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蒂爾•蘭波 · 第五章 受刑的心

伊妮德·斯塔基 《阿蒂爾•蘭波》
如果夏爾維勒中學在那個秋季學期開學的話,阿蒂爾·蘭波也許就會放棄他的流浪生涯,安定下來繼續學業。但「國防政府」繼續打仗,學校里大部分的老師不是上了前線就是在做志願警察。此外,大部分的學生都來自已經被普魯士占領的地區,他們的父母忙於為征服者服務,沒有時間來考慮教育這種小事。因此,只為來自夏爾維勒和梅濟耶爾的學生開學被認為毫無必要;尤其是在學校自己的建築被臨時徵用為醫院的情況下:如果開學,還要給學生們找新的宿舍。 對於阿蒂爾·蘭波來說,這樣的生活讓沒有固定職業的他不得不變得無所事事,這對他而言是一場災難。如果他能像自己期待的那樣入伍成為一名士兵的話,一切就都好了,但十六歲的他還是看起來過於年少,因此每次報名都會被拒絕。和德拉艾一起,他大部分的時間在鄉間漫步中度過,他們無止境地談論文學,也特別關注政治。[70]那一年的秋天特別長,仿佛是不願給前線戰鬥的士兵帶來凜冬的無情一般,天氣總是那樣溫暖柔和。早上的時候,兩個男孩會在早餐後去梅濟耶爾的布洛涅森林[71]:聖於連森林。之後,他們會一個一個地穿過自巴亞爾時代起就不斷增加的堡壘,最終到達一個名叫愛之林的小公園;在那裡他們可以不受任何人打擾地談話。公園的前面是一條通過兩座高高的石牆的碎石子路;接著是一片山楂樹叢和著名的椴樹大道,這也是他們最喜歡的遊樂場。這裡曾被稱作大花園,在大革命之前是一片私人產業中的一部分。在這個小花園裡,遠離他人窺視的目光,他們會在溫暖的秋日陽光下躺著抽菸。[72]正是在此時此地,蘭波很快地收集了許多意象,它們後來成了構成《靈光集》的重要元素。很明顯,這幾個月中所體驗的感覺對他來說很重要,他也從中發現了非凡的意義。仿佛是因為身處戰爭和毀滅之中,他對鄉間非凡的美有了一種新的、強烈的感知,而這一切都曾被過去的他認為是理所當然的。 不久之後,當天氣終於變得太冷,讓人無法坐在戶外時,他們在愛之林對面的花園裡發現了一座用來儲存工具的小木屋。小木屋擋住了無處不在的凜冽寒風,讓他們能夠相對舒適地長坐幾個小時,一邊抽菸一邊像領退休金的老年人那樣聊天。有時會出現菸草不夠的情況,而蘭波又沒有零花錢,所以不得不依靠德拉艾的慷慨解囊,但後者的儲備有時也只夠兩個人抽上一小口而已。但就算是沒煙抽,他們只要嘬幾口空空如也的菸斗也能滿足。他們會帶著書來,蘭波會大聲朗誦給他的朋友聽,也會對自己挑選的文字做點評。他有天生的好口才——每年都能在學校的演講比賽上獲獎——而他的朗誦也總能讓德拉艾感動。他所選的作品幾乎全部是詩歌。儘管他最讚賞的詩人名單中已經加上了魏爾倫的名字,但當時他還沒有從對帕爾納斯派的仰慕中畢業。他對《憂鬱詩篇》和《華宴集》都有了解,但戰爭導致《美好的歌》無法出版。蘭波欣賞魏爾倫詩中自由的韻律和技巧上的創新。從《憂鬱詩篇》開始,魏爾倫在技巧上的自由度已經高於除聖伯夫以外的其他十九世紀詩人。 但文學並不是兩個年輕友人談論的唯一話題,他們還會探討政治和當下所需的迫切變革。當時對新政府的激烈批判非常普遍。在夏爾維勒,儘管沒有黨派,但也很流行批評新政府。在夏爾維勒,那些惋惜舊帝國的滅亡的人和認為新政府有反動傾向的共和派都在謾罵。