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的夏日 · 第二十四章 天津

一八九八年九月中旬 天津 天津—北京的邊城—在中國的德國商人—經貿關係—官方貿易—德國生意人—天津的哥德式建築—戈登堂—運動場—法國租界—耶穌會教士—德國租界—停屍間—大學—中國城—街道上的生活百態—萬花筒—地毯與毛皮貿易—玩偶—奇貨商人—瓷器—銅器與畫作—猜拳—高級中式餐館—唱歌的少男少女—在劇院裡 天津很可能會成為第二個上海，這裡的發展速度相當快，當然，現在還在起步階段。天津是一座不斷變化中的城市，目前的規模還算是小的。這裡的歐洲住民相當少，大型的建築物幾乎沒有，租界的街道上冷冷清清而且生活單調，毫無上海那般的光輝耀眼與新奇有趣。 天津其實是北京的外國人居住區。想要到北京或中國北方的歐洲人，都必須搭船先到天津，然後，再從這裡搭四個小時的火車到北京。天津作為中國首都的前哨站，有其政治上特殊重要的地位。歐洲藉助外交官在北京對中國的朝廷施加影響力，然而，更具力量的外交影響，其實是這座頗具歐洲風味的城市。天津坐落在北京城的前門，所造成的影響力遠比派出的使節或是被授予權柄的大官來得更直接、更活潑、更有個性。 中國與歐洲在天津所協議的許多事項，都對未來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在1874年至1894年這二十年間，也就是李鴻章作為清政府的第二把交椅行使職權的時候，這座城市是他掌管中國外交事務的機構所在地。現在，外交事務的重心又重新轉移到了北京，如此一來，北京似乎可以變得不那麼封閉和難以接近了。假如有一天這座古老的首都決定正式對外國人開放租界，這對天津這座城市而言，可能會是沉重的打擊。而這樣的開放是否會削弱天津的政治地位、影響天津的商業格局，顯然值得我們今後再三探討。 天津如同山西、直隸以及河南等省份，是進出中國的大門，山東、蒙古和滿洲的一部分區域也是如此。這個地方成了歐洲貨物進口的集散地，並且，對中國貨物的出口而言也一樣。可別以為中國的貿易只包含出口，其實中國人從歐洲人那裡買回來的東西，跟他們賣出去的一樣多。這片土地愈是開放，就愈有更多的中國人去探尋歐洲商品。在天津、上海、廣東等地，生意人的商店裡提供中國買家各種進口商品的選項。就連四處旅行的德國商人也開始逐步出現在中國，並在提供餐點的旅館裡滔滔不絕地推銷德國商品。中國人是優秀的買家，他們言而有信，堪稱模範的付費方；中國商人從歐洲廠商那裡獲得了極高的信用額度。相比於歐洲人彼此的毫不信任，歐洲人和中國人之間相互信任的商業往來就在這裡順利進行著。 天津的崛起顯然是出口勝於進口。來自中國北方，也就是蒙古的原物料是貿易的主要部分，該項貿易在近十五年來範圍日益擴大。天津出口的貨物除了毛織品（駱駝毛、山羊毛、綿羊毛）之外，也包含來自河南、山東等地的毛皮及稻草製品。由於所謂的「官方貿易」在天津蓬勃發展起來，也影響了天津本身的政治格局。這裡「官方貿易」所指的是由中國政府獨占的軍火交易。 歐洲商人在天津賣給中國人彈藥，卻在1900年夏季的戰事裡被用來對付歐洲士兵。在包圍天津的戰役里，中國士兵帶著充裕的彈藥圍攻列強軍隊，這些彈藥就是從歐洲商人那裡依著貿易契約買來的。這些契約一開始中國政府不願意接受，因為對他們而言價格似乎是太高了。但是，不知道是哪位領事做出了裁決，中國政府接受了契約里的不利條件，才使得中國士兵得到了彈藥，成功地把槍口指向為他們送來軍火的商人，以及他們在中國歐洲租界地的宅邸。 就在此時，先進國家祭出了針對中國的武器禁運，但是，這項做法能有何成效實在是令人懷疑，畢竟軍火貿易是軍火商人的好買賣。這樁買賣里潛藏著巨大的商業利益，能夠搭上這千載難逢的商機於商人而言才是真理。相對於通過合法買賣所帶來的緩慢穩當的獲利，軍火買賣簡直就像是在中國淘金了。不過就像在實際淘金過程中發生的，只有極少數人能發現有價值的金礦，許多人窮其一生都徒勞無功。 如同先前所言，唯有在軍火貿易領域才能賺到數以百萬計的錢財，中國的那些紅頂商人們，大多便是通過軍火貿易來積攢財富的。他們的秘訣可用以下一句話簡單說明：歐洲商人將那些「沒有價值」的商品儘可能以最高的價格兜售給中國政府，這在軍火交易上達到了極致。因為中國政府對歐洲武器及其價值的理解，要遠遠遜於其他歐洲商品。誰想要在這種買賣中撈到好處，就必須等待一個有利的時機（如之前的中日甲午戰爭）。對雙方關係要有精確的理解、歐洲商人要儘可能開口說中文並與中國高層官員保持良好的關係，或是你能拓展這樣的官方關係、行事無所顧忌，具備了這些條件，你就能在這蜿蜒的道路上完成目標。（這些條件向來是必要的！） 交易成本也是值得注目的一件事。商品的買進價格當然要是最低廉的，但是某些中國人的私人利益在推動交易上功不可沒。這位中國人愈具影響力，他的影響力就愈有價值，而且，若是他相當誠實，那就必須付給他不少錢。因為沒有任何事物會比一個誠實表達願意被賄賂的人更能抬升賄賂的金額。在交易的最後階段，價格會高得離譜。在兜售商品的商人之間，競爭是相當激烈的，中國人對於能拿到的好處也絕不手軟。這種狀況在剛開始還是比較和緩的，官員對於能有機會參與利益分配本身已感到滿足，但是，現在的情況不同了，他們要求立即付現！ 這種交易是如何進行的呢？比如有一位德國商人，通過某位潛伏在北京的間諜得知，清政府打算買進槍支。而他的倉庫里正好有一萬支老舊的廢棄的普魯士步槍，當初是用一支一個馬克的價格買來的。於是，他就要向這位銜命負責槍支採購的官員引介自己，向官員遊說。 「要賣多少？」這位官員問道。 「咱們是老朋友了，就算您一支二十馬克吧。就算是親兄弟，也得賣上三倍的價格呢。」 「你來遲嘍！」這位官員回應說，「我剛剛才買了一萬支英國來的槍支，一支只需要十個馬克，這批貨兩周內就會到了。」 「其實我也不想賣價超過十馬克的呀。」商人解釋道，「多出來的十馬克，那是咱們的友誼！」 「您還記得嗎？孔老夫子曾說，『朋友有通財之義』，我想了想，價格上每支槍多出來的五馬克歸您！剩下來的五馬克，您就給同僚里負責採買的那幾位好了。我的槍確實只值十馬克，但是我賣給中國政府的槍支優點在於，普魯士人用它們打贏了每場戰役。」 