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的藝術 · 第四章 愛的實踐
以上我們分析了愛的藝術的理論方面的問題，心中我們面臨的是一個更為困難的問題，那就是愛的藝術的實踐問題。除了進行實踐外，難道可以從紙上了解一些有關實踐愛的藝術的問題嗎？
今天大多數人——包括這本書的許多讀者——都希望從別人那裡得到如何行動的秘訣，希望別人給它們上「愛情課」，這一事實是增加了我們的困難。我擔心那些希望得到秘訣的人在打開這本書最後一章時，會大失所望。愛情是一種個人的體驗，每個人只能通過自己並為自己得到這種體驗。事實上，幾乎我們每一個人，作為孩子，作為青少年或者作為成人都至少有過這方面的最基本的體驗。因此討論愛情的實踐問題只能是討論進行實踐的先決條件，也就是實踐的最初步驟。而達到目的的最終步驟都得由每個人自己去做出，所以討論的範疇只限於最初步驟。儘管如此，我相信這場討論必將有助於掌握愛的藝術——至少對那些不期望得到「一定指示」的人是有益的。
行使任何一門藝術都需要有一些基本的東西，木匠藝術、醫療技術和愛的藝術都是如此。首先要求有紀律。如果沒有紀律，我將會一事無成。如果我是憑一時的「興致」去行事，這也許會成為使我感到愉快的一種嗜好，但我永遠成不了大師。這裡所指的紀律不是實踐一門特殊藝術所要求的紀律（如每天要堅持練習幾個小時），而是貫穿人的一生的紀律。也許有人會說，對當代人來說莫過於比學校紀律更容易的事了；難道當代人不是每天都要遵守勞動八小時的紀律嗎？但實際情況是，在工作之外人很少能表現出一點自我紀律來。一旦他不工作，就十分懶散，無所事事——用一句好聽的話來表達就是他想「輕視一下」。但恰恰是這種什麼也不想乾的意願是對生活秩序作出的一種反響。正因為人們被迫每天八小時為別人的目標付出力氣，以一種勞動節奏規定的方式工作，所以他就要反叛，而這種反叛就採取了無所作為的態度。另外他在反對權威的鬥爭中對每一種紀律都已抱有懷疑的態度。不管這種紀律是非理性的權威強加給自己的還是自己給自己規定的理性的紀律。但如果沒有紀律，生活就會七零八落、混亂和沒有集中。
集中是掌握藝術的一個必要條件，這一點是無需證明的了。每一個試圖學會一門藝術的人都了解這一點。但是在我們這個社會集中比自我紀律還有罕見，我們的文化已經導致一種非集中的、分散的、史無前例的生還方式。人們往往同時干幾件事：看書、聽收音機、談話、抽菸、吃飯和喝酒。人成為消費者，張開大嘴坐著，貪婪地吞下一切東西：畫片、燒酒和知識。這種缺乏集中的想像特別表現在我們現在已經很難一個人安靜地坐著。大多數人已經不會一個人安靜的坐著，不說話，不抽菸、不看書和不喝酒。他們很快就會變得不安起來，他們一定要動嘴或者動手。（抽菸就是缺乏集中的一個症狀，抽菸的人即動手、動嘴、也懂眼睛和鼻子。）第三個因素是耐心。學過藝術的人都值得要達到目的就必須要有耐心。想儘可能快的取得結果的人永遠也學不會一門藝術。儘管如此，對現代人來說耐心同紀律和集中一樣是難以做到的。我們整個工業系統提倡的恰恰是耐心的反面，那就是要快。我們所有的機器都是為了達到快的目的：汽車和飛機把我們很快地送到預定的地點——而且要越快越好。以一半的世界生產同樣多的產品的機器要比舊的和運轉慢的機器好一倍。當然這裡有重要的經濟原因，但是正如同許多其他的方面一樣，這一點也體現了人的價值原是由經濟價值所決定。對機器是好的東西必然對人也是好的——這聽起來似乎合乎邏輯。現代人認為如果他不很快地處理事情，就會失去時間，可他並不知道他如何利用他由此贏得的時間——除了只會無聊地打發時間。學會一門藝術還有另一個條件那就是對掌握這門藝術要有極大的興趣。如果一門藝術沒有最高意義的話，那沒有一個學徒會學這門藝術。他最多成為一名業餘能手，但不可能成為大師。這一條件對愛的藝術如同對其他的藝術一樣同為重要。但看起來，在愛的藝術中，業餘能手的人數要遠遠超過大師。
