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蒂爾•蘭波 · 結語

伊妮德·斯塔基 《阿蒂爾•蘭波》
從蘭波的肉體在馬賽離世,至今已經過去了七十年的時間;他的詩歌死亡的時間則更久,已經超過了八十年——這一死亡的意義更加深遠。 1936年,法國慶祝了象徵主義運動五十周年紀念,以及《靈光集》在《風行》雜誌上發表五十周年紀念。在半個世紀的時間裡,蘭波作品的重要性和意義與日俱增。現在,幾乎沒有其他詩人能夠在研究方面得到與他同等的熱情和關注——即便是波德萊爾也無法與他匹敵。無論在哪個國家,所有的文學運動都自稱以蘭波的影響為起源,儘管他本人應該會拒絕認同他們的觀點。今天,全世界的文學青年都從蘭波那裡學習表達對過去和傳統的不耐煩、對既定標準和塑造我們今日世界的所謂文明的厭惡;他們抱有和蘭波一樣的對摧毀一切的渴望。蘭波曾這樣吶喊:[669] 什麼與我們相干,我的心,染著血與灰燼的 桌布,還有成千次謀殺,以及狂怒的 冗長喊叫,整個地獄的嗚咽傾覆著 一切秩序;還有凌厲的北風颳過廢墟; 而一切復仇呢?沒有!……——但,還是要, 我們要復仇!實業家,王子,參議員, 消滅!權力,正義,歷史,打倒! 這是我們分內的事。血!血!金色的火焰!(何家煒 譯) 蘭波的作品往往深奧難解,因此,對那些尋找文本來支持自己理論的人來說,它們也是蘊藏豐富的寶庫。在蘭波的作品中——《聖經》也是如此——能夠找到幾乎對每一種理論的確證,而他的作品也得到了和《聖經》一樣的待遇:從中截取的隻言片語被用於組成文學上的傳業授道,有時需要動用豐富的想像力才能跟得上這種解釋。 蘭波在他的批評者和仰慕者眼中各有不同:他是流氓還是殉道者?是惡棍還是通靈人?是浪子還是最終成了一個聖徒?他遠離原本的世界是否受到了召喚,因為法國不值得他的存在?[670]但這些描述中沒有任何一個能夠單獨對他做出全面的概括。艾田蒲(Etiemble)在發表於1952年的博士論文《蘭波的神話》(Le Mythe de Rimbaud)中包括了他在二十年間充滿耐心的詳盡研究成果,他擊破了每一個關於蘭波的單個理論。 如果我們把蘭波的人生當作一個整體來看待,就幾乎無法把任何錯誤或邪惡歸咎於他。根據傳統的判斷標準,他在巴黎和倫敦的生活不可不謂荒淫放蕩;但他自己就不接受這些標準。「是的,在你們的光照下我只能閉上眼睛……」他在《地獄一季》里如此說道,[671]「但是我可能得救。」(王道乾 譯)他的墮落出於自願,因為這是他哲學理念的一部分。當他認為這一切都是錯誤後,他選擇了一種連沙漠中的隱士都無法相比的簡樸生活。也有人認為他的同性戀取向是不道德的,甚至有很多人都認為這一點是他罪惡滔天的證明;但在這種關係中,他唯一為人所知的相關行為發生在十七歲時,並且還受到了一個比他大十歲、軟弱、自我放縱、邪惡的男人的影響,後者更是在認識蘭波前就已經有同性戀史。當時,蘭波不過是一個不快樂的青少年,他在知性上過於早熟,但身體尚未發育完全,這段關係也讓他感到罪惡和痛苦。現代心理學應該已經能夠通過某種「聲吶」來探究這一問題,並且尤其要考慮他當時的年齡。在一段短暫的時間裡,他曾在金錢上試著「吸血」他的朋友們,但這也只是半開玩笑的拙劣做法,並且很快就結束了。在生命中的最後幾年,他在索馬利亞海岸以一絲不苟的誠信和偉大的仁慈而聞名。他也十分珍惜自己的榮譽和好名聲。