這位中國官員是位「愛國志士」，認為有責任讓中國贏得戰爭，於是這批普魯士步槍被訂購了，原本的英國槍支也並沒有被取消交易，顯然，他也參與了獲利分配。不過這批槍支最終還是留在箱子裡沒有被打開，因為這位官員收到的諭令是購買一萬支槍，而他以政府官員虛有其表的良知遵守了這道命令。他付了兩萬支槍的錢，卻只買回來一萬支槍。這則故事最精彩之處在於，它可絕非一般人所認為的是出於杜撰。 在天津的貿易活動里，德國廠商的地位居首。他們的每一個表現，都令人愉悅地標示著崇高的、幾乎具有領導性的地位。這樣的地位是從事中國貿易的德國商人也想要贏得的。德國貿易在中國到處蓬勃發展，唯獨一處例外是膠州——德國商人只有脫離官僚的封閉性，也就是德國統治方式所帶來的威權，方能在膠州自由自在地生活。歐洲人在東亞的世界裡享有極大的自由，可以發揮潛藏的力量。簡單來說，一旦德國人不受德國政府管轄，他便能夠在東方興盛。這個事實需要德意志帝國內追求進步的重要人士充分深思。 天津市里有一整排最高級的德國商業建築，包括梅耶公司（Meyer u.copm.）（海爾先生是這間公司的老闆，他是一個富有同情心的人，來自法蘭克福附近的奧芬巴赫）與阿諾·卡爾貝格、美最時公司等等。德意志亞洲銀行（德華銀行）在天津也有一間分行，由宏普先生（Herr Rump）帶領。他是一位地道的漢堡人（地道的漢堡人意味著什麼，人人皆知）。宏普先生同時也是德國租界的管理人，因為德意志亞洲銀行乃是當地社群的主要成員。 在天津的德國租界（與在漢口的類似）是由一個私人團體管理的，國家僅保留了最高的管轄權，該團體負擔著維護整個租界區的費用支出（補給、街道、碼頭等等），並通過出售土地的收入平衡支出並達到其獲利的目的。這塊地去年十月（1897年10月）才由德國政府接收，德國在天津的住民有些住在英租界，他們打算繼續在那兒安居下去，因為德租界離商業區相當遠。如此造成的可能結果就是再也沒有人願意到領事館，這是領事大人可以預見的無須大感驚慌的情況。 領事艾斯瓦德博士出生於巴伐利亞。這塊位在天津的小小租界，簡直像是目錄一般詳列著全德國不同的系譜：北、中、南德等地的人歡樂地齊聚一堂。他們彼此間的同鄉情誼都相當熱絡——在異國他鄉能夠跟思維自由清晰的本國人相互交流，實乃真正的快樂事。大多數德國的生意人在中國已定居多年，對這塊土地有相當的了解。對於出門在外想學點東西的人來說，租界意味著無窮的知識泉源。 古怪的是，能夠理解中文的歐洲人，愈往北人數愈多。在香港，中文表現出來的那種讓人難以置信的艱深，單是詞組都令人無法理解，更不會促使人有學習的願望和想法。當一個中國男孩服務得太慢的時候，他會被一句「Tschop-tschop」所警告，以讓他快一點。或者在打保齡球時，中國的保齡球童在球道上大喊一句「Kito」以便詢問倒下來的球瓶數目。在上海，會說中文的人也算是少見的例外。在歐洲居家生活里，只有兩個字會用來命令拉人力風扇的僕役。如果他該開始工作了，房子的女主人便會說：「La-fun！」意思是說：「拉點風來」；如果僕役應該停止，則會對他說：「Man-man！」意思就是「可以停了」。可在天津，幾乎每個歐洲人，特別是德國人，都會說中文，仿佛這是世界上最好學的語言。在中國北方，歐洲人與中國人在生活上要比在其他地方來得親近。中國人仍然不太會去適應歐洲人，但是，歐洲人覺得有必要適應中國人。在中國做生意的商人，人們對他們的精明幹練有這樣的理解：只要生意上有需要，他們就會去學習這個難學的語言。比如在天津的大旅館「利順德大飯店」里，老闆便是用中文命令他的員工，並且通過中文聽取他們的報告。「利順德大飯店」大概是世界上唯一一個以中文作為商務服務用語的歐洲旅館了。如同先前提過的，這間飯店算是在中國最棒的一間，老闆狄德齡先生是一位敬業的德國人。 天津租界區沿著白河[1]延伸著，中間是英國租界，若是朝河流方向望去，左邊是法國租界，右邊則是德國租界。這塊地從河流向陸地延伸，在法租界的邊緣就會接觸到中國的城區，人們簡單地稱呼該區為「City」。該城區是以半圓形包圍著歐洲租界地帶，德國租界的邊緣也與城區相接。 天津這座歐洲風格的城市，主要在廣度上進行著延伸，人們會說這座都市是不斷向外圍生長的。街道沿著河流發展，串聯出一個帶狀區域。這也就意味著，這種帶狀區域必然會轉變成一個整體。河流、河岸與街道便是屬於河濱街道的一切事物，唯獨欠缺的是美麗的建築。既存的房舍大多當作倉庫使用，沒有當作倉庫的都不漂亮。唯獨在法國的城區里，法語稱為「Quai de France」（法蘭西碼頭）的地方，有幾棟美麗的建築物。此外，街道本身也會當作貨物儲存之用，多數是用來擺放進口的商品，人們則沿著成捆的貨物、箱子與袋子前進。從廣東運來的草蓆商品，常常會搭建起稻草屋，就連看守的工人也居住在這樣的小屋裡。這個區域的某些地點可能會讓人產生一種印象，仿佛某個充滿野性的遊牧民族在這裡搭起了遊牧的營帳。 街道與白河水面高度相同，河道雖然非常狹窄，卻被包裹鐵條的中式帆船，以及透出低沉引擎聲、發出吵鬧汽笛聲的小型蒸汽船賦予了生命活力。遠洋型的中國帆船都可以在白河裡航行直至天津，這裡，總是聚集著大量正在卸貨的船舶。在這條帶狀區域的另一岸，則是堆成山丘的、用草蓆加以遮掩的鹽、煤炭以及稻米。這些大多是通過大運河從內地運來的。這條運河到天津為止，天津是運河的盡頭。尤其是要送進京城的貢米，必須要在這裡等候，而這塊帶狀區域無異於一個巨型的轉運站。 在這片土地上，真正的住宅及商業區通常坐落在英國租界，在主要街道維多利亞大道上，幾乎沒有什麼商鋪。位居此處的是這座城市最重要的建築——利順德大飯店、德國與英國俱樂部、德國領事館、柔美富有色調的印澳銀行行宮以及名義上的天津市政廳。天津的大型建築群幾乎都被哥德式風格主導，這是因為，它們都是由同一位建築師設計興建。這位建築師顯然要逃離十九世紀歐洲的淒涼，帶著浪漫的情懷來到了中國，為了實現他的中世紀美夢而移居於白河河畔。也因此，天津的某些地方看起來就像是中世紀的騎士王國。就日本租界來說，它是一座碉堡，市政廳則是一座堅固的城堡。那是一座灰色的、帶有城垛的中世紀建築，牆上有士兵防禦的射擊箭孔，並由多座厚實的塔樓所護衛[2]。主要的戰場化身為公共花園，並修建起一座開放式平台。