辯證法會不會一分為二?也會一分為二。這也是普遍原則和具體運用的問題，把普遍原則具體運用到實踐中去，這是真正的辯證法。只講普遍原則，算不算辯證法?只是嘴裡講一點，沒有運用，這還不是教條主義?所以辯證法是不是有條件，就這點說，是有條件。作為真理性，一定要把普遍原則用來分析具體問題，真正掌握辯證法。講辯證法是為了要掌握它，要把辯證法學到手，要能用它分析具體問題。這是講辯證法是對立統一規律。馬克思說過了，恩格斯、列寧也是這樣說的。對立統一規律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規律，僅僅這樣講，算不算講辯證法?我看還不算。講辯證法，引證大量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話，引證大量的毛主席的話，可是思想可能不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主席的思想。引證也是要的，但引證的目的是為了把它拿來具體運用。如果我講辯證法是對立統一的規律，你們提出那個問題，我說馬克思主義是不一分為二的，那我就沒有辯證法，只是嘴上講辯證法，不敢分析馬克思主義本身。承認對立統一的對立面在一定條件下互相依賴，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承認這個規律就要肯定這個規律在一切問題上都能運用，問題是它的轉化方法不同，轉化形式各種各樣，但原則到處都可以運用。問題就是要具體解釋。 第十四封信也是關於國際問題的，是恩格斯給左爾格的信。這封信主要是講國際為什麼會有分裂。分裂的發展有一個原因，有的時候得到一個勝利，就會發生這種問題，「第一次巨大的勝利就會要破壞這一切派別之間的天真的合作。這樣的勝利就是巴黎公社，它無疑地是國際的精神的產兒，雖然它的產生並不是由於國際直接的推動；這樣，可以完全公正地說國際對於公社是在某種程度上負有責任的。當著國際因為公社的關係而成為歐洲的道德力量時，這時糾紛就開始了。每一個流派都想為著自己來利用這次勝利。」(第61頁)到得勝利以後，就要警惕會發生的困難，這是很好的經驗。恩格斯總結了這個經驗，每次勝利以後搞得昏頭昏腦，如果不警惕，錯誤的東西就會發展。在勝利中，各種各樣的思想都會有，想來利用勝利的結果。如果不注意困難，不辨別是非，就會搞得一塌糊塗。第一國際分裂的發展就是在巴黎公社以後，在巴黎公社以後的第二年，巴枯寧實在鬧得不成樣子，馬克思、恩格斯只好把他開除出第一國際。 這封信也講到第一國際的解散，講為什麼要解散。第一國際和第二國際、第三國際都不同，它是各種各樣思想集團聯合的、各黨各派聯合的統一戰線。第三國際是共產黨聯合，第二國際是社會民主黨聯合。第三國際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第一國際中，馬克思主義雖然占領導地位，但它不是統治的，有拉薩爾、蒲魯東、巴枯寧等。它是一種舊形式，這個形式經過了巴黎公社，它的歷史任務就完成了，它的形式過時了。特別是巴枯寧開除以後，馬克思主義占了統治地位，這時需要一個新形式，就是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統治的黨，但這個黨在那時不是成熟的。這裡講了它不成熟的原因。 「在十年的期間國際支配著歐洲歷史的一個方面—也就是奠定將來的方面，它很可以自傲地來回顧自己的工作。但它已經歷過了自己的舊的形式。要想像舊時那樣建立一個新的國際，即建立一切國家的一切工人黨的聯盟，那就必須要有普遍的工人運動的壓力,像1849至1864年那樣」(第62頁)。巴黎公社以後,工人運動有一個低潮，資本主義有個和平發展的時期，一個比較穩定發展的時期。在這種低潮前面，組織國際，群眾基礎不成熟，過了15年，恩格斯才組織第二國際，工人運動才慢慢恢復起來，特別是德國的工人運動，那時德國工人運動是中心。1889年第二國際成立，1899年修正主義大舉進攻，10年就墮落了。第三國際是1919到1943年，第三國際的壽命很久。說明20世紀帝國主義時期是革命戰爭時期，是帝國主義垮台時期。第二國際時間短，就是在資本主義穩定的發展時期。到了20世紀，帝國主義走向崩潰，革命高漲，所以第三國際一直保持它的精力，保持它的革命性。 現在沒有國際了，恐怕也會出現一個國際，現在實際上有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這個運動中現在出了修正主義。1956年出了赫魯曉夫。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馬克思主義的旗幟沒有倒，還是有人堅持，不像第二國際有個時期幾乎全面垮了，就是俄國有列寧堅持。社會民主黨還是一部分，列寧的處境比我們困難得多。我們現在有這樣大的國家，有許多國家站在一起，一開始形勢就很好。有些人認為我們孤立，這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出修正主義的時候，同時就是東風壓倒西風的時候。修正主義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東西，還是赫魯曉夫1956年搞起來的。現代修正主義，真正主力是赫魯曉夫集團。 第十五封信，是馬克思、恩格斯開始看出德國社會民主黨內出現修正主義(那時是修正主義前身，不叫修正主義)，有倍倍爾等三人在蘇黎世作宣言，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非常生氣，發一個通告反對他們。這一封信很值得我們好好研究，和我們現在有很好的聯繫。 修正主義和拉薩爾派有點類似，我們還是提出幾段，大家注意一下： 三人宣言和拉薩爾主義是一致的，在信里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機會主義、資產階級的特點。第64頁上說：「照這些先生們的意見，社會民主主義的黨應該不是片面的工人黨，而是『為真正的人類愛所鼓舞著的一切人』的全面的黨」。這裡有赫魯曉夫的觀點。「為著證實這一點，它就應該首先斷絕粗糙的無產階級的熱情，並在有教養的和具有慈善心情的資產階級領導之下來『獲得優良的口味』和『熟習優良的語調』」(第64—65頁)。赫魯曉夫自己沒有本領說出充滿資產階級優良的語調，就拚命學習資產階級的優良語調。「那時，某些領袖們的『不漂亮的風度』就要讓位於修養良好的『資產階級的風度』(好像這些人們的外表上不漂亮的風度，也不能不算是他們該受斥責的很重要的東西)。那時很快就會出現，許多來自有教養的和有財富的階級中間的多方面的人物。也就是必須把他們吸引到自己這邊來……以便使鼓動工作獲得顯著的勝利」。要把有教養的資產階級吸引到這邊來，赫魯曉夫現在不能公開地把資產階級吸引到共產黨里來，不能公開地把社會民主黨吸引到共產黨里來，實際在那裡拉拉扯扯。東歐有些黨就是社會民主黨合併起來的。他以為這樣才能獲得顯著的勝利。「德國社會主義是『過多地重視了爭取群眾的意義，並因此忽視了所謂上層社會中間的強有力的宣傳工作』」(第65頁)。 下面一段，他有句話很重要：「一句話，工人階級沒有能力親手爭取自己的解放」。修正主義者不相信工人親手解放自己，要靠別人解放它。「其次呢?不應該有任何需要對資產階級進行鬥爭的想法，—只需要用強有力的宣傳工作把它吸引到自己方面來」(第65頁)。只要宣傳共產主義吃得好，桌子上有豐盛的盤子資產階級就可以吸引過來了。 下面一段說：「既然我們希望爭取社會的上層，或者即使是爭取其中對於我們懷有善意的分子，那我們就要注意使他們不至於受驚」(第65頁)。怕資產階級受驚！毛主席說要有武松打虎的精神，老虎不管你刺激它也好，不刺激它也好，就是那樣。修正主義就是怕刺激它，毛主席思想就是堅決貫徹馬克思主義精神，發展馬克思主義。 還有精彩的，第67頁第二段最後一句話：「消滅階級鬥爭，使資產階級和『一切獨立的人們』『不至於害怕來和無產階級攜手』。然而，這就是說，無產階級受到了愚弄」。像修正主義那樣，主張眼睛向上層。發動群眾消滅階級鬥爭，讓資產階級不至於害怕，讓艾森豪威爾、甘迺迪很高興，這樣愚弄無產階級。反修正主義，可作的文章很多，「七評」沒有作完，這些都還沒有寫進去。 下面還有一段講到修正主義者的實用主義：「『人們應該了解』，我們(這是替蘇黎世三人說的)並不想『拒絕我們的黨和我們的綱領，不過我們認為，我們盡可以放到以後的年代來做，因為我們的一切力量，我們的一切精力都要用來爭取達到一定的、十分切近的目的，這目的是在我們能夠開始考慮實現更進一步的任務之前，無論如何先要達到的』」。就是一個十分切近的目的就夠了！「這樣一來，『現在被懸得太遠的要求……所駭退了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工人們的群眾，就會開始來和我們聯合了」(第67頁)。不要用遠大的目的嚇唬人，不要樹立共產主義旗幟。可以暫時擺一擺，可以口頭通過，但實際上不做。 下一頁，反駁修正主義的主張：「用不著拒絕綱領；不過應該把它的實現擱置……到一定的時候，接受它，但實際上不是為了自己，不是為要在自己生存的期間來追求它，只是為要做成遺囑來交託給兒子和孫子」(第68頁)。現在不干共產主義，只搞眼前的利益，等兒子、孫子來搞，我是主張共產主義的，你們去搞好了。