不出意料地,當時全國各地都大規模流行著各種關於新政府官員謀取暴利、巧取豪奪的謠言,這也一直是法國政治生活的特點。僅施耐德一人就被指控從國家騙取了價值高達40萬英鎊的武器。和往常一樣,有權有勢的人們總被傳說成叛國通敵的叛徒。但所有的憤怒情緒都在火光四濺的談話中蒸發無形,人們沒有採取進一步的行動來取代這群讓所有人都不滿意的官員。 即便是蘭波這個年紀的男孩也受到了影響;在巴黎公社中,這種出於不滿的、對造反精神的普遍同情在不出幾個月的時間裡突然爆發。蘭波開始憎恨一切形式的政府和權威,母親嚴苛的管教為這種憎恨煽風點火,最終發展成了行動。他樂意接受,也歡迎一切形式的破壞,只要夏爾維勒能和他習以為常的生活一起被一掃而空地毀滅。他甚至能夠不太悲傷地看著他喜愛的愛之林的樹木被砍倒,用於阻止普魯士人的進軍。一瞬之間,驕傲地樹立了幾個世紀的樹木都被屠戮般地砍倒,躺在低矮的地面上。有一天,他和德拉艾到了他們最喜歡去的老地方,發現他們最愛的兩棵椴樹被從根部砍倒,像受傷的巨人一樣躺在地上。蘭波像眷戀一個女子一樣愛著愛之林,他悲傷地凝視著被砍倒的樹木;然後,他的眼中突然出現凌厲的神色,他握緊拳頭喊道:「有些破壞是必要的。其他樹立千年的樹可能也被砍倒了;還有其他帶來愉悅的樹蔭必須被我們捨棄。是時候讓斧頭砍向這個社會的樹根了。每個山谷都將被填平,每座高山都將被降低;彎曲的必須變得筆直,粗糙的必須變得細緻。豪奢必將跌落進塵土,個人的虛榮必將被節制。尖酸的嫉妒和愚蠢的仰慕必將被取代。」[73]即便在這樣的言談中,蘭波都使用了聖經般的語言,這種語言也是後來《靈光集》和《地獄一季》的特徵之一。 儘管人們做出了各種努力,普魯士人還是越來越接近夏爾維勒和梅濟耶爾。德拉艾居住的梅濟耶爾在12月20日受到轟炸,整個城市燃起了大火。那一天,蘭波夫人把所有孩子都鎖在了公寓裡,不允許任何一個冒著風險上街,因為她害怕失去他們中的任何一個;從阿蒂爾離家出走後,她每時每刻都在為他們焦心。當時,德拉艾和蘭波分開兩處,而蘭波被痛苦折磨著,不知道朋友的下落;除了一段不清不楚的謠言說他家被燒得一點兒不剩、全家人都葬身火海之外,沒有任何消息傳來。一找到機會躲過母親警惕的目光,蘭波就跑去了梅濟耶爾,在房屋的廢墟中尋找他那消失的朋友的蹤跡。在那裡,他在成堆的瓦礫里尋找著,一個鄰居告訴他這家人全都得救了,正住在鄉下的親戚那裡。蘭波當時唯一的目標就是找到德拉艾,並給他帶去一些能用來打發時間的書。他冒著危險來到了給那家人提供庇護的農場,還帶著他最近發現的禮物:波德萊爾翻譯的愛倫·坡作品集和都德的《小東西》。他把為朋友而擔心的情緒和焦急都隱藏在粗魯、爽朗的快樂之下,也不允許他為自己受到的關心表達感謝。蘭波就是這樣一個人:和他的母親一樣,他很少用外放的方式表達情感,當別人想要感謝他或表達感激時,他總是感到手足無措。 之後,普魯士軍隊來了,並且占領了夏爾維勒和梅濟耶爾,而蘭波和德拉艾則帶著輕蔑的譏笑走在他們中間。但結局將至,巴黎包圍戰也即將結束。普魯士的占領持續了135天,那一年的冬天儘管來得有些晚,卻是多年來最嚴酷的一個寒冬。巴黎人被包圍戰攪得疲憊不堪,對國防政府心生厭惡,空氣中已經開始瀰漫著革命的味道。作為巴黎公社中最麻煩的成員之一,國民自衛軍在小酒館裡大肆飲酒。那裡的葡萄酒依然充足,取代了供應不足的食物,但並不能壓抑人們的怒火,也無法平息動亂。