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大恐慌 · 結論

大恐慌產生自對「盜匪」的恐懼，而這種恐懼又可以由1789年法國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環境得到解釋。 在舊制度下，乞討是鄉村地區的一大禍害。從1788年開始，失業和生活成本高漲加劇了這一弊端。饑荒引起的無數騷動，進一步惡化了社會秩序。政治危機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因為它使得民情激憤，讓整個法國動盪不安。乞丐、流浪漢、騷亂分子，到處都被指責為「盜匪」。莊稼收穫季節，不安和焦慮時時刻刻都在醞釀。收穫季成了一個令人生畏的時期，地方性的警報因此激增。 在莊稼收穫開始以後，由於第三等級同王權支持下的貴族階級之間的衝突，在好幾個省份，饑荒引發的騷亂帶上了一種社會衝突性質，並突然轉化為內戰。巴黎的起義和試圖將盜匪從首都及各大城市驅逐出去的防範措施，將對盜匪的恐懼普遍化了。另一方面，民眾也在憂心忡忡地等待失敗的貴族攜外國軍隊而至，對第三等級進行報復。根本沒有人懷疑，貴族已經收買了所謂的盜匪為他們效勞。於是，在經濟危機，加上政治和社會危機的共同作用下，大恐慌深入人心，地方性的警報傳遍整個王國。但是，對盜匪的恐慌是一種普遍的現象，而大恐慌卻不是這樣，把二者混為一談是錯誤的。 在大恐慌的產生過程中，沒有任何陰謀的跡象。如果說對流浪漢的恐懼並非空穴來風，那麼，所謂為貴族效勞的盜匪就是一個幽靈。毫無疑問，革命派也協助了喚醒這個幽靈，但他們沒有惡意。革命派傳播關於貴族陰謀的謠言，因為他們相信這是真的。只是他們過分誇大了它的重要性：只有宮廷曾計劃通過政變推翻第三等級，可悲的是無力將之付諸實施。但是，革命派不願犯輕視對手的錯誤，一旦革命派以為他們的對手也有旗鼓相當的毅力和決心，便不無理由擔心出現最糟糕的局面。而且，為了把各個城市拉入自己的陣營，革命派還用不著發動大恐慌。市政革命和武裝民眾，在大恐慌之前就發生了，這是最有力的證據。至於城市和鄉村的那些在資產階級背後蠢蠢欲動的窮人，他們絕望的暴動以及革命事業因此受到的損害，只能引起資產階級的憂慮。革命派的敵人譴責革命派煽惑窮人推翻舊政權，以便建立新秩序取而代之，本在情理之中；而革命派譴責貴族涉嫌煽動無政府狀態，以防止資產階級奪權，也一樣順理成章。此外，對盜匪的恐懼為武裝民眾同時無須明目張胆地反對王權，提供了一個絕佳的藉口，這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國王本人在圖謀反對國民議會的時候，不也打著同樣的旗號？特別是就農民而言，資產階級並無任何興趣看到他們以反叛來推翻領主制度，而制憲議會也將很快顯示它對待農民反叛的審慎態度。但是，再說一遍，即便承認國民議會的態度完全相反，它也無須訴諸大恐慌：農民反叛很早之前就已經開始。 但是，我們決不能認為，大恐慌對大革命的進程毫無影響，或者用哲學家的話來說，認為大恐慌只是一種次生現象。恐慌立即引起了激烈的反應，在其中，大革命的好戰激情第一次展現出來，民族團結也獲得了自我表現和鞏固的良機。此外，這種反應——尤其在鄉村地區——轉而反對貴族。大恐慌促使農民聚集在一起，讓他們意識到自身力量的強大，推翻封建制度的攻勢獲得了新的支援。因此，大恐慌值得我們關注的地方，不僅在於它奇特而富有戲劇性的特徵：它還為8月4日之夜鋪平了道路，[1]因此，它堪稱我國歷史最重要的一個階段。 註解： [1]　8月4日之夜是制憲議會制定反封建法令開始之日，因會議徹夜進行而得名。會上提出的廢除貴族狩獵、鴿舍、兔囿、免稅等特權和教會什一稅的提案後來陸續形成法令，通稱「八月法令」。——譯者注