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的藝術 · 附錄

艾里希·弗洛姆生命中的愛---回憶弗洛姆的一生 萊內·芬克 五十年前當艾里希-弗洛姆發表《愛的藝術》時，可以說，他是第一個研究「愛」和「愛的能力」的學者。愛的話題曾經出現在宗教中（如愛的頌歌中，坐著為使徒保羅，《聖經-克林多前書地13章》），也曾出現在哲學（古羅馬詩人奧維德的著作《愛的藝術》和文學作品中（如在德國中世紀宮廷情歌或在德國浪漫派作家的作品中）。弗洛姆《愛的藝術》藝術在心理學界引起了一場大討論，其結果就是人們開始對愛情這一話題進行大量研究並作出無數建議，規模之大今天已無法估量。 一本書能一起一場廣泛的討論，這並非什麼新鮮事，但書比作者獲得更長久的情況卻並不多見，而弗洛姆的《愛的藝術》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外。在弗洛姆逝世28年後的今天，他的這本著作以及翻譯成34種語言，出版了幾千萬冊。對許多人來說，特別是對比較年輕的男女讀者來說，一直到今天，這本書仍然是一個重大發現。不少人在多年後仍然會從書櫃裡找出這本書重讀。 不能把《愛的藝術》成功僅僅解釋為是源於這本書的內容。這本書對許多讀者之所以有吸引力，作者自己的愛的藝術更低也是原因之一。有些人會問自己：弗洛姆自己是如何對待愛的，他是否經歷過他在書中所教導的東西呢？在這篇後記中，我就想介紹一下這方面的內容。 首先我要介紹的是，老年的弗洛姆在同我本人交談，以及同其他人的交談時，給人留下什麼樣的印象。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對交談對象流露出來的興趣。這不僅表現在他對充滿溫暖、目不轉睛的不光，有時，這一目光還有點過於強烈。而最讓人驚訝的則是他表達這一興趣的方式。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當我在洛迦諾成為弗洛姆的助手時（弗洛姆自1973年到1980年逝世時一直生活在那裡），他常常給我提出一些非常簡單且又容易理解的問題，但就是這樣的問題總會擊中要害，而且會誘使談話一步步深入。例如，他會問我，我正在讀哪本書，是什麼原因讓我讀這本書，以及我最喜歡做什麼來度過我的時光。 事實上弗洛姆隊伍只提出那些我本應該自己發問，卻又沒有提的問題。我之所以沒有提這些問題，是因為這些問題可能會讓我難堪，或讓我看到害臊。這些問題在一定的情況下可能互惠迫使我面對一些事實，從而必須改變我的生活。他還問過我一些問題，例如為什麼在我身上會發生一字兒痛苦的事情。這些問題動人不可能有答案，但作為問題是必須提出的，而且還必須去承受。可以說，弗洛姆他的問題都是被我避免、被我排斥和被我忽視的問題。 同弗洛姆個人交談的特點是直接和親近，這種交談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效果，是因為他把他的注意力和對交談者的興趣傳遞給對方，並代表對方提出問題。他提出的問題有時非常尖銳，可以觸動一個人的心。他也會對你提出的辯解和藉口加以追問。被他提問題的人不會把他的問題看作是具有殺傷力的，主臥室與他交談的另一個特點。也許面對他的問題，被問的人會感到自己被徹底暴露了，但永遠不會感到被他出賣了，被他所譴責或被他傷害了。不論他的目光和他的問題是如何尖銳，但這些問題總是善意的。這些問題都表現出他對認識到追求，正如他在《愛的藝術》中所說：「如果不真正地了解對方，也就不可能尊重對方。」