1月6日,巴黎的牆壁上出現了第一張紅色海報。關於和德國簽訂停戰協定的謠言在城市中傳播;1月22日發生了一場暴亂,但這也是最後一次針對投降的抗議活動。停戰協定在1月27日簽署,第二天,不受歡迎的國防政府下台,把位置讓給即將在波爾多選舉出的國民議會。隨後,讓秉持共和派傾向的巴黎感到恐懼和震驚的事發生了:所有外省,除了幾個大城鎮以外,都堅定地把票投給了右翼保皇派。梯也爾和俾斯麥開始就和約進行談判,2月19日在凡爾賽形成了和約的初步條款。當和約的內容為人所知後,巴黎人憎惡地將新政府的行為稱為叛國,關於首都會開始挑事兒的謠言也不脛而走。軍火庫中出現武器被盜變成了尋常事,從武器廠偷竊舊式的武器更是家常便飯。出於對未來動亂的恐懼和想從圍攻戰的威脅中逃跑的願望,凡是能離開巴黎的有產階級家庭都去投奔了外省的親戚。據說當時有10萬人離開了首都,但這一缺口很快被補上了:從外省湧入了一群頭腦發熱的青年和把巴黎看作唯一能與反動勢力抗衡的機會的人們。隨這些人一起蜂擁而至的還有一群群餓得半死、衣衫襤褸的厭世的復員軍人,還有那些什麼國籍都有的流氓和冒險者,他們就像以吃腐肉為生的烏鴉一樣,總能聞出病軀和死屍的味道。他們像禿鷲一樣盤踞在每場革命的上空,聚集在一起,想著能不能在遍地的混亂里為自己謀取些什麼,或是趁他們不幸的國家沉溺在痛苦中時獲利和探求機遇。愛爾蘭人、義大利人、波蘭人和阿拉伯人都打著幫助法國奪回自由的旗號湧入巴黎,但他們只會帶來更多的混亂,最終,法國還是要遭受折磨、承擔損失。 國民自衛軍此時開始尋釁滋事,並打算組織造反。他們打算在1月29日在巴黎市政廳建立軍事獨裁,但當局通過探子發現了他們的計劃,自衛軍的領袖們被逮捕,並被判處監禁。然而,儘管當局不斷出力打壓,國民自衛軍變得越發強大,尤其是那些來自工人階級大區的營級部隊,因為當時屬於有產階級的營隊正在自發解散中。他們還成立了一個委員會: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巴黎很快感受到了他們的威力,警察也在他們的面前連連受挫。從成立伊始,委員會就受到來自國際社會主義組織的強烈影響,他們認為自己有義務指導公民/選民,從而使得「工人階級和生產者在代表國家時具有平等的地位」。[74]委員會計劃成為一個類似蘇維埃的組織,並能夠最終在國家政府中無所不能。 國民自衛軍活動的消息傳到了外省,正是那時,蘭波決定要再次前往巴黎,這一次是為了幫助他的祖國爭取自由。一年前在杜埃的時候,他曾是國民自衛軍的一員,此刻,他很可能希望能夠立刻加入巴黎的自衛軍。他對離開夏爾維勒的渴望愈加強烈,因為學校事實上已經重新開學了,而母親希望他能回去繼續學業。2月15日,學校在一個由政府租用的廢棄劇院裡重新開始授課,因為之前的醫院還沒有把學校的建築給騰出來。三個火槍手中的兩個,德拉艾和拉巴希埃出於對未來職業生涯的焦慮而勤勉、順從地回到了學校里;蘭波夫人希望她的兒子也能這麼做。但他對朋友們的行為嗤之以鼻,並決絕地宣稱他不會再回學校,在法國面臨危難的時刻,還有其他更加重要的事等他去做,而且他可沒有那種登台表演的才華。最後一句話暗指的是學校當時所在的建築。[75]他賣掉了自己的手錶,並在2月25日離開家前往巴黎。當時他手頭的錢只夠付火車票,於是他身無分文地來到了首都。