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的夏日 · 第二十八章 拜訪李鴻章[1]
一八九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北京
德國使團友善地請求李鴻章先生同意與我進行一次對談。至於他是否會接見我，我們心裡沒底。此時的中國官員都儘可能地迴避與歐洲人士接觸，如果在誰住處附近出現了一位歐洲記者，那他們很可能直接在大門外橫擺上一根大木棍。沒有人知道未來的局面會如何演變，在這個節骨眼上，人心惶惶，所有人都避免進行任何會危及自身安全的訪問。
而李鴻章一如往常，他是唯一一個不會心懷恐懼的高官。他同意了使團的要求，並安排第二天就接見。這一天，也正是歐洲軍隊進入北京的日子。當我們正要準備出門進行拜會時，李鴻章讓他的秘書捎來了一封信，信中表示：由於身體微恙，請原諒他取消當日的會談。歐洲聯軍進入北京，不難設想中國官員會為此感到頭昏腦漲。但李鴻章處理會談的事情還是典型的中國風格。對德國記者的申請，答覆是同意的，因為他不想直接反對而顯得不禮貌，但同時他也力圖避免這樣的會面，因此在會談舉行的當日，他「生病」了！
不過，李鴻章可能不太像是我們想像中的那種中國人。幾天之後，他的病痊癒了，於是又重新敲定了會談時間，德國使團通譯馮·達高茲先生將會與我同行。在負責處理國家外交事務的專業人士中，馮·達高茲先生算是一個了不起的人才，而且他身上還常帶有容易讓歐洲人困惑與誤解的中國式素養。他能呈現出清新、吸引人的獨特人格特質。在拜訪李鴻章時能有這樣一個通譯，能將談論的事務在各細節處忠實地迻譯成中文，並以同等的精確性努力予以答覆，對這次對談而言真是難得的機緣。
我們坐上一輛馬車，是那種底下沒有避震彈簧的北京馬車。行進中它會將路面上的不平之處和遇到石頭產生的震動都傳到身上，堪稱是人類所發明的事物中最可怕的一種「酷刑」交通工具。在前方帶路的是領事館的騎士，後面則跟著一位騎著馬的中國僕役。我們從領事館向右轉，在通往皇宮的大道上走了一段時間，然後再向右轉，走到了窄巷之中。大約半個小時的路程後，馬車與騎士停在了一條不甚寬廣的街道中央。這條街道人車較少通行，安靜、人煙稀少。李鴻章在他兒子的住處等著我們。這棟房子是木製的，如同一般的中國建築一樣，房間僅有地面上的一層。屋子是新建的，鮮亮的綠色外漆與鄰近髒污的灰色民屋形成了強烈對比。從屋前寬廣的臨街與空地可以看出，這裡一定住著有錢人。
領事館的騎士先去遞交我們的中文拜訪函，他回來告訴我們拜訪被核准了之後，我們便立即走下馬車。步行走過大門，穿過用大片長方形石板鋪成的乾淨園子，踏上石板階梯，李鴻章老先生已經站在門口迎接我們了。門幾乎跟他的身高一樣高，讓他看起來比實際上要高大一些。一個高高在上的老人樣貌，令人肅生敬意。
他穿著簡單的居家服飾，一件紅棕色錦緞長袍，一件藍色絲質外衣，外衣上的紐扣沒有扣上，脖子領口附近還有些磨損。曬得黝黑的臉孔沒有什麼變化，就像他在歐洲時人們所認識的那樣。他鼻子上掛著一副眼鏡，不是一般中國文人用的那類怪異樣式的（誇張、奇異、不尋常的），而是金色細框的歐式眼鏡。鏡片後面是一對精明的、細小而靈活的眼睛，有時也會目露凶光。他說話的聲量很小，聽起來並不會讓人感到不舒服，倒像是因為上了年紀聲音有點兒糊在一起（法國人稱此為口齒不清）。可能的話他儘量寡言少語，起碼一開始是這樣。
