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蒂爾•蘭波 · 第一章　魏爾倫一家

蘭波在1871年的秋天來到巴黎，當時魏爾倫和妻子的父母一起住在蒙馬特的尼科萊街。由於被懷疑同情巴黎公社，他丟掉了公務員的工作；但是，造成他被辭退，或者說不再被新政府續任這件事的部分原因，很可能是由於他工作不力，且有縱慾的惡名。在動盪的戰爭和革命時期，他回歸了單身漢的生活，並且再一次開始酗酒。為了讓他遠離這種誘惑，他的母親讓他和瑪蒂爾德·莫泰·德·弗勒維爾（Mathilde Mauté de Fleurville）結婚。此時的他只能掙些外快，再加上年輕妻子的嫁妝；他們的經濟狀況已經無法繼續維持布爾喬亞式的舒適生活了，而當時瑪蒂爾德已經懷上了孩子。因此，這對年輕的夫婦搬去和莫泰·德·弗勒維爾一家同住，他們在蒙馬特一條安靜的街道上有一棟帶花園的小別墅。 瑪蒂爾德·魏爾倫很高興能夠再次回到這個被她依舊看作自己家的地方；比起和丈夫一起過波希米亞人一般的生活，她更喜歡在父母的家中過輕鬆、享樂的日子。在回憶錄中，她帶著一種幼稚的自豪感，字裡行間充滿了對這棟豪宅的讚美：一樓有兩間大客廳和一間餐廳，全都面對著精心修剪過的花園；父母和她同母異父哥哥的房間在二樓，三樓則留給了「新婚夫婦」。房子裡還有一間藏書室和一間客臥。[190] 莫泰·德·弗勒維爾一家並沒有合法的貴族血統，但也是受人尊敬、富裕的資產階級家族。儘管並沒有記錄，但他們的財富很可能來自生意上的成功；他們在姓氏中加入「德」這個助詞，讓它聽上去像貴族的姓氏，因為這才和家族的財富相稱；這種做法在第二帝國時期很常見。莫泰·德·弗勒維爾先生在年輕時取得了巴黎大學的法學學位，但他從未從事法律相關的職業；他的女兒對勒佩勒捷（Lepelletier）把好友魏爾倫的岳父稱為「公證員」而耿耿於懷。她自豪地表示[191]，她的父親一生中連一分錢都沒有掙過，「他什麼都不用做，可以隨心所欲的生活」。在戰爭和巴黎公社運動結束後，他生活無憂、受人尊敬，在蒙馬特舒適的家中和妻子、家人生活在一起。 莫泰·德·弗勒維爾夫人熟稔於藝術，也結交了很多藝術家，為此，她感到十分自豪。她第一次婚姻中的兒子，夏爾·德·西夫里是一名輕音樂作曲家，在當時小有名氣，她自己也是頗有名聲的音樂教師。在1871年，年輕的克勞德·德彪西當時就是她的學生。她也很為自己的女婿保羅·魏爾倫驕傲，他在當時最頂尖的文化圈裡評價很高，前途光明，她也曾聽到聲名顯赫的帕爾納斯派詩人和學者對他讚譽有加——她對那些受到過表彰的榮譽人士信任不疑。她很高興能把女兒嫁給這樣一個傑出的文化人，也願意忽略他那些不檢點的傳聞；她認為那只不過是一個年輕的巴黎人身上不可避免的野性罷了，只要堅忍強硬就可以在婚後消除這些瑕疵。她喜歡把自己看作一個藝術贊助人，一個鼓勵、發掘未成名的年輕藝術人才的人。當魏爾倫說起在外省的文學地平線上正冉冉升起一顆璀璨的新星時，她充滿了興趣。