「目前則把一切力量和一切精力都用到種種細微末節以及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可憐的補綴方面，藉此表示自己多少總算做了些事情，而同時又不至於使資產階級受驚」(第68頁)。這些都和現代修正主義一模一樣。馬克思、恩格斯描寫得非常生動，對修正主義、對機會主義描寫得深刻。 第68頁第三段：「在我們面前的是小資產階級的代表」。那時，機會主義者是小資產階級的代表。「他們滿懷恐懼地宣稱，說無產階級由於自己在社會上的革命地位所激發，可能『走得太遠』了。不是要堅決的反對立場，而是要到處調和；不是要對統治者和資產階級進行鬥爭，而是要設法去勸說他們並把他們吸引到我們方面；不是要對從上面來的壓迫進行忿怒的反抗，而是要溫馴地低首下心，承認應該受罰」。承認應該受壓迫！? 下面一頁，揭露了機會主義的虛偽，第二行就講了這個問題，修正主義「在紙上也承認這鬥爭，因為它已經不是可以隨便否認的事情，而在實際上都來掩蓋它、抹煞它、減弱它」。就是在紙上也承認階級鬥爭，而實際上掩蓋它。「社會民主黨不應該是工人階級的黨，不應該引起資產階級對自己的仇恨，或者一般地不應該引起任何人的仇恨」。引起任何人的仇恨，就不符合人性，就是好戰，就是想用世界大戰推進革命。但我是主張鬥爭的，幫助被壓迫人民進行鬥爭，贊成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鬥爭。和平共處也是鬥爭。但如果真正要鬥爭，就說你是好戰。這一段很精彩。「它應該首先在資產階級所害怕而在我們這一代又不能完成的目標放在第一位，而是最好讓它把自己的全副力量和全副精力用來實現那小資產階級的改良補綴，這樣來鞏固舊的社會制度，也許藉此還能將那最後的災禍轉變為漸進的、一點一滴地實現的、儘可能地和平的蛻化過程。這是這樣一類人，他們在煞有介事地注重實際的偽裝下面，不僅僅自己什麼事也不做，而且還要企圖妨礙所有不屬於空談的事情的出現」(第70頁)。他們的思想是庸俗進化論，希望一點一滴地漸進的變化，實際上是要鞏固舊制度。 下面一段講到機會主義者講的人類愛。最後兩行反駁了人類的愛的問題：「在階級鬥爭被當做不值得注意的和『粗野的』事情而避開了的地方，作為社會主義的基礎的東西，就只剩下『真正的人類愛』和關於『正義』的空洞詞句了」(第70—71頁)。現代修正主義照樣講人類愛，講什麼人性。這就是上封信講的，思想總是同樣，思想反映現實，現實是同樣的，現實只能反映同樣的思想。機會主義、修正主義反映同樣的立場，所以不謀而合的就是一種思想。掩蓋矛盾，實用主義、庸俗進化論、人性論，所有赫魯曉夫有的東西，這裡都有，或基本上都有，不過程度不同，歷史發展階段不同。 後面就講他們的主張，大家可以自己看。值得注意的是72頁的第二段，這條是講無產階級革命可不可以吸引別的階級的人參加。馬克思、恩格斯認為；不是絕對不可以，但是有條件：「如果有別的階級的代表參加到無產階級運動里來時，首先就要要求他們不要把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以及這一類的成見的殘餘帶進來，而要無條件地學懂無產階級的世界觀」。要經過思想改造。修正主義、機會主義是要把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請進來，吸引來。馬克思、恩格斯不是形上學，不絕對排斥別的階級的人，別的階級的人可以一分為二，不能絕對排斥。馬克思、恩格斯雖然堅決反對把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請進來，但也不排斥有條件地容許他們進來，條件就是思想改造。 這個思想，毛主席是大大地發展了，在新的條件下，採取許多具體形式，馬克思、恩格斯沒有講思想改造，毛主席用新的思想改造來概括這個問題。規模更大了，採取新的形式，還有許多新的具體辦法，整風的辦法，這都不是馬克思、恩格斯在當時條件下考慮到的。把它的內容進一步豐富了、充實了，採取許多新的形式表現在更大的規模上。就是這樣發展了，不是把馬克思、恩格斯的原則丟掉，另外來一套，不是另起爐灶，而是繼續生長，把枝葉發展起來，開花結果，算不算開花結果?毛主席就是開花結果，我看是可以說的。毛主席就是大量開花結果，做出新的結論，根本原則並不違背，但有了新的形式，有了新的更多的內容，根本認識是完全一致的。 如果這些人帶來小資產階級的東西，我們一定要反對。「如果有什麼理由要暫時容忍他們那我們所要做的也僅只是容忍他們，而不是要讓他們影響黨的領導，並且還要懂得和他們的分裂僅只是時間的問題。」(第72頁)如果堅持他們的立場怎麼辦?還要請他們、求他們留在組織內?沒有這個理由，他不改造，一定堅持他的立場，還要影響領導，分裂只是時間問題。「這樣的時間，在我看來，是已經到來了」(第72頁)。那時要開除他們。「我們完全不能理解，黨怎樣才可以再容忍這些論文的作者留在自己的隊伍里」。他公開搞宣言、搞綱領，怎麼留?「如果黨的領導竟然在某種情形下落到了這些人們的手裡，那就是說讓黨隨便受到閹割，並使它不能再葆有無產階級的精力」(第72頁)。 馬克思、恩格斯的《通告》一發以後，伯恩施坦感到害怕了，暫時承認一些錯誤，後來沒有開除，可是後來在黨內繼續要搞他那一套陰謀，而恩格斯死後就進攻了。這裡講了如果修正主義者領導黨，會發生什麼結果，就是盡力銷蝕無產階級革命精力，有很大的壞處。 最後一段可以提一提：「在將近四十年的期間，我們的頭一件事就是推動作為歷史的直接動力的階級鬥爭，特別是作為現代社會變革的強力槓桿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因此我們是怎樣也不能夠和那些企圖把階級鬥爭從運動中取消了的人們走在一道」(第73頁)。馬克思、恩格斯搞了40年，都是為了要推動階級鬥爭，修正主義想取消階級鬥爭，怎麼能和他站在一起。 這裡面講了一點歷史唯物主義哲學問題。這裡把階級鬥爭叫直接動力，意思是說還有許多別的動力。動力就是矛盾，其他的動力，就是各種其他的矛盾。其他矛盾還是比較艱巨的，但推動歷史要靠階級鬥爭。其他矛盾包含什麼矛盾?產生階級的那些矛盾，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矛盾，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這是不是歷史的動力呢?這些基本矛盾都是歷史的動力，這些動力都表現為階級鬥爭，並且通過階級鬥爭直接推動歷史發展。我們現在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還是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矛盾，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但這些矛盾都要表現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兩條道路的鬥爭，包括大量的人民內部矛盾。總之表現為階級鬥爭和人民內部的鬥爭，並且通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人民內部的鬥爭、兩條道路的鬥爭，直接推動社會主義的發展。 馬克思、恩格斯用詞很嚴密，叫直接動力，把直接兩字漏掉，就在理論上犯大錯誤。 第十六封信是給史密特的。從這封信開始進入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範圍，以後好幾封信都是講歷史唯物主義的問題，特別是講上層建築對基礎的反作用，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相互關係。 這封信開頭是批評巴爾特的書，寫這封信的時候，恩格斯沒 有看過這本書，間接聽到了，以後看了。費爾巴哈也提到這本書。這個人用庸俗唯物論、機械唯物論，或經濟唯物論來曲解馬克思主義。有人說，經濟唯物主義以誰為代表?在這封信里恩格斯以巴爾特為代表。我翻譯得有毛病，有的地方譯成巴特，這是一個人。這個人認為馬克思主義只看到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築的作用沒有看到，上層建築反過來影響基礎。所以恩格斯就反駁他：「如果一個人不懂得，當我們說到物質生活條件是第一位的原因時，並不因此就否認觀念的領域本身又能夠反過來對這物質生活條件發生第二位的作用，如果一個人不懂得這一點，那麼他就無論如何也不可能了解他所寫的那個對象」(第74頁)。 如果不懂得相互關係，那就根本不懂得所寫的對象，本來想寫馬克思的思想，可是又完全不懂得。這兩句話大家注意一下，物質生活條件是第一位的原因，觀念領域有第二位的作用。我們常常講物質是第一性，精神是第二性，這兩個概念這樣來解釋，第一性就是第一位的原因，精神第二性，就是精神在宇宙各種聯繫中是第二位的原因。不這樣了解，就有點形上學的味道。講先有物質，後有精神，就不夠。辯證法按照這樣了解，第一位的問題，是物質到精神的問題，物質為原因，精神為結果。然後精神到物質，精神又是原因，可以變為物質，這是第二位的關係。講宇宙的發展，當然應該說先有物質，後有精神，這是絕對的，這是一個方面的解釋，這方面也不能取消。但有了精神以後，有了高等動物以後，問題就不能這樣簡單了。