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的夏日 · 第二十六章 在天津拜訪直隸總督[1]

一八九八年九月十七日 榮祿，天津的直隸總督兼步軍總統領，最近才新官上任。他是一個滿洲人，因為與皇帝有著相同的滿族人血統而被視作皇帝的親信。 榮祿身著代表中國最高官階的軍服。他身為兵部尚書，曾任軍機大臣，並長期在總理衙門內任職。現在則獲得了設在天津的直隸總督一職。這個職位負責守護通往首都京城的門戶，因此責任重大，直隸總督也因此獲得「皇位守護者」的封號。在所有的軍事指揮官中，直隸總督列於最高位官階。相較於其他的總督都掌管兩個省份不同，他只負責一個省份。但是，將這位總督限制在一個省份只是名義上的事。他的實質統治權涵蓋鄰近的盛京與山東，後兩省的巡撫都必須向他呈報所有重要情報。 盛京省會奉天，駐守著一位韃靼將軍，但只行使軍事將領的守衛任務，管理上的主要機關依舊是位於天津的步軍統領官府。 榮祿的治理才能如何輔助他官途上的飛黃騰達，這個很難評斷。關於他的政績，人們知道的很少，其實他從來沒有任何作為能證明自己具備良好的德操。他似乎是個侍臣，比如當他沒法作出能讓中國皇帝譜成樂曲的詩詞時，他會馬上清楚，要以另一種更合適的方式適當證明自己。榮祿對軍事特別感興趣，他曾經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軍人，並對軍馬抱著極大的熱情。在不久前中國所計劃的軍事改革里，他參與其中甚深。多年前，他似乎是以兵部尚書的身份來到天津，調查該地某軍營內發生的侵占公款事件。這次的調查，他相當投入，毫不容情地將有罪之人處死。而這次司法判決之所以引人注目，倒不是因為傳言那位中國人向法官大人提供了額度相當高的贖金，而是這位罪犯在安撫法官的情緒方面並沒有成功，因為法官大人要求了罪犯無法支付的金額。 當榮祿在天津接任直隸總督時，針對所屬的單位下了許多人事變動命令，但這似乎不是為了把無能的官吏掃地出門，而是為了替他的朋友和黨羽把職位騰空。當事情涉及外交時，盡人皆知他是俄國人的好朋友。這位總督如今已是一位老人了，其實他年輕的時候，在京城以紈絝子弟著稱。直到現在他還是以極大的雅興挑選服飾，並且宣稱自己已經達到足以引領朝廷流行潮流的程度。 德國在天津的領事艾斯瓦德博士（Dr.Eiswaldt）（他是我們在東亞的諸多領事中最傑出的一位，同時也是德國在天津的領事中最棒的），與這位直隸總督關係很緊張。當榮祿來到天津時，這位德國領事在同僚中主張，這位新總督應該先拜會各國駐外代表。由於中國人相當重視禮儀，因此，在禮儀中不出差錯變得很重要。彼此的往來可能會是「中國式的」（原指帶有中國風味的藝術創作，但這裡指的是矯飾的行為）。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都取消了這種行為，唯獨中國例外。但是，外國使節團所達成的協議卻被法國總領事給否決了，更糟糕的是，這位總領事還是所有天津使節代表中資歷相當深的一個。法國代表將拜會新任總督，而不是期待他會先進行訪問。其他國家的一些外交人員則跟隨這位法國外交界的老前輩前往。