她認為這是一個好機會，她可以在這個年輕詩人成名前就表明是自己發掘了他；她想像自己對著未來的仰慕者和觀眾，告訴他們是自己從貧窮和困惑中拯救了著名詩人蘭波，是她敞開了自家的大門讓他得以從此出道。她的女婿說，蘭波的身上有超越維克多·雨果的潛質。正是她建議保羅邀請這位年輕的朋友來她家借住的；當時，她並不知道自己正在引狼入室。她聽說他很年輕，因此她期待著看到一位長著波提切利畫筆下天使面容、年輕版本的阿爾弗雷德·德·繆塞。浪漫主義運動為公眾塑造了一個詩人應有的固定形象。其中知名的有夏多布里昂的畫像：他用夢幻般的眸子望向大海，風吹過他的鬈髮，簇擁著他貴氣十足的眉頭。其他知名的形象還有年輕的拉馬丁，他像天神一般高貴優雅；還有德·維尼，他看起來一絲不苟、與眾不同。但人們最喜愛的還是阿爾弗雷德·德·繆塞穿著文藝復興時期侍從服裝的畫像。 莫泰·德·弗勒維爾夫人並不希望這個當代詩人能與她青年時代的詩歌諸神相抗衡，但她期待他至少能看起來非同凡響。就算他長得不像西班牙貴族出身的埃雷迪亞（Hérédia）那樣高貴，至少也得像馬拉美那樣看起來像一個令人尊敬的學究。她完全沒有想到，當她第一次見到蘭波時，發現他的樣子和高貴、知名的人士一點兒也沾不上邊；她拒絕相信一個像蘭波這樣外表的人能做出什麼好事來。她只在林蔭大道下的長椅上見到過這副樣子的人；戰爭爆發以來，警察們變得很鬆懈，不再約束這些流浪漢。她家裡從來沒有接待過這樣的人。 蘭波的造訪從一開始就是一場災難。魏爾倫和夏爾·克羅去火車站接他，但由於一些失誤而錯過了他。對於在鄉下長大的蘭波來說，走點路並不要緊，因此，在發現沒人來接他後，他便獨自步行前往蒙馬特；他風塵僕僕、帶著一身汗抵達了目的地，讓莫泰·德·弗勒維爾夫人和她的女兒嚇了一跳。瑪蒂爾德永遠都無法忘記她和母親當時的驚愕：這個鄉下青年走進會客廳時，她們正坐在那裡等待魏爾倫帶著他一起回來，好奇著他的模樣。但她們看到的卻是一個粗魯的農民青年，雙手粗糙、雙頰泛著風吹日曬導致的紅暈。那時他剛剛開始抽條，去年的舊衣服已經不合身了；衣袖無法遮住他骨節粗大的手腕，那條著名的灰藍色褲子的褲腿也吊在他母親親手織就的藍色棉襪上方。除此之外，他還看起來骯髒不堪；他的頭髮就好像從沒梳過那樣根根豎起，他的領口拴著一根骯髒的繩子當作領帶。最可怕的是，他身邊沒有任何行李，沒有牙刷，沒有梳子，連換洗的衣服都沒有。[192] 一直以來，蘭波都對周遭的氛圍很敏感，這種敏感難以解釋，就像是動物的直覺；此刻，他很快就知道自己給別人留下了什麼樣的印象。他立刻感覺到，在這對母女教養良好的禮貌態度下藏著對他的敵意和否定。魏爾倫和克羅從火車站回來時，母女倆正試著招待蘭波，準確地說，應該是在嘗試克服巨大的困難以完成她們這種上流人士的社交義務——她們並不在意客人是否得到了周到的招待。 當看到坐在會客廳里的不過是個孩子時，魏爾倫也無法掩飾自己的驚訝。他本以為來人應該超過二十歲，和他年齡相仿。撞進他眼中的卻是一個長腿的男孩，他的頭髮散亂，舉止笨拙；他仿佛是個還在長身體的少年，不知道怎麼去活動自己粗笨的四肢，也不能控制變聲期粗啞的嗓音。在這個骨瘦如柴、笨手笨腳的青春期少年身上，他看到了一張孩童的面孔；雙頰圓潤粉紅，還有一雙他所見過最純淨、最凌厲的藍色眼睛。