之後他的話變得稍微多了起來，但依舊掌控著話語的內容，並帶著狡黠的目光。有時候他會在說話時突然冒出短暫的笑聲，此時，他嘴巴里的黃牙便清晰可見，那是牢固、修長的犬齒。當他這麼笑的時候，臉上便會閃過一絲嘲諷的神情，但隨即又恢復嚴肅與呆板。這位老先生的頭上已經毛髮不剩，頭皮下是骨骼強健的圓形頭骨。
李鴻章手上拿著一根有著象牙握把的黑色木質拐杖。由於他喜歡把自己當成是中國的俾斯麥（這是某些歐洲馬屁精一直對他說的奉承話，說久了他自己也就相信了），所以弄來一支鐵血宰相晚年攜帶的拐杖複製品也不無可能[2]。
我們現在所在的房間是一間有著石頭地板的前廳，屋裡幾乎沒有什麼家具，只在角落旁放著一張歐洲皮椅，皮椅前方另有幾把中式椅子，後面是房子的內部，被一面漆著綠色的木板隔著。當沒有訪客時，板子似乎會被擺回去。李鴻章同我們握手，讓我介紹自己的名字，並看我們給他的拜訪函。他嘗試著讀我的名字。之後他便坐到皮椅上，並請我們在椅子上入座。他伸著兩隻腳，穿的是柔軟的中國布鞋，腿上是白色麻布製成的裹腿。之後他向我們介紹他的孫子，年僅十三歲、想法十分開明的中國青年。德國的反猶主義者大概會把他隆起的鼻子視為他亞洲純正血統的一種反證。這位年輕先生穿著深紫羅蘭色華麗長袍，禮貌但有點害羞地向我們伸出手握過之後，就在一張稍遠的椅子上直挺坐下，專心聽他的祖父說話。
皮椅的不遠處已經有一位賴姓僕人隨侍在側。雙方在談話時，李鴻章一會兒要他拿東一會兒要他拿西。首先他要香菸。他用一個小巧的鍍金濾嘴抽著，之後又要金屬制的水煙菸斗，忠實的賴姓僕人得把煙管放進他嘴裡。然後是一杯茶。除了水煙之外，他也給我們提供了所有服務。李鴻章在他的皮椅上放了一隻壺，像是一個被開啟的容器。他不時會把它拿到嘴前，往裡頭吐上一口，然後再放回原處。由於所有的門都是開著的，風吹得有些誇張，我們身上都穿著外衣，但還是感覺冷。「賴」在沒有被呼叫的情況下，主動拿來了一頂中國家居帽，戴到老先生光禿禿的頭上。
從試圖了解我開始，李鴻章開始和我對談。他用拐杖指著我，提出了一堆問題：為何從德國過來？在中國多久了？拜訪過哪些地方？在膠州停留了多久？何時會回歐洲？
之後出現了空當，我便利用這個機會趕緊提問，並把談話內容帶到重點上。我說道：因為《法蘭克福日報》正確地預料到眼前正在發生的重大事件才派我來到北京。目前我只是個異鄉客，不懂得如何去理解這場危機，如果能夠從您那裡得到對以下這個問題的答覆我將感到十分幸運：「到底發生了什麼？」
李鴻章遲疑了一會兒，然後慢慢說道：「錯在年輕官員。」
「為什麼？」
「資深、有經驗的官員，被不曾處理過國家事務的年輕一代排擠出去了。他們想從中獲得利益，直到最終不能再走下去為止。經過這次危機，這些比較年輕的官員已經被剷除了。」
「這次的巨變，若是能讓資深官員重新回到職位上，應該會是好事。但這樣的事情似乎沒有發生。而人們已經從中看到，目前處於艱困時期的中國還沒有給像您這樣的人職位。」
老先生興奮地點了點頭，確認這也是他的看法。但他仍舊遲疑，沒把話說得更清楚。因此我必須稍微試著催促他一下。
「就我所知，」我說道，「如果沒有一個適當人選能夠代表中國政府的話，是無法掌握目前狀況的要害的。外國使節們眼下要跟誰進行協商呢？我可以想像，他們現在正處於極大的混亂之中。」
之所以如此想像，是因為我有我的理由。馮·達高茲先生（Herr Von Goltz）確認了我的想法，他表示，德國使團如今已不再進出總理衙門。總理衙門已經被棄置了，李鴻章也被趕出衙門了，那誰還會留在那裡呢？
「是呀，但是政府一直都在。」李鴻章回答。
「政府光在那裡是不夠的。」我回應說。