就整個宇宙說，一個時候沒有精神，後來才有精神，在這種關係上，可以說先有物質，後有精神，就等於說，物質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如果涉及人類文化，物質第一性，精神第二性，就用另一個解釋，由物質到精神是第一位的關係，而精神到物質是第二位的關係。所以我們談到精神到物質的關係，那基本上是聯繫起來講的。首先物質到精神，然後精神到物質，首先實踐到認識，然後認識到實踐。 毛主席講認識是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物質到精神，第二個階段精神到物質。這也是說的這點，第一性的聯繫是物質到精神，第二性的聯繫是精神到物質，這種聯繫都不能取消，不能取消任何一個，不能片面強調一個，而忽視另一個，兩個都要注意。 這裡面有個翻譯問題，第一位的原因，別的本子譯成基本的原因，我認為是不確切的。因為第二位的原因，原文倒是第二位的意思，但第一不簡單是第一的意思，也不是基本的意思。這是個拉丁字，按照中國舊術語，比較確切的譯法是「太初」，就是最初的最初、最原始的、最後的。是純粹的科學術語，不是簡單的、普通的第一，而是最後的第一。翻成基本，有點輕，翻成太初，文不文，白不白，翻成第一位，比較熟悉一點。「太初」兩個字，好像太上感應篇，有點迷信。這是哲學術語，是最原始的意思，從哲學上來說，就是世界最初的東西。「太極」兩個字好像也有點迷信，被和尚、道士搞得很神秘。其實太極圖也不很神秘，就是兩個魚盤在一起，一黑一白，就是矛盾，是最初的東西。黑格爾說矛盾相互關係是最初的原因，陰陽搞在一起是宇宙的最初原因。這並不是宗教名詞，最有辯證法味道的哲學名詞。 這封信還有個地方可以談一下。「但奇怪的是，沒有一個人曾考慮到，分配的方式在本質上是以被分配的產品的多少為轉移的，而產品的多少，當然又要隨著生產和社會機構的進步而發生變更，這也就是說，分配的方式也應該變更」(第75頁)。下面講辯證法，「參加『社會主義社會』討論的人們都看不到任何經常變更和進步的東西，而只看到固定的、一成不變地建立起來的分配方式」(第75頁)。這裡面涉及到經濟學問題，巴爾特講經濟學，講社會主義社會的分配，應該有個固定不變的形式。我們要了解按勞分配，應該很好地研究這段話，按勞分配究竟是一個固定的形式，或是個基本原則。按照恩格斯的意思，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只是一個基本原則，至於按勞分配實現的具體形式，可以有多種多樣，隨著社會主義生產的發展而變化。大家要好好研究這個問題，特別要研究社會主義經濟學、社會主義生產關係。 現代修正主義有種想法，好像蘇聯的分配方式，就是最高的、惟一的社會主義的方式，它的高薪階層反對平均主義，高低相差100倍到300倍。最低30,最高3000,特殊情形下,一個院士兼莫斯科大學校長，大體是9000到10000新盧布。他認為這種分配形式很好，這樣做才會自然而然地進入按需分配。我們的實際生活看得很清楚，有各種各樣的形式，工業有計時工資、計件工資，具體搞法也有不同。以什麼為定額?要不要計時工資加獎勵?怎樣獎勵，現在都要研究，不是已經搞得最完善了。農村就更複雜，北京郊區幾乎要搞貨幣工資。像紅星人民公社主要是工資，稍微遠一點的地方，搞工分制。還有些地方，工分也不能搞，就是基本口糧加一點照顧，或基本口糧加按勞分配，或基本口糧加獎勵。基本口糧加按勞分配，就是基本口糧加工分。種類很多，能不能機械地搞一種?那不行。由郊區到邊遠地區，生產力的發展不同，採取同樣的分配形式，一定要失敗的。我們有這樣的基本原則，就是按勞分配、反對平均主義。有各種各樣的生產條件，就要採取各種不同方式，這形式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的發展情況。按勞分配本身要不斷發展，發展到一定程度，發生質變，變成按需分配。恩格斯的這個思想是很寶貴的。 第76頁，最後一段第四行，「學生」兩個字應該是學者，學生怎麼會驕傲自滿。 第三次輔導 (1964.3.13) 4.第十八封信(恩格斯給史密特)重點講解 恩格斯給史密特的信(1890年10月27日於倫敦)一開頭說： 「我利用最初的閒暇時間來答覆你，我認為你接受『züricherPost』報的工作，是做得很對的。你在那裡可以和很多人從事經濟方面的研究，特別是，如果能夠經常注意到，蘇黎世僅只是第三等的貨幣和投機市場，因而從那裡所獲得的印象，就由於經過了第二遍或第三遍的反映而減弱下來，甚至於受到有意識的偽造。」 (第82頁) 這一段話是說，你在的那個地方是一個投機市場，要想通過投機市場認識經濟情況不能認識的準確，特別是貨幣投機市場。貨幣價值的漲跌，能夠反映經濟情況，但是不能準確地反映，有時候不但不能準確反映，甚至會歪曲，有意識地偽造。 下面解釋說：「但你在實際上對所有的機關都是熟悉的，你就應當從倫敦、紐約、巴黎、柏林、維也納等地去索取第一手的交易所公報。」要求他注意全面看問題，不要在那一個市裡面就根據那個市的交易所來了解經濟情況。「那時世界市場就會作為它的貨幣和有價證券市場的反映而顯示在你的面前。經濟的、政治的以及其他的反映，和人的眼球中的反映有相同的情形。它們通過了折光鏡，因而在達到人的頭腦里時就表現成倒立著的樣子。不過前者缺少著能使我們的印象再度倒轉回來的神經工具。」(第82頁) 眼睛的構造像照相機一樣，外面的圖像到照相機上是倒的，人的像到眼睛裡在眼底上是倒的，經過神經的倒轉，我們看人就是正的。現在我看大家是正的，實際上在我的眼球裡面的影子是倒的，因為有神經的構造，因此我看不出大家是倒立著的。但是，社會上貨幣市場反映經濟情況就不是這樣情況，貨幣市場反映經濟市場就是倒反映的，人看起來就是倒的。意思就是說，按照客觀規律，世界經濟市場決定貨幣市場，就是生產的情況決定貨幣的情況。但是在貨幣交易所裡面來看，在貨幣市場來看，好像貨幣市場倒過來決定經濟情況。比如某一種行業，你的股票價格跌了，為什麼跌?之所以跌歸根到底是這個行業的生產不景氣了，要發生危機了，或者是已經發生了危機，有了這種情形這些企業的股票就跌價了，或者是這些企業還不一定就要衰落，只是有一點衰落的因素，但是搞貨幣投機的人，看到了這種因素，大家一起鬨起來出賣股票，結果價格就跌了，價格跌的結果影響這個企業更困難，它的股票大家都不要，於是這個企業的股份投資就有人要來兌現，這個企業本來就有點困難，股票再一跌就更困難了。股票的跌首先是由於企業本來有一點不好，但交易所把這個不好企業的股票一出賣，這個企業就更不好了。由此在表面上看起來，在股票市場上大家都不要這種股票，都來出賣股票，使得股票的價格就跌了，引起了企業的衰落。表面上是這樣的現象，好像是貨幣市場，有價證券市場的變化引起了經濟生產的變化，而不是像原來的規律，經濟生產的變化引起了貨幣市場的變化。這種顛倒的情形在市場上就不會像人的神經一樣再把它恢復正確了，而把顛倒的印象直接表現出來。這是現象和本質不一致，現象裡面有倒立著的假象。 交易所的人只能通過貨幣市場和有價證券市場的倒立著的反映來看工業運動和世界市場，因而就把結果當成了原因。對於這一點，還是在四十年代時我就已經在曼徹斯特看到了：「要依據倫敦的交易所公報來構成關於工業發展的過程以及它的周期的高漲和低落等觀念，是不中用的，因為那些先生們總想用貨幣市場的危機來說明一切現象，而貨幣市場的危機本身大部分都只能看做僅僅是些徵兆。」(第82—83頁) 這是說，有時危機往往在徵兆以後暴露出來，所以看起來好像是貨幣市場的危機產生在工業生產的危機以前，因此似乎貨幣市場是原因，工業市場是結果。這一句話可以用來作為《自然辯證法》中有一段話來解釋，就是在感覺中間先後出現的東西不一定表明因果規律。所以休謨懷疑因果規律，他認為這是感覺先後反覆出現多次，這種反覆多次，只是一種感覺習慣，並不一定就是因果關係。不可知論者就抓住這個片面作為他不可知論的理由。他抓住的這個片面確實存在，但是他把這種片面現象誇大了，認為是因果規律。在感覺這種現象裡面先後出現並不一定等於因果規律。這種情形在世界上的確很多，比如我們看到寒暑表上升了，因此溫度提高了，我們的說法是這樣的：我們看到表上升了，然後才知道溫度上升，如果不看到就不知道溫度上升。有時就有這樣的錯覺，氣溫上升是由於寒暑表上升，因為我們是先看到寒暑表上升，實際上是相反的，氣溫上升了，寒暑表才上升。 「這在那時是為著要拒絕把一定時期的生產過剩作為說明工業危機的發生的原因，因此全部事情還更包含著一種力圖曲解真相的目的。」(第83頁) 那時資產階級為了要掩飾生產過剩是工業發生危機的原因，因此故意說工業發生危機是由於貨幣市場發生了問題。我們解放以後沒有這種事情了，解放以前上海就有這樣的情形，報紙上常登某個工業發生危機了。為什麼?是因為銀根吃緊。銀根吃緊是什麼意思?就是這個工廠的流動資金沒有了，工資發不出去，沒有錢買原料，反正是有各種困難，要關門、破產。債還不起，一個企業經常向銀行借債來補充流動資金，債太多了，銀行就不借了。銀行逼債，工人要工資，沒有辦法只好關門、破產。這種現象是貨幣發生了困難，結果使得企業也就發生了困難。這種論調在資產階級報紙上雖不一定每天有，幾乎也是每星期有的。資本主義國家也是這樣，把貨幣發生危機作為工業發生危機的原因，以此來掩蓋資本主義生產過剩這個根本原因。實際上是他這個企業生產出來的東西不容易銷出去，因此錢拿不回來，流動資金就少了。