在談及學會一門藝術的一般條件時還必須提及一點，那就是人們從來不是一開始就直接地學會一門藝術，而總是間接地學會這門藝術。一開始人們必須學會許多其他的、而且看起來經常是同這門藝術無關的東西，然後才開始學子這門藝術。木匠學徒要先學會刨木頭，學鋼琴的人要先練習音階，而學習禪宗射箭藝術的人則要先練習呼吸。為了使自己成為一門藝術的大師，必須把一生獻給這門藝術。在實踐這門藝術時，自己要成為工具並保持一定的狀態，以適應需要完成的任務。這一點在實踐愛的藝術上就意味著所有想成為大師的人應該把生活的每一個階段訓練紀律、集中和耐心作為實踐愛的藝術的開端。
那麼如何訓練紀律呢？我們的爺爺輩能更好地回答這一問題。他們會建議我們早起，不要過奢華的生活，要努力工作。但這種類型的紀律也有不利的一面。這種紀律死板，是把節餘的道德放在首位，並且在很多方面與生活為敵。但作為對這類紀律的回答，今天越來越大的傾向是以一種懷疑的目光來對待每種紀律，並以一種懶洋洋的無所事事來找到八小時之外的平衡點。每天早晨按時起床，按時進行一定的活動，如禪坐、看書、聽音樂和散步，不做或者有限度地做一些分散注意力的是如看偵探小說和電影，不暴飲暴食——這些都是明顯的基本要求。但是最重要的是不要把紀律看作是外部強加的東西，而應該成為自我意志的體現，應該感到這是一種愉快，並且逐漸習慣於一種生活態度，一旦放棄它，便會若有所思。我們西方扔對紀律觀念最令人遺憾的看法（對其他的到底亦是如此）是，他們認為紀律必會使人難受或不適，紀律只有達到這種效果，才是「有用的」。但是東方人很久以來就認識到，與身心有益的東西必定使人舒適，即使開始的時候需要克服一定的阻力。
生活在我們文化中的人很難做到集中，因為我們的全部文化似乎都是為了「分散注意力」和反對培養集中的能力。最重要的步驟是要學會一個人單獨呆著，而且不看書，不聽廣播，不抽菸和不喝酒。有沒有集中的能力表現在能不能單獨地呆著——而這種能力優勢學會愛的一個條件。正因為我不能自力更生，所以我只能把自己同另一個人連在一起。這個人也許就是我的生命的拯救者，但是這種關係同愛情無關。是否能一個人呆著居然成為有無能力愛的條件之一，這一點會令人奇怪。但每一個試圖這麼做的人將會知道做到這點是很難的。隨著時間的推移他會坐立不安，甚至會感到有點害怕。於是他就會找出各種藉口為自己放棄練習辯護，他會說一個人呆著毫無意義，是愚蠢的，太浪費時間，等等。他在練習的過程中還會確定，一個人呆著的時候，各種各樣的念頭都會冒出來，困擾你。他會突然發現他正在打算這一天還能幹些什麼，他在思考工作中遇到的困難或者是考慮今天晚上上哪裡去。但是做一些簡單的練習就能幫助他集中，譬如：輕鬆地坐著（即不要懶散，也不要緊張），把眼睛閉上，努力使自己的眼前出現一片白色，並排除一切干擾自己的畫面和念頭。然後可試著觀察自己的呼吸——不要去想它，也不要去影響它，而只是要意思到自己在呼吸。另外還要試著得到一種「自我」的感受；我=我的自己+我的力量的中心+我的世界的創造者。至少每天早晨要做二十分鐘這樣的練習（如果有可能還有延長）和每晚睡覺前堅持練習。除這些練習外還有學會專心做一切事：專心聽音樂、看書、談話或欣賞圖畫。如果專心地干，那麼幹什麼就無關緊要了，無論幹什麼，重要的或者不重要的都會增加一層現實意義，因為幹事的人是完全開放的。為了學會集中要儘量避免無意義的談話，也就是不能成為談話的談話。如果兩個人在談論他倆所熟悉的一棵樹的生長情況，或者在評論剛才吃過的麵包的味道，或者在回憶他們職業上的共同經歷，他倆的談話可能是重要的，這就看他倆是否真的在談論一件經歷過的事，還是就抽象的東西交換看法。另外有關政治或者宗教的談話也肯能是毫無意義的，如果交談者只是老生常談，沒有親身經歷的體會，只是交換一下看法而已。我這裡還要補充一點，那就是不僅要逃避無聊的談話，而且還要避免同不三不四的人來往。我這裡指的不僅是要迴避那些有破壞性的兇惡之人，應該迴避他們，因為這些人會使人消沉和壓抑，而且還指那些內心無生命力的人，那些思想和談話都沒有內容的人，這些人不是在談話而是在閒扯，他們不會思考，指揮把一套套的世俗之見搬出來。當然不可能永遠迴避這些人，有時也沒有費這麼做的必要。在和這樣的人接觸中如果你不是像他們所想的那樣，閒扯一通，而是直率地和與人為善改變自己的態度，這一方面是因為你的反應使他們大吃一驚，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們自己也渴望從杜撰和陳詞濫調中擺脫出來，走向現實。
