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歐洲革命 · 第11章

宴會計劃 雖然支持內閣的多數黨成員有所減少，但人數仍然十分可觀。反對派雖然在下議院中失敗了，但不願就此屈服，而是發誓要在外報復。起初，反對派內部就採納何種抗議形式一事存在分歧，即應該全體放棄議會席位還是參加巴黎十二區[1]籌備的宴會。1848年2月13日上午，未來的臨時政府成員阿方斯·瑪利·路易·普拉·德·拉馬丁先生對反對派成員說道：「你們如果已經準備好了進行革命，那麼可以舉行宴會。然而，舉行宴會時，如果你們還沒有做好革命的準備，那麼暴亂便會出現——這不是我想要的結果。」在馬德萊娜廣場的迪朗咖啡館，全體反對派成員齊聚一堂。反對派成員否決了阿方斯·瑪利·路易·普拉·德·拉馬丁先生關於放棄議會席位的提議，採納了宴會計劃。因此，在這場反對派成員的聚會上，瑪利·約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爾先生三緘其口。從迪朗咖啡館出來時，瑪利·約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爾先生對雷米薩伯爵夏爾·弗朗索瓦·瑪利說道：「你的想法完全合理——全體辭職是唯一明智的做法。政府有八萬名士兵。所有戰略措施都已經準備好了。」雷米薩伯爵夏爾·弗朗索瓦·瑪利答道：「您本應該堅持這一觀點。」 議會外的騷亂被平息了，反對派開始將堅決維護集會權利作為其原則。1848年2月15日，政府機關報紙《辯論雜誌》刊登了一篇文章，評論道：「對反對派成員來說，在議會休會期間舉行六十次宴會仍然不足夠。舉行六十次宴會意味著巴黎的每一個街區都要舉行宴會，並且會在宴會上設立講壇以便在夜晚回應議會。學生們要有自己的宴會！山嶽派人和共產黨人也要有自己的宴會——如果權利是絕對的，那麼人人都應享有權利。」1848年2月15日的《辯論雜誌》還評論道：「七月革命伊始，法蘭西毫無法律可言。國民自衛軍關閉了俱樂部，在門上貼上了『禁止進入』的封條。難道所有的集會，即無論是什麼性質的集會都必須被允許繼續下去嗎？就這一問題，我們想問問從事工業和商業活動的人，那些在家營業的個體戶，以及那些不認為為抵抗暴亂而露宿街頭是世界上最偉大之事的人的看法。」一向樂觀的政府開始變得不那麼平靜了。1848年2月15日的《辯論雜誌》指出：「實際上，在議會外建立起另一個論壇時，上議院的貴族和下議院的議員是在簽署自己的辭職信。上議院的貴族們和下議院的議員們的所作所為就是為壓迫做準備——這種壓迫不僅針對他們，而且同樣針對我們；不僅針對少數派成員，而且同樣針對多數派成員！在歷史的篇章還沒有翻開，即未來之事還未寫成歷史的時刻——正是此刻——在這血淋淋的歷史教訓中，那些不是敵人的人怎可如此無怨無悔地說出這番話，怎麼可能如此不明是非？俱樂部、沒完沒了的宴會、街頭論壇和人們在公共廣場的集會上制定的法規等事物都是在摧毀《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利！這是壓迫和暴政！殘忍而血腥的手會捂住自由的嘴！」 然而，十二區的這場宴會仍然成功舉行了。反對派成員希望這場宴會保持低調、不冒犯他人。這場宴會雖然會為左派中心人物增添榮耀，但不利於共和黨。這場宴會是一場司法裁決式的宴會，不僅能提出關於權利的問題，而且會將每個有爭議的因素排除在議題外，一定能讓反對派成員滿意。反對派成員打算在私人住宅中，而不是在公共場所舉辦這場宴會。這場宴會的參加者不應超過一千位，不應該發出任何吶喊——尤其是「改革萬歲」等吶喊！反對派成員告訴自己，暴動只會鞏固搖搖欲墜的制度，而合法抗議不僅足以推翻內閣，而且會保證改革的勝利。卡米耶·亞森特·奧迪隆·巴羅先生站在法學家的立場，而不是從革命的角度，對形勢做出了判斷。在卡米耶·亞森特·奧迪隆·巴羅先生看來，這場宴會應該只是一個可以被用來平靜地討論案件的審議庭。為了儘可能遠離民眾，不僅宴會時間不應被選在假日，而且宴會地點應該被選在人煙稀少之地。起初，反對派成員的計劃是在周日於聖馬爾索的郊區舉辦這場宴會並且將票價定為三法郎。卡米耶·亞森特·奧迪隆·巴羅先生及其友人認為，反對派成員的這個計劃太過民主。因此，最終，反對派成員設法將這場宴會定在1848年2月22日於一個偏僻的街區舉辦，並且將票價定為六法郎。這場宴會的地點是尼托特先生名下的一棟空房子。尼托特先生的這棟空房子位於埃托伊爾城堡附近的柴洛特，所在的街道是凡爾賽舍曼街。