他不知從哪兒得到了著名諷刺畫家安德烈·吉爾(André Gill)的名字和住址,由於他天生的冷靜個性,並且極度缺乏世俗的知識和經驗,他在沒人知道的情況下未經通知就來到了畫家的工作室。吉爾當時不在家,但通往他房間的門從來都不上鎖。蘭波走了進去,由於旅途的疲倦,躺在長沙發上,很快就睡了過去。過了一會兒,吉爾回來時發現的就是這副模樣的他。打開自己的房門後,他站在玄關上,驚奇地看見自己的沙發上睡著一個縮成一團的骯髒身影。他的第一反應是覺得自己一定遭了賊——但是哪個小偷會來偷一個窮畫家的工作室呢——他於是又看了一眼,發現那只是個孩子。他搖醒了熟睡的男孩,說道:「你是誰?你來這裡做什麼?」被突然叫醒的蘭波迷糊地坐起來,揉著眼睛回答道,他是來自夏爾維勒的阿蒂爾·蘭波,是個詩人,他來巴黎是為了謀生。他的年紀和迷途孩童般的樣貌打動了吉爾。吉爾很善良,給了他10法郎,這也是那天他所有的錢,並勸他回家去找自己的母親。蘭波把10法郎裝進了口袋,但他沒有回夏爾維勒,而是在巴黎的街頭遊蕩,尋找工作,尋找能幫助他、建議他如何謀生和救助祖國的人。[76]他試著聯繫了革命領袖維爾麥希(Vermersch),他當時住在波德萊爾位於聖路易島的舊公寓裡嘗試模仿波德萊爾的詩歌。但最終,蘭波沒能和他見面。[77]在返回夏爾維勒途中他寫了一封信,信中沒有提到在巴黎遇到任何重要的人或是做了任何有意義的事;他只提了在書攤看見的新的、讓人興奮的書籍;他列出了長長的書單,但似乎只讀了其中的一本,那是他用所剩無幾的錢買的,格拉蒂尼的《紅鐵或新懲罰集》。他在巴黎待了兩個星期,我們不知道他是如何度過了這段時間,只知道他忍受了極端的貧窮和困苦。他似乎是在沒有一個人幫助的情況下在巴黎的街頭流浪。當時不是去巴黎的好時候,有點錢的人都離開了,城市裡也沒有多餘的食物。蘭波吃的是夜裡從垃圾桶里撿來的殘羹剩飯、街上找到的麵包屑或是從路人手中乞討來的吃食。因為沒有固定的居所,到了晚上,他就睡在橋底下、房子的門口和河岸邊停著的駁船上。後來,他在《地獄一季》中寫道: 啊!衣衫襤褸,雨水浸壞了麵包,酣醉,把我釘死在十字架上的千萬種情愛!……我又看見我的皮肉污泥濁水和黑熱病侵蝕蹂躪,頭髮、腋下生滿蛆蟲,心裡還有更大的蛆蟲在蠕動,我躺在不辨年齡、毫無感情的不相識的人中間……我也許就死在這裡了……可怕的回憶!我憎恨貧窮。[78](王道乾 譯) 2月26日,在俾斯麥的強迫下,當和約初稿起草,梯也爾和巴黎的衝突一觸即發,當時蘭波就在巴黎。和約的條件比梯也爾預料的更加嚴苛。割讓阿爾薩斯—洛林和50億的賠款已經夠糟糕的了,但普魯士軍隊對巴黎的占領要求是對法國最後的侮辱,決不可饒恕。2月25日,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在主要報紙上發表了前一天會議通過的決議。「只要看見普魯士人進入巴黎,每一個自衛軍成員都會立即攜帶武器前往集合地,並從那裡出發行軍,抵抗敵軍侵略者。」[79] 26日,當梯也爾在凡爾賽簽訂和約時,4萬名男女在午夜走上香榭麗舍大道。但這只是虛驚一場,並沒有造成什麼影響。但中央委員會機關辦受到了來自第一國際的更明智的影響。他們建議不要抵抗,因為那只會招來外國士兵對城市的破壞。他們指出,如果攻擊普魯士人,只會讓法國反動派坐收漁翁之利,因為這會「讓社會主義改革溺死在血染的海洋中」。