他寫給家裡的書信證明了這一點;在臨死前的幻覺中,他為自己也許不能周到、準時地完成被授予的任務和許下的承諾而感到焦慮。另一方面,關於蘭波是聖徒和殉道者的理論也並不能令人信服。他曾有過想像自己已經成為和上帝並肩的神的時期,那時他願意付出一切必需的代價、通過個人受苦來獲得這一榮光;但他並不是以殉道者的身份,而是把自己當作一個神來承受痛苦。在此後的人生中,他選擇了簡樸和禁慾;他以仁慈、善意和慷慨來對待他所管理的人,並對他們懷有憐憫之心;但其中並沒有真正屬於聖徒的特質。他寫給家裡的信——這是我們唯一關於他在索馬利亞海岸和阿比尼西亞的生活記錄——證實了這一點。也許在他的阿比西尼亞面具和盔甲之下藏著一個虔誠的哲學思想家——甚至可能仍是一個詩人——但在這一生中他絕不是一個聖徒。 蘭波的文學事業是一場對天才的悲劇性浪費。也許在沒有這種浪費的前提下,他的作品永遠無法達到現有的高度;也許這是我們為擁有蘭波最精彩的作品所付出的代價。其中的神秘和天才般的手法無可估量,但這些的出現也許必須以蘭波作品那流星一般的短暫為基礎和前提。他就像一個口中吐火的不幸男子,他會燒毀一切他所接觸的東西,將它們化為手中的灰燼。對他來說,有許多事都充滿了潛力,但最終都只能淪為失望。學業上的勝利似乎向他許諾了一個作為傑出知識分子的未來,但這一切只讓他感到索然無味,於是便拋棄了它們。他在詩歌上的天才本應讓他躋身於當時最頂尖的文人之列;但他啃噬了詩歌金玉其外的果實,發現了其中的敗絮,於是對其棄之不顧。他嘗試過一天是一天,不去考慮明天,只等待一切發生的生活,但這和其他一切一樣最終幻滅。 他最後的努力是過一種充滿激烈行動的人生——探索和行商——這也是他最後的失敗。失敗是他的命運。他的人生是一場壯闊的失敗,直到最後一刻,他依舊承受著「巨大的詛咒」。他一生都在地獄中度過。在神秘主義哲學中,「地獄」(enfer)這個詞意味著「低級的世界」,是天國的前廳,是充滿考驗的地方,因此,人間即地獄。[672]對於蘭波而言,人間確實是地獄,他被夢想中的天國放逐至此,他曾體會天國之美,因此,他不可能在人間的任何地方安定下來,獲得幸福。他只能希望人生確實只是通往另一個世界的前廳,在那裡,一切都已準備好,只為迎接他的到來。 蘭波首先是一個冒險家。他的第一次歷險是在書本里;然後,他逃往了吉卜賽人一般的流浪中,那是他第一次真正親身體驗的歷險。最偉大的歷險是對天國的探索,自那之後,一切都讓他感到索然無味;自那之後,塵世變得如此渺小,再也無法讓他滿足。這是他親口對妹妹所說的話。[673] 我希望漫遊世界,畢竟這個世界也沒有那麼大;也許那時我會找到某個讓我感到有那麼一點滿意的地方。 他在《回憶》中以象徵的手法表達懷舊之情——這也許是他所有詩作中最美妙、最完美的一篇:[674] 這愁水中的玩物,我無法抓到, 哦,靜止的小船!哦!胳膊太短! 糾纏我的黃花,灰水親近的藍花, 這花那花,我一朵都摘不到。 啊!翅膀從柳樹上抖下的灰! 久遭折磨的蘆葦上的玫瑰! 我的小船,總是不動;他的鐵鏈 落在這無邊的水底,——哪塊泥土?(飛白 譯) 他的失敗不能全部被歸咎於糟糕的運氣,或者說,厄運(leguignon)[675]。波德萊爾認為,人所遭受的痛苦主要來源於其自身的脆弱:他無法追隨自己心知肚明是最高尚的那些東西。蘭波無法改變自己,尤其無法改變他強烈的驕傲,從而適應生活;這也讓他自己不得不承受許多挫折。無論在精神層面,還是在物質世界,比起做出妥協或屈服於現狀,他更願意接受失敗的代價。