這座平台隨時都讓人感受到一種期待，仿佛克林姆希德（中世紀高地德語史詩《尼伯龍根之歌》的主角之一）即將親自登場，聆聽那來自中國禮拜堂的鐘聲。 第一眼望去，這座市政廳讓人感到有一點奇怪。在天津竟能找到這麼獨具特色的哥德式建築實屬意外！但不能否認的是，這座建築的功能性極強。它的正式名稱是「戈登堂」。通過市政殿，英國人想要替在中國贏得輝煌戰役的戈登將軍[3]興建一座紀念碑（他也被稱為「中國人戈登」，生於1833年，死於1885年。參與過第二次鴉片戰爭。在1864年太平天國叛亂時，他協助清廷贏得重大勝利）。由於戈登是李鴻章的舊識，而李鴻章當時在天津任總督，因此，命名活動令人愉快。李鴻章選定了這座市政廳作為活動地點，並贈送戈登一件頂級的錦繡，在慶典時可懸掛於市政廳內。這幅錦繡上有個奇特的物件，上頭是一個老翁，鬍子像是從絲緞里長出一般，旁邊則有一頭吸引人目光的鹿。一樓有個房間是共濟會的會所，沿著牆邊是一排罕見的家具。一座老舊的照明燈立在地板上，被塗成藍色的牆面讓四周有如被裝飾品環繞。二樓則有供市政團隊開會的會議室，椅子看起來是不常坐的，角落裡有隻蜘蛛自由自在地織著自己的網。從任何角度上看天津在治理上都並沒有獲得太多咨議。 天津的公共花園不大，但是都相當漂亮。這裡沒有上海那種可人的歐洲小姑娘，在天津，女人實在是太少了，能看到的都不漂亮。主導市政的諸公對一個外來者這樣的感慨，大概會充耳不聞吧，但迅速徹底地解決這個社會問題也是十分必要的。禮拜堂內聚集著中國人，演奏音樂的人站在演奏台上，戴著中式帽子、穿著長袍吹奏西式樂器。中國人看起來不具有音樂天分，這一點在演奏音樂時最能夠證明，如果有人在聽到糟糕的音樂時，發現演奏者是一個中國人，那他大概也不會期盼音樂會變得更動聽。 在英租界的漂亮房舍中，有一棟圓形穹頂的、摩爾—阿拉伯風格的大型住宅，據說為開平的礦業經營者所有。此地是去賽馬場的必經之處，也算是天津唯一一條健身步道了。天津沒有郊區，或者應該說它的周邊範圍實在是太大了，環抱著天津的是白河和廣闊無垠的荒蕪平原，水坑遍布、土地貧瘠，沼澤爛泥和散落的墓地隨處可見。夏秋兩季，即便有些微的綠意覆蓋其上，依舊令人感到淒涼。有一條通往賽馬場的道路穿過這片平地，黃昏時分，負責照顧馬匹的馬夫們會沿著這條路，騎著將要參加秋季賽的馬匹輕快地奔過。這裡也會有中國人推著推車經過，或許是一位喜愛馬車之人，而且在歐洲公司里有不錯的買辦職位。幸運的話，還能看到一兩位歐洲女士，她們穿著黑色連身騎馬裝策馬經過。平地再過去有一棟灰色多窗的屋子，是中國海關里職位最高的德國官員德璀琳[4]先生的住所。他獨自一人在此處居住，而且不跟城裡的歐洲人打交道。不遠處，則是一大片俄國茶商的土地，上頭搭建著他租給貧窮中國人的小屋。這類租賃生意算是天津最好賺錢的生意了，靠窮人過活一直是賺取收入的古老方式之一。還有一座醒目的公園，環繞著一位廣東有錢人的住宅。賽馬場與其他地方無異，跑道的一部分還浸在水裡。 回程的路上可以看到天空中有濃烈的煙霧，似乎是因為某場大火而起。這道煙霧橫越在中國的城區之上，但其實城市並沒有失火，而是在燃燒臭氣熏天的廢棄物。另一處的歐洲城區被突來的夜色所遮蔽，英國教堂的樓塔聳立在樓房之上。黃昏時分，樓塔那細長尖銳的樣子依稀可辨，某個瞬間會讓人以為看到了法蘭克福大教堂，仿佛自己正在這座遙遠的城市裡行走，但這可真是遙遠，實在是太遙遠了呀…… 天津的法國租界與上海的完全不同，這是一個真正的歐洲城區，沒有太多的中式樓房混雜其中，街道寬敞、綠樹成蔭，維護完好。如同絕大多數法國省級城市一樣，這裡也有一條鐵路大街。大街的另一側是格羅男爵大道，這條路並不是以拿破崙的戰役來命名的，而是一位在英法聯軍戰鬥時，身為外交官的「格羅」（Jean-Baptiste Louis Gros，讓·巴蒂斯特·路易·格羅，生於1793年，死於1870年。在1856年至1860年期間，為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指揮官）。法蘭西大道是這裡的主要街道。領事館位於帶狀區域上一座花園的深處。那是一座優雅的建築，體現了純粹的法國文藝復興風格，直立的圓柱有一半在屋子裡，狹長的陽台很有特色，從綠地中望去仿佛是巴黎郊區公園中的古老宮殿。另外一座在法國領地的漂亮花園，則是耶穌會教士的財產，他們在天津城規模還不大時便買進土地，現在可是名副其實的地主了，財產價值已經增長了五十倍，幾年內還有機會漲到一百倍。這種事並不是第一次發生，耶穌會教士很懂得如何搞土地投機。 當耶穌會的教士們帶著對宗教的敬意討論如何在中國大有一番作為時，也從不忘賺取利益。大多數傳教士將傳教和詮釋《聖經》當作是唯一的任務，並努力想讓他們身處的這個民族放棄他們的信仰。由於傳教的熱忱，他們處處叨擾別人，變得不太討喜。當傳教士被群情激憤的民眾殺害時，過錯未必總是在民眾身上。清朝政府時常對列強表示：「我們願意讓給外國人更多的權利，但是請把傳教士帶走！」事實上，改變信仰並不是那麼迫切，這片土地有自己的信仰體系，例如佛教或是儒教的倫理學說，這兩者都比基督教來得源遠流長，並且後者還有意無意地向前兩者借用一些理念。一位中國學者曾經向一位傳教士說道：「你們的《聖經》里有不錯的倫理教條，就像是孔夫子在《論語》裡頭說的。比較糟的地方是，我們這個民族依賴倫理教條生活。你認為，如果中國人變成基督徒，這個狀態會改變嗎？」 耶穌會教士不是只會祈禱，他們也通過對他人提供好處來傳教。他們教導中國人學習歐洲文化，讓他們學習有價值的知識的同時，也順便把他們變成基督徒。這種事是時有所聞的，但是，不同於其他傳教士的一點是，耶穌會教士都深具學識與修養。 18世紀，德國耶穌會教士曾在北京的宮殿扮演著重要角色。當時的皇帝身處一群有學識修養且熟稔國事的人當中，似乎傾向於把整個中華民族都變成基督徒。但是，忌妒此事的道明會[5]（Dominikan Order）教士，成功地撼動了耶穌會教士在朝廷的地位——可以說，教士之間的內鬥事件在一百年前阻止了中國成為一個基督教國家。 在上海的徐家匯總院，德國耶穌會既是一間大學堂，也是學者們的住宿之地。在天津，該教團目前只有兩個代表處。法國大教堂原本在天津城區中央，1870年被燒毀，與此同時法國教團的修女也被害。