後來，凡爾賽舍曼街被改稱為宴會大街。此外，經過協商，賓客名單應由一個專門的委員會擬定。在回憶錄中，卡米耶·亞森特·奧迪隆·巴羅先生寫道：「加爾涅－帕熱斯先生拒絕亞歷山大·奧古斯特·勒德律-洛蘭先生及其擁護者入場。」由於沒有人希望看到左派中心人物舉行遊行示威，將共和黨人排除在宴會外就顯得十分必要。 由於各方各執己見和出於謹慎考慮，反對派成員決定將整個宴會計劃交給那些曾投票給修正案、支持改革——尤其是想知道能否恢復以團體身份出席宴會的議員去另一場聚會上商議。 1848年2月19日，在迪朗咖啡館的一個房間裡，反對派成員舉行了一場聚會。卡米耶·亞森特·奧迪隆·巴羅先生早已明白，保持示威的秘密性與和平性著實不易——或許，他還感受到了民眾浪潮的興起。法盧伯爵弗雷德里克-阿爾弗雷德-皮埃爾表示，主持這場聚會時，卡米耶·亞森特·奧迪隆·巴羅先生暴躁而沮喪。在一陣騷亂中，有人說道：「真是令人難以置信——在需要做出可能是生命中最嚴肅的決斷時，我們卻不能心平氣和地商議。」擁護君主政體的人的一番話給了某些思維更加敏銳的奧爾良主義者一些啟示。正如法盧伯爵弗雷德里克-阿爾弗雷德-皮埃爾觀察到的，皮埃爾-安托萬·貝里耶先生雖然不會出言反對，但同樣不會有違背社會的根本利益的舉動。法盧伯爵弗雷德里克-阿爾弗雷德-皮埃爾說道：「社會的根本利益岌岌可危時，皮埃爾-安托萬·貝里耶先生就像自己掌握著王冠和權力一樣，誠懇、熱烈地為王室進行了辯護。」法盧伯爵弗雷德里克-阿爾弗雷德-皮埃爾始終認為示威活動有危險性，努力試圖證明反對派正在將自己置於即將崩潰的境地。 阿方斯·瑪利·路易·普拉·德·拉馬丁先生心中生出一絲猶豫。「這場危機很嚴重，」阿方斯·瑪利·路易·普拉·德·拉馬丁先生說道，「形勢非常緊急。對那些為了國家而肩負重任、勇往直前的人來說，危險是巨大的——先生們，和前面的發言者相比，我更相信這一點。雖然看不到這一點並非是盲目的，但對你們隱瞞這一點無疑是軟弱的表現……我們所處的形勢如何？在政府的挑釁下，我們被夾在恥辱和危險之間。恥辱！先生們，也許我們足夠偉大和慷慨，可以接受這種恥辱——我認為自己可以接受這種恥辱。你也認為自己有能力接受這種恥辱嗎？是的！我們接受的是恥辱，而不是我們為之負責的人民或士兵的鮮血。這是我們國家的恥辱！是憲法事業的恥辱！是國家的權利與形象的恥辱！不！不！不！我們不應該，也不能接受這種恥辱——無論是出於良知還是榮譽，我們都不能接受。」阿方斯·瑪利·路易·普拉·德·拉馬丁先生是《沉思集》和《若瑟蘭》的作者，擁有陰鬱的性格，卻使用了最激烈的煽動性的語言。「我們應該回到我們的部門，」阿方斯·瑪利·路易·普拉·德·拉馬丁先生喊道，「告訴我們的選民『這是我們從法律的戰場上給你們帶回來的，也是你們贈予我們的東西，即《憲法》的殘骸和你們的自由理念的廢墟，以及取代國家權力的內閣專制！』我們把法蘭西的脖子放在了內閣成員的腳下！不！不！這是不可能的！我們不應該再做隨從了！我們不再是一個人了！我們應該即刻遞出我們的辭呈，消除和抹去我們在公眾心中的惡劣形象。」 阿方斯·瑪利·路易·普拉·德·拉馬丁先生雖然又發表了一長串更具煽動性的長篇大論，但否認了對革命的渴望。結束演講時，阿方斯·瑪利·路易·普拉·德·拉馬丁先生說道：「先生們，讓我們從容不迫地發言——此刻，我們正需要從容。讓我們清楚地知道我們將為法蘭西帶來什麼。這是一場煽動性演講嗎？不！這是一場革命嗎？不！願上帝延緩我們的國家發生革命的時間！那麼，我們的演講意味著什麼？我認為，這場演講意味著我們對一個偉大的國家和民族的法律的信任。」阿方斯·瑪利·路易·普拉·德·拉馬丁先生的演講幾乎征服了所有聽眾。這場宴會舉辦的時間被定在1848年2月22日，而出席這場宴會的人會在1848年2月22日10時集合，列隊行進。 由於不願在迪朗咖啡館的聚會上表態，瑪利·約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爾先生不太可能成為未來的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的部長。用法盧伯爵弗雷德里克-阿爾弗雷德-皮埃爾的話說，瑪利·約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爾先生有能不缺席卻不在場、不當總司令卻能檢閱部隊的本事。瑪利·約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爾先生一直待在聚會的房間門口，注視著一切進展。