唯有德國領事堅持原意——由於總督不會來見他，所以他也不會過去。 不過彼此的關係還是維持著。在維護自身利益的考慮下，德國領事還是經常與總督保持聯繫，而總督方面也沒有忽視像德國這樣的強權國家。但是，雙方在往來上還沒有正式地相互引介；當需要口頭上的討論時，其中一方會找上另一方，只是沒有官方的禮節性拜訪。此時，德國領事知道他會堅持他的立場，因為，在涉及德意志帝國代表的尊嚴時，他是不能夠做出讓步的。他也會找機會向總督說明，他的姿態並不是建立在對他人的厭惡之上。 當我向艾斯瓦德博士請求對這位天津的統治者進行拜會時，機會出現了。領事陪著德國記者來採訪能讓總督知道，領事完全不討厭彼此的往來。同時，這場訪問是德國記者提出來的，而非領事，如此一來人們不會說領事在拜訪問題上讓了步。艾斯瓦德博士寫了一封中文書信給總督，信中提議他接見這位對這個傳統國度的革新非常感興趣的《法蘭克福日報》記者。通過正式的接見與這位中國高官會面，真是難如登天，而榮祿也以他難以親近的性格聞名，但是，這件事卻進行得一帆風順。領事一大早寫了信，傍晚時就獲得了答覆，要我隔天上午九點去會見。事情急迫得令人吃驚，但無論如何，德國領事的聰明舉措都讓這位高傲總督的姿態有所軟化，要知道，讓歐洲代表的請求等上數天或數周在他那裡司空見慣。 雙方事前已經談妥，這次的拜訪是非正式的，要以正式會面的方式進行非正式訪問，顯然是不可能的。依照約定，上午八點左右我便已經在德國領事館了。花園裡擺放著幾頂轎子，是有扶手的堅固大椅子，像是法國在18世紀所使用的樣式，抬轎的僕役則在草地上等待。領事並未穿正式的外交服裝，而只是一套帝國軍服。他就像是一位頭上戴著頭盔、徽章上有銀色鑲邊的巴伐利亞陸軍軍團的軍官。別在胸前的是一隻雙龍寶星勳章（上頭帶有許多的鉤子與尖角，不可避免地會傷害到所接觸的衣物）。隨行翻譯是福爾克博士，他穿著黑色的西裝（福爾克博士雖然非常年輕，但已經是名優秀的漢學家）。我的穿著也是經過嚴格挑選的合宜服飾。有人趁機告訴我要脫掉手套，因為戴手套握手對中國人而言是不禮貌的。 領事上了第一台轎子，理所當然那是綠色的，對應到中國官階里的最高位。我則被指派到一張藍色的私人用轎子上，在第二位。最後，則是福爾克博士，他作為隨行人員，同樣坐在一張綠色的轎子上。德國領事館的中國守門人把兩側大門打開，幾台轎子就一路通向大街。 我們的隊伍十分驚人，領頭的是一位中國前導騎士，身穿紅棕色綢緞，騎在一匹白馬上。之後是我們那三台轎子，每一台都由四名僕役扛著。這群苦力穿著藍紅兩色的官服，讓人想起中國士兵的無袖軍裝；頭上則戴著中國官帽，像是被倒放的漏斗，還插著枝條。每台轎子兩側都有兩名軍士騎著馬，作為護衛與預備人力隨行。另有一位中國騎士穿著藍色服飾騎馬殿後。 路途很遠，苦力們儘可能地奔跑。坐在這台由四位僕役扛著的轎子上，跑起來就跟由四匹馬所拉的馬車一樣快。即使在中國城市的窄巷中，速度也沒有減緩的跡象。任何人遇到我們都得閃避。即使另有一個帶著一長串騎士與僕役的中國人，也必須先停下來，靠往牆邊，給我們讓路。有台堵在街道上的人力車，被第一台轎子旁的苦力輕鬆地倒轉回去，並丟在碎石道上。可以聽到有個指揮在發號施令，苦力們一次就位，所有人一同抬起這三台轎子，挑起的竿子從右肩換到左肩，在旁預備的軍士也會來幫忙把轎子抬起。