資產階級採取人為地利用貨幣的力量來緩和危機的辦法，就是通貨膨脹的辦法。這不是講一個企業，是整個企業發生了周轉不靈，倉庫裡面的存貨太多，資本家就聯合起來向政府要求幫助，這時政府一個是採取通貨膨脹的辦法，再一種是讓銀行多印鈔票，然後銀行借債給企業使得他手頭松一些，流動資金比較鬆了，既發了工資，債也可以緩一下，以前的舊債可以借一筆新債來還。倉庫裡面堆著的東西暫時賣不出去也不要緊，而且也還可以賣一些，因為通貨膨脹，經營商業的企業可以向銀行借錢向工廠買些東西，工廠的存貨就可以銷掉一些。利用通貨膨脹的辦法使工業企業產生一種人為的緩和，這也是一種現象。貨幣市場鬆動了引起企業生產、工業市場的鬆動，這種現象是不是客觀事實?是客觀事實，但這不是第一性的事實，是第二性的。首先是工業危機引起了貨幣市場的危機，工業影響貨幣，生產影響貨幣，以後才是貨幣影響生產，本來是這樣一種相互關係，但是在資產階級經濟學裡面，把第二性的關係當成了第一性的關係。而且有一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為了掩蓋資本主義的弱點，故意這樣做。 恩格斯講這是40年以前的情形，下面他說：「在今天，這一點至少對於我們是永遠不存在了」。這是說故意歪曲真相的情形。就英國來說是這樣的，實際上至少對於我們—馬克思主義者，永遠不會這樣看。「而且下面的情形又是不容懷疑的事實。即貨幣市場也可以有它自己的特殊的危機，而工業領域的直接的瓦解對它只能起從屬的作用，或甚至於不起什麼作用。在這裡，就需要對於最近二十年的許多事情特別從歷史上來加以探討和確定。」 這裡面講貨幣和生產的關係，貨幣市場和工業市場的關係，相當於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關係，不過貨幣市場並不是上層建築。經濟基礎內部也有生產關係，第一位的關係是生產影響貨幣，第二位的關係是貨幣影響生產。同時也像上層建築一樣，上層建築本身有相對的獨立性，貨幣市場本身也有相對的獨立性，有它自己的規律，他在服從總規律以外有自己的規律。所謂總的規律，就是貨幣市場的變化歸根到底決定於工業市場的變化，除了這個以外，貨幣本身它有自己的特殊規律。有時貨幣危機的產生不需要工業發生什麼變化也可以直接產生。有時候，市場上買賣人的心理狀態也會起這種作用；有時候，在政治上造一個謠言，也可以發生這種危機。 解放以前蔣介石政府經常利用政治謠言來製造貨幣市場的變化。比如他造謠說國民黨打了勝仗。這個謠言一哄，國民黨的工業股票或是金圓券就漲起來了。不過這是一天兩天的現象，因為很快大家會看到真相，但是他就利用這個時間把存的股票賣出去，看到賣完了，就跌價，所有買他股票的人吃大虧。這是一種賭博，國民黨經常搞，搞到最後錢都集中在他的手裡，不但是老百姓發生問題，民族資本家也受他的騙。 所以，貨幣市場有它自己的規律。你要了解問題的真相就需要對20年來的事情特別是從歷史上加以探討和確定，要經過長期的研究。 「在全社會的規模上實現著勞動分工的地方，個別的勞動過程在相互的關係上就成為獨立的東西。」(第83頁) 這句話譯得長一些，有點難懂，另外一個譯本好懂一些：全社會各種勞動有分工的地方，每一種勞動彼此之間的關係是獨立的。比如農業和工業有分工，農業和工業的關係是彼此獨立的關係。農業是農業，工業是工業，封建時代農業和手工業是搞在一起的，沒有全社會的農業和手工業的分工。 「生產具有最後的決定作用。但當著貿易把生產品和本來意義的生產隔離開來時，它就有了它自己所有的運動，對於這個運動，生產的運動在總的方面是起著支配作用的，但在個別的部分和在這總的從屬性的範圍之內，貿易的運動還是有著自己固有的規律，即在這新因素的本性里所包含著的規律。」(第83頁) 這也是解釋我們剛才講的問題。這是講貿易和生產也是一種分工，這種社會貿易和生產各自有一定的獨立性。貿易有自己獨立性，自己的規律，比如供給和需要的規律，這個規律不直接是生產的規律，而直接是貿易的規律，市場貨物多了就跌價，貨物少了就漲價，這種情形最後決定於生產。當然有時候市場貨物多不一定是生產多了，有時候市場貨物少不一定是生產少了，用的多少也可以影響價格或者是跌價。貨幣市場也有自己的規律，現在我們不用金屬貨幣了，從前用金屬貨幣的時候，有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這和生產沒有關係。如果在貨幣市場出現了兩種銀幣，一種是含銀成分高的，一種是含銀成分差一些的，兩種貨幣在市場上使用的結果，一定會出現這樣的現象：經過一定時候，在市場上充滿了銀子成分低的貨幣，銀子成分高的貨幣很快會在市場上消失，這是貨幣市場的規律，這個規律和生產沒有關係。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17世紀英國經濟學家把它當做一個規律表現出來。 「這貿易的運動有它自己固有的樣式，並且它自己又反過來對生產運動表現出反作用。美洲的發現是由於對黃金的渴望引起的，這種渴望在以前已經把葡萄牙人驅使到非洲去了(參看謝特柏爾的『貴重金屬的生產』)，因為十四、十五世紀歐洲的工業的發展以及和它相適應的貿易的發展是那麼強烈地使人要求更多的交換手段，而德國—1450年到1550年間最大的產銀國家—卻不能滿足這樣大的要求。從1500年到1800年葡萄牙人、荷蘭人和英國人的征服印度，目的都是為了要從印度輸入。沒有人想到要向那裡輸出什麼。可是結果，這些純粹由貿易的利益所引起的發現和征服，對於工業竟發生了多麼巨大的反作用：單單為了向這些國家輸出的需要，就建立了和發展了巨大的工業。」(第83—84頁) 最初是從這些殖民地國家輸入一些工業國所需要的東西，但這種輸入不久工業發展變成了輸出為主了。 「貨幣市場也是一樣。當著貨幣貿易從商品貿易分離開來時，它就—在一定的條件下和在生產與商品貿易所規定的限界之內—具有著自己所固有的發展，具有著由它本身的特性規定了的特殊的規律和樣式。不僅如此，當著貨幣貿易在自己的更進一步的發展中搞大成為有價證券的貿易，並且這有價證券又不僅僅表現為國家的證券」(第84頁)。這是指公債，我們國家也有公債，但我們現在的公債是不買賣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公債可以到交易所買賣。 「而且還把工業和運輸企業的股票也包含在內時，當著貨幣貿易(它在總的方面是受生產支配的)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對於生產的一部分取得了直接的支配權時—那時貨幣貿易對於生產的反作用就會更為強烈和更為複雜了。」(第84頁)上面我們講的用通貨膨脹來影響生產這是一種方法。 「銀行家成了鐵道、煤井、礦坑的所有者。這些生產資料具有著兩重的性質；它的勞動既必須適合於直接的生產的利益，又必須適合於股東們的要求，因為他是銀行家。」這種生產銀行家覺得可以發財他才幹，不能發財，他就不去搞了。「這裡最為明顯的例子，就是北美洲的鐵道。它們的全部業務都從屬於當前的某個吉·古爾得、萬得比爾特之流在交易所的活動，—對於個別的鐵道及其作為交通工具的利益來說是完全異類的活動。」(同上)不是直接的生產活動，交易所活動可以引起生產的多一些或者少一些，能夠支配鐵道的生產活動。 「就是在這裡，在英國，我們也看到許多鐵道公司在幾十年間為著劃分他們的區域而繼續不斷地進行著的鬥爭，在這鬥爭里花費了巨量的金錢，並不是為著生產和運輸的利益，而僅僅是由於持有股票的銀行家們力圖使交易所的活動容易進行這個惟一的目的。」(同上) 恩格斯這封信是1890年寫的，這個時候資本主義已經接近於帝國主義時期，銀行壟斷資本的作用逐漸抬頭，所以這封信表明恩格斯在這個時候開始看到銀行壟斷資本對工業的重要作用，開始看到資本主義由自由競爭發展到壟斷的苗頭。當然沒有列寧後來寫《帝國主義論》的時候看得那樣清楚，但是在那個時候所出現的這種突出現象，恩格斯已經看到了，而在前幾十年的信或者是文章裡面都沒有談到這個問題，在90年代恩格斯寫這封信時，就談到了這個問題。 「在我的這幾點意見中—關於生產和商品貿易的關係以及這兩者和貨幣貿易的關係的這幾點意見中，我已經在基本上回答了你的關於歷史唯物主義一般的問題。」(第85頁) 這一句話是他的中心點。生產、貿易和貨幣這幾點的關係說明了歷史唯物主義的一般關係。歷史唯物主義肯定第一性決定第二性的關係，同時第二性關係又反過來決定第一性的關係。事物在相互關係中間，有第一性的關係和第二性的關係。一切關係互為因果，但是互為因果中間有第一性因果關係和第二性因果關係；有第一位原因和第二位原因，要分清。找到第一位原因時不要忽視第二位原因。第二位原因也是原因，它有它一定的獨立作用。它跟《自然辯證法》後面講的因果關係聯繫起來，《自然辯證法》只講相互關係，沒有講相互關係中第一位和第二位的關係，所以這裡講得更全面了。在相互關係中有第一性關係和第二性關係的區別。在恩格斯的信里，這種第一性、第二性的相互關係重複了好幾遍，這是我們運用歷史唯物主義來觀察問題的基本原則。經常要注意第二位原因，我們很容易忽視第二位原因。 「從勞動分工的觀點上來看，這就最容易了解。社會產生出它所不能缺少的某些公共的職能。擔負這些職能的人們就形成了社會內部分工的一個新部門。他們由此獲得了甚至於與他們的授權者互相對立的特殊的利益，他們與後者相對地成為獨立的東西，於是—這就出現了國家。」(第85頁) 這裡講到國家問題，國家本來是經濟決定的，是階級鬥爭的產物，但是形成國家以後，國家反過來可以影響階級鬥爭，影響經濟。