他堅稱這一時期的蘭波長相俊美，還對他十六歲時美麗無比的臉龐做了描述。相形之下，瑪蒂爾德·魏爾倫和其他許多說蘭波粗魯、醜陋的人仿佛充滿了偏見和惡意。 第一天的晚餐是一次巨大的失敗。魏爾倫夫人和莫泰·德·弗勒維爾夫人那明快、毫無意義的談話讓蘭波手足無措，而他當時也還沒習慣和女性在一起的場合。她們不斷向他拋來無止境、無意義的問題，問他的旅途如何，他未來的計劃是什麼；她們還帶著巴黎人高高在上的傲慢態度，詢問他對法國外省生活的看法。蘭波對這個話題的看法是絕對不能在任何講究禮儀的場合中說出來的。夏爾·德·西夫里像一個典型的巴黎人那樣，用脆利的聲音喋喋不休，這也讓蘭波感到厭煩；很快，他就不再掩飾自己對主人們的輕蔑。如果那頓晚餐進展順利的話，他會發現夏爾·克羅其實很同情他，但當時他感到很不自在，也很困擾；因此，當克羅向他拋來關於美學原則和文學理論的問題並公開分析他的作品時，他感到更加不安。蘭波覺得十分疲倦和困惑，而且他從來也不是一個能順暢地和人談天說地的人；此時，他舌頭打結、陷入了陰沉的靜默之中，只肯用隻言片語來回答那些對他來說相對善意的問題。他看起來很粗魯，情緒也不太好；但事實上，他陷入了比人生中其他時刻更加深沉的悲哀、痛苦和失望中。 後來，在回顧這一晚上發生的事時，魏爾倫只能想起蘭波發表的一段觀點，和文學毫無關聯。晚餐時，房間裡有一條小狗，它是莫泰·德·弗勒維爾夫人最寵愛的寶貝，是一條被打扮得漂漂亮亮並受到無限溺愛的小可愛；但它脾氣很好，也很乖巧。當時，小狗在人們腳下跑來跑去，求他們分一點食物給它，也想得到人們的關注和撫摸。蘭波當時很是古怪；他很快感到煩躁，於是居高臨下地看著那條可愛的小東西，用極盡輕蔑的口吻說道：「狗都是自由主義者！」[193] 隨著晚餐的進行，蘭波也變得越發笨拙和無禮。晚餐結束前上咖啡時，他做了一件讓在場的女士們又驚又怕的事：他從口袋裡拿出髒兮兮的菸斗，蹺起了二郎腿，像在一個低級酒館裡那樣把胳膊支在桌上，讓臭不可聞的菸草味充斥著整張餐桌。 那個夜晚本該因振奮人心的文學談話而無休無止地進行下去，然而事實上，它很快就草草結束了。莫泰·德·弗勒維爾夫人宣布，由於蘭波旅途勞累，他一定不想繼續留在這裡聊天；因此，在晚餐結束後不久，她很快就給出了各自回房休息的信號。 在做客期間，蘭波一直無法擺脫第一晚失敗的陰影，他也沒有繼續努力向女主人證明自己；事實上，他的觀點和舉止都無底線地觸怒著她。他決心為她對他的厭惡提供更充分的理由。有一天，當魏爾倫回到家，他發現自己的朋友正在屋子前面的石子路上伸開四肢躺著，一邊享受著十月的陽光一邊抽菸。任何從這條街上路過的行人都能看見他，住在這一受人尊敬的街區的人們則站在一邊詫異地盯著他。這個地區很快充斥著關於莫泰·德·弗勒維爾夫人家古怪的客人的傳言；人們一致同意，她會讓自己的女婿和這種小流氓為伍確實是一件怪事。傳言越來越廣，這條街區每一棟房子的管理員都知道了他的事。 莫泰·德·弗勒維爾夫人堅信是蘭波腐蝕了她的女婿，是他慫恿他敗壞道德、公開地進行反叛。