這時候挑夫間會彼此交談，人們會時常聽到這個字：「Zo-la！」難道中國苦力已經在談論德雷福斯醜聞了嗎？當然不是！這位法國作家的名字「左拉」在中文發音里是有特定含意的。「Zo-la！」的意思就是「走啦！」若有其他苦力用「Zo-la！」響應，意思就是「可以了！」或是「走吧！」德國領事的巴伐利亞軍裝，吸引了路人的目光，雖然沒有預期中來得場面驚人。有幾個人面露吃驚的神情，但也鮮少轉過頭來——這次不尋常的出行並沒有干擾到中國人的寧靜。中國人之所以不感到驚訝，或許是因為他們生來具有斯多葛式[2]（沉著、不受影響）的稟賦吧。 這趟旅程持續了近一個小時，顛簸的巷道像是沒有盡頭般。我們從一座大橋上越過了河川，由於橋面相當窄，可以向下望見密集川流而行的中式船舶與帆船。之後我們繼續穿越混亂的街道，很快又來到河邊。這一回沒有渡河，而是向右彎，並且沿著有點崎嶇的水岸繼續往前走。可以注意到，離總督府愈近，市區就變得愈骯髒。最後在水邊的衙門前升起了兩面紅棕色旗幟，在主建築的周遭則是一片忙亂嘈雜。街道外頭駐守著總督的侍衛隊，這些步兵要麼蹲在地上，要麼就像是要睡覺似的，在步道上伸展著肢體。騎士們下馬站在坐騎旁邊，他們不會給人不好的印象，北方中國人不同於其他地域，本身看起來就像男子氣概十足的戰士一般。迎接本次採訪的中國官員，有些騎著馬，有些步行，從衙門裡出來，排成了一長列。 通往街道的木製柵欄是開啟的。我們穿過去，還通過了好幾個擠滿了人的庭院。人們急切地想要看我們，形成了一條人龍。衙門內的入口位於第三個庭院處，黑色大門由兩扇門組成，上頭分別有超過真人大小，身著舊中國戰服的英雄畫像門神。這道門先前是向某些歐洲人士敞開的，因為榮祿之前的總督李鴻章，喜歡在總督的光環中接見外賓。現在，我們在第三座庭院裡，扛轎的僕役們停了下來。總督府的官員到我們面前，取走了三張長形的紅色紙片，那是我們的中文邀請函。苦力把轎子扛在肩上，還沒決定下一步行動。這位總督剛剛才決定是否要兌現這次預先登記的訪問。沒過一分鐘，黑色的大門開啟，服務人員急急忙忙前來，排列於入口的兩側。苦力們這才把轎子放下，我們走了下來。 領事友善地推了我一下說：把雨傘留在轎子裡吧。因為若是我帶著雨傘出現在這位高官面前的話，會讓人感覺，我覺得宮殿內會有水從屋頂上漏下來。也許真的有水會滴下來，但是，無論如何這樣的舉動都是不禮貌的。 我們被引領通過了許多通道，急急忙忙地穿越了許多不明亮的房間，最後進入到一個有著木質地板的庭院，周圍被許多接待室或私人房間環繞。在其中一側，有個通往室內的門開著。這個門口的樣式完全是摩爾—阿拉伯式的圓拱門形。這種樣式的門經常可以在中國房舍的內部看到（很少出現在外面），這意味著跨越廣袤亞洲土地的不同風格，藉由這兩者產生了古老的聯繫。 總督的接待室完全以歐式風格裝潢。據說榮祿進駐這棟府院時，曾問天津利順德飯店的老闆，願不願意把兩組家具讓給他。但是，利順德方面並不打算遂他的心愿。於是，他便從海軍提督的歐式中國官舍里搬來了家具。曾經在天津停留的海因里希親王也住過該處。這兩間接待室在裝潢上毫不華麗，只擺放著幾件風格相當古老的家具，但是，家具被保養得很好，看起來既親切又宜居。