儘管人們熱情繼續高漲,機關辦執行了委員會的整體決定。28日,機關辦和第一國際聯合發布了一張黑邊海報,禁止抵抗活動,並命令對侵略者展開和平抵制。這一命令的影響力非常大,當普魯士人在3月1日進入巴黎、在香榭麗舍大道上行軍時,他們所受到的攻擊僅僅是流浪兒的嘲弄而已。人們安靜、悲哀地怒視著他們。沒有一家商店或咖啡店開門;沒人對他們說一句話。他們像麻風病人一樣被孤立了起來。3月3日,當他們離開時,為淨化被侵略者玷污的土地,凱旋門燃起了巨大的篝火。 中央委員會在當時已經確實成了控制整座城市的革命聯合組織。[80]就在那時,梯也爾計劃廢除國民自衛軍的武裝,這也是巴黎公社運動的導火索。國民自衛軍真在準備幫助巴黎抵抗新的獨裁政府。首都的情況開始變得振奮人心,但蘭波出於某些不為人知的原因離開並返回了夏爾維勒。他為了見證和協助抗爭而來到巴黎,但當鬥爭到了關鍵階段時,他卻離開了,究竟是什麼說服了他,讓他離開首都?理解這一點至關重要。一些評論家聲稱,他在巴黎公社運動開始後又回到了巴黎,但很難驗證這件事的真實性。選舉於3月26日開始,巴黎公社於28日正式在市政廳成立。自此,法國存在兩個政府:一個是當時正在凡爾賽執政的波爾多議會選舉政府,另一個則是巴黎公社。由凡爾賽政府發起的第二次巴黎圍攻戰開始於4月2日。從一封信[81]中,我們得知蘭波從3月10日到4月17日和5月13日以後的時間裡一直都在夏爾維勒。當然他可能在4月17日到5月13日期間又去了首都;圍攻戰開始後想要進入巴黎很困難,但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德拉艾堅稱,蘭波在巴黎公社運動期間去了巴黎,他在4月加入了那裡的反抗軍,並一直到凡爾賽政府占領巴黎後才離開。[82]這一說法的最後一句有著客觀上的錯誤,因為凡爾賽政府直到5月22日才進入巴黎,而在5月13日,蘭波就已經回到了夏爾維勒。德拉艾可能是弄錯了日期,他所陳述的還是有可能是事實的。但也可能是他把蘭波在巴黎公社運動前的動盪時期對巴黎的造訪混淆成了他在巴黎公社運動中前往的巴黎,畢竟德拉艾的書是在這些事件發生半個世紀後才寫成的。蘭波沒有提及任何在巴黎公社運動期間前往巴黎的經歷,但在一封信里,他提到了之前那次造訪。除此以外,在一封5月13日寫給伊藏巴爾的信中,他寫道:「狂怒在催促著我奔向巴黎的戰鬥,那裡有許多工人正在死去,而唯一讓我留下的原因就是此刻,我在給您寫信。」他提到了自己新的文學理論,這些文字讀起來不像出自一個剛剛歸家、並像人們聲稱對抗爭的幻想破滅的蘭波筆下。[83]在下一封信中,他寫道:「你不回信那就太可惡了,迅速回信,因為我也許過一個星期就到巴黎去了。」[84]這兩封信都不像是一個不到一周前剛回家、對巴黎公社充滿厭惡的年輕人所寫下的文字。 如果蘭波確實在巴黎公社運動期間來到了巴黎,那麼這些事件一定沒有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他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在首都待了超過一周的時間。他在巴黎的時間被嚴格限制在4月17日和5月13日之間,還要算上步行單程六天的往返時間。