大教堂而今在白河河畔的一處舊地上重建，法國教士已經把教堂的位置換到了法國租界裡面…… 如同先前所指出的，德國租界地有極大的特殊性，以至於迄今仍無人移居。如果從去年十月我們便占有這塊地，可能會比現在做得更好一些。這與膠州的情形如出一轍。那些在柏林施普雷河畔[6]的大人們，也想插手天津白河河畔的事務，因此，光是天津與柏林間的書信往返便耗費了一年。這裡還不允許大興土木，雖然行政單位完全可供調度，但是每個人都清楚，我國「優秀」的行政官員在提供服務時從來不會馬上動手。 當中國人請求歐洲的保護，或急著兜售土地時，英國人即使害怕相關規定觸碰英國的紅線，仍會勇敢地邁出步伐。但柏林的老爺們卻會不急不忙地審核規章，確保一切管理建立在基本原則之上。 現在這些事情進行得有意義多了，適用的建築規章也變得比較好理解，符合柏林官員對德國租界的管理目的。德國租界現在是一片美麗土地狀態良好。在天津，德國租界由一群務實的人管理，他們對德中關係有相當深入的理解，這裡並沒有派任何軍事首長，所有有利於事情發展的條件都已經具備。 擺在地上的黑白紅三色木樁及水塘，標示出德國城區的邊界。白河依舊在左側流淌，街道上的行人經常在枝葉茂盛的榆樹或白楊樹下走過，穿過綠色的低地。這些樹木已經持續生長了很長時間，現在已經變得足夠強壯，但樹幹可能會隨時被德國人砍下來。岸邊帶狀的滲透已經成形，也就是與法國租界、英國租界相連的「德國帶」。這條街被建在木樁上，木樁立在水中，缺乏進一步作業的空間。連維多利亞大道也穿過德國租界在延伸，在這裡它被稱為「威廉街」。同樣的，大沽街這條與維多利亞大道平行的、裡頭只住著中國人的英國區第二大街，也計劃要繼續延伸。 大沽街起於中國城區，就像是一條運河般串聯起中國城區與歐洲城區的相互流通。在大沽街上。有一個中國富人蓋起了一整區帶店面的木屋，租給一般民眾。這些房子像是不需要成本似的，只需要第一月的租金就可以支應建造費用，剩下的就都是收益了。有人也想要在德國租界蓋類似的木屋，但德國當局還沒有回覆他們，而且對於德國租界是否能讓中國人居住這個問題，德國當局還沒有做出決斷。如果可以把中國富人從德國租界根除，可能會獲得競爭優勢，但這做起來並不容易。柏林的官員還需要一些時間才能讓一些事情變得讓人信服。 與此同時，德國區的興建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德國租界地的水相當不錯，這是天津其他地方所沒有的。運貨馬車匆匆往返，以便運送殘土，而後再把水運回建築工地上。這些挖掘與填補的工程是由一家中國企業負責，背後當然是一位德籍工程師在指揮。中國人相當勤勉，鐵道也是同一批人鋪設的。有時候濕透了的土料就在街道上流淌。天津有能散發出某種香氣的黑色泥土，人們很少把這種香氣跟玫瑰的相混淆。其他的味道相互混合著，令人印象十分深刻，但無論如何並不會讓人感到舒適。德國租界蓋了一些中國的肥料加工廠，他們從中國城區得到新鮮肥料，在這裡脫水後與煤灰混合，便成了相當有效的粉狀肥料。人們居然稱呼這類建築為「巧克力工廠」。 這些工廠不會存在太久。有一次，有一整個中國村落被夷為平地，一個埋葬了兩百六十人、屬於寧波商會（這應該是遍布全中國商城，代表寧波商人的辦事處）的墓地也被整個遷走。當上海的法國人正與寧波人因為墓地問題吵得不可開交時，同類事情在天津卻可以在不傷和氣的情況下解決。我們可以知會他們，由於德國在營建上打算墊高地面，因此墓地可能會蓋在水裡。對中國人而言，對死者最大的不敬就是讓他躺在水裡，徹底保持乾燥是前往更好來世的先決條件。白河對岸蓋了一座碉堡，碉堡上加了一道防禦土牆，類似的碉堡跟土牆稍早在德國租界這一岸也有，應該被保存下來，這是在協議中約定的，但是，現在卻被新建設破壞了。一開始人們把碉堡給毀了。當地道台一聽到這個消息，感到很煩惱，人們等他心情平復下來之後才把牆給拆了。 在德國租界，第一棟興建起來的建築物是警察局，附帶著一間圍著鐵條的牢房。看守牢房的是幾個精挑細選的魁梧的中國人，他們身著深藍色工作服，袖長直到指關節，頭上戴著中國官帽，手裡拿著一根長棍子，衣袖上則縫著黑白紅三色的小旗子。在天津和膠州警察都是用這種旗幟，這群德國法律的守護者，都不同尋常，他們總是誠摯地跟人道「Guten Morgen」（德語：早安），這句德語的確是指「美好的早晨」，然而它還有另一個意思：希望您還能有一個美好早晨。 警察局正好坐落在租界入口的左側，街道的右側是幾棟中國官方的建築，還有政府的貯鹽場以及一間殮房。中國人樂於回到故里安葬，若是有人在異地身故，屍首便會被帶回出生地。當然這是指有足夠錢財並能找到運送方式的情況下，在這之前棺木都會被保存在殮房內。 屬於德國租界的還有一處大型寺院。這是一間非常漂亮的寺院，被特別進行了修繕保護，維護得也很好。前廳擺著幾張椅子，無論誰被帶進來，中國看守者都會示意首先向他們的祖先祈禱，然後，坐在門房旁邊的一個小房間內喝茶。寺院裡的祭司正在進行祝禱活動。在大廳中間，他們圍繞著一個高台跪坐，每個人都身著一條紅色的布幔，禮敬古老的經書之後，祭司開始唱誦經文。主祭祭司用木棒敲擊木魚，速度很快，邊敲邊念頌。木魚聲音聽起來非同一般。不消多說，這樣的佛教祭典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天主教。就連後方的祭壇也建造得像西方的教堂一樣，神明的圖像在幽深的暗影中不易辨識。教堂燭台（像是在大教堂里的照明用燭台）立於前方，上頭燃著蠟燭，後面玻璃制的碗碟盛放著水果，作為祭品之用。不同的是，在西方祭壇上出現的不會是水果，而是鮮花。但這裡水果是用來禮敬佛陀的，數量很多且繽紛奪目，它們散發出甜美的香氣，與上供的燃香的味道合而為一，裊裊飄散於空氣之中。 庭院的後方有一條進入昏暗地下室的通道，通道一路向下，兩側有一些帶玻璃窗戶的小房間。在這些小房間裡存放著棺木，就像是屍體倉庫般，可以聞到一股屍臭味。某個房間的門打開了，一個巨大的黑棺木停放其間，棺木後方的牆上，靠著真人比例大小、服飾色彩繽紛的紙偶，從形態上看有男有女，這些紙偶即將被燒毀，作為僕役隨著死者到另一個世界。有幾個籃子裡放滿了金紙銀紙，有些被做成了小鞋子的樣子，就像是作為貨幣流通的「元寶」。這些紙也將立刻被焚燒，作為死者可以帶走的現金，在更美好的未來世界裡，生活似乎所費不貲，比我們活人的還要昂貴。