人只有直面那些被提的問題，才能得出這樣的認識。 弗洛姆通過他的提問表現他對交談者的興趣，這一興趣也說明了他會對自己提出什麼問題以及這些問題的答案，在經過了充滿痛苦的體驗和艱難的學習過程後，他試圖對這些問題提出自己的回答。當天提出那些有能力滲入事情內部的問題時，他完全知道，他在說什麼（寫什麼）。因為只有通過性自己提出問題和追究真相，才能認識他人。 當人們比恩對提問和追究真相時，儘管會覺得自己受到了挑釁和被擊中要害了，但如果感受到提出這些問題是為了認識事物真相的話，就不會認為自己受到了譴責和羞辱。相反，這些問題會成為自己的問題，其結果就是，人們不僅會認識自己，同時也會感到自己受到他人的理解了，這也是弗洛姆的治療方式和他的愛的能力的有一個特點。 《愛的藝術》的作者的愛的能力不是與生俱來的，相反，一直到他的生命中期，他在書中寫的一段話也適用於他自己：「幾乎沒有呀一場冒險像愛情那樣，是以如此巨大的希望和期盼所開始，並以如此的規律性遭到失敗。」為什麼人的愛的能力會受到限制或註定要失敗，原因不一。對所有的人來說，特別重要的原因是父母給予的愛的方式，因為這一方式會促進或會損害自己的愛的能力。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弗洛姆父母愛他的方式，這一方法影響了他的兒童時代和青少年時代。 艾里希-弗洛姆1900年出生於法蘭克福，是家中唯一的孩子。他的父親納富塔里-弗洛姆在艾里希出生時，已經三十歲了。他是漿果汁酒商，而不是像他的許多祖輩那樣是猶太教神學家。生性膽小，同時熱衷於小家庭生活的他由於自己的職業而又很強的自卑感。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自己的兒子有一天能繼承猶太教法典學者的祖傳家業。他對艾里希的愛是一種溫柔的愛（在許多照片上可以看到十二三歲的艾里希坐著父親的懷裡）同充滿焦慮的關懷（父親在冬天經常不允許他出去，擔心他在外面會患上感冒）以及充滿矛盾的理想化的混合體。當才華出眾的弗洛姆22歲已經在海德堡大學參加博士學位考試時，他父親仍然相信，他的兒子會通不過考試，然後自殺。 弗洛姆的母親生他的時候已經24歲了。她父母的家不如他父親的家那麼虔誠，親戚們都說她是個快活並樂於與他人交往的人，而且在自己的家裡擁有發言權。他的一生都說為了這個唯一的孩子。現在還有兩張照片可以說明母親愛兒子的方式。一張照片上是母親和兒子在公園的一個湖畔照的。母親用右手抓緊大約十歲的男孩的肩，並把他緊緊摟在懷裡，同時又以勝利者的姿態把左手放在腰上。從照片上可以看出她的母愛是主動的，也是緊抓住兒子不放的，但對兒子來說，特別是作為唯一的孩子，要擺脫這種愛是很不容易的。 從另一張照片上，可以看到母親是如何欣賞兒子的。照片上，艾里希大概17歲，已經和父親一般高了。他與父親一樣，一隻手握著一根散步用的拐杖和一頂帽子，這是當時市民階層的男性標誌。父親看著照相機，兒子的目光則是朝向遠處，母親站在他們兩個人中間。她用右手挽著兒子，她的充滿期待和欣賞的目光望著兒子的臉。正如弗洛姆後來承認的那樣，她的母親姓王他成為一名偉大的藝術家和科學家，成為第二個帕岱萊夫斯基。帕岱萊夫斯基是著名的作曲家，鋼琴家和波蘭的政治家，1919年他甚至還當了很短一段時間的總理。 這麼強烈的理想主義首先會是弗洛姆產生一種巨大的自我意識，弗洛姆在三十和四十年代非常自信和傲慢，有的人甚至把這歸結於她母親充滿自戀的愛。