而且國家裡面的人有一定的獨立性，國家統治者個人的特點有時會對社會起作用，做總統的人的特點不同，他起的作用也會有些不同，但是這種不同不能根本改變經濟決定政治的規律，只是在某些具體特點方面，某些事情發展得快一點或者慢一點。 「同樣的情形也在商品貿易以及稍遲以後的貨幣貿易里存在：新的獨立的力量在總的方面來說應該是從屬於生產的運動的，但由於它內部存在著的，或者更正確地說，由於一度賦予它而漸漸地進一步發展起來的相對的獨立性」，這裡直接用相對獨立性這個名詞了。「使得它對於生產的條件和進程也發生了反作用。這就有著兩種不同的力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經濟的運動，另一方面是那向著最大可能的獨立性進展的、一經產生之後，還能夠進行獨立運動的新的政治權力；經濟的運動在總的方面為自己開闢著道路，但它仍然不能不受到那依據於它自己、而建立起來的、並且獲得相對獨立性的政治運動的反作用。」(第85頁) 我們可以舉這樣的例子，比如寮國和柬埔寨從前同樣是法國殖民地情況差不多，裡面都有共產黨。當頭子都是親王，一個是西哈努克，一個是富馬，兩個人的思想有一點不同，兩個國家的結果不同，發展不同，如果富馬到柬埔寨，西哈努克到寮國，柬埔寨和寮國的情況就不同了。蘇加諾他有特點，崇拜孫中山，要學習孫中山，所以出現了像印尼這樣的結果，當然，這個結果跟階級鬥爭有關係，但是和出現蘇加諾崇拜孫中山有關係。如果換一個人，情況也不一定這樣。國家領導人站在國家領導地位就有相對的獨立性，他可以在一定範圍內起某種程度的決定作用，但不是起最後決定作用。不過那一個國家的共產黨總是要最後勝利的，但是有些勝利得快一些，有些勝利得慢一些。這裡面就有上層建築相對獨立性問題。也有偶然性的問題，某一個人當了總統，當了首相，也有若干作用。 「這政治運動一方面是國家政權的運動，另一方面是與國家政權同時產生出來的反對勢力的運動。就像金融的市場在總的方面，在上面所說的保留條件之下，並且自然是顛倒地，反映著工業市場一樣，政府和反對勢力之間的鬥爭，也反映了從來就存在著、鬥爭著的階級間的鬥爭，而這反映也是同樣地顛倒著：它已不是直接的，而是間接的，不是作為階級鬥爭，而是作為追求政治原則上的鬥爭。它是這樣的顛倒，使得我們要經過成千年的時間，才能夠再發現事情的真相。」(第86頁) 這個運動本來是階級鬥爭的集中表現，是反映階級鬥爭的，但是看起來就是政治鬥爭，階級鬥爭是由它決定的。政治鬥爭是為了一些政治上的不同見解，不同的政治原則而進行的鬥爭。 「國家政權對於經濟發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種情形：它可能是循著同一的方向前進，事情就進行得更快；它可能與經濟發展的方向相反，這樣在今天的任何一個大民族裡，國家權力都要在一定的期間走向破滅；或者，它會把經濟發展的一定的方向切斷，並推進到另外的方向—這一種情形，歸根到底又會歸結為前面兩種的一種。很明白，在第二和第三兩種情形里，政治權力對於經濟發展會給與很大的損害，會造成大量的力和物的浪費。」(第86頁) 舉例來說，國家政權對於經濟發展反作用的三種情形：第一種像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無產階級專政，能夠把經濟向前推動得很快，實現飛速發展；另外一種是修正主義國家，和經濟發展的方向相反，因此要引起經濟的破滅；第三種情形最確切的例子是外來民族的侵略，武裝占領這個地方，它把經濟切斷了，比如歐洲人到了美洲，原來美洲印第安人是原始公社末期，按照歷史發展規律是向封建社會發展，但是，歐洲人一去就切斷了。還有中國古代的遊牧民族占領了漢族的農業區域，如蒙古族和滿族，可以把經濟發展的歷史切斷。切斷的結果有兩種情形，一種是新入侵的國家它的方向和經濟發展一致，比如蒙古入侵漢族，清占領漢族地區，它來了以後，仍然按照向前發展的方向從事政治活動。蒙古族開始到華北想把一些農田改成牧場，幾乎要實行了，後來耶律楚材(是金人投降蒙古的，他有幫助金人搞統治的經驗)要忽必烈不要這樣搞，搞了牧場不好，還是讓漢人照樣生產下去，這樣做有很多好處，每年可以收很多糧食來供給西征(打歐洲)，如果不這樣搞，盡搞成牧場，那麼多牛羊運不到歐洲去，對西征沒有好處。忽必烈接受了這一套，按照漢族制度來進行統治，所以生產沒有受到大破壞。清朝也是這樣，入關以後很快建立了統治，特別是康熙統治比較好，到了乾隆是發展的時代，這是清朝封建社會比較好的時代，和漢、唐一樣是興旺的時代，這是因為國家的方向和經濟發展的方向是一致的。不能因為他是滿清人，是進攻漢族的，我們就歧視他，把清朝人的統治看得一塌糊塗，一定把他說得很壞，這樣不公平，他的統治比崇禎皇帝的統治好得多。歐洲人到美洲這個方向也是前進的，生產也是超過歷史階段發展的。另一種是這個國家的方向和經濟發展相反，比如忽必烈剛到中原的打算，如果這個打算實行了，經濟就發生很大破壞。但是不管哪一種切斷，對經濟、物力都會有大破壞。因為切斷一個經濟發展過程，儘管以後仍然還是前進的，可是在切斷的過程裡面有大破壞，比如蒙古人、滿清人南下都有大破壞，對於這一點不能因為他以後有進步就給他塗脂抹粉，「揚州十日」、「嘉定之屠」，把全城人都殺光了，這些壞事他還是做了的。所以，恩格斯這裡講的可以概括一切歷史情形。還有這樣的情形，歐洲羅馬帝國是奴隸制，很發達，後來日耳曼人進來把羅馬帝國搞垮了，日耳曼人要用原始公社末期的制度來代替奴隸制度，所以他的方向是反動的，那時的破壞大了，經濟受破壞，文化也受破壞。日耳曼的領袖認為學習文化是最丑的事情，是可恥的事情。有一個日耳曼的領袖，他的女兒認識了羅馬教士(基督教士是有些文化的)，她跟這個教士學習拉丁文，非常有興趣，學了兩年很有文化了，後來她父親知道了就禁止了，處罰了她，也處罰那個教士，認為我們是高貴的人，是全能的，怎麼能幹「下流」的事情。所以那個時候文化是倒退的，從6世紀到9世紀這三百多年中間是過渡時期，9世紀才開始恢復。那個時候奴隸制度垮了，究竟是一個什麼制度?很混亂。封建制度是9世紀開始的。歷史是向前發展的，暫時切斷了、倒退了，最後還是向前發展的，所以最後還是出現了封建制度。 「除此而外，還有經濟資源的掠奪和野蠻的破壞這一種情形，這在以往的某些情況下面，有時會使一整個地區和民族經濟的發展全部遭到毀滅。這種情形在今天卻多半只有相反的作用，至少在大民族中間是這樣：被打擊者最後常常在經濟上、政治上、道德上要比勝利者得到更多的勝利。」(第86頁) 在奴隸制時代，占領一個地方可以把整個部落屠殺了，比如歐洲人到美洲，把印第安部落幾乎全部屠殺光了，因為它是落後民族，是原始部落時代，抵抗力小，一下子可以殺光。近代就不同了，殖民地國家要擺脫殖民統治，最後的結果是相反的。恩格斯的話可以作為預言，把今天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情況都預見到了。 下面是講法律問題，這一段比較重要。 「就法律來說，也是一樣：當有了新的分工的必要而產生職業的法律家時，於是又展開了一種新的獨立的領域。這個領域對於生產和交換雖然有著它的一般的依賴性，但同時對於後者又具有著一種特殊的反作用能力。」(第86—87頁) 為什麼上層建築會有相對的獨立性，因為上層建築不是空的，是有一批人組成的，有一批人始終以上層建築為職業，因此形成了一種特殊的階層，這是社會集團，這個集團就要搞它的相對獨立性。 「在一個近代的國家裡，法律不僅僅應該適應於一般的經濟狀況，不僅僅應作為它的表現，並且還必須是一種內部首尾一貫的、不至於因為有內在矛盾而自相牴觸的表現。為要完成這一點，就使得經濟關係的反映的確切性愈更受到破壞。法律的典籍愈是不能作為嚴峻的、尖銳的、沒有偽裝的一個階級統治的表現時，那破壞也就愈更厲害。」(第87頁) 第一段話比較重要，上層建築除了它是一批人外，要有獨立性，就要搞自己的系統，要使內部在自己的邏輯上能夠首尾一貫，因此基本上它要反映經濟的要求，可是為了它的邏輯系統，就不能完全反映。剝削階級統治的時候，他要偽裝成為全人類的，他要以全人類的名義貫串他的系統。用馮友蘭的話是他要採取一種普遍性的形式。實際上這也不是馮友蘭的話，有這麼一種偽裝的普遍性，馮友蘭把這種普遍性說成是超階級的形式，實際上完全是階級的，但是因為它有這種形式不是完全確切反映經濟基礎。統治階級內部本來是有矛盾的，而一種法律觀點只能反映這個階級一個階層的東西，這一派和那一派有不同的法律觀點，某一派的法律觀點占了統治地位，它能夠反映這個階層的利益，但是不能完全反映另外一個階層的利益，這就會發生衝突。 中國古代，特別是講儒家學說，講經學的人，他的法律觀點、道德觀點和封建階級某些人的意見是有矛盾的，因為他講愛民，不要過分糟蹋老百姓，可是統治階級裡面最富裕，最有權勢的人，偏偏不愛民，荒淫無恥，這就有衝突。這種衝突往往變成對抗性的，講經學的人往往要遭殃，甚至遭到殺頭。有時這個階級的統治不穩了，非要他的東西來欺騙不可，就用他一下，講經學的人一般不是當權的，比如漢朝的董仲舒，在意識形態方面代表統治階級，而他本人在統治階級裡面來說是倒霉的，沒有當過宰相，做過部分地方的國家官吏，不是皇帝的直接幫手。這種人在封建社會來說是正派人，他的言論裡面有時也反映一些民生疾苦，而且對老百姓糟蹋得太厲害，有反感，但又不是真正站在老百姓方面，不過是為了統治階級的統治著想，希望能夠永久統治下去，希望不要發生封建統治規律所必然發生的情況，實際上是違反客觀規律，但言論裡面反映一些民生疾苦，描寫了一些豪強糟蹋老百姓的現象，把它寫成文章，奏本上也有一些暴露。 