在同別人的關係中要記住首先就意味著要有聽別人講話的能力。大多數人認為他們是在聽別人講話，而且還幫對方出主意，可實際上他們根本沒聽進去。他們不重視別人的話，漫不經心地回答對方。後果是這樣的談話往往使他們感到疲倦。他們認為如果他們記住地聽對方講話，就會跟疲倦。可他們想錯了，每一件聚精會神完成的事會使人清醒（儘管幹完時候出現能恢復的自然疲勞狀態）。而懶懶散散的幹事只能使人產生倦意——同時這些人在夜裡也很難入睡。集中意味著要完全地在現時地生活，而不是趕著這事想那事。那些相愛的人應當首先練習集中，這事理所當然的。他們必須學會親近對方並想對方開放，而不是像通常所見的那樣相互迴避。萬事開頭難，這句俗話對練習集中也適用。人們常常會有永遠達不到目的的感覺。所以顯而易見練習集中還必須要有耐心。如果人們不知道學會每一種事都要有一個過程，都應自己給自己施加壓力，那就永遠不會學會集中。要想知道什麼是耐心，只有觀察幼兒學走路就行。孩子一次、二次、三次跌倒在地上，可他還是堅持著走下去，一直到不摔跤為止。有孩子學走路的耐心和集中他會作出多麼大的成績啊！
集中還要求另一樣東西，那就是對自己要保持清醒。如果解釋呢？難道應該不斷思考自己、「分析」自己，還是別的？如果我們把一個人對一部機器的高度的注意力做例子，也許就能很容易地回答這個問題。譬如有汽車的人對自己的汽車總是很警覺的，任何一種細微的聲響和馬達功能的變化都不會被他放過。統一開車的人對馬路表面的變化、前後車輛的速度及方向變化也十分靈敏。儘管如此開車的人並沒有去思考這些現象，他只是處在一種清醒狀態之中，對他所集中於的事（也就是安全行駛）所發生的任何變化都會做出反應。
我們用母親對嬰兒的態度做例子就能說明什麼是對一個生命的清醒的關注。在嬰兒還沒有表達以前，母親就能感覺到嬰兒體內的一些變化、他的願望和需要。嬰兒一叫或一哭，母親就會醒來，雖然平時比這更響的聲音都不會吵醒她。這說明了母親對孩子的每一種生命的表現都是很清醒的，母親即不害怕，也不擔心，而是助於一種清醒的平衡狀態，能接受孩子發出的每一個重要信號。我們也可以以同樣的方式清醒地面對自己。譬如在感覺到累或者消沉的時候，不應該聽之任之和用隨時可以撿來的消沉的想法去加劇這種感受，而應該問問自己：到底發生了什麼？為什麼我那麼一蹶不振？同樣在我們生氣或者迷惑不解的時候，在我們開始想入非非的時候，都應該這樣問自己。在所有這種情況下，終於的是要覺察內心的活動，而不是用各種各樣的方法去找到為自己辯護的藉口。這樣我們就此次會聽到內心的一種聲音，在向我們講述，為什麼會害怕、消沉或者迷惑不解。一般人對自己體內的活動都有一定的警覺性；能感覺到每種變化和甚至能發現幾乎感覺不到的疼痛。注意身體的變化是比較容易做到的，因為大多數人都了解自己的健康狀態。電腦上對心靈變化就不可能那麼靈敏，因為許多人還從來沒見過一個對自己的內心活動保持清醒的人。對他們來說，衡量內心活動是否正常的標準是他們的父母和親戚，或者是他們加入的社會集團，只有他們同這一標準沒有區別，他們就決定自己很「正常」，也就沒有興趣去觀察與他們不同的生活態度。譬如有許多人還從來沒有見過一個有愛的能力的人或者一個獨立完整的、具有勇氣和能集中幹事的人。為了能清醒地面對自己，必須要有一個設想，要知道什麼叫做健康地、活躍地、充滿人性地發揮人的作用。可是如果我們既沒有在童年時代，也沒有在後來的歲月里有過這種體驗，我們又如何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呢？對這個問題肯定不會有簡單的回答，但這個問題卻擊中了我們教育制度的要害。
