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歐洲革命 · 第12章
反對派與內閣的談判
七月王朝和政府似乎沒有對迪朗咖啡館的決議有所警惕。革命者仍然在暗中活動——沒有人料到，他們即將登上歷史舞台。在卡米耶·亞森特·奧迪隆·巴羅先生及其友人看來，十二區的宴會雖然是一場議會外的示威活動，但保留了議會代表。根據法律規定，示威活動只能由中產階級和國民自衛軍參與，而無產階級不設代表。反對派和政府部門皆無意發動一場真正的戰爭，只是期望小規模的戰鬥或者一種在數秒內即可平息的決鬥。卡米耶·亞森特·奧迪隆·巴羅先生寫道：「這次活動證明我們信心十足。大臣們親自委派了兩個親信，即莫爾尼伯爵夏爾·奧古斯特·路易·約瑟夫·迪莫里·德·莫爾尼和盧多維克·維泰來就宴會計劃和我們達成共識。」
莫爾尼伯爵夏爾·奧古斯特·路易·約瑟夫·迪莫里·德·莫爾尼不久後將在法蘭西第二帝國的政壇上扮演重要角色，此時是法蘭西國王路易-腓力一世最忠實的追隨者之一。1811年10月23日，莫爾尼伯爵夏爾·奧古斯特·路易·約瑟夫·迪莫里·德·莫爾尼出生於巴黎。成為政客前，莫爾尼伯爵夏爾·奧古斯特·路易·約瑟夫·迪莫里·德·莫爾尼是一名傑出的騎兵部隊的軍官，曾在非洲立下顯赫戰功，頗得奧爾良公爵斐迪南·菲利普·路易·夏爾·埃里克·羅薩利諾·德·奧爾良器重。莫爾尼伯爵夏爾·奧古斯特·路易·約瑟夫·迪莫里·德·莫爾尼不僅曾在戰報中多次受到表揚，而且因救了卡米耶·阿方斯·特雷澤爾將軍一命而被授予勳章。1838年，莫爾尼伯爵夏爾·奧古斯特·路易·約瑟夫·迪莫里·德·莫爾尼辭去了自己的軍官職務。從1842年至七月王朝瓦解，莫爾尼伯爵夏爾·奧古斯特·路易·約瑟夫·迪莫里·德·莫爾尼一直擔任多姆山省的議員。莫爾尼伯爵夏爾·奧古斯特·路易·約瑟夫·迪莫里·德·莫爾尼雖然由於追隨弗朗索瓦·皮埃爾·紀堯姆·基佐，一直站在保守派之列，但仍然希望政府部門能夠贊成穩妥的改革方案，並且在1848年1月1日發表於《兩個世界》的一篇文章中表達過這一願景。莫爾尼伯爵夏爾·奧古斯特·路易·約瑟夫·迪莫里·德·莫爾尼善於調解、彬彬有禮、沉著冷靜，似乎是讓反對派和內閣達成共識的最佳人選。反對派在迪朗咖啡館舉行聚會當天，即1848年2月19日，莫爾尼伯爵夏爾·奧古斯特·路易·約瑟夫·迪莫里·德·莫爾尼和盧多維克·維泰作為內閣代表與反對派代表弗朗索瓦·讓·萊昂·德·馬勒維爾先生、普羅斯珀·迪韋吉耶·德·豪蘭和貝爾熱進行了談判。最終，莫爾尼伯爵夏爾·奧古斯特·路易·約瑟夫·迪莫里·德·莫爾尼等五位代表簽訂了一份主張避免一切衝突的文件。這份文件聲明，訴訟問題是法律問題，而政府則應同意允許犯罪行為達到某種嚴重程度以便在法律上核實犯罪者的罪行。因此，在罪犯不出庭而被治安法官宣判定罪的情況下，可以提請最高法院進行判決。莫爾尼伯爵夏爾·奧古斯特·路易·約瑟夫·迪莫里·德·莫爾尼等五位代表愛國守法、明智可靠，一致同意以下條款：
卡米耶·阿方斯·特雷澤爾