講到對法律、道德有沒有繼承性的問題，可以肯定這一點。「繼承」這二個字有廣義、狹義的解釋，廣義的解釋是建立馬克思主義要利用舊的歷史材料，舊的歷史文化不管好的壞的統統要利用。利用的意思是總結歷史經驗，並不是說要把它拿過來作為自己的，而是把它拿過來研究，研究以後建立馬克思主義思想。所以廣義來說，所有的歷史遺產，我們都繼承。是繼承材料，把材料留下來，比如我們圖書館裡面把所有封建時代的東西，不管好的壞的統統保存起來，這也是繼承，是廣義的繼承。 狹義的繼承是我們是不是要它，是不是拿過來作為我們馬克思主義者也要利用的一些東西，如果這樣來解釋繼承就要嚴格一些，首先我們只能繼承人民中間的東西，有科學貢獻的東西，對大眾有利的東西，並且在繼承的時候，即使這些東西也要找精華，要批判地繼承，而不是原封原樣地繼承。因此那些封建的、資本主義的東西統統不要，丟掉它。對於封建道德我們繼承不繼承?不繼承。封建法律當然不繼承，要根本決裂。但是要不要把材料保留下來作為研究的資料呢?還是要的。一點也不研究過去，怎麼能夠把現在建立得更好呢?這是不可能的。 有時候還有一些概念、形式可以利用，這種利用並不是繼承封建道德，或者是資本主義道德本身，是利用它的學說。利用過來以後，形式、內容都變了，比如資產階級講自由，我們也講自由，但我們講的自由和資產階級的自由並不是一個東西，從形式上看，還是自由這二個字，但怎麼自由，和資產階級抽象的自由根本不同，我們是又有紀律又有自由，自由和紀律是結合的；而資產階級形式上是講自由，但和紀律完全相反，是對立的。恩格斯提出關於繼承問題的理論原則，具體的我們要作很多研究。 「應該說這事的本身就已經和『法律概念』有著矛盾了。」法律概念既然是反映經濟基礎的，就應當一點一滴地反映經濟，但是它又不能完全反映。「1792年到1796年革命資產階級的純粹的徹底的法律觀念，在『拿破崙法典』裡面已經有了許多方面的偽裝。」1792年那時是資產階級革命的法律，傾向性比較明顯，到了「拿破崙法典」裡面就更明顯了。「而所有在法典裡面體現出來的那些，還要隨著無產階級力量的成長，每天每天各式各樣地減弱下來。但這並不妨害『拿破崙法典』這個法律典籍成為整個大陸上的一切法典編纂的基礎。因此，『法律發展』的進程主要地不外就是這樣，首先是企圖要排除那把經濟關係直接翻譯成法律原則時所發生的矛盾，並建立起一種調和的法律體系；接著是經濟發展的影響和強制力又不斷地把這體系衝破，於是，又把它捲入新的矛盾里(我在這裡暫時只是就民法來說的)。」(第87頁) 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不斷矛盾，不斷地擴大矛盾，發展矛盾，解決矛盾，不但社會主義社會是這樣，資本主義社會也是這樣，封建社會也是這樣，上層建築中的法律學說，道德學說的基本精神不變，而個別部分是經常變的。 「經濟關係之在法律原理上的反映，也必然同樣是一種頭腳倒立著的東西、它的出現並不為當事者所意識到，法律家總以為自己是根據著先驗的原則行事，而不知道一切只是經濟的反映—於是一切都頭腳倒立著了。」(第87頁) 上層建築專家沒有這種自覺性，不知道是在反映經濟。「而這種顛倒，在它還沒有被人認識的時候，就構成了我們所謂的意識形態的觀點，而它之能夠反過來對於經濟基礎給以反作用，並且在一定的限度內還能夠變更經濟基礎，這對於我們好像都是自明之理。」(第88頁)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認為他的意識形態是獨立發展的，是反過來影響經濟的，把第二性的關係當成第一性關係。 「就家庭發展的同一階段來說：繼承權的基礎是經濟的。可是，好像在英國有著絕對的遺囑自由，而法國對於這自由卻有著嚴格的限制，這就很難說它們在一切細節上都只是由於經濟的原因。」這就有法律中的相對獨立性起作用了。「然而兩者都非常有力地反作用於經濟，因為他們影響到了財富的分配。」(第88頁) 「至於說到那浮懸在更高的空中的意識形態領域，如宗教、哲學等，那麼，這裡面還有著一種史前的、從歷史時代中發生和繼承下來的內容，這內容在今天我們把它叫做是荒謬思想。這些各種各樣的關於自然、關於人類性質、關於精靈、魔力等等的虛偽的表象，大都只是消極地建立在經濟的基礎上；史前時代的低度的經濟發展，把關於自然的虛偽的表象當做了補充，有時也當做了條件甚至於原因。」(第88頁) 這裡，恩格斯把宗教、哲學和法律加以區別，法律包括道德，比較直接反映階級利益，所以，它更直接決定於經濟，繼承性比較少一些。新的宗教、哲學跟史前時代的關係更多一些，新的宗教或者是新的哲學，差不多都要利用舊的哲學思想，舊的宗教神話建立起來的。西方的宗教哲學和東方宗教哲學是兩個系統，形式上有很大不同(當然最重要的東西是共同的)。西方哲學受基督教的影響大一些，中國的哲學一般說宗教的影響少一些，特別是儒家學說、道家學說，就哲學方面來講，宗教概念、神話概念比較少一些，孔子不講鬼神，他也相信有鬼神，半信半疑，但不怎麼講鬼神。儒家學說不談神的問題，只講天，實際上唯心主義的，儒家的「天」就是神。西方哲學講上帝，這是受宗教影響，這裡說的「這些各種各樣的關於自然、關於人類性質、關於精靈、魔力等等的虛偽的表象，大都只是消極地建立在經濟的基礎上」，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由於早期經濟不發達對於自然界的規律不能認識，因此就用一些精靈、魔力來作消極的解釋。 「但是，雖然經濟的需要曾是，而且愈來愈更顯著地成為前進著的自然認識的主要推動力，但如果有人想給這一切原始的荒謬思想都找到經濟的原因，那就未免迂腐了。」(第88頁) 這種荒謬思想有時是由於另外的原因產生的，不是由於經濟原因。 「科學的歷史，就是這種荒謬思想漸漸被排除的歷史，是它被新的、荒誕性日愈減少著的荒謬思想所代替的歷史。承擔這個任務的人們，就又是從屬於特殊的分工的領域，而在他們看來，好像自己是在一種獨立的領域裡工作著。在社會分工的內部他們愈更形成一種獨立的集團，那他們的生產物，以至於他們的謬誤，對於全社會的發展甚至於經濟的就愈更會發生反影響。但不論如何，他們本身仍然是處在經濟發展的支配的影響之下的。例如就哲學來說，這種情形在資產階級的時代就最容易得到證明。霍布斯是最初的近代唯物主義者(在18世紀的意義上)，但又是當時的絕對專制主義者，當時正是絕對君主專制在整個歐洲的全盛時代，而在英國正是開始與民眾進行鬥爭的時代。」(第88—89頁) 霍布斯是英國的一位唯物主義者，實際上是17世紀人，他的唯物主義是帶有18世紀性質的。他在政治上是絕對專制主義者，擁護君主專制，可是他的唯物主義是18世紀的，就是說是適應資產階級需要的。這說明上層建築、意識形態有相對獨立性，在階級立場上可以站在封建貴族立場，可是作為哲學家，他向前走了一步，在哲學上和資產階級一致了。 所以，我們研究哲學史不要簡單化，階級立場反動的哲學家，不一定哲學上都是反動的；有了進步政治思想的哲學家，不要毫無根據的一點材料都沒有就說他的階級立場一定是進步的。有一些人主張老子是唯物主義的，因此就一定要湊一點材料把老子說成是勞動人民的代表者這是荒謬的。他是周天子的史官或者是圖書館長這一類人，如果說那個時候是奴隸制度，他就是和奴隸主站在一起的。古希臘的赫拉克利特，他的立場是同情貴族的，但他的哲學是辯證唯物主義的。這就是說，哲學家可以自相矛盾的，他作為一個階級是落後的，作為一個哲學家，他要概括當時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所以他在哲學上研究出來的東西是唯物主義的，可是在政治方面是代表貴族方面的。文學上也是這種情形，比如有的作家，作為階級代表人是站在貴族方面的，但是作為文學家是好的文學家，是反映現實的，他反映封建貴族的沒落，資本主義的發展。所以，他的立場是同情貴族的，而他的文藝作品是反映資本主義發展的。他自己就有矛盾。這個矛盾說明搞意識形態的人是有相對的獨立性的。赫拉克利特在哲學上對於貴族奴隸主有相對獨立性，他的哲學實際上是和工商業奴隸主站在一起。 馮友蘭解釋老子是荒謬的，他說老子是貴族奴隸主的代表，是反動的，他的哲學是唯物主義的。為什麼?因為立場最反動，哲學最進步，好像只有反動的立場才能夠有進步的哲學。他不懂得辯證法，不懂得上層建築相對獨立性的問題，因此不會解釋這個問題。他的《中國哲學史新編》已經出版了，就是講這一套的。立場越反動怎麼會哲學越進步，進步哲學是反映他的反動立場的，反動階級已經沒落了，沒落就絕望，絕望就講辯證法。他的解釋大體是這樣的意思。「洛克在宗教上和政治上都是1688年的階級調和的產兒。」(第89頁)那個時候資產階級和封建貴族採取了調和方法。霍布斯開始反對資產階級，英國革命的時候他跑到法國，等到英國革命勝利了，又回到了英國，和資產階級妥協了。洛克是反映資產階級和封建勢力妥協的產兒，他的哲學基本上是唯物主義的，有一點二元論的因素。 「英國的無神論者，和他們的更徹底的繼承者，即法國唯物主義者，都是真正資產階級的哲學家，法國唯物主義者甚至於還是資產階級的革命的哲學家。在康德到黑格爾的德國哲學裡，顯現著德國資產階級的庸人性質—時而積極地，時而又消極地。」(第89頁)這是指向封建勢力妥協的那一種資產階級。「但是，作為特定的分工領域，每一時代的哲學都把一定的思想材料作為前提，這材料是它從它的先行者繼承下來，而它就是從這裡出發的。