從童年開始,他就一直無法承受任何批評或訓斥,即便這些大多是說者無心、聽者有意的情況。他的驕傲也導致了他的幻想,認為自己與上帝肖似,因此可以免於那些加諸於普通的不道德之人身上的懲罰和代價。波德萊爾為自己的每一次放縱、歡愉和所有的弱點都付出了代價,他不得不流下代表著悔恨和痛苦的灼熱之淚;在正義面前,他自願付出代價。他已準備好讓自己成為罪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一個可悲的罪人,他的驕傲也促使他對這一點有清醒的認識:「虛偽的讀者,我的同類,我的兄弟。」(辜振豐 譯)蘭波沒有能力獲得真正的謙卑,他無法把自己放入低賤的位置。他絕不可能乞求憐憫、寬恕或慈悲。他確實認為自己是一個罪人——受到詛咒的罪人——但他的受詛咒是光榮的,他被全能的神的憤怒和復仇之火征服,上帝不得不盡其所能與他對抗,而在被火焰灼燒時,他還能譏諷正在毀滅他的上帝。然而,當他終於放棄抵抗、完全屈服時,正是這種驕傲和傲慢自大讓他必須接受最終的懲罰。 他還有一個弱點:他受到了反覆無常的詛咒。他無法貫徹任何事,不能走到任何事的終點,最後也沒能真正地完全掌握任何東西。他總想要過於迅速地前進,從來都不能耐下心來夯實基礎;對他而言,萬丈高樓必須一夜之間建成,就好像有魔法的助力一樣。確實,他無論做什麼都依賴魔法多於他自身的努力。構思一旦完成,他就必須立刻達成目標;他能看見終點,卻不知道抵達的方法,而且他從來沒能學會節制和耐心的品質。「科學進展過於緩慢,」他在《地獄一季》中說道,[676]「祈禱卻在快步向前」(王道乾 譯)。他對速度的要求和不耐煩的個性讓他的天賦過於早熟,又過早地萎縮,就像枯萎的果實一樣被風從樹上吹落。心理學家也許會找到某種原因來解釋他這種割裂自我、掐滅自然的自我表達的行為。如果他能讓自己傑出的才華緩慢地發展,並在恰當的季節完全成熟的話,他將會成就些什麼呢?如果能知道這一問題的答案,那該是多麼有趣。如果他能像波德萊爾那樣接受屈辱和誤解的話又能成就什麼呢?這一點我們也不得而知。波德萊爾曾說:「我的屈辱皆是上帝的恩典。」[677]蘭波的驕傲和傲慢過於強大,讓他永遠都無法從失敗中吸取教訓。他缺乏釀成偉大天才所必需的一味材料——謙卑和質樸。 心理學家也許會認為,蘭波缺乏耐心的個性在某種程度上來說象徵了他內心的發育不良,因此,他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都一直是一個孩童。只要有事物能吸引他的興趣或喜愛,在他的想像中,這就是那獨一無二的事物,能夠讓一切都變得明朗,並且為他過去的失望做出補償。他會帶著天性中的激情,花一段時間來追求這一事物;但只要他的興頭過了,又會迅速放棄。多少次,他在索馬利亞海岸給家裡的信中寫道:「我找不到期待的東西!我不會在這裡久留!」又有多少次,他構思了一項計劃然後展開實踐,但幾乎從來都沒能貫徹到底,獲得豐收!他曾在《渴之喜劇》中這樣吶喊:「啊!汲干所有的瓮!」(何家煒 譯)[678]為了不錯過任何味道,他曾試著一次性飲下所有容器中的水。他是如此地渴望暢飲,他那樣迅速地吞下這一切,但這隻讓他嗆水,什麼味道也品嘗不到。 他從未能夠接受外來的限制,也沒能學會約束自己;直到最後,他的個性依舊處於迷失方向的反抗之中。他反抗一切:社會環境、公認的宗教、藝術,以及整個生活的狀況。這種對自由的狂熱渴望是他驕傲的又一個後果,它通過極端的表達,變成了一種病態。