這棟房子裡完全沒有中國式的大小飾品，因此，顯得既簡潔又獨特。 人們留意到總督已經到了！寂靜，特別會使人心中產生尊貴的印象。雖然房子裡擠滿了人，但每個人都無聲無息地專注著自己的任務。 一位府院總管或是房間負責人請我們入座。總督此刻正與該省的司庫在一起，很快就會出現。我們請求不要去打擾尊貴的總督大人，否則，他與他的司庫根本就沒法好好交談。我們坐著等，房間的另外一側，掛著中國刺繡，還掛著有彩色花卉、背後有白色絲綢的籃子，作為牆上的裝飾。那底下有一個玻璃鍾，基座上放著兩組彩繪泥偶。產制人偶是天津產業中的一個特殊分支。泥偶是歌唱少女，三個人在一起，以生動的姿態稍微側著頭坐著，用纖細的手撥弄著一種琴。 沒等我們看完，入口處就有了動靜。 「老先生到了！」領事說道。 我們立刻站了起來。總督以快速的步伐走進來，後頭跟著兩位官員和許多隨從。他走近我們每個人面前，目光上下打量著，並以中國的方式打招呼：他把交疊的雙手在空中上下移動，然後，把瘦小、柔軟又溫暖的右手伸向前。領事則除了稍微鞠了個躬之外，都保持著軍人的直挺姿態。我們被請進一間用餐室，總督大方地讓他的賓客先行。 這個房間空間狹長，幾乎被一張大桌子給占滿了，桌上蓋著棕色的桌巾。此外，上頭還掛著人力風扇。桌子上放著一壺煮好的咖啡，還有蛋糕盤子，放著葡萄、梨子與其他水果的玻璃碗，和放著奇特橙黃小球的碟子——似乎是甜點。此外，還有許多其他的好東西。我們在位子上坐下，感覺像是要舉行一場大型會議。總督大人坐在這張桌子最前端的主位上，我坐在他的右側（因為這次接見是以我的名義進行的），坐在左側的是領事先生，在他旁邊的是翻譯。在我左邊，坐的是總督的隨從官員，天津北洋大學堂監督蔡先生[3]。他是一位和善的中國人，說著流利的英文，經常為總督翻譯。他有著一個又小又翹的鼻子，讓人聯想到偉大的谷奇蘭（法國演員Coquelin）和他的「朝天鼻」。桌子的最末端是另一位官員「海關道台」李岷琛[4]，他有一半幾乎隱身在黑暗之中。這位官員管理海關的某一部門，在公務上一直都跟外國代表們有接觸。如此一來，雙方聯繫也逐漸被建立起來，而海關道台的作用是，作為領事與較低階中國官員間的中介，在正式的接見場合中也扮演著「大使介紹人」的角色。 我們坐定之後，盛有歐洲茶的白色小瓷器隨即被端了上來，糖、牛奶和蛋糕也一併端上來。與此同時，我們面前的高腳杯也被倒入了香檳。最後，則是裝有哈瓦那雪茄的箱子以及裝有埃及紙菸的盒子。離桌子稍遠處站著四位總督的隨從。四個人都穿著深色的絲綢服飾，在長袍的中間繫著絲質的寬腰帶。一位隨從的腰帶扣環是華美的乳白色瑪瑙，另一位則在腰帶附近用一條絲帶掛著一隻大懷表。表面是被打開的，為了能讓總督隨時看到時間。讓一位特定隨從拿懷表，無論如何，都是貴族豪奢的極致。 總督自己卻在服飾上展現出令人吃驚的單一性。他身著一件由深藍色中國錦緞做成的長袍，前方有很小的金色紐扣。頭上戴的是一頂黃色官帽，上頭插著一枝帶有馬毛的紅色枝條。帽子頂端有一個圓形的珊瑚制飾品，用來標示中國的最高官階。帽子上繫著一條可以套住下巴的帶子。在這頂頭飾的黃色邊緣前方，有一顆漂亮的白色珍珠。這是總督身上唯一的飾品，手上沒有任何的帶子、手環與指環。 榮祿是一個年長者，矮小精瘦，臉部有著明顯的韃靼族特徵。