他不大可能在4月17日,也就是他給德莫尼寫信的那一天,開始這趟旅程;他也更不可能在從巴黎回來的第一天就在極端疲勞和幻滅的狀態下寫下「通靈人書信」中的第一封信。此外,他似乎也不可能在剛以反抗軍的身份參加完抗爭的情況下,還保持著平靜的頭腦,並在5月13日和15日的信中清晰地闡明他的文學理論。 德拉艾一直宣稱蘭波在5月13日給伊藏巴爾的信中附上的《受刑的心》是在他從巴黎公社運動中回來以後寫的,而且詩中所寫的正是他在巴比倫路的軍營中遭受的對待:據說他當時受到了士兵們的攻擊。有許多人都附和德拉艾的說法,但並沒有證據能夠證明這一觀點。但是,也不能排除這首詩其實指向的是他早些時候,在2月底對巴黎的造訪。當時他一貧如洗,在城市中流浪,四處尋找能住一晚的地方,而且大多數晚上他都在軍營里和士兵們或國民自衛軍一起。可以確定的是,這首詩來自非常辛酸、痛苦的經歷,給他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這一經歷是發生在3月還是5月,是在巴黎公社運動之前還是之後,這些都不甚重要。也許正是這樣的經歷讓他在3月初回到了夏爾維勒,儘管當時巴黎的一切都在呼喚他留下。可能是某次意外的經歷震撼並嚇壞了他,讓他想要回家尋求庇護。儘管他一生都厭惡自己的家鄉,但每當外界的環境變得難以忍受時,蘭波都會回到家鄉尋求庇護。讀者一眼就能看出來,大量的經歷讓《受刑的心》有別於所有他早期的作品。這首作品第一次表達了深刻的感受,那是他天性中一道深深的傷口,這個裂口很小,卻貫穿他全身的經絡,逐漸擴大成《地獄一季》中全盤失守的崩潰。 直到此時,儘管他在知性上很成熟,但從人生經驗上來看,蘭波依舊是個孩子;他被小心翼翼地保護著,看不到生活醜陋的那一面。確實,和所有想像力豐富的孩子一樣,他有很多關於愛和激情的思考,但這也僅限於文學上。從寫於1871年4月之前的詩中,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他還沒有任何性經驗,對性也不甚好奇;即便在他的想像中,一切依舊還保持著純真的孩子氣。伊藏巴爾是唯一一個觸動過他情緒的人,但他對老師的感情是羞澀的,並且未曾完全表達,可能他自己也沒有真正理解這種感情。在他十六歲造訪巴黎時,他纖細的身形、白皙的皮膚和泛紅的金色頭髮讓他看起來像個女孩。他可能就是在那時初次體會了性的經驗,其殘酷和出乎意料讓他震驚和憤怒,令他整個人對性產生了不同尋常的厭惡,並對其充滿了抗拒。儘管這次經驗帶給他的震撼和嫌惡足以讓他逃離巴黎、回到家中隱藏自己受到的傷害,但他的反應並不僅限於抗拒而已。這不僅是一次不愉快的經歷;它所造成的嫌惡已經嚴重到讓他無法勃起;他對性的厭惡不止是那種不置可否的無感,甚至他的感官也遭受了傷害。這次天翻地覆的經歷猝不及防地讓他看到了性的真實面目,以及它能對他造成的影響;也揭示了他之前對情感的想像是多大的錯誤。他的經歷打碎了他,也開示了他;回到夏爾維勒後,他完全變了一個人,再也回不到從前的自己了。 這次經歷可能是蘭波前半生中最重要的事件,如果他這個人(而不僅僅是他的作品)被拿去做精神分析的案例的話,那麼心理學家一定會把這一事件看作他心理發展的一個轉變節點,並會把他後來的適應困難和痛苦歸結於此。