於是就發生這樣的事：在經濟上落後的國家，在哲學上倒能夠奏起第一把提琴來：例如18世紀的法國對於英國(法國人就是立足在它的哲學上的)，後來的德國對於前兩者。」(第89頁) 經濟落後的國家在哲學上打先鋒，不一定直接反映經濟，只要能夠綜合一些材料然後就能向前進，例如18世紀法國對英國，18世紀法國比英國經濟落後，但是法國的唯物主義比英國高。德國也是這樣，經濟比英國、法國落後，但是在19世紀初期，在哲學上比它先進。 「但不論在法國或在德國，哲學，就像當時一般的文學的繁榮一樣，仍然是一種經濟的高漲的結果。」(第89頁)歸根到底是經濟高漲的結果，儘管是落後，但是在落後基礎上高漲，從絕對意義上來講是落後，但從相對意義來講是高漲。 「我認為就是在這些領域上，經濟發展的最後的至上權仍然是無可辯駁，不過它要表現在該領域本身所規定了的條件之內」即有條件地反映經濟。「例如在哲學裡就表現為經濟影響對於先行者遺留下來的現有哲學材料所起的作用(它多半又是首先在政治等等的外衣之下起著作用的)。」(第89—90頁) 先行者遺留的材料一大堆，哲學家要在這一堆材料裡面找出一些有用的東西來，哪一些對他有用，這最後決定於經濟，決定於階級鬥爭。 「經濟在這兒並沒有重新創造出什麼東西，它只決定著在現存思想材料的變更方式和更進一步發展的方式，而這決定作用也多半是間接的，當它是作為政治、法律、道德的反映而對哲學發生著重大的直接作用的時候。」(第90頁) 經濟往往通過政治、法律然後影響哲學，正因為這樣，哲學內部矛盾才會突出，哲學家從階級立場上反映他的階級，在哲學上可以因為政治、法律以及其他的前哲學的影響，比如當前哲學思想的影響，自然科學的影響，使得他的哲學表現和階級立場、政治立場有矛盾。這種問題都需要具體分析。所以研究上層建築問題很複雜，尤其是更高的上層建築更複雜，特別是哲學史，在這個問題上不能簡單化。現在有些同志簡單化，哲學史特別是中國哲學史很複雜，有很多簡單化的東西，要完全搞清楚還需要做很多努力。 下面幾段沒有什麼，不念了，最後一段念一下。 「這些先生們所缺少的，就是辯證法。他們常常只看見這裡是原因，那裡又是結果。他們一點也不知道這是一種空洞的抽象，不知道在現實世界裡，這種形上學的兩極對立，只存在於危機時期，不知道整個大的進程是表現在相互作用里—雖然是極不相等的力的相互作用，雖然經濟的運動在這裡一直都是最強力的、最根本的、最有決定性的—不知道這裡沒有絕對的東西，一切都是相對的。」相對裡面有絕對，第一性與第二性是絕對的。「這事他們一點也看不見，對於他們，黑格爾是不曾存在過的……」(第91頁)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強調黑格爾的辯證法。 5.第十七封信、第十九至第二十一封信的概略講解 現在回過頭來講第十七封信：恩格斯給布洛赫 —1890年9月21至22日於倫敦 這封信沒有很多可講的，主要還是開始那幾句話。可以讀一下。 「……依據唯物主義的歷史理解，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在歷史過程中是最後地成為決定的因素。不論馬克思和我，都沒有主張過更多的東西。倘若有人作這樣的曲解，說經濟的因素是惟一決定的東西，那他就會把這個原理轉變成沒有意義的、抽象的、不合理的空話。」(第78頁) 有些講馬克思主義的人把馬克思主義曲解了。經濟是最後的決定原因，但不是惟一決定的東西，上層建築有相對的獨立性，這種相對的獨立性，是有區別的，要看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更接近還是稍微遠一些，比如道德和法律，直接決定於經濟，決定於階級，更接近經濟一些；哲學、宗教、文藝離經濟間接一些。上面我們說過，哲學家的階級立場和他的哲學思想發生矛盾的情形，在道德形式、法律形式裡面一般看不出來。階級立場是封建貴族的，但哲學思想是資產階級的，這種情形在道德、法律裡面一般是沒有的，因為道德、法律直接反映經濟，直接反映階級。 「經濟狀況是基礎，但上層建築的各種各樣的因素：階級鬥爭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勝利的階級在戰勝之後所創立起來的憲法之類—法律形式，以及這一切現實的鬥爭在鬥爭成員頭腦里的反映，如政治的、法律的、哲學的學說，宗教的觀念以及這觀念之進一步發展為信條系統等等。」(第78頁) 經濟產生階級鬥爭，階級鬥爭產生鬥爭的政治形式，鬥爭的形式再產生新的階級鬥爭，統治的階級就把政治固定為法律。另外，階級鬥爭和政治鬥爭上又有意識形態的各種學說，這種政治、法律、哲學學說、宗教概念又反映階級鬥爭。所以第一是經濟，第二是階級鬥爭、政治鬥爭、法律，然後意識形態又反映階級鬥爭，反映政治。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裡面講的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而意識形態又是政治和經濟的反映，意識形態又反映經濟、又反映政治。毛主席概括得很好，比史達林在《論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問題》裡面的說法完全一些。史達林說，上層建築首先是產生於經濟，經濟反映為上層建築的各種觀點，然後這種觀點又產生政治制度以及其他的制度。好像先是經濟，經濟變為意識形態，意識形態反過來形成政治制度，這種提法有可以考慮的地方，值得研究。 「這些因素對於歷史鬥爭的過程也會發生影響」(第78頁)，這是講意識形態對於歷史鬥爭發生影響，這就是反作用。原來意識形態是反映政治的，現在反過來對政治發生影響。發生什麼影響?「而且在許多場合對於它的形式還起著主要的決定作用。」(同上) 上層建築中間的意識形態不僅僅是反映基礎、反映政治，而且能夠反過來影響政治，並且在一定情況下對於政治起主要的決定作用。這是講在政治鬥爭的形式方面起主要的決定作用，而不是講對它的內容，上層建築不能改變政治鬥爭的內容，只能反映政治鬥爭，然後又影響政治鬥爭，為政治鬥爭服務，但是不能把它的本質改變了。可是對於它的形式是可以改變的，可以決定政治鬥爭是採取這種形式還是採取那種形式，是採取宗教形式還是採取法律形式，或者是採取別的什麼形式，或者是採取不同的學派形式、黨派形式。比如我們中國從前有黨派形式，明朝有東林黨，從形式上看是學派。 「這裡存在著一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其中，經濟的運動是作為必然的東西通過無限大量的偶然性(也就是通過這樣的一些事物和事件：它們相互間的內在關聯是那麼疏遠，那麼難於確定，使得我們可以把它撇開，把它看做並不存在的東西)，而最後地為自己打開道路。」(第78頁) 這封信主要的是這些，後面所講的都是一些例子，大家可以自己看。 第十九封信：恩格斯給梅林 —1893年7月14日於倫敦 第十九封信的內容多一些，原來決定把第二十一封信念一下，看起來二十一封信的內容不那麼多，所以第十九封信多講一些，把原來的程序改變一下。 這封信也是講觀念形態相對獨立性和繼承性的。這封信的第二段要注意一下，這不是涉及哲學本身問題，但有一點我們應當注意的就是恩格斯的謙虛態度，要好好讀一讀，值得我們學習。他對梅林說：「你把超過了我的分內的過多功績歸到了我身上，尤其是當我想到，有許多東西，看起來好像有時是由我獨立地發現的，其實在我之前，早已由眼光更深刻和視野更廣闊的馬克思所揭示出來了。」這很使人感動。雖然不是哲學本身的東西，也應當注意，特別是我們研究理論的人，謹防自己好像寫出一點東西，好像是自己創造了什麼東西，要警惕這一點。恩格斯始終把馬克思稱為巨人，把自己當做幫手，這種態度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值得我們學習。 第三段可以念一下，這是對梅林的書的意見。 「此外還有一點遺漏，這一點事實上在馬克思和我的文章里通常地強調得不夠，而由於這樣的原因，我們都同樣負有責任。這就是：我們最初是把主要的著重點放在政治、法律以及其他思想體系的觀念如何產生的問題上，以及作為它們的基礎的經濟因素如何對它們發生制約作用的問題上—我們這樣做是應該的。在這樣做的時候，我們為了內容的緣故，竟忽視了形式的問題，如：這些觀念的形成是經過什麼途徑的?這就使我們的論敵找到了所期望的口實，來挑起誤解以至於進行曲解，其中最顯著的例子，就是保爾·巴爾特。」 梅林這本書裡面對於上層建築觀念形態的獨立性沒有太注意，所以恩格斯在這個問題上對梅林提出意見要注意這一問題，但是他提意見的時候是用自我批評的形式提出來的，我自己強調得不夠，只注意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觀念形態，沒有注意上層建築觀念形態有它的繼承性、相對獨立性。上層建築內容一定是反映經濟，反映階級鬥爭的，但是上層建築形式只是從以往歷史遺留下來的材料發展起來的。《反杜林論》也講這個問題，社會主義內容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鬥爭的結果，但是就它的形式來講，是18世紀那一些思想家，一些思想材料的繼承。