當然人不可能不付出任何代價就能得到自我價值的升值，這種升值是同周圍讚賞的目光聯繫在一起，而不是一種獨立的，不取決於他人的自我價值體驗。事實上，弗洛姆用來很長時間，做了很大努力，力圖擺脫這一牢牢抓住他不放，把他理想化的母愛。 雖說一個年輕人的愛的能力一般來說是受到父母愛的方式的影響，但決定愛的能力的發展當然不僅是父母，要求獨立自主的女里以及自己的愛的行為也會影響人叢一生下來的心理發育。在成長的過程中，這一努力在尋找異性夥伴的過程中，而這個異性夥伴會使自己有不同的愛的體驗。尋找新的和不同的愛的經驗也會導致出現與父母關係類似的模式，當然這完全取決於父母的愛妨礙自己發展的程度有多深。 人必須體驗一系列的失敗的愛情關係，一直到不再下意識地在自己的夥伴身上尋找依賴父母之愛的模式。一般來說，這種為時過晚的擺脫父母愛的過程，也是同充滿痛苦的放棄和損失經驗聯繫在一起的。儘管放棄與父母的聯繫會產生巨大的失望和痛苦，但最重要的是要看，行為有愛的能力的願望是否繼續存在。因為正如弗洛姆在另一篇文章中寫道：「那些決定要解決愛第五天的人需要忍受失望的勇氣，以及儘管遭到打擊仍然要有耐心的勇氣。」儘管弗洛姆有過失敗的關係，但這樣一個不屈不饒的希望又愛的能力的願望一直可以追溯到他生命的中期。弗洛姆比較容易地克服了限制他愛的能力的父愛。他在青年時代就在法蘭克福波爾那廣場邊的猶太教堂的拉比納赫米-諾貝爾身上，找到了另外一個有宗教修養的父親。諾貝爾在某種程度上是弗洛姆非常膽小的父親的反面。拉比周圍有一大群年輕人，弗洛姆青年時代的好友恩斯特-西蒙也屬於這圈子裡的人。弗洛姆本想成為猶太教神學家，但如果去波蘭或巴爾幹半島學習猶太教就意味著他要遠離住在法蘭克福的父母。弗洛姆不願意承受自己同父母之間如此大的距離，所以他一開始是在自己的故鄉法蘭克福學的法律。 但在學了兩個學期後，到了1919年的夏天，他邁出了勇敢的一步，離開了法蘭克福，去附近的海德堡大學，在阿爾弗雷德-韋伯那裡學習社會學。弗洛姆除了上學外，也在尋找宗教方面的老師，因為諾貝爾在1921年已經逝世。他在薩爾曼-巴魯赫-拉賓克夫身上找到了一個猶太神學家，這位猶太神學家不僅受到哈巴的哈西德主義（哈希德運動的一個知識分子流派）的影響，而且也具有社會主義和啟蒙人道主義的信念。他來到海德堡是為了當那些來自俄國的流亡者的私人教師。法律，每周要去好幾次聽他講課，持續了幾乎五年，弗洛姆也為拉賓可夫處理一些秘書事務。後來弗洛姆對他的評價非常肯定，對他的心思超過了其他任何人。雖然聽起來，似乎有點奇怪，但就是這位猶太神學家幫助弗洛姆擺脫了他父親的宗教。 當然為了擺脫內心的父親圖像，還需要其他的人和其他的經驗。這首先是指弗洛姆發現了佛洛依德的心理分析，心理分析激發了弗洛姆追求自由的強烈動力，從而使他能在1962年完成他的「罪孽行為」：他違反了猶太人的飲食規定，在猶太人過復活節的那一天，吃了豬肉。他把拒絕小心翼翼的父親同放棄父親的宗教聯繫在一起。喬治-格里姆關於佛教的書籍幫助他放棄只有一個上帝的信念，並轉向佛教和對宗教的批判。 同阻礙自己的父愛脫離，可以對自己的創造力和愛的能力產生積極的效果。在後來的歲月里，弗洛姆能自由地進行他的社會心理分析。他探討社會大人物的下意識，認識到人是在何等程度上通過經濟活動和社會生活的要求形成自己的心理。他比阿多諾更早，也就是在三十年代初九提出了權威性格的理論。現在他也能把佛洛依德的性慾理論批判為是一種生物性和家長制式的思考產物，並提出人是一種關係制度的產物，人叢生下來就具有愛的能力。