他的上額頭突出，嘴唇的上方留著極有個人特色的黑色細須。他的眼睛是黑色的，黑得讓人看不見底。鼻樑稍微彎曲。當總督笑的時候，會露出因年歲而變黃的牙齒以及當中令人生厭的缺洞。不過總督很少笑，他生性嚴肅，所有的舉措都中規中矩。他的平靜裡帶著尊嚴與崇高。他以稍微響亮的音調說話，但不缺乏聲韻。在他嘴裡，難念的中文讓人感受到一種柔軟的語調。對於所有的問題，他都能立即予以回應，雖然他的回答都是以自己利益為出發點，而不是提問者的。他懂語言藝術——耗費了許多詞語，卻什麼都沒表達。他的臉部表情就像是他的話語一樣，都處於被控制之下，沒有表現過吃驚的樣子，更不可能陷於混亂。他以不可動搖的沉著態度，聽著一切棘手之事，但一直保持著同理之心。因此，他就像是歐洲的年老議員一樣的漠然（無熱情、缺乏感受）。他聰明精悍的頭腦，加上沒有變化的面部表情，會讓人聯想起歐洲議員們的腦袋。榮祿與梅利納（法國政治家Méline，1838—1925，特别致力於鄉下人民的利益）之間，毋庸置疑具有極高的相似性，甚至，連說話聲音也有些類似。人們也可能把他跟弗雷希內（法國重要政治家Freycinet，1828—1923）相比擬。如果人們稱呼後者為「白老鼠」，那麼這個榮祿便是中國版的「黑老鼠」。 整場對話中，總督都把手放在桌子上，一隻帶有長指甲的、纖細不安的手臂。有時隨侍會把水菸斗送到跟前來，是一隻帶有藝術飾品的銀質菸具。這位大人不動一根手指，只把頭朝側邊轉一下，侍從便把煙管放進他嘴裡；他抽兩口，把菸具里的水弄得咕嚕咕嚕作響，菸嘴離開他的嘴唇之後，侍從便帶著菸斗悄悄退下。 過了一段時間，總督似乎覺得太熱，於是緩緩解開金色小紐扣。一位侍從趕緊走上前來，幫助大人脫掉上衣，上衣底下是一件紅棕色絲緞做的襯衣。有時候總督會突然把嘴巴張得很開，看起來仿佛是有話要說，最終卻是眾人期待下的短暫沉默。總督大人發出清理喉嚨的聲音，他看了一眼周遭是否有人在走道上，然後，他把痰吐在房間裡。值得留意的是，這整件事似乎在總督大人嚴肅的表情上加深了一些細微的變化。 領事把頭盔交給一位隨侍，他小心翼翼地放置在壁爐架上，之後我們就開始了對談。領事請通譯轉達，感激大人接見這位《法蘭克福日報》的代表。福爾克博士輕鬆優雅地處理著這種艱深的語言。總督大人表示很樂意認識這位《法蘭克福日報》的代表，至於能看到德國領事則更是令人歡喜。總督急切保證，他希望能與德國領事間更頻繁地往來，還特別希望能夠經常從領事那裡增長見聞。他說，他還有很多東西需要學習。領事表示，任何時候都願意協助總督。 在雙方禮貌地交換善意之後，我變成了談話的對象。總督問了我一些問題：在天津已經待多久啦？你從哪裡來的呀？我表示我正在進行一次從膠州到天津的旅行，並且，刻意強調了一下膠州，希望我的話能觸碰到這位中國政治人物心中敏感的神經，使其對此發表意見。但是，這位總督眼睛眨都不眨一下地聳了聳肩，似乎表示他聽到的是一塊已然割讓給德國的土地，德國記者從膠州來到天津，似乎相當合情合理。 領事用雄辯的話語，將話題引向了報紙的重要性，中國其實也已開始意識到這一點。領事指著我說，這位目前在中國停留的《法蘭克福日報》報社的記者，是從巴黎出發的，為報紙一直工作至今。「在德國以外，沒有一個地方像巴黎一樣對德國大眾而言有如此的重要性。」