「政府必須發揮點職能。現在事情已經過頭了，中國會面對後果的。最起碼，中國的信用會遭受損害。」
李鴻章解釋說：「只要中國還能支付貸款利息，便不需要為金融信用一事擔驚受怕。目前利息都是按時支付著。」
「與這些貸款與利息有所關聯的是過去。關鍵是未來，中國更需要信用。歐洲企業的時代現在正要開始，這需要動用歐洲資本。如果歐洲不給你們錢，中國連鐵路也不能修了。」
「那就不要修。」李鴻章沉著地說著。
在歐洲，這位先生被當作是追求現代化的先鋒，但從他口中聽到這番話，讓我感到訝異。馮·達高茲先生則提出實例加以說明，中國是如何在最近的事件中喪失信用的：比利時人不想再為北京至漢口這條由他們負責的路線提供更多資金。德國商業聯盟也對新疆到天津的鐵路計劃感到茫然，表示想要撤回。
我再次表示：「所有這一切，都是因為沒有一個歐洲能信任的人在中國官府裡頭坐鎮。對中國的信用來說，李鴻章先生是最好的代言人。實在無法理解，竟然不讓您繼續服務。在領導中國的官員之中，您幾乎等同於中國信用的名號，如今竟毫無作用。」
李鴻章眼睛眨也不眨地聽著這些讚揚的話，似乎可以察覺到，這些話打動了他。他深思了一會兒，然後說道：「外國人是依照過去的成就來理解我並推崇我，但如果中國人並不這麼想，我又有何可供效力的呢？」
「我不這麼認為！」我說。
「這毫不虛假。俾斯麥首相就曾經歷過這樣的事：他贏得所有文明國家的信任，唯獨沒辦法讓他的皇帝信任他！」李鴻章說。
「那麼您又為何失去了貴國皇帝對您的信任？」
「人們抨擊我，認為我對外國人太過偏袒。他們稱我是賣國賊。」
當李鴻章這麼說時，臉部因怨恨而出現了一絲抖動。當他說到「賣國賊」這三個字時，爆出了一陣大笑。
「現在，太后已經重新回到大位上，她比較了解您。而您可能很快又要重新執掌國家事務。我十天前從天津出發時，全世界都企盼著能再次見到您以總督的身份出現。」
李鴻章搖了搖頭說：「我不相信。」（無論他信或不信，李鴻章不久後還是又被賦予了國家職位。）
「太后到底為什麼要重新掌握政府？」我問。
「皇帝病得很重，但還是與太后一同治理國家。在宮廷上，兩個人並肩坐著。民眾歡迎太后，而外國人只歡迎皇帝。就連伊藤侯爵也拜訪了他。」
關於伊藤侯爵的訪問正好在危機爆發之前這件事，李鴻章三緘其口。因此，可以從中得知，之後的說法大概與事實相差不遠。
「但不管如何，太后似乎掌握了實權，而她的統治總是具有鮮明的反動色彩。這給人一種觀感，仿佛她所下達的所有政令，目的都是把近日的進步成果給摧毀掉。皇帝曾經指示，今後所有的國家科舉考試中，除了中式學科之外，西洋學科也要一併測驗。這個決定在中國學者那裡是被推崇的，許多考生也為了學習西洋科學購買了昂貴的書籍。但昨天太后下了一道懿旨，科舉考試將一如往昔，只測驗中國學科。太后還禁掉了所有的報紙。我很想知道，像您李鴻章先生這樣的開明人士，難道會容忍這種開倒車的做法嗎？」
「實施報禁很合理，因為有太多的不實報道。就算不把報紙禁了，也要直接禁止中國人讀報。」
我們都笑了。我們以為李鴻章又開了一次玩笑，但其實他很認真。
他說：「沒有報紙在呈現真實。」
我以所有同業之名在他面前鞠了個躬，半是懇求半是拜託。
李鴻章用他的拐杖指了指我，說道：「連你們的報紙也報道了一些不真實的東西。」
「如果一份報紙每天要處理成百上千來自全世界的消息，其中有可能會有點錯誤。但是大量的消息都是正確無誤的，尤其是《法蘭克福日報》，從未向她的讀者報道過錯誤的事。《法蘭克福日報》的成員是如何努力從最佳的新聞來源進行報道，您從我這次的拜訪裡頭就可以看出來。」