這裡的棺木彼此相鄰，一間接著一間，在這樣的漆黑空間裡，躺著死人的密閉小房間真叫人感到不寒而慄。門上的窗戶對已經永遠闔上眼的死者來說已是無用，反而滿布著驚悚…… 德國租界裡的一所中國大學[7]，有被包圍的孤立態勢。那是一個灰色的歐式建築，有許多隔間和樓層，有黑色的鐵制斜面屋頂。這是李鴻章創立的大學，目的為了將西方的知識帶進這片土地。大學最早是由一位美國傳教士管理，他先以家庭教師的身份教導這位宰相的孩子，以證明自己有能力領導一所大學。除了他之外，還有三位英籍教授。每天下午，人們騎著馬，沿著通往賽馬場的街道來到學院。這些先生們看起來就像是高年級的學生，不過他們的馬騎得相當好。這所高校教授英國法律、工程科學、數學和地理。一般而言，在這所大學裡面能學到的東西，不會比德國在學齡前班級里更多。 有兩百到三百位中國學生來此聽課，他們修習完足夠的學期之後，並不是很清楚具備這樣的知識能做些什麼，大學在這裡並不提供通往生計的道路。在中國，人們只能通過中式學識修養繼續往上走。如果年輕人能夠幸運地完成大學學業，他就可以在一家歐洲企業找到類似謄寫員的工作。李鴻章曾把兩百名學生送到美國的大學，有些人甚至拿了博士學位回來。但是，對這所大學的兩百名學生來說，生活並沒有太大的改變，在天津的歐洲租界，他們只能做店員的工作。若有機會銷售煤油燈，也算是幫助他們實現了類似博士的知識價值。 中國城區因髒亂差而聲名狼藉，但這是過度誇大了天津的不乾淨，其實它跟其他中國城市沒什麼大區別。拜訪該城區會是一件麻煩事，歐洲人在天津的影響力還不如在上海，因為天津保存了中國固有的生活方式，就連中文也是，在北中國要比南中國來得根深蒂固。其實在世界上的每個地方，北方都要比南方來得有活力。天津是這個帝國最大的城市之一，估計約有一百多萬的居民。天津是中國城市裡能被確認的人口最多的城市，比北京都多。 天津主要街道的寬度就跟法蘭克福城區的小巷弄差不多，但是，這對中國的經濟活動而言已經足夠了。天津的次要街道多半更狹窄，兩個行人擦肩而過都很難，而且裡面總是充滿著各種氣味。這裡也有排水溝渠，仿佛所有的排泄物都匯集到了這裡。古老的歷史建築是明朝或某個朝代的著名文化遺蹟。主要街道上都沒有鋪碎石，這是怎樣的一條碎石街道呀！馬路上有很深的坑洞，某個苦力所拉的人力車在撞到了另一個苦力後迅速通過，右邊的輪子一下子掉進了洞裡，然後左邊的輪子也掉進了洞裡，乘客一會兒感覺跌落到這一側，一會兒又感覺跌落到那一側，就這麼一路搖晃，所有的神經都在混亂中緊繃著。 白河也蜿蜒地流經天津的中國城區。穿過城區，會有幾次來到河岸邊，人們必須通過木橋。在法國大教堂附近有一座鐵橋橫跨河流，那是一座有三腳煤氣燈飾的現代化橋樑。到了午後，主要街道上的人流會急劇增加到驚人的程度，數以千計的步行人群以及前後相連的人力車，形成了無法估計長度的隊伍。兩股人流與車流相互為鄰、互為往返。人流時常陷入停頓，馬車撞到了馬車，僕役們嘶吼叫罵著。一旦狀況解除、道路疏通，他們又會穿越這場混亂陣仗繼續匯流前行。人力車也繼續一路顛簸前行，直到下一次擁堵。中式的載人用的馬車行經此地，前面心懷不滿的驢子慢步行走著。中國僕役扛在肩上的座椅也在人群之上搖晃著；還有騎著馬的人跌落下來。當中國騎士身穿寬鬆服飾，騎著鬃毛飛揚的蒙古馬經過時，那真是一幅如詩如畫的景象。 商店鱗次櫛比，中國城區內人人都是商販，誰會真的不做生意呢？在天津，特別蓬勃發展的是毛毯產業。這些由駱駝毛製成的毛毯銷往全中國，各種尺寸，從床單大小到大型室內地毯。最新的款式大約是每件五十至六十銀圓（約相當於一百至一百二十馬克）。織品多半被染成藍色與白色，樣式大多是具有藝術風味的直線裝飾圖案。人們開心地將目光停留在令人感到溫暖的地毯上，感受簡單清晰的線條的美感，只是那上頭堆積著灰塵，而且聞起來有駱駝味。 毯子是在簡陋、狹窄的中國工廠內加工製成的，這就意味著它們並不是機器製品，而是地道的手工製品。一個立在牆邊的竹製外框對應著毯子的大小，竹框內伸張著許多管子，編織工人坐在狹窄的板凳上，板凳能夠依織品作業的進度向上移動——這項工作由底部開始，隨著毛毯編織工作的進行，板凳也會向上升高。每位工人的上方都有不同顏色的毛線球，他們把毛線編到竹框既有的管子裡，並在上頭打個結，再用左手控制剪刀，小心翼翼地把結上多餘的線剪掉。一整張毯子便是在無數的聯結與切割過程中完成的。在框架的後方，每位工人都有一張帶有毛毯圖案樣式的草圖，他們可以透過管子看見這張圖。在編織過程中要如何完成草圖上所指示的樣式，還真是一個謎題。整個製作過程單調得令人吃驚，若不是中國人高超的工藝技巧和特別能將技藝落到實處的耐性，原物料不可能變成完美的成品。這實現本身就是一件值得驚嘆的事。為了完成這麼一件地毯，他們身上的唯一工具只有那隻老舊生鏽的剪刀，就靠著這把剪刀，作品迅速地在手邊呈現。若想要完成一張能覆蓋整間房間的大地毯，需要四個編織工人全力以赴工作二十天左右。 有位織工住在寺院裡的一間偏房裡，如果他想要去工廠上工，就必須穿過寺院的廳院。廳院裡的石頭基座上擺著一個神聖的萬花筒，其銅製外觀已因年代變得黯淡，旁邊站著幾位操作萬花筒的男士，通過三個玻璃洞你可以看到萬花筒的內部。說書人（義大利文，指經營劇院或音樂演奏廳之人）站在一旁擺弄著響鈴，一邊換圖片，一邊吟唱（中世紀到1830年左右，在全歐洲旅遊的吟遊詩人，其詩歌帶有戲劇般的內容），說明圖片上的故事[8]。中國名人的照片也可以找到，例如李鴻章與大學士們立於宮廷之上的合影。在一些色彩斑斕的圖片上，畫著什麼戰役，上頭甚至有神祇出現於天空當中，揮舞著長劍加入戰事。最後還有一件可通過文字隱約說明的事。一群男童聚集在萬花筒旁竊笑著，這些青年想要教育自己（雖然他們似乎已經具備完整的預備知識了），在這開放的世界上，講求的不外乎就是經驗與教訓。 有條滿是皮草商店的街道。大件毛皮會掛在牆上，而小一點的則存放在抽屜里。貂皮製成的袋子掛在屋檐的鉤子上，像是一長串香腸。這些皮草商人都是體形發福的先生，樂於服務但帶著點威嚴。他們像是其他並不真正需要這些東西的人一般，漫不經心地兜售著這些商品。這類事業充分滋養著中國土地上的男人。中國的每一件冬季服飾，只要你看得到的，都會縫上一件毛皮作為綴飾，中國人喜歡用高級的皮草來展現自身的價值，因此，價格不會比較低廉。