他說道，「從《法蘭克福日報》派這位駐巴黎記者來中國這件事，可以得知，德國大眾對於在中國所發生的事是多麼感興趣。」 總督點了點頭，表示在中國人們當然會重視報紙的重要性，他還希望在未來能夠認識其他來自德國的記者。他轉過頭來對我說，我看到的正好是中國最有趣的時期，任何地方都還不知道中國即將進行改革，因此，中國將處於一個轉變的階段。 我請求榮祿先生解釋一下，要實現怎樣的改革。 「首先，」他回答道，「將進行軍事改革。一段時間之後，計劃將一些革新延伸到例如財政、貿易、商業、工業、農業以及報業上。」 「要以何種方式來進行軍事改革呢？」我問。 「我們想要將所有的部隊都交由外國教導進行訓練。這已經開始在一些地方試行了，但應該在更大的範圍內進行。」 「將用哪些國家的教導人員？」我問。 「我們會努力確保讓所有國家都可以平等參與中國士兵的教育訓練。」 「但是，這跟傳說中的說法不太一致。根據那些說法，中國政府計劃用日本教官全面取代歐洲的。」我提問道。 「這個傳言沒有根據。也許是哪位總督（意指張之洞）有這樣的想法。中國政府無論如何不會刻意只讓日本軍官從事軍隊的教導工作。」 「中國政府也打算聘用德國軍官？」我試探。 「這是當然！在中國，人人都知道德國的軍事實力在所有國家之上。」 這時領事也加入了我們的對話，表示他非常高興能從總督口中聽到這樣的認可，從中可以知道大人是個懷抱熱情的軍人。此外，總督還讚揚了德國在軍事上的傑出能力，因此，讓人期望總督能夠考慮儘可能授予在天津武備學堂服務的德國教導適當的職位，並確保其享有夠高的薪俸。 榮祿鞠了個躬，並保證只要是他的事，一定會照辦。 之後我繼續詢問：「中國是否會在軍事以外的領域，也考慮尋求外國人的協助？」總督的回答有點躲閃，他說：「目前還沒有辦法預見未來的發展道路將會如何，改革還不算開始，而且大部分還都停留在計劃上。首先，中國人要靠自己的力量幫助自己，之後中國可能會在所有領域都求助外國人，就像是中國的海關組織長久以來所做的那樣。」 我接著提問：「在財政改革上，中國若沒有外國人的協助可能沒法進行。或者中國認為，能夠有自己的渠道取得資金？」 「中國政府將會向所有國家詢問條件，並且會從各國中選出要求最低利息及最低擔保的一個來。」 「中國人真是傑出的商人。」領事奉承道。 總督微笑著，他似乎也認為領事這句話所言不虛。 「對於報紙改革，人們有何想法？」我問道。 「中國迄今仍無官方刊物，」總督解釋說，「現在，中國政府選定了一家在上海的報社，作為傳遞政府信息之用[5]。聖上也是希望能夠讀到所有的報紙。」 領事提到了一則新聞：皇帝有意造訪天津[6]，並表示，榮祿先生在幾個月前才到職，就得到皇帝來訪的垂青，這必然會被視作皇上對您的完全信任。總督回答道，他並不值得獲得如此高的榮譽，作為皇帝最質樸的臣民，這樣的拜訪實在是多蒙聖上恩寵。 談話轉到了外交上，我描述了中國與列強間的關係。 「中國與世界諸國，」總督回應道，「處在最佳的和諧狀態中，大家都是一家人。」 在我旁邊的蔡先生，北洋大學堂監督，舉起一隻手指並翻譯道：四海一家！ 我問德國是否也屬於這個大家庭中的一員，我所獲得的好消息是，中國與我祖國的關係好得讓人吃驚！可以預見，榮祿先生對於外交這個領域，在用詞上會格外小心。