他無法忍受任何人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壓制他,他寧願自我毀滅。可悲的是,他最終明白——但已經太遲了——自由並不是生來就有的權利,恰恰相反,它是一件商品,和這個病態的世間的所有東西一樣,必須支付代價才能獲得;自由的代價是如此的昂貴,必須經歷個人的奴役和苦澀的屈辱才能獲得它。除非我們一開始就用順從和許多痛苦的妥協購買了自由,除非我們痛苦地掙扎,終於抵達唯一能呼吸到空氣的頂峰,否則就不存在完全屬於我們的自由。蘭波決定購買自由,但一切已經太遲了;自由的代價也比最初昂貴了太多。之後,在他正值壯年時,他本應享受一定的自由,但他狂熱地——這是他對待一切的態度——以最痛苦的奴役和不甘的受苦為代價,購買著最昂貴的自由。 正如《地獄一季》里所表達的那樣,在他那可悲的掙扎中,他嚮往全情投入宗教的懷抱,但他不願付出任何犧牲個人自由的代價。他寧願撲滅心中的渴望之火,並可悲地把這看作一種勝利。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描寫了這樣一個角色:他為了證明自己完全獨立於上帝之外而自殺。[679]蘭波的做法與他相似,不過他殺死的是自己的精神,而不是肉體。 在蘭波還是個男孩時,生活的醜惡讓他震驚,自那以後,他再也不能接受生活本來的面貌;對他來說,生活的環境令他無法忍受,他憎恨生活,因為那並不是他想像中的情形,也不是他認為生活應有的面貌。他不願也沒有能力接受尋常的人性、他人的弱點和不值一提的卑微。面對這些配不上任何理想的人,他沒有耐心或憐憫,只覺得他們可悲、令人厭惡。唯一能讓他抱有溫情和同情心的就只有那些原始的黑人,他的生活幾乎與愚蠢的野獸一致,沒有任何自我反思,只是耐心地承受重負。除了在生命即將結束時出現的偶然狀況外,他沒有波德萊爾那種對簡單的人類境況的理解,也沒有他對生存的反覆無常所抱有的天才式的溫情。在帕斯卡爾「人類的偉大與可悲」中,他只能看到「可悲」。他無法容忍那讓他周遭的人們感到滿足的瑣碎的幸福,他迴避一切能夠讓其他人的生活變得美好和甜蜜的東西:平靜、愛和單純的勞作。他在自己的內心毀滅了這一切,當他為此悔恨時,一切都已經太晚了,他的心中什麼也沒有剩下,沒有能夠建築任何其他的基礎。他的人生從未能從他的經歷中獲得滋養;這些經歷只能留下傷痕和被火焰灼燒過的印記。 最初,他曾以為自己能夠創造生活的條件,通過自身改變一切,找到「真正的生活」。但在這一切都失敗後,他不願接受那些他會將其稱為「蠢物」的東西,那些讓人生的負擔不那麼沉重的東西——藝術和夢想——他拋棄了它們,因為它們並非最終的現實,因為它們不是絕對的完美。「應當時刻醉意醺醺。」波德萊爾曾這樣說道,[680]「這就是全部所在。這就是唯一的問題。為了感受不到壓垮您的雙肩,壓得您彎向地下的可怕的時間重負,就必須長醉不醒。可是,沉醉於什麼呢?沉醉於美酒、詩歌還是德行呢,悉聽尊便。反正要沉醉。」(李玉民 譯)蘭波無法做到這一點,世界對他的傷害令他難以忍受——直到最後,他都保持著這種青少年時期就形成的能力,被永無休止地傷害著。最後,這「痛苦的生存」中再也沒有一絲美感足以讓它變得能夠忍受。他從未找到一種有用的原則,也從未與生活和解。他得到的只有一種不甘的順從,但那並不是拜倫式的和解。他曾經給家裡寫過一封信,描述他對未來的計劃:[681]「好吧!