沒有1928到1937年期間理論上的新提法，弗洛姆後來的話題和著作是不可想像的：即他對自由，愛情，憤怒和破壞力的理解，它有關心理創造力和健康靈魂的文章，特別是對其他的，有社會造成的性格特徵的描述。 擺脫欣賞他的母愛的過程持續了很久，而且還充滿了痛苦。1922年他的未婚妻離開了他，同年青年時代的朋友萊奧-洛文達走到了一起。1923年他認識了比他年長11歲的心理學家費麗塔-萊希曼。萊希曼當時正在學習，想成為心理分析家。1924到1928年，他捅她一起在海德堡開設了一個治療診所。他們的想法是，所有來穆新霍夫大街的15號這個小診所的客人都要在費麗塔那裡做心理分析，並要通過心理分析來擺脫被排斥的性方面的問題。這樣，所有來的人都做心理分析，包括弗洛姆本人。在這個過程中，弗洛姆愛上了他的心理分析學家，那時一種治療過程中轉移到醫生身上的愛情，並在1936年同她結了婚。但這一婚姻到1928年就走到了盡頭，儘管弗洛姆自己不願意承認這點。他還無法與她分手，只是與她保持一定的距離。1928年起，他為了當心理分析學家，在柏林進修。1930年，他在柏林考慮一個心理分析診所，並開始在法蘭克福的社會分析研究所工作。 1931年，弗洛姆得了肺結核，必須在達佛斯的一個療養院裡進行封閉治療。費麗塔和弗洛姆的共同朋友，來自巴登——巴登的心身病專家喬治-格羅德克建議他，離開費麗塔，因為他得肺結核的原因就是出自於想要擺脫她的下意識願望。當然，這一看法是否正確可以商榷，但格羅德克的建議至少表明，旁觀者認定脫離費麗塔的做法是正確的。 實際上，疾病本身就使弗洛姆和費麗塔分開生活了。1934年4月當他的身體已經恢復到能旅行時，他的家鄉已經被國家社會主義者統治。弗洛姆作為法蘭克福社會分析研究所的成員回到德國將會遭到迫害，他決定流亡到美國。到了美國後，他同比他年長15歲的心理分析學家卡倫-霍妮的友誼漸漸使他們倆又多了一種關係，這一關係雖然從來沒有導致婚姻，但肯定超出了共同的專業興趣。只要弗洛姆離開紐約到別的地方去，卡倫總是陪著他。他們兩人對心理分析有著不同的理解，且卡倫有非常好勝，所以他們的關係沒有完全擺脫競爭的關係。 同卡倫的愛情關係一直保持到1941年，並以一場激烈的爭吵宣布結束，從而也導致了他們共同創建的心理分析組織的分裂。弗洛姆的著作《逃避自由》不僅是他在美國成為被承認的學者，而且也成為很搶手的作者和演講者。他除了在紐約的治療診所工作和在可倫比亞大學和社會調查新學校的教學外，孩子佛蒙特的貝尼通大學任教。 和卡倫分手後，過了一段時間，弗洛姆認識了與他同歲的海尼-庫爾蘭德。海尼曾同本雅明一起為躲避納粹逃離法國，並在西班牙邊境親眼目睹了本雅明的自殺。1944年，弗洛姆與這位出生在德國的報刊攝影師結婚。1947年，他同她一起在佛蒙特的貝尼通蓋了自己的房子。他們剛剛搬進新屋不久，海尼就染上了一種奇怪的疾病，臥床不起。一開始醫生懷疑她是鉛中毒，然後又確診為一種極其疼痛的關節疾病。弗洛姆取消了一切工作安排，為的是照顧海尼，不讓他一個人呆在家中。 出於對海尼的愛，1950年他同她一起搬到墨西哥。那裡的氣候據說能減輕她的疼痛。弗洛姆在墨西哥城開始新的生活。1951年他開始培訓一組醫生成為心理分析家，並在大學得到一個教授職位。但海尼的病破壞了每一個他打算在美國教學和做學術報告的計劃。他不能帶著她走，又不願意讓她一個人留下。他為她做一切，照顧她一生，儘管如此，他的痛苦並沒有因此而有所減少。她的情況變得越來越嚴重。1952年6月他發現海尼死在浴室。 弗洛姆為愛所做的努力屢遭失敗，他絕望了。他只感到失敗，無能為力和被遺棄。那些倒他那裡進行心理治療的培訓醫生雖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但他們說，弗洛姆發生了根本的改變。