她這麼想其實並不公平，因為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魏爾倫對婚姻的不忠從蘭波來巴黎前就已經開始了。畢竟，魏爾倫比他年輕的朋友要年長十歲；他從青少年時代起就在拉丁區四處遊蕩；青年時期的他被指有雞姦行為，在和瑪蒂爾德·莫泰·德·弗勒維爾結婚時他就已經是一個真正的酒鬼了。婚姻初期，由於新婚生活和年僅十七歲的妻子帶來的新鮮感，他在岳父嚴格的管束下暫時安定了下來。但在認識蘭波之前，他就已經感到已婚人士所謂的體面很是乏味，尤其是後來妻子懷孕後身體變得非常脆弱，讓他偏好縱慾的感官無法再享受肉體的快感，而這種快感正是一直以來讓他還能忍受婚姻束縛的重要原因。更加接近事實的情況應該是，他幫助蘭波完成了他「打亂所有感官」的目標。毫無疑問，蘭波是一個聰穎的學生；他鼓勵了年長的魏爾倫，讓他做出更為大膽的舉動，並煽動他對抗家庭的約束。那時的魏爾倫知道，就算是他最不講理的行為都會得到支持，他再也不用獨自面對來自嚴厲的岳母的指責，因為現在蘭波首當其衝成了被非難的對象。 1871年10月30日，喬治·魏爾倫出生。在接下來整整三天的時間裡，一切都很順利。魏爾倫表現得和任何一個自豪的年輕父親並無二致。他每天晚上都回家吃飯，整晚都陪伴在妻子身邊。第四天，做一個模範丈夫的壓力讓他一心向好的決心一下子土崩瓦解了。他到凌晨2點才回家，整個人都處於重度醉酒的狀態。酒精，尤其苦艾酒，是他永遠渴求的毒藥；醉酒歸來的他腦中充斥著污穢，並對每一個見到的人語出威脅。回到家後，他徑直去了妻子的房間，拒絕了她讓他回自己房間休息的哀求。產褥護士受到了驚嚇，威脅要去找他的岳父母來幫忙，但瑪蒂爾德不想打擾他們。接下來，儘管受到了抗議，他還是在妻子的床上躺下，穿著出門時的全套衣服，腳上的靴子也沒脫下來；他把滿是污泥的腳放在瑪蒂爾德臉旁的枕頭上，就這樣很快進入了酩酊大醉的睡夢中。第二天早上，當莫泰·德·弗勒維爾夫人來看女兒時，她驚恐地看到女婿還穿戴整齊地睡在那兒。瑪蒂爾德還提到，當時，一貫善良寬容的母親變得出離憤怒。[194] 同一時間，老莫泰·德·弗勒維爾結束了鄉間的狩獵聚會回到家中。帶著家中男主人的威懾力，他立刻做出了決斷。他激烈地質問著家裡的女人，為什麼會容忍這種不端的行為繼續發生，還說他決不能容許這個外來的闖入者在他家裡待著。他告訴女婿，必須立刻給這個討人厭的朋友另尋住所。 蘭波離開後，瑪蒂爾德在收拾客臥時發現枕頭上爬滿了她從未見過的小蟲，這讓她又驚訝又噁心。但她的母親明顯更有經驗，她告訴她那是虱子。瑪蒂爾德把這一發現告訴了自己的丈夫，希望能讓他對這位朋友感到噁心，但保羅只是對著她大聲地嘲笑，還說蘭波喜歡在頭髮里留著這些寄生蟲，以便把它們扔向街邊路過的神甫。[195] 但蘭波沒有在原地等著被莫泰·德·弗勒維爾一家趕出去，也沒有等魏爾倫為他另尋住所。他自己決定逃跑，也沒有告訴任何人他要去哪兒——這也十分簡單，因為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外，他一無所有。