最可能的情況是,人們總是去他們不想去的地方,做他們不想做的事情,他們的生死都與願望相背離,對日後能獲得補償不抱任何希望。」 他所獲得的唯一補償,在他在哈勒爾的最後幾年裡,似乎就是他對自己管理的原住民所施行的一點善舉。但他對這種善意的本質並沒有抱有幻想,也不期望任何回報。 蘭波在藝術潛力方面的自然天賦超越了法國文學史上任何一位詩人,但當他發現這種天賦並沒有為他帶來他渴求的理想時,他就拋棄了它。他無法接受作為一個普通基督徒的謙卑,同樣地,他也無法接受自己僅僅只能做一個詩人。於是,他犯下了一個近乎悲劇性的錯誤,這是他所有錯誤中最嚴重的一個:對文學的放棄。在他的詩歌創作最為鼎盛的時期,那也是他人生中唯一能夠或多或少感到快樂、喜悅和成就感的時期。他那習慣性的暴烈和不自信讓他丟棄了他曾經最偉大的財產、他生而為人唯一的存在的理由,自那以後,他永遠滯留在了地獄中。在《地獄一季》中,他曾問道:[682]「一個人甘願自毀,那他就該下地獄,不是嗎?」(王道乾 譯)他確實為自身施加了毀滅的詛咒。可悲的是,在生命的盡頭,他意識到他浪費了自我和人生。這一詛咒既施加於他的精神,也施加於他的肉體:在哈勒爾,他拒絕面對自己的身體狀況,把病痛的腿緊緊綁住,用劇烈的運動折磨自己。他用固執殺死了才華。 後來,他對詩歌的拋棄卻不一定完全出於自願。也許他只是無法繼續寫作了;也許,當詩歌無法成為象徵絕對真理的意象時,他就再也無話可說了。他無法進行程式化的寫作;喪失信仰後,也許他心中也不再剩下任何能夠成就一位詩人的東西了。也許上天比我們想像的更為仁慈;也許這正是命運向他展現的慈悲,讓他無法創作出低於其最偉大的傑作的作品,讓他在成就的巔峰隱退。 鼎盛時期的蘭波拓寬了詩歌的視野。1871年,當他在詩歌界冉冉升起時,帕爾納斯派對邏輯和理性的理想仍處於巔峰狀態,即便是波德萊爾這樣的詩人都無法得到全盤認可。當時,從整體上來說,法國詩歌不過是描述性的圖像,或是一系列通過高雅的語言組合成的智慧理念。波德萊爾提升了詩歌暗示性的力量,並讓詩歌回歸精神性的內容;但波德萊爾也因此而必須遵循邏輯、語法和句法;他筆下的文字可以望文生義,傳達的是準確、易於理解的意義。蘭波提升的則是詩歌令人產生聯想的力量(the evocative power),這種力量獨立於詩歌本身傳達的意義;於他而言,文字不再需要表達字典上的意義;它們也不再被用於表達邏輯,或是進行描述;它們是魔法咒語的一種形式,用於激發思想和靈魂的某種狀態。詩歌的本質並不由文字,而是由意象組成——無論這些意象有多麼美麗——詩歌就是感覺本身,而這種感覺將被允許得到最佳的表達,就像噴涌而出的岩漿能為自己鋪路一樣。蘭波拋棄了一切不必要的詞語和連接,只保留最基礎的幻象,而這一幻象並不總能輕易地被他人所窺見。對他來說,靈感的發生一開始就像燃燒著的激流,他從中淘洗出屬於他的視覺精華,拋棄所有解釋性、關係型的詞語,那些並非絕對必要的部分。以觸及不可知為目標,蘭波在事實上賦予了詩歌一種令人產生聯想的力量,幾乎沒有詩人能在這方面與他比肩。 蘭波的詩歌證明——儘管這並不是他的目的——大量可用於藝術的豐富材料存在於潛意識和童年模糊的感官記憶中,這些感官在我們無法意識到它們的完整意義的情況下就被記憶存儲了下來。這為文學打開了一片廣闊的田地,我們可以說,蘭波——至少在法國——開啟了人性中潛意識層面的文學創作之先河。