「反對派代表應盡一切可能防止秩序混亂。反對派成員到達宴會現場後，警務專員會發出警告反對派成員已經違反了禁止令。然而，即使如此，反對派成員也會和平地進入宴會現場——這一點非常重要，不僅尊重集會權，而且尊重政府執法者。反對派成員落座後，警務專員會要求集會解散並且以此坐實違法事實。警務專員還會列舉布瓦塞爾先生或任何其他人的違法事實。如果集會不自行解散，那麼警務專員將不得不使用武力迫使其解散。
「對於警監的命令，卡米耶·亞森特·奧迪隆·巴羅先生應通過簡短講話予以回應，聲稱自己將保留集會的權利和抗議政府濫用權力的行為，宣布希望該問題得到合法裁決，引導下議院和平解散。卡米耶·亞森特·奧迪隆·巴羅先生會宣稱解散下議院的做法是屈服於武力並且告知集會者，任何對官員的反抗或侮辱行為會完全改變事件性質，導致反對派的最終目標無法達成。莫爾尼伯爵夏爾·奧古斯特·路易·約瑟夫·迪莫里·德·莫爾尼等五位代表一致同意反對派不能發表任何反對政府和大多數官員的言論——總之，無論如何，反對派成員都不會讓自己的集會看起來像是一場不顧及政府的法令而舉行的宴會。
「卡米耶·亞森特·奧迪隆·巴羅先生髮言時，反對派代表們要以身作則，保持安靜並且聲明目標已經達成和解決問題只有一種途徑，以免沒有參會之人衝動行事。」
莫爾尼伯爵夏爾·奧古斯特·路易·約瑟夫·迪莫里·德·莫爾尼等五位代表急於保留保守派和反對派雙方的尊嚴，承諾只在各自政黨的官方報刊，比如《辯論報》《保守報》《立憲報》《世紀報》和《國民報》上發揮影響力，防止挑撥或諷刺性文章侵害讀者思想。反對派的態度看起來溫和又不失尊嚴，雖然沒有控訴政府的無能，但同樣沒有後退一步。此外，由於對權利運用適度，人們都相信反對派會遵守諾言，即採取司法手段解決問題。「最後，反對派代表們承諾，在最高法院做出裁決前，他們不會資助、主持或鼓勵任何在巴黎或其他地方舉行被當局禁止的宴會活動，也不因政府可能採取的防止他人組織集會的手段而攻擊政府。」
卡米耶·亞森特·奧迪隆·巴羅先生當時對情形的估計非常樂觀，並且在回憶錄中寫道：「在目前的興奮狀態下，反對派和多數派都希望一切皆可按計劃進行。然而，必須承認的是，這種想法還是太過天真。總之，從談判中可以看出，大臣們絲毫不僅沒有因反對派的集會而感到擔憂，而且沒有料到這場示威活動會演變成革命。」可以肯定的是，這種緊張狀態得到了真正的緩解。雖然和解的文件尚未公開，但它的意義已經廣為人知——反對派和多數黨兩個陣營都為此歡欣鼓舞。1848年2月19日夜晚，在自己的宅邸內，土耳其大使舉辦了一場盛大的舞會。在這場舞會上，托克維爾子爵亞歷克西斯·夏爾-亨利-莫里斯·克萊爾遇見了普羅斯珀·迪韋吉耶·德·豪蘭。「真有勇氣，親愛的夥計，」托克維爾子爵亞歷克西斯·夏爾-亨利-莫里斯·克萊爾對普羅斯珀·迪韋吉耶·德·豪蘭說道，「你在玩一場危險的遊戲。」普羅斯珀·迪韋吉耶·德·豪蘭毫無畏懼地回答道：「一切都會因此而變得很好。此外，無論如何，我們都必須承擔一些風險。法蘭西如果不經歷類似磨礪，那麼不會擁有自由政府。」