擺脫以欣賞自己的母愛為方向的自我圖式是一條充滿痛苦和艱難的道路。海尼的死迫使他接受自己的局限性，接受自己的失敗。 幾個月後，弗洛姆重獲建立一種新關係的勇氣。這一次是同一個名叫阿尼斯-弗里曼的美國女人。阿尼斯來自阿拉巴馬，是個寡婦，曾失去三個丈夫。她同最後一個丈夫在印度生活過，丈夫死後，她回到美國。這個女人與弗洛姆曾經交往過的女人不同。她非常有魅力，很性感，沒有什麼事業上的野心，但是是一個能平起平坐的談話的夥伴。弗洛姆愛上了她，並在1953年與她結婚。她隨同他去往墨西哥，按照他們的計劃，他們在庫埃納瓦卡蓋了一所房子，他們倆從1956到1973年一直住在這所房子裡。每年她陪他在美國住幾個月，並支持他對美國政策的關心，支持他要求裁軍的努力以及參與和平運動。 《愛的藝術》是1956年出版的。弗洛姆是在寫完了《逃離一個患病社會》一書後，在1955年底、1956年初寫完了這本書。弗洛姆在《愛的藝術》一書中提出的看法，也能在他早期的著作中找到。但這本書對許多人來說還是起到一種特殊的作用。弗洛姆是通過無能為力地送走海尼和對阿尼斯的愛，才找到了愛的能力，這種愛的能力完全擺脫了兒時的聯繫。只有到這個時候，他的愛的能力的實踐才能同愛的理論真的保持一致，也只有在這個時候，他書中的一段話也能用在他的身上：「如果兩個人能從自己的生命的本質出發，體驗到通過與自己的一致，與對方結成一體，而不是逃離自我，那麼在這樣的基本事實面前，就連和諧、衝突、歡樂和悲傷這樣的東西也就只能退居二位了。」 弗洛姆在《愛的藝術》中詳細地介紹了他的愛的理論。在他同阿尼斯共同生活的27年中，他繼續發展了他的看法。自從弗洛姆在三十年代脫離了佛洛依德的性慾理論後，他認為人的核心問題不是滿足自己的性慾要求，兒時在於人同現實的關係。 在心理層面上，對人成功來說，關鍵的是一個人以何等方式同其他的人，同自己和同周圍的環境聯繫。現在大腦和嬰兒研究證明，人在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能以積極的方式同周圍的環境聯繫在一起。但早在這以前，弗洛姆就提到了人的首要傾向（而不是佛洛依德提出的占主導地位的自戀），就是，人可以發揮這種積極的聯繫，並使這種關係成為內心越來越大的獨立性，這種獨立性可以擺脫非自我以及陌生的力量（人，關係區，陌生的形象）。他把這種類型的聯繫成為是「具有創造性」的，因為這是從人的資金的活動引申出來的東西。如果這種基本的傾向在一個人的生活中變成一種具有創造力的方向，那麼人就能獨立地，並從自己的力量出發進行思考，愛，感覺，想像和行動。 早期的相關人物（如父母）具有創造力的愛可以促進人形成一種具有創造力的基本傾向，但父母的自戀，小心翼翼，具有占有性，貶低他人，並使人依賴的愛的形式則會妨礙這種基本傾向的形成，是的，甚至會造成相反的結果。在弗洛姆看來，通過早期的相關人物的愛的方式，也可以看到社會的關係模式。對他來說，從父母身上，可一看到一個特定的社會微利自己的生存需要什麼東西。自己愛的能力會受到什麼樣的阻礙，這一點弗洛姆有深切的痛苦經驗。但這種損害不可能使基本傾向完全朝相反的方向發展，也就是發展到要建立破壞性的關係。儘管他的許多親戚在希特勒的集中營里死於非命，但這一事實不會促使他懷疑認識否能發展一直具有創造力的基本傾向。他堅定地相信，只有在創造性的愛的基本傾向和理性受到激烈的挫敗後，破壞性和希望毀滅他人的傾向才能發展。 在《愛的藝術》出版後，弗洛姆有關愛情的理論通過兩個事件受到考驗。