象徵主義運動從他那裡獲益良多,他們渴望碰觸無意識的世界,以抵達超越塵世生活的超驗世界,但他們的做法與德國浪漫主義運動更為相近;後者沒有受到蘭波方法的影響,有意識地尋求對無意識的表達——他們更重視無意識,而不是潛意識的世界。但蘭波應該不會認同象徵主義運動的理想。確實,這些理念中有許多都受到了蘭波的影響,但另一方面,它們受到波德萊爾的「憂鬱」(spleen)和「厭倦」(ennui)的影響更深,遠超過激進的反叛者蘭波。蘭波並沒有像波德萊爾那樣被「厭倦」那沉重的負擔壓到窒息。在他還是個孩子時,蘭波就曾這樣呼喊道:「我是忍無可忍的造反者!」[683]蘭波感受到的是激烈的反叛和厭惡,而絕不是疲勞厭倦。在他哈勒爾時期的信里,當他描寫自己的「厭倦」時,這一詞彙的意義與波德萊爾的用意截然不同。波德萊爾感到自己在不斷對相同的事物進行苦思冥想時,正由於疲勞沉悶而慢慢地消失:「永在的原罪所呈現的倦怠景觀」(辜振豐 譯),而魏爾倫也曾哭泣著訴說「淚灑落在我的心上」(羅洛 譯);蘭波由於恐懼和厭惡而舉起雙手,襲擊他身邊的一切,在他的腳邊只有破損的碎片。他在自己親手毀滅的夢境和理想的殘軀上走完了人生。 蘭波為詩歌開拓了許多新的道路,並大規模地清除了攔路的樹叢;因此,當他在路邊倒下時,後來者能夠繼續沿著這條新的道路,從走向不可知、超越「這個人沉陷的」地平線。沒有蘭波,也許超現實主義藝術就不會出現。安德烈·布勒東說,我們正是通過《靈光集》獲得了與深層次的自我交流的力量,蘭波也教會了我們,詩歌必須帶領我們去向某處。[684]超現實主義者認為詩歌是一種實體,承載著作者腦中浮動著的非理性思想,這些思想的形式是模糊的意象,作者往往對其沒有意識,但如果藉助特定的思想方法,這些意象是可以被揭示的。安德烈·布勒東對超現實主義的定義也受到了來自蘭波詩歌理念的重大影響。 超現實主義是純粹的精神無意識活動。通過這種活動,人們以口頭或書面形式,或以其他方式來表達思想的真正作用。在排除所有美學或道德偏見之後,人們在不受理智控制時,則受思想的支配。超現實主義建立在相信現實、相信夢幻全能、相信思想客觀活動的基礎之上。[685] 超現實主義的藝術觀與蘭波的詩歌理論有許多相似之處。它以發現形而上與詩歌之間精確的關係為目標,致力於從文學和藝術中掃除一切道德禁忌。詩歌和詩人一樣,必須超越善惡的判斷。最後,超現實主義的藝術觀尋求對民謠和匿名文學中至高無上的詩學品質的認可。蘭波後期的許多韻詩都以簡單、天真的民歌為模板寫成。蘭波似乎感知到了人民在民間文學中無意識寫下的自我靈魂,而這正是無意識民謠象徵主義的形式之一。 然而,對今天的我們而言,蘭波作為詩人不僅在詩歌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不僅是他所處的時代的重要象徵,還為我們打開了通往另一個世界的大門。他的重要性甚至不需要這些成就就已經不言而喻:他的作品全集甚至是許多並不在意文學史和詩歌藝術的人的枕邊愛書。人們閱讀蘭波,只為欣賞他在詩中直截了當傳達的信息。 蘭波的作品或許沒有波德萊爾作品那樣的深度,不能像他那樣揭示成年人的體驗,也沒有對困擾人類靈魂的永恆問題作出反思。我們通過波德萊爾獲得了對自身、人性和在善惡面前人類的軟弱問題的認知,這一認識比之前更加完整、有意識。蘭波有著敏銳的感性,強烈的直覺和熱忱,但他很少留下時間來進行深刻的反思。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他停止寫作時很可能還不滿二十歲,那時的他還沒有足夠的時間來深刻地認識自己或他人。