1848年2月20日，莫爾尼伯爵夏爾·奧古斯特·路易·約瑟夫·迪莫里·德·莫爾尼等五位代表將簽署完畢的文件提交給內閣會議並且得到了批准。內閣會議結束後，夏爾·瑪利·塔內吉·迪沙泰爾伯爵去拜訪了奧爾良公爵夫人海倫·路易絲·伊麗莎白。奧爾良公爵夫人海倫·路易絲·伊麗莎白對談判結果感到非常滿意，並且慶幸法蘭西國王路易-腓力一世沒有製造障礙。
保羅·讓·皮埃爾·索澤先生認為這份文件意義重大，寫道：「這不僅僅是一個宏大的場面，也不僅僅是向主導時代的法律表達敬意。一方面，政府有著強有力的組織和對軍隊的控制，而另一方面，反對派在煽動人民的熱情等事情上具備道德優勢。政府和反對派聚在法官面前，將國內兩股最強勢力的爭端提交給了在體制中地位最低的代表手中。」引用了保羅·讓·皮埃爾·索澤先生著作《二月革命中的議會代表》中的文章後，安德烈·瑪利·讓·雅克·迪潘先生補充道：「保羅·讓·皮埃爾·索澤先生的話都是空話！我和保羅·讓·皮埃爾·索澤先生的觀點相反。我認為，這次談判的本質是反對派和內閣對原則的背棄——二者都沒有完全說服彼此堅定地站在正確的方向。因此，我們之前預想到的事情終究還是可能會發生。這份文件使原本可以避免的情況變得更加複雜了。」然而，強烈批判這份文件的安德烈·瑪利·讓·雅克·迪潘先生起初可是協議的熱烈支持者。弗朗索瓦·皮埃爾·紀堯姆·基佐寫道：「這份文件不僅得到了國王的批准，而且讓整個王室和保守派都十分滿意。得知談判結果後，安德烈·瑪利·讓·雅克·迪潘先生向米歇爾·皮埃爾·亞歷克西斯·埃貝爾先生表示誠摯祝賀。安德烈·瑪利·讓·雅克·迪潘先生表示，如果政府要有所行動，那麼他會自願作為檢察長，親自代表政府發言，在上訴法院面前捍衛政府的權利。」
政府認為，起訴只是一個依靠地方法院便可解決的司法問題。弗朗索瓦·皮埃爾·紀堯姆·基佐說道：「雖然地方法官有些拘謹，但一切現象都表明他們對合法性的看法與政府一致。此外，反對派中最溫和派已經有放棄抗議的跡象。因此，我們有希望和平解決這場危機。」就內閣和反對派在1848年2月19日制訂的計劃，後來成為臨時政府的一員的加米爾-帕熱斯先生評論道：「我們即將向世界展示一個宏大的場面，即全體人民奮起捍衛自身權利，維護法律尊嚴，雄心勃勃又從容不迫。我們將冷靜地運用民眾的力量，避免引起騷亂，維護主權威嚴，完美實現偉大的政治信仰。」顯然，這種結果會令人非常滿意——反對派沒有幻想過更大的勝利。加米爾-帕熱斯先生認為和自己持同一立場之人會對改革感到滿意。然而，共和黨中的行動派人士的想法與加米爾-帕熱斯先生大不相同——行動派期望的是推翻君主政體，而不是得到和平合法的解決方案。
與此同時，內閣仍然相信1948年2月22日的宴會只會是一種把戲。夏爾·瑪利·塔內吉·迪沙泰爾伯爵認為，事情已經到此為止了。然而，1848年2月20日22時，夏爾·瑪利·塔內吉·迪沙泰爾伯爵得到了反對派刊物表示拒絕談判結果的消息。夏爾·瑪利·塔內吉·迪沙泰爾伯爵雖然起初不願相信，但一小時後，即要在1848年2月21日刊出的文章被送至他面前時，也不得不接受這一事實。因此，夏爾·瑪利·塔內吉·迪沙泰爾伯爵認為，實際上，反對派首領沒有掌握黨派實權。悄然登場的革命者即將讓政局改頭換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