在傳授知識方面，我們忘記了對人的發展來說是作重要的教誨，呢就是一個成熟的和慈愛的人的現身教育。在外面自己文化的某系階段，或者在中國和印度，最有影響的是德高望重的人。教師不僅或不首先是傳授知識，他的任務還包括培養學生具有一定的人的品質。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這一點也適用於俄國共產主義，值得欽佩和作為榜樣的人絕不是因為他們具有高尚的品質。電影明星、播音員，一些新聞記者以及政界和經濟界的巨頭是老百姓的榜樣。這些人的主要資本常常是因為他們能夠揚名四海。但儘管如此，情況還不至於糟到使人絕望。如果我們想一想，像阿爾貝特-施威策這樣的人能在美國和其他地方出名，如果我們看到有許多可行的辦法，能使我們的青年一代熟悉那些活著的和死去的優秀人物，並通過這些人了解人能不斷完善自己，如果我們想到文學和所有藝術的那些不朽之作，我們就相信有可能去傳授人應該如何清醒地、充滿活力的生活。如果我們做不到這點，我們很可能會面臨有一天我們整個的文化傳統崩潰的下場。我們的文化傳統首先不是以傳授一些思想和知識為基礎，而是傳授做人的態度。如果我們的後代不在能經歷這一傳統，我們五千年的文化就會崩潰，即使人們孩子繼續不斷地傳授和發展知識。
上面我們分析了在行駛所有藝術時必須具備的條件，現在我要談一下掌握愛情藝術的必不可少的特殊條件。根據我對愛情本質的論述，獲得愛的能力的主要條件是克服自戀。自戀傾向是人的一種態度，具有這種態度的人體驗到底現實只是內心活動，主要是他們自己的貪婪和恐懼，對他們來說，外部世界的現象本身是不現實的，只有對他們有利或者威脅他們的食物才有意義。同自戀相反的是客觀性，客觀性就是對人和事物吧友開放的態度，能實事求是地看待事物。這個意義上的客觀性就是能從表面深入現象核心的實現主義。同自戀相反，客觀性的基礎不是與外部世界毫無關係，而是由強烈的聯繫。精神病的所有形式是沒有客觀性的極端形式，在這個意義上就是對客觀事物沒有開放的能力。對精神病患者來說，如果有現實的話，那也只存在於他的內心，就是他的恐懼和欲望。外部世界對他來說只是他內心世界的象徵，只是他的創造物。我們做夢的時候，也有類似的現象。在夢裡發生的具體事件象徵內心活動，即使如此，睡夢中的無名還是深信夢裡發生的事同我們在清醒狀態感覺到的現實一樣真實。
但是夢和精神病僅僅是缺乏客觀性的極端例子。我們被個人對世界都有一個非客觀的圖像，一個被我們的自戀傾向所歪曲了的圖像。難道還需要我舉例說明嗎？只要我們觀察自己和鄰居或者看報的話，是不難找到這樣的例子的，只是由於自戀的程度不一，歪曲客觀的程度也有高低。譬如一位婦女打電話給他的醫生，告訴他，她很想當日下午去他那兒看病。醫生說，他今天下午沒有空，明天下午才有空。可能個婦女卻說：「醫生，渴望住的地方離您那兒才五分鐘的路！」這位婦女不能理解她住的雖然近卻不能節省醫生的時間。她完全是從自戀的角度出發看問題的：因為她節省了時間，所以醫生也節省了時間。對她來說「我」是唯一的現實。
不那麼極端的例子——或者也許僅僅是不能嗎明顯而已——常常出現在人與人的關係中。真不知有多少父母首先關興趣的是他們的孩子是否聽話，是否使他們高興等等，而不是孩子自己經歷了些什麼，是怎麼經歷的——當然這些經歷與父母無關。真不知有多少丈夫認為他們的妻子很專橫，實際上是由於他們自己同母親的幼稚的聯繫而把妻子的被一個要求解釋為是限制他們的「自由」。真不知又有多少妻子認為她們的丈夫無能或者軟弱，而實際上僅僅是因為丈夫不符合他們童年時代想像中的光彩奪目的騎士啊！
對其他民族缺乏客觀性就更常見，也更具有危險性。一個民族會突然地把另一個民族看成是劣等的和敵對的，卻自認為本民族體系一切優秀的和高貴的品質。敵人的行為用一種尺度衡量，而自己的行為卻用另一種尺度衡量。甚至敵人的善意舉動也被看作是險惡用心的產物，只是為了遮住我們和世界的眼目而已，可另一面有用高貴的動機來為自己的壞行為辯護。如果我們考察一下民族與民族、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我們一定會得出下列結論：客觀性是例外，而不同程度的自戀是常規。
能進行客觀思考的能力就是理智，以理智為基礎的感情是謙恭。我們只有擺脫了童年時代妄圖得到全知、全能的幻想，才能有客觀性和運用自己的理智。