不過還是比家中裁縫師定做的冬季大衣便宜。西伯利亞的毛皮都會被送到天津，鄰近區域的自然也不例外。比如滿洲或蒙古降雪冬季里的動物毛皮。滿洲的雪貂、西伯利亞草原犬以及松鼠皮毛都會被保留。中國女人愛極了松鼠毛，把它置於衣物的外領，因為，柔軟的西伯利亞灰適合她們的黃皮膚，同時，柔軟輕撫頸項可讓人很舒適。如果弄到一件棕色的皮草，很可能是被染過色的。雪貂皮純白無瑕，掛在牆上等候路過的國王[9]。 彩繪泥偶是天津的另一個特產。這是孩子的玩具，各種造型普通並不優美的泥偶，都陳列在街頭商販的籃子裡，而要找質地較好的就只能去店家的商鋪里。街道後方的穹頂前，有人在分送「燒酒」，這是一種米制的烈酒，在天津被大量地釀製，因為香氣甜美濃郁，整個中國城區都能看得到它們的身影。穿過櫃檯之後，會經過一些用來裝燒酒的陶罐，之後，會進入到裡頭的一個房間。這裡有些架子被放在牆邊，並用紙板包裹著，就像是放文件的紙箱一般，上頭的蓋子全部都被稍稍打開了，裡頭可是有著迷你的繽紛世界。 把泥巴弄成人形，倒是格外地讓人覺得舒適。根據《聖經》提到的，泥巴與人之間確實有著某種聯繫和相似性。這些泥塑的人形是如此精確，除了蠟之外應該沒有其他的材料可以做得到。但即使是帶著各種色彩的蠟像，也還是難掩蠟原本就有的沉沉死氣。泥偶表面被塗上了色彩，雖然你可以通過色彩得到繽紛的生命氣息，但只是極具真實性的表象而已。在我們的雕塑品里，也曾經試過彩繪泥偶的方式，甚至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也沒有輕視這種做法，但若想在藝術上精進，還是得用石頭來賦予其形態，似乎只有如此才能實現偉大的藝術家之夢。 對藝術的靈感而言，泥巴遠遠不夠，只是在打發時間，這是一種與生命進行遊玩的方式。中國的藝術並沒有偉大的夢想，它還依附在泥土之上，從來不敢試著從生命中脫離，或者說，對我們而言，理想主義的旅程走得太遠而消逝了，最後變成了中國式的，此時，唯有現實主義的領域才能為人們領悟。而今，中國藝術成為模仿真實之物的優異的手工藝品，手工藝品因其精確性、技巧、品位，以及在可見之物中能夠獲得再生的生命力而成為藝術。天津的泥偶乃是中國現實主義藝術的最高展現[10]。 泥塑的人形吐露著生命的氣息，在豐富且令人愉悅的色彩中展現出藝術的光彩，許多泥塑因此被戲院收藏。這當中有身著明朝古老黑色服飾的皇帝與諸侯，姿態上帶有一種藝術上的細緻感，這意味著他們其實是身著皇帝與諸侯服飾的演員。這些來看戲的人，帶著殉道般的熱情支持著這些泥彩人物。許多泥塑把腿擺成跨著大步的跳躍姿態。有個場景是這麼呈現的：三位婦女圍坐著一張桌子，在一張紙面前低著頭，像是在寫一封信。幻想也會推動著這個場景，你也可以想像有個婦女正笑著逗弄一隻蟾蜍。出於個人的偏好藝術家也雕了幾位妓女。作為一位簡樸的手工藝者，他在泥塑中忠實表達了他生命中不可能被滿足的渴望，這些珠光寶氣、裙裾擺搖、有著迷人風采的中國女子，就像是畫中的人物一般。這位藝術家忠實地複製了她們，甚至精細到下唇的彩妝。有時候她們也會組成團體，有一個張著嘴唱歌，其他則用纖細的手撫弄著曼陀鈴的琴弦。此外，也能夠看到街道上的景象，一個跟孩子玩遊戲的婦人；一副心滿意足神情在地上爬行的嬰孩；在門柵前徘徊的老婦人；坐在椅子上抽著菸斗的老人；一個男人清晨起床到門前凝視，向著天空伸出手臂，因肥胖胸前的衣物都撐了開來。得了麻風病渾身痛苦的乞丐，則被以直截了當的自然主義風格呈現，甚至連兔唇都沒有被忘記，在唇的裂隙露出了牙齒的光澤。 令人遺憾的是，這些泥雕塑幾乎不可能運回歐洲，它們真的是太容易碎裂了。即使是極有技巧地放在棉布里，用絲綢布料包裝好，還是免不了有一部分碎裂，而且一個全身泥人比半身泥人更貴卻更不好帶。個別的部位需要小心翼翼地編上號碼，免得在打開時有人被換了頭，張冠李戴。 中國人民波濤洶湧的生活痕跡，年復一年地被打到岸上，然後保存在遍布一整條街的古玩店裡，就像是在歐洲一樣。中國人從前就很懂判斷，哪些物件更與眾不同、更美，更勝於那些迄今為止只是憂鬱地承載往昔記憶的殘餘碎片。收集往日遺留之物——古董因此成為中國的傳統，延續至今。 中國人自己會在古董店裡買東西，通常都非比尋常的昂貴，比如瓷器。中國的瓷器買家乃是深諳此道的行家和狂熱的收藏家。真正好的古老瓷器很少被發現，如果沒有特殊門道的話，最棒的舊瓷器幾乎都不會示人。一旦出現在市場上，馬上就會被有錢的美國人以令人咋舌的價格橫掃掉。英國人和法國人也是古董瓷器愛好者，唯獨德國人對此興趣不大。中國瓷器中一些重要的藏品，已經被前北京使節馮·布郎特先生（Herr V.Brandt）和上海領事史都培博士（Dr.Stuebel）收入囊中。約一百年前，中國的瓷器產業已趨於沒落，舊瓷器上深沉又發亮的著色技術已經失傳，只有所謂的「官窯」還能提供幾件（事實上這全都是家庭加工廠燒制的）。官窯是為宮廷服務的，他們的產品之所以民間有買賣的，是因為這些商品在運往北京的途中遭竊，或者索性直接從宮廷里流出來。若有幸能遇到一件「官窯」碗，就可能會創出一個罪惡的天價，因為，這隻碗上有隻五個爪子的龍，顯然這是皇帝個人的專屬用品。有些中國人偏愛的銅器也不便宜，價格只能由買賣雙方自己去談。中國人家裡都有香案，因此，香爐需求特別多，可選擇性也大，這亦屬合理。一般而言，香爐就是個帶著精緻尾巴的碗狀物，底下有四隻直立的腳，表面多半都是光滑的，而且帶有龍或鳳凰的圖樣（我們傳說中的鳳凰似乎是來自中國），或者整隻香爐就是一隻鳥的形狀，它用一隻腳站著，而爐煙從它的背上緩緩升起。 交易雙方通常由物件的老舊程度，以及製成的材質來評斷價格。有價值的畫作很搶手，畫作多半是掛軸的形式。買賣雙方很少去評斷畫作在藝術上是否完美無瑕。畫在紙上的會比較便宜，畫在絲綢上的則比較昂貴。藝術品價格並不會被明示出來，歐洲買家必須用自己的眼睛去確認。中國的掛軸足以跟日本舉世知名的掛物相提並論。在動物的表現上，中國藝術家與日本藝術家相比，顯然有所不同（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不畫馬）。在中國的畫作上，動物們並沒有生命力，形態上也往往不正確：一隻在樹下端坐的貓，完全就是一隻不雅致的動物。而日本人則畫得比較細緻，色彩上也更加耀眼。