在這一經歷之後,我們才看到了厭惡生活的蘭波,他無法接受生活的原貌,渴望逃離現實——逃回依舊天真純潔的童年過往中;或是逃往沒有淫慾和罪孽的超驗世界中;抑或逃向他自己創造的那個除了美以外什麼都沒有的世界去。他清楚地意識到了自己身上發生的巨大變化,也知道自己早期那些基於衍生經驗的詩作都是錯誤的。在寫給德莫尼的一封信中(信中附上了《受刑的心》的第二版《小丑的心》),他寫道:[85]「您必須燒了它們,因為我希望您這麼做,我認為您會像尊重一個死去之人的遺願一樣尊重我的願望;把我在造訪杜埃時愚蠢地交給您的所有詩都燒了!」 《受刑的心》是蘭波個人經歷的產物,比起最終的標題《被竊的心》,第一版的標題更能真實地體現這首詩所呈現出的感覺。他寄給伊藏巴爾的是詩的第一版,還附上了這樣的文字:「這可不是什麼意義也沒有!(Ca ne veut pas rien dire!)」[86]這些文字說明這首詩對他來說很重要,並且他擔心老師不會認真看待這一作品。在同一封信中的前文里,他說道:「我請求您,別用您的筆或腦袋給它過度打分。」 受刑的心[87] 我憂鬱的心在船尾垂涎…… 我的心被粗菸絲(Caporal)[88]覆蓋。 他們在那裡噴射湯汁。 我憂鬱的心在船尾垂涎…… 在士兵的嘲弄中 他們發出陣陣譏笑, 我憂鬱的心在船尾垂涎, 我的心被粗菸絲覆蓋。 勃起的陰莖(Ithyphalliques)[89]和二等兵(pioupiesques)[90] 他們的凌辱如此墮落; 清晨他們開始作畫 勃起的陰莖和二等兵 噢,魔法的流水(abracadabrantesques),[91] 帶走我的心,將它洗淨; 勃起的陰莖和二等兵 他們的凌辱如此墮落! 當他們抽完了所有的菸草(chiques),[92] 噢,被竊的心,怎麼辦? 那就要像酒神一般宴飲 當他們抽完了所有的菸草; 我的胃會上下翻騰 如果我的心被吞噬! 當他們抽完了所有的菸草, 噢,被竊的心,怎麼辦? 但伊藏巴爾沒有意識到在他的學生身上發生了什麼;他不能理解這首詩,也不知道它對蘭波而言有多重要。正如他所說,他僅僅把它當作一場極為下流的惡作劇,這些詩句讓他感到噁心。他不希望擺出老師反對學生的態度,但還是決定給這個學生一些有實際意義的教訓。他覺得這樣的做法可以顯示自己的開明和耐心,差一點就能完全融入學生里了。他用一篇對蘭波作品的戲仿[93]回復了他,其中不乏技巧和高明的構思,但對他學生所遭受的折磨一無所知,全然沒有對原詩的理解。「你看,」他對自己的成就很是自豪,在隨詩附上的信中寫道,「人人都能做到和你一樣的荒唐。」[94] 蘭波很可能因此而受到了深深的傷害:那位迄今為止一直給予他同情、讓他全心信任的朋友竟然缺乏對他的理解。此時此刻,當他正面臨人生中最大的危機時,伊藏巴爾竟然只能報以譏笑和嘲弄。可以確定的是,在此之後,蘭波徹底對伊藏巴爾關上了心扉,對他再無信任。之後他僅僅給這位舊日的朋友寫了一封冷靜、實際的信,信中沒有任何溫情,也沒有親密和信賴的跡象。之後,當他計劃再去巴黎時,當他不想再像乞丐那樣流浪,而是希望能找到賴以謀生的工作時,他寫信求助的對象不再是伊藏巴爾,而是德莫尼。在寫給伊藏巴爾的最後一封信中,他沒有提到自己剛完成的一大批詩作。這一段曾占據蘭波童年最深刻情感的親密友誼在此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