這在愛的藝術的實踐上表現在：能否學會愛卻絕育人的自戀程度和能不斷培養自己的謙恭、客觀性和理智。我們應一輩子為此而努力。謙恭和客觀性同愛情一樣不能只限於生活的一些範圍。如果我對陌生人沒有客觀的態度，那我對自己的家也不會真正客觀，反之亦然。我想學會愛的藝術，是及英國在任何情況下都力求客觀，並且能注意到在什麼情況下我沒有力求客觀，並對此保持清醒的狀態。我應該努力去認識一個被我的自戀歪曲了的人的形象同這個熱的實際面目，也就是同我的利益、困難和恐懼無關的之間的區別。有無客觀性和理智是學會愛的藝術的一個關鍵性條件，人們應該對所有與自己有所接觸的人都能保持客觀和理智。如果我們只對所愛之人保持客觀，而對其他人就不需要有客觀性，那我們很快就能發現我們既不能處理好自己同所愛之人的關係，也處理不好同其他人的關係。
愛的能力取決於我們本人成熟的程度，以及在我們同世界和同自己的關係中能不能發展一直創造性的傾向。這種脫離自己的過程、誕生和成熟的過程需要另一種品質作為必不可少的條件：那就是信仰。愛情是以信仰為基礎的。
什麼是信仰？難道信仰就一定是信仰上帝或者別的宗教教義？信仰是否同理智和理性的思考對立？信仰是不是只是一種無法正面的沒有根底的知識呢？首先應該區別合理的信仰和非合理的信仰。我理解的非合理的信仰是指服從一種非理性權威的信仰（信仰一個人或者一種思想）。與此相反，合理的信仰是紮根於自己思想或感情體驗的一種堅定的信念。合理的信仰首先不是信仰什麼東西，而是一種確認，這種確認是符合建築在自己真實經歷上的堅定的信念。信仰是全部人格的一個性格特點，而不是同某些被看作為對的思想內容有關的東西。合理的信仰牢牢紮根於創造性的智力和情感的積極活動。在理性的思考中，看起來似乎沒有信仰的位置，但合理的信仰確實思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譬如說科學家如何才會有新的發現呢？他難道僅僅進行一個又一個的實驗，或總一個又一個的事實，卻對他姓姚發現的東西沒有個設想嗎？考上述這種辦法獲得重大發現的例子是很少的。人在每一方面的奮鬥都需要創造性的思考，而這一思考的過程都行以人們稱之為「理性的靈感」為開端的——這種理性的靈感就是對過去所做的研究、批評的思考和觀察的全面總結。
在科學的歷史中，為信仰理智和理性的靈感而奮鬥的例子不勝枚舉。哥白尼、克卜勒、伽利略和牛頓都充滿著對理智的不可動搖的信念。為了這一信念，布魯諾被活活燒死在木材堆上，斯賓諾莎被他的宗教團體開除。從有一個理性的設想到形成一個理論，這一過程的每一個步驟都需要有信念：相信自己的設想是一個合理的、值得追求的目標，已經相信得出的推理或者理論，即使它們好沒有得到普遍的承認。這一信念是以自己的經歷、對自己的思想、觀察和判斷力的堅信不疑為基礎的。不合理的信仰意味著只相信權威或大多數人的意見，而合理的信仰是產生一種獨立的信念，相信自己創造性的觀察和思考——儘管大多數人的看法與之不同。
思考和判斷不是人所能經歷的、體驗合理信仰的唯一方面。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一範疇內，信仰是真正的友誼或者愛情的不可缺少的特點。相信一個人意味著了解這個人基本態度的可靠性和穩定性，了解這個人的核心或者他的愛。我這裡不是說，我相信的這個人不可以改變他的看法，而是指他的基本動機保持不變。譬如，他對生命和人的尊嚴的尊重是他自身的一部分，這一點是不會改變的。
在同樣意義上，我們也相信我們自己。我們意識到自我的存在，意識到我們人格的核心，主義核心是必可改變的，在我們的一生中儘管情況在不斷地變化，我們的觀點和感情也會起變化，但這一核心始終存在。這一核心是存在於「我：字後面的現實，我們隊自我意志的信念就建築在這一個核心上。人格我們不相信自己，我們對於自己是意志的感覺就會受到威脅，就會依附於他人，而他人的看法就會成為我們體驗自己同一的基礎。只有相信自己的人才有能力對別人忠誠，因為他自己就能做出保證，他將來會保持不變，他將來就會如同他今日許諾的那樣去感受，去行動。相信自己是我們能做出許諾的先決條件。在愛情方面，就是要把相信自己的愛情並相信這種愛情能喚起別人的愛以及相信這種愛的可靠性看作是愛情的基本條件。