「你做得對。」李鴻章認同我的話，「不管在中國人或是外國人面前，我都是快人快語。你們可以相信我說的所有東西。」
在進行對談的前一天，我向某位人士表示李鴻章將會接見我，他建議我，提問時不要太過拘束，然後又說：「當然，這老傢伙說的話，一字一句你都不必相信。」李鴻章誠懇與否，歐洲人觀點似乎並不一致，此時李鴻章自己所言，也許我們的看法也不一致，但我依然相信此時自己的感受。
李鴻章又回到報禁的話題上：「這真是個十分不高明的做法，因為所有的報紙都是歐洲人跟日本人的；而這樣的禁令也必然毫無效果。當政府宣布他無法執行的規定時，必定會給人負面印象。之所以會有這種沒頭沒腦的規定，顯然是總理衙門裡坐著的那些對政事毫無概念的人想出來的。必須把他們全攆出去！」
「像您這樣務實的官員也會被迫從總理衙門裡被請出來！您知道嗎，全世界的人都在說，您的下野是英國人造成的。」
「這並不正確。」
「報紙上還報道，您跟英國駐北京公使竇納樂爵士之間發生了嚴重衝突。」
「全是鬼扯。」
於是李鴻章說了一長串的故事：這位英國大使來到總理衙門，向他們反映，中國政府在北京—漢口鐵路一事上太偏袒俄國人的利益。李鴻章的意見與他相左，並指出事情根本不是這樣。那次的意外事件就僅限於此，沒有任何衝突發生。李鴻章此時否認他與英國之間曾發生過敵對，相當值得注目。在對話過程中，我試圖要挑起他咒罵英國人的努力，全都白費了。這個老狐狸顯然發現，他已經做得太過頭了——只要英國反對，他就不可能再回到官府的職位上。因此，他屈服了，而且為了未來能夠再次鋪設友誼之路（李鴻章與英國人之間似乎並沒有取得和解。人們知道，他現在正在和美國人建立友誼。美利堅合眾國並不是弱國，可見這位總督在選擇朋友上相當謹慎），他以否認過去的對立為起點。
對話進行著，我通過馮·達高茲問李鴻章：「你是否看到外國部隊進了城？」
李鴻章沒有回答，倒是反問我：「歐洲軍隊在北京到底要幹什麼？」
「駐京使節們想讓他們保護居住在北京的外國人。」我回答道。
李鴻章大笑：「你們歐洲人真是沒有勇氣。」（李鴻章在此所言，字句上說的是：「你們歐洲人膽子真小。」中國人用膽小來象徵缺乏勇氣。）
「您現在坐在這棟安穩的宅邸里輕鬆地笑著，當然不覺得。不久前，我有一次從車站那裡過來，差點被石頭砸到。有位美國人被打斷兩根肋骨，有位英國小姐則面臨過被丟到水裡的危險。歐洲人在這樣的情形下請求保護是十分合理的。現在中國政府並不能確保我們的安全，所以我們只能自救。」我說。
「如果我還在總理衙門的話，我會盡力去避免這類針對歐洲人的攻擊行為。不過，我看不出來，這群士兵能為歐洲人提供什麼保護。」
「話是沒錯，連住在義大利使館對面的中國官員昨天也這麼說：如果士兵這麼少，歐洲人會被殺掉。問題在於，士兵數量不多的狀況是否會持續下去？」我說。
「為何你如此認為？」李鴻章問道。
「俄國人派了六十個人來，而不是三十個人；英國公使也說，他會增加派遣人數。如果列強繼續這樣競逐，每個國家的駐兵很快地會從三十人變成三千人。連法國與義大利的士兵這幾天也會來北京，所有強權都嚴格提防著彼此。若是有某個國家向北京派出軍隊，沒有哪一個會袖手旁觀。」我解釋說。
「這該如何解釋？」李鴻章繼續問道。
「強權們彼此爭鬥。這情形對於長年引領中國外交的官員來說，應該不陌生。」我說。
「德國也如此嗎？」李鴻章又問。
「作為世界強國，德國絕對不會落後於任何一個國家。在進軍問題上可以看出，德國在對待中國方面，比任何其他國家都帶著更多的善意與斟酌。派兵的想法是從英國與俄國大使那裡萌生的，這兩個國家向軍隊發出朝北京進發的命令之後，德國領事才決定跟進。」