中國人小心翼翼地作畫，繪色時的愉悅讓畫作呈現出沉靜的色調，由此與日本繪畫相區分。這當然不是藝術上的規則，一旦某個不老實的賣方拿出一件被大量複製且價格低廉的日本畫作來冒充中國畫作，這樣的區分標準也難以確立。 小型手工藝品的數量多到難以估計。中國人是鼻煙的愛好者，各種鼻煙壺藝術品占據著重要的比例。他們不是把菸草放在罐子裡帶在身上，而是放進一個小型的煙壺裡。這類煙壺成百上千地在市面上流通，材質則包含石頭、水晶、玻璃與陶瓷等，上面帶有少量的繪圖，甚至鑲上各式各樣的裝飾品。還有些用來供小型花卉使用的迷你花瓶，在數量與花樣上也不遑多讓。各式工藝品都被雜亂地擺放在古玩店的玻璃箱內，如果你仔細往裡瞧，可以發現最驚人的物品——陶瓷做的文房四寶。此外還有保存墨水的盒子、化妝盒、只有一個盤子的天平、鴉片燈、保存在絲絨盒子裡的牛角大鏡框、鍍銀的菸斗、用來標示中國人地位的藍色或紅色水晶紐扣、鑲有銀色寶石的耳環與手環、玻璃制的骰子用碗、上頭印有龍的銅幣或銀幣、金屬燭台、錫制茶壺、絲綢剪、象牙制的骨牌、古老的玩具玩偶等等。還有手爐，冬天時，街頭商人可以把手擺在上頭取暖，蓋子上帶著小孔的銅製罐子，以化石雕琢的小尊神偶也會見到；甚至還會看到一把留有血跡、砍殺了著名韃靼將領的軍刀。 天津是一座名副其實的中國大城市。旅館的餐廳和茶樓，最被綁著辮子的吃客所推崇。依照習俗，中國農曆初六是人們歡慶的日子，在天津的吉秋章、「約瑟夫」或是「拜爾」飯館——這些都是最棒的中國餐館，沒有任何一間包廂是空的。老老少少圍坐在一起，盡情享用餐點。當燒酒的酒瓶被端上來時，食客們便開始划起拳來。中國這門手指上的技藝，與義大利人的如出一轍。人們可能會因此猜測，這種猜拳遊戲是通過馬可·波羅帶到中國的，或是某位自中國返回義大利的水手帶回去的。兩位玩家同時把手指頭伸出，兩個人依照順序把伸出的手指頭數量講出來。這時中國人並不賭錢，而是為了儘快營造氣氛。一旦有人講對了數字，另一個人就必須把杯子裡的燒酒一飲而盡。誰要是玩上一個小時這種劃酒拳的遊戲，便會很開心地理解整個過程。 為了助興，也會有女歌手從隔壁的房子裡過來——這讓人聯想到西洋古典時期的習慣。這些少女們坐在窄板凳上，撥弄著琴弦開始引吭高唱。休息時，她們會在桌子間穿行並替客人端酒。天津的美貌女子，有來自廣東的福州的，也有來自北京的。在北京的中國女性（不是滿洲的）會把自己的腳給弄殘，廣東的女子則多數不會這麼做。中國的禮俗給這種被弄殘的小腳高度評價，稱此為「三寸金蓮」。歐洲人對這種金蓮無法理解，相反，只有忽略這雙腳時，才能感受到中國女子的魅力，雖然這並不容易，但卻帶著我們的善意。 高挑修長的北京少女，要比南方矮胖體態的廣東女子來得更加美麗動人。廣東少女的頭髮平貼在頭上，綁著馬尾辮；北京的髮型則有許多變化：頭髮會被兩分，然後優雅地包圍著女性的頭部，這個造型與20世紀初在歐洲流行的髮型略有相似。當有慶典又適逢戲台唱戲時，這些北京少女們會戴著巨大的髮髻，或者可以說是一座搖晃著的高聳髮髻山。由於那巨大的頭飾，少女們的小臉蛋也俏皮地笑開了花。先前提到過，從髮型可以區分中國不同區域女子的主要特徵。在比較大的城市裡，女子會依年齡的差異而將頭髮梳出不同的樣式。天津的女性偏愛那種不討人喜歡的流行風潮：她們把頭髮梳成後方突起的樣子，就像是船一樣。 這些女子所唱的歌，對我們而言實在是不太悅耳。但是，一些中國朋友卻可以辨識出其中的差異。在吃飯時表演的，哪些是來自北京，哪些又是來自天津；北京的可以讓人聽出來自首都的藝術感，而天津只是個省——行家並不會忽略這些。在有些桌子旁，服務由年輕男性代勞，他們同樣略施粉脂，也熟稔歌唱與演奏。這些替代女子表演，並與她們在同一屋檐下成長的男孩們，也構成了天津獨特面貌的一部分，而且是能夠區分出南北中國的另一個獨特之處。 戲台下面座無虛席。天津的演員可以說是這塊土地上最優秀的。不久前，在德國租界有間劇院開張，那在天津可是個大事件。因為第一次在天津的戲院裡可以看到女性角色不是由男性而是由女性扮演。一開始戲院並不想這麼做，因為中國人對舞台上出現女性這事有著很深的成見。一日，劇院經理從英國馬房那兒租來好幾輛敞篷的四人座馬車，並讓他的劇院公主們坐上馬車，沿著交通擁擠的大沽街遊行。這樣的宣傳有了效果，反應非常熱烈，甚至熱烈得過頭了，如今每晚在售票口都有觀眾大打出手。 劇院大堂的位子銷售一空，沒有任何一張空椅。在包廂內則坐著身穿昂貴服飾、黑髮上戴著珍珠鏈子的女士。在蓋有白色桌巾的桌子上擺著各式小甜點：果子、小餅乾、瓜子，以及吃起來味道像榛果的蓮子。舞台亮著，兩座煤氣燈負責照明。舞台上先出現一位身穿明朝服飾的王侯，正與一名年老的皇帝對話。這皇帝垂涎王侯的女兒，想要娶她入宮，這位王侯確信，皇帝的願望對他來說就是命令。但王侯女兒對這樣的親事毫不重視，而且非常不開心，顯然，老皇帝對這位年輕少女而言毫無吸引力。 王侯的女兒是由第一女伶飾演的。這位女演員完全不會讓人感到厭惡。她身著一套盛裝，化著濃濃的妝，手臂用顏料塗成了紅色。說話時，她的聲音令人感到舒暢，可惜她唱的比說的多，這是因為中國戲劇的風格需要吟唱。聽眾專注地聆聽著，當女伶唱到特別高的音時，觀眾們便喝彩，就跟我們扮演英雄的男高音，在詠嘆調里唱到高音C時一樣。而隨著音符的延續，觀眾們不斷地喊出「好！好！」的喝彩聲。「Hau」就是好的意思，而「Hau-hau」是說兩遍，是中國式的喝彩方法。 在進行完一段困難的表演之後，慵懶地坐在舞台上的服務人員走到女伶旁邊，拿出一隻鐵壺替她倒上一杯溫水。女伶轉身背對觀眾，用寬大的衣袖遮住臉之後飲用，以免破壞了戲中的印象。之後她轉身繼續演出，服務生則把水壺拿回後方的桌子上，桌子旁邊坐著負責音樂的樂手。負責伴奏的五個人中，有三個負責演奏曼陀鈴，其餘兩個則負責刺耳的中國弦樂。拉弦的兩人之中，有一個還一邊抽著菸斗；演奏曼陀鈴的一人則吃著葡萄，還把皮吐到舞台的另一邊。此時，戲中的父親不管女兒的苦苦哀求，執意進行他的聯姻計劃。年輕的女孩情緒變得益發黯淡，連髮型都需要換一下配合她的心情，於是劇場的造型師上前來，幫她把頭髮解開，然後，弄上一個新的髮髻，一個屬於破碎之心的髮髻。 場景與場景接續著，但卻沒有關聯性。人們幾乎會有這樣的印象，這裡上演的只是不同戲劇中的片段。