有一次，似乎可以讓人察覺到，這位中國人心中有一顆俄羅斯之心在搏動。我提到了在天津以俄國軍官取代部分德國軍官的事，並以此引出自己的看法：從這次事件中可以知道，中國希望與俄羅斯保持特別穩固的關係。 總督對此給出了耐人尋味的回答：「若是某個國家對中國表現得特別友善，中國自然會讓他享有好處。」 對於總督的這段話，我很吃驚。在歐洲，人們的想法正與此相反，在俄國這種強權面前，中國必然會提心弔膽；若俄國將滿洲納入自己囊中，卻還能找到證明俄國對中國特別友善的理由，這豈不相當有趣？ 突然間總督便沒了談話的興致，因為這問題讓他感到不自在。因此，他刻意誤解這個問題，然後，他熱切地重新解釋：所有國家都是一家人，說法依舊。所有的國家都熱愛中國，中國也熱愛其他國家，這樣一來，外交政策就變得極度簡單，而總督也就不需要進行妥協。 「日本的情形如何呢？」這幾天，前日本首相伊藤侯爵（伊藤博文侯爵1885年任日本第一任內閣總理大臣，到1901年共出任四次）會抵達天津，並從這裡前往北京，聽說這次的行程是非正式的，伊藤侯爵是要回訪他的好友李鴻章。但實際上，侯爵是日皇（Mikado，歐洲對於日本天皇的稱呼）的密使，此番身負政治任務毫無疑義。中國報社頭條熱烈報道他的到訪，並提到中國與日本建立緊密的關係。甚至還談到，伊藤侯爵試圖與中國建立聯盟，這傳言有幾分真假？ 總督表示，對於伊藤到中國簽署聯盟一事，他從未聽聞。若是日本有建立進一步關係的意圖，那麼在中國就會看到對此的友善回應。 最後，我們談到了鐵路這個議題。當總督被問到，中國政府目前可不可能進行全面鋪設鐵路的計劃？ 「當財務窘迫的時候，我們會試著從國外弄到錢。」他如此回復。 「然而，德國沒有被特別予以考慮嗎？如此優異的德國工程師，難道沒有被用在鐵路建設上頭？」我問。 「這裡當然也有德國人加入，但參與程度是和其他國家一樣的。」 對於進一步的詢問，榮祿先生解釋道，中國政府已決定，即使鐵路是以外國資金建設的，中國政府也將對這些鐵路保有最高的控制權。而且，新路線中首先被確定的就是漢口到北京這段鐵路。 領事給了我們該離開的信號，但是，總督似乎還未一吐為快，他現在還有一件事想說。 他問道：「沙皇寄來的，邀請諸國考慮解除軍備的備忘錄，現在狀況如何？」 這個想法真的是太好高騖遠了！沙皇解除軍備的想法，竟然讓中國人認真地考慮起來！顯然，總督的這個問題如果不是來得那麼突兀的話，我們會很難回應。於是，我們便向總督陳述了唯一的對外說法：這一著棋的後續效應根本無法事前評估。在過往的歷史裡，沒有類似的事情在世界上發生。人們一時之間會歡迎沙皇的倡議，但並沒有考慮到後果。 「人類是如此的不理性。」北洋大學堂的監督蔡先生說道。 「一旦變得理性時，又會如何？」總督說道。 「這是可能的，但卻不太會發生。」 我們請總督留意，沙皇的提議迄今所造成的唯一後果就是俄國與法國之間的不快。 「兩年前沙皇曾到過巴黎，那時候，巴黎在所有的牆上都漆上了『和平』這個詞。如今對沙皇意欲實現與法國永久和平的目標，人們已感到厭惡。」[7] 這時領事舉起酒杯，意味著會談即將結束。總督把他的杯子拿到嘴邊，我們也一樣行禮如儀。之後總督榮祿先生舉起他的香檳杯向大家敬酒，蔡先生看著大家大聲說道：「乾杯！」