「這並不讓我吃驚。」李鴻章說道，「對於我方的要求，德國向來以最公正的態度予以尊重，這是我們已然熟悉的。」
「我先前走在使館大街上時，哥薩克人正牽著他們的馬到德國使館旁的水井邊飲水。在北京，他們似乎就跟在自己國家一樣。」我說道。
「但我希望，大使們能立刻把軍隊送回去，把士兵派往北京是種引發危害的做法。這讓百姓感到不安和壓抑，也散布著中國人與歐洲人之間的不信任，作用完全適得其反。在沒有部隊的情況下，大使們也可以完成保護本國人的目標。」李鴻章說道。
「他們該怎麼做？」我問。
「大使們應該把士兵送回船上，然後，以一份集體備忘錄告知太后，他們要求一個強大、認真的政府。」李鴻章回答道。
「這建議聽起來不差。」我說。
「的確！」李鴻章繼續說道，「太后應該會採取一些補救的辦法。如果她事先得知軍隊會來，可能早就這麼做了，那樣或許還能避免軍隊進城。大臣們並沒有將各國召集軍隊前來北京的集體備忘錄告知太后。」
「不知太后會對外國使節們這項決定做出什麼回應？」我問。
「她可能已經有解決之道了。太后很聰明的，她比皇帝聰明多了。」
「現在，是她找出辦法讓外國大使退兵，展現智慧的時候了。」我說。
「這並不困難，如果有某個國家先撤回軍隊，其他的也會跟隨。」李鴻章說。
「這倒不見得。列強在召集部隊時爭強鬥勝，撤兵時未必如此。沒有一個國家會信任他國，也不會有人開始這麼做。」（在這次會談進行完一年後，俄國卻開始有了動作。俄國士兵離開北京，仿佛俄國反對將士兵留在北京似的。但如果俄國士兵在中國首府得到了一塊地盤，就應該獨自繼續占領下去，不跟其他國家共享。俄國把一小批部隊從北京撤離，是為了讓其他國家也撤回士兵。其他國家實際上也跟在俄國之後撤回了軍隊，但在義和團運動爆發時，大使們又叫來新的部隊。而俄國也忠實地執行這項政策。1900年8月時聯軍尚未駐紮在北京，俄國這個要求各國清空北京駐軍的國家，是第一個又把士兵給召回的。）
「我想了解一下，對於一個強國來說，在北京駐紮軍隊的意義何在？」李鴻章問道。
「駐紮的意義就是軍隊的意義。」我說。
「那是怎樣的意義？」李鴻章反問道。
「軍隊意味著武力。」我說。
「這意味著將訴諸武力？」李鴻章又問。
「某些情況下，這是維護合法權利的一種有效做法。」我解釋道。
「如此，就意味著戰爭。」李鴻章說。
「中國準備好了嗎？」我問。
「中國不想打仗。」李鴻章說完又笑了。
「您想到的是列強間的衝突嗎？您覺得英國會宣戰？」
「英國不會宣戰。」
「但是，這幾個月英國報紙明確地報道與俄羅斯之間的衝突。」我說。
「他們就是這麼說，從中卻得不到任何東西。」李鴻章回答。
「在哪個方面，您認為英俄可能會交戰？」我問。
「就算你跟我談上十次這樣的戰爭，我也不會相信。」李鴻章回答。
我解釋道：「在歐洲，人們並不這麼想。我剛好有幾份《法蘭克福日報》的報紙，其中的專欄提到了俄國對於裁減軍備的提議，從中可以明確看出以下觀點：裁減軍備對俄國來說，是戰前演習，藉以推遲與英國的交戰，因為目前，英國艦隊相較於俄國還是占有相當大的優勢。」
對於這則有關俄國裁減軍備的消息，李鴻章表達了濃厚的興趣，他表示，「俄國人絕不可信任。」在俄國問題上，李鴻章有著無上的權威，而當他說人們不該信任俄國人時，想必是以知情人的角度來說的，但是，在聽到一位親俄人士說出此番言論時，我還是表示了驚訝！