這位即將嫁給老皇帝、令人深感同情的小姐似乎已經沒有戲了，現在出場的是一位帶著笛子並宣稱有意要殺掉某人的年輕男性。至於他是否為了這個目的而弄來這支笛子就不得而知了。之後，一張椅子被擺到了桌子上。如果再有張墊子被放到椅子上的話，就是皇帝即將出場了；如果只是在桌子上擺椅子的話，待會兒出現的就是神明。左右護法帶著燃燒的燈籠出場，燈籠上畫著波浪線。這樣的神燈意味著這位神明是負責管理水的，能在河流與大海中展現神威。所有這些與神明和皇帝有關的場景，都屬於英雄劇目的一種，也是中國戲劇里最乏味無聊的一種。當一位先生坐在椅子上開始喊叫時，並非意味著戲劇的結束，因為他無法決定自己是否要離開。他有時候會站起來，然後又坐下去，沒有其他的動作。而中國人就是會這麼做，就像是他們在一間歐洲公司里為了一次商談而坐下時一樣。這位水神在桌子上的椅子上登基為王，唱了一段快半個小時的獨角戲。當他離場時，桌子也被移開了，為了騰出空間給之後表演的一對年輕陶瓷工人和女子。 這位陶工肩上背著工具，踏著舞步出現，之後他在一件陶器旁邊蹲下並開始敲打。另一位年輕女子則在他周圍閒蕩，說著魅惑的言語，並一而再地從水煙里噴出煙霧。這位陶工回應著她，因此有了一段很有趣的長對話。年輕男子把菸斗從女子那裡拿過來放在嘴裡，不過他並沒有吸出煙來，而是拚命往裡頭吹。女子大聲笑他笨拙，接著她也想做陶土，便抓起了工具。但是，她不知道要如何跟工具打交道。這次換陶工笑了，這位女子生起氣來，想要離開。男子請求她留下，並用手臂抱住了她，不讓她走。女子掙脫了，很快消失不見。這位陶工繼續回到工作上。心中的怒火讓他敲打得更加用力，於是把陶罐都給敲成了碎片。這幕短劇演得歡樂又優雅。 在這齣喜劇里沒有嚇人的演唱，演員的聲音都是自然發出的，可以聽得很清楚。彼此間的對話都很完整（像是索福克里斯[11]的悲劇里某些生動的段落一般）。音樂經常會穿插出現，並吹奏出詩歌的節韻。樂團用木笛強化效果，其喇叭般的聲響清楚標示著相同韻腳的片段。這齣戲劇在音樂各段落中被演出，並以符合音樂段落的方式被演員吟誦。而音樂會不斷喚起主導整場戲的節奏和韻律。藉由這樣的方式，這場戲具有了某種漂浮感，也產生了特殊的細緻優雅。 表演最後以大型合舞告終，劇團的所有演員都參與。鼓聲響起，鑼聲也急迫地接連而來。女孩子們穿插而入，揮舞著長矛劍戟。在這場美妙的群舞中，有兩個人脫離開來，彼此對舞。每一個都拿著長矛對準對方，還兀自繞著自己旋轉；之後，越來越多對舞者出現。舞蹈的節奏出奇的快，矛跟劍也熱情地翻飛著。這些女孩真是技藝高超，沒有一個人碰觸到對方或對方的武器上。一組舞者跳完之後，便會停留在請求喝彩的姿勢里，二人將右手舉起，手臂向上彎曲，觀賞廳內隨即爆出「好！好！」的歡呼聲。這場舞真是美麗又火熱，連歐洲人也融入在這個「好！好！」的氣氛中。 當「矛與劍的打鬥」在舞台上進行時，舞台後方劇務人員放置了一座折起來的高大屏風。演出結束時，這座屏風就會被展開，上頭是表示劇終的圖像，最上方又是坐在皇位上的水神，如今他已經成佛了。在他旁邊跪著兩個張開雙手祈求幫助的孩子，就像是基督聖像畫裡頭的天使。屏風左側及右側畫著比真人還要大的神像。這件飾品被許多燈籠照亮，佛底下是一個神桌，吐著畫上去的火焰。一個由紙板製成的動物祭品躺在上頭，突然間動了起來，在死亡的抽搐下繞著圈。觀眾則呼喊著「好！好！」 * * * [1] 白河又稱北運河，是流經北京市東郊和天津的一條河流，為海河的支流。幹流通州至天津，也即京杭大運河的北段。古稱白河、沽水和潞河。 [2] 義和團事件發生當時，中國人攻擊天津，所有的歐洲人都攜家帶眷逃進這座市政廳。在那幾天，它證明了自己是座堅固的城堡。 [3] 查理·喬治·戈登，英國陸軍少將，因在中國指揮僱傭「常勝軍」協助李鴻章及劉銘傳淮軍與太平軍作戰，獲得兩宮太后封為提督、賞穿黃馬褂而得到「中國人戈登」之綽號。英國賜之「巴斯勳章」，後將其調至蘇丹任總督，人稱「戈登—帕夏」，最後於任內爆發的馬赫迪戰爭中陣亡。 [4] 德璀琳（Gustav von Detring，1842—1913），英籍德國人，一八六四年進中國海關為四等幫辦，後升至稅務司職。一八七八年北洋大臣李鴻章向總署舉薦時任天津海關稅務司的德璀琳，協助英國人羅伯特·赫爾特興辦華洋書信局（管理海關、各使館郵件，兼收民信），並在天津、北京、上海、牛莊、登州等地試行，此為近代中國郵政事業的肇始。一八八〇年李鴻章為北洋水師修造大沽船塢，委派德璀琳為總辦，負責船塢「鳩工庀材」諸事宜。隨後，他又向旅順工程局推薦了漢納根、瑞乃爾等一批德國技術人才，任旅順船塢工程師和炮台教練，幫助建設旅順基地。一八八四年二月，德璀琳改任廣東海關稅務司，得到了李鴻章的信任和更大範圍的重用。 [5] 道明會，又譯為多米尼克修會，正式名稱為「宣道兄弟會」，是天主教托缽修會的主要派別之一。會士均披黑色斗篷，因此被稱為「黑衣修士」，以區別於方濟會的「灰衣修士」和聖衣會的「白衣修士」。道明會強調聖母馬利亞親授之《玫瑰經》，並加以推廣，現今已是天主教徒最普遍傳誦之經文。 [6] 施普雷河是條流經德國薩克森自由州、布蘭登堡、柏林和捷克烏斯季州的河流，哈弗爾河的左支流，之後匯入易北河，注入北海。全長403公里，流域面積1萬平方公里。發源於勞西茨山北麓，向北流經寬闊的沼澤，形成多個湖泊，在柏林施潘道區匯入哈韋爾河，春季為洪水期。 [7] 國立北洋大學，簡稱北洋大學、北洋，初名北洋大學堂，是1895年10月洋務運動的代表人物、時任津海關道盛宣懷上奏光緒皇帝得到批准在天津建立的大學，是中國近代第一所官辦高等學府，校訓為實事求是。1912年，更名為北洋大學校，次年更名國立北洋大學。1917年，北洋大學法科併入北京大學。 [8] 這裡指中國的皮影戲。 [9] 歐洲君主制國家的加冕禮服，是一種形似大斗篷的皮草類禮儀服飾，通常會用到雪貂皮。 [10] 應指泥人張。 [11] 索福克里斯，古希臘劇作家，古希臘悲劇的代表人物之一，和埃斯庫羅斯、歐里庇得斯並稱古希臘三大悲劇詩人，他的第一部作品比埃斯庫羅斯要晚，但略早於歐里庇得斯。他大致生活於雅典奴隸主民主制的全盛時期，在悲劇創作領域相當高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