但魏爾倫覺得自己對他有責任，出於他的善心，一想起他那身無長物的年輕朋友在巴黎街頭舉目無親地獨自遊蕩，他就感到非常煩惱。因此他在能想到的地方四處尋找，但並沒能成功找到他。幾周之後，他才偶然在街頭遇到他，當時的他改變之大讓魏爾倫非常驚訝。他曾經那種田園生活帶來的健康氣息已經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蒼白的面容和深陷的雙頰；他衣衫襤褸，身上到處是寄生蟲。離開蒙馬特後，他試著找工作，但一無所獲；為了不至於餓死，只要有機會，他什麼不三不四的營生都做過，其中一項就是在街頭兜售鑰匙鏈。[196]這段時間他的生活就和上一次來巴黎時一樣一貧如洗。魏爾倫為他的窘迫而落淚，請他飽餐一頓後，把他帶到了夏爾·克羅和安德烈·吉爾那裡，讓他們在能找到長久的解決方案之前先照看蘭波。[197]魏爾倫接著找到了泰奧多爾·德·邦維爾，後者對未成名的窮苦藝術家十分慷慨，有口皆碑。邦維爾記得這個年輕詩人的名字，他曾兩次從夏爾維勒給他寫信。他為蘭波在自己所住的房子裡租下了沒有家具的閣樓，房子位於布奇街，就在聖日耳曼大道旁邊；他的母親為閣樓添置了最緊要的幾件東西。從邦維爾的幼年起，他的母親邦維爾夫人就一直照料著自己的獨生子，她鼓勵、培養了他在詩歌上的天賦，為自己比兒子那不幸的朋友波德萊爾的母親更出色、更理解孩子而感到自豪。此時的邦維爾已經接近五十歲，是當時最傑出的詩人之一，但她仍然給他令人嫉妒、無微不至的照料。外省來的年輕詩人還只是個身無分文的孩子，赤手空拳地在冷漠的巴黎城中打拚，這讓她想起童年時的兒子，心下不免有所觸動。 她和她的兒子讓蘭波得以有瓦遮頭，但為他提供食物的則是夏爾·克羅——這一信息來自一封寫給普拉德爾（Pradelle）的信，屬於貝雷斯（Bérès）資料的一部分，日期為1871年11月6日。最後，幾個作家一起出了三法郎一天的錢供他開銷。這些錢並不能讓他變得富裕、自我放縱，但至少能保證他不被餓死。 蘭波卻沒有在布奇街久留。據說，鄰居們向邦維爾抱怨家中住客的行為，因此他被要求離開此處。據說當他穿著爬滿寄生蟲的骯髒衣服，頭一次走進新的房間時，他無法允許自己把這樣一間舒適、乾淨的居所弄髒。於是他脫下所有衣服，赤身裸體地站在打開的窗邊，把這堆骯髒的衣服全都扔到樓下的通道上，這讓住在街對面的人感到十分驚恐。 據說他就是在這裡寫下了《捉虱女人》，靈感來自發生於一年前的一件事。不考慮主題本身，這首詩中那些極為精緻的詩句有一種激發人心的力量，讓人想起波德萊爾的一首詩： 鮮紅的痛癢溢滿孩子的頭上 在尋求白色的朦朧夢境時， 兩位美麗的大姐走近他的床邊 她們有著銀色的指甲，十指纖纖。 她們讓孩子坐在敞開的窗邊 碧波蕩漾的空氣里盛開著繚亂的花朵 孩子厚厚的頭髮沾滿露珠，被分開了 用美麗而又可怕的纖纖玉指，指甲在搔抓 孩子在傾聽可怖的氣息奏成的歌 玫瑰花蜜發出甜蜜的香氣 在孩子憂傷的嘆息聲中歌兒斷斷續續 浮上唇邊的是噁心，是接吻的欲望？ 