「我相當認同俄國人。」他響應道，「當我在歐洲旅遊途中前往俄羅斯時，受到了很不錯的接待。沙皇親自對我說，俄國絕不會兼併中國的土地。」
「您之後可能就放棄這種想法了吧？」我說。
「完全沒有！我不相信俄國人會想要奪取滿洲，那只是為了延長西伯利亞鐵路，純粹是商業利益的考慮。就連在滿洲的鐵軌鋪設，也是中國官員領導工人幹的，這顯然不是占領。」李鴻章這樣解釋道。
「我想回到關於信賴的問題上，您說，俄國人不該信任，那英國人呢？」
「他們最不該信任！」
「德國人如何？」我問。
「任何情況下，德國人都是值得信任的。」李鴻章回答說。
此時，馮·達高茲先生從紙袋裡拿出了一件小型藝術品。一位柏林畫家用銀漆畫的李鴻章的畫像，送到了北京的領事館，希望能把它賣給畫中的人物，一千馬克，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圖畫繪製得相當精美，而上面的中國老人也很傑出。但是李鴻章左看看右看看、上看看下看看之後，問了一句：「這是哪位？」之後，他似乎認出了自己，然後說道：「這是要送給我的嗎？」但當他知道畫家是要把畫賣給他的時候，他很快就把畫遞了回來。李鴻章顯然是那種可以為藝術做任何事的贊助人（為藝術與科學提供慷慨資助的人），但唯一的前提就是他不用花一毛錢。
最後，我想對這位老人表示友好與善意，並讓他曉得兩年前他去巴黎時，我也在場，我覺得他變年輕了。李鴻章輕搖著頭回應，他很清楚，他變老了。之後，他談及法國人，說道：「他們也不會向德國宣戰。」
「他們並非缺乏善意，但我相信，如果他們試著這麼做的話，便會煩惱起來。」
「他們顯然會幫助俄國人。」李鴻章說。
「我完全不這麼認為，俄國人毫無理由進攻德國。俄國人知道，之所以與法國人建立聯盟，是法國人希望在沒有俄方競爭下收割利益。」我說。
「俄國人的策略還真是令人讚嘆。」李鴻章說道。
「也很可怕！」正當我們要離開座位時，他忽然補上了這句。
我們鞠了鞠躬，他同我們握了握手，之後，便隨我們走到門前。在門外我們又再次鞠躬致意。正當我要走出出口時，我們看到他扶著兩位僕人的肩膀開始在園子裡閒逛。這位老人就以這樣的姿態，帶著尊嚴與崇高，消失在我們的眼前。這也讓人聯想起悲劇里的一幕，也就是《安提哥涅》（古希臘詩人索福克里斯的悲劇作品，約在公元前442年首演）裡頭的盲先知，他蒼白的手臂繞著兩位奴隸的肩膀，在他們的陪伴下離場。
* * *
[1] 李鴻章（1823—1901），本名章桐，字少荃、子黻、漸甫，號儀叟、省心，諡文忠，人稱李中堂、李傅相。安徽合肥人，晚清重臣。官東宮三師、文華殿大學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隸總督，爵位一等肅毅伯，追贈太傅，追晉侯爵。
[2] 李鴻章的遺物中，有一根鑲滿鑽石的手杖，據說是世界上最貴的手杖，原是美國總統格蘭特的。一八七七年格蘭特卸任，偕妻子朱莉婭作環球旅行。一八七九年四月抵達中國，成為美國總統中第一位到達中國的人。李鴻章在天津直隸總督行館設盛宴款待格蘭特夫婦，對格蘭特的精美手杖愛不釋手。格蘭特於是說：中堂既愛此杖，我本當奉贈。只是此杖是我卸任時，國會代表全國紳商所贈，我不便私下贈人。待我回國後將此事公布，如果眾人同意，我即當寄贈給您，以全中堂欣賞雅意。一八九六年李鴻章訪問美國，格蘭特遺孀不忘當年承諾，將該手杖贈予李鴻章。自此李鴻章與此手杖形影不離，直至去世當作遺物陪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