他的妻子在五十年代換上了乳腺癌。她開了刀，然後控制飲食。儘管二十年病情沒有復發，但對弗洛姆來說，這一疾病仍然具有一種危害生命的動力。他同阿尼斯一切戰勝癌症，並同她一起及其嚴格地控制飲食（附帶說一聲，這麼做對他的外表和健康都產生了消極後果）。 第二個大挑戰是越來越尖銳的冷戰。儘管《愛的藝術》藝術也許不會讓讀者想到，弗洛姆子青少年時代依賴一隻手一個政治上及其敏感和積極的人，政治和社會上發生的事情會以一種至關重要，牽涉到命運的方式觸動他。一方面他是個能傾聽的治療師，但另一個面他有迫切需要干預政治。他主要是在美國土地上從事這方面的工作。他就外交政策，同蘇聯的冷戰以及核裝備的問題寫評論文章，他同參議員建立私人接觸，參加美國大選的候選人活動，參加反對越戰的遊行，成為緩和緊張局勢的代言人。 特別是核武器的擴軍備戰促使他懷疑人的愛的基本能力。六十年代初，在發生古巴危機時，一場核戰爭成為現實的威脅。從他1962年9月29日給克拉拉-烏爾古哈特的信中可以看出，這一威脅是如此折磨著他：「不久前的一個夜裡，我寫了一封類似號召信的文章，內容與對生命的愛有關。促使我寫著一文章的原因是一種絕望的氣氛，這一氣氛讓我感覺到已經沒有避免一場核戰爭的機會了。突然我感到，面對戰爭的危險人們只搜一如此無能為力，是因為大多數人已經不再熱愛生命。我突然想到，如果我去呼籲他們對生命的愛，而不是呼籲他們對和平的愛或者觸及他們對戰爭的恐懼，也許會有更多的效果。 弗洛姆感到絕望，是因為大多數人已經不再抵抗核戰爭的威脅。他把這種消極性解釋為是對生命的愛的封閉，是一種下意識地贊同一種破壞性的、消滅生命的動力，這種動力在一些自殺者身上可以看到。但如果越來越多的人不在熱愛生命，並且大多數人失去了對愛的基本傾向的話，會怎麼樣呢？身為德國猶太人的弗洛姆知道，這種情況是可能發生的。他本人逃脫了納粹的殺人機器。但在大國的核戰爭面前任何人都沒有脫身之路。這樣的感染會像轉移的癌症，破壞所有人的生存空間。 弗洛姆必須對此做出反應。他一各種方式來表明自己的態度。他通過讀者來信、政治短文、公開發表的文章和演講以及通過同參議員的個人接觸讓人們了解他的想法。他指出，集體失去對生命的愛的威脅是存在的，而且一種普遍的破壞欲也在加強。他譴責那些相信贊成要冒核戰爭的危險並甘願犧牲二千萬美國人的死亡的政治家和科學家。 一方面，弗洛姆認為從心理上研究人的愛的能力非常重要，但另一方面，他認為人類要生存下去，更為重要的是，要認識到一種破壞性的心理動力，這種心理動力唯一的目標是具有破壞性。所以他在六十年代初就開始調查破壞性在大多數情況下對下意識的吸引力。他區分各種類型的進攻性和破壞性，其中最危險的就是無生命的東西、屍體以及破壞性對人的吸引力。因為只有這種類型的破壞性，才是自我目標。消滅愛的能力的各種可能性，以及愛的能力如何變成一種強烈的破壞意願，證實這些內容吸引力《愛的藝術》的作者，長達十多年之久。1964年他第一次在他的《人的靈魂》一書中描繪了這種戀屍癖。1973年他在《人的破壞性解剖》一書中寫入了他的調查結果。 正如他給克拉拉-烏爾古哈特的信中所暗示的那樣，最終弗洛姆是要找到人特有的」親生物「的能力，對生命的愛的能力以及被活生生的東西所吸引的能力。他對所有活生生的東西的自我動力進行探討，並認識到，所有活生生的東西除了追求生存外，還具有一種綜合和聯合的傾向，聯合和綜合成長是所有生命過程的特點，這不僅針對細胞，也針對感受和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