我們稍稍碰了一下杯子，便儘可能快速地把它放下。總督府的香檳在整座天津城裡都是惡名昭彰的，聽說酒杯裡頭剩下的，會被倒回到瓶子裡。 我們於是起身，總督再次向我們伸出了手，並引領我們走到下一個房間——而他並沒有將這次的訪問當作是正式的，否則，他會陪同我們一直走到大門處，而且，到達時還會有帶槍侍衛（以武器表示軍禮相迎）。在第二間房間裡，我們跟榮祿先生告別，蔡先生及海關道台會陪我們到出口處。榮祿不希望我們離開時，對他沒有任何讚譽的表示，所以在通道處排著他的二十名秘書，穿著長袍官服，平靜地站著。從這群平和、莊嚴的中國人身旁走過，我們走出了大門。 * * * [1] 在本文所敘述的會面發生幾周後，罷黜皇帝的寡婦女皇在北京召見榮祿，並授予其總管中國軍隊的職位。直到1900年他都在這個職位上。在義和團運動發生之際，他扮演了何種角色，在本書付梓的當下尚未被釐清。關於他的行動，有許多相互矛盾的消息傳到了歐洲。有時會提到，他以一省之力協助被圍攻的外國使館；一下子又有人報告，他的軍隊參與了對外國使館的攻擊行動。最後則是報道，端郡王在掙脫北京聯軍時，為了把榮祿當作罪魁禍首，曾將他下獄。但這件關於他被端郡王關進地牢的事實，可能是為了替榮祿辯護而捏造的。這位前直隸總督無論如何都不是外國人的朋友。但是他很聰明，而且充分利用機會以認識歐洲的力量。因此，說榮祿只是被迫參與端郡王及其黨羽對整個文明世界開戰的瘋狂計劃，是不太可能的。 [2] 斯多葛主義，斯多葛又譯斯多噶或斯多亞，古希臘和羅馬帝國思想流派，哲學家芝諾於公元前3世紀早期創立，在雅典時他常「在門廊」講學，傳人有克雷安德與克呂西普；在羅馬帝國，代表思想家有塞內卡、愛比克泰德與馬爾庫斯·奧列里烏斯。 [3] 蔡紹基（1859—1933），字述堂，廣東珠海拱北北嶺人，清朝官員。他是1872年清末第一批中國留美幼童之一，曾在哈德福中學讀書。1882年進入耶魯大學學習法律，同年奉召回國。回國後，曾經擔任上海海關道署翻譯、牛莊海關道台、天津海關道台、直隸總督北洋洋務總辦等職。他曾隨袁世凱赴朝鮮徵稅。1895年，光緒帝欽准成立北洋大學堂，並由盛宣懷任首任督辦，而蔡紹基擔任二等學堂總辦。1908年至1910年，蔡紹基出任北洋大學督辦。 [4] 李岷琛（1838—1913），字少東。四川安縣人，清末政治人物。咸豐十一年（1861）拔貢，同治三年（1864）中舉人，同治十年（1871）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後授翰林院編修。歷任貴州鄉試副考官、雲南學政、國史館協修、翰林院撰文、順天鄉試同考官、文淵閣校理、起居注協修、方略館纂修、直隸天津道、直隸津海關道、北洋大學堂督辦、江西督糧道、湖北按察使、江西布政使、湖北布政使、護理湖廣總督等職，清亡後避居上海。 [5] 指將《時務報》改為官報，交康有為負責。 [6] 指天津閱兵一事。 [7] 1891年至1894年間，法國與俄羅斯針對德奧意三國的同盟正式締結防衛性的「法俄同盟」。因為這個同盟是針對德國的，作者對此有牴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