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情定則 · 又一個《情波記》的著者(1)

尹若 豈明老人在最近的《語絲》上說他讀了張競生先生的《新文化》上底廣告（為張先生與褚女士脫離關係的申明），令他想起華林的《情波記》來。是的！我也有同樣的感想。這雖不能說是「英雄所見略同」云云，但至少豈明老人的話，是為我「聞所欲聞」且「恰中心坎」而聽起來，同聲附和的。 幾年以前，華林兄發表的《情波記》，至今猶令我們能夠想起，這實足以表示《情波記》之給予我們的惡劣的印象太深了。《情波記》的著者華林，是太不懂得自由戀愛的真義了。所以在當時曾引起了京滬各報許多上至大名鼎鼎的學者，和下至一無名氣的小卒的批評和攻擊，我個人是和華林有相當友誼的，但他這種行為（發表《情波記》）也為我所不取。 然而，張競生先生又做了《情波記》的著者第二了。他痛心於褚女士和她脫離夫婦和其子的母子關係。於是在《新文化》第二期上大登其廣告，大罵褚女士「為無恥的婦人」，並說將要發表一篇什麼《美的情感》來述說他倆的經過。嗚呼，吾知張競生又將繼華林而發表《情波記》矣！ 記得在上海去年的一個嚴寒的冬天，已是午後了，我約著幾個朋友一起到一家川菜館裡窮作了一回樂，並喝了幾杯苦酒，精神十分興奮。出門後，大家都不知道往何處去，我便提議去訪張競生，他們都贊成。於是我們便走到法界豐裕里九十四號了。進門後，我才知道華林兄也在那裡。我們互相閒談了許久，我個人為了與張先生交涉投稿《新文化》的事，更和他多說了一些話。他一面說話，一面又與我們調合咖啡茶。正在這個當兒，他忽而停止了工作，轉身上樓去了。我們都知道他和他的夫人都是住在樓上的，我們去坐談的地方，是他的會客室。我和一些朋友在客室中坐談了許久，大家覺得有些倦了，然而張先生卻老不走下樓來。最後，我主張回家去，而且主張「不辭而去」，於是我們都一同起身往外走。但此時，張先生卻匆匆下樓了，他拉著華林兄的手，他說他的夫人和他起了口角，要華林上樓去為他排解。他一面對於我們的走，卻不強留，他只說了一聲：「對不住，改天再來說罷，今天我的家庭起了變故。」 走出了他的後門，我們大家都笑著說：「他做了許多關於性美的書，想來總會對付他的愛人了，但是，今天為甚麼他會和他的夫人口角呢？」我回答：「這怕是學理與事實的衝突罷？」 自從此日以後，為了我要幫助《新文化》做點關於社會和經濟方面的文字，他說一定要約我聚餐（其實在此次訪他以前，他已約過了），但此事終未實現。後來，我始知道他和他的夫人褚女士鬧翻了，終至於使褚女士逃走了。他因為「自己的伴侶跟隨他人逃走，鬱悶極了，眉頭不展，笑口未開者若干日」，故索性把約我聚餐的事也打消了罷？自然，這於我，不過少喝杯咖啡茶及其他而已；然而，張先生之「悲哉，三年間同住，一旦分離……言念及此，心碎神迷」的可憐狀態，亦可想見矣！ 但是，自己的伴侶跟人逃走了，便應該大登其廣告，大罵她是「無恥的婦人」嗎？豈明老人說張先生欲借禮教的威風，博得世人的給他的同情，並由此處看出了張先生的卑劣的心理，這話是千對，萬對！ 我現在對於張先生與褚女士的事件，還是要唱我的老調子。我就把我對於金羅事件的批評轉介紹到這裡來： 「所謂自由戀愛的真義，是指的男女兩性，每個人有他和任何人發生戀愛的自由。不管男性或女性，他願意愛某人的時候，他便可與某人相『親近』，相『結合』；他一旦不愛某人了，別有所愛了，他便可和某人相『離棄』，相『拉倒』。」（《新女性》二卷三期。） 聽說張先生與褚女士，三年前也是自由戀愛結婚的，那末，現在他倆因為「感情不好」，而褚女士又有了「情書可證」了。這離棄就得了！這互相「拉倒」就得了！還有旁的話說嗎？ 然而張先生競要做第二部《情波記》，一定要口出怨言，實行「愛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主義，這就錯了！這就根本違反了自由戀愛的原理，而且是蔑視了婦女的人格！ 我批評金羅事件時，曾說：「現在還有許多青年做著與金拓同樣的惡夢呢！」嗚呼，吾不幸而言中了！ 一九二七，四，二一，武昌 * * * (1) 本文原載1927年4月22日《中央副刊》第3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