相信他人的另一方面就是相信他人發展的可能性。最基本的形式就是母親對她的新生兒的信念：她相信孩子會活下去，長大，學會走路和說話。由於孩子的發展很有規律性，所以似乎就不要求人們對此要有信念。但是孩子將來是否能愛，是否幸福，是否能發展理智以及是否有特殊才能，是否能盡心藝術創作活動或才智出眾，由於並不知道這些可能性是飛能實現，所以情況就不同了。應該說，再有條件發展到情況下，這些可能性是種子，會開花結果。反之，如果不具備發展條件就會枯萎。
一個重要的發展條件就是，在孩子的生活中其重要作用的人應該相信孩子有這些發展的可能性。是否有著信念就構成了「教育」和「影響」之間的區別。教育是同幫助孩子實現他發展的可能性的任務一致的。同教育相反的是影響，影響就是缺乏這一信念並且相信只有成人在孩子身上灌輸他認為合適的東西以及扼殺他認為不合適的東西，孩子才會成長為一個規矩的人。對機器人是不需要有信念的，因為機器人不具備可以發展的生命。
相信他人的頂峰是相信人類。在西方世界，這一信念在宗教語言中表現在猶太——基督教的思想中，在世界範圍內突出表現在近一百五十年以來的人道主義的政治和社會學思想中。同對孩子的信念一樣，對人類的信念也建築在這個設想上，那就是：在一定的條件下，人類有能力建立一個以平等、正義和愛為原則的社會制度。迄今為止人類沒有做到這一點，所以就需要有深信人類能做到這一點的信仰。但是同每一種理性的信念一樣，這一信仰絕不是相信會出現奇蹟；它更多的是以迄今為止的人類歷史為基礎，以及每個人的內心經歷、對理智和愛的體驗為基礎。
非合理的信仰其根子在與服從一種被看作是全知、全權的巨大勢力、以及貶低自己的力量和能力，而合理的信仰是以相反的體驗為基礎的。我們相信一種思想，因為這種思想是我們自己的觀察和思考的產物。我們相信自己、他人和人類不斷發展的可能性，我們對自己的覺悟和成熟體驗得越深，我們的信仰程度就越高。合理信仰的基礎是我們自己的生產力。在信仰中生活，就是創造性地生活。從中可以得出結論：相信權力——在統治意義上的權力——和使用權力都是信仰的反面。對任何一種存在的權力的「信仰」（僅僅因為它是存在的）同不相信人類有向前發展但尚未實現的可能性是一致的。這種「信仰」是對未來的預言，這個未來的基礎就是目前狀態原封不動的延續。但是，事實不斷地證明這一預言是錯誤的，因為這一結論完全無視人類發展可能性的增長。沒有對權力的信仰，只有對權力的服從或者——從擁有權力的人的角度來看——保持權力的願望。雖然有許多人把權力看作是所有事物中最現實的東西，可是歷史證明權力是人類獲得的一切成果中最不牢靠和最短暫的成果。基於信仰和權力相互排斥這一事實，一切本來是建築在合理信仰上的宗教和政治體制一旦它們依靠權力或者與權力結盟，就會墮落和失去內在的生命力。
產生信仰需要有勇氣，也就是要能承受風險和準備受到痛苦和失望。一個吧苟安和無憂無慮作為生活基本條件的人永遠不可能有信仰。有的人把自己圍困在一個狹小的天地里，並把同外界的距離和財產作為安全的保證，這樣的人是資金把自己變成了囚徒。信仰需要的勇氣同狂妄自大的墨索里尼狂喊「要危險的生活」所提倡的有其截然不同。墨索里尼的勇氣是虛無主義的勇氣，它出自一種破壞性人生觀，是準備拋棄生命，因為它沒有愛生活的能力。絕望的勇氣同愛的勇氣完全相反，就如相信權力是相信愛的反面一樣。我們是否能培養信仰和勇氣呢？人每時每刻都能培養自己的信仰。撫養一個孩子需要信念，為了能夠入睡需要信念，開始去做一項工作也需要有信念。只是這類信念我們已經十分習慣而已。缺乏這種信念就會因為憂慮孩子而惶恐不安，就會失眠或者沒有能力做創造性的工作，或者是疑心重重，無法接近別人，或者是憂心忡忡，不能做長期打算。堅持自己對某個人的看法——即使一般的輿論或者一個沒有料到的事實反對這一看法；堅持自己的信念——即使這種信念還很不普遍——做的這兩點都要求有信仰和勇氣。把生活的困難、打擊和焦慮看作是一場挑戰，克服困難從而使自己更堅強——這也要求有信仰和勇氣。