所以講繼承性是講繼承的什麼形式，如果講內容，新的意識形態和舊的意識形態有原則的區別，特別是無產階級意識形態和以前的意識形態根本是決裂的關係，但就形式來講不一定。我們也會利用一些以往觀念形態的材料。繼承性問題要從內容和形式的區別方面來著眼、來考慮、來研究，才能解決問題，不要籠統講我們是繼承或者是不要繼承，不加以分析籠統講，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下面一段和前面的意思差不多，還是講思想家主觀上的觀念形態有它獨立發展的過程。 「思想體系是一種過程，這過程雖然是憑藉著所謂思想家的意識來完成，但所憑藉的是虛偽的意識。推動著思想家的那真正的原動力，在思想家是不知道的，不這樣它就不會成其為思想體系的過程。」(第93頁)我們馬克思主義者是知道的，這是寫以前的思想家。「這就是說，思想家自己所想像到的只是假的或表面的原動力。因為它是思維過程，所以不論它的內容或形式，都是從純粹的思維里引導出來，或者是從思想家自己的或者從他的先行者的。」(第93頁)馬克思主義從思想形式來說，是從德國哲學引導出來的，從英國經濟學引導出來的，從法國社會主義思想引導出來的。 「思想家僅僅是憑藉著思想上的材料來工作，他毫不躊躇地把這材料當做從思想里產生的東西，而不再進一步去探究比較遠一些的、不從屬於思維的源泉，這樣的做法在他們看來好像是自明的，因為他們以為，既然人類的一切行動都是以思想為媒介的，那麼歸根到底它的基礎也就應該是思想了。」(第93頁)這不需要解釋了，念一念是表示它的重要性。 「歷史方面的學者(這裡說的歷史方面，是簡單地概括了政治、法律、哲學、神學的領域，一句話，即屬於社會而不是只屬於自然的一切領域)—歷史方面的學者」(第94頁)。這不是講一般地寫一寫歷史，是研究社會方面的學者，「在每一科學領域裡都保有著一定的材料，這材料是從前一輩的思維里獨立地形成起來，並在這些相互繼承下來的後輩的頭腦里構成一種獨立的、特有的發展系列。」(同上)這些都是一些思想家自己主觀的錯覺。這都不需要解釋了。 另外注意一下第95頁第二段，恩格斯做了自我批評。他說： 「對於事情的這一方面(我在這裡對它只能略微提到)」，指思想觀念形態有相對獨立性方面。「我覺得我們都沒有給予它所應該受到的重視。這是一個舊的典故：在開始時常常因為內容而忽視了形式。如像已經說過的，我就是這樣做了，而缺點常常是在事後才看出來。因此，我不僅僅要避免為這種事向你提出責難，—相反地，像我這樣一個在更早時候就負有同樣罪責的人是沒有權利這樣做的，—我只是希望你在將來對於這一點提起注意。」(第95頁) 下面一段前幾句話可以念一下： 「與這相關聯的，還有些學者們的荒唐觀念：說因為我們不願意承認歷史上起作用的各種思想體系部門的獨立的歷史發展，因此也就否定了它們對於歷史的一切作用。」(第95頁)講兩個意思，一是思想體系的獨立作用，一是思想體系對於歷史其他方面的相互作用，有一些人就曲解了。「這種看法的基礎乃是那呆板的，把原因和結果當做僵硬地互相對立的兩極來看的非辯證法觀念，是對於相互作用的絕對忽視。」(第95頁)下面是說一些例子，「這些先生們常常故意忘記了：當一種歷史的現象被其他的、歸根到底被經濟的原因推動到世界上來時，它就能夠對於周圍環境甚至於它本身的原因發生反作用。」(第95頁)不僅對於經濟及其他方面的反作用，對於自己本身還有反作用，形式繼承性也就是自己對自己的作用。 這一封信就是這幾點要注意，意思都講了，沒有什麼別的要講。 第二十封信：恩格斯給丹尼爾遜 —1893年10月17日於倫敦 這封信是講農村公社問題。這封信沒有什麼需要解釋的，我上次講過，這封信等於批判了俄國的民粹派。民粹派認為原始公社可以進入社會主義，恩格斯批評了這一點，他說：「我還要更進一步說，在俄國，也像在任何別的地方一樣，不可能由原始的農村共產主義發展為更高級的社會形式，如果這種更高級的社會形式不曾在某些其他的國家裡已經體現於生活中並可以引為範例的話。」(第101頁)這一句話是反對民粹派的重要的話，這還是一分為二的，不是死板地只講一點，農村公社不可能發展為高級社會形式，但也不是絕對不可能，怎麼才可能，怎麼才不可能，是有條件的。馬克思主義者看問題都要看條件，一切都要看到它的相對方面。民粹派在那個時候世界上還沒有社會主義國家的情況下，原始公社要發展為高級社會主義制度是不可能的，沒有範例。但是這個問題在俄國革命以後就不能這樣說了。比如中國革命勝利以後，有一些少數民族是原始公社末期，它可以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這是因為有了範例，有了黨的領導，才能這樣做。 第二十一封信：恩格斯給斯他爾根堡 —1894年1月25日於倫敦 這封信有一些需要解釋的問題，有一些複雜、不明確的問題，念一下。 「一、我們所了解的經濟關係(我們把它看做社會歷史的決定基礎)，是一定社會的人類在生產他們的生活物資和互相交換生產物(在分工存在著的情形下)時所採取的方法和方式。」(第103頁) 交換和分工分不開，沒有分工不會有交換。這裡講的分工是社會分工，如果一個家庭裡面的分工就不是交換。社會發生了分工以後就有了交換，我們講的經濟關係是在生產生活資料的時候和互相交換生產物所採取的方法和方式，所以經濟關係是講生產關係，不是講別的關係。 「因此它裡面包括著生產和運輸的全部技術。依我們的見解，這技術又決定著交換的方法和方式，然後又決定著生產物的分配，從而，又在氏族社會解體以後，決定著階級的劃分，決定著支配和奴役的關係，從而又決定著國家、政治、法律等。」(第103頁) 可以引起這樣的誤解：恩格斯是不是把技術也當做生產關係看待?從字面看的確可以做這種解釋，因此，有人批評恩格斯在這裡搞錯了，把生產力要素和生產關係混淆起來了。現在恩格斯不在了，沒有辦法去問他，只有我們自己來研究。在我看來，在這裡，恩格斯沒有直接把技術當做生產關係，只是說經濟關係裡面包括著技術，它不能脫離技術。要了解生產關係要注意到技術，研究經濟關係要考慮生產力。為什麼?他解釋說：「依我們的見解，這技術又決定著交換的方法和方式」，不是說技術等於交換的方法和方式。他上面講的經濟關係是講交換的方法和方式，並沒有講技術交換的方法和方式包含生產關係的意思。和馬克思給安能科夫的信一樣，生產和交換方式不是一個意思。當時使用名詞沒有嚴格按照他們後來確定的名詞使用，他上面寫的可以解釋成恩格斯把技術當成交換方式，而後來的解釋是把技術和交換方式分開，和階級關係更有分別。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說：恩格斯在這裡沒有錯，至少是基本上沒有錯，只是用詞、用概念不很嚴格，也可能是寫一封信因匆忙而隨便一點。當時寫這封信是1894年，當時恩格斯已經很老了，身體也很差，在這種情況下寫一封信不很嚴謹是可以理解的。大體上來講，歷史唯物主義的關係是生產力決定交換方式，決定分配，決定階級，決定國家和政治。 下面這句話也是有誤解的：「此外在經濟關係的概念里所包含著的，還有經濟關係依以活動地理的基礎，還有那在事實上遺留下來的以前經濟發展階段的殘餘(這殘餘之能保存下來常只是由於傳統或隋性力)，自然也還有那從外部把這個社會形式包圍起來的環境。」(第103頁) 如果照那一種解釋，恩格斯把地理、舊社會的殘餘都包括在生產關係裡面，那恩格斯就犯了大錯誤，是根本性的錯誤，我看恩格斯不至於這樣。恩格斯的話的意思並不是說地理的基礎就是經濟關係，只是一種條件，就是說，在研究經濟關係的時候要研究地理條件，這是要防止簡單化的意思。馬克思《資本論》裡面也講了很多地理條件，資本主義最初發展的時候，有沒有發現新大陸這有區別。在新大陸發現以前或是發現以後，有很大的關係。美國的地理條件使得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有它的特點。恩格斯也沒有把地理條件歸入生產關係，這只是條件。從外部把社會包圍起來的環境是一些自然條件，這要考慮。這裡不是只提出地理，而且還提出各種自然環境和以前經濟發展階段的殘餘，這更用不著解釋了，沒有什麼可以誤會的。所以，恩格斯基本上沒有什麼錯誤，只是用語上不夠嚴密，這種問題可能是有的。 「倘若如你所說，技術在很大程度上是從屬於科學的狀況，那麼，科學就在更大得多的規模上從屬於技術的狀況和需要，倘若社會上出現了一種技術上的需要，那就比十個大學還更能推動科學前進。」（第103—104頁） 這裡有這樣的問題：究竟是科學決定生產，還是生產決定科學?照恩格斯的看法，是相互關係，在相互關係裡面有第一性、第二性。其中有生產和科學的關係，又有技術和科學的關係。技術決定科學，這是第一性的，科學又決定技術這是第二性的。這是辯證法裡面相當普遍的問題，到處都有相互關係，相互關係裡面都有第一性、第二性的分別，這是一個相當普遍的辯證規律。我們看問題都要這樣看，特別是研究人類歷史。人類歷史太複雜了，所以只看因果關係是片面的，要看相互關係，單看到相互關係也有一些片面性，在這相互關係裡面又要看到第一性和第二性的關係，要抓住這一點。 「二、我們把經濟條件看做歷史發展中最後的決定條件。但種族也正是一種經濟的因素。在這裡有兩點是不能忽視的……」(第104頁)是不是會有人把種族看成是經濟關係?不能這樣解釋。民族特點也是一種經濟的因素，是影響經濟產生特點的條件。下面都是一些具體解釋，不一定要講了。 這一本書就講到這裡，以後有疑問可以提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