他的靈感來自絕妙的構思,他被野性的激情所控制,就像一個初次造訪鄉間的貧民孩童一樣,他會在花叢中穿梭,一朵一朵地聞過去,然後把花朵丟在地上,任其枯萎,同時再飛奔去田野的盡頭尋找下一朵——那似乎是最美麗的花朵。 蘭波的文學創作處於一種兩難的境地:儘管有些評論家不這麼認為,但在他的作品中,他是一個無宗教信仰者——一個持神秘主義觀點的無信仰者——在《地獄一季》的最後,他拒絕了信仰,卻引領他人找回了信仰。這樣的例子有許多——丹尼爾—羅普斯、里維埃和克洛岱爾——在蘭波那裡找到了他們對上帝的渴望和最終信仰的最完整表達。而他的行動,根據伊莎貝爾·蘭波的說法,則是「把傑出的靈魂推向上帝」。克洛岱爾曾說,在閱讀《靈光集》和《地獄一季》之後,他體會到了「對超自然最生動的印象,近乎具有物體上的精確性。」[686]他還曾這樣寫道:「是蘭波指導並塑造了我。我的一切都歸功於他。他不屬於這個世界。」[687]在沒有正統的信仰的情況下,蘭波通過對上帝的體驗而達到了這樣的狀態:在沒有信仰或不信、懷疑或反思的可能性,只有純粹感官的條件下,神秘主義者追求的是極度的喜悅,並與全能的上帝合為一體。 今天,許多人都能在蘭波的理念中找到與自己呼應的觀點。他和他們一樣,憎恨文明現有面貌,反感虛偽和裝腔作勢。在蘭波眼裡,普魯多姆先生[688]是與基督同時降生的。他毫無保留地輕視那些被這個世界稱為進步的事物,以及那些為此而感到非同尋常的驕傲的人。 低劣的種族包攬了一切——人民,正如人們所說的,理性;國家和科學。啊!科學!一切重新開始。為了靈魂和肉體,——臨終聖體——,人們有了醫學和哲學,——偏方草藥,還有調弄得很好的民間謠曲。還有君主的娛樂消遣,還有他們嚴禁外傳的遊戲!地理學,宇宙結構學,力學,化學……科學,新貴族!進步。世界在前進!世界怎麼會不運轉?[689](王道乾 譯) 在源於革命的忠誠信仰的現代民主形式面前,他只能感到厭惡。[690]和今天的許多人一樣,只要有人想要,他寧願用大甩賣的形式將其一次性全部拋售。[691] 在《靈光集》中,人類對精神層面的滿足和美的渴求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表達——也許只有聖十字若望的詩歌能與之相比。《地獄一季》代表了永遠伴隨我們左右的懷疑的地獄,那是天使與惡魔之間長久的較量,幾乎沒有作家可以用如此強烈、震撼人心的方式來表達我們心中痛苦的呼喚;在《醉舟》中,我們看到了所有對人性的思念,對逃離陳腐價值、航向新希望的憧憬和熱切的渴望。《醉舟》承載著一個受傷的世界中的苦難、無邊的疲倦及其周遭的一切;也承載著塵世中對逃離臭氣熏天的港口、航向外海的熱切盼望,希望能就此洗去一切玷污褻瀆它的污穢,找到一個嶄新、純淨的自我。這艘醉舟快速向前,航向遙遠的海面;它仿佛航行於兩片無垠的天空之間,一束光將它托舉起來;願它不會如蘭波的人生之舟那樣再次墜落,願它不會成為蘭波那艘「脆弱得像蝴蝶般的小船」——那艘脆弱的紙船載著一個悲傷的孩童在殘酷的大海上航行,最終只能被毀滅性的波濤吞噬殆盡。 可是我不再哭了!晨光如此可哀, 整個太陽都苦,整個月亮都壞。 辛辣的愛使我充滿醉的昏沉, 啊,願我龍骨斷裂!願我葬身大海!(飛白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