香氣四溢的沉默中，眨巴著睫毛 孩子悄悄地傾聽，充滿了懶散的醉意 她們的手指在華美的指甲下抖動 是一隻只小虱子崩命的聲響 懶怠的醉意爬滿了孩子的頭顱 那是充滿狂奮的口琴的呼吸 順著緩緩的愛撫孩子的心中 不斷湧出潸然淚下的欲望又悄然釋去。 離開布奇街後，蘭波和作曲家卡巴納（Cabaner）一起住了一段時間，他睡在作曲家的沙發上。卡巴納的住所在異鄉人酒店，就在離奧岱翁街不遠的拉辛路上。卡巴納是一個非常心不在焉、精神恍惚的人，他從來不知道、也不在乎有多少人在他的房間裡過夜。除了藝術之外他從不考慮其他，連普魯士軍隊圍攻巴黎這件事，他都只是模糊地知道一點點。巴黎第二次被凡爾賽政權圍攻時，他說道：「什麼！德國人又來了？」然後，他發現聽他說話的人臉上都露出了驚奇和厭惡，於是他又說道：「天哪！都圍攻了這麼久了，我想著這會兒也是該換別的國家來幹這事了。」[198] 他的身形很瘦弱，幾乎是個紙片人，他的臉上似乎只有一叢隨風飄動的柔軟鬍子和一雙似乎在夢中的大眼睛。魏爾倫曾經說他是「喝了三年苦艾酒後的耶穌」。[199] 在蘭波和卡巴納住在一起時，德拉艾來見過他，這也是自他離開夏爾維勒後他們第一次見面。德拉艾在酒店裡骯髒的小房間裡找到了他，周圍是一群文人，而他在沙發上躺著，明顯是睡著了，完全不知道周圍有哪些人。突然之間，他伸了個懶腰，揉著眼睛坐起來，然後做了個充滿厭惡的鬼臉。他剛經歷了一場海吸希帶來的昏睡，這一體驗讓他很是失望。他本打算躺下、享受最美妙的通靈幻象，但他看見的只是一群黑白色的月亮互相追逐，它們的速度各不相同，穿過整個天空。這應該是他第一次體驗毒品帶來的幻覺；當時的日期是1871年11月。 德拉艾於是再一次打量了自己學生時代的朋友，他意識到在巴黎的過去兩個月中他身上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他長高了許多，他不再是個小男孩，而是一個高挑瘦長的青年，他的瘦弱讓人感到難以忍受的痛苦。他看起來骯髒不堪，瘦削的肩膀上掛著滿是皺褶的二手大衣，看上去比他的尺寸大了好幾碼，頭上還戴著一頂被打扁了的灰色舊氈帽。德拉艾的內心深處還是一個體面的資產階級，此情此景讓他很是震撼。 在卡巴納盡到地主之誼後，蘭波在接下來幾星期的時間裡輾轉於不同的工作室，在任何願意收留他過夜的人那裡尋求一夜的庇護。但魏爾倫最終還是給他在蒙帕納斯大道附近的一條小路康帕尼—普雷米爾街（Rue Campagne-Première）上租了一個房間，今天這條路上有很多的藝術家工作室。1872年1月，蘭波搬進了這間房間，一直住到3月他回到夏爾維勒為止。這間房間「充滿了日光和蜘蛛的聲音」[200]，也是多次見證了蘭波和魏爾倫一起尋歡作樂的場所；這種行為最終導致蘭波被逐出首都。5月再回來時，他住在王子先生街（Rue Monsieur-le-Prince）和位於維克多—庫贊街（Rue Victor-Cousin）十分骯髒的克呂尼旅館，距離索邦大學不遠；他在那裡一直住到7月，之後便和魏爾倫一同去了布魯塞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