培養自己的信仰和勇氣可以從日常生活的點滴小事做起。第一個步驟就是要認識到在什麼時候和什麼地方失去信仰，要看穿用來辯護失去信仰的各種藉口和要認識到什麼地方膽怯了並找了哪些辯解的藉口；另外還要認識到每一次的自我欺騙指揮消弱自己，而越來越軟弱又會導致新的自我欺騙，如此惡性循環，一直到人沒有信仰為止。還有就是要認識到那些自覺地害怕被別人愛的人實際上是一種不自覺地害怕愛別人的反映。愛一個人就是要獻出自己，而不期待得到回報，但相信自己的愛一定會喚起對方的愛。愛情是信仰的一種行動，信仰少的人必定愛得也少。在培養信仰方面還能再說些什麼嗎？有些人也許能做到這點。如果我是詩人或者是哲學家，我也許還會試一試，可因為我既不是詩人也不是哲學家，所以就不能再講出些什麼來。我深信，每一個願意學習的人一定會像孩子學走路一樣使自己獲得信仰。
另外一種與實踐愛的藝術不可分割的態度是積極的活動。上面只是略帶地提到過，所以需要進一步的闡述。我上面已經說過，「積極的活動」不是指非要干點什麼，而是指人的內在的積極性，創造性地運用自己的力量。愛情是一項積極的活動，如果我愛，我對所愛之人就抱有積極的態度，而且還不限於對他（她）。因為如果我很懶散，而且不是自己出於一種清醒的、開放的積極的持續狀態，我就不可能對所愛之人抱有積極的態度。睡覺是非積極活動的唯一形式，可奇怪的是大多數人醒時如半睡，睡時如半醒。完全清醒就是要使自己和別人都不感覺到無聊——這一點是愛情的一個基本條件。在思維、感覺、看和聽的活動中保持清醒、警覺和開放的狀態是學會愛的藝術的必不可少的條件。有些人認為可以把自己的生活分為兩個部分，這樣在愛情的範疇可以有創造性，而在其他的範疇就不需要有創造性，這種想法只是一種幻想。生產力的本質決定了不會有這樣的分工。愛的能力要求人全力以赴，要求人的清醒狀態和生命力的升華，而這種能力只能通過在生活的許多其他方面的創造性的和積極的態度才能獲得。在其他範疇沒有產生積極性的人，在愛情方面也不可能有這種能力。
有關愛的藝術的討論不能決限於個人範疇，在個人範疇我們在這章里已經了解了那些特點和態度。這一討論同社會範疇是不能分割的。如果愛意味著是對每一個人有一種關愛的態度，如果愛上一種性格特點，那麼愛必須不僅僅出現在我們對自己家庭和朋友的關係中，也必然能在同與我們的工作、職業有關的人的關係中找到。在我們對我們家人的愛和對陌生人的愛之間是沒有「分工」的。相反，對陌生人的愛是對家人愛的前提。如果我們認真地對待這一觀點，這就意味著我們所習慣的社會關係會出現激烈的變化。我們經常會提到愛周圍的人的宗教理想，但實際上我們的關係在做好的情況下是受到「公正」原則的制約。公正意味著在交換商品和服務時，要放棄欺騙和陰謀詭計。「你給我多少，我就給多少」，無論是物品還是愛，這是資本主義道德的最高準則。也可以說，公正這一新道德的出現是資本主義社會在倫理道德方面的特殊貢獻。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在於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在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中，商品交換或者是直接地強迫進行的，是又傳統決定的，或者是有朋友關係和愛人關係決定的。在資本主義市場上，交換構成了決定一切的因素。無論是在商品市場，在勞動力市場，還是在服務行業市場，每個人都把他占有的東西根據市場的條件交換他所需要之物，而且這種交換沒有欺騙，也不使用武力。
公正的道德很容易同新教的教義混為一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準則被解釋為是「要公正地同別人做生意」。事實上，人們本來是想把這一道德同《聖經》上較為流行的「愛你的鄰人」等同起來。可是猶太——基督教關於博愛的教義同公正的道德毫無相同之處。這一教義意味著愛他人，也就是對他人負責和銅他人一致。公正的道德則相反，它不意味著要負責並同他人一致，而是要把自己同他人分開——也就是儘管尊重他人的權力，但不愛他人。因此《新約》的教義成為我們時代最流行的宗教箴言絕不是偶然的。從公正的道德意義上來解釋這些教義，就使這些教義成為每個人所能理解，許多人準備遵守的唯一的宗教教義。但是對愛情的理解首先的分清公正和愛情之間的區別。