聽到激烈的言論時，瑪利·約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爾先生雖然會通過點頭或打手勢表示贊同，但一言不發。聚會結束後，瑪利·約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爾先生與賴訥維爾先生和法盧伯爵弗雷德里克-阿爾弗雷德-皮埃爾一起離開了迪朗咖啡館。「對我們剛才的所見所聞，你有沒有感到驚慌？」法盧伯爵弗雷德里克-阿爾弗雷德-皮埃爾問瑪利·約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爾先生。「沒有——完全沒有。」瑪利·約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爾先生回答道。法盧伯爵弗雷德里克-阿爾弗雷德-皮埃爾又說道：「然而，這情形看起來很像革命的前夜。」瑪利·約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爾先生輕快地聳了聳肩，用最坦率無憂的口吻答道：「革命！一場革命！人們雖然可以很容易看出革命的苗頭，但不了解政府，也不清楚政府的力量。然而，我了解政府——政府的力量比任何一場可能發生的暴亂要強大十倍。我的朋友伊斯利公爵托馬·羅貝爾·比若麾下有數千名士兵。我可以保證，一切都很安穩。很抱歉，我要坦率地告訴你——希望我的坦率不會傷害到你——復辟的波旁王朝的再次傾覆是因為愚蠢，沒有其他原因。我向你保證，我們不會重蹈覆轍。國民自衛軍會給弗朗索瓦·皮埃爾·紀堯姆·基佐一個很好的教訓。由於聽覺十分敏銳，國王一定會及時聽到理性和投降的聲音。」說完這番話，瑪利·約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爾先生便離開了。在賴訥維爾先生的陪同下，法盧伯爵弗雷德里克-阿爾弗雷德-皮埃爾繼續向前走，反覆說道：「總之，瑪利·約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爾先生可能是對的。國王和內閣成員已經準備好了為自己辯護。沒有人敢攻擊國王和內閣成員。」 伊斯利公爵托馬·羅貝爾·比若 1848年2月19日的英雄非阿方斯·瑪利·路易·普拉·德·拉馬丁先生莫屬。1848年2月20日，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阿方斯·瑪利·路易·普拉·德·拉馬丁先生寫道：「1848年2月19日，反對派成員們舉行了一場聚會。與此同時，軍營里的士氣十分低迷。剛剛與君主制的擁護者們達成了合作的皮埃爾-安托萬·貝里耶先生髮表了精彩的演講。演講結束後，皮埃爾-安托萬·貝里耶先生離開了。由於被懇求對皮埃爾-安托萬·貝里耶先生的演講做出回應，我發表了二十分鐘的即興演講。我的演講如同燎原之火——實際上，我的微薄之言從未產生過這種效果。與我的這篇即興演講相比，你之前曾讀過的我的作品只是糖與蜂蜜而已。」阿方斯·瑪利·路易·普拉·德·拉馬丁先生很快便寫下了那篇令他引以為傲的演講稿。最終，阿方斯·瑪利·路易·普拉·德·拉馬丁先生將自己的演講稿收錄進了《1848年革命史》一書並且在書中評論道：「阿方斯·瑪利·路易·普拉·德·拉馬丁先生多少有些相信運氣。在國家的和平與人類的福祉尚未塵埃落定之際，唯有謹慎才是值得依靠的美德。阿方斯·瑪利·路易·普拉·德·拉馬丁先生誘惑了上帝和人民並且因此而自責不已——實際上，在政治生涯中，唯有此事令他良心不安。阿方斯·瑪利·路易·普拉·德·拉馬丁先生不曾試圖淡化此事給自己或他人造成的影響——將上帝留給政治家的責任推卸給上帝是一種嚴重的錯誤和對上帝的公然挑釁。阿方斯·瑪利·路易·普拉·德·拉馬丁先生這位聰明人從不反抗命運——他會預見並且藐視命運。」這段對阿方斯·瑪利·路易·普拉·德·拉馬丁先生的評價不僅有點奇怪，而且出人意料。實際上，寫書時，阿方斯·瑪利·路易·普拉·德·拉馬丁先生從不自稱「我」，而是會使用第三人稱。阿方斯·瑪利·路易·普拉·德·拉馬丁先生以自己的著作、演講和行動對1848年的二月革命做出了無可比擬的貢獻。 註解： [1]　巴黎十二區，巴黎的二十個區之一，位於塞納河右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