這裡就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如果我們的全部社會的和經濟的組織是以每個人關心他自己的利益為基礎，並受利己主義的支配，而利己主義有隻受到公正道德的限制，那麼請問我們怎麼才能在現有的社會制度範圍既能活下去又能培育愛情呢？難道這不就是意味著放棄對世俗一切利益的興趣和在極端貧困中生活嗎？一些基督教的教士和像托爾斯泰，西蒙娜-魏爾等人以激進的方式對此問題做出了回答。另外有的人認為在我們的社會裡愛情和世俗生活不可能達成一致，所以談論愛情無非是參與大騙局而已，他們認為只有殉道者或者瘋子在今日的世界中才會愛，因此關於愛情的討論只是空洞的說教而已。但這個雖然還值得關注的立場卻常常是對自己的玩世不恭和缺乏愛的能力的辯護手段。事實上，這一立場的後面是普通公民的看法，公民的感覺是：「我本想當一個好基督徒，但如果我真當了，我就會餓死。」這種「激進主義」必然以陷入道德上的虛無主義而告終，他們兩者的唯一區別是後者沒有發現這點，而前者知道這一點，而且認為這是「歷史的必然」。
我深信，認為愛情同「正常」生活水火不相容的觀點只是在抽象的意義上來說是對的。資本主義賴以生存的原則同愛情的原則事實上也無法一致。但是從具體分析來看，現代社會又是一個十分複雜的現象。譬如一個出售無用商品的售貨員如果不撒謊，就什麼也賣不出去；但是一個手工業者，化學家或者物理學家即可能使他們行當的能手，但有時誠實之人。因此許多人可以用類似的方法培養愛情的能力，而不需要於此同時放棄他們的經濟工作。即使我們承認資本主義同愛的原則不能一致，但我們也還不得不承認資本主義機器本身來說具有一個充滿如此矛盾和不斷變化的結構，從而使得人有一定的可能保持個性不被同化，即個人活動的餘地。吧社會狀態看作是決定命運的唯一因素，因此就迴避「此時此地」自己的生存問題，這是「激進」的思想和普通人使用的危險藉口。
當然我不是想藉此造成這樣的印象，即我們可以估計，一方面我們的社會制度能無限期地延續下去，同時我們人可以期待有朝一日實現博愛的理想。有能力愛的人在現存制度下只是一種例外，在進入的西方社會，愛情必然是罕見的現象。不僅是因為許多勞動形式以及不允許人們持有一種愛的態度，可燃氣還因為在一個以生產和消費為最高準則的社會，只有那些不甘心同流合污者才能做出有效的抵抗。因此那些確確實實吧愛情看作是對人類生存問題作出的唯一的和真實答案的人必定會得出要對現存的社會結構進行重大和激烈變革的結論，只有到那時愛情才會成為一種社會現象，而不是零星出現的個別現象。在這本書里只能暗示一下進行變革的方向。我們的社會越來越被工業官僚階層和職業政治家所控制。人們被大眾影響所左右，他們的目的是儘可能多地生產和儘可能多的消費，並把這作為自我目標。一切活動都從屬於經濟目標，手段變成了目標。人變成了物，成為自動機器：一個個營養充足，穿戴講究，但對自己人性的發展和人所承擔的任務卻缺乏真正的和深刻的關注。要是人具備愛的能力，就一定要把人的發展看作是社會的最高目標。經濟機器應該為人服務，而不是相反。應該要使人有能力分享勞動經歷，而不是參與贏利（在目前的社會這還是最好的一種情況）。應該這樣組織社會，使得人的合群性和愛的本性不脫離其社會存在，而是同社會存在聯合一致：應該使得人不再同自己的力量產生異化並且不再通過崇拜新偶像——國家、生產、消費——的方式去體驗自己的力量。只有在這樣一個社會，正如馬克思所說，當個人的全面的發展成為所有的人全面發展的條件時，愛情才會成為一種重要的社會態度。如果——正如我上面所企圖揭示的那樣——愛情確實是對人類生存問題的唯一令人滿意的回答的話，那麼拍此愛情發展的內一個社會最終都要引起對抗人的基本要求而衰亡。我們談愛情，不是在「說教」，原因很簡單，那就是因為我們天地是存在於內個人本質之中的最深的要求。雖然這一要求被壓抑了，但這並不意味著這一要求已不復存在。分析愛情的本質就是確認今天已經很少能體驗到愛情，但同時又要批評造成此種現象的社會條件，相信愛情能從一種零星出現的個別現象發展成為普遍的現象，是一種合理的信仰，這一信仰是以認識人的本質為基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